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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稱外國政府干預中國內部事務 目的是圍堵中國
keenyw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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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婆向包子報告:發現全世界正在包圍中國,趕快舉手投降!哈哈】 當時明月在 • 43m 林鄭月娥稱外國政府干預中國內部事務 目的是圍堵中國 正在海南出席博鰲論壇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央視專訪時表示,西方媒體及外國政府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和批評,目的是要圍堵中國。林鄭月娥表示,早前很用心反駁西方的批評,但後來發覺他們有偏見且另有目的,難以改變想法,因為外國政府還能忍受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但現時強大起來,他們心裏便不舒服,要找藉口說中國不尊重人權自由。但她指,仍要繼續反駁外國的批評,同時要用加大力度做好本身的事。她表示,立法會正在審理完善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工作,希望在5月底前通過法律,其後開始籌備一場公平公正的選舉,只要候選人符合「愛國者治港」,歡迎不同意見及立場的人士進入立法會。 2021-04-20 10:52:03 https://t.me/rthk_new_c/162924 52 32 #2 當時明月在 #cn# #3 當時明月在 #ng# #4 神經病患者 • 41m #cn# 非洲真係有好多盟友 唔駛扮喎 21 0 4 #5 Sead_Hajrovic • 41m 鄧小平說,應該講這樣幾句話,就是: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外國政府都係尊重鄧小平嘅教誨啫#hehe#dog#hehe#dog#hehe#dog#haha#dog#haha#dog#haha#dog 102 0 3 #6 53歲(破產) • 41m 香港幾時追隨戰娘外交? 7 0 1 #7 發夢見到 • 40m 習習加速.gif 3 0 1 #8 Narita_Brian #hoho#lm2 #9 DeadAir • 40m 咁多阿非拉國家仲話少#yup#lm2 https://www.instagram.com/p/CN348g5rGBq/?igshid=1qv38nbhyfs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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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tengsu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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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示威“遍地開花”:中國港澳辦要求家長“領孩子回家” 迴避出動解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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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版權EPAImage caption港澳辦持續在出動解放軍問題上避而不談。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抗議再次引發連場警民衝突後,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重提要在香港實施“國民教育”,但對會否出動解放軍的問題仍然避而不談。香港網民星期一(8月5日)發動罷工、罷市、罷課“三罷”之際,以年青人為主的示威者在多區罷工集會地點附近,再次與警方爆發警民衝突,警方逮捕148人,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形容是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史無前例”的暴力事件。港澳辦星期二(6日)召開“媒體吹風會”時,以“觸目驚心”來形容示威者,要求香港家長“把他們充滿莫名憤怒的孩子領回家”,又稱“反對派逼迫林鄭月娥辭職的圖謀絕對不會得逞”。發言人還形容九龍尖沙咀再次有人把中國國旗拆下投海是“囂張至極”、“喪心病狂”。這是繼7月29日之後,港澳辦再次針對香港局勢召開專門記者會。政治學者對BBC中文記者分析說,二次記者會之言論顯示北京仍是嚴重不了解矛盾本質,其說法仍在火上澆油,無助於緩解緊張局勢。雖然港澳辦絕口不提會否派出解放軍處理香港局勢,但在“吹風會”舉行之際,廣東深圳警方舉行大規模防暴演練,模擬對付身穿黑衣、戴上口罩與頭盔的示威者,被香港輿論和中國大陸網民視為大陸當局為越境鎮壓“反送中”示威作準備。政團“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批評北京一方面迴避出兵問題,一方面卻發布解放軍駐香港部隊與深圳公安之鎮壓示威演練消息。他對BBC中文評論說,北京政府該承擔政治責任,要求港府“撤回”修例。香港示威“遍地開花” 罷工、集會後警民衝突再現中國港澳辦記者會:滅火還是定心丸?香港示威浪潮中的撐警派:“警察執法沒問題”香港公務員罕見集會聲援抗議者政治中立原則成爭議中國贊特朗普香港“騷亂”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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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發起罷工、罷課、罷市“三罷”行動之際,示威者與警察在多處地點衝突。港澳辦都怎麼說?星期一“三罷”行動前後,香港多處地點先有示威者所稱之“不合作運動”,多條港鐵線路於上班尖峰時間因示威者阻撓乘客上下車而停運,也有主要道路因示威者架設路障堵塞而癱瘓。香港警務處星期二表示,148名被捕人員當中,年齡最小的13歲,最大63歲。他們分別涉嫌非法集結、襲警、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香港警方還指出,6月9日以來,警方累計發射催淚彈1000枚,但星期一單日即已發射800枚。港澳辦發言人楊光在北京稱,香港示威“已經演化為極端暴力行為”,“嚴重觸犯了法律,公然挑戰國家尊嚴”,並稱“香港當前事態已嚴重打擊了國際投資者的信心”。楊光說:“香港局勢發展到今天這個嚴峻地步,擺在所有香港市民面前的急迫任務十分明確,就是一句話:止暴治亂,恢復秩序。”楊光要求香港市民“要像急匆匆趕往上班地點的工薪族一樣,向那些把住地鐵車門,阻止列車行駛的破壞分子發出怒吼;要像慈愛的阿媽一樣,把自己充滿莫名憤怒的孩子領回家,並心疼地數落一下。”“不管是誰,也不管打著什麼旗號,犯法就是犯法,暴力就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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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版權BBC NEWS CHINESEImage caption港澳辦稱堵塞鐵路等“不合作運動”為“犯罪行為”。另一位港澳辦發言人徐露穎在回應記者提問時說,連場抗議顯示“香港青年的國民教育確實存在問題”,“熱愛祖國應當是他們上的開學第一課”,香港學校教育、家庭教育“都要有正確的引導”,但並未進一步說明具體要求或提出任何相關政策。不過她還說:“反對派搞的這場所謂的不合作運動,所謂的'三罷',根本不是什麼正常訴求表達,而是極端的暴力犯罪行為,是嚴重破壞公共秩序和利益的犯罪行為,是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侵犯國家尊嚴的犯罪行為。他們的目的是想搞亂香港,他們的目的是想禍害香港,他們的目的是想毀掉香港。”獲邀出席這次“吹風會”的記者不止一次追問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有否要求北京出動解放軍協助鎮壓示威,或是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否行使權力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楊光發言讚揚解放軍之可靠,但持續迴避出兵問題。“我在澳大利亞,但感覺受到中國學生審查”香港抗議:“不合作運動”在爭議中進行香港中產示威者的自白:“我有樓,但更要自由”駐港部隊司令員譴責暴力為港警助力香港抗議持續中國對軍隊介入有何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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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示威者:我們為何衝擊立法會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對BBC中文記者說:“要是現在經歷了這麼多事,它(港澳辦)還是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教育體制,甚至於是家庭教育問題,拒絕認識到這是個基本政治價值衝突問題,那我想它對香港情況的不了解還真挺嚴重。”“我也看不到現在重新推出國民教育可以解決問題,可能會引起新一波(社會)運動。”2012年,特區政府提出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中小學必修科,引發“親共洗腦”質疑,並演變成群眾運動。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最終於10月宣布擱置實施相關課程大綱,爭議暫告平息。當時作為中學生領導“反國教”抗議而涉足政治舞台的黃之鋒對BBC中文記者說:“現在這場抗爭('反送中')是從(二戰後)嬰兒潮到'千禧後'都全面參與,根本就不是有國民教育與否的問題,而是香港人對北京已經失去全面信心。”對港澳辦提出“國民教育”問題,黃之鋒並不感到意外。他同時認為,香港民眾各次爭取民主運動的“對口單位”,實際上都是中國國務院,而非林鄭月娥,因此港澳辦主動召開記者會回應香港事務有其需要。馬嶽認為港澳辦兩次記者會,其言論脫離實際情況,同時在“扣帽子”,結果不但未能拉近北京與示威者的距離,更是火上澆油。日本藤素 日本騰素 印度必利勁 萬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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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出兵問題,馬嶽認為港澳辦之短期政策尚算清晰——即“相信香港警察的處理能力”。“我相信他們的評估是,一旦真的派出解放軍平亂,或者是宣布戒嚴,那國際社會就會覺得'一國兩制'真的要完蛋了。現階段它並不打算這麼做。”港澳辦有哪些“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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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版權AFPImage caption美國政界要求特朗普政府在對港彈藥銷售上設限。港澳辦在記者會上再次批評“反中亂港分子”給示威者“幕後撐腰”,又稱星期一的“不合作運動”是對港府“實施極限施壓”,用詞與近期外交部和商務部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中美貿易爭端上之表現一致。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就此追問北京對“外部敵對勢力介入香港事務”到底有何證據。楊光稱可以從公開報導中找尋“證據”和“線索”,其中包括美國國務院於3月21日發表《2019 年〈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評定香港“一國兩制”倒退;3月下旬美國副總統彭斯與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會見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及莫乃光三位“反對派的頭面人物”,以及6月份佩洛西稱“香港的遊行示威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等。佩洛西星期二就香港局勢發表新一份聲明,讚揚香港示威者在“不願尊重法治或信守'一國兩制'承諾的懦弱政府”面前展示了勇氣,民主共和兩黨與香港群眾團結一致,重申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向香港警隊銷售彈藥與人群管理器材,又將於國會復會後推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立法工作。這部法案一旦通過,華府將可依此對侵害香港人權者實施制裁措施。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隨即發表聲明,批評佩洛西言論“極端錯誤”,是“公然支持暴力抗法分子,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我們再次正告美方有關政客,立即停止與香港暴力違法分子狼狽為奸,立即停止推動有關涉港議案,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否則必將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唾棄。”楊光也點名時任英國外相亨特要求香港調查6月12日立法會衝突,作為其“證據”之一。美國前駐港總領事:北京應在對港事務上“退一步”逃犯條例:危機下的香港國際地位是否會喪失逃犯條例爭議之後香港商業地位面臨重估中國官方還有哪些表態?在“媒體吹風會”召開前,中共三個輿論陣地再次就香港事態發表評論,強調香港“經不起折騰”。《人民日報》星期二刊登頭版評論員文章,指責示威者“試圖以極端行為脅迫特區政府,甚至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底線”,“醉翁之意不在酒”,重申北京中央堅決支持林鄭月娥與香港警方,並“堅決支持愛國愛港人士捍衛香港法治和社會秩序的行動”。《人民日報海外版》頭版專欄〈望海樓〉文章則呼應林鄭月娥於星期��記者會上提出之經濟危機論調稱:“接連不斷的暴力違法活動也使得香港的營商環境、營商信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長此下去,勢必傷及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元氣,並對社會各階層的切身利益帶來損害。希望廣大香港市民深思和警醒。”《環球時報》社評則質疑星期一的“三罷”行動“主動參加的人很少”,又把示威者形容為“暴徒”,指責示威者堵塞港鐵等“不合作運動”是“赤裸裸的對整個城市的劫持”。“他們不再掩飾不惜毀掉這座城市的凶相,他們彷彿日本藤素 日本騰素 印度必利勁 萬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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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素藥局 威而鋼 壯陽藥 春藥 持久液在說,如果達不到政治目的,那麼他們寧願讓整個香港為自己墊背……堅決擊退他們對法治這一香港核心價值的戮害,就是捍衛所有港人的家園。”示威者作何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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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版權AFPImage caption主持這場"民間記者會"的示威者強調他們並非“大台”。在京港官方嚴厲批評聲中,一直強調“無領袖、無組織”,奉行所謂“無大台(沒有司令台發號司令)”原則的示威者召開了一場“民間記者會”。三名沒有透露真實身份的示威者稱,此舉旨在給前線示威者提供發言平台,抗衡政府宣傳。他們質疑近期香港經濟不景氣是源於外圍因素,否定特區政府認為與“反送中”示威有關之說法,同時稱不會呼籲任何人升級抗爭行動。但對於出動解放軍鎮壓問題,化名“陳先生”的示威者說:“相信香港市民和抗爭者都會be water(已故武打明星李小龍之言,意指靈活、無形),知道之後該怎麼做——我們會回家睡覺。”對於示威者現在該如何調整策略,馬嶽對BBC中文記者舉例說:“罷工是沒理由只罷一天。是否會有其他罷工?還有在警方加強抓捕與武力之下,前線還要不要衝擊?”馬嶽認為“民意很難觸摸”,但“大台”明顯不會再出現,6月16日20萬人遊行也難以再現,但各場零散集會均有數以萬計群眾支持,說明市民還是認為撤回修法等訴求未得到回應。然而在過去一個星期,政府“放任警民衝突”,許多抗爭者都認識到走上街頭的風險增大,他們得面對此問題。不過這並不代表特區政府能在民意上獲勝。黃之鋒認為,香港抗爭者每次都會總結經驗,調整政策,繼續爭取民意支持。“我對香港的抗爭者有信心,大家都會經一事長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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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henry ·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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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香港抗爭一年後 記者、救護員、社工的精神創傷
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8月初發表了1份最新研究發現,超過1萬1千名自願參與網上問卷調查的香港人中,4成出現中度至高度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超過7成中度到嚴重抑鬱,有3成6的受訪者同時出現2種病徵。
反修例抗爭1年後,香港人的精神健康已亮起紅燈。特別是在抗爭現場的「中間人」—記者、義務救護員、社工,他們身在烽火中忙於紀錄歷史、救人、調停警民暴力衝突,但他們自身壓抑的情緒如何渲洩?
「記者,是不是要走?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去年11月中,香港警隊出動大批警力包圍理工大學,強力「清剿」據守校園內的抗爭者。警方宣布「沒有記協證」(按:指香港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的記者有可能被控最高刑期10年的《暴動罪》。達明(化名)無奈下忍著傷痛離開,在排隊登記離去時,示威者的一句請求,他到今天仍然記得。
線記者 中立與感情拉扯
「我必須承認自己的『黑暗面』:最後我還是懼怕被控《暴動罪》。」達明說,有人期望記者與示威者同行,同時紀錄歷史。但達明認為這說法是侮��抗爭者。因此過去一年裡,他一直在「同情抗爭者」和「保持客觀」二種價值裡拉扯掙扎。
達明原本是一名文字記者,經歷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他希望自己能夠在香港的「大時代」裡,以攝影記者身分紀錄歷史,因此在去年的抗爭期間,從一間「黃色」(按:指立場傾向示威者)的網媒,轉向號稱「中立」的一間主流媒體工作。在理大事件中,這間「中立」的媒體禁止記者到現場採訪,達明只好藉助一張獨立網媒的記者證,這也意味著一旦警察不承認這張記者證,他就會被逮捕。幾經思考,他只能選擇離場。
去年6月起,達明開始關注反修例運動,經歷3個月的抗爭,他腦海不斷浮現抗爭的畫面,他憶述6月12日包圍立法會的情景,下午3時突如其來的「行動升級」,卡在警察與抗爭者之間的他,匆忙從地上撿起一個黃頭盔戴上,一邊拍照一邊逃,逃到盡頭,他拿下黃頭盔,有一種「好似從軍,大難不死」的感覺。
其實達明前一天晚上已經在現場,在警察面前聽了教徒唱了一整天的《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基督教詩歌《唱哈利路亞讚美主》),這群自發集結的抗爭者,希望藉著宗教聖歌轉化抗爭現場氣氛,情操動人,但作用有限。時隔一年,達明受訪時說出藏了一年的祕密:「我不能再聽這首詩歌,一聽便會憶起(去年)6月12日的慘況。」
記者雖然是社會運動的「旁觀者」,但在衝突現場仍不時遭警察火力波及。
驚悸現場火爆 身心抗拒採訪
到了11月,網民發起「黎明行動」的堵路抗爭,戰況愈趨激烈,達明整個11月都睡不好,在夢中依稀聽到催淚彈轟出來的聲音,每次出動採訪前,身體也不願赴現場:「那種抗拒除了身體的累,還有情緒的拉扯。作為香港人你不想(暴力事件)發生,但你知道當天一定會發生的。」
達明說,很難向外界訴說做為一位現場記者內心的恐懼,11月防暴警連發催淚彈,一聲比一聲響,「當時流傳11月放的催淚彈是大陸製的,每一發(催淚彈)都震撼人心,開槍聲比以往響;煙入肺後嗆不停。」達明曾經聽了一聲催淚彈的巨響後,嚇得目瞪口呆,腦海一片空白,他慢慢由後巷走到大街時,看到防暴警投手擲式催淚彈,前面一堆不畏懼的示威者在前方,「明明只有你一個攝影師,我應該去影(拍攝),但當時我停在大街呆了,不想拍攝。」
那段時間,達明日復一日看著抗爭現場的影像,甚至夢中都是這些畫面。「這根本是一個戰場。」達明說。
達明工作的公司,號稱「中立」,但他明顯感覺上司在修改稿件時淡化了抗爭溫度,連帶還有採訪期間不斷地「溫馨提示」等。達明直言這些「提示」,在那間新聞機構是日復日地「教化」新聞工作者,那種時刻要求記者保持公司要求的「中立」,更多的是干預新聞自由,抹去既定事實,而在運動殘餘的精神創傷未康復之時,上司的「教育」讓他的創傷不斷擴大。
6月開始,達明變得精神緊張。直至2020年7月前,港區《國安法》即將來臨,達明開始每天失眠,食欲不振,面頰愈見消瘦,腦海充滿悔疚,那首《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不斷在腦海盤旋。但公司立場依舊,曾有上司在會議室問他:「你如何看港區《國安法》?」其他同事已表示十分憂慮,上司卻反覆「安慰」:「你不用驚(害怕)的呀,你又不是政治人物。」完全無法同理達明和基層記者的恐懼,又或者仍在刻意淡化問題。
香港警察以水炮車鎮壓抗議群眾,使用的水呈現藍色,但成分不明。
義務救護員 悔疚與崩潰交纏
在槍林彈雨的抗爭現場,有人中了橡膠子彈、有人被正面噴射胡椒噴霧,更多的是吸入催淚彈後躺仰在地上無助叫喊的普通市民。一個個義務救護員(First Aid , FA)和時間賽跑搶救傷患。望海(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她6月開始投入運動,原本是前線抗爭者。直到8月,她敵不過內心的恐懼感,轉為FA,在抗爭路上拯救傷者。
目睹少女爆眼 鎮靜劑不離身
記者去年8月在現場採訪時,見到望海情緒高漲,當防暴警與群眾對峙,穿起FA螢光反光衣的望海高聲痛罵一大堆防暴警,萬綠叢中一點「黃」,巾幗不讓鬚眉。望海不諱言,當時轉為FA之前,已發現情緒出現問題,8月更加是爆發點,「我在6月9日與6月20日在立法會留守,只要回憶起前面的『手足』被捕,警察敲盾牌的聲音,潛意識也在抖震。」由6月開始,多場激戰,望海清楚警民雙方的暴力懸殊,內心時刻有被捕的畏懼。
「前線日積月累的暴力場面,對我來說已經有很大的陰影,直至8月11日在尖沙咀警署門外1名女FA被爆眼倒地,四周的人都大喊:『FA! FA!』我跟她擦身而過,腦海一片空白,反應不過來。」當時望海還是抗爭者,親眼目睹爆眼傷者倒地的場面,她頓了一頓之後不得不往尖沙咀方法逃跑,事後還是悔疚。
義務救護員有時也遭警察武力波及。圖為一名救護員高舉標語向警察抗議。
「就是爆眼少女事發的那一天,我轉了職。(轉做FA)。」
望海的正職是社工,她很清楚自身情緒問題的症狀。7月,她向「良心理政」求助,這是一群由心理、教育專家組成的社運團體。良心理政轉介她向家庭醫生求診,但她一直拖延,原因是自己身為社工,能夠看透一件事,但這和能夠覺醒又是二件事,「可能這就是社工的專業陷阱…而且,也覺得很多人比我更有需要。」
「為何射催淚彈?」「是否可以再多做一些?」望海內心反覆出現這些問題,自責不斷。
目睹爆眼少女倒地一幕之後,望海在街上經常無緣無故流眼淚,騎機車時又曾經無故失衡倒地。8月11日後,從早到下午淚流不停,她常自問:「為何眼淚流個不停?」
「我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望海苦笑說道。「對整個社會無力,為何不能夠改變,很多困惑、很多『為何?』」8月中旬望海終於向家庭醫生求助,醫生配了1個月分量的血清素和鎮靜劑給她,望海吃了血清素後,情緒平伏了不少,今年已停用血清素,但直至今年她出門仍然鎮靜劑不離身,以防無緣無故在公眾場所哭泣,場面尷尬。
街頭警民衝突的畫面,對當事人及旁觀者都可能造成嚴重創傷。
用手機看直播 也是另一種苦
家庭醫師治療望海時也不停做心理輔導,他建議望海抽離一下:「可以的話,嘗試一晚不要看電話(手機網路訊息)吧。」她曾經接受醫生建議,但還是禁不了手機「彈出來」的直播。
「看直播是很Guilty(罪惡感)的事,大家出去的時候,是應該出去,我難道在家中食花生(坐視旁觀)?」
望海有時會以「社工」的角色自我安慰:「其實每個人的承受程度都不同呀。」她憶述八月在紅磡土瓜灣抗爭現場,一場車禍意外讓她跛了腳,但她仍然堅持到現場。到了今年,她有時不在現場,在手機直播中眼看警方在現場拉起封鎖線濫捕市民。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港府更是一口氣取消12名民主派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再將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望海看著所有抗爭和政治新聞的直播,「這是另一種苦。」
望海不迴避香港的「壞新聞」,痛苦也甘心睜開眼看。踏入2020年,她說自己有一個「壞習慣」,就是看Facebook和IG的一年回顧,自己重看過去一年零碎的片斷。「我一想起理大,就會覺得香港人輸得好慘,當日輸了很多香港人的鬥志,憶起當日往事很感嘆。」
數個月的FA歲月中,她腦海不斷回顧受重傷的傷者,11月12日中文大學裡四處聽到呼天搶地的呼喊:「FA!有沒有FA?」她曾在理工大學替一位左眼皮裂開的少年包紮,最後他的左眼還是瞎了,永久失明。
腦內不斷重複抗爭、受傷的畫面,望海慨嘆這是熬人的記憶,「在現場顧到前又顧不到尾,那種感覺殘留在腦袋,為何不可以做多一些呢?好似很多時刻其實也不及時。」抗爭不及時,救援不及時,反抗不及時,望海內心混合抗爭者及救援的自責,在沒有盡頭的絕望政治環境,在現實生活中還要放下情緒去服務俗稱「藍絲」(政府支持者)的傷者,望海沒有逃避過去,反而想做個勇於擁抱悲傷的香港人。
「我覺得有這些創傷,才可以讓大家(香港人)一起向前,2019年的事一輩子很難忘記的。」望海堅定地說。
陣地社工 冷靜與憤怒之間
2019年至2020年的反修例運動裡,抗爭現場出現了一種以往沒有的「中間角色」:社工—或者他們自稱的「陣地社工」。這群社工堅持在現場疏導抗爭者的情緒,為他們提供人權的資訊,同時亦監察警察現場濫暴的行為。
陣地社工的角色經常受政府非議。去年11月,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彭潔玲在會上表示,現時無任何法例或與警方有任何協議,確保社工在非法集會的情景中,可進行什麼工作,即使是在安全和合法的情況下在旁支援,亦需向執法人員解釋並跟從其指示。換言之,政府帶頭否定社工在現場人道救援的角色,失去政府的肯定,理論上,社工就要和跟抗爭者一樣背負法律刑責,知名的陣地社工陳虹秀被控最高刑期10年的《暴動罪》;多名社工被控襲警罪。社工在進退失據的情況下,心驚膽戰地在現場堅持公義。
在現場奔馳半年的陣地社工「咪手」(手持擴音器、麥克風喊話的人)Jane(化名),由當初的不甘心,趕到現場協助抗爭者,半年來忍受警方辱罵「黑社工、×雞」,自責、痛苦、憤怒…百感交雜,至去年冬天精神崩潰,很長一段時間裡,她不敢看抗爭的新聞。
「每次出完(任務),都很憤怒,失眠很嚴重。有些畫面和聲音都會不斷在腦海重播。現在想起這些畫面,還是會心跳加速。」內斂的Jane說到自己的情緒時,以低沉的聲線回應。
調停警民衝突 自責未能及時
Jane有5年的社工經歷,她多次在反修例運動的衝突現場調停救援。烽火之間,她曾被催淚彈頭直射眼罩,在前線「開咪」(持麥克風喊話)調停警民衝突被辱罵,也陪伴被捕的年輕人。這些震撼的畫面和故事,讓她經常以淚洗面、失眠、胃痛,皮膚亦陸續出現問題,最後她被逼退下「火線」。本著服務大眾市民和守護公義的心,她走上街頭,卻走不出這些創傷的陰霾。
Jane說,她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在6月12日圍立法會出來,那天很多香港人賭上了自身安危。6月12日,她在金鐘一帶初嘗催淚彈滋味,混亂間瞥見無助的學生四處尋找失散朋友的影子。她忍著催淚氣體帶給她身體上的痛楚、抑壓著自己的情緒,以社工身分陪伴這些年輕人到安全的地方暫避。事後她開始反思社工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決定加入陣地社工,在前線負責調停警民衝突。
反修例運動至今持續不斷,抗議者在街頭遭警察強力逮捕的情景仍然經常可見。
仲夏衝突不止,且愈演愈烈。示威者趁著7月1日回歸紀念日舉行示威,下午衝擊立法會大樓。陣地社工團隊分了「兩更」,她被分配到凌晨時分才到現場支援。然而,事態發展迅速。未到凌晨,警方已在金鐘一帶用催淚彈驅散人群,示威者四散。Jane說:「當時心裡很不舒服,很自責,怪自己為何不早點出去,好像什麼都做不了的感覺。」這種情緒驅使她在沒有通知團隊的情況下,「偷偷地」獨自走到了立法會大樓附近觀察情況。她要親眼看見四周環境平靜,才願意離開。
這種自責的感覺讓Jane更希望可以「出隊」幫忙。然而反修例事件升溫,示威活動更見頻繁。8月31日,特種警察「速龍小隊」成員進入太子站,上演被認為「無差別」攻擊市民行動,一幕幕驚心動魄。「我記得8月31日我和數個同工(社工同行)在附近,看見直播,很崩潰,立刻哭了出來,出了事情但不能過去幫忙,這種感覺很不舒服。」
被催淚彈重擊 事後哭泣失眠
這渾身不舒服的感覺,驅使她幾乎每次堅持在現場支援。不擅言辭的Jane被安排擔任咪手角色,在警方與抗爭者之間拿著麥克風和喇叭廣播:「示威者正在離開,警方冷靜。」一字一句都需要小心翼翼,戰火中又要處變不驚,她說這個任務壓力很大。警方不時用「黑社工、假社工、唆擺(唆使、叫唆)大家出來、臭×」等言語辱罵她。Jane坦言,好幾次都按捺不住要回罵,但又要時刻提醒自己社工在現場的角色要保持中立。「當時情緒壓抑得很厲害,聽到這些話,其實正常反應是很憤怒,也很失望。」
這種需要兼顧日常工作和調停工作的生活,讓她累得不可開交。她經常感到很疲倦,記憶力也明顯變差,看見某些示威衝突,她會禁不住哭泣起來,但她沒有因此而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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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市民上街遊行反對特首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簡稱「緊急法」)通過《禁止蒙面規例》。她憶起自己當時身處在尖沙咀警署外,當時附近大多是義務救護員以及記者,但警方舉旗示意準備擲催淚彈。身邊社工、同工用麥克風對警方說:「這裡沒有示威者,不要亂擲催淚彈。」但還是有義務救護員在他們身邊被催淚彈射中受傷。
兵荒馬亂之際,Jane感受到眼罩被重擊,一顆催淚彈頭掉在地上。「那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力,我完全反應不過來。」旁邊的社工們看到同僚受傷都嚇呆了。一輛水炮車隨後駛至,她身旁的2名社工被直射,全身都是藍色催淚水。「那時候我很害怕,有種強烈的感覺,縱使有東西保護自己都無用,因為警察是針對著你(社工)。」
事發後她經常哭泣,情緒低落,也不能好好集中精神工作。她開始刻意迴避有關反修例運動的抗爭資訊,也會開始質疑作為社工所做的事是否能夠幫到社會。
面對破碎不堪的自己,Jane有種感覺:是不是到了該停下來的時候了?儘管之後她仍然希望支援抗爭前線,但在每次報名到現場當值的時候,身體總會出狀況。「想報名出隊或者出隊前一天,就有頭暈、發燒、胃痛或者渾身不舒服,導致不能出隊,已經發生了幾次。」心裡總是希望多做一點,但身體卻是「很誠實」地告訴她:「妳還沒有準備好。」
在1年多的抗爭運動中,Jane長期在冷靜與熱情之間拉扯,精神上傷痕累累。這種拉址,Jane坦言未能釋懷,事隔半年後,隨港區《國安法》的成立,示威活動漸漸減少,她的情緒和生活一步步重回正軌,但運動帶來的傷痛,Jane認為還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去撫平。
港人社會 心理與人道危機
2020反修例運動,催淚煙籠罩摩天大廈、響徹天邊的槍聲、警民衝突的互罵、火光沖天的街道,這些「非常」聲音和畫面讓港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情緒困擾,引發精神健康危機。社工長期情緒低落恐懼到前線工作、記者食欲不振和長期失眠,甚至有義務救護員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影響日常生活。這些社會運動非直接參與者在示威現場也身受其害。
臨床心理學家、良心理政召集人葉劍青和一眾心理學家,經網上表格和前線醫生及社工轉介,在去年6月到8月接收了約1千個因社會事件有情緒困擾的個案。他說香港的社會心理狀態很「差」,無疑正面臨「人道危機」。
根據調查,2019年社會動盪期間,每5名香港成年人就有1人疑似患上「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七成中度抑鬱 療程平撫情緒
今年8月初,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青年精神健康小組」發表了一項最新調查,小組透過1份網路問卷,調查訪問1萬1,493名香港人,4成受訪者出現中度至高度PTSD症狀,超過7成中度到嚴重抑鬱,有3成6的受訪者同時出現2種病徵。
香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年初公布一項研究發現,2019年社會動盪期間,每5名成人就有1人疑似患上抑鬱症或PTSD,其中呈PTSD症狀者比率由占領運動後1年的2.1%,增加至去年超過3成。
PTSD大多是源於直接經歷或親眼目睹驚人的事件所引發。常見的創傷事件包含死亡的威脅、嚴重的身體傷害或虐待等,甚至是得知親密的家人或朋友遭受創傷事件,間接影響下,也有可能引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導致回憶、惡夢、嚴重焦慮。
葉劍青指出,PTSD患者會經常會有相關的聲音和畫面的回閃(Flahbcak),影響睡眠素質和生活。由於創傷性事件是突然發生,例如在前線調停時有催淚彈射中身體、或記者採訪期間被水炮車射中,這些事件「打斷了正在發生的事情,衝擊著那個人,所以整個能量會儲存在身體中,讓人不能反應和釋放。」
有別於前線抗爭者和社會運動後援「和理非」(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者)的角色,運動的非直接參與者以一般人的方式參與一場社會運動,不少都會產生自責情緒。葉劍青說:「對於非直接參與者來說,會出現自責情緒是因為覺得自己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沒做到或沒有能力做,繼而產生無力感及自責,導致情緒低落甚至抑鬱。」
他指出,針對這種情緒的治療過程中,要提醒他們角色的重要性。「這些都是理性上知道的事情,但感受上仍然覺得缺失,要和他們一起評估,平衡風險,選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可藉敘事治療 社區團體傾談
葉劍青奉行所謂「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旨在將不同的情緒和經歷「外部化」成為不同的故事線,相信每個人都有「自救」的能力。「治療不只是挖問題出來,求助者不是被動的,也可以鼓勵透過一些行動去自醫。」他在社區組織一些人組成小組,讓社會運動中不同角色的人坐在一起傾談。在相似又有異的經歷中,讓人產生技巧、能力和一些方向,在創傷中調整心理狀態。
香港因為反修例運動陷入集體精神創傷,今年7月便迎來港區《國安法》帶來的恐懼與不安。政府沒有投放足夠資源解決港人精神健康問題,葉劍青能夠預視這會造成「心身症(由於心理狀態而導致身體有病症)、家庭衝突、自殺,甚至大規模社會恐慌」等一系列的問題。
葉劍青說:「我不會太悲觀,港人的抗爭力很強。《國安法》帶來恐慌,但民主派初選一班群眾又出來投票,港人仍有股力量。」社會愈荒謬,內心要愈強大。
感謝香港獨立媒體《誌傳媒》協助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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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修例抗爭運動已經超過1年,除了抗議的民眾外,許多記者、義務救護員及社工也仍承受著輕重不一的心理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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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香港抗爭一年後 記者、救護員、社工的精神創傷
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8月初發表了1份最新研究發現,超過1萬1千名自願參與網上問卷調查的香港人中,4成出現中度至高度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超過7成中度到嚴重抑鬱,有3成6的受訪者同時出現2種病徵。
反修例抗爭1年後,香港人的精神健康已亮起紅燈。特別是在抗爭現場的「中間人」—記者、義務救護員、社工,他們身在烽火中忙於紀錄歷史、救人、調停警民暴力衝突,但他們自身壓抑的情緒如何渲洩?
「記者,是不是要走?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去年11月中,香港警隊出動大批警力包圍理工大學,強力「清剿」據守校園內的抗爭者。警方宣布「沒有記協證」(按:指香港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的記者有可能被控最高刑期10年的《暴動罪》。達明(化名)無奈下忍著傷痛離開,在排隊登記離去時,示威者的一句請求,他到今天仍然記得。
前線記者 中立與感情拉扯
「我必須承認自己的『黑暗面』:最後我還是懼怕被控《暴動罪》。」達明說,有人期望記者與示威者同行,同時紀錄歷史。但達明認為這說法是侮辱抗爭者。因此過去一年裡,他一直在「同情抗爭者」和「保持客觀」二種價值裡拉扯掙扎。
達明原本是一名文字記者,經歷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他希望自己能夠在香港的「大時代」裡,以攝影記者身分紀錄歷史,因此在去年的抗爭期間,從一間「黃色」(按:指立場傾向示威者)的網媒,轉向號稱「中立」的一間主流媒體工作。在理大事件中,這間「中立」的媒體禁止記者到現場採訪,達明只好藉助一張獨立網媒的記者證,這也意味著一旦警察不承認這張記者證,他就會被逮捕。幾經思考,他只能選擇離場。
去年6月起,達明開始關注反修例運動,經歷3個月的抗爭,他腦海不斷浮現抗爭的畫面,他憶述6月12日包圍立法會的情景,下午3時突如其來的「行動升級」,卡在警察與抗爭者之間的他,匆忙從地上撿起一個黃頭盔戴上,一邊拍照一邊逃,逃到盡頭,他拿下黃頭盔,有一種「好似從軍,大難不死」的感覺。
其實達明前一天晚上已經在現場,在警察面前聽了教徒唱了一整天的《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基督教詩歌《唱哈利路亞讚美主》),這群自發集結的抗爭者,希望藉著宗教聖歌轉化抗爭現場氣氛,情操動人,但作用有限。時隔一年,達明受訪時說出藏了一年的祕密:「我不能再聽這首詩歌,一聽便會憶起(去年)6月12日的慘況。」
記者雖然是社會運動的「旁觀者」,但在衝突現場仍不時遭警察火力波及。
驚悸現場火爆 身心抗拒採訪
到了11月,網民發起「黎明行動」的堵路抗爭,戰況愈趨激烈,達明整個11月都睡不好,在夢中依稀聽到催淚彈轟出來的聲音,每次出動採訪前,身體也不願赴現場:「那種抗拒除了身體的累,還有情緒的拉扯。作為香港人你不想(暴力事件)發生,但你知道當天一定會發生的。」
達明說,很難向外界訴說做為一位現場記者內心的恐懼,11月防暴警連發催淚彈,一聲比一聲響,「當時流傳11月放的催淚彈是大陸製的,每一發(催淚彈)都震撼人心,開槍聲比以往響;煙入肺後嗆不停。」達明曾經聽了一聲催淚彈的巨響後,嚇得目瞪口呆,腦海一片空白,他慢慢由後巷走到大街時,看到防暴警投手擲式催淚彈,前面一堆不畏懼的示威者在前方,「明明只有你一個攝影師,我應該去影(拍攝),但當時我停在大街呆了,不想拍攝。」
那段時間,達明日復一日看著抗爭現場的影像,甚至夢中都是這些畫面。「這根本是一個戰場。」達明說。
達明工作的公司,號稱「中立」,但他明顯感覺上司在修改稿件時淡化了抗爭溫度,連帶還有採訪期間不斷地「溫馨提示」等。達明直言這些「提示」,在那間新聞機構是日復日地「教化」新聞工作者,那種時刻要求記者保持公司要求的「中立」,更多的是干預新聞自由,抹去既定事實,而在運動殘餘的精神創傷未康復之時,上司的「教育」讓他的創傷不斷擴大。
6月開始,達明變得精神緊張。直至2020年7月前,港區《國安法》即將來臨,達明開始每天失眠,食欲不振,面頰愈見消瘦,腦海充滿悔疚,那首《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不斷在腦海盤旋。但公司立場依舊,曾有上司在會議室問他:「你如何看港區《國安法》?」其他同事已表示十分憂慮,上司卻反覆「安慰」:「你不用驚(害怕)的呀,你又不是政治人物。」完全無法同理達明和基層記者的恐懼,又或者仍在刻意淡化問題。
香港警察以水炮車鎮壓抗議群眾,使用的水呈現藍色,但成分不明。
義務救護員 悔疚與崩潰交纏
在槍林彈雨的抗爭現場,有人中了橡膠子彈、有人被正面噴射胡椒噴霧,更多的是吸入催淚彈後躺仰在地上無助叫喊的普通市民。一個個義務救護員(First Aid , FA)和時間賽跑搶救傷患。望海(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她6月開始投入運動,原本是前線抗爭者。直到8月,她敵不過內心的恐懼感,轉為FA,在抗爭路上拯救傷者。
目睹少女爆眼 鎮靜劑不離身
記者去年8月在現場採訪時,見到望海情緒高漲,當防暴警與群眾對峙,穿起FA螢光反光衣的望海高聲痛罵一大堆防暴警,萬綠叢中一點「黃」,巾幗不讓鬚眉。望海不諱言,當時轉為FA之前,已發現情緒出現問題,8月更加是爆發點,「我在6月9日與6月20日在立法會留守,只要回憶起前面的『手足』被捕,警察敲盾牌的聲音,潛意識也在抖震。」由6月開始,多場激戰,望海清楚警民雙方的暴力懸殊,內心時刻有被捕的畏懼。
「前線日積月累的暴力場面,對我來說已經有很大的陰影,直至8月11日在尖沙咀警署門外1名女FA被爆眼倒地,四周的人都大喊:『FA! FA!』我跟她擦身而過,腦海一片空白,反應不過來。」當時望海還是抗爭者,親眼目睹爆眼傷者倒地的場面,她頓了一頓之後不得不往尖沙咀方法逃跑,事後還是悔疚。
義務救護員有時也遭警察武力波及。圖為一名救護員高舉標語向警察抗議。
「就是爆眼少女事發的那一天,我轉了職。(轉做FA)。」
望海的正職是社工,她很清楚自身情緒問題的症狀。7月,她向「良心理政」求助,這是一群由心理、教育專家組成的社運團體。良心理政轉介她向家庭醫生求診,但她一直拖延,原因是自己身為社工,能夠看透一件事,但這和能夠覺醒又是二件事,「可能這就是社工的專業陷阱…而且,也覺得很多人比我更有需要。」
「為何射催淚彈?」「是否可以再多做一些?」望海內心反覆出現這些問題,自責不斷。
目睹爆眼少女倒地一幕之後,望海在街上經常無緣無故流眼淚,騎機車時又曾經無故失衡倒地。8月11日後,從早到下午淚流不停,她常自問:「為何眼淚流個不停?」
「我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望海苦笑說道。「對整個社會無力,為何不能夠改變,很多困惑、很多『為何?』」8月中旬望海終於向家庭醫生求助,醫生配了1個月分量的血清素和鎮靜劑給她,望海吃了血清素後,情緒平伏了不少,今年已停用血清素,但直至今年她出門仍然鎮靜劑不離身,以防無緣無故在公眾場所哭泣,場面尷尬。
街頭警民衝突的畫面,對當事人及旁觀者都可能造成嚴重創傷。
用手機看直播 也是另一種苦
家庭醫師治療望海時也不停做心理輔導,他建議望海抽離一下:「可以的話,嘗試一晚不要看電話(手機網路訊息)吧。」她曾經接受醫生建議,但還是禁不了手機「彈出來」的直播。
「看直播是很Guilty(罪惡感)的事,大家出去的時候,是應該出去,我難道在家中食花生(坐視旁觀)?」
望海有時會以「社工」的角色自我安慰:「其實每個人的承受程度都不同呀。」她憶述八月在紅磡土瓜灣抗爭現場,一場車禍意外讓她跛了腳,但她仍然堅持到現場。到了今年,她有時不在現場,在手機直播中眼看警方在現場拉起封鎖線濫捕市民。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港府更是一口氣取消12名民主派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再將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望海看著所有抗爭和政治新聞的直播,「這是另一種苦。」
望海不迴避香港的「壞新聞」,痛苦也甘心睜開眼看。踏入2020年,她說自己有一個「壞習慣」,就是看Facebook和IG的一年回顧,自己重看過去一年零碎的片斷。「我一想起理大,就會覺得香港人輸得好慘,當日輸了很多香港人的鬥志,憶起當日往事很感嘆。」
數個月的FA歲月中,她腦海不斷回顧受重傷的傷者,11月12日中文大學裡四處聽到呼天搶地的呼喊:「FA!有沒有FA?」她曾在理工大學替一位左眼皮裂開的少年包紮,最後他的左眼還是瞎了,永久失明。
腦內不斷重複抗爭、受傷的畫面,望海慨嘆這是熬人的記憶,「在現場顧到前又顧不到尾,那種感覺殘留在腦袋,為何不可以做多一些呢?好似很多時刻其實也不及時。」抗爭不及時,救援不及時,反抗不及時,望海內心混合抗爭者及救援的自責,在沒有盡頭的絕望政治環境,在現實生活中還要放下情緒去服務俗稱「藍絲」(政府支持者)的傷者,望海沒有逃避過去,反而想做個勇於擁抱悲傷的香港人。
「我覺得有這些創傷,才可以讓大家(香港人)一起向前,2019年的事一輩子很難忘記的。」望海堅定地說。
陣地社工 冷靜與憤怒之間
2019年至2020年的反修例運動裡,抗爭現場出現了一種以往沒有的「中間角色」:社工—或者他們自稱的「陣地社工」。這群社工堅持在現場疏導抗爭者的情緒,為他們提供人權的資訊,同時亦監察警察現場濫暴的行為。
陣地社工的角色經常受政府非議。去年11月,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彭潔玲在會上表示,現時無任何法例或與警方有任何協議,確保社工在非法集會的情景中,可進行什麼工作,即使是在安全和合法的情況下在旁支援,亦需向執法人員解釋並跟從其指示。換言之,政府帶頭否定社工在現場人道救援的角色,失去政府的肯定,理論上,社工就要和跟抗爭者一樣背負法律刑責,知名的陣地社工陳虹秀被控最高刑期10年的《暴動罪》;多名社工被控襲警罪。社工在進退失據的情況下,心驚膽戰地在現場堅持公義。
在現場奔馳半年的陣地社工「咪手」(手持擴音器、麥克風喊話的人)Jane(化名),由當初的不甘心,趕到現場協助抗爭者,半年來忍受警方辱罵「黑社工、×雞」,自責、痛苦、憤怒…百感交雜,至去年冬天精神崩潰,很長一段時間裡,她不敢看抗爭的新聞。
「每次出完(任務),都很憤怒,失眠很嚴重。有些畫面和聲音都會不斷在腦海重播。現在想起這些畫面,還是會心跳加速。」內斂的Jane說到自己的情緒時,以低沉的聲線回應。
調停警民衝突 自責未能及時
Jane有5年的社工經歷,她多次在反修例運動的衝突現場調停救援。烽火之間,她曾被催淚彈頭直射眼罩,在前線「開咪」(持麥克風喊話)調停警民衝突被辱罵,也陪伴被捕的年輕人。這些震撼的畫面和故事,讓她經常以淚洗面、失眠、胃痛,皮膚亦陸續出現問題,最後她被逼退下「火線」。本著服務大眾市民和守護公義的心,她走上街頭,卻走不出這些創傷的陰霾。
Jane說,她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在6月12日圍立法會出來,那天很多香港人賭上了自身安危。6月12日,她在金鐘一帶初嘗催淚彈滋味,混亂間瞥見無助的學生四處尋找失散朋友的影子。她忍著催淚氣體帶給她身體上的痛楚、抑壓著自己的情緒,以社工身分陪伴這些年輕人到安全的地方暫避。事後她開始反思社工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決定加入陣地社工,在前線負責調停警民衝突。
反修例運動至今持續不斷,抗議者在街頭遭警察強力逮捕的情景仍然經常可見。
仲夏衝突不止,且愈演愈烈。示威者趁著7月1日回歸紀念日舉行示威,下午衝擊立法會大樓。陣地社工團隊分了「兩更」,她被分配到凌晨時分才到現場支援。然而,事態發展迅速。未到凌晨,警方已在金鐘一帶用催淚彈驅散人群,示威者四散。Jane說:「當時心裡很不舒服,很自責,怪自己為何不早點出去,好像什麼都做不了的感覺。」這種情緒驅使她在沒有通知團隊的情況下,「偷偷地」獨自走到了立法會大樓附近觀察情況。她要親眼看見四周環境平靜,才願意離開。
這種自責的感覺讓Jane更希望可以「出隊」幫忙。然而反修例事件升溫,示威活動更見頻繁。8月31日,特種警察「速龍小隊」成員進入太子站,上演被認為「無差別」攻擊市民行動,一幕幕驚心動魄。「我記得8月31日我和數個同工(社工同行)在附近,看見直播,很崩潰,立刻哭了出來,出了事情但不能過去幫忙,這種感覺很不舒服。」
被催淚彈重擊 事後哭泣失眠
這渾身不舒服的感覺,驅使她幾乎每次堅持在現場支援。不擅言辭的Jane被安排擔任咪手角色,在警方與抗爭者之間拿著麥克風和喇叭廣播:「示威者正在離開,警方冷靜。」一字一句都需要小心翼翼,戰火中又要處變不驚,她說這個任務壓力很大。警方不時用「黑社工、假社工、唆擺(唆使、叫唆)大家出來、臭×」等言語辱罵她。Jane坦言,好幾次都按捺不住要回罵,但又要時刻提醒自己社工在現場的角色要保持中立。「當時情緒壓抑得很厲害,聽到這些話,其實正常反應是很憤怒,也很失望。」
這種需要兼顧日常工作和調停工作的生活,讓她累得不可開交。她經常感到很疲倦,記憶力也明顯變差,看見某些示威衝突,她會禁不住哭泣起來,但她沒有因此而停下來。
10月20日,市民上街遊行反對特首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簡稱「緊急法」)通過《禁止蒙面規例》。她憶起自己當時身處在尖沙咀警署外,當時附近大多是義務救護員以及記者,但警方舉旗示意準備擲催淚彈。身邊社工、同工用麥克風對警方說:「這裡沒有示威者,不要亂擲催淚彈。」但還是有義務救護員在他們身邊被催淚彈射中受傷。
兵荒馬亂之際,Jane感受到眼罩被重擊,一顆催淚彈頭掉在地上。「那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力,我完全反應不過來。」旁邊的社工們看到同僚受傷都嚇呆了。一輛水炮車隨後駛至,她身旁的2名社工被直射,全身都是藍色催淚水。「那時候我很害怕,有種強烈的感覺,縱使有東西保護自己都無用,因為警察是針對著你(社工)。」
事發後她經常哭泣,情緒低落,也不能好好集中精神工作。她開始刻意迴避有關反修例運動的抗爭資訊,也會開始質疑作為社工所做的事是否能夠幫到社會。
面對破碎不堪的自己,Jane有種感覺:是不是到了該停下來的時候了?儘管之後她仍然希望支援抗爭前線,但在每次報名到現場當值的時候,身體總會出狀況。「想報名出隊或者出隊前一天,就有頭暈、發燒、胃痛或者渾身不舒服,導致不能出隊,已經發生了幾次。」心裡總是希望多做一點,但身體卻是「很誠實」地告訴她:「妳還沒有準備好。」
在1年多的抗爭運動中,Jane長期在冷靜與熱情之間拉扯,精神上傷痕累累。這種拉址,Jane坦言未能釋懷,事隔半年後,隨港區《國安法》的成立,示威活動漸漸減少,她的情緒和生活一步步重回正軌,但運動帶來的傷痛,Jane認為還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去撫平。
港人社會 心理與人道危機
2020反修例運動,催淚煙籠罩摩天大廈、響徹天邊的槍聲、警民衝突的互罵、火光沖天的街道,這些「非常」聲音和畫面讓港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情緒困擾,引發精神健康危機。社工長期情緒低落恐懼到前線工作、記者食欲不振和長期失眠,甚至有義務救護員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影響日常生活。這些社會運動非直接參與者在示威現場也身受其害。
臨床心理學家、良心理政召集人葉劍青和一眾心理學家,經網上表格和前線醫生及社工轉介,在去年6月到8月接收了約1千個因社會事件有情緒困擾的個案。他說香港的社會心理狀態很「差」,無疑正面臨「人道危機」。
根據調查,2019年社會動盪期間,每5名香港成年人就有1人疑似患上「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七成中度抑鬱 療程平撫情緒
今年8月初,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青年精神健康小組」發表了一項最新調查,小組透過1份網路問卷,調查訪問1萬1,493名香港人,4成受訪者出現中度至高度PTSD症狀,超過7成中度到嚴重抑鬱,有3成6的受訪者同時出現2種病徵。
香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年初公布一項研究發現,2019年社會動盪期間,每5名成人就有1人疑似患上抑鬱症或PTSD,其中呈PTSD症狀者比率由占領運動後1年的2.1%,增加至去年超過3成。
PTSD大多是源於直接經歷或親眼目睹驚人的事件所引發。常見的創傷事件包含死亡的威脅、嚴重的身體傷害或虐待等,甚至是得知親密的家人或朋友遭受創傷事件,間接影響下,也有可能引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導致回憶、惡夢、嚴重焦慮。
葉劍青指出,PTSD患者會經常會有相關的聲音和畫面的回閃(Flahbcak),影響睡眠素質和生活。由於創傷性事件是突然發生,例如在前線調停時有催淚彈射中身體、或記者採訪期間被水炮車射中,這些事件「打斷了正在發生的事情,衝擊著那個人,所以整個能量會儲存在身體中,讓人不能反應和釋放。」
有別於前線抗爭者和社會運動後援「和理非」(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者)的角色,運動的非直接參與者以一般人的方式參與一場社會運動,不少都會產生自責情緒。葉劍青說:「對於非直接參與者來說,會出現自責情緒是因為覺得自己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沒做到或沒有能力做,繼而產生無力感及自責,導致情緒低落甚至抑鬱。」
他指出,針對這種情緒的治療過程中,要提醒他們角色的重要性。「這些都是理性上知道的事情,但感受上仍然覺得缺失,要和他們一起評估,平衡風險,選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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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青奉行所謂「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旨在將不同的情緒和經歷「外部化」成為不同的故事線,相信每個人都有「自救」的能力。「治療不只是挖問題出來,求助者不是被動的,也可以鼓勵透過一些行動去自醫。」他在社區組織一些人組成小組,讓社會運動中不同角色的人坐在一起傾談。在相似又有異的經歷中,讓人產生技巧、能力和一些方向,在創傷中調整心理狀態。
香港因為反修例運動陷入集體精神創傷,今年7月便迎來港區《國安法》帶來的恐懼與不安。政府沒有投放足夠資源解決港人精神健康問題,葉劍青能夠預視這會造成「心身症(由於心理狀態而導致身體有病症)、家庭衝突、自殺,甚至大規模社會恐慌」等一系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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