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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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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

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中国最早投入这场战争，经历时间最长，国土大半沦为战场，牺牲最为惨烈。为了重温六十七年前中国军队英勇抗日的可歌可泣史实，五月廿七日笔者专程飞台北访问了一百零二岁的抗日名将孙元良。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黄埔一期毕业生，唯一参加过对日抗战的正规军军长，也是如今健在的唯一参加过国共内战的兵团司令。

孙将军年逾百龄，仍然容光焕发，精神矍铄。我说明来意后，话题从他儿女的娱乐新闻切入。

　　胡：　　老将军，昨天上午我在华航班机上看到台湾报纸以半版的彩色篇幅报导令嫒（二女孙祥娟）在中山北路开设港式料理“新葡苑”的盛况，也见到令郎（五儿孙祥钟，艺名秦汉）和令孙（孙国豪）的玉照。您真是福禄寿三全呀！

　　孙：　　我七个孩子都很争气，福寿二字当之无愧，禄字便谈不上了。卅八年十二月我经香港来台后，眼看台湾人稠地窄，不忍同几十万同袍争饭碗，即时办了退役。那时国库拮据，将官退役金为数极微，不象现在每月有十几万退休俸。所以我这下半生靠自己做生意，老了靠儿女赡养。在两位蒋总统时代逢年过节都送礼上门，这十几年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偶尔还有军校学生从南部上来探望我。难得您从香港远道来看我……

　　胡：　　孙将军，我在上海长大，您的抗日功勋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您率领国军二五九旅坚守庙行镇十一天，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击败日寇于阵地战；八·一三淞沪会战，您率八十八师死守闸北七十六天，有力地粉粹了日寇“三月亡华”的妄想。上海人、中国人世世代代都会牢记您的不朽功勋。我家就住在胶州路，离八百壮士退守的孤军营房才几百米远。小时候每年由老师带领去拜谒谢晋元墓，可惜文革初烈士墓被红卫兵暴徒捣毁，但是谢晋元团副及所有抗战阵亡的国军将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女童军杨惠敏冲过火线泅水到四行仓库向谢晋元团敬献国旗早就拍摄了新闻片。大陆开放后，影片《八百壮士》的录象带也深入大陆城乡。人们崇拜以谢晋元为首的八百壮士，对指挥、栽培这些勇士的国军劲旅八十八师长长更是心醉神迷。今天我有幸亲睹您的丰采，聆听您的教诲，真是无尚的荣光。

　　孙（眼圈微红）：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是我亲手交给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中校的。他率领八百壮士，在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击退六次围攻，毙敌二百多，然后完整地撤入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在租界居留四年，每天举行升旗典礼，极大地振奋了铁蹄蹂躏下的上海市民。为了捍卫国旗的尊严，有五名忠勇官兵被租界白俄警卫用机枪射死。谢晋元被汉奸刺杀后，有廿五万上海市民拥入孤军营房向他遗体致敬。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分别押到南京、杭州和南洋群岛做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苦工。他们中间一部份人乘隙越狱，在苏南加入抗日游击队，一部份绕道浙赣湘黔回到陪都重庆。

　　抗战胜利后，从全国各地回到上海的有一百多名幸存者，被日寇押到新畿内亚作苦役的五十八人有卅六人由澳洲政府派军舰送回上海。我们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委实还没有发现象我四行孤军这样壮烈的史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贞壮烈的英雄气概。

　　胡：　　孙将军，抗战胜利一个甲子了。在大陆，中共长期对年青一代说“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几年改口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然而大陆官方编印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仍在不断重复“国民党消极抗战妥协退让”等论调。孙将军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在八年抗战中，光是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就有廿二次。其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双方投入一百零七万军队，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与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杀得尸横遍野、鬼哭神号。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廿二次大战中，十八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其损失甚微。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十三人、旅长十七人。以上殉国二百零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与此比较，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连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请问他们抗战是怎么抗的？难道自朱德至陈赓、自陈毅至叶飞都是铜头铁骨——刀枪不入？

　　就以我亲历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来说，我指挥的二五九旅伤亡军官八十九人，占全旅军官的四份之一；士兵伤亡一千四百廿四人，占全旅士兵的三份之一。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曾经补充过五次，每次都补充几个后备团，士兵全系未历战阵的新兵。在南京保卫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三个旅长阵亡了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了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份之八。各级军官的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而知了。

　　现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胡诌什么“国民党消极抗战”；台湾也有人去日本庆贺日本夺占台湾一百周年，还鹦鹉学舌说什么“终战”长“终战”短，压根儿不承认抗日胜利的事实。这是有愧于长眠地下的三百多万抗日将士的！

　　胡：　　不仅在大陆，台湾也有人（对您）使用“黄马褂”与“天子门生”那样的贬义词汇，尊意如何呢？

　　孙：　　那是恶意诽谤！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

　　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

　　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这样的黄马褂不穿也罢！

　　胡：　　中共的教科书及李敖的出版物，都说是中共领导抗日救亡运动逼得国民党走上抗日战场，是这样的么？

　　孙：　　当然不是！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

　　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

　　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胡：　　现在台湾有一批年青的留美历史学博士鼓吹一种论调，说对日抗战的决策是错误的。倘若对日媾和，让日军西进，与纳粹德国夹击苏联，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势必重写。中国象泰国一样不伤筋骨，何致于有中共坐大，何至于有三年灾荒饿死四千万同胞，何致于有六·四惨案？中国的固有领土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云南的江心坡以及新疆北部都不至于丧失。您以为如何呢？

　　孙：　　当时抗日宣传运动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南京上海两千多青年学生冒雨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还打伤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二八停战谈判期间，上海民众四十人痛殴出席谈判的我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样冲动的氛围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隔六、七十年有人讲风凉话，那是对历史的亵渎。

　　胡：　　不过据我们了解：殴打王正廷郭泰祺的人，不久就当了汉奸，到汪伪政府做官；在西安事变中动手捉蒋委员长的张学良警卫团长孙铭九，投敌当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寇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犹投靠日伪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言论最露锋芒、行动最激烈跋扈者，其实有些人根本就是日寇的第五纵队……

　　孙：　　所以，在激忿的民气下，未经充份准备就投入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前线接防。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它飞得几乎要触碰屋顶，机枪乱射，炸弹滥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还有一支在剿共时战绩彪炳的部队，被日寇炮兵猛轰了几个小时，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根本没看见敌人的影踪，便被调下火线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本来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是前线的官兵因粮食供应困难，竟还有挨饿上阵的！

　　胡：　　现在李敖老是引用《李宗仁回忆录》的字句，在书本、电视上指责蒋委员长不会打仗、没当过连排长，所以让军民同胞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即便是大陆上号称思想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也口口声声说蒋委员长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因此连连打败仗云云。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台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

　　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

　　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

　　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这真使人伤心难过，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亲历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伤亡十八万人，日军伤亡仅五万人。从整个抗战八年来算，国军伤亡官兵三百廿一万；加上平民被空袭、被屠杀、逃难途中饥病力竭而毙者，共计伤亡三千二百万人。而日军因武器精良，死伤仅五十二万人。它在我国领土作战，加上其本土平民伤亡亦仅二百四十六万人。与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十三比一确系事实。

　　胡：　　现在有人说国军投入淞沪会战八十五个师共九十万人，日军仅九个师团两个支队共卅万人。蒋委员长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而是使用古典小说上的车轮战法；又好象《封神榜演义》中，众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入阵地的，不是集体进入的。所以被日军各个击破，来一个师打一个师，以少胜多。

　　孙：　　八十五个师是累计，八月下旬国军在淞沪战场只有十四个师。即使后期（十一月上旬）也没有九十万兵力，有些部队调来，另有些调走。正因为备战并不充份就急忙开战，后勤运输脱节，所以很难在短期内一次集中两倍于敌军的兵力。事实上在日军炮火杀害成千上万我国民众时，那沸腾的民气根本不允许有一支部队停留在上海外围阵地两个月等候友军到齐了再打，也没有一位主帅能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动于衷。所以只好以总兵力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以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暴敌的枪口炮口，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

　　在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我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换下去。但是蒋委员长耗十年心血训练的廿个德械师全都丧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沈以封锁长江航道。

　　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八·一三沪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到衡阳巷战时，国军官兵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

　　在我们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

　　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博”都无济于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到国军头骨逾万。这还能说蒋委员长“消极不抵抗”吗？

　　胡：　　这种种都是客观上的因素，我们本身主观上是否有所失误呢？

　　孙：　　当然有。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

　　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拋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胡：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英文誊本中，见到他埋怨淞沪会战撤退时，他身为中央地区总司令，竟不知前线部队已奉命撤退。当十七军团胡宗南麾下俞济时部经过中央司令部门前时，还惊奇他长官（胡）的长官（张）不知前敌总司令下达了撤退令。事后才经由胡宗南转来书面命令。结果是张发奎下辖各部队因先知上峰企图，未等张总司令指示就先行撤退。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上的错误，可见上级指挥官之慌乱。尤令人不解的是，退却所选定的青浦、白鹤港一线离原阵地仅五十公里，却要容纳一百多万军队与难民。象这一类的失误，总不能全部推诿最高统帅哟！

　　孙：　　是啊，我也有此遭遇。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见左侧的友军纷纷后移，经联络才知全线继续向昆山以西退却。我很惊异，何以前敌总司令不及时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没时间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阳港附近，同追击的日军隔河而战，鏖战六个小时挡住敌军的前进，才遵命缓缓向南京转进。

　　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这才知道紧要关头未接到行动命令的原因——前敌总司令（按：陈诚）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公路的宝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着手指头数着“第一师、第二师……”计算忘掉了什么部队。大军转进途中，士气不振，人马杂沓，敌军进逼，指挥上百万大军的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竟象连排长一样搬手指头来决定近百万部属的命运，整个前敌总司令部百多名参谋人员养了何用？

　　原来前敌总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纤毫未损，只因此人害怕人多会招惹日机轰炸，便只带几个勤务兵躲在孤零零的宝塔里搬着手指头指挥千军万马。这么乱搞，弄到张发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师吃尽了苦头。几十个师退却，前敌总司令却忘了指派掩护部队，我师在青阳港堵击日军，是这位大将军临时抓了个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队罗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八十八师单独作战。

　　这种自私自利的恶劣作风，实为败坏与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苏州本应是大军休整的要津，然大将军事先全无布置。大军还未转进苏州，地方秩序已紊乱不可收拾，给予全局极坏的影响！

　　胡：　　据日本方面的文献纪录说，南京大屠杀的根由是日寇要报复您在光华门狙杀了几千个鬼子兵。

　　孙：　　是啊！南京保卫战中首当敌锋的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及我的七十二军。敌人从首都东南面发动攻势，我的部队据守着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几次攀上城头都被我部下击��。

　　后来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辗转经苏北、徐州，到了武汉。蒋委员长见了我道：“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我气极了，于是自动向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由戴笠、康泽派人到上海调查，证明前述指控全属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无罪”四字开释。

　　过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原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宋子文曾向我追问税警总团的下落，他埋怨我没有照顾好他的“亲兵”。我当时年少气盛，率直说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我管不了他们；黄杰部给养困难时，我曾送去大批干粮，我已经尽了友军的义务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冲出了他的门。

　　国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内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子文对大陆陷共负有不可推托的罪责，迁台后蒋总统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举！

　　胡：　　我想问一个敏感的问题，您对先总统蒋公的评价如何？

　　孙：　　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象他那样德厚流光。　　然他也是凡人，而非圣人。他一生的错误无过于轻信小人佞臣，象陈诚张群宋子文那帮奸臣，葬送了他带领我们黄埔学生辛辛苦苦北伐抗日打下的江山，历史老人是无情的……

驳中共香港文汇报周奕副社长

　　胡：　　很抱歉，再次上门惊扰。

　　孙：　　我知道你的来意。有关周奕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六十八周年时发表于明报的文章，我早由旅港亲友传达。我虽老朽，但尚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从电脑搜索网页查悉，周某系中共港澳工委机关报文汇报副社长，他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时代，通篇尽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　　难得老将军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两年前写了一本《香港左派斗争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峥嵘岁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来就对香港左派暴动不以为然；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将六七暴动定性为极左思潮的产物。可是周某至今毫无悔意，依然为放菠萝（炸弹）、杀害无辜市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评功摆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于该书字里行间。

蒋介石是千年难遇的民族英雄

　　孙：　　有关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问题，我已在上次讲透彻了，明白人听一遍便茅塞顿开，唯被极左意识型态蒙蔽心窍的人会絮絮叨叨纠缠不休。民国二十一年淞沪血战时，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他也只是个四岁幼童。他凭什么向我叫板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谓齐将田忌：“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臣能令君胜”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会屈尊同二段稚子对奕的……

　　胡：　　贵台湾的李敖最近在凤凰电视上说：他囊无孔方时，每天为朋友代改小学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来愈臭。但周某人口口声声“向孙将军讨教”，从情理上讲，您不能不答。何况，我所撰访问记八千多字被《明报》删掉一半，而中共挑战的文章却能在《明报》登载两天，粤语谓“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对一连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孙：　　好！既然他要讨教，我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份谆谆教诲他一番。

　　周文的要害是对蒋公的评价问题以及所谓“不抵抗主义”。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过：“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最高国防会议推举蒋委员长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罗斯福总统提议组织中国战区，邀请蒋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以及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胡：　　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北宋靖康之难，宋徽宗、钦宗父子与后妃、亲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掳至吉林五国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谢太后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节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杀，永历帝被绞死。连美国共产党记者白修德都坦承“蒋介石动员五百万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

　　孙：　　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陆官修的史书中铺天盖地。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委员长正在南昌指挥剿共军事，闻讯即于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及其军事厅厅长荣臻；日军紧迫锦州时，蒋令张学良部积极��抗，张却不战而逃。

　　再者中共中央，于九一八后两日——九月廿日就下达决议，号召“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将九·一八看作日寇侵华，而看作“反苏战争的序幕”，究竟谁在卖国呢？

所谓“铣电”是李敖伪造的

　　胡：　　是的。去年我编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见到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

　　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是台湾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编著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他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李敖原称“铣电”发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经辗转摘抄，已讹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见于百多种史学著作。

　　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一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外头瞎说！”

　　《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丧权辱国”。

　　孙：　　这三个协定是暂时性的停战协定，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七·七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倘周某所述这三个协定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那么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吗？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共军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渠、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赣湘鄂皖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尽方法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乡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且将有产者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杀人无数，甚至连中共高层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杀害。试问当前线官兵闻悉乡间的父老兄弟惨被清算斗争，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烧财物没收，他们怎能安心投入抗战？所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正确的。以上三项协定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胡：　　是啊。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听到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天才豪杰，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炼，才有可能重获生机……如果是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沉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于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香港的极左派土共，其见识落后于他们的大陆同行整整半个世纪！他们脑海中仍旧充满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馊主意。

窜改历史者愧对为国捐躯的数百万官兵

　　孙：　　蒋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拨离间我们的师生关系。他说一·二八的总决策是不抵抗，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公就计划在淞沪抵御日军。九月廿二日他复电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十月六日，日舰大举来沪，蒋公电示上海市长张群：“俟其进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九路军是奉蒋公命令奋起应战的。

　　现在大陆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战全部归功于十九路军，其实中央军第五军与军校教导总队防守江湾，承受的压力远较左翼十九路军沉重。我率领的二五九旅单独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狙击日军第十一师团，以久战之兵抗新锐之敌，且日寇兵力数倍于我，我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护国军安全撤退。然而蒋委员长训令第五军，要把一切战功记在十九路军的账上，这种功成不居的作法是为了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士气。谁知大陆变色后，陈铭枢、蒋光鼐等将淞沪抗战功劳窃为十九路军独有，甚无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后者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致死，是为老天有眼。

　　周某所言“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系抄袭自《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蒋光鼐、蔡廷锴所著《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然而《蔡廷锴自传》无此叙述。且十九路军本有十八个团，连同配属指挥之税警三个团、宪兵两个团，共有廿三个团，绝非十六个团；还有，当时有权调动部队的是军委会与参谋总长，绝非军政部，可见那篇所谓回忆是旁人闭门造车之作。

　　周文又说中央“按兵不动”、“援兵不继”，又是欺人之谈。淞沪战况紧急时，蒋公急电第一师胡宗南、第七师王均增援，惟长江被日海空军封锁，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蒋公在江西剿共前线抽调第十师卫立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入浙增援。蒋鼎文之第九师因共军跟踪追击，由赣沿闽边入浙，且战且走，及至开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反观中共，在淞沪抗战时发布《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国军“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以“武装拥护苏联”。这究竟是抗日还是卖国呢？

　　淞沪停战是在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国联调停下达成的。当时以中国的国防力量而言，未具与日本继续缠战之实力，而日军各师团则可以源源不绝登陆，何况我们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停战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为歪缠的是称国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战，故八年抗战应叫做“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云云。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蒋公亲自部署长城抗战与泺东战斗，投入卅六个师的兵力，喇嘛河之缪－流、冷口之黄光华、喜峰口之冯治安大刀队、罗文峪之刘汝明、界岭口之沉克、古北口之王以哲关麟征徐庭瑶、南天门之黄杰，皆以血肉之躯同日寇之飞机坦克重炮作殊死战，经月苦斗，伤亡逾六万五千人。倘若这些为国捐躯的官兵都不是抗战，我想他们在黄泉之下都不会暝目的。

　　另一例子是韩战，双方共投入四百多万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万伤亡，系二战结束后最为惨烈之一场局部战争。然而交战双方均未向对方正式宣战，那又如何解释呢？

所谓“抗日反蒋”尽皆联日叛国

　　胡：　　周某又在军饷上面借题发挥，说什么嫡系呀杂牌呀！

　　孙：　　比起二次大战中英军和法军的表现，国军可说是贡献卓著。因为国军在中国本土牵制大量日军，方便盟军顺利开展太平洋地区的反攻。国军中约五分之一为中央军，其余为地方部队，后者对国家的效忠是有条件的。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其后只得依赖地方部队作战。

　　地方部队有时阳奉阴违，山西阎锡山与云南龙云还私下与日寇款曲，酝酿单独媾和，这一点日酋��得很清楚。战后从敌方档案查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村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三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

　　抗战初期全国三百万军队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五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其用途十有九以上养兵，而兵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概无过问之权。一旦疆场有事，中央责以防御，则请饷之电，来若雪片，然财源平日均被一口吞尽涓滴无余，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于中央而举土地以委诸敌人，尚称非其罪矣！

　　胡：　　是的，我在整理张学良口述自传时发现：宋子文到北平督战，要张学良出兵固守热河。张学良狮子大开口，向中央勤索五百万军费，还要求行政院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当时民穷财尽，赣湘鄂皖等省疲于剿共，赤地千里，自顾尚且不暇，怎能津贴热河？可见当时地方派系军人一概藉抗日之名，以事聚敛。

　　孙：　　所以周文所说八个月未发军饷的事，原由便在此，这能责怪中央政府吗？

　　热河都统汤玉麟调用大批军车抢运其家眷与金银财宝往天津租界，置军情于不顾；日寇仅以一百廿八名骑兵就一举占领了承德，东北军五个旅、三个炮兵团竟望风披靡。这些都是张学良直接指挥的东北军部队，中央根本插不进手。汤玉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亲信，张学良明知其不可靠而不敢撤换。九·一八后张学良的私产由其账房宁承恩全数汇入关内，他本人是毫发未损的！

　　事实上三十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等，都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胡：　　是的，近年从解密的档案知悉：民国廿年七月，汪精卫李宗仁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外长”陈友仁赴日活动，欲在分裂的粤方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还允许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所以日本出兵发动九·一八事变，源于汪李卖国。民国廿四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牵制国府兵力，使之无力南顾两广叛乱，从而使陈李叛军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这才有了两广独立的“六一事变”，接着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当时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些密室阴谋的，所以反而在坏人挑唆下把斗争矛头针对中央政府。

珍珠桥事件的魁首沦为汪伪汉奸

　　孙：　　周文所述珍珠桥事件，所谓伤亡纯系捏造。周某侈言军警弹压，偏偏不说十二月十五日职业学生持木棍捣毁外交部，有携枪学生首先开枪寻衅，还将外交部官员多人殴成重伤；冲入中央党部的职业学生，棍打中央委员陈铭枢头颅当即昏蹶，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绑架半里路，警卫救出时已头部重伤。十七日，平沪学生千余人捣毁中央日报大门、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机器房，继则纵火焚烧报馆，文件账册家具材料悉行付丙；且强阻消防队扑救，为此击伤工友十余人。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也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

　　如此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官吏、抢劫汽车、私逮刑讯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职业学生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意图扰乱首都治安，为日本寻衅制造机会。蒋委员长会晤示威学生时，答应让他们开赴前线抗日，然志愿参军者仅百分之一，由此可见那些学生来历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学生不敢上战场，也不敢向日本使领馆抗议，反而捣毁中国政府机关、殴打中国官吏，这不是汉奸行为又是什么呢？这批骚动学生的总指挥等数人，日后都在汪伪汉奸政府充任要职。

　　胡：　　是啊，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对王明直指张学良是日本间谍，斯大林是聪明的。我们至少能肯定，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是大汉奸，在日寇行将败亡的民国卅三年犹投敌充任汪伪军委会委员。

　　中共以政治斗争需要而夸张事实真相的又一例是：已往讲“四·一二大屠杀”死伤逾万，现在又悄悄改称“四·一二反共事件”。事缘中共要员郑振铎、胡愈之以亲历者身份写给国民党中委吴稚晖的函件业已曝光，他们目击闸北伤亡仅五十多人，且系白崇禧部下开枪。所以今日大陆学者称：四·一二连大逮捕都够不上，被捕者多数保释了。据《政协文史资料》披露，四·一二的始作俑者、决策又坚决执行者是李宗仁白崇禧；而蒋介石本身只求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无杀戮意愿。正因为蒋介石这种“襄公之仁”，导致了他日后的戡乱失利。

　　孙：　　冯玉祥败部复活组织所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是一例。查该冯本系倒戈将军，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即隐居山西汾阳。民廿二年六月他不甘寂寞举抗日大纛反抗中央，图东山再起。事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率部参加喜峰口抗战，冯乘虚发难，通令察省各县征发民兵、勒索银钱，勾结伪军刘桂堂进占沽源大肆抢掠，纵放监犯，商民逃避一空。他封闭张垣党部，捕押党务大员，拘禁警务处长，占据省府与各厅，将最有抗日历史的陆军九十一师宫旅及张垣驻军六十三军冯占海、刘翼飞各部包围缴械；任用失意军人、恶霸土豪为军师旅长，以抗日为名，竭察省民众血汗为彼个人扩充地盘进窥中央而启战端，勇于内争，怯于公敌。他暗中透过汉奸李际春向日寇求援，日方则利用冯在北方捣乱，牵制中央。

　　所谓收复多伦事件，系冯与日方订立密约，叫伪军刘桂堂部暂时让出多伦，使冯能以“抗日”为名对抗中央。多伦本无日军，伪军撤而复入。

　　冯玉祥兵败后下野告退，他麾下的察哈尔警卫司令吉鸿昌与中共合组“讨贼联军”，向冀北的国军控制地区进攻，还决定十月四日攻打军委会北平分会所在地。这支“讨贼军”不讨伐日寇，却专打国军控制的城镇。其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初败于大青沟，后在小汤山被关麟征部击溃。

　　象这样起兵逮捕中央军政人员严刑拷打、截留国税的叛逆，是罪在不赦的。光是印制中央银行假钞这一扰乱金融重罪，就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列为唯一死罪的。他在喜峰口作战的宋哲元背后插了一刀，经五十一军军法处依法判处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周文所谓“爱国要杀头”云乎哉，纯系欺人之谈！

　　周某是一个摄影记者，然左权死时他才九岁，他自然不知道左权是怎么死的：民卅一年五月日军扫荡晋东南，左权率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仓惶逃离辽县麻田镇时，正值日机轰炸，弹片击中左权头部身亡。他下令“决不死打硬拼”才遭此后果，设若他坚守阵地，也许不至于身死。我部下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与余程万部死守衡阳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战例犹在。

　　周某自然也没有摄到国军苏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壮烈殉国的一幕。他是在山东安丘县境被日寇包围时，苦战一昼夜后在白刃战里光荣牺牲的。周将军的死是积极抗日的死，左权只能算消极逃跑的死。　　据“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统计：仅民国廿九至卅三年，国军政工人员出生入死与敌搏斗阵亡就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将官四十四人。未知周某又会作何种解释？把历史研究当成政治斗争的利器，其结果必然是指鹿为马而贻笑天下人耻笑！

伪造历史者早晚要被淘汰出局

　　胡：　　今年七·七纪念日我在纽约领受一项新闻文化奖，是日美东世界日报刊出抗日老兵、名作家王鼎钧的长文。他说：“有人涂改历史，甚至伪造历史。但是我们信任历史，依赖历史家。历史家是一门行业，有他的‘格’，有他的标准。失格或不合标准，总是同行的耻辱，早晚要淘汰出局（按：郭沫若成为学术界“四大不要脸”之一，就是一例）。历史学家发掘事实真相，维护事实真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由一代代的历史家不停地写，上一代的错误下一代会纠正。历史家的寿命最长久，就算是一代天骄，你终有一天伸腿松手。秦桧说岳飞谋反，他又能说几年？他到底不是一株桧树，即使是桧树也未必活到今天；即使他活到今天，今天的历史家还会说岳飞谋反吗？（按：岳飞死后廿一年，由宋高宗之侄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原官，追封鄂王，封赠远及曾祖；明太祖追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清高宗御题“伟烈纯忠”庙额。其死后殊荣为历史所罕见。）如果还有人这么说，他还有人格吗？他还有学格吗？他还能在这一行混下去吗？历史家的香火代代相传。历史家象竹子，风来了他弯一下腰，风过去后他又直起来。世界上只留下直起腰写的历史，淘汰掉弯下腰写的历史！”

　　孙：　　伪造历史的典型就是所谓“百团大战”。

　　周某说：“八路军出动了一零五个团，减轻了国军的压力。”然据《彭德怀自述》透露：参与破袭战的八路军只有廿二个团；日军伤亡并非两万多人，而仅四百零九人。

　　战后我旅居日本多年，遍阅日军战史，须知日军可以隐瞒在华杀人数字，但他自己的伤亡是不敢不据实呈报的。这里牵涉一个遗属抚恤问题，不可造次。

　　另一场所谓平型关大捷，林彪谎报“歼敌精锐板垣师团一万余人”，实际日军伤亡仅七十七人，被夸大了一百几十倍。

　　查所谓百团大战本系苏俄所策动。民廿九年日德意缔结轴心同盟，苏俄深恐日本关东军由伪满进入西伯利亚，与德军夹击红军，故策动中共攻击日寇交通线；在中共方面，它受日军“囚笼政策”压迫，其华北敌后根据地大片被日伪军占领或封锁，仅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两县，迫使彭德怀感到“不能再退”了，这才发动此次破袭战。

　　然而这一对战局毫无影响的游击骚扰战竟在中共“七大”与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被老毛说成“援助蒋介石”，导致彭德怀瘐死狱中。彭德怀是个天良未泯的共产党员，他绕开了老毛“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战略方针。

　　周文说共军兵力不多，所以阵亡高级将领不多。他强调共军到陕北不足三万人；但绝口不提共军在国军背后偷袭，以渗透、策反手段大肆扩编。例如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辖下保安队五万人缴械，袭击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麾下民军万余人，策反阎锡山部下新军抗敌决死队两万多人，新四军陈毅部在江苏黄桥歼灭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人等等。所以民国廿九年共军已扩展至四十万人；到卅四年四月，扩充至九十一万人，另民兵二百二十万，控制人口近亿。三百多万官兵只是炸死左权、病死彭雪枫两员将官，能说它“积极抗战”吗？

　　周某说我所举例子都是“表面现象”，他以广州失守来揶揄“南疆重臣毫发未损”，他为什么不提余程万死守十日、一师人死剩数百的惨烈事实？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大陆电影家据实拍摄了《血战昆仑关》却被中共禁映呢？

　　我们看抗日战争，必须看到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冈村宁次向国军统帅屈膝投降献刀，这是问题的根本。至于在抗战过程中的局部失利，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世上并无常胜将军，史泰龙饰演的兰博只不过是银幕上的人物，并非真人真事。

　　周某以广州保卫战来羞辱我。你那时才五岁，你不知驻守广东的第四路军中五个精锐师以及几乎全部广西守军调往武汉战场，剩下七个师装备窳劣；而日军四万余人在大亚湾澳头登陆时，出动了一百多架轰炸机，加上海陆军大炮两万多门，澳头守军一个营是全部战死的，南澳仅廿名官兵生还。当时日本海军配置大量十六英寸大炮，而国军海岸部队炮兵只拥有八英寸大炮；海军大炮非但口径大、威力猛，且用海水抵消了陆上炮兵难以忍受的强烈后座力。这些都是未经战阵者永远难以知晓的军事常识。

　　广东省有一万多里长的海岸线，备多力分，七个师除去城镇防卫部署，撒开来每一里海防线分不到一个兵。日寇数十架飞机轰炸增城时，李振师的炮兵阵地被炸得血肉模糊，这才失守增城。由于火力悬殊，加上日寇动辄使用毒气，投掷细菌弹，散布霍乱菌与结核杆菌，军民同胞大批伤亡，元气大丧一时难以恢复，所以惠阳、潮汕、花县、淡水、增城、博罗抵抗了十三日后撤往粤北。

　　然而整个广东抗战并非始自廿七年十月，而是始自廿六年八月。日军持续轰炸广东十四个月，出动六千架次，几乎无日无之，杀死无辜平民数以万计。战前广州人口有一百廿一万，沦陷后只剩下六十四万人，减员的相当部份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以及遭日军屠杀或折磨致死的。设想国军若不北撤，非但徒增平民伤亡，而且不会有日后两次粤北大捷。时至今日，我们还忍心苛责那些为国牺牲的忠勇将士吗？

日寇使用化学、细菌武器是广州沦陷的主因

　　胡：　　当时我们对日寇违反国际公法使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并未察觉，只是发觉广州、海南守军大批死于霍乱、结核疫症，直到近年才有完整的揭露。可是浙江的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赴日本索赔，已被日本高院拒绝。著名作家夏衍作为一个目击者写道：“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上碎散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头骨、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十几步远的紫蓝色的肚肠……广州街上尽是��疯狂状态地号哭着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这汽车上的一列白木棺材……”日军对广州三百多处炸点中，大多是住宅、街道、园林、商铺、工厂、学校，以及医院、庙宇、教堂，其轰炸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以及为害之烈，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日寇如此残忍地用飞机大炮残杀平民，也许是国军忍痛撤出广州的原因之一。

　　孙：　　周某只说国军撤出广州，不说国军击落日机一百多架；也不说国军海防部队死守漫长海岸线一年多，虎门炮台曾击退日本航空母舰凤翔号、龙骧号等几十艘军舰轮番进攻；更不说驰援武汉的粤军回援故乡，自十一月下旬起收复从化、惠阳、江门、博罗、宝安、石龙、增城、淡水、东莞、新塘，还一度攻克广州黄沙、石牌车站。

　　周某侈言粤军首长“毫发未损”，他一个五岁稚童怎知钟芳峻旅长壮烈殉国于增城。整个广惠战役，日军伤亡近两千人，光是在正果，国军肉博就毙伤日寇一百六十四人。国军由于武器窳劣，保卫大广州伤亡逾万。就以吴铁城、余汉谋、莫希德、曾养甫来说，他们在抗战期间都有出色的表现。

　　周某不谴责日寇的残忍暴戾，反而责怪卫国捐躯的官兵，显然他是站在日本鬼子的立场上去了！

　　周文指称国民党在香港一点敌后斗争都没有，显然他不知道孔令侃在香港设立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并向殴洲采购大量军火支援抗日战场，事泄后被捕曾受严刑拷打致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驻香港军事代表、中国国民党港澳湾（广州湾，今湛江）总支部负责人陈策将军，指挥六艘鱼雷快艇，率英军远东情报局局长麦道高、警察督察长鲁宾逊等七十名英方高级军政人员突围冲出日军火力圈抵达国军防区惠阳。这一消息轰动全球。抗战胜利后英皇乔治六世授予陈策CBE勋衔以表彰他救援英军之功。

　　民卅一年蒋公亲自批准在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吸收逃出深水战俘营的英籍人士从事敌后工作，先后将六百多名盟军战俘救出虎穴。该团还为国军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日本军事情报。

　　即便周文所述的东江纵队，也不过是四战区张发奎将军卵翼、庇护下的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若无张发奎余汉谋冒死挡住日寇凶焰，东江纵队早已被日军赶尽杀绝。当时在广东的游击队，主要是沦陷地区的国军保安团队，例如黄埔四期的汤平化率广州市自卫团数千人，在广州附近打游击，曾击毁日机五架；粤军老将伍观淇率省第二游击区四支队七千人，有一次毙伤日军二百多人的辉煌战绩。东江纵队只是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无论规模、成绩都无法与汤伍等部相比。

所谓“沉崇被奸案”是个假案　　

胡：　　老将军，周文说徐蚌会战是人心倾向中共而决定了胜败，尊意如何呢？

　　孙：　　戡乱战争失败，原因众多。人心倾向中共，这里可圈可点。民国卅六年中共就在其占领区内实施土改，没收公地与地主土地，与牲畜、农具、房屋、粮食、财等分给贫农。这些贫农，为了保田保家，便积极参加共军。仅东北一地便有一百六十多万“翻身”农民上了前线，共军的兵源自然源源不绝。中共将人性的贪财忘命之私心与其“解放战争”结成一体，再加上人海战术，自然是无往不利了。

　　恣意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与积蓄，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土改以后，农村中传统道德荡然无存，地痞流氓充任村、乡干部，为日后的河北大兴县与湖南道县大屠杀种下了祸根。

　　在戡乱战争时，中共以老弱妇孺打头阵，让手无寸铁的民众来充当共军的人肉盾牌，国军官兵往往因为不忍向妇孺开火而丧失阵地。黄伯韬丘清泉的败亡，主因是大部队转移时总有万千逃避共祸的民众随军行动，国军不忍放弃难民，于是贻误战机被敌围歼。然而共军转移时从来没有百姓跟着逃难，这使它能轻装行进占了优势。

　　胡：　　刘备在长阪坡为掩护难民差点丧失了妻儿，此所以战败的刘备受到后世百姓赞美崇敬；而战胜的曹操却受万世唾骂，在传统戏剧中永远是个白鼻子角色。同理，据中共旅游部门宣布：到蒋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民众，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十分之一。国共纷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各自以自己的双脚投下了对蒋公拥戴与怀念的一票，这是什么金银财宝都换不回的荣誉。

　　孙：　　我们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七月后，美国政府对华实施军火禁运，这对士气影响极大。经过八年抗战，国军已经师老兵疲，而这些亟需休养生息的军队立即投入戡乱，遭遇的是抗日避战养精蓄锐的共军。抗战末期国军接受美械装备的八个师，只领到训练用的弹药，他们就依赖这批弹药反攻华南、进军东北；而与他们对阵的乃是接受大批关东军武器、苏制武器与美国援苏适宜于寒带作战的先进军械。在缺乏配件、弹药的窘境下，国军只能尽量采取守势。到卅七年一月底，美援武��解禁，然因美国国务院内共谍作梗，卅七年十一月才将武器运到天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开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份之一，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这是傅作义投共的主因。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胡：　　从聂荣臻晚年所撰回忆录知：民卅四年八、九月，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光明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马法五上将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

　　还有，据《李先念传》泄露：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谍、美国人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窃取了机密情报，拯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

　　导致人心士气崩溃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冬的所谓“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件，此激起反美风潮席卷全国，迫使美国陆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的军队，并停止对华军援。中共建政后，曾于一九五○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因家庭成份（前清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沈葆桢孙女）而被清洗，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幸免。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查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其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这些内幕秘辛都是蒋公生前所未知悉的。

周某明知您福寿双归，却偏偏要激怒你，说什么“灰头土脸多年”。

　　孙：　　那是挑拨分化的鬼蜮伎俩。我离开军旅五十多年，靠自己经商与儿女孝顺，一直过得很安乐、富裕；比起在大陆戴镣铐多年的同袍战友杜聿明、廖耀湘、范汉杰以及死于非命的陈长捷、康泽、王耀武等人，委实有天壤之差。我扪心自问对得起党国，对得起领袖，对得起天下苍生。

　　以后再有人在香港报上向我叫板寻衅，我是概不理会了，随他说什么吧！套用一句文天祥语录：“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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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画联合展台亮相法国阿纳西

人民网阿纳西6月14日电（记者刘玲玲）法国阿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10-15日在法国阿纳西举行，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联合展台”精彩亮相，这是中国联合展台第二次参加昂纳西国际动画节。本次中国联合展台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承办，央视动画、陕西飞鸟动漫、浙江蓝巨星、广东咏声动漫、北京动漫游戏产业协会等14家动漫机构参加。动画节期间，中国联合展台举办了“视听中国—中国优秀动画推介会”和“视听中国—中国动漫国际合作论坛”等系列活动。

中国优秀动画推介会选取了《中国神话故事》《大禹治水》《百鸟朝凤》《武圣关公》《小鸡彩虹》等10部优秀动画作品进行专场推介。

这些独具“中国风”特色的动画精品代表着中国动画的新发展、新水平。一方面，经典的神话故事中充满了中华民族的勇敢、智慧、善良与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已成为中国动画汲取创作营养的宝贵资源。《中国神话故事》《大禹治水》《武圣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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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森：揭开周恩来之谜

对周恩来的评价，综观各种见解，可归为三类：一是以中国官方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来光辉形像﹔其次是民间犹爱周恩来的某些人，认为周恩来有人情味。三是把周骂得一钱不值，指他卑鄙无耻、毫无人性，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为虎作伥。曾任毛私人医生多年的李志绥就说周在毛面前低声下气，是个人格低下的人。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都不能对矛盾现象自圆其说。笔者经过近二十年的怀疑思考和材料收集，觉得可以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作出综合解释了。为着行文方便，将基本上依照历史本身的行程，进行分析。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著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就任命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季米特洛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以及在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甚么训，不是十分清楚吗！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当时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己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周恩来旅欧期间除了成为季米特洛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 ◇不倒翁之谜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共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南昌起义（在这之前，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已经下设军事部，因此中共军队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恩来）。不久，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毛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危b，仅至半途，入马己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按苏联观点，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派陈毅夺了毛泽东兵权，撤了毛的职务并逐出政治局。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领导人和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半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心平气和讲话，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之后，到第二天，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军事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周恩来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折Ｔ僬f，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都将被蒋介石消灭。其次，这支军队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断，领导层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长征胜利。胜利的得来并非像中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碓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打了如意算盘，因此一直马不停蹄沿着中共的逃跑路线围追堵截。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使红四方面军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比毛的一方面军要多得多。被骗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的罪名。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在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地下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刘少奇最恨谁？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斗，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铲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解放”，重新被起用？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根据上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嫡系。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像”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像”，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大量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像”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反毛，但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己有数年。大跃进失败，全国陷入大饥荒后，６１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直截了当地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并宣布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被置之不理。这表明刘、彭己不把毛放在眼里。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不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被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个死党，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原是十大元帅，毛在庐山会议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到文革时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按照周刘的盘算，他们釆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膀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己达到和毛并驾齐驱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挂的领袖头像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列）。可是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著：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c自己的用心，却在舆论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毛是个权力第一的人，他怎么会满足于舆论上做个帝王？６５年窃听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下决心搞文革反攻。窃听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揭露杨尚昆罪行的大字报披露的，但详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报只是说杨尚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手段，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台上见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里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并且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之后没作声，似乎没当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了林彪支持他。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们以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无反击之力了。他们低估了毛泽东。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态。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以拉练演习的名义，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走，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开入北京。对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含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像专利只属刘周一派。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他意料的反击和毛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周恩来的退缩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轻易就得逞了。俗话说，会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毛泽东小时候被他爹打过几次，在他念初中时还被他爹揍过。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边说，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吓住了，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他。这次胜利，对毛的一生极其重要，使毛尝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干的甜头，毛不按常理出牌，爱走极端，好耍无赖的个性，和此事件有莫大的关系。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鸣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丢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谁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国家命运? 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钣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团利益。周恩来的儒弱，毫无政治理想和为人原则，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掉刘少奇的胜利。但毛泽东并不善罢甘休，对毛来说，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因此，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就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一个名叫联动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揭露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以求释放。依文革时的极左政治，凡被捕发表脱党声明的，便是叛徒。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狱中把他领出来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说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之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北京街头大字报所公布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别人，被揭露的人立刻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揭露到周恩来头上，却是贴大字报的该红卫兵组织“联动”头头，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还将此事件解释为，毛泽东不能忍受红卫兵胡来搞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头上。事实上，大字报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给红卫兵的，整个事件都是毛泽东躲在杭州一手策划的。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出红卫兵还冲进中南海包围了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了一天一夜，无论周怎么劝说，红卫兵就是不肯撤走。结果军队中有人出来保周了（据周三年后亲口告诉到北京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军队中有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困，就带兵入京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军队开枪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看到有火并危险，就翻手将贴大字报和发动围攻中南海的联动头头以反革命罪抓起来，以表明他和此事件无关。这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在军队中势力和影响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来的行动，就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想以此把周恩来在军中的力量肃清。但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和武汉兵变。有关怀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这里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半年之后，６７年夏天发生的武汉兵变。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到了武汉对陈再道说，把军权交出来，跟我去北京包你没事。陈大麻子就乖乖跟着周去北京。去了之后果然没什么事。因为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称纠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要王关戚“还我长城”，这三个傻瓜就被投进监狱了。揪军内一小撮虽然放弃了，但军内的分裂已经形成，为了平息和安抚军界，也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毛只好以牺牲林彪来换取军队团结。军队中的力量难以触动，毛就打算在舆论上搞跨周恩来，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来。但同样是以毛的失败告终，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在受审时已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已出尽。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个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还是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这场胜利且又是那么短暂，毛一死，接管天下的还是周的势力。所以说，毛周争斗的结果，最终取胜的还是周恩来。然而，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周恩来真的胜利了吗？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这种结论。从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来，却不能成功来看，我们完全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周恩来的演技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听他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的节。当时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这篇谈尊重经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已成流行词汇，不觉有什么特别了。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力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他们来听此报告的。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 “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总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在军中不满和对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与毛之间，将处于直接冲突了。他要让中共高级干部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当毛想清除他时，他们将支持谁，周恩来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这实际上暗示在场的官僚，你们不要因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一旦铸成大错，终生后悔。周恩来另一不寻常举动是，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实际上就是允许他的讲话流传。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和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争执不下，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请求党中央解除他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像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毫无道德。当不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没人能辨别出来。周恩来“人情味”的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说的，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己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含？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策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的。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周恩来还有个形像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作为总理，亵渎了总理的职责，其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得赞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恩来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失去权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这分明是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被抛离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周这个人就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干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文革开始，他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结论近半个世纪，中共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为自我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可是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光辉形象"，然而这个"光辉形象"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怀疑，以这样的形象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不充分揭露毛泽东的罪恶，中国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觉醒；同样地，不抛弃周恩来这样的"道德楷模"，就难以激发中国人的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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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招募媒体记者和公益律师为精神控制人体实验10年受害人安徽潜山县王焰冤假错案彻底平反的呼吁信2007——2017

请求各级领导和朋友们关注

《关于招募媒体记者和公益律师为精神控制人体实验10年受害人安徽潜山县王焰冤假错案彻底平反的呼吁信2007——2017》

（江苏南京73211部队退伍伤残军人王焰被锁定为精神控制人体实验牺牲品，并被公安局多次关押精神病医院残忍虐待）

（因权力组织搞秘密精神控制人体实验，故意地制造了冤假错案，并被潜山县公安局转化为精神病，现呼吁媒体记者和公益律师汇聚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用法律和正义的力量为王焰彻底平反：1是精神控制实验不是精神分裂症、2是因公伤残军人不是假残疾军人（用司法权力到部队取得原始档案或证明）、3得到应有的人身和精神损害赔偿（享受单位和政府的提前病内退待遇）、4向媒介公开承诺保障王焰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对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政府涉嫌官僚腐败、不透明、谋杀以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控告）

（中国急需要一个由第三方民间团体组成的独立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和平反委员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中央政法委：

尊敬的各级政府领导：

媒体记者和法律界律师及社会正义人士：

我是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受害暨揭秘者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王焰，1980年12月出生，1998年12月当兵，服役于江苏南京73211部队（舟桥旅），2003年12月退伍。在我27岁的2007年被安徽省民政厅、安庆市政法委、潜山县政府（民政局和潜山县公安局）等部门联手决策，把我移交给了权力组织610（掌管政治安全的特务秘密警察）充当了精神控制人体实验的受害人、牺牲品，他们联手在幕后指鹿为马地故意制造了冤案，并被潜山县公安局明目张胆地强押安庆市精神病医院关押后转化为精神病，算算至今已10年了，这10年来，我及我的孩子家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欺骗、权力迫害和慢性毒药残害的一系列高强度不和谐的氛围之中，特别是针对我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了包括精神上折磨（社会迫害和多次强押安庆市精神病医院关押），肉体上摧残（被慢性毒药残害成肝硬化、动脉硬化、疑似糖尿病）、经济上搞穷（住50平米的房子不办证，生活水平较同标准战友同事相差一大截，当然，和大街上乞丐比较肯定要好一些）、名誉上害臭（煽动社会丑化妖魔化散布谣言：假伤残军人、伪装精神病、没有朋友圈子、好吃赖做、心胸狭窄、欺骗政府、欺骗社会、一无是处的家伙等等）。

这些权力实施者们（职业间谍）（暗中勾结黑社会组织和邪教组织）无所不用其极地，用一些非人道的、见不得光的手段（类似于邪教轮子功、拉人头、寻找代理人）把我的家人，同事朋友战友、甚至于政府部门领导（送钱送物送美女）吸收加入了他们的序列（极权主义群众运动），变成了一个对我和我家毫无保护作用的傀儡、传话筒、留声机，等于把我变成了一个不受法律和政府保护的、随操纵者肆意玩弄摆布的木偶，我不想在皮鞭和欺骗下做一只羊任其牵、任其杀，自2008年9月开始，到北京的第一次上访讲真相、求领导，但每一次都无果而终，相反，变本加厉地将我押送安庆市精神病医院或北京华一精神病医院关押。

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退伍军人，一个有抚恤金的伤残军人，现实中应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尊严的生活，但我什么都没有，有的是欺骗和谎言（洗脑）。

2013年以来，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加大了反腐败的惩处力度，面对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在家乡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发出呼吁，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媒体记者和公益律师关注安徽潜山王焰，并为王焰因精神控制实验制造的冤案后“被精神病”：信守规矩、尊重历史，还原真相，彻底平反。

主要有六点依法依规、合情合理的诉求：

一、趁我还活着，责令“事发地潜山县政府”职能部门找回或补充我原73211部队评定的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档案和证件。

我原是73211部队（江苏南京舟桥旅）评定的“因病二等乙级残疾军人”（苏卫荣字第00209号），2003年12月退伍回潜山县民政局报道时，由于安置工作的需要，经县、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同意后，到原部队变更了残疾性质，并取得了“因公二等乙级残疾军人证（据社会传闻可能是赝品？）”，并非假残疾军人，我是2003年7月赴江苏高邮抗洪抢险期间因病情加重致残的（强直性脊柱炎），现需要通过司法途径督促潜山县政府和潜山县民政局到原73211部队拿回并完善王焰的伤残档案或相关证明（地方政府故意销毁了王焰的军队原始伤残档案起不了诬陷的作用），这一步做实后基本解决了我的冤案形成历史基础，也解决了我为什么被精神病。（精神病人说话没有人会相信，也没有法律保障，到法院起诉都没有人受理，任由权力组织充当小白鼠），对我及我家庭今后的社会名誉起到决定性维护，要不给当地社会百姓留下稀里糊涂不明不白的印象。他们封锁和过滤相关信息造成我和潜山县百姓信息不对称，接触不到整个案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以便更好地执行精神控制实验。

二、王焰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精神病。没有也没有必要伪装什么精神病来欺世盗名，所有的精神病症状都是有组织搞秘密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形成的，是人造的精神病，希望通过司法途径为王焰摘掉精神病的帽子，这样才能找回人格尊严和法律保护。

三、除享受政策法律规定的待遇外，按照法律程序给予必要的赔偿。

从2007年被锁定，2008年被精神病至今天2017年已有十年时间，杀人犯念斌冤案是在看守所关押8年，受尽折磨，我是断断续续在各个精神病院度过，出院后还被逼长期吃精神病药，这一点我前妻和家人（传话筒）可以作证，潜山县医保局把我报销的出院小结、药费发票也“销毁”了，看来这些权力组织都是长期玩弄法律的高手，但我保留有相关病历记录，安庆市精神病医院也保留有记录，念斌赔偿多少我就赔偿多少，何况河南农妇吴春霞被精神病132天都赔偿15万元。

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长期的被逼吃精神病药和慢性毒药残害，导致我现在的身体和大脑无法再参加和坚持8小时的正常工作了，从2015年开始就向潜山县梅城镇政府和潜山县人社局申请提前退休，但都以政策不允许为借口加以阻止：强行退休只有一点钱（每月800元左右，我说只要2000元每月保障生活就行了），这就是明显故意刁难。

四、对于慢性毒药残害引起的身体疾病。包括小孩的身体状况，我目前的情况是：肝硬化、动脉硬化、胆囊炎，由于该组织在我家自来水安装装置放置药物，导致我有疑似糖尿病而无法确诊，还不包括本身的强直性脊柱炎，身体是工作的本钱，念斌这点诉求国家不支持，法院不支持，我暂时也放一边不要求赔偿（同命同价=同冤同价）。

五、目前50平米房子没有办证。并且在潜山县房管局被注销登记，问不到理由和原因（被潜规则？），希望用法律途径督促潜山县政府强制执行。

六、通过法律途径督促安徽省和安庆市及潜山县政府善待王焰和王焰十岁女儿及其家人。不要无端扩大人体实验范围，不得刁难打击报复陷害，保障王焰按照党的法律政策享受的待遇不变。

上面是我呼吁信的主要诉求，也是解决以前权力操控者制造的冤案和矛盾，以及今后可能遇到问题的总结性处理，希望能得到各级政府和媒体记者及公益律师的高度关注，这不是闭门造车的幻想，也不是寻衅滋事的撒泼，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对于精神控制（脑控）实验，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子滨博士在2001年5月1日《南方周末》第6版中说得更明白：“某些专家拥有了这种技术，实验室就比法庭更有效，更不可抗拒地揭示真相，最终使法庭、沉默权、无罪推定之类，都成为一钱不值的东西，到那时，专家就是我们的法官”。 “那些执掌该项技术的人，就能控制我们，支配我们，事先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事后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最终做到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拷问精神的幽灵在大地上游荡，我们对真相的追求只能服从于某种更高的社会价值，从被削弱、被操控的意识中攫取事实，每一项这样的技术都是对隐私权和意志自由的侵犯”。 “技术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真相，却也可以更轻易地控制我们的精神。如果没有民主而公正的程序保障，对精神世界的窥探（脑控），就只能意味着恐怖。”（被精神病、抑郁、自杀、病死、癌死、十来年全家灭门）。

由于难以公开对抗一个从事秘密行动（谋杀）的权力组织，于是大家装作一切都很正常。

意识到精神控制人体实验严重后果的我，向各级政府领导和社会正义人士及法律界呼吁：关注潜山县王焰，关注精��控制人体实验，并向事发地的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政府施压，督促其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处理王焰因精神控制实验，指鹿为马地故意人造的冤假错案，并导致其“被精神病”9年的历史问题。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掉下来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陷阱。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舆论也变化无常，政府部门的法律政策、纪律规矩也日新月异，作为一个精神控制实验的受害人，如果无法适应社会的沧桑巨变，必然会被淘汰出局，走向“被死亡”的边缘，正所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也是我写这封呼吁信的初衷。

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紧急地行动起来，用王焰的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受害典型案例公开地向“事发地”“安庆市潜山县人民政府”施压，以此阻止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在王焰和其家人身上的继续，保障王焰后半生过上相对健康、一定尊严、有点幸福的生活。

同时，有必要呼吁全国人大以立法的形式杜绝政府公权力滥用到精神控制人体实验中，并在其中扮演的任何角色。

王焰（签字盖章按手印）

20160501发表20161110更正

王焰，曾服役江苏南京73211部队五年

家庭地址:中国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王河镇皖潜村联合组（老家）

2003年退伍后经潜山县民政局2005年安置的工作单位：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梅城镇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人身份），单位电话：8921145。

邮箱：[email protected]

手机+86 15055472117

请收藏好我的博客网址，关注王焰维权动态：

——http://www.1339624141.tumblr.com/

disk dv——http://1drv.ms/1l8aSHq

王焰原73211部队军残证编号：苏卫荣字第00209号，

地方换发的残疾军人证编号：皖军H014929

事发地潜山县民政局：0556—8921041

事发地潜山县公安局：0556—8935099

事发地潜山县人民政府：0556—8921091。

事发地潜山县政府网站——http://www.qsx.gov.cn/

这封公开的呼吁信希望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办公厅、中纪委、总政治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原江苏南京73211部队、民政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公安厅、安庆市公安局、安庆市民政局、安庆市人社局、潜山县政府、潜山县民政局、潜山县公安局等政府部门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同时也希望：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邓子滨教授、深圳律师黄雪涛、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老师、北京市旗鉴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前北京刑事辩护律师李庄、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周泽律师、北京瑞丰律师事务所李方平律师、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莫少平律师、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张燕生律师等有条件代理王焰行政民事诉讼，��法维护受害人王焰的合法权利。

附：王焰被精神控制人体实验案情介绍和几点社会关切：

一、从受害人王焰的角度来看“被精神病”的来龙去脉2007——2016。

王焰，1980年12月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王河镇皖潜村，1998年12月当兵，服役于江苏南京73211部队（舟桥旅），2003年7月随部队赴江苏高邮抗洪期间，因左臀部疼痛，无法行走，后转送到南京解放军81医院，住院46天，经主治医师葛华和外科会诊，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同年10月被原73211部队评定因病二等乙级残疾，发革命伤残军人证（苏卫荣字第00209号），2013年12月退伍回潜山县民政局报道。

由于安庆地区对伤残军人安置这块执行的是因战、因公安置工作，因病的没有特殊情况不安置工作，我就向潜山县民政局安置办工作人员说明了我抗洪受伤的事实，并出示相关证据证明，要求安置工作，安置办领导让我回原部队重新换取因公伤残证，于是在战友的帮助下到部队，换取了一份因公伤残证及档案材料，并于2005年经安庆市和潜山县民政局以红头文件形式和其他20个左右的退伍军人一起进行了安置，我被安置在梅城镇，后抽调到潜山县砂石管理站工作。

在2007年的时候被好事者捕风捉影，到处举报，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我也有耳闻：一是说我伤残抚恤金很高，在王河镇数一数二的；二是在我身上看不到伤残的影子，在潜山卫康制药厂和潜山饭店打零工期间也没见过伤残缺陷，和正常人一个样。当然，传言归传言，我所享受的待遇和工作并没有丢失，只是工作中受到领导和同事迫害。迫害或压迫的定义是，指任何人或团体在某社群中所受到的严重不公平对待，包括严重的歧视、不公正的法律、社会规范，以及暴力等。在2007年4月份我就要求调回到梅城镇，迫害是极难取得证据的。因此，这些曾经迫害过我的人，他们反咬一口不承认，甚至对外宣扬对我很照顾、很关心，也是无可奈何的，当然也包括他们迫害我的家人。

在2008年6月左右，除社会迫害外还被有组织暗中对我下慢性毒药，搞得我频繁的上吐下泻，肝胆疼痛，胃疼痛，我就预感到权力组织对我有“杀人灭口、搞研究搞实验”的动机，于是，除了找到潜山县当时的领导县长石力、公安局长吴宿华、法院院长胡信春、政法委书记徐雷生等，借着看病就医的机会，还到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信访局，2008年8月左右还到过原73211部队，当时在战友帮助下见到了时任卫生队队长的周勇，他随便帮我翻了一下记录和档案，说查不到，让我找地方领导处理，其实这时候我也呐闷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这些权力组织对部队也做了“手脚”，在2008年9月到北京协和医院找钱家鸣主任就诊，2008年11左右还到国家信访局、中纪委、民政部、公安部及后来的中央军委办公厅接待室等部门信访，说明真相希望得到有力的帮助，但都没有受理，只是让我回事发地处理。

在2008年12月左右从北京信访回家即被关进安庆市精神病医院，这就是我被精神病的来历。当然，这个精神病是权力组织24小时暗中高密度的监控迫害和无法无天的慢性毒药残害的。属于“被精神病”，带有强制性和政治性。

一个人一旦被精神病，就是有十个嘴说话都没有人信，就是被害死也是死有余辜，被精神病比被抑郁更恶劣。2008年的官场抑郁成风，自杀成风，我只是一个小喽罗，直接跳过抑郁到被精神病。

2011年3月在北京信访无果下到天安门撒传单被天安门公安分局抓进华一精神病院关押一星期，由我家人来北京接回家，这些年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父母家人和两个姑爷，把他们跟后面受牵连（传话筒）。2011年4月无法在潜山县安生，只好赴广州打工，在九号行馆水疗城当服务生，2011年8月转到南京益丰大药房，并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确诊了动脉硬化（心绞痛、两腿发僵），这时候又去了一趟原73211部队，当时的旅长已是张正军，我退伍的时候旅长是戴华。

2011年11月回潜山县，因为散发精神控制（脑控）真相资料，被潜山县公安局汇同梅城镇政府及防暴队（这个事实具体由梅城镇余副镇长和汪会计作证，国保两位警官我不知姓名，但我记得长相），将我强制押送安庆市精神病医院关押半年，春节都无法出院过年，这次残迫害严重到差点死在安庆市精神病医院，主治医生张斌可以作证。

2012年11月再次进北京信访无果，跑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翻墙，被便衣殴打后押送到附近派出所，并被安庆市政府驻京办接回。

2013年、2014年、2015年基本每年都到北京信访一次，2014年还带女儿到北京儿童医院体检发现腹膜数枚淋巴结肿大，淋巴结肿大可不是好事，肯定在做某一秘密人体实验。

从我2007至2016年的信访情况看，基本都没有效果，连最基本的信访受理回执都不给，就是登记一下身份证，现在都是“无纸化电子化办公”，这些权力组织随时可以将证据销毁得一干二净，连蛛丝马迹的证据都不留，当然，我还保留了仅存的二张安徽省信访局的回执单。

为什么我总是提“销毁证据”呢，因为我在2014年民政部统一换发新版残疾军人证的时候，本来要求半年就换发好的残疾军人证，潜山县民政局拖到8月份还没有办下来，到10月份的时候由潜山县民政局优抚股余劲松股长给我一本“因病六级残疾军人证”，备注栏写了“因公精神分裂症”字样，这种侮辱性证件我当时就没有接受，让他们重新办理，因为对于我们这种正常接收，正常安置的残疾军人，只要人在、证件在、伤残档案在，退伍回来是怎样，换发证件就是怎么样，没有借口和理由，看来潜山县民政局把我档案搞丢失了或销毁了，如果伤残军人档案真的丢失了，就应该查清原因或到原部队查验，以区别真假，不是我喷水，残疾军人证坐车半费或免费的情况下，在中国每一个省民政厅总计不少于上千份假残疾军人证（不是街头假证，而政府部门作假），除非不查，一查一个准。

后来优抚股不知哪里弄来了原73211部队的“因病残疾档案”（三张纸），这一点“潜山县民政局余劲松股长”可以作证，当时的潜山县民政局周凤扬副局长还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网络上流传的“说我造假贴子”给我看，我回复说网上东西不可全信，特别是我被处于监控状态（被精神病状态），什么流言都有，就像大嘴宋祖德乱喷陈晓旭一样，捕风捉影，拿芝麻当西瓜说。因为搞精神控制实验都是秘密的，信息舆论对外是严格保密、过滤、封锁和不许泄露的，包括我父母，都神神秘秘的，相当于，你不了解我，我不知道你，所有的消息都是经过权力组织为操控目的需要而散布的谣言，就事论事地说，有些是该组织通过技术手段人造（搞鬼名堂）出来的事实。（比如在受害者人事档案内放一些党政纪处理表，一个县的萝卜公章只要权力组织找一点借口或买通个别主要领导就可以实施，处分的目的主要降低社会百姓对受害人的认可度，达到丑化妖魔化的目的，使受害人生存权限进一步受到影响，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有时在档案放些黑材料受害人根本不知道（阴招连连）。）

社会大众就像盲人摸象，即使管中窥豹，也窥不到真实的豹子（可能是人造伪装的模型）。

后来，2014年12月份的时候，我的因公残疾军人证还是补办给我了，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残疾证上面还盖着两个钢印，不过我仔细推敲，这其中必有猫腻，因为，我的因公残疾材料是后补的，销毁了就没有了，就像无头案，当然，像我们伤残军人原部队评定的，是有档案记载的，我以前说过，包括受伤治疗的军队医院（南京81医院）、原部队的卫生队（73211部队卫生队）、评残的上级批准机关（江苏省军区后勤部卫生处），有些是省军区，有些在大军区级批准，现在都改成五大战区，但有些在部队移防、撤编、裁军过程中自然消失的，这些人的原始档案材料有些是永远找不到的，那么，时间久远，档案又被权力组织销毁了怎么办呢？只能任其栽赃陷害，就像杀人案，除非“亡者（真凶）归来”，像我残疾军人，物证如果销毁了永远都归不来了，有些网友不明白：你是残疾军人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承认，隔行如隔山，在部队一般情况下只要受伤，达到一定标准都给予评残，包括骨折愈后，还有疾病的，骨折、断手、断脚、瞎眼的这种伤残老百姓一眼就看得出来，即使在部队没有评残也能糊弄人，像我们这种强直性脊柱炎，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的，这种残疾，按照中国民政部的解释，残疾军人是由伤残和疾病两种形式组成，一种是受伤，一种是疾病，而我就是后者，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权力组织以中奖的机率选为“人体实验”对象（专业的秘密人体实验，对外一切理由都是借口），那么就是百口莫辨，他们可以施放药物气体麻醉剂类，维持一个让外界看似比正常人还正常的健康状态，就像动动员吃兴奋剂一样，造成了医院不易检查的假象，还好，我是强直性脊柱炎，双侧骶髂关节肯定病变，这个CT、X线一目了然，权力组织主要是胡弄老百姓，像民政局医院等专业人士是胡弄不过去的。

当然，在部队有病不一定都能评上残疾军人，有些是“带伤回家”“带病回乡”的，还有些一身是病一样手续都没有就退伍回家了，我是抗洪时病情加重无法行走，组织上主动要求给我申请评残，按道理还应该立功，三等功到地方也就一张纸，像我当兵五年，除非领导主动给，自己张口要三等功，还真不好意思。

现在，我就把情况往最坏的地方想，就当做无头案（物证销毁了）等于亡者也归不来了，那么我只有“人证”，曾经见证过我在部队抗洪受伤并评军残过程的领导和战友们：包括原73211部队的舟桥三营教导员陈锡财（后交流到江苏金湖县人武部任政委，现不知去向）、营长罗一平（现任江苏南京浦口区安监局副局长），73211部队卫生队的2003年评残的经办人周勇军医、陈溪根队长，批准方经手人是江苏省军区后勤部卫生处的方干（有些是军残证上写的名字），以及南京81医院的主治医生葛华，潜山县民政局安置办的原马竹飞组长、优抚股许惠云股长、余劲松股长、以及安庆市民政局朱科长等，还有一些见证过参加抗洪受伤过程及军残证的战友们：许于发（福建）、王满星（南京）、王庆为（安徽枞阳）、张国良（浙江平湖）、叶新鹏（福建南平）、肖宏进（安徽潜山）、李金灿（安徽潜山）、华张生（安徽潜山），我父母及两个姑爷。

因为部队《革命伤残军人证》退伍回地方后就要交到地方民政局换取地方证件，部队的残疾证一律上交。

还有一种情况是现役军人在部队当兵受伤没有评残的，但有医疗记载的，退伍到地方后可以向地方民政局申请补办残疾军人证，这个是地方残疾军人，不是部队残疾军人，抚恤金是一样的，但历史不容篡改，荣誉不能颠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迷惑人民的事在法治健全的今天时有发生，以后还有谁相信公权。

所以，在原始档案销毁情况下，人证是尤其重要。不管是什么案件，证据无非就是两个：人证、物证。假设物证销毁，只能是人证，这里面本人是起关键作用，因为还有一个“伤”，精神控制实验的权力组织就是要搞“灭口”，如果我被灭口了，我这个家和小孩子一生就毁掉了，就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家庭的耻辱，并且不断地被权力组织丑化妖魔化，以至数十年后：遗臭万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在网络时代有据可搜，有规律可循）。

这也是我不断地向社会揭露真相的原因，只有趁我活着的时候逼政府公权力启动，把事情通过法律形式做实了，做成铁案，做成全社会众人皆知的案件，做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案件，那么，权力组织就永远不会借机毁灭证据、玩弄法律，制造事端，陷我及我家于不义处境，而不是利用权势对受害人处处进行“潜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

二、下面回答一些网友疑问和关切：

第1个问题是部队现役军人评残的基本常识（自己的经历和网上搜索的）。

部队现役军人在受伤和疾病医疗期满后，达到残疾评定标准的，由部队统一组织认定，并发《革命伤残军人证》，一般残疾性质有因战、因公、因病三种，伤残等级原来四等六级，改为现在的1至10级，对于受伤的，但达不到评残条件的退伍回地方后三年内可到当地民政局申请补办，带病回乡的不能补办残疾军人证。这里面（规矩）名堂有点多，外行人一般不懂。其实我也不懂，只是经历过才慢慢体会到。有网友发问部队也有造假的残疾军人，我可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告诉你：这种情况只有万分之一，原因有几点：一是部队伤残军人只有等级高低，不会造假。二是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士兵真有造假的本领和门路，那么他可以立功、提干、考军校、转士官照样有前途，不可能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要个破残疾证，就是当兵想要，干部也不会拿自己前途搞这事。三是当过兵的都知道，一个士兵在部队基层最大的就是连长，他不可能有通天本领造这个要省军区大军区审批程序严格的残疾军人证。四是造假多发生在士兵退伍回地方，因为中国是群居社会、人情社会，腐败的社会，如果这个退伍兵在地方有权势关系，为自己方便找民政局领导胡弄个假残疾真证件是人之常情的事。

第2个问题是目前“事发地潜山县政府”对外的统一口径（猜测的）：

对于王焰被精神控制人体实验2007——2016，10年了，事情发生在原县委书记韩斌、原安庆市政法委书记王章来手中的事，后来的石力县长（现坐牢）、卓晓静书记（退休待处理），还有政法委书记徐雷生已退休，纪委书记方立洋也受到党纪处理，民政局副局长马竹飞等退休，一个县城极短时间内大批官员退位处理，这在官场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说明这个地方政治生态已被破坏或控制了，对于我个人来说，2007年是2007年的政府决策，现在是现在的政府决定，从我想象的推测，如果有网友或获知此事的人询问潜山县政府相关人员：你们县可在搞精神控制实验这个事？你们县可有王焰这个人？网上王焰反映的问题可是事实？潜山县政府领导目前有五个对外口径：一是不清楚。新上任的领导包括张劲松书记、梅耐雪县长不清楚王焰的情况，也搞不清楚这个人，具体由下面潜山县民政局和单位负责。二是对王焰已经搞清事实，彻底平反了，按照当前政策法律兑现待遇了。三是尊重历史，在没有新的证据证明王焰有问题的情况下，暂时保留当初退伍接受时待遇不变，我们还正在继续密切监控。四是王焰的情况他的家庭（家事）了解最清楚，做为政府我们仁之义尽，公事公办。第五种情况最坏，王焰的情况是在2014年民政局换发新证的时候被政府发现的，当时没有找到王焰的因公原始军队伤残档案，王焰又有精神分裂症（搞不清楚是不是装孬），民政局找到他父母，并以拒换新证为由要求他父母交待情况，并拿出了“因病残疾军人证”，因为换发新证的时间有限，潜山县民政局把这种情况向安徽省民政厅做了汇报，民政厅领导同意按原接受方案换发新证，并在新证上盖两个钢印，等待后续观察再做严肃处理。（这里说明他们留有一手，为以后权力组织等待有利战机，再发动新一轮攻击找借口），（这里证据有两点：一是原部队因公残疾军人档案失踪了，我个人是接触不到档案；二是新残疾军人证上盖有两个钢印。说明这里面有“鬼”在搅局，老百姓看不出来，看出来也没有用，跟政府作对没有一个好下场）。

第3个问题是有网友问，像你们残疾军人潜山县政府能不能取消优抚待遇和没收残疾证？

通常在没有证据证明该受害人带有违法犯罪时，是不能无故取消的，即使一时取消，待处理完毕后也要恢复其身份，因为残疾军人体现的是中国政府人道主义和政治荣誉感（当兵时为国家利益受伤或得病并得到部队肯定的，这就是政治规矩），不便无故取消，只能灭口（暗中搞死），我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处境，要不政府怎么会把我“政治化精神病”，还下慢性毒药做实验，说明潜山县government买逼还要立牌坊，把我搞死一了百了，无非政府赔几个钱，只是我暂时还没有被搞死，要不受害对象把事情闹大了会低毁当地政府形象（干丑事到了不要脸面的程度，在老弱病残的人身上榨取政治资本），告到北京就低毁北京形象。

第4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和610权力组织的相互关系和扮演的角色。

在一个地方搞精神控制实验，说明这个地方有一个首领山寨王（经过职业间谍培训安插在潜山县的耳目，通常身份隐藏的极深），首先生事找借口找靶子，然后是锁定受害人这个目标，取得“事发地政府授权”并报高层批准（这个事情政府“公法”不方便插手，交给610“家法”伺候），再动员社会百姓热情积极参与��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运动性（类似于��革），通常都把这个受害人丑化、妖魔化、标签化，如杀人犯、贪污犯、精神病等，再把自己神化成救世主，“为民除害”，“为民除贪”“为民请命”，这个社会这个政府需要他们这样高、大、全的神通广大组织来拯救，像洪秀全拜上帝教一样，跟着教主有肉吃，有酒喝，有钱花，还有帅哥美女享受，然后一步步把当地或政府需要利用的人拉下水，成为他们的传话筒、留声机和代理人，让当地人们自发的走了一条最符合操纵者利益的路（有一定的规则）。

据说只要被他们组织吸收进的人（有些是单线联络），只要听到对方深沉洪亮的电话“* * *，教主想见你一下”，吓得小便都有可能失禁或腿脚发抖，极权社会都是这样管理。这也是为什么把这些成员称为驯服的羊，任其牵、任其杀，而不是猪，因为猪在死之前还有点反抗挣扎的能力，而这些人是被该组织长期秘密篆养训练并利用的工具，半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或况还有致命的不可告人的把柄在其手中，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不行（不听话就被谋杀或造事端送进监狱、精神病医院折磨到死为止）。

一般政府实权部门里只要培养吸收一两个该组织的成员（公安法院），推行他们想要的运动计划就容易得多，其它人员只要掌握一点把柄，再小恩小惠拉笼一下，没有多少，也没有必要为受害人而反抗牺牲自己的利益。

该组织通常以执行任务为幌子要求政府部门配合，那么这个时候的政府就是傀儡，就像未代皇帝傅仪暗中听命于日本人一样，受害人或受害人家庭遇到麻烦需要主持正义或公道的时候，找政府找法院，那就是跑龙套，做形式，不要说就事论事的公事公办，甚至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都百般刁难，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就像发生于中国近几年有影响的冤假错案，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毁灭证据等等，不要说律师，连三岁小孩子都分得清的东西在政府或法院却理不清思路，说明这个时候的政府没有用了，也是传话筒，按照幕后操控者的要求去做。

用李克强总理的话形容叫做：尸位素餐。（有几个模子在那里办公办事办案）。

他们这样做主要为了借机整人（顺便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毒理结果和社会反应），网络上有网友指出这叫“国家报复制度”“杀鸡儆猴”，就是要让受害人及其家庭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以教育社会“损害Dang和政府公权利益的”就是这么个下场，要公平正义干什么，一粒老鼠屎不能害着一锅汤。当然，他们玩的是手段，玩的是法律，玩的是阴谋诡计，用行话叫“高级黑”。

第5个问题是有网友发问，没有真凭实据就是谣言。

王焰整天到晚在网上制造谣言，妄想迫害，有没有真凭实据，凭空捏造谁能信服？是潜山政府仁慈，一般早就抓起来搞死了。

关于证据，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因为权力组织就是掌管和玩弄法律方面的高手，他们都是在幕后操控，一般掌握不到什么证据，就像抓小偷一样，你以为你是公安局的，大街上哪个监控探头你都有权调取啊，如果真是有过硬证据也会遭到权力组织销毁，而具体到幕后操控者更不一样，他们像邪教一样把受害人需要操控的人用非道德手段牢牢控制住，这个人就像灵魂出窍，鬼魂附体，肉体还是本人，但其思想行动语言已经在按照操控者的意愿进行，可见多么恐怖。

目前具体的摆在桌面的证据也有：一是民政局把我部队原始伤残档案搞丢失了，这个概率不是没有，但一般很低。除非档案室发生失火、失水、盗窃或专人陷害，有网友问你档案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光，如果真有见不得光的就应该摆在桌面上，该追究什么责任就是什么责任，而不是连受害人本人都不清楚的前提下私自销毁栽赃陷害“被精神病”。万幸的是我问过其他战友，部队伤残军人评残档案一般一式三份，地方民政局只能销毁一份，还有两份，看来还是部队有经验，防止个别地方胡乱地搞。因为地方是个大染缸，公检法司政党、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个别“地方大佬”权倾一方为所欲为，大搞人身依附，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故意制造个冤案整人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政治法律社会效益相结合），又能借机升官揽权敛财。二是我2014年换发的新版残疾军人证有两个钢印，无缘无故搞两个钢印干什么？说明里面有名堂，有鬼，为将来哪一天发动攻击找到口实。三是我在部队当兵五年，受过正规军事化训练，都没有得什么精神病，家庭也没有精神病史，独独退伍回潜山县整了个“精神分裂症”，说明这个地方水土不服，人心不古。其它的证据无非年纪轻轻30岁被慢性毒药残害全身是病：肝硬化、胆囊炎、动脉硬化、磨牙破坏好几颗，用邪教歪理邪说的话“是人都有生病的时候，正常”。

大凡搞精神控制实验的地方，自古都是地痞流氓土匪丛生，为一碗饭能打破头出人命的地方，大家看：陕西西安、中国上海、湖南张家界、贵州铜仁、安徽安庆（潜山）、湖北武汉、福建福州，后两个地方更是一踏糊涂，三天两头冒个哄动全国的案件。

第6个问题是王焰、孩子和整个家庭的危险处境和未来走向（推测可能被操控结果）。

当操控者使用的手段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虚假（表面形式）的时候，操控到今天这个局面，内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表面形式，做做样子对得起观众。

从2007年被操控到今天，我及我家的处境目前非常危险，一般到这个时候10年左右，大多数都被残迫害“被病死的被病死”、“举家搬迁的搬迁”、“下监狱的下监狱”，反正社会上很少看到受害人信息了，类似于强迫失踪的，权力组织动员百姓搞运动的结束时间到了，再拖下去“权柄”不灵验了；二是被识破了，三是除非变换个版本继续搞。一般有黑脸、红脸两套方案轮流搞，搞到死为止（脑控实验程序的设计都很科学严密，经过长期实验推算总结的）。我及我家也是风雨欲坠，去年离婚、50平米房子不办证、我本人和家人身体都不好，工作想退退不了（要精神病人上班，荒唐，或许哪一天被迫害得殴打赶出来，因为单位曾经强抓我到精神病院了），如果有一天潜山县政府借机发力取消工作和残疾待遇，潜山是待不下去了，只能背井离乡，到北京告状，除非不回潜山县，只要回潜山县就会抓进精神病医院或找借口下监狱，这种案例屡见不鲜。如果现在再取消待遇，只能等到下一个10年了，因为中国造冤案申冤基本规律时间是10年左右一周期，这个10年申诉解决不了，只能等下一个新领导人上台解决。

有网友问，你这地方没有法律吗？对，就是没有法律，像搞精神控制实验对当地普通百姓是公事公办，能照顾的照顾（免税、低保、工资等方面优待提高，以换取这些民众的热情支持拥护），但对政府需要打击的对象就变本加厉，就像练习射击时的靶子，越往靶心打越好。野蛮加阴暗等于恐怖。

第7个问题是精神病医院和监狱有什么区别。

监狱和部队差不多，就是没有训练，劳动和规矩都一样，精神病医院就不一样，首先就没有了法律保护，里面都是精神病人，还要吃药，被传染个疥疮是家常便饭，要是权力组织下阴招给传染个肝炎、肺结核的那下半生完蛋着，更为恐怖的是如果受害人在里面不守规矩，不老实做人，甚至挑拨精神病人打断腿的、挖眼睛的。

并且被政府或相关单位“被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医院的住院没有时间长短，主要看受害人家庭关系硬不硬，如果受害人家庭人单势薄，一关两三年，甚至在精神病医院住到终结一生的都不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双亡，没有妻子儿女的，想想真恐怖），住院的费用（钱）对政府不存在问题，对于一个有精神病住院史的人，政府的随意性很大，可以到需要送进去就送进去的程度，试想，一个没吃没喝没住的“被精神病人”，不找政府求助找谁，对这种人政府通常都是关进精神病院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不像“被监狱”，一个相对有法律保障，程序相对复杂一些，二个有明确法律时间限制，三个如果有过错出来还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中国的精神病院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做好人好事的场所，大多数都带有政*治任*务的，里面的少数医生还是带有公安局编制领双份工资的。

总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正常人待的，是对需要打击制*裁或灭口对象使用的。

第8个问题是王焰每天在网上揭露精神控制实验，要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网友们啊，我王焰每天在网上不停地揭露精神控制实验，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幕后操控者简单的多：就是需要网友们关注王焰被操控发展到哪一步，关注安徽潜山县政府能否善待王焰和其孩子、家人，能否保障其生命健康安全。至于诉求中要求赔偿，命保住就不错了，还赔偿？一没有法院受理，二没有律师公益代理，这就好比一个女人走到荒山野岭遭一群匪徒轮奸：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有人管。

通常情况下，如果有正义记者、社会人士来潜山县秘密调研或公益律师代理，这些权力组织会对其公关洗脑，一般也就两招或文或武。文的就是诉苦，“记者同志啊，你们远道而来潜山县，这个地方穷，要吃饭的多，我们也难管理，不是我们要对王焰怎么样，而是王焰这个人怎么怎么差劲，他有精神病，领导怎么怎么难做，请你们来潜山县多到天柱山旅游一下，请客吃个饭，顺便找个电视台主持人（美女）陪陪（下圈套），或给个红包。一般接触不到受害人王焰，我本人24小时监控了，打我电话也监控着，半军管状态也没有记者敢采访。武的就是借口执行任务，闲杂人等不许接近受害人王焰，不许打探小道消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一律由潜山县政府统一对外口径，不听话不上路子一般会找地痞流氓暗中制造事端殴打，当然，潜山县是国家级旅游县，这些权力组织不会蠢到人造恶性事件，一般都使用技巧手段公关。对代理律师也一样，毕竟是搞精神控制的，公关洗脑的手段就是软硬兼施，使人心服口服，顺从于权力组织。

第9个问题是目前有哪些疑似受害人及对付精神控制实验的方法。

从我对网络研究来看，疑似的太多，包括彭公乾、吴巧妍、刘华铭芝、郭汝泉、黎永强、贾宏声、陈晓旭、王均瑶等等，在这些人身上能发现到共同点和规律性：包括“嫌疑人身份”“父辈亲属受害对象”“被精神病” “谣言四起”“英年早逝”等等，至于对付其方法，只有熟悉权力组织搞精神控制实验的规律，才能知已知彼，“就事论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证据意识强”“政策法律意识强”，而对于受害人应该“理性思维”“脑控思维”“严格自律”“遵纪守法”“未雨绸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创造条件到美国。

总之，从被锁定充当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受害人那天起，一日被控，一生被控，揭露不揭露结局都一个样：被病死。只是时间长短罢了，闹得凶社会关注度高的，他们会让受害人活得时间长一点，像湖北武汉彭公乾，前后搞了15年，时间跨度非常大，最后实验出个胆囊壶腹癌42岁就死了。动静小的，会出阴招搞死，包括车祸、触电、意外死亡等，也有像福建福州吴巧妍才搞四五年，就忍不住疾病羞辱折磨而自杀。

这些幕后操控的权力组织无所不用其极地用非人道的手段残害自己同胞，使用了人类有国家文明以来找不到语言形容的阴暗手段，比日本731部队，比纳粹法XI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的区别是当自己的民族在残杀自己人时比侵略者更为残忍（百度语录）。

如果广大民众一味沉默，或许下一个就是你，是值得人们反思和警醒的时候到了。

附证据：《退伍军人证》证明王焰曾当过兵。（其实这个证据也能销毁，但销毁对权力组织起不了作用，诬蔑说王焰假当兵经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当兵受伤时治疗的南京81医院出院小结，病案号、X光号都有，像病人住院病历，现在只要有权限到81医院还能找得到，但也有可能丢失。

王焰2003年部队抗洪受伤时申请评残的证明材料一份。（像我这种在抗洪期间因病加重的伤应该算事故，带队领导不隐瞒就不错了，怎么可能立功呢？立功主要是救人救物对象，像部队正常训练中骨折受伤也算事故，但和评定《伤残军人》都不影响）。

原江苏南京73211部队《因病残疾军人证》及档案材料。可惜当时没有手机拍下，只能是复印件，复印件比没有，空嘴说白话要强，毕竟也能算证据。更可惜的是当时没有证据意识复印出《因公残疾军人证》及材料。

2014年安徽省民政厅换发的新版残疾军人证，上面清晰地显示两个钢印（大家仔细看看，说明这个民政局确实有点“鬼”名堂）。

我从2008年上访过程中留下的两张安徽省信访局回执单。（这个证明我信访过、申诉过，可惜北京方面有经验，对我们这类人信访什么手续都不给）。

王焰被慢性毒药残害到医院检查的影像报告（得病正不正常医生来解说，这个只能增强说服力，无法当作证据使用）。

2014年带女儿王欣睿到北京儿童医院体检时的B超报告。

2009年和2012年王焰被强制抓进安庆市精神病医院的出院小结。（当过兵难道就不能得精神分裂症吗？这个与被迫害和慢性毒药没有多少证据链。今天能被精神病，明天或许也能被精神病，反正这一生是完蛋着。）

my blog ——http://www.1339624141.tumblr.com/

操作手段：煽动社会迫害+慢性毒药残害+读心术=精神控制实验（脑控）！

具体方法：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摧残——经济上搞穷——名誉上害臭！

人生结局：被精神病、抑郁、自杀、病死、癌死、十来年全家灭门！

组织形式：（邪教模式+传销模式）幕后操纵者——特权骗子—传话筒留声机——受害人傀儡！

精神控制实验的对个体实施控制范围：制人脑电脑权、制信息（网络媒体通讯）权、制舆论权、玩法律权（钻空子）。

特别强调的是制人脑权，可分为：制情绪权、制心理思维权（意识潜意识）、制脑影像权、制思维模式形成权、制记忆分析权、制生存能力权、制人格尊严权、制社会交往权（这部分通过煽动社会迫害取得控制）；制精神状态权、制身体感觉嗅觉权、制休息睡眠权、制健康病患权、制内分泌优略权、制生命权（这部分通过暗下慢性毒药、药物来取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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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6-01-25

导读：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

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

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

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故宫(微博)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366页）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页）

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

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

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

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

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

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

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

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

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

（图注：1900年6月20日，被八国联军抓获的三名义和团。）

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

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

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187页），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30页）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

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

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

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

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

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

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

其实中国朝廷镇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压异端完全不同。

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

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

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

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

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

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

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

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

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

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

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

“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不过一出“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

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

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

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

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

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

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早在庚子国难的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太后）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慈禧）党祸之战争也。”（《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

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的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 —— 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

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

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

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

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

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是完全正常的。

正如今人所论：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这些文化财富与建立自由、人权的现代共和国之间没有抵牾。没有谁认为如果要建立自由的国家，先决条件必须是要‘打倒孔家店’或‘烧掉线装书’，也没有人认为穿着‘汉衣冠’就是一名帝制拥护者”。（李竞恒：《衣冠的背影》，《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31-32页）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对于太平天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从“反满兴汉”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没有兴趣追问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如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了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经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

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更进一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努力地追求制度的变革；而在另一条线上人们在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

十多年后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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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招募媒体记者和公益律师为精神控制人体实验10年受害人安徽潜山县王焰冤假错案彻底平反的呼吁信2007——2017

请求各级领导和朋友们关注

《关于招募媒体记者和公益律师为精神控制人体实验10年受害人安徽潜山县王焰冤假错案彻底平反的呼吁信2007——2017》

（江苏南京73211部队退伍伤残军人王焰被锁定为精神控制人体实验牺牲品，并被公安局多次关押精神病医院残忍虐待）

（对事发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政府涉嫌官僚腐败、不透明、谋杀以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控告）

（中国急需要一个由第三方民间团体组成的独立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和平反委员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中央政法委：

尊敬的各级政府领导：

媒体记者和法律界律师及社会正义人士：

主要有六点依法依规、合情合理的诉求：

一、趁我还活着，责令“事发地潜山县政府”职能部门找回或补充我原73211部队评定的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档案和证件。

三、除享受政策法律规定的待遇外，按照法律程序给予必要的赔偿。

五、目前50平米房子没有办证。并且在潜山县房管局被注销登记，问不到理由和原因（被潜规则？），希望用法律途径督促潜山县政府强制执行。

由于难以公开对抗一个从事秘密行动（谋杀）的权力组织，于是大家装作一切都很正常。

意识到精神控制人体实验严重后果的我，向各级政府领导和社会正义人士及法律界呼吁：关注潜山县王焰，关注精神控制人体实验，并向事发地的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政府施压，督促其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处理王焰因精神控制实验，指鹿为马地故意人造的冤假错案，并导致其“被精神病”9年的历史问题。

同时，有必要呼吁全国人大以立法的形式杜绝政府公权力滥用到精神控制人体实验中，并在其中扮演的任何角色。

王焰（签字盖章按手印）

20160501发表20161110更正

王焰，曾服役江苏南京73211部队五年

家庭地址:中国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王河镇皖潜村联合组（老家）

2003年退伍后经潜山县民政局2005年安置的工作单位：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梅城镇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人身份），单位电话：8921145。

邮箱：[email protected]

手机+86 15055472117

请收藏好我的博客网址，关注王焰维权动态：

——http://www.1339624141.tumblr.com/

disk dv——http://1drv.ms/1l8aSHq

王焰原73211部队军残证编号：苏卫荣字第00209号，

地方换发的残疾军人证编号：皖军H014929

事发地潜山县民政局：0556—8921041

事发地潜山县公安局：0556—8935099

事发地潜山县人民政府：0556—8921091。

事发地潜山县政府网站——http://www.qsx.gov.cn/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莫少平律师、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张燕生律师等有条件代理王焰行政民事诉讼，依法维护受害人王焰的合法权利。

附：王焰被精神控制人体实验案情介绍和几点社会关切：

一、从受害人王焰的角度来看“被精神病”的来龙去脉2007——2016。

2012年11月再次进北京信访无果，跑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翻墙，被便衣殴打后押送到附近派出所，并被安庆市政府驻京办接回。

社会大众就像盲人摸象，即使管中窥豹，也窥不到真实的豹子（可能是人造伪装的模型）。

因为部队《革命伤残军人证》退伍回地方后就要交到地方民政局换取地方证件，部队的残疾证一律上交。

二、下面回答一些网友疑问和关切：

第1个问题是部队现役军人评残的基本常识（自己的经历和网上搜索的）。

第2个问题是目前“事发地潜山县政府”对外的统一口径（猜测的）：

对于王焰被精神控制人体实验2007——2016，10年了，事情发生在原县委书记韩斌、原安庆市政法委书记王章来手中的事，后来的石力县长（现坐牢）、卓晓静书记（退休待处理），还有政法委书记徐雷生已退休，纪委书记方立洋也受到党纪处理，民政局副局长马竹飞等退休，一个县城极短时间内大批官员退位处理，这在官场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说明这个地方政治生态已被破坏或控制了，对于我个人来说，2007年是2007年的政府决策，现在是现在的政府决定，从我想象的推测，如果有网友或获知此事的人询问潜山县政府相关人员：你们县可在搞精神控制实验这个事？你们县可有王焰这个人？网上王焰反映的问题可是事实？潜山县政府领导目前有五个对外口径：一是不清楚。新上任的领导包括张劲松书记、梅耐雪县长不清楚王焰的情况，也搞不清楚这个人，具体由下面潜山县民政局和单位负责。二是对王焰已经搞清事实，彻底平反了，按照当前政策法律兑现待遇了。三是尊重历史，在没有新的证据证明王焰有问题的情况下，暂时保留当初退伍接受时待遇不变，我们还正在继续密切监控。四是王焰的情况他的家庭（家事）了解最清楚，做为政府我们仁之义尽，公事公办。第五种情况最坏，王焰的情况是在2014年民政局换发新证的时候被政府发现的，当时没有找到王焰的因公原始军队伤残档案，王焰又有精神分裂症（搞不清楚是不是装孬），民政局找到他父母，并以拒换新证为由要求他父母交待情况，并拿出了“因病残疾军人证”，因为换发新证的时间有限，潜山县民政局把这种情况向安徽省民政厅做了汇报，民政厅领导同意按原接受方案换发新证，并在新证上盖两个钢印，等待后续观察再做严肃处理。（这里说明他们留有一手，为以后权力组织等待有利战机，再发动��一轮攻击找借口），（这里证据有两点：一是原部队因公残疾军人档案失踪了，我个人是接触不到档案；二是新残疾军人证上盖有两个钢印。说明这里面有“鬼”在搅局，老百姓看不出来，看出来也没有用，跟政府作对没有一个好下场）。

第3个问题是有网友问，像你们残疾军人潜山县政府能不能取消优抚待遇和没收残疾证？

第4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和610权力组织的相互关系和扮演的角色。

在一个地方搞精神控制实验，说明这个地方有一个首领山寨王（经过职业间谍培训安插在潜山县的耳目，通常身份隐藏的极深），首先生事找借口找靶子，然后是锁定受害人这个目标，取得“事发地政府授权”并报高层批准（这个事情政府“公法”不方便插手，交给610“家法”伺候），再动员社会百姓热情积极参与，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运动性（类似于文革），通常都把这个受害人丑化、妖魔化、标签化，如杀人犯、贪污犯、精神病等，再把自己神化成救世主，“为民除害”，“为民除贪”“为民请命”，这个社会这个政府需要他们这样高、大、全的神通广大组织来拯救，像洪秀全拜上帝教一样，跟着教主有肉吃，有酒喝，有钱花，还有帅哥美女享受，然后一步步把当地或政府需要利用的人拉下水，成为他们的传话筒、留声机和代理人，让当地人们自发的走了一条最符合操纵者利益的路（有一定的规则）。

用李克强总理的话形容叫做：尸位素餐。（有几个模子在那里办公办事办案）。

第5个问题是有网友发问，没有真凭实据就是谣言。

王焰整天到晚在网上制造谣言，妄想迫害，有没有真凭实据，凭空捏造谁能信服？是潜山政府仁慈，一般早就抓起来搞死了。

第6个问题是王焰、孩子和整个家庭的危险处境和未来走向（推测可能被操控结果）。

从2007年被操控到今天，我及我家的处境目前非常危险，一般到这个时候10年左右，大多数都被��迫害“被病死的被病死”、“举家搬迁的搬迁”、“下监狱的下监狱”，反正社会上很少看到受害人信息了，类似于强迫失踪的，权力组织动员百姓搞运动的结束时间到了，再拖下去“权柄”不灵验了；二是被识破了，三是除非变换个版本继续搞。一般有黑脸、红脸两套方案轮流搞，搞到死为止（脑控实验程序的设计都很科学严密，经过长期实验推算总结的）。我及我家也是风雨欲坠，去年离婚、50平米房子不办证、我本人和家人身体都不好，工作想退退不了（要精神病人上班，荒唐，或许哪一天被迫害得殴打赶出来，因为单位曾经强抓我到精神病院了），如果有一天潜山县政府借机发力取消工作和残疾待遇，潜山是待不下去了，只能背井离乡，到北京告状，除非不回潜山县，只要回潜山县就会抓进精神病医院或找借口下监狱，这种案例屡见不鲜。如果现在再取消待遇，只能等到下一个10年了，因为中国造冤案申冤基本规律时间是10年左右一周期，这个10年申诉解决不了，只能等下一个新领导人上台解决。

第7个问题是精神病医院和监狱有什么区别。

不像“被监狱”，一个相对有法律保障，程序相对复杂一些，二个有明确法律时间限制，三个如果有过错出来还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中国的精神病院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做好人好事的场所，大多数都带有政*治任*务的，里面的少数医生还是带有公安局编制领双份工资的。

总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正常人待的，是对需要打击制*裁或灭口对象使用的。

第8个问题是王焰每天在网上揭露精神控制实验，要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9个问题是目前有哪些疑似受害人及对付精神控制实验的方法。

如果广大民众一味沉默，或许下一个就是你，是值得人们反思和警醒的时候到了。

当兵受伤时治疗的南京81医院出院小结，病案号、X光号都有，像病人住院病历，现在只要有权限到81医院还能找得到，但也有可能丢失。

2014年安徽省民政厅换发的新版残疾军人证，上面清晰地显示两个钢印（大家仔细看看，说明这个民政局确实有点“鬼”名堂）。

我从2008年上访过程中留下的两张安徽省信访局回执单。（这个证明我信访过、申诉过，可惜北京方面有经验，对我们这类人信访什么手续都不给）。

王焰被慢性毒药残害到医院检查的影像报告（得病正不正常医生来解说，这个只能增强说服力，无法当作证据使用）。

2014年带女儿王欣睿到北京儿童医院体检时的B超报告。

my blog ——http://www.1339624141.tumblr.com/

操作手段：煽动社会迫害+慢性毒药残害+读心术=精神控制实验（脑控）！

具体方法：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摧残——经济上搞穷——名誉上害臭！

人生结局：被精神病、抑郁、自杀、病死、癌死、十来年全家灭门！

组织形式：（邪教模式+传销模式）幕后操纵者——特权骗子—传话筒留声机——受害人傀儡！

精神控制实验的对个体实施控制范围：制人脑电脑权、制信息（网络媒体通讯）权、制舆论权、玩法律权（钻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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