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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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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5）

当我们回顾甲A，经历过甲A、曾经为处在甲A的球队鼓舞呐喊的球迷们回忆到甲A时，可能会回想到甲A时期的万人空巷的火爆、四川全兴、陕西的球迷氛围、北京和上海的“京沪大战”、大连与上海的“连沪大战”、广州太阳神的“胡椒”组合、95年上海申花徐根宝的抢逼围战术、北京国安9：1上海申花、大连万达5年4冠、大连万达55场不败纪录、99年山东鲁能双冠王与“辽小虎”的奇迹、大连实德三连冠……可如果让没有经历过甲A时代的“新球迷”提起甲A，可能只会想到甲A时期假赌黑严重，或者只是听其他老球迷对甲A有些碎片化的印象，亦或者，只有“假A”。

就算对于许多老球迷来说，他们很多人更多的是怀念1994年到1999年的甲A，而2000年到2003年的甲A，却没有多少可回忆的事情。这其实可以从当时的联赛上座率就可以看出来，2001年国内足球环境不仅遭到“假赌黑”问题的困扰，还遇到取消升降级的事情发生，《球报》就有报道2001年的球市问题：“没有降级，甲A联赛的吸引力大打折扣，经历联赛初期的短暂辉煌后，全国球市迅速走入低潮，继联赛第18轮平均每场不到一万人后，联赛第24轮更是创造了每场7400人的新低。由于缺少降级的刺激，商家对足球的投资热情也大为降低，各俱乐部依靠市场的收益大幅减少。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八年以来，首次遭遇如此强大的生存危机，一年元气的耗散，恐怕需要很多年才能复原。”2002年，之前一直坚持直播甲A比赛的央视也与足协产生了矛盾，由于价格产生分歧，中央电视台仅与中国足协进行了首轮一次性签约，在第一轮比赛中对京沪的两场精彩赛事进行了直播，而从第2轮一直到第6轮比赛都没有直播，直到世界杯之后的第7轮比赛才重新恢复。而随着假赌黑问题越来越严重，联赛观赏度逐年下降，相比于甲A初期的上座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甲A末期的上座率是令人惋惜不已：

1999年甲A：场均1.99万

2000年甲A：场均1.99万

2001年甲A：场均1.83万

2002年甲A：场均1.41万

2003年甲A：场均1.50万

到了2003年末代甲A，上座率竟然都比不了甲A刚刚职业化的1994年。当时的人可能会认为，经历了十年，甲A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为，甲A推动了中国足球的发展。中国国字号足球能在90年代末20世纪00年代初能够达到顶峰、中国足球市场急速发展、中国球迷数量暴增、中国足球推广流行到社会各阶层……这些事情能够发生，甲A的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没有甲A，可能现在中国球迷的人数、踢球的人数还会更加少。但是，甲A在飞速发展的最初阶段，没有解决许多从体制时代延续下来的问题，比如官僚足球、“城市名片”、默契球、关系球、官员腐败贿赂，导致了为了“城市荣誉”、领导政绩而出现的假球和黑哨，导致了贿赂官员、裁判、球队人员的事情连绵不绝，使得体育总局、足协内部腐败严重，致使后来的假球、赌球现象严重以后，从上至下一直都无法采取有效手段制止这些行为。当甲A进入职业时期使得资本大量涌入以及球市火爆之后，内部的腐败导致了假球、黑哨情况越来越严重，但球队、足协都因为内部问题无法根治这些现象，使得最后假球、黑哨现象成为了路人皆知，但却屡禁不止的难题。随着破坏规则的事件越来越多，违法违纪成为了中国足球的风气，又引入了赌球、黑社会、球员素质低下、暴力事件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最终导致整个中国足球的崩溃。2002年中国打入世界杯成为了甲A后期的遮羞布，但只靠国家队的成绩来撑场面的手段能够长久下去吗？

甲A的问题其实并不只有最严重的“假赌黑”现象，还存在着许多足协制定的规则不完善、企业球队急功近利、青训急功近利的问题。同时存留着许多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比如球队俱乐部依然与当地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比如自1992年以来，足协是“伪民间组织”，看似靠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实际上仍然由体育总局直接管辖，即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简称为足管，始终掌控着足协，而实际上足管的领导与足协的领导都是同一批人，足协的存在只是用来欺骗国际足联的“各国政府不得干涉足球”的规定。中国政府干涉足球的事情，到10年代由于中超的纸醉金迷，连欧美的外国人都知道了，他们还在网上发出自己的疑问：“为什么中国足球被政府干涉得如此明显，怎么国际足联不处罚？”比如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队频繁集训、长期集训、练体能等等。有关体制时代的许多问题与矛盾，笔者将在下文通过长篇提出。

与此同时，部分球迷、媒体、社会舆论、足协的急功近利也是逼迫中国足球走向崩溃的一大原因。对于他们来说，既然甲A联赛办的红红火火，球员们拿着大钱，那么国家队就应该踢到他们期望的指标，一旦失败，则一切可以责备的人都要被他们痛骂。

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十强赛，中国队在自己的主场大连金州体育场总是发挥失常，最后被淘汰。在十强赛进行期间，就有人给当时国足主教练戚务生家里打电话，告诉他家90多岁的老母亲“戚务生走了”。组建甲A职业联赛的创始人、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出门带着妻儿逛街，上了出租车听到广播里球迷将他比作明朝奸臣严嵩、出租车司机说他不要脸还敢出门、商店女售货员骂他带着晦气……李承鹏就在《足球报》里有回忆到主场2：3输给卡塔尔后的场景：“那一天，王俊生和戚务生看起来像两个死人。任何人在这种时候都会以为自己是死人。因为他俩面前跪了近200号披麻戴孝的人，有老头、有壮汉还有妇女和小孩、白花花一片，高举“心已死、泪已干”一类的布条，哭，不是嚎啕大哭，而是呜呜的低咽地哭，合起来很像古代乐器“埙”发出的声音。从石灰石矿吹来的阴风打得两人头脑有些发木，他们想说什么，喉结上下咕噜了几下，但终于没说，王俊生想对球迷坚强地挥挥手，但做来的姿势就像凭空要在空气中抓点什么，有些莫名其妙，然后，他突然变成一把木工用的曲尺，90度折了下来向前方鞠了一躬。现在想来，因为在几月几日输给卡塔尔被淘汰出十强赛就有老幼妇孺披麻戴孝长跪不起，是一个时代的幽默。”而此时，一个痛心疾首的球迷老榕，在当时传播度还是不高的网络上写下了2000多字的著名网文《金州不相信眼泪》，这篇文章竟火遍全中国，成为新中国网络时代初期的代表作之一。

李承鹏在《足球报》还记载道：“更多的人像训练有素的民兵包围了东方宾馆，“打倒王俊生”、“打倒戚务生”，冲在最前面的肌肉最强壮，因为天气冷和肾腺素分泌，密密麻麻有一层激越的鸡皮疙瘩。……　头一天大连城赶制了12万面国旗，但“让金州体育场成为红海洋”的计划却因2比3而夭折，球迷改放鞭炮，为中国队送丧。最暴力的人哭得却最凶，有个体重200斤以上的胶东大汉哭得休克了，他被拖出去1秒钟后，就有另一位更强壮的大汉填补了空缺。”而在2年后，1999年由霍顿率领的国奥队冲击奥运会，结果在九强赛再次失败。当时李承鹏记载：“中国队输球后，“八万人体育场”满座的六万七千名中国球迷很沉默，只看得见6万多颗头颅却听不见声音，比赛还有8分钟结束，姬宇阳旁边一个球迷痛苦地咬着自己的手指，5根指头轮流放到嘴里下意识地咬，像在吃一根油条。然后是围攻“东亚富豪大酒店”，与两年前一样，人也很多，一齐大骂中国足协和王俊生，一个球迷因冲得太前被警察铐起来了，铐在酒店大堂边的过道上，这个戴着眼镜大学生模样的球迷兀自大骂：“打倒王俊生”，而这时一脸沮丧的王俊生正好经过。他很仔细听了一会儿“眼镜”绵绵不绝的骂声，对警察说“把他放了”，“眼镜”摸着红肿的手腕，直愣愣看着这个狗血淋头的人，脑子很昏乱的样子，然后突然鞠了一躬，像被一只弹弓发射出去般跑掉了……”

有时候，大家会怀念起1992年到2002年的那段时光，全国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关注足球，哪怕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着足球的气氛。那些狂热的球迷的氛围，至今已经很难再看见了。而这种狂热的球迷氛围，就好像点燃的导火线，转瞬即逝。社会、球迷、媒体、足协、政府对成绩的极端看重，不仅导致了各类决策只实施几年就又以新决策覆盖，还导致了中国足球的发展极端的不平衡。如果没有这些重重压力的话，如果中国足球是脚踏实地地一步步走的话，甲A也不会这样被逼着走进“假赌黑”的深渊，中国足球也不会在到达顶峰之后迅速陨落。甲A就是如此，一边代表着中国足球的美好巅峰回忆，一边却又代表着中国足球堕落的开始。

《北京青年报》在回首甲A时曾经这样描述两个缔造职业联赛诞生的人物：王俊生—“将职业足球引进中国的人”。这是1995年亚足联某官员向国际足联官员介绍王俊生时作出的评价。1992年至2000年，王俊生身兼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和足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开创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之路。1993年他领导制定的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甲A联赛的他成功当选了亚足联第一副主席，保证了中国足球在亚洲说话的分量。性格豪爽的许放为人正直、清廉，早在职业化之初，主管纪律委员会的许放就对裁判们尖锐地指出：“你们掂量掂量，是一两万元红包的分量重，还是你们一生的前途分量重？”1996年9月30日晚，工作过于劳累的许放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9岁，中国足球痛失一位英才。值得一提的是，在许放逝世后，足协官员到他家里为他找最后的穿戴，竟找不到一双崭新的皮鞋。亚足联为表达对这位好人的敬意，曾自发捐款4万美元转交给许放的家人。

许放是那届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之一，他和王俊生是在1992年红宝山会议上认识的。许放被认为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1994年足协遇到最艰难的境况，原来当时尽管已经确定了职业化，可中国足协得到的拨款只有区区的100万，同时远在巴西的健力宝少年队也急需一笔支援资金，这让足协陷入两难的局面。在许放的同意下，足协将这笔资金转给健力宝少年队以解燃眉之急。之后，许放、孙宝荣等人立刻飞赴日本，向日本足协讨教职业化的经验。新浪有新闻记载：“1994年开赛前几个月，足协掌门人王俊生急得彻夜难眠，足协有人提出：“找体委计划财务司先借，联赛完了再还。”王俊生紧皱眉头：“赛完了若还不上岂不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万万不能这样！”王俊生突然想起维拉潘前不久曾经告诉他：“日本足协去年搞起职业联赛，他们投入了1200万美元。”他找足协副主席许放和孙宝荣商量，决定马上飞赴日本，取回邻国的火种。那一次考察使他们眼界大开，混沌的思路一下子清晰了。他们终于找到了IMG、ICL两大中介公司，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国际知名的中介公司。一旦知道他们可以用中国的联赛“扎”来这么多钱时，有些人的农民意识又抬头：“这钱咱们来赚不好吗？何必让他们划走一大批。”王俊生、许放对此置之一笑，都快要饭了还在喋喋不休！谈判小组内有压力，外有困难，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讨价还价、拍桌子瞪眼、声言破裂几度发生，熟谙外语的许放与对方进行了3个月的“礼尚往来”，许放也每天都向王俊生汇报。谈判接近尾声，王俊生发现许放眼内有红红的血丝，他关切地说：“老许，你昨天睡了几个小时？”许放打起精神说：“有两三个吧。”最终足协与IMG达成了协议，由IMG（国际管理集团）负责联赛赞助资金（每年120万美元，每年递增10%，合作期为五年）来包装首届甲A联赛。

如果没有许放的谈判，可能第一届职业化的甲A联赛都无法如约进行。因此，也难怪1996年许放不幸猝死的时候，不仅是中国足球的人士在惋惜，亚洲足协的许多重要人士也对他的离去感到难过。许放去世的开始几年，依据李承鹏的记载，人们是这样纪念许放的：”在许放去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假如老许还活着”几乎成为每次中国足球受到黑哨欺负后，从足协官员到国脚，必然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许放还活着，也许健力宝回国后不会被拆散；如果许放还活着，1997年十强赛中国队或许也不会被分进死亡之组。”再过好几年，到了甲A结束后中超头几年那段时间，又有人在惋惜许放的去世，说如果许放没有在1996年去世，可能他还能够阻止假赌黑从1997年开始逐渐蔓延。但是，即使许放还活着，当时他真的能够凭他一人力挽狂澜吗？有球迷非常后悔当初因为国家队失利谩骂王俊生，认为他相比于后面的阎世铎、郎效农、谢亚龙、南勇和杨一民等辈相比，至少是干了很多合理的实事的。话又说回来，就算这些人都会想办法要制止假赌黑，假赌黑就一定会被解决吗？也许会的，但更有可能的，应也只是螳臂当车。甲A的假赌黑泛滥到后期如此严重的地步，已经不是几个人的责任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对此“视而不见“。明明都知道有假赌黑的问题，明明都知道这些会危害足球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但大家还是趋之若鹜。就这样，甲A在很多球迷的心目中，其真正的名字，早已变成了“假A”。

于是，中国足球的发展，从1994年到2003年，十年间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嗖的一下就飞到了天顶，然后轰的一下，坠向比地面还深的地底。然后，就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这个过山车就再也没有往上开过了。直到中国足坛打黑反腐风波之前，中国足球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时期。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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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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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4）

到了甲A末年2003年联赛，假球、黑哨、赌球问题都上升到了10年甲A的最高峰，这一点从甲A末年的最后一轮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出来，好像所有一切都要在最后的最后画上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只可惜这个“完美”代表的完完全全是贬义的意思。

到了甲A最后几轮的时候，争冠以及保级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争冠方面，上海国际和上海申花一直紧咬对手，上海申花仅仅保持着1分的积分优势，上海国际则紧随其后。而另外一边，由于足协早早宣布2004年将会改组中超联赛，所以足协也提早公布了2004年中超联赛准入资格以及所谓的“中超资格积分”。这个“中超资格积分”即是2002年甲A的排名x0.5+2003年的排名，最后资格积分以递增排列，积分前12的球队晋级2004年中超联赛，也就是资格积分越高，就越有可能无法参加2004年中超联赛。但是，这个中超资格积分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其最明显的漏洞就在于2002年排名x0.5这里。打个比方，A队和B队再2002年分别排名第1和第10，则两队分别为0.5和5分，这样一来，即使2002年A队和B队两队排名相差9名之多，2003年只要B队排名高于A队5名就可以超过A队。如此一来，2002年的排名成绩的权重就变得非常之低，只要2003年重要场次发挥的好，完全有可能让一些球队逆转局势，靠2003年的稍微高的排名比过其他球队。除此以外，只要是稍微了解足球联赛的球迷都知道，联赛里大部分球队的积分差距不会很大，所以在可能降级区域的地方经常容易出现好几支球队分差不大并且在为排名争得你死我活。因此，这些可能降级区的球队只要稍微赢下1场重要比赛，就可以拉开与其他球队的积分差距从而排名上升。

于是，“中超资格积分”的设置的不合理性，就更加促使球队为了在2003年赢下“那一场”比赛而不择手段。当然，这些规则漏洞还是比较明显，其最深的漏洞，就是球队可以为了使与自己相竞争的球队排名降低，而故意输球！比方说，A球队排名第11，B球队排名第9，C球队排名第10。A球队与B球队实力相近所以它们两个是竞争对手，而C球队可能另外一年的联赛排名非常高，所以已经保证可以晋级中超。那此时A球队对阵C球队，A球队故意输球，让C球队从而超过B球队，让B球队排名第10，以缩小A队和B队之间的差距。正由于“中超资格积分”计算两个赛季的排名，才使得“靠输球来获取晋级优势”的策略得以形成。

不合理的晋级规则还遇上了不合理的排名规则。2002年甲A结束后，北京国安和深圳平安同积52分、天津泰达和沈阳金德同积34分，而两队相互之间的比赛的净胜球也完全相同。结果第一次遇到此种情况的足协，只好出了一个抽扑克牌比大小的主意，最后深圳平安靠抽到梅花Q大过北京国安抽到的黑桃J而获得第二名，天津同样也是抽牌大过沈阳而排名高过沈阳。本来足协就没有合理地想到排名规则是否有疏漏，仅仅比较积分、互相比赛之间的净胜球这两项会不会太少的问题，再加上2004年中超资格积分又是包括2002年的排名，如此重要的大事结果就用抽扑克牌如此儿戏般的举动来决定一个俱乐部的一年甚至两年的努力。

到了2003年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时，争冠的上海申花55分第一，上海国际43分第二；争夺中超资格的剩下天津33分第11，重庆26分第13。而最后一轮的对阵是：深圳健力宝vs上海申花、上海国际vs天津康师傅、重庆力帆vs青岛贝莱特。

争冠的上海国际与争夺中超资格的天津队正好在最后一轮相遇，这是其中一个巧合，而另一个巧合就是重庆队与青岛队相遇。这时，“中超资格积分”设置的不合理性体现出来了，“靠输球来获取晋级优势”的策略这时可以发挥作用。原来，最后一轮之前三队的2003年积分排名是：天津33分第11，青岛32分第12，重庆26分第13。而三队2002年的排名是：重庆第6，青岛第8，天津第10。因此最后一轮之前三队的“中超资格积分”都是16分。而此时对于重庆队来言，如果重庆赢下青岛，由于积分的巨大差距，赢了排名也依然是第13，反而导致青岛队的排名也一定不会变化，从而导致重庆降级无缘第二年中超。而重庆与青岛打平，晋级也是理论上可能。相反，如果重庆输给青岛，青岛积分上升到35分，而另一边如果天津与上海国际打平，有较大可能重庆依然降级，但假如天津输给上海国际，则天津铁定降级。这样一来，就算重庆力帆不想用如此丢人的“输球晋级”的方法也不行了，因为现行规则下重庆力帆赢球反而会害了它自己！

这个“输球晋级”的规则漏洞，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是澳门庄家发现的。书中记载道：“当时媒体爆料，这是一名球迷发现的bug。实际上，普通球迷怎么会发现这个漏洞，正是对规则研究细到毫巅的澳门庄家，在日常计算降级概率时才发现了这一玄机，但庄家不好直接出面指明，只好借球迷之口来报料，目的是为了提醒中国足协。庄家为什么要提醒中国足协，是因为全世界的合法庄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健康有序的赛制，这样才能保证博彩顺利进行。其实真正合法的庄家特别是像必赢这样的大庄家，根本不可能去操纵比赛，因为庄家赚的钱是水钱（佣金），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两方去博弈。消息扩散后，中国足协一开始根本不信，后经老郎仔细计算才发现这个严重问题，急忙发文件通知各队要注重体育道德，不要搞不正之风。但很多俱乐部却认为，首先是中国足协搞了不正之风，连规则都出了这么大漏洞，下属球队为什么不合理利用规则。比如重庆力帆俱乐部很感兴趣，求胜不容易，求败还难吗？当时担任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吴政说：“我们会好好准备比赛，肯定不会做违背足协规则的事情。”而此时，中国足协除了尴尬地沉默，也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补救措施了。”

重庆一方决定施行“输球晋级”的计划，于是，不只是重庆球迷开始为青岛“加油”，连记者都开始为重庆输球而出谋划策，比如制造点球、主动申请红牌之类。《中国足球内幕》记载比赛当天：“11月30日两队在大田湾的比赛打响，可以容纳2万名观众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让青岛队受宠若惊。他们完全享受的是主队待遇，“青岛必胜！”“姚夏雄起！”“李章洙看你的了！”重庆队派出了大部分主力，但在最关键的中后卫位置上，很少上场的赵爽首发。比赛刚一开始，青岛队便轻易地掌握了主动权，如潮水般向重庆腹地发起猛攻。前8分钟青岛队居然获取了6次射门机会，但非偏即高，只有一脚软绵��地打门，打在了门框范围之内。对此，重庆队门将李健似乎还有一瞬间的“纠结”，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将球扑出底线。满场球迷因此齐声叹息。主队为客队没有进球而如此扼腕，在那种环境中绝不幽默。”对于青岛来说，由于他们已经基本确定晋级中超，不论输赢都不会影响他们的晋级，所以青岛也很默契的接受重庆方面“送上门来”的胜利。

另一方面，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和天津方面为了确保能够保证自己的夺冠、晋级利益，进行着见不得人的交易。在李承鹏等记者所著的《中国足球内幕》中，估计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天津队、深圳队四队之间为了最后一轮达成的交易总额至少1200万。书中并没有直白的把人名和俱乐部名字写出来，却提到一次“以足智多谋著称”的某人代表“某座城市来送钱的”，而该座城市“为了夺得末代甲A的冠军，这座城市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荣誉拿回来”。并提到此人带着200万前去见“某队”的主教练和四个球员，结果因为某些原因交易告吹。从后来的揭露以及打假扫黑风暴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知道“足智多谋”的某人就是当时上海申花总经理楼世芳，而“某座城市”就是上海市，而他拜访的应该就是上海国际队。这四支球队究竟经历了多少谈判、交易才最终达成什么样的目的，现在已经无法探究了。根据不同的知情人士透露，有人说上海申花的楼世芳与天津泰达的老总张义峰有交情，他们达成了一致的协议，让申花夺冠让天津保级；有人说楼世芳的操纵1200万的黑金联合天津泰达去买通上海国际的球员，甚至1200万的现金还是用火车运送；有人说天津泰达张义峰带着1200万直接找到上海国际的总经理王国林要求对面放水；有人声明上海国际老总徐泽宪以及主教练成耀东都非常想要末代甲A的冠军，根本不会接受贿赂答应放水，却也有人说天津方面早就和上海国际高层在赛前达成一致，要打假球做掉重庆；还有人说上海国际与深圳达成了协定，要让深圳阻击上海申花，好让上海国际夺冠。总之众说纷纭。

但不管后人如何猜测最后一轮之前这四队到底之间经历了什么样的交易，一个恐怖的传言在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前就已经几乎传遍了整个中国足球圈，即“足协或者政府已经内定上海申花是冠军，天津将会赢下上海国际保级，重庆会被做掉降级”。有新闻报道：作为上海台的解说员，唐蒙在现场解说了这场比赛，他在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也听到了不少流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流言就是，泰达俱乐部赛前做中远工作，要求放水，“泰达集团从来都不缺钱，这是一个财力非常雄厚的俱乐部。作为他们城市、俱乐部在国内的地位，无法接受球队降级、无缘中超的现实。”唐蒙表示，他在解说这场比赛前不想被这些传闻影响，“这些东西也没法在转播中提到。”无论如何，这些传言、流言绝非无中生有的。

于是到了最后一轮见分晓的时刻，重庆力帆已经几乎类似于“大张旗鼓”地明确表示出要采用“输球进中超”的策略，重庆的球迷不仅要保佑青岛能够帮他们一把，还要保佑上海国际赢下天津，而在另外两边，上海申花、上海国际、天津泰达的球迷也同样在期待着最后夺冠、晋级的愿望能够实现，但很可惜，无论如何总会有输家出现。重庆对青岛的比赛中，青岛一方“识趣”地拼命进攻球门，于是8分钟到12分钟短短5分钟内就取得了3：0的领先，这让全场重庆球迷喜笑颜开。而在另外一边，上海申花上半场就被深圳的李毅攻入一球，申花0：1落后，此时似乎场面都在向“国际夺冠，重庆保级”的结局发展。然而，42分钟天津进了上海国际一球，对于此球，《中国足球内幕》记载到：“然而，那天在8万人眼皮底下打进第一个球的是天津人张烁，那是第42分钟，没有队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个进球发生的过程，除了国际队门将江��。“我看见两个中卫都倒地了，我很孤立，想去扑救却无能为力。”混战中失分，这是国际队员赛后唯一的总结。”之后，拥有夺冠水准的上海国际，却始终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尽管上海申花那边下半场被深圳又连进3球0：4落后，都无法改变上海国际0：1落后却怎么样都无法挽回局势的现实。之后80分钟天津再进1球，这球直接一锤定音，判定了重庆和上海国际梦想破灭的死刑。最终重庆1：3青岛，深圳1：4上海申花，上海国际1：2天津。比赛结束后必然是一边天堂一边地狱，《中国足球内幕》记载重庆那边的反应是：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一个球迷隔着警察冲着场地中的记者们，声嘶力竭地喊叫：“都是假的！都他妈不要脸！国际队不要脸！中国足协更不要脸！这都是中国足协做好的套，让申花队拿冠军，让国际队放天津，不让力帆队上中超，不是足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几个警察迅速冲上去摁住他，但他的声音依旧在风中传送，最后变成哭号。“送战友”骤然在体育场上空响起，掩盖了一切声音，或者，还有真相。

直到差不多十年后，末代甲A的部分故事才在中国足坛打假反腐风暴中被揭露出来。首先，上海国际队内肯定有球员收了贿赂打了假球，而这几个球员分别是：祁宏、江津、申思、李明（小）。这四个球员几乎就是整支球队的中流砥柱，如果他们收了贿赂决心要让比赛有利于天津，那么上海国际怎么样都赢不了比赛就是一个挺正常的事情了。到了2012年祁宏、江津、申思、李明被判刑时，新华网是这么报道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申思、祁宏、江津、李明原系上海中远汇丽足球俱乐部球员。2003年11月30日，四名被告人在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上海国际队同天津泰达队比赛前，接受王勇（另案处理）提出的给付四名被告人800万元人民币，帮助天津泰达队获取比赛胜利的请托。次日，四名被告人作为上海国际队主力队员参加了全场比赛，最终，天津泰达队以2比1的比分取得比赛胜利。当晚，四名被告人先后到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282号香港广场公寓式酒店一房间内，分别收受王勇给付的200万元人民币。”此王勇是谁？早在判决出来之前，就已经有媒体猜到他是谁了。四川在线天府早报报道：“王勇、沈世芳、沈义峰等被关押在沈阳市东陵区看守所，他们都涉嫌末代甲A的黑金。”当知情人对记者说出这些“陌生”的名字时，记者不禁纳闷，这些人都是谁？知情人接着对记者说，为了防止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看守管理人员为他们改了名字——王勇，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南勇，沈世芳就是楼世芳！沈义峰就是张义峰。

其实，早在当时许多球迷就已经或多或少地猜到，足协肯定知晓末代甲A的全部真相。毕竟假如真的有涉及多达1200万的贿赂费用，这么大的交易足协难道一点风声都打听不到吗？如果足协知道真相却不揭露，那就肯定是因为足协也有官员接受了贿赂收到了好处。这也就是问什么球迷们不需要去寻找证据却十分相信“足协内定了末代甲A的冠军”的说法。李承鹏的采访上讲：据李承鹏介绍，当时足协确实知道这里面的内情，但没人真正站出来主持正义。他曾和南勇说过这次联赛的混乱，结果南勇当时的回答是：“那关我什么事？我现在主管的是国字号。”2005年荷兰世青赛前，李承鹏同杨一民乘坐同一架飞机前往阿姆斯特丹，他在飞机上向杨一民重新提及这件事时，杨一民也只是哼哼哈哈，没有做直接回应，“他们都是知情的，但究竟在里面做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足协知情，其实更意味着这起假球不是一场普普通通的，由俱乐部企业贿赂球员就结束的事情。为什么上海申花不惜花1200万都要获得末代甲A的冠军呢？许多球迷、记者分析这是上海市政府追求政绩导致的。李承鹏的采访上讲：“可能跟上海市的某些领导，还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的背景和动静，有关领导不可能不知情。有些俱乐部的领导，也是奉旨行事。但凡假赌黑，必然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背后一定是权力。”……不少媒体赛后指出，上海两支球队打的都是假球，他们其中很多人从中受益。“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受贿，而是权力的斗争。当时是三场比赛、六支队伍，甚至有可能更多，每支球队背后都代表着相应的城市、国营单位和私营单位。”……李承鹏至今都搞不明白的是，申花当年为什么那么想夺得这个末代甲A的冠军，“可能跟上海市的某些领导，还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的背景和动静，有关领导不可能不知情。有些俱乐部的领导，也是奉旨行事。但凡假赌黑，必然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背后一定是权力。”……李承鹏说，申花、泰达都有国有企业背景，而中远（上海国际）则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在中国足球圈里，民营企业的球队和国营企业的球队有很多区别。在假赌黑方面，大型国有企业的就叫运作，另外一个（民营企业）就叫假球。”

末代甲A的最后一轮比赛就这样结束，许多中国球迷一代人的记忆中的十年甲A就这么结束了。最后，重庆力帆虽然在“中超资格积分”上被淘汰降级，但是趁云南红塔准备退出足坛，据报道重庆花费3800万收购了云南红塔的2004年中超资格以及它的青训队伍，结果重庆依然屹立在2004年的中超联赛上。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暴中，2012年判定了末代甲A的许多结果，上海申花因为与陕西国力比赛中贿赂对手，被判决剥夺2003年甲A联赛的冠军；天津泰达与上海申花还因此被罚款100万元并在2013年中超联赛直接处罚扣掉6分；上海国际的徐宪泽对足球心灰意冷，到了2005年初也正式退出了足坛，上海国际几年后来变成人和集团的玩物，在陕西、贵州、北京流浪。回顾末代甲A最后一轮的闹剧，从重庆与青岛的“欢迎客队赢球”，到上海国际与天津的假赛，再到上海申花与深圳的“输球夺冠“，竟然没有一场符合现代体育所倡导的“体育精神”或“奥林匹克精神”。但总的说来，重庆选择输球也是合理利用规则，至少没有触犯底线，而上海申花、天津泰达一方，则是被证实为了谋取利益而使用了非法的手段。结果到最后，2003年的甲A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冠军，只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后一轮的疯狂，以及当时盛行的假赌黑的种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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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3）

而就在中国足坛在陷入儿戏般的“打假扫黑”事件的同时，赌球已经慢慢地渗入到了中国足球的各个角落。1998年世界杯后、2001年中国队进入世界杯、2002年中国队参与世界杯，中国社会的足球气氛是越来越浓厚，当国家队的表现越来越好之时，当国家队能够代表祖国在国际层面上争光之时，无数平时不看球、不了解足球的普通人也开始去了解足��，去了解中国足球。再加上自从1994年甲A成立以后不断积累的球迷基数，到了2000年至2003年这段时间，中国球迷的人数差不多达到了历史巅峰。同时，自甲A成立以来，地下赌庄开始为甲A开盘，到1998年以澳彩为主的合法博彩业开始为足球比赛开盘，再到1997与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赌球之风是愈演愈烈。

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赌球，越来越多的地下赌庄都开始参与赌球，使得大量球迷、赌迷的资金流向非法赌庄、国外赌庄的手上。2003年南方体育报道：“根据一些行内人士预测，中国内地热衷于参与赌球的人数大约为200多万，每年数以10亿计的资金主要流向两处，一处是境内外的博彩公司，另一处则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下赌庄，两股势力为了一块肥肉明争暗斗，目前看来，作为合法势力存在的博彩公司占据了上风。”看着中国内地市场有如此之大的蛋糕可以分享，以澳彩为首的境内外的博彩公司纷纷开始对国内足球比赛开盘。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澳彩正式宣布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

面对势不可当的赌球，只能采取两种方法组织，一种就是靠司法机关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最为有效的打压，这是主要手段。另一种就是体育界足球界的各个机构以及单位进行严格排查、规章以及审查有无人士涉及赌球，再加上社会各界对反赌的宣传，这是次要手段。可问题是，如果次要手段没有有效地实施，那司法机关如何对赌球进行有效打压？2001年，中国体彩在全国十二个省市发行足球彩票，试图用政府合法的足彩来阻止地下赌球的蔓延，然而此举在历史面前表明是失败的。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写道：“体彩发行至今这10年多的时间，历经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到2002年，年销售额突破200个亿，但去年彩市出现下滑，体彩只卖出150亿，作为体彩彩种之一的足彩，其销量也呈逐期下滑的趋势。2002彩季，广东一个省过亿元的销量，居然是现如今全国的销量总额。足彩的下滑除去市场因素，还有玩儿法单一、规则不尽合理等硬伤制约，今年2月18日起开始发行的进球彩可谓丰富了玩儿法，但仍然不见有很大起色，说明这个市场确实有饱和之嫌。……靠足彩遏制赌球，只能是多种选择当中的其中一种，意大利的足彩搞了那么多年，在世界上几乎是最成功的，赌球不还是常见的事？”

2002年澳彩为甲A开盘后，足协却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国足球内幕》写道：“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当澳门博彩公司宣布正式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时，中国足协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怎么建立良好机制面对它，而是忙不迭地向博彩公司索要版权费，“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开我们的盘却不跟我们相关部门打招呼呢，怎么不交钱呢”。中国足协的小农意识在此足以影响未来10年的大事件下作祟，经过之前8年职业化，脑子里全是钱、钱、钱。那段时间，郎效农整天坐在电脑前想着怎么打报告给总局，向澳门索要版权费，他忧心忡忡，当有人提出更重要的是“立刻建立合理机制面对开盘”时，他并非没有反应，也不是没想到过开盘后对中国联赛的影响。但可以证明的是，他和整个中国足协骨子里想的还是版权费，对于怎样应对球员可能涉假，最恶搞的一个建议居然是安测谎仪。”

赌球之风之盛，不仅严重危害了社会安全，破坏了足球界的风气，更是开始严重影响比赛的公正性。这也是缺乏管束下，赌球必然导致的事情。因为如果庄家想要盈利，尤其是外围庄家或者地下庄家，就必须确保自己能够稳赚不赔。新华网2014年的文章这样分析：“赌球规则看似公平，其实背后大有玄机。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以确保庄家“稳赚不赔”。……以6月30日哥斯达黎加对希腊的比赛为例，某赌球网站6月27日开出的该盘赔率为1.7：2.2。也就是说，假设两边投注额分别为100万元，如“上盘”哥队胜，庄家需向赌客支付100万的1.7倍即170万元；如“下盘”希腊队胜，庄家则需支付100万的2.2倍即220万。这就意味着，在上下盘投注量相等的情况下，哥队胜庄家则盈余30万，希腊队胜庄家则亏损20万。这个看似公平的算法有一个漏洞，即当上下盘资金到达一定比例时，不论比赛结果如何，庄家都能稳赚不赔。为了控制资金流向，庄家会随着投注情况不断调整赔率诱导赌客。还是同一家网站，还是哥斯达黎加对希腊的比赛，6月30日当天，上下盘赔率已调至2.075：1.825，庄家“诱盘”成功。不仅如此，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外，还有角球数、黄牌数、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民警透露，与合法的体育彩票相比，赌球网站设置的赔率极高，甚至能拿到几十倍的返还，迎合了部分人“一夜暴富”的心理。因此，尽管赌客们明知赌球存在极高风险，依然不惜铤而走险，幻想自己能够成为规则的“例外”。”而如果所谓的超强的资讯能力，就意味着俱乐部中、球员中、教练中、比赛监督或者裁判中、地方官员中、足协官员、记者中有人为了钱财或者其他理由为庄家们通风报信呢？当外围、地下庄家们发现中国足球联赛的管理如此松懈之时，怎么不会想到利用这些人，让他们影响比赛进程，从而左右比赛的数据，保证自己的资讯或者信息永远都是“正确”的呢？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2002年大连队主场对八一，赛前，大连外围的地下赌球庄家对开出的主流盘口是：大连实德队让一球（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可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不赚不赔）。以当时两队的实力比较和实德夺冠的战略目的来看，让一球略显“保守”。远在南方的一些地下庄家开出实德让一球半（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可赢钱，赢了只净胜1球依然算输钱），追捧实德的买家仍然不可胜数。不过，在大连，比赛之前很多庄家都像得到了消息——这直接从大手笔下注者的趋势都能看出，盘口从一球直接降到了半一（即买大连队赢，大连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只赢一半钱）。也就是说，不太看好实德赢球。结果是，八一队孙新波与黄勇为本队各进一球，而实德队直到全场补时阶段才凭借外援尼古拉斯的一粒进球，爆出了八一2：1大连的冷门。该年联赛中，实德队屡屡在和一些弱队比赛时失手。据悉，每一次都有大量大连拥趸者中招。在比赛中球员并没有太过离谱的个人表现，但仍然引来了一些猜测：“为什么盘口总能预知最后的结果？”

同年，戚务生率领的云南红塔队在主场对战青岛海牛队，赛前大戚信心十足，很少夸下海口的他赛前聊天时说“拿下了”。此时的云南红塔在休赛期前排名第一，有主场之利，赛前红塔让半一（即买云南队赢，云南赢球且净胜2球或以上才赢钱，若只净胜1球则只赢一半钱）的盘口似乎也验证大戚的说法十有八九可以实现。然而比赛开始后，云南红塔似乎比对手更有高原反应，迟钝成为红塔队后防线最显著的表现。比赛不到20分钟，青岛队曲波便利用一次机会射入区楚良把守的大门，但是这个场面对于当年实力并不差且在高原成绩相当好的主队来说，没有人怀疑红塔会输掉这场球。不过，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在丢失了第一个球之后，门将区楚良脱掉了手套，然后愤然摔在地上，准备离场。这个镜头让观众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果然，红塔不仅没有获胜，连扳平都没做到，甚至还丢了第二个球，比赛结果是0比2，从盘口上解释，青岛倒可以让红塔半一。戚务生因此勃然大怒，关机，离场，并提出辞职。2001年他逮到了几名主力球员“卖球”的铁证，想废掉其中的一名红塔老臣，但集团负责人并不相信，大戚随即拨通了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一位朋友的电话。最终，这位球员2002年初被挂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比赛让红塔集团也失去了信心，第二年联赛结束后，红塔退出了足坛。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庄家只要先摆出一个看似合理盘口，引诱赌迷花巨额下单，接着再根据上盘和下盘之间的差额来修改赔率或者盘口，使得庄家永远能够盈利，让部分赌迷亏得血本无归。而调整盘口的时机又非常巧妙，提前调整容易打草惊蛇，所以比赛中途调整盘口，就更容易得手。而被赌博牵扯进去的足球人士，就会在比赛中途，为了盘口而打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比分或者做出奇怪的表现。久而久之，比赛就不是为球迷观众服务，不是为球队俱乐部服务，不是为中国足球服务，而仅仅只是为赌博服务。赌球的危害，不仅仅是那些热爱足球的人感受得到，更是让那些正规合法的足球博彩公司心烦不已。相对于正规合法的博彩公司，地下赌庄或者外围庄家急功近利，更喜欢采用非法手段在短时间笼获大笔财产。因此，据2003年南方体育报道：“在澳门网站投注最小可以下10元港币，小赌怡情倒也无伤大雅，但地下赌球由于一般下注都在1000元以上，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非小数目，长赌必输，一个周末一千一注输掉上万块的大有人在。很多赌客会因此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们会增加下注的场数，或者增加下注额，结果越陷越深，最后无钱还账，有些因此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

另据南方体育报道：“其实在中国内地，真正通过网络投注的赌客占很少一部分，大多数还是通过电话投注来参与赌球的。一方面由于澳门彩票不收人民币，除两广以外的地区交易很不方便；另一方面是由于很多赌客根本不会用电脑，也没有信用��，对他们来说，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下赌庄才是更方便的赌球方式，一个电话就可以搞掂。一般情况下，外围赌庄都是分层设置，一般下注者，即散户，投注给小庄，小庄上面有稍大一点的庄，这样层层递进，最后汇集到各地的少数大庄。据了解，南方一些发达城市的大庄，一个比赛日经手的赌资通常都在几千万以上，有时数以亿计。赛前，这些大庄依据欧洲和东南亚大庄开出的赛前盘口层层下达给底层的小庄，来接受投注(俗称“接飞”)。大庄的主要盈利手段和博彩公司类似，就是在基本平衡上下盘投注的情况下，通过扣除赢盘方的佣金(俗称“水钱”)来赚钱。因此大庄必须在临开赛前一小时以内，根据接到手中的注码比例，将投注上下盘不能平衡的差额部分投向更大一级的庄家———澳彩或东南亚大庄，这样来规避风险并保证盈利。一般庄家要求赌客在一个小时以前报盘下注，双方以报盘时的赔率和水位为准，赌客不需要事先预付钱款，根据事后的输赢第二天和庄家结账，双方主要讲究的是信用，一旦发生拖欠的事情，不但合作立即中止，欠债者还会招来不测之祸。……目前，很多城市都有大量的地下盘口，而且胃口相当大，可以接上百万的下注(澳彩每次最多可以下50万港币)，赌客的大多数资金都流向了这些庄家，而且这些庄家大部分都非常讲信用，赖账的已经不太多见，有点成规模经营的样子，这大大地减少了澳门彩票的收入。“

为了解决外围、地下庄家的大胆举动，南方体育报道：“为了从这些地下庄家手里夺回市场，澳彩一开始采用的是暴力手段，不定期到一些地方去“灭庄”，就是把一些地下盘口消灭了，这些人都是黑社会，大多是著名的“大圈帮”。但现在在赌球泛滥的情况下，澳门感觉用武力已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想出了一些更为稳妥也更有效的手段。一种是故意停盘不接地下庄家为分担资金压力而进行的投注，7月中旬在某南方城市进行的一轮甲A赛事就由于澳彩的停盘让国内手握数千万主队注码的大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输掉几千万的资金，一场赛事就给予本地大庄沉重的打击。另一种方法就是进行接管，澳彩到上海这样的赌球重要城市开分支机构，这些机构大多以投资公司的名义注册，主要目的是拉拢地下庄家做下线，增加自己的收益。”但很明显，多如鸿毛的地下、外围庄家遍地都是，别说澳彩和其他合法博彩公司无法制止这些庄家的行为，就连公安机关都难以打击。

当足协、俱乐部、教练，甚至是博彩公司都无法监督、保持联赛的公正性之时，这个联赛其实就已经堕落成死水潭。《中国足球内幕》写道：“2003年3月13日晚9时左右，澳门彩票公司在其网页上历史性地为甲A联赛开出了盘口。……但在开盘４轮共10场甲Ａ比赛后，澳彩公司一位主管即表示：“从目前来看，内地的地下庄家对我们冲击很大。我们从有关方面得知，现在内地的非法庄家不少，他们私下接注大面积分流了澳彩的生意，最后回笼到澳彩的投注总额有可能不到真实投注额度的1/20。”这位主管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忧心忡忡，不断提醒，散户们在黑庄那里下注是非常危险的。但内地的庄家们可管不了那么多，他们正利用澳彩给甲A开盘形成的热度肆意出手操纵比赛。问题比想象中严重得多，从第17轮联赛开始，澳彩再也不敢给陕西的比赛开盘了，国庆节过后，第18轮甲A联赛开战，澳彩的甲A盘先是开盘时间延后，周五的晚上还未出现周日比赛的盘口，再就是开盘的比赛大幅缩水，仅对其中4场比赛开盘，四川对大连、云南对陕西以及重庆对八一的比赛都由于流言较多而被迫放弃。在当年联赛最后一轮，澳彩仅对上海申花对上海国际的这场德比大战开盘，澳彩在一轮比赛中仅对一场比赛开盘在本赛季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应该是甲A联赛已经无法控制的信号。

有试图操纵联赛来盈利的庄家，自然也有试图操纵比赛来盈利的球员、教练、裁判、俱乐部或足协高层。这其中，就以2003年陕西国力的新任俱乐部总经理王珀最为突出，因为王珀以非常高调的姿态，带领陕西国力频繁打出“可疑”的比赛，让无数球迷、足球人士都看出来，王珀就是想利用陕西国力打假球，来赢得高额赌金。王珀这种角色，被《中国足球内幕》称作为“操盘手”。单单是王珀刚刚上台的2003年，就有以下被球迷怀疑为了赌球而打的假球，2009年华商报记载了这些比赛：

2003年9月21日，四川冠城5∶1陕西国力。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王珀为了能够获得球队的全权掌控权，直接在电视台记者面前声称主教练卡洛斯“生病了”，而实际上卡洛斯则被王珀以人身威胁，被迫呆在酒店里。王珀的这种举动恐怕不是第一次了，7月14日，陕西国力的巴西外援马科斯的妻子伊莲娜在酒店被刺，凶手至今尚未归案，据《中国足球内幕》透露，此举有可能就是王珀为了让马科斯“听话”而下的手。而在总经理王珀“指挥”下，陕西国力1：5惨败四川冠城。比赛的盘口从最开始的四川队让半球，跳到让两球至两球半。据记录显示，因为比赛前有许多人逐渐知道四川冠城必将大胜陕西国力，从而下注四川队，为了让上盘和下盘的赌金平衡，也不让自己亏得太惨，澳彩在比赛中途连续调高盘口，可依然没有用。这场比赛澳彩输了多少已经查不出来，但可以知道澳彩在此场比赛后就一度封闭了陕西国力的盘口。王珀的“第一仗”打怕了澳彩。

2003年9月23日，就在陕西国力对阵辽宁队的前一天，王珀和主教练卡洛斯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大批支持陕西国力支持卡洛斯的陕西球迷，此时早已看清王珀的嘴脸。现代金报记载：国力踩场时，在王珀亮相后，球迷们原本躁动的情绪更为激动，都高喊，“王珀滚回去！”就在王珀愕然之际，一名叫胡建文的球迷突然从看台上跳进场地，快速奔到国力队训练的角落，指着王珀怒骂：“王珀滚蛋！”看到王珀并没有什么反应，胡建文疾步跑到王珀面前，令人惊愕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双手不停地作揖，口中念道：“王珀，求求你滚吧！看你把国力祸害成啥了？”王珀慌忙之间赶快往后退，而胡建文紧追不舍，又跪在地上重复同样的动作和相同的咒骂。之后，胡建文被工作人员拉走。面临陕西球迷如此的排斥与辱骂，王珀却毫不为之所动。反而，面对球迷的指责，他高调声称，如果赢不下辽宁，自己就下课且终生不碰足球。然而结果是，9月24日陕西国力4∶3辽宁中顺。《中国足球内幕》指出，有人分析认为这是王珀一方派人买通辽宁队的一些关键球员，并且买通球员的钱和从庄家手里赢的钱相比完全不值一提。辽宁队怀疑有队员放水，声明严查，但是没有后文。此战后不久，卡洛斯黯然离开陕西队，王珀彻底控制陕西国力。

（陕西球迷胡建文跪倒在陕西国力俱乐部总经理王珀面前）

之后，还有一长串的王珀2003年在末代甲A的杰作：

　　2003年10月5日云南红塔0∶0陕西国力

　　2003年10月12日陕西国力1∶2天津

　　2003年10月15日青岛贝莱特2∶0陕西国力

　　2003年10月19日陕西国力0∶2重庆力帆

　　2003年10月25日上海国际1∶0陕西国力

　　2003年11月26日上海申花2∶0陕西国力

2003年11月30日陕西国力1∶2沈阳金德

这其中，很多人爆料或者分析，都是王珀与其他俱乐部进行“交易”，使得“操盘”能够成功，甚至还有几次失败甚至被其他不知名的势力操盘。而在王珀极力操盘的同时，他又对外自诩为“打假扫黑的斗士”，比如0：2负重庆力帆的比赛赛前，重庆某报称客队以300万搞定了国力，王珀极力辟谣，结果国力还是以0∶2败北，遭遇三连败。此战后，王珀以揪内鬼为由，在国力实施整风，但有内部人士表示，王珀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球员个人卖球，一切都要让他自己亲自操作。而这些可疑的比赛中，其中有一场是在日后的足坛反腐打黑风暴中明确公示，即国力客场0：2上海申花的比赛。这场赛前有人以国力客场逼平领头羊云南红塔为例“敲诈”。传言称国力0∶2完败后收获了100万。也就是这场比赛使得上海申花丢掉（被剥夺）了2003年的甲A末代冠军。而靠着王珀的这些种种杰作，本来就财政紧张，球队成绩一般的陕西国力队，就这样被王珀“玩”到了联赛倒数第一，铁定降级到2004年中甲联赛。对于球队和陕西球迷来说，他们遭遇了巨大的损失，而对于王珀一方的赌球操盘手来说，他们却是捞尽油水，赌球不知赚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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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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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2）

抛开球员问题，在甲A末年的最后几年，中国足球遇上了几个重要的大事。第一，就是2001年中国国家队终于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创造了历史，让中国队走入巅峰。第二，就是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这就表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中国国奥队将会作为主办方直接获得参赛资格。在当时中国国家队实力尚处于历史巅峰的时间，这两件大事在当时，被看作是中国足球的伟大未来的象征。刚刚打入世界杯，08年又会肯定参与奥运会，谁不会去猜想，中国足球会比90年代更加辉煌呢？但这些无数美好的猜想，全都在2010年全部破灭，而推进这些猜想破灭的一个原因，则又是足协设定的计划有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激化了甲A末年的各个矛盾。首先，就是足协为了推进中超的成立，以及为了国家队征战世界杯，从2001年开始各级联赛取消升级以及降级。取消升级与降级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削弱联赛的竞争性，使得参与国家队的运动员能够将精力放到备战世界杯，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狂热的急功近利的做法！下面列出了自2001年各级联赛的规则改变：

2001年：甲A联赛不降，甲B联赛原本升二不降，后改为升一降一。

2002年：甲A联赛不降，甲B联赛不升不降

2003年：甲A联赛只降，甲B联赛不升只降

除了2003年因为是甲A末年需要第二年重组为中超联赛所以会有球队降级外，连续两年没有降级制度，而对于甲B甚至乙级球队来说，除了2001年有升级机会，将会连续两年不论拿不拿冠军都只能呆在现在的低级别联赛，而且2002年甚至连降级都没有。如此不符合职业联赛规律的规则，助长了甲A末年的“假球”与“赌球”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既然在这几年，倒数不用怕降级，甚至低级别联赛就算夺冠也无法升级，那对于除了甲A最顶级的几支球队以外的所有球队，他们这几年的辛苦踢球是为了什么呢？没有竞争性的足球还有什么可以发展的空间呢？没有看点的联赛怎么吸引球迷看球呢？没有球迷的参与球队怎么挣钱？既然没有多少利益可挣，联赛竞争性不强，那这些球队维持生计的手段，除了非法的手段，不就少之又少了吗？这样，球员、球队怎么去避免他们不去参与赌球、假球？再加上足协本身对赌球、假球的限制少之又少，假赌黑在中国足坛怎么不会愈演愈烈？

2001年甲B联赛，在中国国家队打入世界杯，足协调整了赛制改制的方案后，当时只宣布2001年与2002年的升降级制度，拥有晋升甲A联赛实力的球队明白，如果想要升级到甲A，甚至是参与未来的中超，如果2001年没有晋级，最快也要等到2003年晋级成功，那就也要等到2004年才能参与顶级联赛，这对志在升级的甲B球队是打击非常大的。那么，在2001年升级，就几乎变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

2001年甲B联赛倒数第二轮，上海中远与广州吉利进行晋级大战，最后上海中远靠着一个有明显越位嫌疑的进球绝杀广州吉利，3：2获得胜利，上海中远凭借此战确保了升级甲A的其中一个资格，而广州吉利也基本宣判升级失败。广州吉利主帅周穗安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对那个有越位嫌疑的绝杀球怒不可遏，质问到：“大家看到公平了吗？！”这场比赛虽然最后没有被列入“假球”名单，但也足以看出，当时各支球队为了升级，之间的竞争是异常激烈。而也就是同样的倒数第二轮，成都五牛对绵阳太极，在主裁判的“出色”监督下，成都五牛打出了几乎不可能，或者说完全不符合球队实力的比分，11：2大胜绵阳太极队！这比分打破了中国足坛单场进球纪录！在这个就算是刚接触足球的人都会觉得奇怪的一个比分，对于成都五牛的主教练余东风来说，却非常“正常”。而球迷们一看积分榜就会明白，为什么成都五牛要踢出如此夸张的比分。原来在上海中远战胜广州吉利之后，最有可能冲击甲A的球队就是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成都五牛赢下绵阳后将会和长春同积39分，而在这场比赛前成都五牛净胜球12球，长春亚泰18球，仅靠这场比赛成都五牛就直接获得9个净胜球，直接将净胜球拉到21球超过长春亚泰的3球。在假设最后一轮两队都获胜积分再次相同，必须要比较净胜球的情况下，赚取净胜球越多越��利，这也就是成都五牛不惜如此明显地踢假球都要获得这么多净胜球的原因。

成都五牛在倒数第二轮踢出如此悬殊的比分，给长春亚泰和江苏舜天都给吓一大跳，因为成都五牛此举不异于宣战，这也代表如果他们不在最后一轮采取任何行动，就相当于拱手将最后一个晋级名额送给成都五牛。而在最后一轮之前，积分榜的形势如下：成都五牛39分21球；长春亚泰39分18球；江苏舜天38分。而这三队的最后一轮的比赛则是：江苏舜天vs成都五牛；浙江绿城vs长春亚泰。

这其中江苏舜天和成都五牛将直接对决竞争晋级名额，这无疑是对长春亚泰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成都五牛的提前“开卷作弊”，不仅掀起了全国上下的“打假”的声讨，更是让足协开始谨慎起来，宣布最后一轮所有比赛同时开打。即使如此，这些都无法阻拦三支球队拼死也要晋升甲A的决心，因为如果冲A失败，就等于失去一大笔利益并将至少浪费一年在甲B踢球。于是三支球队各怀鬼胎，各自谋划利用金钱实现晋级的目的。但对于因为三家球队都要竞争，最后就变成了比谁出的钱多的游戏。

10月6日，甲B末轮开打，戏剧性的情况最终还是发生了，这两场比赛最终都变成了进球大战。首先是上半场长春亚泰1：0领先浙江绿城，然后江苏舜天连进2球2：0领先成都，形成了长春亚泰第二江苏第三的局面。但接下来风云突变，成都五牛开始疯狂进球，最后4：2逆转江苏舜天，净胜球达到23球。而长春这边，在打进第二球后，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冲进赛场抗议长春的进球有手球的嫌疑，并带领球员要求罢赛，导致比赛一度中断了6分钟。一开始，如此正义的行为似乎是那么正常，但6分钟后比赛恢复后，浙江主场的球迷立马发现了不对劲的情况，浙江的球员反而在抗议后集体消极比赛，并让长春亚泰接连又打进4球，最后长春亚泰6：0大胜浙江绿城，长春亚泰的净胜球最后为24球，正好比成都五牛多1球，从而压过成都五牛，保住了晋升甲A的机会。这时球迷才明白，原来浙江绿城中途的“罢赛”行为，其实是一场演戏，就是为了配合长春亚泰，为长春亚泰赢得6分钟的多余时间，使得长春亚泰能够晚于成都五牛那边结束比赛，从而确保长春亚泰的净胜球能够高于成都五牛。浙江主场的球迷压抑不了主队丢掉脸面��假球的愤怒，球迷们高喊：“假球！假球！”

比赛结束哨声一响，宋卫平直截了当地对身边的记者说：“今天的比赛你们都看到了，这场球肯定有问题。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浙江球迷一个交待。”接下来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当场宣布开除队内5名涉嫌打假球得到球员，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一场球的不正常表现而开除这么多的队员。宋卫平在发布会上激烈地批评道：“也许他们是为了所谓的家乡亲情，或者说干脆为了钱。他们为了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卖掉了俱乐部和浙江球迷，那我也认为他们会为他们的愚蠢得到应得的东西，这就叫报应。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们活该！这些队员可以为了金钱卖掉良心和一直支持他们的球迷，他们为什么不去卖爹娘？”

甲B最后一轮比赛结束后，自从1999年渝沈之战以来，全国人民对足坛严重的“假赌黑”现象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并在这一轮比赛后集体爆发。与“渝沈之战”不同的是，这次因为有成都五牛提前以非常明显的“11：2”的比分宣告假球开始，使得许多球迷已经大量关注最后一轮比赛会不会还是有假球，足协也在“11：2”后通过安排最后一轮集体同时间开踢来暗示球队不要踢假球，可在众目睽睽之下，浙江绿城、长春亚泰、江苏舜天、成都五牛依然踢出了两场如此之“假”的比赛，毫不在乎外界对“假球”的痛恶。而且，加之自从“渝沈之战”以后，大部分球迷都已经对“假球”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即能够更容易分辨哪些场次有问题，哪些场次可能是“假球”。所以，这次足协如果再不做任何手段，那么绝对平息不了全国球迷的怒火。而且，非常凑巧的是，10月6日甲B最后一轮的闹剧结束后，10月7日中国国家队在五里河1：0战胜阿曼，正式打进2002年世界杯。2001年10月7日成为了中国球迷永远的回忆，美妙的“出线日”。可这也正是中国足球让人痛爱相交的地方，也正好在“出线日”的前一天，是丑陋无比的“10月6日”。在中国国家队正式打入世界杯后，足协正好处在最辉煌最骄傲的时刻，似乎国家队的荣耀掩盖了之前国内联赛一切的丑恶。足协也趁热打铁，开始调查并打击在甲B涉嫌打假球的几支球队。

与此同时，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联系上了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并向他表示了自己想要打假打黑的决心。之后不久，宋卫平还主动向足协提交了一份自己认为有嫌疑涉嫌收贿赂吹黑哨的裁判名单。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仅令宋卫平心寒，更令全国球迷心寒。

10月16日，足协公布了处罚结果，在此之前，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曾经慷慨陈词表示会让相关人士付出“沉重”的代价。处罚结果如下：

一：除了上海中远的晋升甲A的资格不变，取消其他所有球队的晋升资格。

二：取消成都五牛对阵四川绵阳、江苏舜天对阵成都五牛、浙江绿城对阵长春亚泰三场比赛所有国内球员的2002年注册资格。

三：取消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浙江绿城几家俱乐部参加过上面三场比赛的球员的2002年和2003年的转会资格，并取消上述俱乐部2002年和2003年国内球员转会资格。

四：上述五家俱乐部的主教练，处罚2002年赛季禁赛一年。

五：取消四川绵阳的2002年甲级联赛的资格，勒令降级乙级联赛。

这份处罚，从明面上看上去是对五支球队都采取了严厉的处罚，但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虎头虎尾，且根本不公平的处罚。首先，作为比赛的失利方，浙江绿城宋卫平即使已经提前向足协“弃暗投明”，浙江绿城还是有受到处罚的球员共13人，比实际上的假球最大受益者长春亚泰、成都五牛受罚的球员还更多。而本来就是比赛失利方，而且球队实力财力本来就不佳的绵阳队，更是直接处以降级的极刑！相反主动要求制造出假球的成都五牛和长春亚泰，却完全没有受到相对等的处罚。再其次，既然长春、成都、江苏都踢假球理应取消晋升资格，为什么还要取消其他没有参与这次事件的无辜的球队的晋升资格？但最令人气愤的是，这场假球明显是为了俱乐部的利益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受益方是球队，那么球员和主教练就仅仅是俱乐部上层的工具罢了，那么实际应该为这次大型假球事件负责的俱乐部人士，或者说可能涉嫌的比赛的裁判，或者有可能接受贿赂的足协官员，以上人物通通连提都没有提到！这就相当于只是把听从上层指示的球员和主教练处罚，而假球的根基却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足协第一次承认有假球的出现，第一次处理处罚假球问题，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是迈出了历史的第一步，是好的，可是足协处理假球问题的摸棱两可，根本没有打击到真正应该处罚的人，依然还是所谓的“官官相护”、“相互照应”，这种力度的惩罚，就几乎像是在给“假赌黑”这个恶人挠痒痒。此次事件后，媒体称呼这五家俱乐部以及这次大型假球事件为“甲B五鼠”。可从历史角度看，甲B五鼠真的是这起假球事件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吗？如果不是足协内部腐败严重，放纵假赌黑现象泛滥，又设置种种不合理的联赛制度，球队怎么会想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铤而走险呢？

而在足协下达了处罚之后，先不说球迷对处罚大为不满，这个处罚导致了甲B联赛的一系列地震。首先，就是原先在倒数第二轮败给上海中远的广州吉利，本来如果没有对“五鼠”进行惩罚的话，那么广州吉利排在第四，是根本没有机会晋级的。但是现在排名第二的长春亚泰、第三的成都五牛和第五的江苏舜天全都有参与假球，那么晋级位置理应让给广州吉利继承，然而足协却直接一刀切将这个晋级名额直接取消。这让广州吉利一方大为震怒，更别说他们本来就对与上海中远的那个疑似手球的绝杀球感到不满，这下更觉得足协就是针对他们不想让他们晋级。而浙江绿城同样如此，宋卫平向外界表达自己对自己与球队有参与假球非常后悔，现在就想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改变中国足球的一大痼疾，但没想到足协对这次假球事件的处理如此简单，宋卫平决定开始用“民间”的力量，来进行“打假扫黑”。于是，中国足坛第一次大规模“打假扫黑”正式开始了。

一新闻来源说：宋卫平站在央视《新闻调查》镜头前大胆揭黑：在甲B联赛中，绿城绝大多数场次贿赂了裁判，最少是6万元，关键场次要提高3—6倍。另一新闻来源说：据宋卫平一次揭露，浙江绿城每场通过中间人付给裁判的钱是每场六万到八万元。这就是说，中间人可能收取或扣留了比裁判更多的黑钱，中间人比裁判更黑，更是“触目惊心”。他在面对媒体时指名道姓闫世铎：“能不能我们掀桌子（曝光），闫世铎来扫（足球）垃圾呢？” 接着浙江绿城拉起同样对足协不满的广州吉利，这也得益于吉利集团本来就是浙江的企业，浙江方面开始了革命。2001年12月13日，杭州世贸中心饭店的二楼会场上，浙江绿城的宋卫平与广州吉利的李书福、桂生悦等人坐在“2001年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会标下，会上发言道：“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的性质是在犯罪，我们今天这么做，是在争取坦白从宽。我们对于自己的人性的弱点并不讳言。既然做了就要承担。铁窗，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我们等着处罚，大不了就是行贿罪。”在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的支持下，浙江方面陆续搜集、寻找、提供自家球队贿赂裁判操纵比赛的证据，并准备了一些涉嫌接受贿赂操纵假球的裁判的名单。自然，自己揭露自己的贿赂行为，很有可能对自身导致严重后果。但是宋卫平说他并不后悔“揭黑”，“虽然说法律是严肃的和无情的，但最终球员、教练、俱乐部还将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将积极配合调查，严肃面对自己。”

而在浙江绿城整理收贿裁判证据的同时，一位拥有一定良心的裁判走入了宋卫平和陈培德的眼中，那个裁判就是龚建平。一开始2001年12月有一封匿名的《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及4万元寄到了浙江方面，信上表达了自己作为裁判吹过黑哨感到自责与后悔。之后不久，被认为是这封信的主人的龚建平就与浙江方面取得联系，宋卫平与陈培德认为，可以让龚建平的自首来做“污点证人”，开响“打假扫黑”的第一枪。老实人龚建平非常配合地将许多自己收贿或者其他假球的证据提交，然后，在掌握了多名裁判证据以及龚建平自首的证据之后，浙江方面不停与足协、体育总局联系，提交不少有关裁判的证据。

可是，令浙江方面没想到的是，他们掀起的“打假扫黑”的大旗，却反被千夫所指。媒体层面，以《新华社》为首的一众媒体纷纷指责宋卫平的浙江绿城本来与裁判进行金钱交易后又尝试以寻找证据为由进行“私了”，这有违法之嫌，而且浙江绿城本来就是行贿人，其本身“贼喊捉贼”的动机和事件真实性无法保证，谁知道他们提出的证据就是可信的。而在2002年元旦之后浙江方面向足协提交完裁判名单后，上海一电视台就爆出了涉嫌黑哨的8人名单，这其中分别是：张建军、龚建平、孙葆洁、陈国强、郝文、张宝华、吴志东、周伟新。龚建平是早早向浙江方面投诚，而陈国强则是执哨了成都五牛11：2的比赛，至于孙葆洁则是2001年甲A联赛的最佳裁判，而且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最佳裁判之一。此名单一公布出，以金哨孙葆洁为首的三百多名裁判上书足协要求讨个公道，这更是让宋卫平急忙向公众解释：“孙葆洁肯定不在名单之中！”但为时已晚，各路媒体以及足坛人士开始指责浙江方面根本就是混淆视听，徐根宝更是称宋卫平为“打黑假英雄”。而且，除了龚建平以外，没有任何被浙江方面指责的涉嫌受贿的裁判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些没有参与浙江绿城假球的一些裁判在外声称自己有过黑哨并支持打假，但这些声音对浙江方面于事无补。

但最令浙江方面感到绝望的是，在足协已经收到己方提供的大量假球、裁判的证据后，足协却似乎对这些证据“毫不理会”！如果除了龚建平以外没人承认不要紧，浙江方面提供的证据至少还有一定的参考性，可足协则是完全将这些证据放在了一边。2002年1月23日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调查结果。副主席南勇会上说道：“凡是能够主动向中国足协讲清楚问题、退回收受俱乐部钱款、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继续使用。”这句话等同于在讲足协与假球收贿没有任何关系，而导致假球、黑哨问题的就是那些给��的俱乐部。这次发布会后，看似轰轰烈烈的“打假扫黑”行动也基本结束了。原来，足协根本就没有打算过想要“打假扫黑”，根本没有考虑解决处理这些腐败、假球、黑哨的问题。足协方难道不清楚，或者说没有掌握这些问题的证据吗？肯定不可能，而对于足协、体育总局来说，追求安定平稳，保住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足协为了平息这场运动，一边配合当时的“反腐败”的主旋律，一边又给浙江方面台阶下。3月4日足协召开发布会，宣布浙江绿城、江苏舜天、四川绵阳整顿态度认真且效果良好，对上述三队的处罚减半，将球队的转会禁令和一些球员与主教练的注册、转会紧令都减半或取消，而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则维持原判。3月15日，龚建平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3月18日，他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宣武分局看守所。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2003年1月29日，宣武区人民法院正式以企业人员受贿罪，一审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其受贿金额为人民币37万元。结果到最后，只有一开始的持有良心的老实人龚建平，成为了这起“打假扫黑”唯一一个遭到法律处理的足球人士。

2003年1月31日，龚建平��审判结束后，足协又下发了处罚：对涉及龚建平案的6名“送钱人”处以“终身禁赛”，另有6个相关足球俱乐部受到罚款处罚，6位俱乐部总经理被严重警告。其中山东鲁能泰山、上海申花、浙江绿城给予罚款8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江苏舜天、大连实德给予5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对青岛颐中给予3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足协这样的处理对打击假球有用吗？极为不公平的是，肯定有行贿受贿的“甲B五鼠”、其余被质疑的裁判，甚至包括宋卫平本人，都没有受到任何司法指控。这种结果就连宋卫平本人都无法接受，浙江方面以及其他所有有良知的足球人士都无法接受，甘愿成为污点证人的龚建平变成了足协内部腐败的牺牲品，第一次中国足球的“打假扫黑”行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

龚建平的判决对于宋卫平可能是件后悔终生的事，因为那封《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将龚建平拱了上去。对于这封悔过书，陈培德表示：“关于这件事情，我后来一直没有和宋卫平对质过，但我倾向于龚建平律师和夫人的说法，就是这封信是宋卫平炮制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是刚才说过的，他不想让被他曝光的裁判家破人亡，在他要把龚建平的材料上交的时候，就想出两个办法来帮龚建平减轻罪行，第一是把龚建平接受绿城的8万元贿赂说成是4万元，第二就是写了这么一封悔过信，希望审判的时候可以作为龚建平自首的证据。但最终法院并未采纳，所以龚建平也没有获得自首的认定。”

对于这起运动结果只有龚建平一人受到惩罚，不少足球人士都感到可悲。足球周刊记载有人说：“龚建平在‘黑哨’的群体里根本不算什么大人物，比他黑、比他坏的‘黑哨’有一批，只是他运气太糟，最终由他一个人顶包。”圈内的很多人都知道，裁判几年间拿了几百万的也非极个别现象。一位曾在俱乐部当过副总的人说：“我最多一次给过一位裁判50万元，因为这场比赛实在太重要了。如果输了，俱乐部就要贬值两千万，只能舍小求大了。”一个“黑哨”中间人在酒后吐真言：“希望就到龚建平这里打住吧。我还好办，只是在黑钱里提点成，况且我不能算国家工作人员，龚建平是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判的，照这个标准，有些‘黑哨一黑’的钱足够枪毙的了。” 一位曾投资乙级联赛的老板说：“龚建平据说受贿了37万。其实乙级联赛里就有一场拿20万元的‘黑哨’。一般性比赛，我们给主裁的钱是两万元，边裁两千到八千不等。进入复赛阶段一般是主裁每场三四万，一局定生死的场次则更高，也有能达到十万二十万的。”一位感到忏悔的裁判说：“我们收‘黑钱’简直是一条龙，从我们的‘上级’参与，直到中间人虔诚地送来，再到俱乐部死乞白赖要给，你说谁能抵御得了？关键在这个大背景下，你不拿‘黑钱’，要落个‘装孙子’的名声，在圈子里都没法混。龚建平的事一出，给我们提了个醒，不，简直给了我们一个狠狠的巴掌。如果再这样下去，非有一批裁判被押到刑场上去。”

足协面对假球问题，尤其是最后一轮，从那时起到现在一般都只是用外籍裁判、同一时间、警告球队这些方法。当然，这些办法其实是有效的，但如果更深层次的检查没有做到位，这些方法都是“无用功”。2002年足协为了防止“甲B五鼠”的事件再次发生，还搞出甲A球队交纳200万、甲B球队交纳100万的“道德保障金”，说“道德保障金”这种措施能够阻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是算得上足协变相的收取“保护费”呢？

足协在处理“甲B五鼠“以及”宋卫平打假“的事上采用令人痛恨的冷漠态度，让不少希望、支持足坛恢复正常、打假扫黑的一批足球人士感到心寒。吉利集团在2001年12月11日就直接宣布退出足球，而吉利集团才刚刚在2001年3月16日宣布以2500万元买断广州队，并与广州足协签了30年的合同，结果不到1年的时间，仅仅过了8个月就离开了充满了混乱与黑暗的中国足坛，这也创下了中国企业介入中国足球最短的纪录。而四川绵阳太极则更是最后直接解散，根本没有参与2002年的乙级联赛。但最令人心痛的，还是2004年，坐牢一年多后的龚建平，在7月11日因“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病逝，正好死在了生日的前一天早上，年仅43岁。中国足球曾经有过能够尽早解决自家问题的机会，可在各个层面上的“足球人士”的帮助之下，这个机会断送了，而这个机会的丧失，则更是导致了中国足球未来二十年，甚至有可能更久的一蹶不振。到了2009年第二次中国足坛“打假扫黑”之时，人们才开始缅怀起龚建平起来。陈培德回忆说：“龚建平绝不应该是第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裁判。更不应该是唯一一个受法律制裁的裁判。这个事件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机会那么好，全国媒体都动了起来，形成这么大的威慑力，这些裁判准备交代问题，而且有些人已经交代了。但是因为很难说清楚的原因，只判了一个龚建平，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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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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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1）

经历了1998年到1999年，国内联赛“假赌黑”事件逐渐增多，从最开始只是怀疑是“问题哨”到“疑似”假球，到球队、主教练质疑有假球场次，到球迷质疑有假球场次。特别是“渝沈之战”这个只要是长期看球的人就能看出来的非常明显的假球，但是所有这些“疑似”假球的事件，全部没有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而且全部都没有被官方调查确认：这就是假球。自此，“假赌黑”的最后的一道屏障被解除，既然足协和高层都能够容忍这些事件的发生，那么谁不可以涉足“假赌黑”呢？

同时，足协也早早地准备着继续改组国内联赛，让国内联赛更加“职业化”准备成立“中超”联赛。甲A即将成为历史，直到最后确认2003年就是甲A的最后一年。但谁都没有想到，2000年至2003年，短短的4年间，中国足球彻底走向崩溃的深渊，与同时间中国国家队历史性地第一次打入世界杯相对应，当时的球迷无论如何都想不到，那竟是接下来几十年后中国足球的巅峰。

而在进入21世纪后，甲A最先爆发出来的问题，是从足球行业中最基础的单位出现的，也就是球员。如果说足球运动的根部是球员，那么球员烂了，足球运动怎样都无法长成参天大树，这也就是近20年中国足球始终无法回到巅峰时期的最基础的问题。

2000年3月25日，甲A的一轮普通的比赛：深圳平安与云南红塔比赛结束后，深圳队主教练塔瓦雷斯由于比赛失利而失眠，到了第二天凌晨两点，塔瓦雷斯听到门外有小声说话的声音与开门关门声，塔瓦雷斯把门开了一道小缝向外观望，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看到几个鬼鬼祟祟的球员，而且球员身后跟着几个身份不明的女子！塔瓦雷斯后来叫来其他的教练在外守候，最后将几个女子抓个正着，球员试图辩解这些女子是他们的女朋友，但这种说法明显非常可疑。而当晚，那六个鬼鬼祟祟的球员分别是：彭伟国、孙刚、张军、姚立、王超、陈永强。3月27日，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足球报很快报道了此次事件，之后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称呼这六人为：“平安六君子”。

媒体报道后，一片哗然，足协、俱乐部、公安都有调查此事。俱乐部这才查出当晚比赛后许多球员夜不归宿，而且那些女子是不止当天来过，比赛前也来过。而酒店的监控录像也明确地拍到了当天凌晨多名男子在房间出入以及一名女子进入房间。对于此次事件，媒体直接使用了“招妓”这么明确的词汇，而涉事球员则怎样都不承认。对于此事，彭伟国、张军、孙刚各被罚款一万，王超、姚力、陈永强则被中止合同、限期离队。彭伟国、张军和孙刚三人发表公开致歉信，但只承认擅自离队和夜不归宿。而由于没有调查出招妓的证据，所以也没有被官方证实球员招妓。

2000年末，深圳队直接起诉足球报，认为足球报报道六人招妓严重不实，且严重影响球员比赛发挥，要求赔偿经济损失979万元。当然，这笔巨额赔偿足球报肯定不可能接受。不过到了最后，2001年初双方庭外和解，足球报刊登了致歉信，公开向深圳队道歉，说明本报在2000年的有关球员“嫖娼”、“集体招妓”的内容不实。当然，深圳队和足球报可以接受这一结果，但广大的球迷群众显然是无法接受反差如此之大的结局。这是中国职业联赛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俱乐部和媒体的公开冲突。“平安六君子”的那六位球员究竟在那晚做了什么，已经无法查明了，但这个疑案却是深深地烙印在球迷的心中，烙印在社会大众的眼中。

2000年同年3月4日，中国超霸杯上，去年甲A亚军辽宁队4：2战胜去年甲A冠军山东鲁能泰山，比赛上之前名不经传的年轻新星曲乐恒帽子戏法，是辽宁夺得超霸杯的最大功臣。这场比赛让曲乐恒一夜成名，但曲乐恒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他的足球生涯就此结束。4月26日当晚，辽宁队队员曲乐恒和张玉宁、王刚等人一起外出吃饭后归队途中，结果就在归队途中张玉宁为了躲避对面来车撞上了路边的树。坐在驾驶位的张玉宁因为系了安全带，和坐在后排位置的王刚只受了轻伤。但坐在副驾驶位的曲乐恒的位置，正好就是车辆撞击树的区域，而且他本人没有系安全带，伤势非常严重，尽管通过手术救回了曲乐恒的性命，但还是没有保住他的“下半生”：他的脊髓严重挫伤合并截瘫，曲乐恒下半身残废，他以后也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用脚踢足球，当时年仅23岁的曲乐恒的足球生涯就此结束。

最初，不少球迷怀疑张玉宁酒驾导致了车祸，但是辽宁官方很快在发布会上声明证实三人驾车前没有喝酒，张玉宁是因为对面的车大灯晃了眼，急于打轮才撞到树上。辽宁队后来表态，会对曲乐恒终身提供帮助。然而，表面上说提供帮助，其实际的帮助对已经陷入瘫痪且背负巨额手术费以及术后恢复工作的曲乐恒一家来说，显然是九牛一毛。2001年1月4日，辽宁队作出《关于曲乐恒并非因工负伤的处理决定》，认定曲乐恒不是工伤。除了辽宁队的处理后果让曲乐恒感到心寒，一手造成了曲乐恒瘫痪的张玉宁虽然受到了舆论的声讨，但依然还是如往常一样在联赛进球，除此之外曲乐恒一家在事故发生后一直被辽宁队警告不要对外发声，在这种绝境下，曲乐恒一家采取了最后的手段，在2001年3月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曲乐��非常详细地向社会说明了在他眼中的这起事故的真相。

曲乐恒和张玉宁是从小长大，一起踢球的好朋友。二人进入辽宁队后，天赋异禀的张玉宁早在1997年就开始大放异彩，联赛踢进11个球，成为一个足坛中闪耀的新星。张玉宁随后成为了辽宁队的主力队员，并在1999年辽宁队最辉煌的赛季中发挥出色，差点带领“辽小虎”夺得当年的甲A联赛冠军。但也就在那个赛季，张玉宁和无名小卒曲乐恒因为球队地位和声望的巨大反差，二人的友谊逐渐出现裂缝。1999年赛季结束后，因为俱乐部经常拖欠奖金，再加上工资待遇和他们现有的水平的不平等，使得以张玉宁为首的一些球员与俱乐部发生摩擦，张玉宁甚至提出转会要求。主教练张引因为球队的利益，只得先排斥张玉宁等球队，在2000年初的超霸杯提拔曲乐恒上场，结果曲乐恒当场帽子戏法一夜成名。曲乐恒感觉到，张玉宁对自己的主力地位有被曲乐恒夺去的趋势有所不满。张玉宁和曲乐恒之间的关系迅速下降，但对于曲乐恒来说张玉宁还是他从小的好友。4月初，张玉宁联系曲乐恒到了一个酒吧面谈，曲乐恒去了以后，没想到张玉宁身旁坐了一个陌生人，此人叫边峰，曾是辽宁优秀企业家，当天边峰用言语威胁曲乐恒，声称自己在辽宁省很有权势，警告曲乐恒不要把张玉宁的主力位置夺走，否则会废了或者杀死曲乐恒，之后边峰还叫来两个小弟，两个小弟也对曲乐恒进行人身威胁。

之后，到了4月26日那天，张玉宁突然邀请曲乐恒去吃饭，并说是边峰对上次会面的不当举动表示道歉，曲乐恒在被边峰和张玉宁“威胁”后，一是放不下与张玉宁的友情，二是害怕边峰会对他采取行动，才前去赴宴。但令曲乐恒感到奇怪的是，张玉宁不肯告诉曲乐恒去哪里吃饭，开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吃饭，而且队友王刚带了前女友一起坐张玉宁的车前去。到了吃饭的地方，除了曲乐恒等人，还有一些辽宁队队友在场，以及边峰和其余十几个不认识的人。宴会上大家都喝了酒，宴会结束后的欢送还非常热烈，大家都争相相送。结果张玉宁与曲乐恒和王刚就在离开没多久就遭遇车祸，曲乐恒清楚地记得，他在剧痛中，看见张玉宁从他的身上跨了过去，这时来了另一辆车，车里的人招呼了张玉宁、王刚以及王刚的女友上车，随后扬长而去。

曲乐恒与他的家人在发布会上公开的声明震惊了社会与足坛，因为这不仅揭露了张玉宁有酒驾，还有可能与其他一些队友以及“黑社会”人士一起导演了这场车祸，目的就是要做掉曲乐恒，而辽宁队很有可能对此知情，但俱乐部一直警告曲乐恒一家不要声张。酒驾、黑社会、阴谋、腐败、破碎的兄弟情，曲乐恒的声明充满了戏剧性，充满了绝望，这不禁让人怀疑曲乐恒是故意编造故事来诋毁辽宁队和张玉宁来赚取巨额赔偿，然而曲乐恒的供述情节细节非常多，而且环环相扣，其中牵涉的人物又多，使得其真实性不降反升。

但是，仅凭曲乐恒单方面的供述，显然是很难对张玉宁和边峰提出他们合谋策划车祸的指控。在法庭上，张玉宁、边峰等人不仅声明有关“黑社会”以及“威胁”之事是曲乐恒虚构，还宣称曲乐恒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侵犯名誉。即使如此，张玉宁酒驾的事实还是无法被遮掩，最后在2004年的法庭判决中，判决张玉宁对曲乐恒赔偿263万元，其中精神损失费70万元，张玉宁和曲乐恒对判决都不满进行上诉，最终判定为赔偿234万元。234万元和精神损失费70万元都创下了中国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纪录。而张玉宁与辽宁队的官司则一直打到了2010年，法院判定曲乐恒的受伤属于工伤，辽宁队需支付曲乐恒赔偿291万余元，并需要每月支付曲乐恒伤残津贴。

这场事故对曲乐恒、张玉宁以及辽宁队都是巨大的打击。张玉宁本来就因为薪资问题和辽宁队闹转会，此次事件后的2000年以及2001年赛季，张玉宁只是出场次数变少但球员水平没有下降，但很明显在2001年曲乐恒公开声明并与张玉宁打官司后，张玉宁的状态逐年下降，社会舆论对张玉宁也非常不利，因为曲乐恒声明中有提到边峰说张玉宁是他们黑社会老七，张玉宁也从此有了“黑社会老七”的外号。张玉宁在在2003年后就一落千丈，之后年仅31岁就早早退役。而辽宁队也更是因为这次车祸加上球员薪资问题，瞬间从1999年的巅峰坠落，辽小虎转眼间消逝。辽宁队自职业化来本来就是问题不断，欠薪、工资、负债问题一直到2020年都存在，这其中还包括了如2004年中超资格问题、2012年退出亚冠、赵本山入股经历失败、年年要换个活法等负面新闻笼罩，到了2020年初，辽宁队濒临解散，应该说有着种种黑历史的问题球队，到了灭亡之际都有许多球迷叫好，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总的来说，这起事故中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曲乐恒，曲乐恒不仅失去了一个好友，失去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失去了下半身，也没有因为赔偿金获得多少快乐，不少赔偿金都拿去抵押律师费和医疗费，而且辽足的经济问题使得辽足的部分赔偿都没有到曲乐恒的手上。但曲乐恒在历经十几年后早已看��了此事，过上了属于他自己的幸福人生。

这起车祸的处理依然是非常不明，如同中国足坛之前出现的“疑似假球黑哨”一样，永远是有些比较可靠的证据，但最后相关涉及人士总是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大部分疑点都被草草了事掩盖。至于这起车祸是否是张玉宁有意策划，张玉宁有没有涉及黑社会，这些都只有张玉宁本人最为清楚了。

2001年5月31日凌晨，甲A联赛的沈阳金德二队的队员韩龙、金雷、马鸥等四人从昨晚10点便开始在烧烤店喝酒吃夜宵，喝到兴头上时，队员中有人提出要骑烧烤摊主的摩托车去买烟，摊主以喝酒后不能酒驾为由拒绝，结果惹怒了这4人，4人对摊主拳脚相加，后又打倒了前来帮忙的摊主弟弟。第二天，医院传来噩耗，摊主弟弟张盛春春因颅骨骨折、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后来这四名球员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中国足协也对这4人实行终身禁赛。

尚且不说这几个球员的极端行为，单单是烧烤摊吃夜宵喝酒，就已经是严重的不职业的行为。而酒后打人甚至打死人，和张玉宁的酒驾行为一样，这些都是属于社会层面的严重违法行为。从这也足以看出中国足坛球员普遍的缺乏职业精神、素质低下，而这些问题自然到了10多年后依然存在。但这些也都全部要怪罪球员吗，俱乐部对球员的管理，以及青训层面对球员的素质教育的缺乏，难道才不是罪魁恶手吗？中国职业化之前，当然不能绝对地认定没有球员爆出如此素质低下的问题，可为什么在“假球”、“赌球”问题不断爆发后，中国球员的素质似乎是直线下降？这恐怕就不能完全怪罪于球员了吧。

同年7月16日，位于甲B联赛的天津立飞队陷入了混乱。其原因就是，俱乐部原先向队员承诺，2000年冲上甲B联赛就会给队员奖励汽车、房子与奖金，然而当球队真的冲上甲B后，所谓的奖金却迟迟没有兑现，这让球员非常不满。一次会议上，俱乐部的某些话语激怒了球员，比如：“你们谁有问题我就换谁，而且我也知道谁有问题。”这更是让许多球员愤怒至极，并在7月16日，有多达11名球员没有参加当天的训练，他们对俱乐部声称“有伤病，不能参加训练”。但球员没想到短短几天就风云突变，天津立飞又爆出消息，7月14日天津立飞与江苏舜天的联赛比赛结束后，有一名匿名出租车司机听到了四名天津球员私下谈论参与“赌球、卖球”，这名出租车司机对公安机关告发了此事。天津立飞利用此事宣称球员的罢训行为是与“赌球”、“卖球”行为息息相关，必须严厉处理。之后，更有球员提出罢赛，这让球队危机上升到了另一个维度。天津的罢训、罢赛、赌球、卖球、欠薪，一系列负面消息被天津媒体层层曝光。

对于所谓赌球的问题，有记者透露某名球员曾说过：“现在有几个人不赌球？但很多人并没有赌自己队输。”显然，让球员“理直气壮”的理由是没有赌自己队输，这似乎已成了足球圈内无人不赌的一个新的是非标准。对于所谓的欠薪欠奖金问题，天津立飞俱乐部总经理吴政说：“虽然立飞的状况并不太好，但发工资没问题，目前没发的只是两场平局费30万，加上6月份不到一个月的工资，谁都知道这很正常。而且俱乐部曾经有过五个月没发工资。那时都没闹事，怎么现在反而出事？” 曾有一位赌道中人在立飞主场对成都五牛前对记者讲“赌经”，他认定买立飞输，因为他的“内线”告诉过他几名买本队输的立飞球员的确切名字。可后来这场球平了，遭了打击的他只说了一句话：“谁都买自己队输，有什么办法？”由此可见，天津队内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支球队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中国足球大环境的问题。球队经常性拖欠薪金，球员为求生计参与赌球或者受环境影响赌球，这还没有算上被足协“默许”的假球，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足球怎么可能不衰落呢？

结果这件事，依旧是以球员为牺牲品而结束，而且同样，所谓的“赌球”嫌疑也被俱乐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立飞俱乐部的4位领导分别找立飞的几名球员谈话，并向他们下达了俱乐部的处理决定，据悉，处罚共涉及8名球员，处理的核心是“三停”，即停训、停赛、停薪，不过这8名球员的处罚却不尽相同。其中常龙、杨小虎罚款月工资的50%，他们下午即随队参加训练；贾骥、周纯，三停一个月；闫锋、朱艺、孙磊三停两个月；葛杰三停三个月。在处理的过程中立飞俱乐部方面给队员只出示了一份书面决定，所以这些不同的处罚只是口头上的。受到最重处罚的葛杰对此表示非常不满：“同样没有参加训练，为什么对我的处罚是最严厉的，而且在那段时间自己确实有病，不是无故不参加训练。俱乐部当时也做出了让我在家休息的决定，而后却又作出处罚，既然是休息又何来罢训之说，这两方面有很大的冲突，希望俱乐部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被停两个月的一名球员认为，俱乐部作出这样的决定，球员根本没有什么办法抗争，不过他还是准备保留继续申诉的权利，在这之前他还要和俱乐部进行一下沟通。

2002年7月8日，《足球报》的特约记者关山报道了一出震惊整个中国足坛的新闻：新闻的标题是《甲A大佬在的厅包房用摇头丸“征服”模特大赛冠军》。新闻里，用比较含蓄地手法，描述了一个外号“大金链”的球员，用毒品和女性发生性关系。原文截取如下：他们这个队的很多队友都喜欢来这个的厅玩，因此“这4个队员有吃摇头丸的习惯”对于队友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个的厅有专门卖摇头丸的人，他们就像普通顾客一样混迹在人群中，如果不是常客，很难从人群中把他们分辨出来。不过几几个队员跟他们都已经很熟了，80元钱一颗的“药”他们一般每次来都要5到10颗，只要看到他们进来，卖“药”的人会主动过来给他们打招呼。今天晚上他们要了10颗，4个人每人吃了一颗，几个朋友也各吃了一颗，他们开始想让4个身边的模特也吃，但是她们都拒绝了。…………“金项链”对摇头丸的作用显然非常清楚，他已经多在服食了摇头丸之后跟很多不同的女孩发生了性关系，而今晚，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冠军”。…………在一番番的“轰炸”下，“金项链”拿出一颗摇头丸，在朋友的呼喊声中把“冠军”按到沙发上，硬往她嘴里塞了进去。………………大约半个小时以后，“金项链”扶着“冠军”下来了，“冠军”此时还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衣服都没有完全扣好，但一直还在不停地摇头，从“金项链”得意的目光中，其他人都知道--他已经把“冠军”办了！对其他队友说来，这基本上已经是他们出来玩得最习惯的程序，不管“冠军”长得多漂亮，她不过也只是很多个被“办”了的女孩中的一个，对不愿意的女孩子他们一直都这样干，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挖个坑把她埋了！”对于他们自己身边的“模特”，他们觉得要“办”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在“金项链”“主持完了工作”之后，现在该他们了，于是所有人呼啸着上了两辆轿车，消失在夜幕中……

此文的细节之详细，以及内容之恐怖，无不让足坛与社会感到惊愕。大家纷纷想问清楚到底谁是“大金链”，一定要把“大金链”绳之以法。7月28日关山的后续报道中提到：该队球员“金项链”(因其戴一条粗大的金项链而得名)是从1999年开始服用摇头丸的，他也是这个队中第一人染上毒品的队员。……而这个球员最终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连这个球员在哪个城市，哪个球队，他是谁都没有被透露。有些人认为“大金链”纯属虚构，有些人则认为“大金链”的事情被《足球报》这么权威的体育媒体报道，肯定却有其事。后来很多球迷，直到“球霸”的说法出现后，一些人很快把经常戴着金项链的李玮峰与臭名昭著的“金项链”联系到一起，甚至说道起来还添油加醋，绘声绘色。《中国足球内幕》里则否定了这个观点，他说记者曾透露，“金项链”曾去过云南红塔，后转会至北方某著名球队，而李玮峰从未去过云南红塔。至今为止，这件事情是真是假，都很难确认了，因为在媒体报道过后，竟然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此负责，哪怕是媒体被告也好，“大金链”的传说就这样随风而逝了。“大金链”是否存在到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从此又对中国球员有了个“大金链”这种道德败坏又涉毒的肮脏形象。

这五起事件，全部都向社会展示了当时中国足坛的球员的各种疑似问题：赌球、涉黑、涉毒、酒驾、招妓、暴力行为、没有职业精神。如果还是有人在思考，为什么中国足球在21世纪10年代的青训如此之糟糕，为什么中国足球在社会层面经常被冷嘲热讽的话，那么设身处地想一想，若是生活在甲A联赛的最后这几年，每年都有如此之多有关球员的负面消息爆出，社会层面难道不会对中国足球球员抱有“素质低下、没有纪律、贪钱享乐、待遇低、可能涉及黄赌毒、可能涉黑“的印象吗？而且这些“印象”，并不是胡编乱造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即使彭伟国等球员真没有招妓，能代表当时的球员没有人有招妓的恶习吗？即使张玉宁没有涉黑，能代表当时的球员没有人涉黑��？即使没有大金链，能代表当时的球员没有人涉毒吗？即使天津立飞的球员没有赌球，能代表当时的球员没有人赌球吗？这些问题被爆出后，会被足坛人士、媒体以及社会所探讨，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难道当时除了天津立飞有爆出过赌球、罢训的事情，这个时期其他球队就没有这些问题吗？在2009年开始反腐扫黑扫赌之前，多少次被媒体和社会各界爆出无数球员有赌球问题，多少次被爆出各个俱乐部球队有欠薪金对球员待遇差的问题，可这些问题全部成为了当时中国足坛的“潜规则”，即人人都知道这些事情有发生，但就是不会用法律手段一劳永逸解决这些问题。球员也好，俱乐部也罢，全部都是考虑着自己的利益，只要是疑似“假球”、“赌球”、“欠薪”等负面消息，总是会被俱乐部草草了事，来维护俱乐部所谓的名誉，可却殊不知在无数次的草草了事中，中国足球的名誉早在社会上跌入低谷，成为了人人厌恶嘲笑的过街老鼠。第一个因为赌球被判刑的足球人，还是2003年已退役多年的前国脚唐全顺在酒店聚众赌博被人举报后被抓，只有已经离开职业足球的足球人士才会被处以真正的惩罚，那么当时足坛各个层面的“相互关照”到了个什么地步，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当然，作为足坛的最高级管理机构，足协以及体育总局对所有恶习的熟视无睹，自然是最大的恶人，可如果将所有责任全部推卸给足协以及体育总局明显是不公正的，中国足坛的各种“潜规则”能够横行多年，不仅仅是足协以及体育总局作为管理机构出了问题，是从下至上各个环节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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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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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三：问题重重

1996年甲A联赛达到顶峰之后，在资本与舆论的双重刺激下，“球队赢球”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事。这里并不是说“赢球”不重要，而是说当时俱乐部或者政府开始为了球队赢球不择手段。一开始对待裁判还是像职业化前，尽量招待好，能吹点关系哨。但之后俱乐部、球员、政府与裁判的关系开始变得畸形。新华社报道：根据前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的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职业足坛已开始受到各种丑恶现象的渗透。而最初的变化就是从裁判开始的，“原来各地比赛时，裁判的要求还仅仅是吃、住好一点，但慢慢的就有一些俱乐部开始给裁判送钱，这一下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贪婪和欲望的魔鬼将中国足坛整得乌烟瘴气。之后各种传闻越演越烈，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1999年的渝沈之战，以及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就是这些丑恶现象肆无忌惮的丑陋表演。”

根据一些知道内幕人爆出的有关消息：1997年后，裁判的“价格”开始增加，某些重要场次，主裁和边裁的打点费用已达到十万元。裁判在收取俱乐部的贿赂后，斗胆操纵比赛的现象开始出现。

1997年，所谓的“问题哨”开始不断出现走入球迷的视线。当然，实际上从1994年起问题哨就层出不穷了。“问题哨”，就是从了解足球规则的旁观者眼中，察觉到裁判的判罚有不公正、奇怪、错误的地方。“问题哨”到了今天的中超也是非常常见，问题哨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很多时候都会以“裁判水平不当或者犯了错误”来了事。如果说97年甲A和甲B的问题哨没有一个是收了贿赂吹的哨，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如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追究97年，甚至是甲A大部分疑似假球的案件了。如果当时足协就采取动作开始追查，这些假球还可以被世人证明，但这也仅仅是如果。有球迷回忆：“ 97年，无论是甲A还是甲B，裁判执法问题都成为焦点话题，多场比赛出现问题哨，而假球也开始泛滥，四川全兴在联赛最后一场放水太阳神，引来全场球迷高唱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心太软”，场下的广州替补球员则有节奏地跟着一起打拍子，成为当年联赛的一个笑话。”

除了甲A以外，相对来说关注度较低，而且“管理更加松懈”的甲B，在97年也有件令人耐人寻味的事情。当时时任广州松日主教练的徐根宝带领球队冲击甲A资格，但在最后一轮前，广州松日的晋级之路并不顺利，甚至有可能失败。在与广州松日竞争晋级名额的头号对手河南建业的比赛失利后，在徐根宝的自传《风雨六载》中记载：“我一身轻松地到了新闻发布会会场。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我说：“今天输了这场球，我们松日队冲甲A已经基本上无望。到时候我会实现我的诺言，冲不上甲A，从此以后不当教练。我就讲这些。”就这样来到了最后两轮，广州松日的对手都是两支降级球队，而河南建业面对两支上海的球队。此时积分榜上河南建业还是河南建业32分，广州松日28分。倒数第二轮河南建业主场对上海浦东的比赛中，主裁刘庆伟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不仅将河南建业核心尤里安罚下，还同时给了波尔乌和安德雷库茨各一张黄牌，导致后两人下轮累积黄牌停赛。而广州松日这边则是获胜。

到了最后一轮比赛之前，《风雨六载》这么记录：“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上海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的电话。自我离开上海去广州松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通电话了。他在电话里向我转达了上海市领导的三点意见：一、根宝为上海足球作出过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二、根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三、根宝如果输了，可以回上海工作，上海足球有很多事情要他做。听完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上海却没有忘记我，一直惦念着我。在宁波赢了火车头队后，我让队伍先回广州，自己直接从宁波飞回上海。在上海，我与李毓毅副主任和当时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胡康健碰了头。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既为我，也为松日队。我对他们说，感谢上海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既然上海领导这么关心，我希望市体委做好豫园队的工作，最后一场不要放水，要认真打。当天下午，他们两个把豫园队主教练奚志康叫来了，希望他在队里做好工作。最后他们一致说，根宝你放心，我们最后一场一定会去认真打的。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把我的命运托付给了家乡父老。”结果这场电话后，最后一轮广州松日轻松4：1天津万科，河南建业0：0被上海豫园逼平。河南建业和广州松日同积34分，但广州松日凭靠净胜球优势晋级甲A。比赛后，在层层记者的包围下，徐根宝说出了一句话：“谢天谢地谢人！”这句话引起许多球迷的各种想象。这几场比赛只是有上海球队的“照顾”，还是涉及比如黑哨、贿赂的问题，已经无法知晓。不过肯定的是，当联赛的“默契球”、“关系球”能够这么明显的出现时，反而就说明一些更黑暗的问题正隐藏在阴影当中。

96、97年甲A尚处于巅峰期，也是中国球市最火爆的时期之一，97年虽然疑似假球和问题哨开始出现，但是很大程度被当时的火热的足球环境遮住了，而且97年国内足球最大的事件是最强国家队在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相比于国家队失利来说，国内��赛出现的“疑似”问题并不是非常凸出。但一切从1998年开始就不同了。

1998年的国内联赛，首先受到了去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的影响，球迷对国家队的失望情绪带到了联赛上，上座率有所下降。而且，假球、赌球、黑哨的现象比1997年更加严重，1997年尚且只能说是“疑似”，但1998年“假球”、“黑哨”的问题却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浮现在表面的事实。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1998年的延边敖东队曾在联赛中连续遭到裁判的不公正判罚，一次是门将被误判被红牌罚下，一次是补时阶段被判禁区内手球被罚点球，延边球迷难以接受裁判的判罚，先后两次游戏，集结于自治州政府门前，向中国足协“讨回公道”，毁坏了公共财物，最后，中国足协当时的的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发了一封道歉信了却此事。此外，新浪网回忆其中一场比赛写道：1998年8月9日，前卫寰岛主场对垒延边敖东，延边敖东在先入一球的情况之下遭遇了难言的“特殊照顾”，最终前卫寰岛队依靠一个有争议的点球2：1反败为胜。重庆大田湾球场记录了延边人面对中国足球复杂环境的无奈与悲情，敖东中场领军人物高仲勋也终于在走向更衣室的通道内向着电视机镜头爆出了惊人之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吉林汉子在愤懑中绝望的呼喊出那句话——“中国足球没戏了！”

同年，甲B联赛8月22日踢了一场普通的比赛，云南红塔3：2战胜了陕西国力。但是这在陕西国力的主教练贾秀全眼里，这场比赛一点都不普通：因为在这场比赛前，队内的巴西外援向球队反应，有人打电话想要花钱买通球员打假赛，让他们输给云南红塔，外援们把这通电话录音下来给贾秀全听，这让贾秀全本来就对球队会不会有队员打假赛产生了怀疑。当天比赛，后卫隋波发挥失常，球队的3个失球中有2个和隋波的发挥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隋波本来就和云南红塔的队员就有些关系，这让贾秀全笃定隋波就是收了贿赂打假赛！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一开始贾秀全只是气愤地说球队里某些个别球员表现奇怪，当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央视5台节目《足球之夜》的主持人刘建宏追问贾秀全具体是哪个球员，贾秀全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三号隋波！”

隋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公开质疑打假球的球员，打假球，这件事第一次被公开摆在了世人面前。但是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隋波有收贿赂打假球，隋波本人也极力否认，至今如此。当时记者与社会都要求足协公布录音带的内容，但都被足协找借口打压下去了，足协宣称隋波没有打假球，却没有公布任何实际的证明，当时存在的各种疑点没有被破解，隋波究竟是打没打假球，因为足协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导致此事至今都无法得到解释。

同年，甲B第21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重庆红岩0：4负于云南红塔，辽宁天润2：4负于成都五牛，明显拙劣的比赛过程激起一片公愤。因为从过往比赛的实力来看，重庆红岩和辽宁天润怎么都不该输给云南和成都两支保级球队这么大的比分，这明摆着就是要让另一个保级对手河南建业降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这个故事真正的动人之处在于，当时整个行业的潜规则都认定，河南建业在前一个赛季的搅局，把自己放在了所有球队的对立面，而故事的发展过程却演变为，以重庆红岩、成都五牛和云南红塔为主的“烟草商”，最后联手干掉了河南建业这个“房地产商”。在本质上，这与3年前成都万人空巷等待��保卫成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人们对足球的看法已经开始产生了价值观的巨大变化。3年前，人们给一场假球，赋予保卫城市的悲壮色彩；而短短的3年后，人们却要把陈亦明和他的重庆红岩队送上道德审判的法庭。这一年的重庆看台上出现了“假踢”的标语牌，西安的球场边树起了“假B”的横幅。这个微妙的演变就像中国人曾经无比狂热地追捧国产牛奶品牌，也曾经无比愤怒地因为三聚氰铵而抵制所有国产奶粉。

21轮比赛后，中国足协在完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猝然作出对陈亦明、王洪礼两名主教练吊销高级教练员证书的严厉处罚。云南红塔主教练陈亦明对此表示非常不服，他公开宣言要进京“申冤”，而且他还答应了央视5台《足球之夜》主持人张斌约他做直播的要求，陈亦明甚至宣言：“我能说出中国足球到底有多黑！”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这个消息经央视隆重预告，便有了一档足球节目8000万人守看的盛况。”全国的球迷都在等待着陈亦明在央视直播上爆出惊天猛料。

然而，到了直播之时，面对主持人张斌的提问，陈亦明却突然一改之前的狂妄，总是避开张斌的提问，张斌不断提问试图让陈亦明在节目中说出真相，但陈亦明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张斌的问题，他在镜头前留给观众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之后，内幕人爆料，陈亦明在直播前就接到了足协高层的电话，高层警告他不要爆出足球联赛得到丑闻，面对高层的压力，最终陈亦明还是选择了妥协。而因为“疑似”假球的最大失利人，也就是河南建业在甲B最终降级，河南球迷与河南建业队员因为假球造成的降级，情绪激动，言辞激烈，但都挽回不了降级的事实。

同年，甲A联赛赛季结束后，已经降级的广州太阳神爆出消息，球员董国智、谭恩德、温俊武、彭锦波被球队开除。原来自从联赛广州太阳神1：2输给八一队后，俱乐部就开始怀疑当时有球员打假球，就开始调查这些球员，最后是公安部门正式调查这几人，怀疑他们涉嫌参与赌博集团控制的赌球。董国智最后只承认赌球但没有承认打假球，而另一个被开除的球员温俊武此后坠入深渊，最后因赌债杀人，连捅对方三十多刀，迅速被抓，被判死缓。

也就是同年，9月27日，在甲A联赛成立后5年内夺得4年联赛冠军的国内霸主大连万达队，在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对阵辽宁天润。这场比赛，裁判俞元聪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明显偏向于辽宁队，不仅大连队多次点球机会没有判罚，还将一粒点球判越位吹掉，这些判罚让大连万达俱乐部上下和球迷都非常气愤。最后，在平局的结果下，大连万达在点球大战上输给了辽宁队。这场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教练徐根宝发言结束准备离场，但没料到此时大连万达的老板王健林突然走了进来，王健林是这么说的：“我本来不应该参加新闻发布会，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搞了5年，虽然有进步，但比赛场上黑暗面很多。因此，我郑重提出两点：一点，万达队足球俱乐部将对本场比赛的执法全力申诉；二，基于目前的现状，搞足球还不行，因此我正式宣布，今年联赛后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抗议。”

王健林是认真的，这也吓坏了足协，足协很快停止了俞元聪的一年执法资格，并向万达赔礼道歉，但是没有作用，这年结束后万达集团逐渐退出了大连足球队，1999年实德集团加入，2000年，大连万达彻底变身为大连实德，大连万达成为历史。自然，王健林不可能只是简简单单因为这一场球的判罚而要退出足坛，在综合多个足坛人士的分析与内幕人的爆料，可以得出，当时万达集团与大连市政府、足协因为各种关系产生了种种矛盾，国内赛事各种层出不穷的黑幕也让王健林对足球彻底死心。假如放到今天，夺得8次联赛冠军的广州恒大，突然因为一场比赛的争议判罚而突然宣布退出足坛，这会被看作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事，在1998年就这样上演了。

《文摘报》有文章回忆：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任举一回忆，当时每逢焦点赛事或是阶段性的总结会，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都要到现场作动员，并经常去训练基地看望球员。1996年，大连队去天津进行客场比赛，市里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机场送行。王健林的足球事业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据知情人表示，1997年，为了解决郝海东的转会问题，市里的领导出面，通过和部队的关系，成功让万达足球俱乐部将部队编制的郝海东招进队伍。1996年新年到来时，因为万达足球队在此前一年的甲A比赛中没有夺冠，任举一收到了时任市长薄某某（大连市长）手写的贺年卡：“你要带领全队从零做起，把丢掉的冠军从上海申花手里夺回来。”然而，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向记者证实，王健林与薄某某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有一次，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我记得薄某某就有点发火了，说你这个盖房子我跟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可以见得，当时足球的许多问题，并不全是足协方面放任的，而是因为各地政府的“老虎”将爪子捞进了足球圈里，导致俱乐部的利益已经不是被单单一个企业掌控或者多个企业掌控那么简单，而是牵扯了许多更加复杂的事情。

如果说1998年的假球只是摆到了众人眼前，但没有被官方承人，那么1999年的假球，则是直接将中国足球推到了风口浪尖。

1999年甲A联赛还剩最后倒数3轮的时候，有7支球队有降级的可能，这其中降级可能最大的球队是沈阳海狮。因为最后三轮的对手分别是：吉林敖东、鲁能泰山、重庆隆鑫。三支全是联赛中上游的球队，实力明显强过沈阳海狮。于是，沈阳海狮的俱乐部高层为了不让球队降级，找到了足协副主席南勇，让其帮忙沈阳保级。于是倒数第三轮，沈阳海狮3：0大胜吉林敖东，吉林敖东的三个失球全是低级失误，这场比赛收到了广泛的质疑，而在十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波中也证实这场比赛确实为假球。

随后倒数第二轮，鲁能泰山因为是要争冠，无法被沈阳海狮买通，沈阳海狮用尽盘外招，最后也只拼得1：1的比分。这场比赛过后，沈阳海狮积25分排名倒数第二，因为武汉红桃K已经提前锁定了降级名额，所以沈阳海狮只剩下最后一轮有保级的可能。当时，沈阳海狮的一个保级竞争对手，是广州松日，积27分。为了能供成功保级，沈阳海狮花钱两头买通，先是找到重庆隆鑫的主教练李章洙，想要贿赂他但是被拒绝，但李章洙肯定没有想到他没有接受贿赂但是他手下的球员会。而另一边，沈阳海狮通过足协买通了陆俊，陆俊又作为中间人买通了广州松日的高层。结果，在1999年甲A最后一轮比赛前，最终降级的名额就已经提前注定了，沈阳海狮肯定会赢下重庆，广州松日肯定会输给对手天津泰达，沈阳海狮保级，广州松日降级。

12月5日在重庆主场，重庆隆鑫上半场1：0领先沈阳海狮，然而中场休息后风云突变，先是比赛延迟了6分钟，这6分钟就是为了拖延比赛结束的时间好确保最后比赛结果，然后下半场重庆隆鑫球员明显未尽全力，主场观众大声呼喊“假球”，沈阳海狮连进2球逆转重庆。而在另一边，广州松日2：3输给天津泰达，广州松日降级。当时相对于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广州松日这边的假球并不是很明显，但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太过明显，引起了全国激愤，此次事件被称为“渝沈之战”。

比赛后球迷和记者都称“渝沈之战”是假球，但足协不认为。足协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这场比赛只是消极比赛，并对两队罚款，于是“渝沈之战”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中国足球内幕》记载当时足协的调查过程非常地敷衍：

12月17日，距离渝沈之战仅仅12天时间，足协终于还是硬着头皮组织了专案调查组，并指定央视、《中国体育报》和《足球》3家媒体的9名记者，随团报道。当时，专案组的成员手里已经拿着一大堆材料，无非是12天时间内对各路相关人员的例牌询问。比如说，问李章洙，为什么上下半场重庆队的表现判若两队？李章洙回答，当队员听到四川那边已经进球时，情绪发生了变化。这简直像是一个冷笑话，在成绩上早已无欲无求的重庆队，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分会对他们产生刺激？又比如说，问程鹏辉，为什么重庆队显得缺乏斗志？程鹏辉差点没笑出来，他很想调侃一下无聊的提问者，但一想，这毕竟是个严肃的话题，于是想了想回答，我们俱乐部也对球员的表现很不满意，已经专门召开全队会议，让队员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总结。提问者的目的，其实往往就是提过了问题，并且记录了答案。事实上，以新闻办主任冯剑明和监察部主任秦小宝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在出发前便已经明白了，自己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他们一段时间来一直勤于记录，甚至不放过每一个时间点上的每一个细节。调查组肩负重要使命，但与其说他们的真正使命在于查出真相，还不如说，他们必须为此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为足协将来处理此事时，提供最为详尽的书面材料，以表示足协的确一直在“作为”。

12月21日，调查组及随团记者一行，降落在沈阳桃仙机场。海狮集团董事长助理章健和俱乐部总经理许晓敏等人，以一种对待中央工作组的虔诚态度，进行了热烈欢迎，并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调查。次日早上，“积极”的海狮俱乐部果然叫来了一大堆球员。没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头天晚上连夜背好了台词，但是，把他们逐一回答调查组的说法，稍加润色，便是一篇反映海狮队奋斗不屈、以弱胜强的优秀通讯。

调查组还调查过沈阳海狮的坊间盛传的180万贿赂金，但当然在财政处依然一无所得。调查组很快返回北京，随后足协公布结果的时间也不断后延，直到2000年3月17日，103天之后，处罚结果终于出来。对两个俱乐部各罚款40万，同时警告了比赛监督王有民，罪名大概是任由海狮队的球员在开场前花了7分钟来检查装备。足协似乎从来都在回避一个逻辑，如果他们有问题，那就绝不是罚款这么简单，如果他们没问题，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罚他们的款呢？而避开这个逻辑的最好办法，就是通通以“消极比赛”论处，连假球都不是，因为假球是行为上出了问题，而消极比赛不过是态度上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3天后，两家俱乐部各将40万打入足协指定的账号，相关财务人员为两家填好了回执，上面写着3个字：已收讫。

直到十多年后得到现在，经过足坛打黑球迷才明白，足协在这场假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其实也可以解释很多当时甲A球迷想解释但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足协制止不了、调查不出假球呢？原来是因为足协就涉入其中，而且还是足协高层涉入。

如果说，球队或球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非比赛手段来获取胜利已经令人唾弃，那么，赌球之风盛行足坛则更是令所有足球人士不寒而栗。赌球，在1997-1999年假球黑哨开始盛行之初时，还没有露出它的锋芒。其原因可以从这几方面探讨：一，假球黑哨相对来说，更容易被球迷们“观测”到，球员比赛中的反常表现，或者裁判的奇怪举动，都会被球迷看在眼里。然而赌球不一样，如果一场比赛中有人下注赌输赢，但是比赛中的球员、教练、裁判没有涉及赌博，那么真正在这场比赛涉及赌博的只有隐藏在社会各处的赌民，而如果想要接触中国足球赌球的黑暗面的话，也至少要接触这些赌民才可以。更不用说假如比赛上有人涉赌，裁判或球员用微小的变动来改变比赛的走向，有时要么无法被人发现，有时要么最多被怀疑是假球、黑哨。二，此时，中国足球的“赌博业”还尚处在刚刚成长的阶段，所以相对来说在当时还不是非常受足球界的重视。

那么，中国足球的“赌博业”，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首先，对于内地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赌博业已经几乎无迹可寻，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中国的地下赌博、地下赌场赌庄就屡禁不止，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其实中国社会的赌博历史并不短暂，很多历史学者都对赌博史有所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赌博在历史上有它的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个能够短期迅速解决的事。而在港、台、澳，赌博业更是猖獗，尤其是澳门，赌博业是被官方认定的合法行业，澳门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著名赌城。而离港、澳最近的两广地区，就必然或多或少有受港澳的赌博业影响。而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港澳地区，赌球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而被之后中国赌球届所熟知的“盘口”，或者称其为“亚洲盘”，也就是从这些地区里不断成熟的赌球业中出现的。

据某记者报道的某个曾经涉赌的足球人士回忆，早在1994年甲A出现之前，内地两广地区，尤其是广深地区，就已经有许多人参与港澳地区的赌球活动，但那时由于港澳还没有回归，想要参与赌球必须经由中间人，而且最后钱��了港澳还能不能给回来还是个问题。港澳成熟的赌球业也影响了广深地区，到1994年甲A联赛成立之时，据该人士讲，国内多数地区还没有多少赌球的赌庄、还尚不知赌球为何物的时候，广州已经有地下庄（又称黑庄）为甲A联赛开出盘口。之后，随着甲A联赛在中国越办越火，加之中国球迷数量不断增多，赌球业开始遍布全国，源自港澳、东南亚地区的盘口也随之“火爆”全国地下赌庄。而随着甲A的地下赌球开始逐渐增多，内地市场的大肥肉也开始被那些真正拥有大型“赌庄”的庄家们注意到，也就是外围博彩公司。所谓的外围博彩，其实就是大规模的非法赌庄。该人士说：“到了1998年前后，当时每一轮的甲A和甲B联赛，都已经有了自己让球比例和盘口，但由于庄家并不统一，所以每个地方庄家开出来的盘口比例并不相同，比如，同样某轮一场甲A联赛上海vs北京，广东地区的盘口是上海让半球，北京地区则可能是上海让平半，而上海则可能是主队让一球，更重要的是，这些盘口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有效，如果没有门道和相熟朋友牵线，即使你很有钱，但是并没有下注的地方，也没有受你钱的庄家。”

到了1998年，世界赌球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内地的赌球业，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被人怀念又质疑的1998年世界杯。1998年法国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有非常多怀念的情节：星光璀璨的世界杯，史上最强中国队失之交臂的世界杯，以及一些“可疑”，或者说被人怀疑的比赛，如决赛法国3：0巴西。总体来说，1998年世界杯在中国的关注度，胜于1994年及1990年世界杯，再加上国内联赛的风生水起，国内的足球的气氛可谓达到极盛。但是足球气氛的极盛并不是都是代表好的一面，短时间的大量球迷数量的激增，代表了许多以前没有足球基础或者阅历的人刚刚成为球迷，而这部分球迷与许多资深球迷一样，都容易踏入赌球的陷阱，一开始只是小赌怡情，之后就是无法自拔，最后就是赌得家破人亡。而加速赌球在内地的迅猛发展的，就是澳彩的横空出世。澳彩，即澳门彩票有限公司，是隶属于澳门“赌王”何鸿燊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早在1989年就正式成立。澳彩在1998年世界杯前，在澳门政府的同意下取得了足球搏彩彩票的专营权。澳彩靠1998年世界杯，向亚洲乃至于全世界赌民推广了兴起于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亚洲盘”，也趁势让澳彩成为数一数二的足球博彩公司。

《中国足球内幕》写道：“澳彩将亚洲盘几乎成为亚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最被认可的体育博彩游戏。”随着中国地下赌庄逐渐涉及赌球，足球博彩业开始在内地发展，中国足球行业逐渐抵达巅峰状态，赌球开始慢慢地向中国足球的方方面面渗透。可惜的是，在赌球刚刚兴起的同时，足协、体育总局、各俱乐部都没能采取最为严厉、果断的行动去断绝赌球对足球比赛的影响。虽然明面上足球人士都反对赌球，虽然足球界不是法律机构无法去直接打击赌博或者赌球的发展，但从之后的历史足以看出，足球界对赌球的掉以轻心，甚至是摸棱两可的态度，绝对是日后赌球发展越来越迅速，影响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7年到1999年，短短三年时间，国内足球气氛迅速陨落，这么严重的问题是谁造成的？除了足协，其他人难道一点责任也不负吗？从政府官员，到媒体记者，到球队高层，到教练，到球员，到裁判，到球迷，到赌球的人，一条条关系链，一条条利益链，把中国足球慢慢推向“假赌黑”的深渊。

到了2011年，《足球之夜》主持人刘建宏在反思足坛打黑反腐风波之前的中国足球，这样说道：“可以说“渝沈之战”是最关键的一次机会，因为那一次可以说是中国足协的某些人在公然挑战着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但是“渝沈之战”不了了之，于是人们看到，既然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被默认、被纵容，那么中国足球就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于是便进入了一种失控状态，我们看看现在公布的案情，百分之九十都是发生在“渝沈之战”之后，为什么呢？这恐怕是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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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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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二：步入混乱

在甲A联赛走向巅峰的途中，却是无数隐患的种子被一步步埋下。而其中最为恶劣的，便是“假赌黑”。

假赌黑，是“假球、赌球、黑哨”的简称。当然，也可以将假赌黑理解为：“假球、赌球、黑社会”，因为没有任何团体或者组织真正给假赌黑代表的真正含义定性。

假赌黑的在甲A成立之前的时候肯定存在，但是当时国内足球联赛不是热门赛事，而且没有资本注入，假赌黑的迹象少之又少，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但是，笔者说几乎没有，不代表一点都没有，当时假赌黑的一种形式：默契球和黑哨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笔者将在后文详述职业化之前的假球，这里就先给些例子，《中国足球内幕》上写道：

“1983年第5届全运会决赛，北京对广东一战就是最早引起公愤的“问题球”。当时河北3比0大胜北京，0比1小负广东，规程规定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的情况下，先比较90分钟内进球总数。河北队进球总数已经定格为3个，领先于广东的1个，领先于北京的0个，出线在望，除非京粤打成4比3以上。可北京和广东的比赛开始后，双方不谋而合地展开猛攻，连中后卫都长时间在对手禁区内射门，绝不回防，打成北京4比3领先广东后，两队又都不进攻了，连中圈都不过，最后双方的进球数果真是4个，河北出局。因为，河北是小省。”

“一个惊爆的事实是，因为目睹假球，刚刚当选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甚至辞职了。辽宁山东是一家，2比2平进前八”，这个著名的句子始于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由于规则漏洞，如果辽鲁踢出胜负，输了球的一方就要被淘汰；如果打平0比0，辽宁被淘汰；打成1比1，辽宁队与上海队要抽签决定谁出线；打成2比2，则辽鲁双双出线。比赛开始后，国家队中卫镇守的防线竟在5分钟内让对手打出4次单刀赴会，国门傅玉斌面对来球飞起一脚，却踢了个空，让球滚进去了，黄崇带球闯入无人之境，得分全不费功夫，果然2比2。

当时袁伟民就坐在看台上，看到传说中的事情就在眼前变为现实，全然不顾公平竞赛原则，愤而离席，一脸怒气回到大本营。不久之后，年维泗就接替袁伟民上任了，据说就是因为袁伟民处罚这两支球队后，承受了太大压力，提出辞职。袁伟民是之后几年才重新回到中国足协主席位置上的，但已变了一个人，对足坛黑幕已经无能为力，所谓主席，只是一个名义。”

新浪网报道：如果一定要上溯到中国足球的“黑哨”开山之作，几乎无从可考。从解放后到职业联赛之前，中国足球圈里有各种各样的假球，但却很少有所谓的“黑哨”。在那个年代里，从全运会到全国联赛（非职业）到各种行业比赛，裁判问题并非没有，但大多都是朋友间、同学间的一些感情交易。一位重庆足球名宿回忆道，“记得在一次全国比赛中，一位裁判整场比赛都压着我们吹，让我们最后输掉了比赛。事后我们才知道，对方球队的领队和这位裁判是大学同学。但那时候，球队给裁判送点小礼物的情况都几乎没有，最多也就是带点家乡的土特产之类的，或许那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黑哨’。”但在那个年代的假球中，也有裁判参与其中的身影。1991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那时联赛尚未职业化），辽宁队在最后一轮比赛前已经稳获冠军，而他们的对手是必须取胜才能保级的大连队，结果两支辽宁球队完成了4：5的假球，大连取胜保级。在这场各取所需的比赛中，当值主裁显然也对赛前双方的默契心知肚明，不仅对两队的“表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送给两队各一个点球。

无论如何，回顾从1994年到2020年中国国内足球与联赛的发展，足协的责任肯定是跑不掉的，因此本文也不会继续过多地阐述足协的“昏招”。但是足以从上文见得，足协的管理的混乱与失败，不是从94年甲A诞生后才出现的，而是从以前就存在了。假赌黑发展的速度之迅猛，不仅仅只是职业化后足协管理不力，而是从职业化之前就早早埋下了种子。

职业化后，在1994年到1996年间，假赌黑的现象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已经有个别场次被媒体、球迷还有球队质疑了。其中最早引人注目的，就是1994年赛季刚刚结束以后，在《足球报》上天津记者张东写的《喝彩之余的困惑》。文章写道：有的裁判员是不是违背了职业道德？通过观看今年全国甲A、甲B联赛的比赛，人们无法排除丑陋现象。中国足协对甲A、甲B联赛裁判员执法的费用是有明文规定的，对交通费用也有相当优待的标准，这是过去那些老裁判十分羡慕的。每一位执法甲A比赛的裁判员都会得到主场的足球俱乐部礼貌有加的关照，食、宿、行、购物都有周到的安排。由于中国足球刚刚进入职业化阶段，许多“章程”并非有法可依。拿接待裁判员来说，大部分地方省市足协、俱乐部、球队是三位一体，裁判员到哪一个主场场地执法，都是由俱乐部出面接待，实际上就是让主场的球队接待，这很难避嫌，也难脱干系。一个已经进入甲A前6名的俱乐部的总经理对我说，他至今保存着有他经手今年全国甲A比赛裁判员“红包”的记账，这是除中国足协的规定报酬之外的费用，一年的累计数目也是惊人的。记账的名单中，我不但看到一些国家A级的裁判员，也看到有的大名鼎鼎的国际级裁判员的名字，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你接了人家的钱必然手软，在场上执法你能做到公正无私吗？这个对我讲真话的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愤慨地说，后来他才知道，有的裁判员“两面吃”，两个队的“红包”都照收不误。我想收了人家“红包”的裁判员不能说是清白的吧。

张东的文章虽然没有掀起轩然大波，但也是引发了一阵议论。《足球世界》一篇文章回应说：假如张东所说属实，等于说甲A大多数比赛都是在某种不公正的竞争下进行，等于说是比赛的名次无效，等于说全国球迷在整个赛季大部分场次中都在受骗上当。……难道中国足球裁判界真的黑暗到如此地步了吗？……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现在倒成了一桩悬案。从对一名记者职业道德信任的角度而言，我们相信张东并非为了哗众取宠而妄言，但张东在文中却又的确没有说出账单上的人姓甚名谁，那位前6名之中的总经理是哪一位，让我们无从查对，不免又令人生疑。……中国足球并非净土一块，裁判受贿也可能再说难免，关键是要依据事实和有关法规严惩，绝不姑息养奸，更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让其成为中国足坛的一颗毒瘤，危害我们为之而奋斗的事业。但至今还没有中国足协举行“听证会”的消息。

如果以我们后人的角度，因为知道后来爆发的假赌黑，大概就会认为张东在1994年所曝出的信息是真的。但很显然，此事在当时一片红红火火大好景象的足球职业化进程中，就好像一颗老鼠屎。足协与体育总局，不愿意让这颗老鼠屎，把他们熬了几年的汤给��臭了。因此，张东的文章，最后也没有任何听证会，张东曝出的消息就这么不了了之。在多年后的今天，球迷们如果从来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可能会怎么都没想到，假赌黑的迹象是早之又早被人爆出，而且还不是街头小报爆出，而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足球报》。这种消息在后人看来，就好像是一名医生查看重病患者的病例，发现患者刚刚出生后就被诊断有某严重病症发作的可能性，需要治疗，结果被家长当作没看见一样忽略。结果患者从婴儿长大成人，病症也随着患者长大而变得几乎无法根治，那么我是那名医生，能对患者的家长说什么呢？

除此以外，1994年，还有一件被中国人和中国足协所否决存在的假球事件，即辽宁队在泰王杯和亚俱杯比赛上与赌博公司相互勾结打假赛的丑闻。《中国足球内幕》记载：

1994年，3月10日，亚足联官员声称：中国队在泰王杯的比赛和辽宁队在亚俱杯的比赛中分别与赌博公司相互勾结，打假比赛，亚足联已就此事展开调查。消息传出，一片哗然。辽宁远东队则郑重声明，希望亚足联弄清事实真相，还辽宁队清白。主教练杨玉敏愤怒表示：打假球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根本站不脚的。代表团团长马林甚至在墙上写下拳头大字号的标语：不实之词，予以澄清。

中国足协成立特别调查组，以组织名义走访辽宁队相关队员，对事实进行调查后，对亚足联不实指控进行了有力驳斥。权威人士指出，这起针对辽宁队的指控其实是对整个中国足球的污蔑，也是对正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进行攻击，这和国外一些势力的险恶用心是分不开的，通过污蔑和陷害中国足球，来达到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实上，当时亚足联发言人声称，手中握有中方人士在酒店与赌博集团接触的影像材料。凭借奇怪的比分——中国队（也就是国奥队）1比2负于泰国B队，辽宁队1比4负于阿曼俱乐部队（当时辽宁队是亚洲一流，阿曼则是亚洲四流），以行业经验和行规，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指控，但中国足协及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严厉抗议，认为这根本不足以说明问题，并动用相关人士展开了工作。后来不知为何，维拉潘忽然就宣布：中国的两支球队在泰国比赛期间，没有受贿打假球。于是“受贿”风波宣告平息。我们很高兴，觉得粉碎了一场国际阴谋。

这样一个在当年亚洲足坛轰动一时的事情，其化解公式是这样的：中国队员在酒店大堂与赌博集团人员接头——亚足联纪律部门拍下影像资料——亚足联秘书长向全球宣布中国足球涉嫌受贿——中国足协走访自己的队员后说没打假球——中国足协提出严正抗议，媒体也万炮齐轰亚足联反华——亚足联突然说，中国足球队和辽宁队没有受贿行为。靠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就彻底否定了1994年中国队和辽宁队分别涉嫌受贿踢假球一事。当时的中国人从内心深处，真诚地认为中国队员不可能参与受贿踢假球，于是举国暴怒，并上升到这是对整个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污辱。

可以说，1994年职业化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假球早就已经浮出水面了，但当时假球造成的后果还不严重，假球的现象还不是很明显，假球对球迷的伤害还不是很深，于是中国球迷、足协、足球人士都没把它回事。就好像刚才的老鼠屎和汤的比喻一样，厨师听闻自己做的好汤掉进了几粒老鼠屎，厨师想着自己的汤美味至极，掉进老鼠屎的概率又很低，自己也没怎么看出有老鼠屎。所以厨师根本没想过去捞捞看汤里有没有老鼠屎，结果任由老鼠屎在汤里浸泡。或者说，厨师明明就知道有老鼠屎，但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想着就那么一点点老鼠屎不会有太大问题。最后当汤熬好以后，老鼠屎也已经完完全全地将整碗汤糟蹋了。

就在中国足球联赛火热进行的时候，假球早已缓慢地成长了，植物总会要发芽，假球也一样，总会有一些现象会被大家察觉到的。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政府和球迷联手造就的现象。

甲A联赛的火爆程度，造就了各个城市的球迷氛围。其中，四川成都的球市最为火爆。甲A第一年1994年，四川全兴掀起了疯狂的“黄色狂飚”，场场爆满的成体更是让四川“金牌球市”的名号应运而生。整个赛季下来，四川全兴排到第六，四川全兴队场均4万人的上座率冠绝甲A——这个数字放在今天的中超，也仅有广州恒大的天体与北京国安的工体能与之相媲美。《中国足球内幕》写道：“当时风起云涌出现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足球书记的时髦名词，不是偶然的，搞好足球队，建造漂亮的草坪，安上辉煌的霓虹灯，是地方政府官员你追我赶的要务。”四川全兴的球市火爆，必定让四川的官员笑得心花怒放。在1995年赛季前，四川省分管文体的副省长徐世群，亲自莅临全兴赛季前的誓师大会。在誓师大会一番激昂陈辞后，徐世群突然转头问旁边人：“全兴一年打多少个主场？”下边人答：“11个主场。”徐省长慷慨下令：“那，我们怎么也要拿下10个主场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领导开了一个业余玩笑，全兴不是曼联，即使曼联也难以保证主场胜率90%，但领导重视就是福音，这是圈子里一个潜规则了，客场不怕输，关键在主场领导面前一定要争面子！”

但是1995年甲A联赛四川全兴表现不佳，一度排名榜尾，1995年9月24日晚，全兴队主场输给申花后，4万球迷终于失去了耐心。于是，又一个中国体育届的新词出现了——“下课”!这是中国职业足球场内第一次出现“下课”这种说法。（是否确实从这场比赛开始，笔者无法确认，不过下课之词大约也是1995年开始在全国流行的吧）重压之下，少帅余东风主动请辞，但被俱乐部挽留。“下课”在四川话里有“辞退”的含义，自此，下课一词从那时起开始火遍中国，至今都是各个体育迷的熟知名词。

此时，暗中的力量开始搅局，四川全兴面临降级，四川官员面子上也是挂不住的，于是各种事情开始出现了。

早在联赛还剩八轮的时候，9月28日广州的具有极具影响力的体育报纸《足球报》发表文章《保卫成都》，宣扬成都金牌球市太过重要，要保卫四川全兴不要降级！一个中立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报纸公然支持一个队伍保级，这是非常不客观不公正的。因为这意味着“保卫成都”或者“四川全兴保级”成为了一个具有正能量的标志，使得四川全兴站在了舆论的道德制高点上，全然不顾其他球队的立场。但是《足球报》的这篇文章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四川的很多报社在报道四川全兴的比赛时都沿用了“保卫成都”的口号，《成都晚报》则打出了“成都保卫战”的口号。

1995年10月8日，在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第16轮比赛，四川全兴队主场和延边现代汽车队的比赛中，主裁戴宇光明显偏袒主队，导致延边球员激愤之下全部停留在本方半场防守，开始消极比赛，场上出现了罕见的、不正常的只守不攻的场面，最后延边以0:6负于四川全兴队。后中国足协通报批评了延边现代队。这是甲A有史以来，第一场公开的消极比赛被罚事件。赛后被媒体曝光有“收钱嫌疑”的戴宇光还号称要“收拾记者”，但很快就选择出国，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四川全兴到最后两轮时，形势依旧不乐观，甚至可以说已经半只脚伸向悬崖了。到了最后两轮前，四川全兴的保级对手青岛队只需拿1分即可保级，这就导致四川全兴必须最后两场全胜才能保级。正好，倒数第二轮就是主场对阵青岛，这场比赛四川全兴在主场优势下，非常惊险地3：2战胜青岛，拿下了倒数第二场关键战役。

最后一轮，还是主场，面对八一队。全兴终于要面对八一队，只要取胜就能保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

大家轻易就可以在网上查到某球迷拎着一麻袋钱跪在八一体工大队李富胜脚下，让他放全兴一马，如不放，就从楼上跳下去，他真的跳了，被李富胜像扑点球一样扑倒；大家还可以知道，看台上打出“贾政委你好”“人民子弟兵爱人民”之类沟通情感的标语，一个叫沈胖子的球迷哭得我见犹怜；还可以查到，最后还剩8分钟时，四川队的刘斌见全兴迟迟进不了球，对小时候要好的玩伴、八一队门将江津大喝一声：“江津，他妈的只剩8分钟了”，然后翟彪一个并无难度的头球，滚入江津的腋下。

（翟彪的绝杀进球，球在红圈内，可以看到门将江津没有做出太多反应）

这种公然让对方门将放水的做法，在当时传为美谈，成为军民鱼水一家亲的表征，当保级成功的全兴队在体育场高唱《真心英雄》，当数万球迷举着燃烧的拖把沿着最宽阔的人民南路一直游行，高喊着“全兴万岁、中国万岁”，当所有记者都在用最煽情的语言讴歌这座城池的血性，一个以保卫城市名义进行的假球，被当成了风花雪月的故事。

那是14年前的事情了，为了这场假球，成都一票难求，提前3天就有许多群众搭着行军床在体育场外排票，怕出现群体性事件，杨肇基站在两张桌子搭起的高台上，高喊“群众同志们，我保证你们都能看到比赛”，下面直呼全兴雄起，全兴万岁。据统计，全兴保级的第二天，成都新婚的人数比日常提高了3倍还要多，而全兴酒那一年的销量比往年提高了10倍。

其他的资料中这样记载：比赛终于结束了，四川全兴赢得了比赛，成功保级。与此同时，另一个战场上的辽足和青岛的生死战输赢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两队双双降级。成都又一晚因为足球而不眠。无数球迷在保级之后涌向八一队驻地珠峰宾馆，高喊“谢谢亲人解放军”。随后，球迷们在某火锅城大摆胜利宴，据说那天晚上起码摆了50桌，外地球迷协会也派出了专人前来助兴。

《川足历史回顾三——四川全兴队的1995，成都保卫战》记载：1995年11月19日，这一夜因为足球而出现的热闹场面和轰动程度，是此后许多年中国足球都无法企及的。11月18日，成了成都足球史上最著名的“排队之夜”，面对通宵排队买票的球迷，时任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手拿话筒，高声地说：“一定会满足大家，让所有人进场看球。”而在当天下午，一个成都球迷抱着一捆人民币摆在了八一队的面前，唱着“自己的队伍来到了面前”希望八一队能放四川一马……这是当年纯真足球的缩影，球队与球迷的鱼水深情动人感人更激励人！

球迷希望其他球队放水来帮助自己的球队，这不是什么稀奇不常见的事，就算到今天中超甚至国外五大联赛都挺正常。但是公然举城宣传，将此事宣传成“必须完成”，这不是很常见的。《中国足球内幕》的作者认为这场球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假球，是社会舆论以及政府压力下造就的一场假球，《中国足球内幕》写道：自此以后，保卫延边，保卫重庆，保卫北京，保卫天津，保卫上海……甚至为了保卫的“保卫”，就泛滥成灾了，而且都打着高尚的名义，都脱不了地方政府暗地的支持，人们浑然不觉自己正在干着伤害自己的事情。在价值标准上，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变化，但足球一直没变，直到2009年年底还固守着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人都在喊打假扫黑，人人都希望司法部门坚决铲除毒瘤，但涉案俱乐部所在地的本土报纸和电视，却代表着众多球迷呐喊着：“我们是冤枉的，不要让我们降级，我们的城市需要球队。”这里面，包括成都，包括广州，包括青岛。本土情结，主队情结，让球迷和媒体就会认为自己是情有可原的，甚至可以超越法律。

如上文所说，自从“成都保卫战”后，“保卫xx”或者“xx保卫战”成了各个球队在面临困境的宣传口号，成为了一个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口号。当然，这类口号在中超初年后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那时的球市已经一塌糊涂没多少人为了“看球”而看球了，而到了今天，经历了足坛打黑反腐风波后，不管哪个队要保级，也不会再用这种口号了。“保卫”到了今天反而成了贬义词，可能正是因为现在的人反思到当时的问题所在吧。

政府对球队成绩的看重甚至有干涉的嫌疑，可以说是一种腐败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看重“政绩”。可以说，“足球市长”、“足球省长”、保护地方足球队成绩、默契球等，都是从体制时代以来遗留下来的产物，更具体点来说，是举国体制的负作用的产物。笔者将在后文通过长篇概述其历史缘由。

1994年到1996年，甲A不断上升的阶段里，正是因为政府、球迷对球队的喜爱，甚至达到放纵的地步，才使得假赌黑能够盛行，而足协、足管内部腐败严重，对假赌黑睁只眼闭只眼，使得假赌黑的问题突然在1996年后变得非常严重，最后可以说是毁了中国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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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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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一：走向巅峰

自1994年足协开始联赛职业化，甲A职业化以后，中国足球就从“体制时代”走向了“职业化时代”。笔者将在下文简单地概括甲A的职业化，由于本部分主要是讲述甲A的黑暗面的，因此有关于90年代初期的职业化改革，笔者将在后文详细探讨。

首先，球迷们需要明白，职业化的进程，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刚开始提出要职业化时，全国上下足球人士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这些声音，都在1992年3月20日的红塔山会议上传递了出来。首当其冲的，就是足球联赛职业化，会不会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这可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向矛盾冲突，搞职业化可能是搞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也是许多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所以也有1992年很著名的邓小平南巡，坚持“改革开放”，这种政治概念的问题在这之后才越来越少。其次，职业化以后，球队将会利益至上，肯定会有不少想要唯利是图想要靠足球谋取利益的不法分子来破坏中国足球的发展，而且球迷对球队的期望肯定比以前更多，到时候足协能够处理好这些关系，并管理好职业化联赛吗？球队俱乐部市场化后，肯定会更想与足协划分开来，独立经营，这肯定会与原来的体制产生激烈矛盾。想要让原先隶属于各个省市的足球队，蜕变成属于某家企业或者股份制的足球队，这期间肯定会使球队与足协爆发冲突，到时候足协能够解决这些矛盾吗？但尽管有种种疑问，世界足球强国的发达的职业化联赛为足球运动提供的帮助可是被所有中国足球人士看在眼里，现代足球运动里不少战术的进步，球员身体素质的变化，甚至是足球规则的进步，全都离不开世界各国的职业化联赛的发展。支持职业化的人明白，如果继续固步自封坚持体制化，那么中国足球一定会落后于世界足球的发展。红塔山会议最终在足球改革的种种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确定了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进程，迈出了伟大的一步。

职业化以后，中国球市飞速发展。首先，是职业化后球员的待遇的变化：

1. 职业化后球队变成了俱乐部有了资本的注入，球员的收入也相对上涨，体制时代球员的收入是来源于政府，隶属于省队或者市队，被称为“专业运动员”，当时球员的收入相对于低。职业化后，在沈阳，上海申花队以3比2战胜沈阳六药队，打进制胜一球的申思领到1500元奖金，而当时队里的主力一个月的工资也就2000多元。在四川，一场比赛赢了球，魏群领到了3000元的赢球奖。“3000元，全部都是50元一张的，我把钱一张一张铺在床上数，数完就开始发呆。”……“刚成为球员时，我的月工资是70元。职业化改革时一下子涨到700元，等到万达接手后更是猛增到每月5000元。这还不包括赢球奖。”前国脚、亲身经历了甲A年代的李明说。

2. 球员的权利也变得更多，体制时代球员必须听从政府安排，没有自由转会的权利，没有随时退役的权利，没有合同谈判的权利，进入职业化后，球员的权利相对大大增加了。

比赛的精彩程度非常大取决于球员的实力，可如果球员的实力如果没有相对的比赛经验积累，是无法上升的。因此，职业化除了保障以及提升球员的待遇，也是提供给球员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比赛平台。职业化后的联赛，先是摒弃了以前的赛会制，采取了主客场制。主客场制使得各支球队代表的城市或者地区，能够更好地与球队联系，并使得主场变成展示城市风格的最好舞台。职业化后的联赛，在1997年采取了三分制，使得整个联赛更具挑战性以及公正性，改变了以前体制时期积分制度没有确切标准的情况。职业化后的联赛，各个球队俱乐部拥有了转会权利，这使得各个球队可以变得更加多元以及强大。职业化之前，球队里根本不可能出现外援。1994年甲A联赛开始后，中国俱乐部都纷纷寻找外援，虽然早期的外援实力水平并不是特别突出，但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球员加入，才能让中国球员更好地了解世界足球的发展，互相促进彼此的水平。比如上海申花在1994年引入的俄罗斯外援瓦落嘉，他原本就是俄罗斯足球乙级联赛的业余球队的球员，来到甲A后第一个赛季就踢入11球，成为当年上海申花的全年最佳射手。因此，中国足球的历史最高峰，即打进世界杯发生在联赛职业化后8年，不是没有关系的。

甲A成立初期的球市飞速发展，除了球队与球员的处境变化，还有社会的各方面参与。央视为了带动甲A发展，1994至1998年，中国足协与中央电视台签订了五年的合同，双方以培育市场为主，中央电视台仅以每场比赛插播两分钟广告的代价就获得了全部比赛的转播权，基本上是以“免费的午餐”形式出现。但正是在这种形式的合作中，创造了联赛的黄金盛世，由于央视这一最具影响力媒体的介入，联赛的球市也越来越好，从职业联赛之初的无人关注，一直到1996年的黄金盛世。央视的转播使得更多人关注国内足球，在此之前许多球迷都只是关注国外联赛，但央视转播甲A后，也让更多人了解了国内足球的盛况与发展。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但确实现在大部分球迷基数都是在90年代培养起来的，央视转播甲A绝对发挥了很大作用。

社会层面，在各个省市政府的领导下，各个球队被打造成“城市名片”。球队或者俱乐部成为了城市文化。比如，支持大连实德，就是支持大连市，支持上海申花，就是支持上海市。早在职业化之前，也就是各个球队还是市队或者省队的时候，本土支持的因素就已经存在了，到了职业化以后，本土支持的比重大幅上涨。长期冠名或者投资球队的企业名字也成为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比如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山东鲁能、四川全兴等队的企业名，国安、申花、鲁能、全兴都成了各省市的“名片”或者文化象征。因此，相比于职业化前，各个球队的球迷人数疯狂上升，也就是从甲A开始，中国的球迷文化算是真正开始出现了。

在有好的比赛平台、球迷的支持与鼓励、奖金与薪水的刺激下，球员能力以及比赛精彩程度也得到了大大的发展。被球迷称为历史最强的中国国家队的队员，即征战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的球员全都是在甲A大放异彩，而打进世界杯的中国国家队中的队员也全都是甲A明星。而且相对于10多年后的中超来说，当时的甲A明星实力更强，而且各个位置的人员实力差距不太大。并且，当时甲A各个队伍都至少有一个国脚级别球员，成为球队的当家球星。比如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最终轮中国队的大名单：

上海申花：毛毅军、范志毅、刘军

八一：江津

前卫寰岛：高峰

北京国安：谢峰、符兵

四川全兴：黎兵、马明宇、姚夏

大连万达：李明、徐弘、张恩华、孙继海、郝海东

天津立飞：于根伟

广东宏远：区楚良

广州太阳神：彭伟国

延边：李红军

健力宝青年队：李铁、李金羽、隋东亮

在这22人大名单中，除了健力宝青年队以外，其余共有来自10支不同队伍的球员，而这10支全是甲A球队，而1997年甲A一共也就12支球队。球星在各个球队分布，使得每个球队都有关注度。而像上海申花的范志毅、北京国安的谢峰、四川全兴的姚夏等人，还因为在同一支球队呆的时间长，成为了球队的代表性人物，也成为当地的名人。

那么，甲A初期就没有缺点和被后人诟病的地方吗？也不是没有，这些都会放在第二部分讲述。

在种种因素下，成就了甲A成立初期的盛世。1994年4月17日甲A首轮开打，全国6个城市共有约15万人到现场观看比赛。而盛世也可从场均观众上座率上可以表现得出来：

1994年甲A：场均1.65万人

1995年甲A：场均2.37万人

1996年甲A：场均2.43万人

第一届甲A后，连续两年上座率飙升，场均2.43万的上座率是个非常高的数字。而且这仅仅只是现场买票看球的，有数据记录（来源不明）：10年甲A平均电视观众每年15亿，中央电视台收视率1.78%，地方电视台收视率7.3%。虽然无法证明数据准确性，但当时甲A的火爆程度可是十几年后的新晋球迷无法想象的。很多球迷回忆，当时全国各大卫视几乎都有转播甲A比赛，曾经在1997年赛季担任广州松日主教练的徐根宝说：

“现在看台上是热闹了一些，但是比职业联赛早期申花、松日的时代还是差了点,那时一场甲A，可以万人空巷，机场、火车站、汽车上都在放直播，现在热闹的还只是球场，像广州恒大夺得亚洲冠军，直播的收视率大概还是不能和当时相比。”

仅仅短短两年，甲A联赛就蜕变成全国数一数二的重要大型赛事，也足以见得中国人民对足球的喜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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