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赵立春了。赵立春曾经担任过汉东省的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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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盛可以。（Public Domain）

在现实的熊熊大火面前，虚构微弱如摇摆的烛光，好在这烛光仍然可以照亮幽暗的周围，在人性的白墙上投下轮廓分明的影子。- 盛可以

最恐怖的不是梦魇，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七零年代生的写作者，是当代中国最后一代有历史感的写作者。有历史感，才有现实感；有理想的激情，才有当下的切肤之痛。盛可以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以如美剧《冰血爆》般冰冷、漆黑且荒谬的笔法写成长篇小说《锦灰》，成功颠覆了一百年前梁启超以单纯、肤浅且乐观的笔法撰写的《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没有未来，正如书名《锦灰》所示——盛可以的灵感源自中国传统艺术锦灰堆，锦灰堆是以残破的文物片段构成画面，包括集破、集珍、打翻字纸篓等方式，那些破碎、撕裂、火烧、玷污、破旧不堪的残迹堆砌，宛如后现代艺术，正好契合小说的主题：繁华、残破、灰烬——这就是新中国的“三部曲”。

就理想的激情而言，对于这部作品，盛可以在一篇访谈中说，从书名到内容，她都非常满意，因为呈现了“最真实的自己”，带给她巨大的充实与幸福感，在这部作品中她内心那个充满理想的自我完全暴露出来了。

就切肤之痛而言，这是一个寓言故事，有历史的影子，有当下的影射，也有对未来的恐怖预测。盛可以在后记中写道：“近两年有点风声鹤唳。一只古怪的手掌扼住了社会的喉咙，万马齐喑，一派清明。我原本是想写一个梦魇，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件影响了我，情节发展偏离了原有的构思。当然，它仍然是一个梦魇，只是更为恐怖。”那双古怪的扼住社会的喉咙的手，就是习近平的手。习近平没有挑两百斤担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的天生神力，却有消灭中国社会残存不多的自由的、作恶的能力。当中国的现实变得更加丑恶不堪之际，小说家笔下的虚构世界只能与之平衡发展而变得更加恐怖。在中国当代作家之中，盛可以是屈指可数的“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作家，她触碰到极权中国最坚硬的那一部分。

在中国当一名小说家，跟在拉美或非洲当一名小说家一样，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只需要像摄影师那样忠实地记录现实的真实，就足以惊心动魄、翻天覆地。这是身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的悲哀与荣耀。拉美并没有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流派，所有百年孤独式的“魔幻”都如同那里的人们每天呼吸的空气一般，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盛可以指出，除了观察现实生活，她也从历史学家那里寻找灵感，写作此书期间读到西方学者冯客的《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一书，“想象力受了一闷棍，历史真实的荒诞细节，如果发生在小说中，读者会觉得脱离现实，胡编乱造，但真实就是那样令人瞠目结舌”。可是，比她更年轻的中国人早已不相信大跃进和大饥荒真的发生过，历史课本中从来不教这些内容，父母和祖父母也闭口不言。于是，小说家被迫承担起历史学家的使命，如同卡夫卡所说：“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一本《锦灰》，比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的课堂上学过的所有历史教科书更加沉重——然而，它却不能在中国公开出版。

在天朝，使用比喻也是一种病

使用比喻的能力对于一名小说家而言至关重要，盛可以说：“我是一个酷爱使用比喻的人，我一直认为小说中没有比喻，像街道没有咖啡馆一样无聊。我相信想让作品永远‘不死’，就要用最大的热情在文字中展示才华，包括比喻，写出滚烫的人性，像电闪雷鸣时常撕扯在读者记忆的夜空。”作为使用比喻的高手，书中绝妙的比喻比比皆是，比如：“人民和政府是绑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新信仰是一只虫，如果心是一片桑叶，它慢慢地把它啃得只剩一张网”、“人民沉默，像一座阴燃的煤堆，等待一个偶然的外因，燃起熊熊大火”、“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

盛可以在小说中发明了一种奇特的病症“比喻症”：“我写作热爱使用比喻，曾对朋友说自己患上了比喻症，我很高兴我发明这种新病，并将其移到小说中。”正是现实中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消失，直接启发了小说中“比喻症”的诞生。这种病比现实中的反革命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更严重。

小说的主人公女记者姚皿珠的比喻嗜好，来自其父亲的遗传——她的父亲因为异端思想被当局枪杀，那颗子弹被送给家属以示恐吓。这就跟文革时敢言的北大女学生林昭被枪杀后，当局上门向其家人收取五分钱子弹费的情节如出一辙。她出生于父亲中弹死亡的时刻，母亲将女儿视为丈夫精神的复活。母亲像被苏俄当局杀害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一样，将丈夫的诗歌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一首首教给女儿。盛可以一定读过《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知道另一个帝国存在过一名如此坚强的女子：数十年里，娜杰日达四处奔逃，藏身于一个又一个偏僻小镇，身份虚假的状态渐渐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把丈夫的手稿藏在平底锅中，当危险逼近时又不得不烧掉。在小说《锦灰》中，同样坚强的母亲从小就教女儿读《极权主义的起源》和《1984》这些禁书，母亲告诉女儿，虽然“兵器会改变世界，子弹能杀死理想，但思想是不会死的”。母亲送给女儿十八的生日礼物是一粒装在珠宝盒里的子弹，就是那颗杀死其父亲的子弹。

有其父（母）必有其女。叛逆之心是天生的。当女儿成为记者之后，每写一篇报道，就根据内容选择一首父亲的诗，放在篇首的诗句。“我爸的名字被锁在黑箱子里。他诗里的比喻无处不在，背景更迭，不了解他的年代，就无法了解他的比喻。但那些失去血色的诗句，放在篇首，仍然恰到好处。”女儿的悲惨命运也由此注定。因为追求真理，屡次使用尖锐的比喻，政府先是查禁了她的文字，然后断定其患了一种“新病”——“比喻症”，将其抓进“戒喻中心”隔离治疗，强制吃药、注射思想液，辅以抄写背诵历届国家领导人的思想著作。“戒喻中心”用铁丝网围起来，宛如现实世界中关押数百万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不是监狱，比监狱更可怕。那里关押的全都是有理想、有想象力的人，进去了，再也出不来。她在里面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病床号——六十四号病人。这个数字隐喻着一九八九年的那场大屠杀，大屠杀之后，这个日子从中国公共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六月三日，就是六月五日，六月四日出生的人没有生日。

将异议人士关进精神病院，过去是苏联共产党的惯用伎俩，当习近平掌权之后，勇敢地拿来为其所用。小说中的情节不断在现实中上演：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年轻女子董瑶琼被关进精神病，饱受折磨。2020年9月，其父亲披露了女儿的近况：2020年5月，董瑶琼再度被强行关進精神病院近两个月，释放后比之前病情更加严重，痴呆发傻、反应迟缓，有时小便失禁都不知换裤，夜晚疯狂喊叫，尤其下雨打雷时疯狂尖叫、不叫任何人靠近。中共的暴政就是要将勇敢的反抗者折磨成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十四亿中国人，谁没有生活在福音镇？

盛可以的小说《锦灰》。（封面照片）

在戒喻中心死于可疑的“心脏病突发”之后，女主人公失忆的鬼魂前往福音镇寻找丈夫。一如其前一本作品《死亡赋格》，盛可以将《锦灰》的故事安排在一个名叫福音镇的子虚乌有的地方。女记者来到福音镇之后，造蛊的巫婆给了她一种眼药，让她看见和听到了福音镇过去的事情，镇里的死鬼、活人、畜生和植物也都争相讲述其经历及所看到的秘密。

福音镇的人在穿衣做衣上很讲究，他们以口袋多少来表示地位高低与官衔级别。福音镇的统治者名叫袁清水，官职八袋，人们尊称袁八袋。普通人连隐形口袋也不许有，打补丁还规定，禁止使用标准圆形、正方形和长方形，如果裁缝把口袋做在外面，像私刻公章一样违法，穿的和做的都要追究法律责任。在这里，口袋像真理一样，被极少数人拥有。权力的确不是真理，但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制造真理，人民服从，久而久之真理和非真理之间的界线便消失了，说它真理，不是真理也是真理；说它不是真理，是真理也不是真理。

当有人偶然在山上挖坟地挖出金沙之后，福音镇决定开矿致富，进而建设“美丽新乐园”——“美丽新乐园”的说法，脱胎于赫胥黎的反乌托邦杰作《美丽新世界》。生活上进行统一分配，精神上信奉绝对的无私主义。为了养出牛一般大的猪，他们让公牛和母猪交配；为了肥田，他们强迫民众拆房子——拆房肥田是大跃进时期风行全国的粮食增产妙法。就连作为农业专家、当时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的赵紫阳，也违心卷入其中。光在1958年春耕前的大积肥运动中，广东全省就拆掉农民的房子一百六十万八千间。阳春县附城乡乡委发出战斗号令：“社社大搬家，突击五昼夜，积肥一千万担。”不愿拆房的农民，等他们��田劳动，当局就组织突击队强拆。等农民收工回家，祖祖辈辈住过的房子，已经夷为平地。

小说中更有剪发肥田的情节。当局要每一个女性剪光头发做肥料，不剪发女子的直接抓捕、被凌虐至死。在福音镇，你不能执着于头发是自己的，坚持“剪不剪是你的自由、你的权利，你没有妨碍任何人”。因为，你全部的身体和思想都是国家的。不剪头发是大罪名：阻碍新乐园发展建设，自私自利，反党反社会主义。

福音镇经历了短暂的共产主义阶段，随后进入饥饿时期，人们靠吃野菜、观音土充饥，吃各种动物乃至吃人肉成了普遍现象。书中写到一种被人们吃掉的、在2020年占据媒体头版的动物：蝙蝠。对于让全球数千万人感染、上百万人丧生的武汉肺炎病毒，中国官方宣传机构声称，源头来自蝙蝠。中国会不会像当年“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那样，将蝙蝠列为必须消灭的第五害呢？  

小说家笔下的情节先于真实事件的发生。在武汉肺炎病毒出现之前两年，盛可以就在《锦灰》描述了女记者访问第一个吃蝙蝠的女子温如春的故事：温如春说，人饿起来，什么都会往嘴里塞——“我吃过癞蛤蟆、蛹、蝎、蛇、壁虎，吃得最多的是蝙蝠。我体内天生带毒，我的唾液能毒死人，连那个最爱我的男人都不敢吻我。”一开始，别人都将吃蝙蝠的温如春视为怪物，但当大家都饥肠辘辘时，却又央求温如春带他们去捕捉蝙蝠。

最后，福音镇的动物只剩下人，人在饥饿者眼里也成了食物。这不是盛可以的“小说家言”，这段情节可以从另一位女作家伊娃的大饥荒三部曲之《寻找人吃人见证》中得到印证。伊娃采访了宁夏数百个吃人案例，她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我完全按照口述记录下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现象。……我的同类曾经因为极端的饥饿，被逼迫吃人肉求生，杀吃自己的孩子求生。……我试图询问到这些吃人者的名字，记录下来，绝对不是为了羞辱他们、谴责他们。我是想告知人们：这是一个国家的耻辱，一个政权的耻辱，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耻辱。”

福音镇因乌托邦实验失败导致人口死亡过半之后，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加速人口繁殖，掌权者们迅速制定人口增长计划，将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从限制生育、强迫堕胎转变为想方设法提高人口出生率：统计育龄女性，掌握每个女人的经期排卵期，确保有效快速的怀孕。已有初潮的少女马上接受配种，绝经妇女开始吃激素。

在福音镇，死者不知道自己死了，鬼以为自己还是人。不过，这里没有“人鬼情未了”式的浪漫，只有超越你能想象的恶——统治当局向阎王租借女鬼的子宫繁殖生育。一名女鬼抱怨说：“我能不能自己做一回主呢？如果我的身体都不属于我自己，那还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呢？做人不自由，没想到做鬼也这样。早知道我就投胎变一头猪了，无忧无虑，死在屠刀下不枉一场好活。”这个《聊斋志异》般的桥段，可以参照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盲人律师陈光诚的自传来同步阅读。

当屠夫成为牧师，教堂成为刑场

盛可以的笔法汪洋恣肆，撒豆成兵。她突破所有的禁止，写极端状态下的食与色，写失去文化伪装之后的穷凶极恶，写冠冕堂皇的宗教背后的虚无与空洞。读《锦灰》，如同坐过山车，如果心脏不是足够强悍，你只能半途而废、掩卷叹息。

福音镇是一个仅有两万人口的小镇，却有十二个少数民族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当局一声令下，所有少数民族统一为一个，摧毁教堂，给菩萨镀金，全镇信仰佛教。为了控制村民思想，请国际上的捕梦师来训练本地捕梦者，根据梦来抓人，这比中国历史上的“腹诽罪”可怕多了。当教堂被摧毁、剩下的断壁残垣成为刑场的时候，福音镇还有福音吗？

其实，福音镇从来就没有过福音，这个名字本来就是巨大的反讽。教堂还在时，就只剩下建筑的躯壳，教堂早就被当作一个商业公司来经营。教堂的实际大股东是袁八袋，因为中央规定官员四袋以上不得经商炒股，袁八袋便将股份归入作为商人的小舅子名下。同时经营佛教寺庙的商人又委任原来是杀猪屠夫的叔叔为牧师。屠夫起初以为牧师就是装神弄鬼，像巫婆那样神神叨叨。不过侄儿告诉他，他只需要穿上黑长袍，走路时腰挺直一点，手在胸口画十字，将口头禅“狗日的”改为“阿门”就差不多了。

屠夫当上牧师没有多久，上级传来拆教堂和烧十字架的命令。商人安慰叔叔说，教堂没有了，牧师的职业没有了，他可以去观音堂当主持，主持赚的钱比牧师多得多，但在此之前他要好好劝说教堂的信徒配合拆教堂和烧十字架的工作。于是，屠夫登上讲台，对信徒们说：“从现在起，我不再是牧师了，我已经脱离了这个邪教组织。”

中国教会，多半与中国社会同构，对统治者并不造成威胁。即便如此，共产党还是要消灭基督教这一“舶来品”。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开始了文革之后最大规模的一轮宗教迫害，仅浙江一地就有数千座教堂及十字架被摧毁。比外部逼迫更严峻的，是教会内部的败坏。在香港，当民众在舍生忘死地参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抗争之际，一大群假基督徒和假牧师却下跪向共产党宣誓效忠。这些撒旦附体的恶人，能比小说中的屠夫牧师好多少呢？此种场景，圣经中早有清晰的记载：“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没有福音的福音镇，其实是共产国。人们以为共产天堂遍地黄金、包子免费，但当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逐渐散去时，人们猛然发现，他们身处地狱的血池中，将受到“沸腾之血”的煎熬。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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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禁书解读 | 余杰：不是福音镇，而是共产国-盛可以《锦灰》 - 新闻评论

本文标签：中国, 习近平, 共产党, 小说, 比喻, 痴呆, 真理, 禁书, 肺炎

#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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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愿历程—赵宗瑞

我的发愿历程—赵宗瑞

愿力大于业力，依愿前行，改变命运，大愿成就圣道，而得解脱。同时大爱于世间，为家族、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为地球、为宇宙做贡献，呈现人生的真正价值。应大家的心愿把我的发愿历程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1967年2月，我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一个美丽的小山村，从小善良淳朴的妈妈，就反复教诲我们四个孩子： “你们长大后，我不图你们挣多少钱，不图你们当多大的官，一定要留下个名，留下一个好名，要青史留名啊！”。妈妈把做人的种子，播种在我幼小的心里。爸爸是一名中医，他有一个心愿，希望我们几个孩子，能够跟他学中医治病救人，希望我们考上中医院校做医生。

1984年考上内蒙古民族大学-医学院医疗专业，从那时起立志做一名好医生。

1987年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医生，一心投入在临床医疗上。

2002年提升院长，立志把医院管理好，造福当地百姓。

2006年申请成立济困人民医院，立志做慈善医院的典范。

我第一个真正的大愿，真正的人生理想，是在2010年1月，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发出来的。

爸爸是一位老中医，是我们一家人的榜样，他救人无数，经年累月，没日没夜的，只要有人来找，就出诊去给人看病。每次出诊回来，都是津津乐道他是怎么诊治的。爸爸从来不发牢骚，人前背后，从来不说人家的坏处。对待病人极为有耐心，可以陪病人聊天几个小时，从来不烦。

爸爸非常善良。有一天，一辆拉着马车的马惊了，爸爸躲避不及被撞倒，重型马车的轮子从他的腰上轧过去。赶车的都吓傻了，不知道追赶马车，爸爸不顾自己伤没伤，大喊快拦住马，别让马跑了，以免再撞伤别人。这就是爸爸那颗为人的心，他不想自己。过去那时候的大马车很重，轱辘很大，从腰上压过去，大家都认为爸爸的腰肯定压坏了，出现奇迹了，腰没压坏。应该是爸爸的好心救了他，才没有受伤，这就是爸爸的为人。

爸爸这么好的一个人，该享福的时候，寿命却不长，七十二岁离开人世。爸爸以疾病做示现，满肺子都被填满了瘤，虽然得了病，竟然不咳嗽、不喘、不疼，不活动什么感觉也没有，这也是个奇迹，也是善报。爸爸走的那天早晨，和我妈妈说，今天他该走了，爸爸也是预知时至走的。

下午三点多，爸爸要求洗澡，还没有洗完，突然呈现出要走的的状态，晚上九点就安详的离开了。爸爸走了，我当时想不通，这么好的人，咋得了这病呢？不公平啊！第七天的时候想开了，想通了。

按民间说法，亡者第七天会回到家，告诉他的归宿。那天在秦皇岛，我大哥他家二十三层楼外面的大露台上，按照民俗的仪式，接引我爸回家。春节之前，晚上八点来钟的时候，非常冷，风很大，做完仪式之后，其他人回屋了。我儿子赵铭逍和小外甥，在外面楼顶上，他俩自动的一左一右站在我身边。

当时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不由自主在那里默默流泪，想起爸爸，爸就这么走了，永远的离开了，非常悲伤。想着想着，哭着哭着，从心中生起一念：“爸爸你放心吧，你以生命为代价来唤醒儿子，来唤醒我们，爸爸请你放心，我不能向以前那样活着了，我一定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普度众生。”。爸爸的离开，唤醒我，唤醒了我们一家人。为了报答我的爸爸，而发出这个���愿。很奇特，爸爸在当天晚上，真的给我做了示现，去了观世音菩萨那里。

爸爸如果现在还活着，如果不得病，如果不是个好人，如果不演化，最终也得了病而死亡的这个过程，我现在也许还在做院长呢，也许还在吃吃喝喝醉生梦死沉迷地活着。其实爸爸是以生命为代价，来唤醒我们，让我们觉悟的。爸爸是接引我来到人间，最后又把我唤醒的最关键的一个人。我第一个大愿就是从这种背景下升华出来的。

我发了这个大愿从那之后，就开始行愿了，真的是人有善愿天必佑之。自此以后就有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催动着我前行，身边不停地，不断地出现各种人物，拉着我、推着我往前走，一直走到今天，这就是愿力的作用。

当时想我不是观世音菩萨，我没有观世音菩萨那样的智慧，没有她那样的神通、法力，我怎么度人哪？其实这就是个链接，进入深层思考了。既然想度人，想救众生，只能跟我现在的现实链接，怎么度？就是帮助人觉醒，帮助人心灵成长，净化人心灵，让人都有善心善念去活着。

从那时候开始，学习就有了真正的目标，工作也有了真正的目标，就围绕着弘法利生这一愿，像观世音菩萨那样，一直在围绕这个愿而在前行，来调整布局。

首先立足我的本职工作，早期是想围绕慈善医院这个点，做出一个济困救助的典范，后期发现人心问题才是主要的，要实施心灵济困才能解决问题，治病救人，救的是人心。

早期是想把医院打造成一个道德教育的平台，启动医院文化、企业文化的模式。借助文化的氛围来改变员工及病人的心态。帮助病人觉醒，帮助病人心灵成长，让病人懂因果，认识到自己所有错误，在医院的平台上开始做。

那时候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影响病人，在屋顶都写上字，相当于给病人贴标签，贴脑门上了，病人躺在床上一睁眼，就会看见，“我是一个感恩的人”、“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幸福的人”、“我是一个博爱的人”等正能量的话。

病人在床上输液，一躺就一周两周三周的，现在来想，无形中和《水知道答案》贴标签吻合在一起。打造一个立体性空间，营造一个氛围。电视播放的是传统文化正能量的视频，墙上贴的是正能量的文字，提供的是正能量的书籍，当初仅仅做到这些。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智慧，跟病人一一地去沟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识到人到底应该怎么活着。只要想做，一定会有办法，一定会有出路，行动很重要。

我发了大愿之后，助缘就来了。时隔不长时间，一天早晨，刚上班就接到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什么人打的呢？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位主任，他给我打的电话。医院所在地是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相当于是县城所在地，蒙古族地区叫旗。国务院新闻办是当地的对口扶贫单位，每年派出官员到当地，协助管理、体察民情、对口扶贫，这位主任他是挂职副旗长，分管卫生，想上我们医院看看。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我联系的，不是我请的，是他主动来的，这就是愿力产生的链接。

他到之后，我简单地汇报一下工作，那时医院已经帮助当地贫困百姓，援助医疗费就已经四百多万元了，做为偏远贫困地区能拿出这么多资金，去帮助贫困百姓是非常难得的。那是我们的业务收入啊，相当于从工资里省出来的，那都是医院活命的钱！我又汇报了几个救助的案例，他听后，非常激动，非常感动，一下站起来了。

这是一个党的好干部，他对党对国家非常忠心，是毛泽东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干部。他到我们医院去，是一颗红心，一颗负责任的心。他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所以说他对我的引领很重要。他说：“赵院长，我代表祖国感谢你。你在这么一个偏远贫困地区，为这么多的农牧民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是为民族团结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我当时没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大的价值，经过他的评价，一下就把我的心胸、格局提升到了祖国的层次。这是引领我要胸怀祖国，为祖国着想、为祖国做事的人。

人权发展基金特邀理事，就是那时上报到相关部门批下来的，根据我在民生问题上做出的贡献，给我的荣誉和鼓励。

他又问我，“赵院长需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你尽管说。”，我说：“现在我们活得很费劲，靠自己的力量太难了，希望能得到社会上的关注，共同来把这事做好。需要外界知道我们医院，需要外界的援助。”。他主动联系安排记者采访报道，中国网、中华网、新华网主流媒体率先报道了我们医院的事迹，其他各大网站相继转载，当时接近五百家网站链接了我们医院的事迹。

可是却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人和我们联系对接，当时对外联系电话是我的手机号。原因一个是互联网信息量特别大，我们的信息很快被淹没掉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个年代有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报道医院阴暗面、诋毁整个医疗行业、医务人员的报道很多，人们不相信还有这样好的医院。

那个年代大量负面报道，毁损了整个医疗行业，现在恶果呈现出来了。致使医患之间彼此不信任，很多医务人员提防着被告、被讹，致使很多治疗过于保守，治疗效果打了折扣。病人怀疑医生，不信任大夫，疾病康复更差。其实把医生的形象弄坏之后，最大的受害者是病人。致使医疗纠纷很多，谁得好了？都没得好。现在国家开始纠正这歪风了，树立医务人员的形象，弘扬正气，打击医闹。

虽然没有人和我们联系，不代表没有价值，在当时我们医院的报道就像春风，给人带来阵阵暖意，就像早晨的太阳，给人们带来希望，500家网站释放出来的正能量，在默默的发力，影响着中国，改变着世界。

得知靠报道行不通之后，主任就主动用个人关系，对接到香港的慈善皇后赵曾学韫（大家尊称她赵太），通过赵太跟国际上的诸多慈善人士链接到一起，接触赵曾学韫对我最大帮助，是把我的胸怀提升到世界。

有一次在北京陪同慈善皇后赵太一起吃饭，有感而发：“赵太！您在世界募集善款，救助困苦的人，得到大家的尊敬，成为世界级的慈善名家，这点我很难超越您。但我相信我以后的名声一定会超越您，我会唤醒更多的人，让大家都有爱心，彼此共同帮助，在这个方面我会超过您，影响世界。”。赵太非常激动：“赵院长！我在全世界接触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你是第一个说要超越我的人，我很感动，我祝福您，您以后一定会超过我的！”。

这应该是我内心的愿力的升华。跟什么人接触，眼界自然就进入什么样的状态。后期有人说我，你一个小小的院长，奇了怪了，你上哪认识那么多人呢？这国内国外叫你跑的。哈哈！这就是我发愿发的结果，他不懂啊。

2011年9月2日，上午十点随同赵太一行，来到河南省新郑市黄帝故里，有关部门特意安排了拜祖的仪式。当我们站在轩辕黄帝面前，在动人心弦的乐曲声中，主持人宣布拜祖开始，面对着人文初祖黄帝。内心不由自主的产生了愧对祖先的心境，泪水浸湿了双眼，不在碌碌无为的虚度时光，要向黄帝学习，为社会、为祖国承担责任的感觉油然而生，不能对不起祖宗。当时我跪在巨大的圣象前，向黄帝表明自己的心迹，我要做中华民族的好后代，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为中国而努力，请黄帝加持，我不会辜负黄帝的。

在陪同赵太在国内考察的过程中，另外一个善缘来了，一位大爱人士建议我到泰国的世界老子道德文化城，去学习《道德经》，说国内的很多企业家，到那听完课之后人全变了，不再挥霍了，有了大爱心、责任心，你可以到那里做慈善对接。我当初就是以这种目的去的，没有白去，收获非常大，通过老师的授课，在那里得到老子精神的洗礼，天地人合一、自然大道之理，在唤醒着我。

感觉这个教育方式，效果非常好，确实能净化人的心灵，唤发起人内在精神来，我就分期分批地带领导班子和部分骨干去培训。目的是大家都有了大道之心、大爱之心，共同来做事，会事半功倍的。

在泰国链接到一群有识之士，道行天下专家组到我医院去调研，共商善举，同时对员工进行培训。在此期间出现经营理念上的分歧，为了解决诸多问题，在一位老师的建议下，于2012年12月21日到终南山，闭关禅修半月。

这是意外收获，每天行禅、打坐，晚上收坐前，老师进行指导，一天晚上禅修指导时，禅修老师提到了我，对我的鼓励很大，他说“赵院长现在做的事，现在是很难，但它就像沙漠里的绿洲，虽然很小，但它确是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你要坚定地走下去，你承载着大众的希望。”。老师理解我的心，坚定了我的信念。后来又参加了他主讲的为期一周的佛学知识学习班，对我了解佛学有非常大的帮助。

帮助我成长的人和事又来了，一天旗纪检委三人到我医院调查核实，有人举报我加入邪教，满腔的热血被一盆冷水浇下来。在此期间我的收获是系统学习了邪教常识，认识到邪教对国家、人类的危害性，并对他们控制人的方法和特点有了认识，对国内外邪教的概况有了简单的了解，这对我以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正法有很大帮助。

同时也在思考，我错了吗？我图什么？我为了谁？想来想去，认为我没有错，我不是为我自己好，我是为了大众，为了社会、为了祖国、为了弘法利生。通过反思也使我安静下来，发现自己做的不实，面上的事多，有点飘飘然、忘乎所以了，没有真正解决人心和人性问题，由此而进入思考，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走？一个工程的倡议就是这个时候构思出来的。

早期为医心工程，后期更改为善心工程，即“携手同行、爱心传递、造福苍生—善心工程”，这就是大愿的力量。3个月后纪检委调查结论出来了，举报内容查无实据，还了我清白。通过此事我的感悟是一切都是来成就自己的，遇事要做正面思考。如果没有大愿，可能就退志了。受打击、受打压了，遇到困难可能就回转了，退回去不干了。

医心工程是什么意思？就是医治人心。把人心医好了，家就好了，社会就好了，祖国就好了，世界就好了，这是一好百好，一好全好的事情。

咱这社会为什么不好，不就是心坏了吗？光知道治疗身体上的病，那身体上的病哪来的？是心坏了，有了错误的思想观念，身体做出的相应呈现。把心治好了，身体自然就复原。身体是心灵的外在表现，身体直接受我们思想的影响。一念之间产生正能量和负能量，完全是心的事情，是思想上的事情，心在支配着我们的身体在做事情。所以说身体出现了问题，一定是心出了问题。

那时候就想到了这些，所以说要医心，要改变人心。改变了人心，一切就都开始好了，医心工程就是这个。造福苍生，这是整个世界的事情。苍生不仅仅是包括人，当然是以人为主。提出这个工程来，其实这也是个大愿。

后期征求一下意见，很多人说不合适，你给别人医心，意思就是你心好呗，别人心都坏了，打击面太大。打击面大了，不好办事啊。现在社会上哄着玩好办，打击面太大，大家听了烦，后来改成善心工程。善是什么意思？是善良的意思，善是改变的意思，是转恶为善的意思。其实改成善也挺好，现在不都讲善行天下嘛，也挺好，变得柔和了。

善心工程，要昭告天下，要全世界都行动起来，这不仅是中国的事。我就想把这事做大，要造势、造影响，这个势是由心发出来的。我们建了一栋简易楼房，组建传统医学研究中心。医心需要方法和平台，要不然仍然是一句口号，得实实在在落地啊。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这个善心工程在落地中。

我们现在掌握了一系列，改变人心和人性的方法，来拯救这个世界。现在做到了，那时做不到。那时候还是空想，但那时候的空想却是理想和愿望。

成立了一个相应的科室，打算从传统医学、中医里边找出医心的办法。发现很多医生都在物质上下功夫，而忽视了心灵对疾病的影响，往往在物质方面医疗水平高的人，他反而不重视调心，甚至排斥。开始尝试着，从古代医学中，摸索医心的方法。

为了启动善心工程和传统医学研究中心，请我在北京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课程时的班主任老师帮助。班主任说他分量太低太小，你做的事太大，托不起来，给我请个人。没想到他把原卫生部副部长、���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朱杰老人请来了。这是一位非常正的老领导，第一代师带徒，由国家指定老专家带徒弟传承中医，就是他在任时做的，对中国的中医传承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也在为传承中医一直奔波着，非常值得我们佩服。

在2013年11月12日举办了善心工程和传统医学研究中心启动仪式，当时旗委、政府、宣传部、人大、政协都派出官员出席仪式，旗长、副旗长、卫生局长全程参加，请武警升国旗，奏国歌，鸣放礼炮，由朱杰老人宣布：“我宣布善心工程启动！”，代表我们祖国昭告世界。

我们做的是和中华民族觉醒、中国梦紧密链接在一起的，是一个事情，构建大同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那天发生的奇迹是什么？我们的主管副旗长说：“赵院长还得做善事啊！您看老天都帮你啊！你看这天。”，往年十一月份这个时候，在东北已经很冷了，大家出门都得穿大羽绒服了。而举办仪式的那一天，天出奇得好，万里无云，而且非常暖和，穿个夹克衫都不用系扣，可以敞着怀，天就好到那个样子。出现一个这么好的异常景象，所以说人有善愿天必佑之。

你发出一个大愿，整个天地神佛都在帮助你做事。因为我们发出大愿，那就是他们的心声，我们做事就是替天行道。大家想是不是这道理，上天能不帮你嘛！

这个事情之后，得到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很多记者来采访。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生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内心的力量，我自己感受到了。得到了一个直观地感觉，身体告诉我，这个愿发对了，那种力量呈现出来了。

一家电视台记者来采访，他们工作很认真，在医院里采访一周时间，并且到农村去，采访核实我们做的那些惠民的事，记者做得很扎实。到最后收尾的时候，一行人到我办公室。记者说：“我们该收尾了，录个同期声，请院长讲几句话。”，我说：“那好啊！”，他说：“赵院长，给你提个建议。”，他说：“你呢，就简单说说目前医院工作的事，你别谈世界，别谈国家，那东西太空，太虚。你连一个小小的卫生局长都不是。说国家，说世界，太不真实。”。我一听这话，很反感。咱没修好，修好了就不反感了。听完拉倒，和没听一样，那叫修行。没修行好，也有好处，要不然出不来下面的事。

他这么一说我很反感，很激动，我心中的一个念头，被他激活了，就是我的理想。我一扶案站了起来，我说：“这个世界，就好比是一潭平静的湖水，一个小小的石子投进去，就会搅动整个湖水，我就是那颗石子！怎么就不能影响国家、影响世界呢？”。

我说我就是那颗石子，说这句话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个东西，直接从顶门射出去了，一瞬间通天彻地的感觉就出现了，然后全身就“苏苏苏”的震动，像过电一样。

一瞬间我就感觉，我的愿力、我的心声发出去了，我的想法，我的愿望，诸天神佛都知道了。

全身苏苏苏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意思？能量场的加持，感应感召的力量。因为我的心，跟宇宙中的正能量场，高级能量场同频同步了，全身心都在震动中。

人能弘道以润身，弘是弘扬的意思，道是大道之理，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宇宙自然规律。弘扬这个，宣传这个，它就能够滋润我们的身体，润身是滋润身体的意思。

你的心是一个正能量的状态，身体就是个正能量的状态。正能量的状态好，抵御外界侵袭的能力就强，抵抗力就高。你心是正能量，外界的正能量就会滋润你的身体，内外就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就是人能弘道以润身。那你有病，要想好病，是不是得弘道？是不得心存正念呢？提高自己的正能量啊。

另外佛经里讲，有人用至诚之心发出，感天动地的大愿，会出现六根震动，天地震动，法界震动。我想应该是大愿引起的震动。从此之后，我体会，平常时没什么感觉，如果心中升起一念，一想到祖国，想到世界，想到众生的时候，全身这种感觉就出来，就是苏苏苏震动的感觉一瞬间就出来。

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就是说真正的愿，从心中升起的时候，会有一种力量呈现出来。往往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这是你真正的心声。这样的愿，力量才正真的大。不是你心中升起的，力量不足。主动的出来的，非常迫切，想做这个事的那种感觉，力量比较大。就是说，用自己的真诚心，至诚之心，去发那个愿，力量大。

找不到感觉，随便凑出来的愿，力量小，但是力量小也是愿。天天发，发长了，也会慢慢变成真的。不断强化，即使原来是一个空的、虚的、假的愿，也会逐渐变得真实起来，清晰起来。这也是个过程，所以说，有愿就好。跟着有大愿的人，去学发愿也好。总之有个愿嘛，怎么也比没有强。然后一定去做，力行是强化愿力的过程，也是实现大愿的过程。

我虽然发了大愿，可是还没有相应的智慧，仍然解决不了医心问题，我就请人来讲学、培训，借力嘛，这也是我力行的过程，努力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

后来发现，求人不如求己。自己的事得自己干，别人是很难指得上的。下决心决定自己干，我开始关起门来学习。深入经藏，智慧如海，通过没日没夜的学习，钻进去接近三个月的时间，找到了感觉。就开始实践，实践很简单，为啥呢？我不缺病人。

我本来就是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又是医院院长，30多年的临床经验。门一开，病人就来了，经过一个月到两个月的实践，找到感觉了。

成立专科，研究心对身体的影响，思想观念对疾病的影响和作用，开始做大批量的临床验证工作，进入具体的科学实验，临床实践阶段。成立科室时，仍然升国旗，奏国歌，由我宣布科室成立。

为啥要升国旗奏国歌？我就是要代表中国做这件事情。大家想想，如果我们中国人，每一个人都能代表中国向世界说话，你说中国能不强大吗？

我在医院开会，每个月至少要一次全院大会，搞集中教育。谈得最多的就是国家、世界，做样板医院。职工有的都听烦了，因为经常说，没做起来嘛。其实没做起来，也在做的过程中，一直在做着。

只不过说，有很多事情，不是绝对那么尽人意的。有人说，说的尽是空话、大话。其实是啥概念？那是理想啊，那是真正的人生目标啊。我给全院员工，整个树立的是高尚的人生格局，远大的理想，并不局限在这个小小的医院里，要做全国的榜样，来影响世界，其实无形中提高的是这个，可惜的是很多人不具备这个境界，不理解你。

科室成立之后，我就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咱们道家不有个百日筑基嘛，这个百日筑基是完成了。三个月招了九期学员，三个月的时间。我基本上就长在那里，全身心地投入到里面，那是我成长最快的那一段时间。

三个月时间，白天手机一关，晚上九点钟下课开机。为什么九点以后要开机呀，医院有些特殊的事情，需要商量解决。这三个月时间里，其实基本上把权力交出去了，把我所有的权利交给、委托给李书记，包括人事的调动权、任免权，财务一支笔的审批权，全部授权给她，行使院长的工作，我就能一心的在搞这项科研工作。

其实这个事情得以顺利的完成，也得益于我们地方有个好领导。那时候的旗长，也就是县长，我跟他汇报，把我的想法跟他汇报了。他非常支持，他跟我说，“小赵啊！咱们都不是当地人，在这里不图名垂青史，咱就给老百姓留下个好名，实实在在地替百姓做点事就行了。”，你看说的多朴实，那是一方的父母官啊，“咱们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不要指望任何人，要踏踏实实的，自己去干，我支持你。”，看嘛，这是好领导啊！

有他的支持，所以我安心地在那里边，一干就三个月。三个月下来，收获太大了，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原有的很多认知，改变了原有的思维模式，医疗模式。这是通过实践得来的，医院有设备，现场做检查进行现代科学验证，真实可靠。

那些所谓的癌症，而且是晚期癌症，它说没就没了。被现代医学判了死刑的，没活路的这些病人，奇迹般地恢复健康正常的太多了。站在现代医学的角度，认为这都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那么大瘤子，在这长着呢，它怎么就会消失呢？你不把它切掉，不把它弄死，它怎么会没呢？物质不灭嘛。可是他却不想，那咋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有问题啊！现在医学没研究透的太多了。

肿瘤它能长出来，原则上就能消失。因为它是非正常长的，咱们正常生命成长，那是个规律。可得病是不是为异常成长啊？它的来源在哪？物质基础是什么？

我们那时候，接疑难杂症，各院治不好的，说要死的这样的我要，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呵呵，反正死了，就是该死，活了我就有功。

这三个月下来，得出一个结论，“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肯改的人。”，这是经过临床验证出来的，这就是真理。

你没好病，一定是你没做到位，你心没开，大愿没出来，没做到。真听话的，真有大愿生起的，实实在在、踏踏实实去做的，去行的，到现在，我还没遇到无效的。完全可以改变命运，起死回生。

但是那些不肯改的，死的也多了。有的人，帮不了他，无缘吧。该说的事不说，该反思不反思，还觉得自己挺有道理，不肯改变的，这样固执的不好办。

一个74岁的晚期肝硬化的人，有失眠、食欲不振、乏力、腹胀等症状。彩色超声检查，肝脏表面成锯齿状改变，脾大，门静脉增宽，腹水。肝功能检查，所有指标都严重不正常。这是位是被现代医学判了死缓的病人，多次住院，逐步加重。经过一共十七天的时间，两个疗程的听课，反思反省后。临床症状消失，肝脏竟然在超声显示下恢复正常，脾脏恢复正常，门静脉恢复正常，腹水消失。肝脏功能恢复正常，而且丙肝的指标也转阴了。达到临床痊愈，奇迹发生了。颠覆了我的原有现代医学的认知。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三个月之后，一位领导问我：“赵院长，我问你个问题，你搞的那些，是科学的吗？”，这就是站在科学与伪科学，迷信与科学的角度上，评价这个事情了，我的回答是：“做为一名医生，我认为，所有给病人治好病的方法，都是科学的。”，这句话应该是真理。这事也说明，虽然我们做的是正确的，可是负面的声音也很大。

那个年代，我得个雅号“不务正业的院长”。现在回过头来看，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站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布局上，站在生命的科学上，生命的实相上，你再看，结论就出来了，这不是最大的正业嘛！转变人心，治病救人。

实实在在的把古圣先贤、祖先的思想，落实到现在的生活中，直接就接地了，直接指导人生。我们完全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传统文化中来，再返回到传统文化的高点。

当时讲课，很多人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众说纷纭。同时担任院长，事物很多，也无法专心讲课，无法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产生了辞去院长的念头，一心来弘扬传统文化。妻子周喜华理解我，非常支持。有人劝我：“再干几年就退休了，辞院长干啥，人家想当的还当不上呢。”，我说：“我退休还得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辞职后，妻子周喜华也辞职了，儿子赵铭逍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义工，为课程服务。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就共同走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上。

于2015年6月应邀走向全国，影响着世界。就这样我们一家人，一起参学，共同成长，成为齐家的榜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愿，均极为殊胜，在影响着有缘的人、有缘的众生。一家同行、共同讲课、互补性很强，感动着、唤醒着芸芸众生。感召了众多有共同心愿的人，共同走在自我成长和慈悲大爱的护持正法、弘扬正法的路上，走向光明。

通过几年弘法利生的过程，在诸佛菩萨、天地神灵、祖先以及宇宙万有生灵的帮助下，一直在快速的成长中，大愿在不断的充实、完善。是大家成就了我，是愿力成就了我，是矢志不渝的愿心成就了我，是坚持力行，不忘初心成就了我。同时愿力也在弥补我智慧的不足，并开启着我的智慧。

下面介绍一下部分大愿，呈现的缘由。

2016年在秦皇岛汤泉寺上课，一位从18岁就大小便失禁，失禁了36年的女性。在分享她的生不如死、悲惨的经历时，触动了我的心灵，我泪流满面，心中升起一愿：“我今生一定要成为正真的大医王，为众生解除病苦。”。

2017年7月在池州课程结束后，到九华山，朝拜大愿地藏王菩萨时，被大愿地藏王菩萨度众生的精神和大愿感动，由衷升起一愿：“请本师释迦牟尼佛加持、请大愿地藏王菩萨加持，授权并加持我，我要代佛弘法，度化众生。”。

2017年底在河北唐山滦南弘法授课，有感于求助的众生太多，分身乏术，发下一愿：“愿我今生法身无数、化身无数度化众生。”

2018年8月在黑龙江大庆授课，有感于众生需求，哭诉请求参加面授课，而又无法接待他们参加面授课程的情景。以及一位学员被邪术控制，异常痛苦求助于我，而我却没有智慧和能力，帮助到她。由此而触发出一组大愿：“愿我之正法，正法之声音，传遍尽虚空遍法界，传遍尽宇宙，遍世界，一切时，一切处，永恒存在。愿所有众生都能听到我之正法、正法之声音，自动觉悟，自动觉醒，自动回归自性，自动开启佛性，回归清净、平等、慈悲、大爱的状态，以至于永恒。愿所有听到我之正法、正法之声音的一切众生，即刻提升果位，直至成佛、得道。或往生到，更高维次的正能量的空间，如极乐世界、兜率天安养院、一真法界等高维次的正能量的地方，从此脱离三界六道，永不退转。愿我之正法、正法之声音，破除一切邪法，破除一切邪术，破除一切诅��，令众生不再迷失，保持正知正见，而行正道。愿我之正法，伴随我的声音，集三世诸佛菩萨、宇宙之间一切圣者之光于一体，普照到我声音波及到的一切处，普照尽虚空遍法界，普照尽宇宙遍世界，一切时、一切处，永恒存在，成为虚空法界最强之光，帮助并使众生觉悟、成长、解脱。愿我之正法、正法之声音，伴随着清净无染之爱，充满尽虚空遍法界，尽宇宙遍世界，一切时、一切处，永恒存在。愿我之正法、正法之声音，不随劫数的幻灭而衰减，只会增强，尽无量劫，永恒存在。每时每刻，每一念之间都成倍增长，成为虚空法界之正法之主能量，永恒存在。愿我之正法、正法之声音，遍一切时尽一切处的同时，所有的众生听闻之，与到身边、现场、法会、坛场，听课的加持力，无二无别，有同等的效用”。

2018年10月在秦皇岛，有感于时代的需要，度化众生的效率需要提升，众生急需觉悟觉醒，否则活着时就无缘了，发出一愿：“愿在2018年及2019年把我之正法、正法之声音，传播到全中国以至于世界，唤醒所有的华夏儿女、炎黄子孙，唤醒全世界的人及各界各道众生，惠及宇宙及虚空法界。”

2018年11月，求助的人太多，有感于度众生效率低，赵铭逍老师提出建议，调整愿力的链接来强化弘法的效力。原来的愿是我见闻触的人及众生，修改为我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及八识所链接到的人及众生。

在无锡横山寺，有感于学员谈到度人难，度家人难，发起一愿：“愿与我有链接的人及众生，即刻获得度化人及众生的智慧、能力和福报。”。

2019年6月，在北京的辅导员班，升华为大愿同行。

2019年8月下旬，有感于弘法效率低下，弘法压力大，众生需求大，而且世界上的战争频发，地球上的灾难明显增加，气候严重失常，等等原因。2019年8月29日早晨，在早课时率性由心，更大的愿生起，成就了现在的大愿。发大愿并用愿力调动一切力量，使众生觉悟觉醒，来救度众生，造福祖国、世界、地球、宇宙、法界。

从2010年第一个真正的大愿，我要向观世音菩萨一样普度众生，到2019年，历经十年，我大愿无数次升华。这是各方帮助的结果，是我坚定行愿的结果。（具体的大愿见发愿文）

周喜华老师说：“你的愿，就是我的愿，我还要帮助你，实现你的愿！”，周老师是我大愿的助缘。

赵铭逍老师，用他的智慧和大愿，不断的提示、提醒着我发愿，是我大愿的完善者，是我大愿引领者。同时我俩共修的内容非常多。

时至今日，我们一家的大愿，已经升华为大家之愿，成为众生之愿。越来越多的观看学习《传统文化与身心健康》教育体系的人，找到了感觉，产生了共鸣，生起了大愿，一起大愿同行。

“赵宗瑞老师的愿就是我的愿，我愿与赵宗瑞老师、周喜华老师、赵铭逍老师大愿同行，愿我当下获得此愿的加持，当下与此愿同频共振，当下与此愿合一，当下具足此愿的圆满呈现。”，此语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我的愿分为几个部分，自我成就愿，利益众生愿，强化正法力量愿，接引众生往生愿，利益当今社会、国家、世界、地球、宇宙、法界愿，利益实现中国梦、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同、实现人间极乐愿。

请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大愿同行，共同开显佛性、回归自性，回归清净本源，回归慈悲、大爱的本位，大爱于当下，成为福德智慧圆满的高级生命！

                                   2019年10月12日

至今的大愿，大家详见博客文章，赵宗瑞老师的发愿文！

                                    2020年4月27日

#赵宗瑞 #我的发愿历程 #传统文化与身心健康 #教育体系

[andydiy123]

民意可用而不可欺

——由腌臜的白银案蠡测党国共贪体制下的倒错、空转系统（纯净版）

白银案后续概略：被告人高承勇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6年8月26日被白银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白银市公安局逮捕。白银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高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侮辱尸体罪,向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在进行程序性审查后,于今年5月2日依法受理了此案。

嫌疑人高某某涉嫌故意杀人、强奸、抢劫、侮辱尸体一案于7月18日上午在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

……

白银案里信息发布及对新闻的审查和管控达到了令人咋舌和堪称变态的程度！从耳朵起茧的“1988年案发至今，白银公安局换了8任局长”“案发时，白银公安系统共有民警约250人参与了此案侦查，他们都背负着阴影生活、工作”“那时科技不发达，指纹比对全靠人工” “光是专案组长就退休了两任了，但是始终没有放”等说辞，到而今所谓的“不公开开庭审理”，诡异腌臜与欺骗隐瞒并存。

事出反常必有妖！严控其实正说明了背后有着太多的黑幕和猫腻！！

假如时光可以重来，又有多少丑行等待揭开？

案件已经审查终结，嗜血狂魔高承勇都被提起公诉、审理(不公开)了，央视记者采访高某本人也已近一年，视频为什么一直不让播出呢？还要继续遮丑和掩盖吗？

另外还有很多疑问：

那位向张欣提供画像素材的女工夫妇看到的究竟是不是高承勇本尊，还是精神有问题的武疯子？能否让女工夫妇和高承勇当面轧对？

而腾讯新闻记者28年后轻易就能找到的幸存者“余秀兰”及其邻居接触和目击的行凶者据信才是高承勇真身，能否证实确认？其向白银警方提供的兰州口音、凶手身高约1米78左右等等线索为何没有被采纳？

还有，高某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搭识白银系列案末案受害者陶乐春宾馆长住客朱某的？其进出宾馆前后究竟有没人看到？

此外央视自己的发问谁来解答：

高承勇为什么会对这么多女性痛下杀手？同一地点作案，难道就不怕警方将其抓获吗？98年顶风连续密集犯案4起又有什么心理诱因？

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遭遇了哪些重大转变或变故，具体是哪些因素导致其堕落、嬗变成连环杀人恶魔的？？

等等。

连公布事实真相的勇气和公开谈论的意愿都没有，又谈何公开透明客观公正？更遑论专业廉明高效通达了！！欺瞒吹撒、公信丧失下无怪乎警民对立、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瓮安事件、海南拆迁视频、邻水事件、肇庆PX事件、湖北石首大规模骚乱、乌坎事件、启东事件、什邡事件、连云港“反核废料“事件等全国每年十余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及甬温动车事故、东方之星沉船、上海踩踏事故、天津爆炸案等，每一个具体、生动而真实的案列都是推动鸡国不可逆民主化进程的孵化器，成为掘坟与民为敌、罪恶昭彰制度的推手！这是社会、时代的进步！！

目前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12234.1万人，近年高校毕业生每年都是以7、800万人计！2016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22亿人次！移动互联世代地球村信息交互、公民力量的发展、民意的勃兴又岂是舆论钳制、思想禁锢的愚民体系下的党棍们所能操控、压制的？！作为曾经全球轰动的知名悬案，破与未破都注定会成为惊世传奇，又岂是只手可以遮天，一纸封口令所能封杀的？任何螳臂当车掩耳盗铃式的遮丑掩盖都只会是欲盖弥彰贻笑大方，止增笑耳！

甘蒙喋血，一时多少豪杰！白银惊天大案可谓是兴师动众大费周章，庶几动用了全国刑侦界大半豪华阵容，大内高手粉墨登场近乎倾巢而出：“2001年‘白银案’公安部督办”“百密无疏、国产福尔摩斯、八大首席之乌国庆”“刑侦界神笔马良、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张欣”“公安部八大专家”际会“驰誉美帝之华裔神探李昌钰”“2002年公安部再次组织专家‘会诊’”“公安部工作组先后4次带领刑侦专家赴白银市、包头市研讨案件”“公安部将该案定为部督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与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对案件进行会诊”“全国最好的犯罪心理学家，去了好几个，顶尖的都去了”“上百位刑侦专家来来去去” ……

如此这般冠盖云集，本应是旌麾所指坏怂束手，孰料一众侠士竟然尽皆掉粉脱漆黯然失色，全部望峰息心江郎才尽！悉败于彼岸青城一进城民工锋刃之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懵逼废柴人物！各路位列仙班的神探们应该都是憋着一股气，最后却只是放了几个屁:“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当时在专案组的专家和张欣说，这个案子只有’神仙下凡才能破了’！”（2016年09月10日《新京报》）

试问数百名中外刑侦大咖应召雷同云集、接续数十年的白银会战，缘何却成吃相不雅众神探跌份掉粉的大乱斗？本该是几十年道行已臻修仙得道的巨擘大拿们群英荟萃、呈泰山压顶之势的诸神围歼之战缘何惨变盲人摸象、萝卜开会，竟不敌一两番高考落榜的失意农民？

很显然，其中之一就是党国体制下阉党厂公们罔顾民意民智，刑侦也喜欢走隐瞒矿难的套路，连坦陈白银案案件发生、公开承认舆情属实的底气都没有！特别是98年一连发生4起同类型女性遭受强奸和残杀的系列惨烈命案，都不敢公开基本案件事实以警示市民、提高公众防范意识、震慑阻嚇犯罪和即时向社会公开征集破案线索，甘肃省厅都没有统领周边各市局协力办案，未做到“定准、统筹、协调和分工”等等无能乱象，硬是把有一定难度但有诸多共性、众多证据指向和排他性物证的系列恶性案件集体拖延、掖藏成了举世瞩目、名动中外的世纪悬案！！更遑论充斥其间的钳制操弄、掩盖遮丑、诓骗促狭、盲目护犊等腌臜污秽乱象！而瞎猫碰个死老鼠自然也不是令人信服的破案方式，藉之无脑跪舔吹嘘则更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直到2004年，基于传言众多、社会影响太大，再不公布案情已无法向社会交代，白银市公安局才公布了一份《白银市公安局侦破系列强奸杀人案件宣传提肛》，证实了‘白银确实出了个杀人狂’不是一个社会传言。”)

在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情为民所系，共贪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等一系列的谎言聒噪和无耻忽悠下，在集体失能噤声、掩盖拖延与揽功推过、刑侦吃大锅饭等一贯的潜规则横行与造孽中，14年里11条鲜活女性的生命就此倏忽而逝！

邪党恶棍们视人命如同草芥竟至于此！！！

与此相反，病急乱投医，抓住鸡毛当令箭，竟然把一位行为、举止怪异乃至身高、体重又或者年龄等明显不符，疑似精神不正常的武疯子作为嫌疑对象描摹追踪，用尽洪荒之力孜孜以求18年，唱起了一出新时代扯大旗作虎皮、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瑰丽刑侦大戏，不啻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洵为最可大书特书、尤为奇葩的乌龙事件！白银、甘肃警方不放弃不泄气只便秘，会炫技会吹逼会演戏，虚怀若谷嘉言懿行，刑事之专业、高效、超能，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令到万民敬仰，后世畏威怀德，可谓是空前绝后、旷古绝今，足可彪炳史册万古流芳！！

白银案里公安系统的莅事厂公们各种呕心沥血披肝沥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彩表演，举全国精粹刑侦力量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传奇刑侦故事，绝对应该入选FBI、苏格兰场、警视厅、警察厅、港澳警务处等教学典籍，成为永世传颂褒扬的经典教案！！！

时值甘蒙8.05连环强奸杀人案案发多年搅得两地天崩地坼鸡犬不宁，居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惊恐莫名之际，“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跟甘蒙8.05案有涉的王司徒们又有何作为？且看：1997年11月13日，原白银市公安局长翟某因非法倒卖黄金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案发时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处长、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的伟大诗人、作家和大发明家赵黎平正在屁股决定大脑、用下半身思考，倾尽毕生公安实践和刑侦经验只为后来持枪对付、绝命追杀情妇！而刚刚被查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因拥有包括价值20多万元的江诗丹顿和逾八万元的劳力士等多块名表，被戏称为“新一代表叔”，并被港媒爆料曾以价值约3000万元的珠宝向周永康行贿的何挺，彼时正历任公安部刑侦局特大案件侦察协调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反恐怖处处长、助理巡视员、刑侦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

警方直面、保护的是公民的生命、财产等最切身的权益，其是否廉洁、高效、神明、作为，与公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休戚相关！！公安系统连苦心孤诣勇破天安门枪击案，铁面横扫天上人间、八号公馆之类的猛探能吏都腐化堕落了，更从来不缺如腐败毫不手软的陶驷驹、贾春旺、周永康、李纪周、郑少东、李东生、杨焕宁、夏��源、吴爱英、卢恩光、张越、秦玉海、吴天君、苏宏章、李峰、谢晖、何再贵、郭政民、相怀珠、庄如顺、贺明保，贪腐全家总动员的宋平顺，对国有资产上下其手的武长顺，上面九级台风、下面纹丝不动的周本顺之流，还有何靖、文强、王立军、杨崇友、朱明国、丁鑫发、李亚力、程瀚、王振忠、何建生、魏向民、孔逸鸿、宋建国、马伟灵、王昌平、李荣飚、朱应忠、郑北泉、唐建华、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等一干前腐后继的鬼畜魔兽。

即便是对共贪猪意下的党国抱持最大诚意善意之人也不得不承认无官不贪是其最鲜明标签和注脚，那么反腐注定是选择性、运动式和猴子摘桃般的，前述挖出的蝇蛆瘟猪只会是挂一漏万！！

窥斑见豹，一叶知秋，指望一群专精贪渎、钻营、配种的瘟猪、淫棍、种驴及李东生式的皮条客们如李昌钰那般身正影直，心无旁骛地专事刑事鉴识刑侦破案，无异于强让公鸡下蛋，不啻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理应明镜高悬，最可清明、亲民的赢国警察系统、政法痿早已彻底沦堕为低能无为权谋者的会聚之场所和破案无方、敛财有法、不学无术、沐猴而冠、溜须拍马、好大喜功、偏袒护崽、徇私枉法、奸佞当道、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好色纵淫、蝇营狗苟者咸集之乐土，成为赏罚不明、窝案高发的法外之地！

不禁想起了三国里诸葛亮的台词：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使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自从警方习惯于闭门造车内化办案模式和刑侦吃大锅饭，就从来不缺轻慢冒渎公众智商的自捅11刀自杀、挑断脚筋跳楼自杀式奇葩断案和让善良人们揪心愤慨的赵作海、佘祥林、呼格、滕兴善、张高平张辉叔侄、聂树斌、念斌、陈满、陈夏影、钱仁凤、江西乐平式层出不穷，全国范围内已知的数千起冤假错案，更遑论悬案了！故一言以蔽之，类似白银悬案久侦未破，以及众多让受害者一生尽毁甚或付出生命代价的冤假错案却几乎无人可因此被追责判刑，这种事实上的刑不上共贪党冠猿，由此造成严重社会恐慌和政府公信丧失，实为现行党国悖论倒错体制及其愚民、驭民体系下官本位、潜规则、长官意志横行之祸！为伟大的猪圈系统张目，弹压民意使之不能出现触发影响教主长治久安的群体性事件的要务（“和谐”、维稳）压倒一切！！

在一个把精心塑造出来的“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刑侦界神笔马良”都可以当枪使、当厕纸，令其要为邪教擦腚兜底的肮脏体系里，注定结果正确许多只会是误打误撞，更遑论程序正义了！！所以就很容易理解为何竟然把全球几十上百万网友热心集智支招和金玉良言，部分甚至可说是精准导引破案的方法论弃若敝屣、置若罔闻，把确定存在和容易找到并且不止一位目击者这一破案三要件之一默杀和弃诸不用，却举全国刑侦之力行大炮打蚊子、杀鸡用宰牛刀的尴尬、荒诞事了！！居然还可以无耻地用“几乎没有目击者”“没有追寻线索”“不公开审理是因为残忍、涉及隐私”及“案情复杂”这样的屁话胡话鬼话敷衍塞责自摸自嗨，公然忽悠诓骗全国、全世界人民了！！！

在一个公众普遍没有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办案基本依靠刑讯逼供及监控，缺乏分权制衡的腌臜分赃体系内，所谓的“命案必破”口号及其高破案率只不过是厂公们揽功推过及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又一诓骗伎俩和愚民花招之一，如同饲喂瘦肉精的壮硕肥猪和注水猪肉般荒谬地存在，只可以拿来恶心人而已！

自从刑侦可以搞内化办案，并且习惯和热衷于吃大锅饭，处处皆刑侦懒汉，警察打死人不见被法办，可以拿冤案当铁案到CCAV矜炫，满街都是聂神探，犯了错误还有临时工恰巧出现，撞运破了案却都要雨露均沾，平时尽作龟缩蛰伏状此刻却如蝇逐臭般大量冒出能显露半个龟头真容的神探，报章荧屏满眼尽是说教洗脑标榜美化卸责洗地吹牛装逼无际无边！！

这就是为什么白银案即使几近动用了举国精粹刑侦力量，甚至请到了李昌钰这一享誉世界的华裔神探，也仍然不能雄起令案件复明反转的根本原因！

这反映了刑侦懒汉们明明没有程序正义，却奢求结果正确的操蛋心理、扯淡尿性！

事实上，白银案不同于“南大碎尸案”，并非不可破之案！

该案有具体和确定的指征：系列案件有共性；白银9起（实为10起）案件或有目击者（包头2起案件，按后续官方口径实为1起，但其始终无相关信息，按部分网友分析，疑“早已破案”，庆功会早就开完了，有关人员业已升官发财！此处不提）；均留有第一现场；案犯数次留下了包括指纹、掌纹、足印、精斑等一系列可助排查凶手及具排他性、足以指证的痕迹物证等等，完全可以有条件对凶手进行确定和较精准的描述、刻画和勾勒；而排他性物证则更具极强的指向性。

况事后反思及逆推理，高某为跨过黄河铁桥即抵的彼岸青城农民，而青城这一千年名镇彼时正值大力发展旅游，交通不可谓不便利，并且高某还在白银累计生活了10多年之久！（其在白银务工过几年；案发后举家租住在白银棉纺厂职工宿舍小区长达6年之久；在白银工业学校小卖部生活1年多。）“偏远农村排查困难”“1988年做下首案后，一直居无定所，行动轨迹飘忽于甘肃的兰州、天水及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包头等地”“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等说辞纯属厂公们睁眼说瞎话、顾左右而言他，娴熟搅屎一等下流无耻之变态忽悠！！

(笔者特将有关的分析制成了明了易懂的表格，如下图)

白银案可谓是全程屎尿屁，污秽横流！

砖头与骂声齐飞，唾弃共不满一色！这也是该案绝大多数网友普遍都呈嘘声呛声一片的根本原因！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在这个所谓“依法治国”“司法公正”的奇葩国度一直龌龊而又最真实地上演着。在这个可以炫耀强盗吃肉，却不允许强盗挨揍的党棍文化横行的分赃体系里，欺骗、隐瞒、吹逼、撒谎等各种官场现形记无所不在，白银案里则更属暴露无遗，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白银案——这一有人领功无人受过，施工单位懵逼无措失能失禁资质三无，事前责任人难觅、监理单位空缺，可谓是刑侦界的楼脆脆、桥垮垮、路塌塌事件！

延宕28年，曾经和最诡异的1.19南大碎尸案一同位列全国十大悬案，并且长期居于各大悬案之首，这一举世震惊堪称甘蒙之殇、刑侦之耻的惨烈大案，没有后续反思总结，甚至连残忍冷血的高某最终都当庭道歉了并愿意捐献器官，却始终无人可为白银案道歉担当及可被追责！而真相则更是云遮雾罩迷雾重重无从查考，而精准侦查进展通报、相关信息精确披露、口供证据轧对、审讯进度通气说明、侦查终结到收场善后、后续的犯罪行为学、犯罪心理学典型性样板研究、犯罪预防意义方面经验教训汲取、社会管理层面建言献策改进举措等研究亦始终、统统隐匿缺位无从说起，只有吹牛欺瞒撒谎遮掩封盖！

这就是猪狗牲畜们鼓吹的所谓“和谐”？！

与之相反，一贯地把丧事当喜事办，这样惨烈血腥及处置过程中错误低级、破绽百出乃至肮脏丑陋的大案却被公安群丑及政法蝇蛆们硬生生办成了鸡犬升天、弹冠相庆、群魔乱舞的狂欢盛宴和吹逼分赃的尬舞大会，这是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下特有的福利！这才是它们自信体质之所在！！这也是党国体制下兽妖猪头们为什么要强调党媒姓党，需要牢牢握紧“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进行最严格舆情管控和严苛新闻审查，需全面掌控舆论基地的根本因由！！！

谎言止于知者！白银案——这一内幕远比呼格案、聂树斌案、贾敬龙案、雷洋案等黑暗肮脏千万倍，堪称世界刑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集体造孽丑闻，注定将永载史册遗臭万年！！白银分局、市局、甘肃省厅乃至公安部、刑侦局莅事厂公们蛇鼠一窝地勾连、串通、作恶的经典传奇故事势必恒久远，终将永流传！为这个专精贪渎，种猪淫棍皮条客咸集，罔顾公平正义毫无廉耻效率担当，怙恶不悛恣意妄为视人民如同草芥，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邪教组织再着浓墨！

有着13.7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不仅“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张维迎语），甚至也出不了像李昌钰这样业务专精纯熟、权威公信兼具的神探，只有为奉迎党国洗脑文宣需要，谙熟党棍文化套路，官话套话假话瞎话胡话鬼话屁话说得溜，对鸡汤营销程式、悲情公关传统和欺瞒吹撒伎俩、推过揽功大法娴熟操弄，道德丧失良心昧灭廉耻全无，却对造星流程、摆拍甫士烂熟于心，惯于搔首弄姿，必要时可以兜底擦腚的神骗忽悠、影帝戏子、夜壶厕纸！！

就让我们继续在白银案、朱令案、纸币开手铐案、李天一等5人轮流发生性关系事件、杨佳案、唐慧上访案、躲猫猫死、湄公河惨案、南京620宝马案、徐纯合案、于欢案、王林案、徐明案、彭明案、河南农妇李桂英17年不懈追凶事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猥亵案、北京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事件、周远案等数以万计的公案、事件当中，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去感受狗日的党国体系下的司法公平正义吧！

不改变怙恶不悛的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从上到下欺瞒吹撒淫水四溅的党棍文化在猪圈系统的泔水缸里继续肆虐横行，如是，所谓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就是个拙劣噱头、下作忽悠、奇响臭屁！

如若信息不再欺瞒和足够公开，腌臜的白银案又岂止是高承勇一人应该挨枪子、坐穿牢底？？

诸多知名悬案，特别是1.19南大碎尸案亦并非完全不可名状和研判，以及定性、定向、定准。

#白银案黑幕重重 #党国体制倒错 #公安反智 #警察低能 #张欣屈死 #高承勇 #甘肃白银水川路

[independence-of-mind]

一场关于皇帝应怎么称呼生父的争论

作者：吴钩   2017-08-09

导读：曹太后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提议皇帝称濮王为“亲”，并追尊濮王为“皇帝”。

亲爱的女儿，假如我问：宋英宗赵曙应该怎么称呼他的生父赵允让呢？也许你会脱口而出：当然是称“父亲”了。

如果我说：许多士大夫都坚持要宋英宗称他生父为“伯”，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以现代人的观念，确实会感到不可理解。

但是，对于宋朝人来说，这却是必须明辩的政治原则，而且真的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辩。—— 你大概已想到了，我今天要说的故事便是宋英宗朝的“濮议”。

宰相首倡“濮议”

赵曙是以宋仁宗皇太子的身份继承皇位的，但他并不是仁宗的亲生子。

仁宗皇帝生育的三个儿子，都不幸夭折，只好将皇兄濮王之子赵曙收养于宫中，立为皇太子。

嘉祐八年（1063），仁宗驾崩，英宗继位。只是英宗体弱多病，御宇之初，由曹太后垂帘听政。次年，即治平元年才亲政。

英宗甫一亲政，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执政大臣便上奏：“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

韩琦此举，明显有迎合英宗心意之嫌，英宗生性纯孝，当了皇帝，想让生父濮王（已经去世）分享他的荣光，也是人之常情。

但其时仁宗逝世未久，不适合讨论崇奉濮王之礼，因此英宗下诏：“须大祥后议之。”

意思是，等过了仁宗皇帝逝世二周年的“大祥”祭礼之后，再议此事。

治平二年（1065）四月，仁宗“大祥”之礼一毕，韩琦等人又旧事重提，于是英宗下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

这明摆着是皇帝与宰相欲尊崇濮王的意思，翰林学士王珪等人相顾不语，不敢先发声。

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自告奋勇，奋笔写了一份意见书《议濮安懿王典礼状》，大意是说：濮王与陛下虽有天性之亲，但陛下能够登极，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却是因为继承了仁宗皇帝之嗣，从血缘上说，陛下是濮王之子，但在法理上，陛下却是仁宗之子。建议按封赠亲王的先例，尊封濮王“高官大国”。

王珪等两制官将司马光所拟《议濮安懿王典礼状》呈交给宰相部门。

宰相韩琦批复：“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再议。”

王珪说，“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伯。”

以王珪为代表的翰林学士认为，根据礼法，宋英宗应当称濮王为“伯”。时为治平二年六月。

宋人的这一观点，用柏杨的说来说，“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

但是，从礼法的角度来看，却是不难理解的，自世袭君主制确立以降，合法的皇位继承，一直遵循两条原则：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从来没有由侄子继承大位的道理。

在法理上以仁宗为父，构成了英宗继位的合法性。否认这一点，等于推翻了英宗登基的合法性。

而且，在古代君主制下，天子化家为国，“不敢复顾私亲”，私人性的权利与血缘关系理应让位于公共性的礼法秩序，英宗皇帝既然从“小宗”（亲王一系）过继为“大宗”（皇帝一系），获得皇位继承的合法性，那么按宗法的要求，需要割舍“小宗”的名分，因而要求他割舍与生父濮王之间的父子关系（法理上而非血缘上），从宗法上来说是不过分的。

除非你有魄力不认这一套宗法，然而，如果不遵从宗法，那今后的皇位继承与政治秩序，必定乱了套，谁有实力，谁就可以自任皇帝。

我尽量用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的宗法，不知道这么说你是不是能够理解。

当然，这一宗法上的要求，显然是违背了人之常情的，也肯定有违宋英宗的意愿。

韩琦明白英宗心意，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即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奏（这段话我们先引述出来，后面再解释）。”

建议书尽管没有明说，但意思非常明显：皇帝应该以“皇考”称呼他的生父濮王。

英宗心领意会，“诏从之”。

这份建议书，应该出自欧阳修的手笔。在宋英宗朝的这场濮议之争中，宰相韩琦是始作甬者，也是“皇考”派的主将；参知政事欧阳修则是韩琦的理论旗手。

韩琦、欧阳修之所以要让三省、御史台参与进“濮议”，原来是以为“朝士必有迎合者”。

谁知他们误判了形势，百官集议之时，不但欧阳修的立论遭到礼官的迎头痛击，而且很多台谏官都选择支持礼官与两制官的意见，即都认为英宗皇帝应该称濮王为“皇伯”。

礼官的反对意见

执政团队坚持称“皇考”的理由有二：

其一，《仪礼》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意思是说，过继给他人为子的，要为亲生父亲守孝一年。欧阳修据此推论说，可见“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

其二，皇帝称生父为“皇考”有先例，“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

但这两个理由都遭到礼官的反驳。

首先，从《仪礼》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推导出“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在逻辑上是非常牵强的，因为“为其父母服”只是出于叙述之方便，并无表示怎么称呼本生父母的含义。

因而，知制诰判礼部宋敏求、翰林学士判太常寺范镇、天章阁待制司马光都反驳说：“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不识文理也。”

其次，虽然确实有汉宣帝、光武帝都称其父为“皇考”的先例，但是，他们的情况与宋英宗不同，汉宣帝是以昭帝皇孙的身份继承皇位的，尊其生父为“皇考”，未乱“大宗”与“小宗”之分，不影响皇位继承的合法性；

光武帝则是起于民间，诛王莽而得天下，虽名为中兴汉室，实则与开创基业无异，就算他自立七庙，也不算过分，何况只是尊其父亲为“皇考”。

而英宗的情况，是以仁宗皇太子的身份，才得以继承皇位，怎么可以在仁宗之外，又尊一人为“皇考”？

不过，执政团队质疑礼官所议“于典礼未见明据”，却是颇有杀伤力。

礼官宋敏求也不得不承认，“出继之君称本生为皇伯叔，则前世未闻也”。韩琦与欧阳修正是抓住这一点，反驳礼官的“皇伯”说。

礼官提出的“皇伯”说，其实是从“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过继给仁宗为子”推导出来的，而且，“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养子为后者，皆以所生为伯叔父久矣”，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礼官的主张虽然未见之明典，却合乎逻辑与民间礼俗。

同知谏院蔡抗、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侍御史赵瞻、侍御史范纯仁、侍御史知杂事吕诲、权御史中丞贾黯等台谏官，都纷纷上疏，“乞如两制礼官所议”。蔡抗还当着宋英宗之面，陈说礼法，说到激动处，沧然泪下，英宗也动容哭泣。

韩琦与欧阳修大概也想不到礼官与台谏官会汇合起来反对“皇考”说，正不知如何应对之时，曹太后突然“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

英宗看了太后手书，“惊骇”，下诏说：“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

发生在治平二年六月的第一次“濮议”遂草草收场，追崇濮王之礼的动议暂时不了了之。

台谏官再次挑起“濮议”

在英宗皇帝下诏叫停“濮议”之后，还有一些礼官与台谏官陆续上书，“坚请必行皇伯之议”。不过宋英宗都将这些奏疏“留中”，扣留下来，不发讨论，希望平息争端。

与此同时，皇帝与宰执也稍然为第二次“濮议”做了一些准备：

治平二年八月，英宗将同知谏院蔡抗改任为知制诰，兼判国子监，因为执政团队“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罢其谏职”。

九月，又将权御史中丞贾黯改任为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任命书发下来第十二天，贾黯便病逝了，临终前“口占遗奏数百言”，仍然坚持“请以濮王为皇伯”。

转眼到了治平二年十二月，冬至祭天大礼过后，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复申前议，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

吕诲说：国朝制度，凡军国大事，皆得二府合议。如今议崇奉濮王，只看到中书门下首倡，礼官、两制官、台谏官“论列者半年”，而枢府大臣却恬然自安，装聋作哑，这是怎么回事？

“臣欲乞中旨下枢密院，及后来进任两制臣僚同共详定典礼，以正是非。久而不决，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

英宗跟吕诲说：群臣反对朕尊濮王为“皇考”，想必是“虑本宫兄弟众多，将过有封爵，故有此言”。

吕诲说：没有这回事。想仁宗皇帝“于堂兄弟辈尚隆封爵，况陛下濮宫之亲”，陛下若给濮邸封爵，谁敢说三道四？但尊为皇考一事，关乎礼法，不能不详议。

随后吕诲又连上七疏，要求再议濮王之礼。但英宗没有同意（也许皇帝正在等一个时机）。

吕诲又说，既然陛下不采纳台谏意见，那好，我不玩了，我辞职。但英宗又不批准辞呈。气得吕诲暴跳如雷，转而攻击韩琦、欧阳修。

宋朝的台谏官有一个特点，攻击起执政官来，措词都十分激切。

比如吕诲痛骂宰相韩琦首倡濮议，教唆人主“欲称皇考”，致使太后与皇帝有嫌猜，“贾天下之怨怒，谤归于上”，必须罢去韩琦宰相之职，“黜居外藩”。

他又痛骂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证，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请治欧阳修之罪，“以谢中外”。

另一位宰相曾公亮与另一位参知政事赵概，因为在“濮议”中不置可否，也受到吕诲的抨击：“（曾）公亮及（赵）概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

吕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范纯仁与吕大防等御史也纷纷上书弹劾韩琦与欧阳修。这大约是治平三年（1066）正月的事情。

此时，韩琦与欧阳修也上书自辩：本次“濮议”，礼官请称皇伯，臣等认为“事体至大，理宜审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才“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不欲纷争，下诏罢议，但“众论纷然，至今不已”。

议者所坚持的“皇伯”说，其实“是无稽之臆说也”，为何？

“盖自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者矣”。因此，自古以来，从未有“称所生父为伯叔者”，称之，则为“礼典乖违、人伦错乱”。

（韩琦像）

韩琦与欧阳修的观点，显然更容易为现代人所理解，哪里有不让称生身之父为“父亲”的道理？

但欧阳修忘记了，按传统宗法，血缘意义上的父子关系，与法理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是可以相分离的。

宋朝礼官坚持要辩明的，其实是濮王与英宗在法理上的关系。

如果英宗在法理上以濮王为父亲，那么他的皇位继承，便缺乏合法性；传统礼法也将失去了论证皇位合法性的功能。

宋英宗本人，当然站在执政团队一边，“上意不能不向中书”。但他没有仓促下诏采纳宰相的意见，他还要等。

等什么？

等曹太后的说法。

曹太后的调解

正月二十二日，曹太后突然给外廷下发了一道手诏：“吾闻群臣议称，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濮王的三位夫人）并称后。”

曹太后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提议皇帝称濮王为“亲”，并追尊濮王为“皇帝”。

为什么曹太后突然倒向韩琦一方？

当然是因为宰相团队的游说。不久之前，韩琦借皇室祠祭的机会，将欧阳修写的一道《奏慈寿宫札子》，托宦官苏利涉、高居简转给了曹太后。

在这道《奏慈寿宫札子》上，欧阳修说明了之所以要尊濮王为皇考的义理与先例，又简述了礼官、台谏官与执政官的争论，礼官所议如何与礼不合，台谏官如何无理取闹，皇上与宰相如何克制。

然后笔锋一转，说，太后之前手书赞成礼官的无稽之说，“臣等窃恐是间谍之人，故要炫惑圣听，离间两宫，将前代已行典礼隐而不言，但进呈皇伯无稽之说，欲挠公议。”

曹太后深知皇帝与宰相的心意，不欲朝廷因此而撕裂，只好委曲求全，出面调解政府与台谏之争，于是便有了这道手诏。

接到太后手诏，韩琦、欧阳修“相视而笑”。

随后，宋英宗降敕：“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祭祀。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

诏敕的措词非常谦抑、委婉，主要的意思有两个：采纳称濮王为“亲”的提议；建濮王坟园，规格低于皇帝陵园，实际上也即不敢尊濮王为“皇”。

而“亲”字在古汉语中，既有专指“父亲”之义，也可以泛指亲人，皇帝采用这样一个模糊称谓，也是想退一步，以期取得礼官与台谏官的谅解。

皇帝能够如愿以偿吗？

政府、台谏成水火之势

“相视而笑”的韩琦与欧阳修有点高兴得太早了，他们迎来的是礼官据“礼”力争的反驳和台谏官更凶猛的攻击。

判太常寺吕公著上书说：“陛下入继大统，虽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于濮王无绝父之义，于仁宗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但是，称濮王为“亲”，“于义理不安，伏乞寝罢”。

台谏官更是来势汹汹，吕诲说：“先帝遗诏诞告万方，谓陛下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四夷诸夏，莫不共闻。今乃复称濮王为亲，则先帝治命之诏不行，而陛下继体之义不一。”

越说越激动，乃至扬言：“称亲之礼岂宜轻用？首议之臣安得不诛？”

不过在宋朝政治环境中，这种激切之词，徒逞意气而已，对韩琦与欧阳修并无半点杀伤力。

倒是范纯仁的一道奏疏，让韩琦很是尴尬。

范纯仁是这么说的：“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尝预闻外政，岂当复降诏旨，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过，不思朝廷祸乱之原。且三代以来，未尝母后诏令于朝廷者。秦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今一开其端，弊原极大，异日或力权臣矫托之地，甚非入主自安之计。”

直接对太后手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韩琦看到范纯仁的弹奏之词，委屈地对同僚说：“琦与希文（范纯仁父亲范仲淹）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

其实，这也是宋朝常见的政治风气，朝堂之上相互攻讦的双方，私底下很可能交情不错，比如熙宁变法中的王安石与司马光；而公事上“同仇敌忾”的两个人，也未必有什么私谊，比如赵抃与范镇携手反对王安石变法，私人关系却非常糟糕。

这个时候，台谏官的进攻重点，也不再放在皇帝应怎么称呼濮王的问题上，而集中攻击执政官非法沟通内宫。

吕诲再上一疏：“近睹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并用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议，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宫苏利涉、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盖欲归过至尊，自掩其恶。卖弄之迹，欲盖而彰。欺君负国，乃敢如此！”

在这场“濮议”之争中，吕诲前前后后上了二十六疏，是最坚决、激烈反对“皇考”说的一位台谏官。

吕诲等台谏官又集体提出辞职，“居家待罪”，不赴御史台上班。

英宗让宰相发札子促请御史们赴台供职，但吕诲等人“缴还札子”，“坚辞台职”，并称“甘与罪人同诛，耻与奸臣并进”。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台谏与政府已势同水火，不可两立。

结局：惨淡的胜利

宋英宗问执政团队，怎么办？

欧阳修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陛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

英宗犹豫良久，决定挽留执政官，斥逐台谏官。不过想了一想之后，又交待了韩琦一句话：“不宜责之太重也。”

“斥逐”是宋人说法，以渲染台谏官悲情。

严格来说，这只是宋朝的一项宪制惯例：“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当去”；若采纳言官之议，则宰相辞职。

这样的宪制惯例旨在维持政府与台谏之间的政治信任，就如议会制下，议会若是对政府发起不信任投票，并获通过的话，那么一般来说，结果要么是解散议会（相当于全体议员辞职），重新大选；要么是更换首相（相当于原首相辞职），以此重建议会与政府的信任。

治平三年正月底，吕诲被罢去侍御史知杂事之职，出知蕲州（今湖北蕲春）；范纯仁出任安州（今广西钦州）通判；吕大防免了监察御史里行之职，出任休宁（今安徽休宁）知县。

侍御史知杂事为御史台副长官，按宋朝惯例，其解官“皆有诰词”，即需要知制诰起草人事任免状。

而宋朝的知制诰，有权拒绝起草诰词，亦即封还皇帝的任免意见。

当时值日的知制诰是韩维，他还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有封驳敕命之权。韩琦知道这位韩姓本家很难缠，担心他会“缴词头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所以耍了一个手段，绕过知制诰起草诰词的程序，将吕诲免职的敕命直接送到吕家。

韩琦的做法，显然是对政制的破坏。

韩维得知，果然气得跳起来，上书说：“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与闻，纪纲之失，无有甚于此，宜追还（吕）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要求皇帝“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

但英宗都不同意，“皆不从”。

与吕诲被免职同一日，同知谏院傅尧俞被任命为兼侍御史知杂事，接替吕诲的职务。

但傅尧俞坚决不接受新任命，说：我也上书反对过称濮王皇考啊，如今吕诲等人被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英宗连下数谕挽留，但傅尧俞坚持“求去”。

最后，英宗不得不在三月份改任傅尧俞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同一日，侍御史赵鼎、赵瞻也因为曾与吕诲一起“居家待罪”而被免了御史之职，分别通判淄州（今山东淄博）、汾州（今山西汾州）。

知谏院司马光上疏要求英宗召还傅尧俞等人，不获同意，也提出辞职：

“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凡尧俞等所坐，臣大约皆曾犯之。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臣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惭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赐降黜。”

连上四封辞职报告，但英宗一直不予批准。

（司马光像）

接替贾黯担任御史中丞的彭思永在“濮议”中表现并不活跃，只上了一道由程颐代笔的《论濮王典礼疏》，赞同称“伯”，反对称“亲”。

由于表现不活跃，这位御史台长官被同僚鄙视，认为他“媕阿”。

不过，在吕诲、吕大防、范纯仁、赵鼎、赵瞻等台谏官被逐后，彭思永还是上书“请正典礼，召还言事者”，又“自求罢”，但英宗皆“不许”。

第二年三月，彭思永给了欧阳修沉重一击：检控欧阳修与儿媳妇乱伦通奸。

刚刚继位的宋神宗要他交待清楚信源，彭思永说，“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议，违典礼以犯众怒，不宜更在政府。”

此为后话，略过不提。

吕公著也上书讽谏英宗：“陛下即位以来，纳谏之风未彰，而屡黜言者，何以风示天下？”请追还吕诲等人。

英宗当然没有听从，吕公著于是也提出辞职，并且托病不上班，“家居者百余日”。

皇帝派中侍至吕家慰问、敦谕，又请吕公著兄长吕公弼劝告，吕公著才回去上了几个月的班，随后又上书请辞。

治平三年八月，英宗只好应吕公著之请，将他外放到蔡州（今河南汝南）。

至此，历时一年多的“濮议”之争，以御史台几乎被“斥逐”一空而收场，皇帝与宰相取得了有限的胜利：宋英宗不用以“皇伯”称呼父亲濮王，但也不敢尊濮王为“皇考”，只是含糊其词地称为“亲”。

又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便因病逝世了，“称亲”也变得毫无意义。

这一在“濮议”中争取来的胜利，可谓惨淡。

余话

为了一个“怎么称呼亲爹”的问题，礼官、两制官、台谏官与执政官争执了一年半时间，连皇太后也卷了进来。不止一个士大夫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惜辞职，自求贬斥。

这件事，如果请今天的人来评说，也许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值得争吵吗？

学界对“濮议”的研究已相当透彻，但严肃史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公众而言不过是隔阂的学术知识；

而通俗的历史叙述，往往又流于浅薄，柏杨《中国人史纲》的解释可作为代表：

“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这么说，分明是将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饱学之士当成了“傻缺”。

其实我们可以从今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法理学、政治学角度，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濮议”之争。“濮议”首先是一个法理问题，涉及皇位继承的合法性。

这一点，我们前面已有所阐释。

随着争论的进展，在台谏官全面介入之后，“濮议”又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学问题。

对于台谏官来说，“濮议”至少关乎几个重大的政治原则：

皇帝的意志要不要接受礼法的约束？

礼法的解释权归政府，还是归礼官？

执政集团的权力要不要受台谏掣肘？

实际上，在“濮议”之争的后期，台谏官的关切重点，也从“皇考”、“皇伯”称谓的法理纠缠，转移为对君权、相权强化的警惕：

包括吕大防弹劾宰相“臣权太盛、邪议干政”；吕诲弹劾韩琦交结内侍；范纯仁质疑太后手诏合法性；韩维指责对吕诲的免职不合程序，吕公著反对宋英宗“屡黜言者”。

而对宰执韩琦与欧阳修来说，以他们的两朝元老的身份，完全犯不着讨好年轻的新皇帝，他们执意迎合英宗心意，也许是为了襄助身体羸弱、性格怯弱的新皇帝走出先帝光芒笼罩下的政治阴影，确立起强势的君主权威。

宋英宗继位之初，由曹太后垂帘听政，也是因韩琦极力催促，太后才撤帘，归政于英宗。

从这个角度来看，“濮议”之争，如果宰相胜，则皇权与相权将变得强势，政府在皇帝的支持下，或者说皇帝在政府的支持下，更容易干出他们想干的事情。

如果台谏胜，则皇权与相权将会受到更大制约，不容易做事情。

我们拉长历史观察的时段，会将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

熙宁三年（1070）三月，宋神宗与执政团队讨论青苗法，神宗问道：何以人言纷纭、反对青苗法？

赵抃说：“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

赵抃重提“濮议”旧事，是想向神宗申明一个道理：一项政策，如果多数人反对，那么，即便是宰相力主之，也不应当仓促施行。

而王安石却说：“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养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此岂是正论？”

宋神宗为英宗亲生子，立场当然倾向于“皇考”派。

但王安石这么说，应该并不是为了讨好神宗皇帝，而是暗示神宗应当乾纲独断，厉行新法，无须理会人言。

如果我们将历史观察的视界拉得更宽一些，把发生在明代嘉靖朝的“大礼议”也纳进入参照系，问题就更清楚了。

明朝“大礼议”差不多就是宋朝“濮议”的重演，只不过部分细节与结局并不相同。

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朱厚照突然驾崩，由于武宗无子嗣，皇太后张氏与内阁大学士杨廷和选择了与皇帝血缘最近的武宗堂弟、兴献王世子朱厚熜为嗣君，这便是明世宗嘉靖帝。

朱厚熜继位后，在如何尊奉父亲兴献王的问题上，与廷臣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对峙。

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坚持认为，世宗以“小宗”入继“大宗”，需要先过继给明孝宗（明武宗之父）为子，以获得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因而，应该称兴献王为“皇叔考”；朱厚熜则坚持自己是继承皇统，而不是继承皇嗣，必须追尊父亲兴献王为“皇考”。

双方争执了三年，最后，朱厚熜顺利追奉生父为“皇考恭穆献皇帝”，而所有跟新皇帝唱反调的五品以下官员，被当廷杖责，廷杖而死者十六人。皇帝大获全胜。

这一结局，既是明代权力结构中皇权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必然结果；而且，皇帝的胜利，又进一步强化了皇权。

在“大礼议”胜出之后，明世宗开始御制文章，指斥宋代的司马光、程颐为“罪人”、二人之论为“谬论”，又贬抑孔庙祀典，此举当然是为了将士大夫把持的、隐然与君权抗衡的“道统”压制下来。

嘉靖朝“大礼议”也是明代内阁制演化的一道分水岭：

之前权力相对强健、独立的“三杨”内阁、杨廷和内阁不复出现，阁臣对皇权的依附性在“大礼议”之后更为突出，哪怕像严嵩、张居正这样的权臣，对于皇权的依附性也非常严重，严嵩需要给嘉靖撰写“青词”博取皇帝的青睐；张居正的权力也是来自类似于“摄政”的特殊身份，而不是正式的相权。

今天一些自称秉持“自由主义”的论史者，对明代“大礼议”中的杨廷和等士大夫冷嘲热讽，却看不出礼仪之争背后的法理学（道统与皇权之法理关系）与政治学（内阁与皇帝之权力消长）要害所在，未免有点不识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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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陳小魯口述》

我们家是在怀仁堂西侧的一个夹道内，这里据说原来是宦官还是宫女住的，叫庆云堂。这个夹道内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门的朝向和怀仁堂平行，那个院是标准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来间房子，大约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间，比较宽，侧房也有个五间吧。他家侧面是个夹道，我们都走这个夹道。这个夹道第二家是侧面开门，是谭震林家。第三家是邓小平家，第四家便是我们家。我们这四家住得比较近。怀仁堂后边原来是林伯渠住，怀仁堂的东侧是董必武、陈伯达家。

中南海里面分三个区，我们住的这片叫乙区。甲区是毛主席、杨尚昆他们住。刘少奇原来也在甲区住，林伯渠去世后刘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区和乙区之间是有岗哨的，好像是甲区可以到乙区，乙区可以到丙区。乙区到甲区要经过登记手续。

丙区有个紫光阁，边上是国务院小礼堂，经常放电影。原来放电影，一是甲区有个电影厅，给主席看，有时候我们也去看。后来我们主要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比如像「冰山上的来客」等都是在那里看的。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要买票，一般都是外边公演的。偶尔放一些内部电影，但不让我们小孩看。门口会挂个小黑板，只准成年人看，小孩不得入内，那就属于内部电影了。我们看到那个牌子就自觉不去了。

住中南海里面各家的孩子经常是串来串去的，这个人家也不管。孩子们相处得都还可以，一般不怎么打架，比较和谐。那里的生活就是大人管大人，小孩自己管自己。原来呢，领导人之间也还互相往来，后来共产党内部情况也是有点紧张，就不太往来了。一般来讲，他们之间也不是经常串门，工作忙嘛，另外估计也是串门怕串出问题、惹麻烦。

我上初中，进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点关心政治了。那时小孩子们讲的「政治」，一个是国际大事，另一个就是党��。学校给学生们开设了政治课，还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还以「解放台湾」为题开展过课堂辩论。

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对这些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参加辩论的多数是干部子弟，不少干部子弟那时候就比较有政治意识了。比如林立果，只比我大一岁，可好像什么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让他看中央文件。他也愿意对我们说，就是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

父亲从小就告诉我们：「我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多问。」所以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自觉地不去问。对父亲，我从来不提问题，也不主动说。父亲对我们子女有规定，他写的诗词，我们可以看；但文件，我们绝不能碰。偶尔听到父母之间谈工作，不能插嘴问。父亲经常说，父母在家里说的话，你们即使听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乱说。父亲从来不把党内的事情跟我们讲，讲党史都很少。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经过多年熏陶，对我的人生观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我考八中时，分数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干部子弟那时有点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主席对毛远新讲话，与王海蓉的讲话，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干部子弟里传起来的，普通同学就得不到这个信息了。这就激发干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另外呢，干部子弟讲培养革命接班人，认为我们自然就是接班人，谁接班也没我们接班好，有这种优越的思想。干部子弟还有个特点，互相之间串得比较厉害。父母是战友，子女往来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们当然就是急先锋了。

1966年6月，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之后，全国就乱了。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说：「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你们学校怎么样了？」我说，学校停课了。他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他还说：「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这样，我们就算「划清界线」了。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一次我在现场，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印象也特别深。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一眼，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头啊！我以前见到这些领导人碰面时，都不会这样呀。

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出事了！刘少奇可能够呛。当时我就觉得，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很团结吗？现在怎么不团结了？我还想，彭真，罗瑞卿他们都曾经得到重用啊。怎么一下就打倒了？中央讲他们是反革命。可我与他们接触过，他们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我还听说，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在地下爬。我一听，心里特别难受。「造反」就是这样吗？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对文化革命产生不好的感觉，就是四中的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因为我原来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联，听说他们正在开会，就去听听。进去以后我发现，四中的干部子弟学生分成了两派，在吵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们对峙，我特别难受。文革运动才刚刚开始，怎么就闹起来了？

进入8月份，红卫兵兴起。接着，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不同意这样的口号，也没参加红卫兵。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没去，因为我不是那种「积极分子」，也没人通知我参加。

在校文革期间，我曾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当时，我觉得搞运动，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我挑头组织了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批判会。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本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后来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句话「要武嘛！」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对于普通学生来讲，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

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听人说，在八中附近的一个人家发现了反动的东西，我就跟着一个同学跑过去。一看，确实是有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我看到那家里破破烂烂的，人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倒是觉得他挺可怜的，将来生活怎么办呀？那天，我感觉很不好。从那以后，我再不参加抄家了。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我真管不住。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我也没有办法，守不住啊！我当校文革主任的任内，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杀的，打死的都有。后来没人追究我，就是因为当时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打人。

8月25日，「西纠」成立。为什么是「西城」纠察队呢？当时我的想法是， 我们「四、六、八中」都在西城区，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海淀、东城的，我们管不了。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我刚上天安门，下面就出事了。毛主席坐车先到广场转一圈，然后回天安门城楼。到金水桥的时候，一个鞍山的学生要见毛主席，就扑倒在毛主席车下，一下子把车队逼停了，群众都向毛主席的车挤去，很危险。不知道谁说，你们红卫兵还不赶快去维持秩序？结果一帮「西纠」的人就解下皮带，当着毛主席的面就打挤上来学生。当时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他们在打人。我估计，那件事让毛主席对「西纠」的印象很不好。

「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本意是要纠察红卫兵的，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以为我是红卫兵。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

11月份以后，一个朋友告诉我，谢富治嘱咐自己的儿子——他是四中的红卫兵，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听了以后，我就明白，上面对「西纠」不满意了。于是，我产生了为「西纠」善后的想法。当时「西纠」有三个选择：一是「散摊儿」；二是「倒旗」；三是「对着干」。我主张「倒旗」，就是停止办公。但是，最终没能实现。

「西纠」的作用，从我的想法来讲，就是当时红卫兵有点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么认为我不知道，至少我认为已经出格了。所以我们组织起来，红卫兵要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它在整顿社会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当然这个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只不过是我们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实践，这里头也可能有对左倾路线的抑制或者是抗争。

1968年，总理送我当兵去了。送我当兵，一方面是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监管起来，免得我出事。因为在外面，我属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连里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的「锻炼」。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

我们连是39军115师344团3营7连。那时候，部队以军为单位讲军史。我们军长讲39军的军史，是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讲到当时的朱军长，也不知道是第九任还是第十任了。数完了他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听着挺寒心的。

不久，林彪出事了。我们39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号称林彪的「三只虎」之一。当时我有一个思想疙瘩没有解开：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反毛泽东？他要干嘛呀？吃饱了撑的？实际上，以前「四野」的干部可能都有类似疑虑，但是不敢说。

父亲去世时，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当时毛主席哭了，对此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

我是1975年结的婚。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 我当时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沈阳军区的政委是毛远新，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那一套我心里头接受不了，干不下去。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找到伍修权，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

我们对江青，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她的一些作为，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 像我母亲，她1938年参加革命，最后是14级干部，级别很低。为什么呢？我父亲压着她。还有邓颖超，那么老的资格，就是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总理不让。

现在看「571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确实有很多东西，林彪不知道。「纪要」提出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也就是「文革」中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都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无非也是这么一套说法。现在，「571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

文革前期，我对总理没有质疑。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当然了，责备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毛主席又那种态度，谁又能怎样？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处理这个事、那个事，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呢？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十年动乱，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但没人总结，所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新生，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大。

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但确是「必然」出现的，是共产党走到这一阶段必然要犯的错误。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就是他的「毛式共产主义」。且不论对错，但他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这点起码就是不对的。我很反对他那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一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账。但是，为了把别人搞臭、搞倒，就从头算账。从批彭罗陆杨，到批刘，批邓，再到批林，都是这么做的。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现在管理社会，一个政党，一定要讲手段，讲过程，都要经得起推敲。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也不是某个人的原因。毛泽东只是个典型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四人帮」，推到林彪身上。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整个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还算比较清醒一点儿的。当然，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开反对，总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为肯定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起码我不积极去做。我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动都是我自愿的，当然做错了也在我。

在我们国家，人们对于人道主义，对于人性，人权，从来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认识。暴力是人类的一种天性，政府、法律、 监狱都是要遏制人类本身的暴力性。但是，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法律废止和政府失职以后就会有暴力出现，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这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由于长期宣扬阶级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纵容的态度，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这种事文革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共产党从红军时期的肃反、延安整风就有，类似的运动绵绵不绝，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

1975年批邓以后，我就决心不说违心的话了，我很强调我的个性和人格，我觉得共产党干部现在就缺少个性，缺乏人格，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着官大的说。

处理西单民主墙，我不大满意。不能说，支持你的就是好，不支持你的就不好。当时我有这个想法，现在还这么想。这个事情说明，共产党的作风就是马列主义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我是1986年10月到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的，政改研讨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成立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担任小组负责人，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政改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七个专题组，记得有党政分开组，党内民主组，社会主义民主组、机构改革组，人事制度组等，抽调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研讨。

那一段时期特别强调：执政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说共产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时奉为圭臬的，是老邓1979年关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 

我当初在政改办，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高级干部的培养，需要时间，需要台阶。30多岁的人，你想当国家领导人，不可能的。我们的干部一定要在基层搞个几年，在县一级搞多少年，然后在市一级再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级还不能光搞一项工作，不同的部门都要搞一搞，这样才能了解社会，才能了解我们这个体制是如何运作。这样到了省部级，50岁就是比较快的了。中央领导人就该是60岁上下了，最好是干一任，到65岁或者70岁就下来。最高领导到70岁，普通领导一般到60多岁就下来。这是正常的循环。

现在看我们的官兵比例，官的比例奇高，各个国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你还要考虑一条：我们的兵还并不都在一线啊。一个离退休老干部，他就占了两个兵的名额，这全国又是多少万。还有一个机构叫「老干办」，干休所下面也有些战士，还配了设备什么的。你说你的作战能力还有多少？真正能够在一线使用的有多少？

中国军队体制最早是学苏联红军的。我们分析过，政治委员制度产生于苏联红军时期，因为当年红军是新生的，它有很多将领是从白军倒戈过来的。所以说不可靠，需要派一个政委帮助。军队政治部门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不放心嘛。但后来情况变了，苏军也是「一长制」了，只有个政治副团长，没有政治委员了，也没有政治部的机构了。反而是我们发展成为传统了。所以军队最大的臃肿就是这一块。

十三大以后，1987年10月，中央宣布成立政改研究室。我在政改研究室的社会改革局当局长。政改研究室成立后，我们主要就是搞一些调研。

我参加过工会改革的研究。工会改革有一个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不能老是「御用工会」，收会费、看电影就完了。你能替工人讲话吗？我们当时主张，工会应该要有不同的声音，要尊重、维护工人的利益。因为实际上如我们看到的，而且到现在越来越明显，就是很多地方的党委和资本联系在一起了，他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劳动者讲话。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共产党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是宪法？还是人民选举？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武装选举」。「武装选举」只有一次，能保你多少年？是不是能永远保着你？改革开放算是「经济选举」，又能保你多久？也不是一劳永逸吧？当时，我就觉得孙中山的民主三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还真是有点道理。

政改研究室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党内民主做起。因为别的不太现实，而且阻力更大。实际上，党内民主也很难！因为我们「一元化」惯了，什么事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当时我们的设想是，能不能在中央委员这一级，在1000个高级干部里首先实行民主？

当时，上面公开或半公开地允许部队经商。为这事，我直接去找了鲍彤。我说，你看看，世界上从最落后的军队到最先进的军队，没有一个允许经商的。……咱们搞商品经济，不能说部队也搞，那不行。

「六四」以后，中央开十三届四中全会，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当时有一个19号中央文件，讲动乱的。我看了——当然不是通过正式渠道看的，看完以后，这么说吧，其中一半儿是不公正的，一半儿是假的。

在对政改研究室的重点审查期间，杨尚昆找过我，也是要我揭发赵紫阳。我讲了三条：首先，我认为赵紫阳并不支持动乱。你要是说，他处理动乱不力，这可以，但是他绝对不支持。其次，赵紫阳没有反对老邓。他可能对老邓的某些看法有自己的意见。对不对另说，你不能因为他某个看法可能跟老邓的初衷不一样，就说他反对邓小平。再次，我很长时间就没有见到赵紫阳本人，后来的事情都是老鲍传达的。如果说老鲍传达的有什么问题，那是老鲍的问题。赵紫阳本人怎么说的，我没法评论。我所得到的信息，正式交代的，是上面要求我们「不要介入这个漩涡」，「不要去支持学生，不要跟学生接触」，「遵守党的纪律」。

后来，杨尚昆还找我谈过话，主要是要我揭发鲍彤。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说老鲍有「情妇」。我说，据我所知，那个女的无非是陪老鲍去养蜂夹道游了两次泳。事后有人传给我一句话，说杨尚昆「很失望」。我说，那没办法，我只能讲我知道的。

不过，杨尚昆也好，老邓也好，可能真是认为「六四」的内幕非常「黑」。当然我不能确定，但是清查的时候，确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当时，我的态度很明确，要说有错误，赵紫阳肯定有错误，下台都应该。这么大的事儿，他身为总书记肯定要负政治责任嘛。但是你不能给他编造别的东西。

我后来为什么转业呢？也是对整个「六四」的情况很不满意。我觉得，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真的没有接受教训。到了现在，还是搞这种手段。赵紫阳下台，不是很容易吗？老邓一句话就行了。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问题，栽到他头上？还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六四」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人关心政治，恨不得都来管天下大事。实际上，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不可能有那种理想中的大民主，什么都搞投票。另外，它也打破了中国人对共产党的幻想。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他的种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的是《毛选》，学的是「雷锋」。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么个方法，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

过去党内的政治斗争，都会打出一个崇高的旗号，说对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由化」等等，无非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容忍对手，双方达成一个共识。所以政治斗争「你死我活」，就会采取极端手段。

所有当权者都一样，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对当权者形成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

当然，新的变化也是有的，比如领导人终身制的结束，就是从老邓开始的。这只是前进了一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不能总是自我copy，这类似血缘上的「近亲繁殖」，结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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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张玉峰

本文写于1997年。

张玉峰， 方正集团公司董事长，教授。1946年4月18日生，陕西省蒲城人。

1965年9月～1970年3月，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学习；

1970年3月～1978年11月，在北大汉中分校工作；

1978年11月～1986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

1986年～1995年7月，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执行副总裁；

1989年，被评为北京大学高级工程师；

1993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教授；

1995年7月～1996年5月，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总裁；

1996年5月，北京大学校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97年7月，北大方正集团公司董事长。

1994年，第三届全国科技企业家创业金奖评选活动，张玉峰是100多个企业家里面唯一一个副总裁，其他企业家要么是董事长，要么是总裁，但最终，以副总裁身份参加评选的张玉峰却获选票最多。

评选质询中，有评委问张玉峰，你怎样看待中关村说你铁腕，是方正的实权人物。张玉峰回答：“只要方正得到了发展，我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又有评委问，既然公司实际上是你在运作，为什么一把手不是你？张玉峰给了他们一个很技巧而又能让他们满意的答复：在奥运会上，不管是王军霞还是曲云霞领跑，最终只要是中国队拿下冠军就是胜利。对方正而言，只要方正是在向前发展，谁是一把手并不重要。

谁是一把手都不重要

1989年，张玉峰决定和原香港金山老板张旋龙分别投资8万美元开发方正金山汉卡，挤占四通打字机市场。1990年，方正金山汉卡由求伯君开发完成，但方正和金山各支一摊搞销售的情况不利于统一价格、共同开拓市场。同时，市场出现了巨人6401汉卡，来势很猛。面对于此，张玉峰决定和张旋龙再各自投资100万美元，成立合资公司，统一开发和经营，联手共拓市场。

方正前任总经理开始同意这个计划，随后又反对。“汉卡事件”成为方正第一届领导班子危机的直接导火线。张玉峰向学校陈述了他和公司一把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点：公司和王选是真诚合作，还是踢开王选，另搞一套；公司积累下来的有限资金是继续投资到高科技研究开发中，还是投到深圳、惠州的房地产中去。张玉峰认为“汉卡事件”是公司一把手给他的一个讯号：外面盛传公司实际运作是张玉峰，这对公司一把手造成了伤害。汉卡尽管对公司是个好项目，但是由���玉峰提出，一把手就是要行使否决权，以此证明一把手的权威。

北京大学试图调和公司内部的矛盾，但张玉峰认为，为了方正的事业，矛盾必须解决。张玉峰的手腕硬了起来，他召集公司所有中层干部开会，会上做了只有两句话的发言，“鉴于目前健康状况，我将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说完，张玉峰便扭头回家去了。

张玉峰要辞职，公司干部们目瞪口呆。他们联名向学校投诉：公司发展需要张玉峰，公司发展不可能没有张玉峰。1992年6月下旬，公司主要干部向学校发出了最后讯号：如果在7月1日前不解决公司问题，7月1日公司营业部将开始放“暑假”。

1992年7月1日，前任总经理卸任；方正金山汉卡两年中的相关利润达到一亿多元。

张玉峰说，“一个人可能是杰出的县长，但让他当省长，他就可能什么都不是了。一个小孩很小的时候，带他的是保姆；这个小孩长大了，指导他的是博士生导师。保姆不能说，这小孩是我带大的，所以，博士生导师也要我来当。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保姆不能当博士生导师，就说这个保姆不是一个好保姆。她是个好保姆，但不能当博士生导师。”张玉峰至今仍承认，第一任总经理在决定把方正排版系统作为方正最主要产品方面立了大功。

方正第二任总裁卸任发生在方正上市前后。1995年，方正面临发展的极好机遇，也面临极大的挑战。张玉峰认为，第二任总裁是一个很杰出的经营人材，但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在1995年三四月间，张玉峰曾多次找第二任总裁谈话达几十个小时，表示为了公司的发展，自己可以放弃一切，但必须使方正按一个国际化高科技企业的战略发展。然而，第二任总裁让一向喜欢把什么事情都摆在桌面上说的张玉峰大为震惊。当时，适逢方正换届，学校召开公司干部座谈会。会上，现在的方正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国说：“方正是一条船，船上只能有一个船长，船长一定要在船上，船长只能是张玉峰。”

6月中旬，学校举行了公司130多名中层干部的民意测验会，90%的干部投票支持张玉峰就任总裁，这个结果震动了北大党委。张玉峰从1985年到1995年十年创业，从不抛头露面的幕后人物突然曝光，张玉峰这个一直在北大党委内有争议的人物第一次得到认可。北大时任校长吴树青说：“过去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张玉峰，现在我们才真了解到张玉峰在方正发展中起的作用和他对员工的感召力。”王选教授讲：“方正是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的完美结合，张玉峰是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代表。”

1995年7月1日，张玉峰就任方正总裁，他的“再创方正辉煌”的就职演说博得了方正员工长时间的掌声。张玉峰就任总裁的一年时间，做了四件大事：成立方正研究院；方正（香港）有限公司上市；成立方正投资公司；建设南方方正产业基地。这四件事在方正未来发展的进程中将显示出张玉峰的战略眼光。

在1996年7月，张玉峰就任总裁一年后，他向公司推荐了一位年轻的贺文来接替他。

此时的张玉峰希望公司不要老沿着他的思维方式发展，“换一个总裁，换一下新空气，可能更好。”这样，年轻的贺文被推到了前台，成为方正集团总裁，但三个月后，张玉峰又重新开始主持方正工作。“尽管贺文想把工作做好，也很有思想，但他没有运作大公司的经验。”1997年7月1日，张玉峰推荐他长期的助手张兆东担任方正总裁，而他自己则担任了方正董事长。张玉峰说：“张兆东是方正最早的创业者，他人品好，有能力。”

面对中关村关于方正总裁换来换去的议论，张玉峰不以为然：“有的公司总裁老不换，公司发展得很好；也有的公司总裁老换，也发展得很好。不能说自己公司总裁老不换，别人总裁老换，别人就有问题；也不能说，我们老换，别人不换，我们就有问题。盖茨一直没有换，微软一直很好；IBM一直在换，IBM越换越好。不能用一个例子说明一切，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自己的特点。小平同志讲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键是要看公司到底是发展了呢，还是没有发展？”

张玉峰最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东家长西家短地打小报告。“公司不是道德法庭，也不是检察院，公司只讲怎么能够创造效益。在一些特定问题上，公司只讲谁比谁更重要。”有人到张玉峰面前告同事的状。张玉峰问他：“你对你的待遇有没有意见，待遇有意见咱们可以商量，你没意见；工作，你也没有意见。

你说你对同事有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他比你重要得多；如果你一定有意见，我只能要他，不能要你，你就离开公司好了。在某一个细节方面，你可能是对的，但你对也没有用，他比你更重要。”

张玉峰在工作上不讲情面，但张玉峰平时非常随和，下了班，他会和汽车司机下象棋，他尊重看门的老大爷，也尊重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公司上下很少有人喊他张总，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张老师。

张玉峰不随便发表意见。“不了解情况，不了解得很具体，就随便发表意见，然后，再否定自己的意见，这样瞎指挥慢慢就会丧失威信。”但张玉峰遇到原则性问题，一定会坚持到底，一定不会让步，除非不让他做这件事情，除非能讲出充分的理由说服他。

手里有了2000万

张玉峰做公司之前，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个普通教师。每天早上，他像打仗一样紧张地骑着自行车前面带一个、后面带一个，把两个女儿一个送托儿所、一个送小学，然后，匆忙赶往教研室埋头做学问。张玉峰一家四口住10平方米，晚上孩子要睡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没地方看书了，只好摆一张小圆桌，坐在小凳子上备课。张玉峰形容这种生活是疲于奔命。

张玉峰走出书斋办公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改变一下生活，希望在经济上能有所改观。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北大，提上教授，觉得教授没有什么，但如果提不上教授，压力就太大了。提上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提不上，可真是有些不得了了。”虽然，张玉峰1986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后来，还获得过北京大学科技成果一等奖，自认为40岁左右搞个副教授，50左右当上教授，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他还是感觉到自己基础太差了，“文革”及“文革”后期耽误了他太多的时间，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实在有些力不从心。

此时，中关村一些公司已经成立了。张玉峰就在想，做什么最合适。经过反复的思考，1985年初，张玉峰从物理系借调出来，到学校办公司。“出来办公司，我是深思熟虑的，从系里调出，我义无反顾。”

1985年到1987年的两年是张玉峰四处碰壁、摸索积累经验的两年。“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公司，也不知道怎样办公司，北大就给了我们十平米的办公室，一部电话，三万元开办费。”

“有钱不见得能办成事，但没有钱绝对办不成事。我们最初的想法是，跟日本搞一个合资公司，北大有软件，日本有硬件技术，两者结合起来就能搞成一个产品，今天看来，这些想法是十分幼稚的。”

“那两年一直徘徊，几乎是一事无成，但我在那两年里的确学到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为了找资金，1985年，张玉峰家乡所在的县在北京开联谊会，张玉峰就对县长讲“两通两海”，讲中关村新兴的信息产业，讲干这行一定能赚钱；张玉峰还在他爱人的叔叔、一个乡镇企业家耳边吹过同样的风，但没人敢给张玉峰投钱。

1987年初，张玉峰遇到了玉渊潭农工商公司总经理付洪江，这个有眼光的农民企业家，在6月份，第一笔给张玉峰投了120万元。此时的张玉峰既希望玉渊潭投钱，又希望它不占公司的股份。后来，这笔投资被定义成了投资性借款。“我们给他们一个固定的回报，如果好，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玉渊潭付洪江先生，没有这120万，我不敢想象今天的方正是什么样子。”

张玉峰他们用这笔钱注册了北达技术服务部。当时办公司不准用北大的名字，就用了北大的谐音；当时叫技术服务部，是因为还没有公司的概念；用知青名义申请，是因为知道知青可以免税。服务部设在北京大学42楼一层楼的文艺室，两间房共60平方米。

张玉峰临时从中关村找来几个年青人，拿这120万从珠海进了一批计算机，开始做贸易，并给别人做简单的网络。“当年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但120万做计算机根本就不够。我再一次去找付洪江，我说，不够，真的不够。付洪江很爽快，1988年2月又给我们投了300万。这样加上我们赚的钱，手上一共有500多万。我们又从一家银行贷出了500万，就有了1000万，账面上有1000万的时候，还可以到另外一家银行再贷1000万。在1988年初的时候，我们手里突然有了2000万。2000万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比现在两个亿都要管用。我们迅速地把营业规模扩大了，迅速地从几个人变成了三四十个人。北达科技服务部为方正后来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培养了干部。方正第二任总裁晏懋洵、现任总裁张兆东都是北达最初的创业者。”

张玉峰认为，方正的发展有必然性，但是也有其偶然性。“我们经营已经有一个阶段了，我们手里有了比较多的钱，而此时，王选从1974年到1988年，经过14年的努力，他的激光照排系统已经发展到了四型机，是一个真正实用的产品了。有了钱，有了技术，又有了一定的经营经验，天时地利人和，方正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

“1988年下半年，我们开始经销激光照排系统，当时激光照排系统的核心控制器是山东的一家工厂生产的，但它生产的控制器不够稳定。1989年，我们决定自己生产控制器。我们把原来的两层板改成了四层板，体积变小了，走线更加合理了。我们的机箱是进口的，标牌是在香港做的，板子是在成都一家军工厂做的，焊接由电子部15所做。虽然我们自己没有生产厂，只有六七个人负责测试，但是我们利用了当时社会上比较先进的技术，元器件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和老化。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和性能大大地超过了原先经销的产品。为了对用户负责，我们免费把原先由我们经销卖出去的激光照排系统的控制器统统换了回来，为此，我们损失了几百万元。这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我们的信誉和高质量的产品赢得了用户。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方正就在激光照排市场上占有了绝对优势。”

张玉峰强调资金对方正发展起到的至关重要作用。“比如1988年底，我们第一个招标项目金额是187万美元，招标项目货付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收到钱，如果没有资金，就无法做。”

“方正起步是靠激光照排系统，而方正的发展是靠方正每年投入巨额资金从事开发研究，才使方正在这一领域十年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仅1996年，我们对电子照排领域的投入，就超过国家过去20年对北大这个项目投资总和的10倍。”

同研究所的关系

在中关村，研究所和公司关系处理好的有，但很少；处理不好的，多得可以信手拈来。张玉峰把正确处理方正和王选研究所的关系，看成是方正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张玉峰将方正和研究所之间的关系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1988年至1992年，研究所提供产品，方正负责技术服务、二次开发、销售和培训，公司向研究所交技术转让费。1992年，公司内部出现“红旗”到底还能够打多久？研究所的产品有没有生命力？公司要不要再拉出一摊人做同样研究工作的言论。研究所那边也产生了一些疑虑，譬如说，会不会卖了100套软件，却只对我们说50套。当时，张玉峰提出三句话：一、研究所在公司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二、亲兄弟明算账，不耍阴谋诡计；三、公司讲经济效益，不跟研究所争名。

1992年至1995年出现的新矛盾是：研究所有人认为公司靠研究所产品发家了，因此有人提出自己办公司，王选教授面临巨大压力；而公司的人埋怨，自己在业务上没什么长进，如果在研究所早就是教授了。此时，张玉峰提出：“公司要把研究所看成是公司自己的研究所，研究所要把公司看成是自己的公司。”

1995年，张玉峰正式主持方正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方正研究院，把研究所和公司合二为一。“全部待遇透明，一个工资系列。把公司这边的五六个研究部门划归研究院统一管理，因为实践证明王选能带队伍，出成果。”张玉峰原来是方正（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张玉峰辞去主席一职，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由王选来做。“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选做董事局主席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王选从公司的整体发展考虑研究院的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肖建国是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刘秋云副院长成为公司副总裁分管公司人事工作，这样就做到了公司和研究院的水乳交融。

研发是方正发展的原动力，到2000年，我们的研究院一定要达到1000人以上，最终会有几千人的研究队伍。”

王选·张兆东·张旋龙·赵威

“王选确确实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张玉峰在就任方正总裁的演讲中说：“王选是我们公司的楷模，是一面旗帜，他的奉献精神值得公司每一个人学习。”“我平常很少和王选交流，但是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非常容易勾通。原因很简单，因为方正的发展是我和王选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

“别人说自己很厉害，但我只知道王选是真厉害，真有本事把队伍带起来，把成果做出来。我信任王选，尊重王选，但我决不掩饰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理智和实事求是是我和王选长期合作的基石。”

“公司只可能有一个太阳，不可能有那么多太阳在发光。要宣传王选，宣传王选的目的是要宣传方正的企业文化，宣传方正倡导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增强企业凝聚力。”

第一次和张旋龙会面的场景，张玉峰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是1988年初，天上飘着雪花，很冷，在友谊宾馆，很巧合的机会，我们一谈，发现在很多方面俩人都极端相似。我和张旋龙非常哥们，一诺千金，说话掷地有声，从不出尔反尔。”张玉峰第一次和张旋龙做生意时对他说：“我是只有100万的小公司，赚得起，赔不起。”张旋龙就向张玉峰保证了三点：第一，保证张玉峰卖Super机一定赚钱；第二，保证给张玉峰最好的价格；第三，保证卖不出去的机器还可以原价退还。至于做生意精明的张旋龙为什么要对张玉峰如此关照，张玉峰说自己也不清楚。“很多事情要讲缘份，我经常指着张旋龙对人开玩笑说，他是我堂兄弟。”

方正要在香港上市，很多人都来找张玉峰谈合作，但张玉峰唯独看中了张旋龙。“我看重他的人格。1993年，香港方正刚成立，资金上有困难，张旋龙三兄妹把所有的资产全部抵押到银行，贷款一亿多港币。上市前，我是董事长，张旋龙是总裁。我对他说，老弟，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开拓激光照排在海外的市场；张旋龙说，老兄，把我们中国人的高科技产品推向海外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也要像王选一样成为民族英雄。张旋龙像浑身上紧了发条似的玩命地工作，没有张旋龙做��外市场，海外市场不可能搞得这样好。”

张玉峰把张旋龙看作他的“堂兄弟”，把张兆东看作另外一个“堂兄弟”，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张玉峰和张兆东之间建立了默契和信任。

张玉峰很注重对青年干部的培养。1992年时，赵威还是一个营业部的副主任。张玉峰觉得赵威很有思想，“但如果把赵威还放在营业部里面，他就永远是副主任，因为主任比他资格老得多，而他只是几个副主任中的一个。”

张玉峰决定让把赵威调出来，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部门，销售DECPC，赵威一年就让这个刚进中国的品牌年终排名第四。像赵威这样30多岁的副总裁方正还有六七个。他们都符合张玉峰的选人四项标准：有思想，会管理，能带队伍，跟方正一条心。

赵威刚上任的时候，老问张玉峰该怎么做。张玉峰坦诚地鼓励赵威说：“你比我年青，比我精力充沛，专业比我好，外语比我强。让你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让你做，有问题，我兜着。”

张玉峰爱讲一个故事：宰相的一个门生要去做县官，宰相老不放心，派一个书僮跟着监视县官。县官见状，就让书僮做文书，当书僮写公文的时候，县官就让手下人撞他。年底，书僮向宰相汇报工作说，待遇都挺好的，就是县官让我抄东西的时候，他的手下老撞我，一撞，我就写坏了，写坏，县长就骂我。宰相就说我知道了，你不要再去了。

张玉峰认为任用年青人就是要放手让他去做，要让他觉得，他是在全权负责自己在做的事情，让他觉得他有责任，有压力，做出来，他有荣誉。“当领导的不要人家一天不来请示，就觉得特别难受。我希望，最好什么事情都不要来烦我，他们最好什么事情都自己搞得清清楚楚。”

思考未来

“不当总裁之后，我具体事务少了，就可以静下心来认真想一些事，总结我们方正十多年来成功和失败的原因，规划方正未来发展的���图。”

关于方正2000年以前发展的构架，张玉峰说，方正集团公司将成为控股和管理公司，在它下面将有这样五家公司：一家方正集团控股的财务公司，它是集团内部结算的“银行”，负责方正内部的资金拆借和融资；一家方正控股的投资公司，主要任务是企业的收购、兼并和债券市场的运作；一家方正控股的以软件为主的上市公司；一家方正控股的以高科技信息产业制造为主的上市公司；一家方正控股的以精细化工和生物制药为主业的上市公司。

张玉峰认为，未来三年对方正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在未来三年从市场而不是从银行能拿到30亿至50亿资金，用于企业公司兼并、企业资产的重组及开发环境，到那时候，我才可以讲，方正真正站稳了脚根。”

1997年，方正研究院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六个企业技术中心之一，国家在未来几年将拿出超过10亿元的贷款来支持这六个技术中心。张玉峰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他说，下一个世纪，方正将向世界500强冲击。

采访手记

采访张玉峰是一件困难的事。去年9月份，按照方正公关经理金鸥的要求，我们撰写了详细的采访提纲，传过去，反馈的消息是张玉峰拒绝接受采访。春节前，采访张旋龙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张玉峰，大家在一起吃了顿饭，熟悉了一些。我们觉得采访张玉峰的时机到了，就托方正公关部联系采访，公关部得到的回复是，请采访张兆东。张兆东当然要采访，但张玉峰也不能拉下，最后还是金鸥帮了我们一把，说服了张玉峰接受采访。

采访一开始，张玉峰首先解释了不愿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1994年，我获得全国科技企业家金奖，但因为这次评奖，公司内引起了一些矛盾和风波。事后，我想既然我们认定方正是我们追求的事业，那就没有必要为了个人的荣誉，引起集体内部的矛盾。因此，1995年公司上市以后，我极少见记者，极少抛头露面。50岁知天命，我应该认认真真做点事，做完就拉倒。功名如浮云，意思不大。”

但张玉峰一旦开口，会把事情说得很具体，很详尽。我们本来只准备了两盘磁带，用完以后，被迫把张楚的歌声录成了张玉峰的回忆。本来采访完张玉峰，按计划要去听Intel的技术讲座，但我们实在不愿意打断张玉峰对往事的追忆，Intel只好抛在脑后了。

张玉峰是那种不喜欢被打断的人，采访中，他有两个电话，他都在两三秒钟内把电话处理完了。

张玉峰的故事自小时受苦开始。他的陕西蒲城老家地处关中，家人全是种田的农民，很穷。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的课桌不是桌子，是土坯，板凳是自家带的。中学在20里外的县城，星期天回家干一天农活，然后，从家背上一个礼拜的干粮回校，“根本没有菜，一个墨水瓶里面装点盐、辣椒之类佐餐。”张玉峰工作后，写信给家里说，买菜很困难，家里回信说，干嘛要吃菜？三年困难时期，张玉峰饿得不行，把杨槐树花用开水一冲就吃。上北大之前，张玉峰从来没有坐过汽车，包括卡车在内。

1965年，张玉峰穿着对襟棉袄，口袋里装几十块钱，背着一袋干粮来到了北大无线电系。到了学校，张玉峰下楼买脸盆，回来，却怎么也找不到宿舍了，打听着回到39号楼，就再也不敢下楼了。进北大无线电系之前，张玉峰并不知道无线电具体是指什么，他以为无线电就是收音机。

从小受的苦让张玉峰后来不觉得吃苦是怎么回事。“五星级的宾馆我可以住，火车站的长凳子，我也可以躺；我可以穿西服打领带，也可以背心裤衩，夏天在路边和工人下棋。”方正创业之初，张玉峰去珠海进计算机，从来都不住有空调的宾馆。“你知道南方有多热?要多热有多热。”现在方正有了钱，张玉峰在每次吃饭之前，还总是要重复一句话：“咱们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打包带走。”张玉峰另外常说的一句话是：“领导干部敢糟蹋一块钱，手下就敢糟蹋十块钱。”

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孩子到今天方正的掌门人，张玉峰要学的东西很多，也学会了很多东西。“不懂不可怕，不懂装懂才可怕。”张玉峰在开始办公司的时候，都不知道办公司需要营业执照，而现在他认为在财务管理方面，他不比专业会计差。

张玉峰的学习方法是向所有的人学习，向有专长的人学习，虚心向人家请教。他会找法律专家，谈整整一个上午。“会把所有的问题，列出一个单子，一个一个问题来确认。”会学习的人很多，但能成为企业家的人却很少。张玉峰说，对市场的认识，来源于积累，同时，也要有感觉。“人们会说这人乐感很好，什么叫乐感很好？那就是一种天赋。做企业也是一样。”张玉峰下决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在几分钟之内做一个决断。

有人说张玉峰霸道，张玉峰觉得很委屈。“其实，我真的一点都不霸道，说我霸道真是冤枉。在发表意见之前，我会征求所有人的意见。不是我这个人有多神，而是在底下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对方正来讲，决策是一个机器，决定可能是从一个人口里讲出来的，但是，这个决定是大家集体作出的。”

张玉峰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摆在桌面上谈。“桌子底下讲的话，统统都不算数。我们是给北京大学打一份工，打工就要打得高兴。谁也不要搞‘小动作’。”

张玉峰39岁开始做企业，从一个农家子弟到北大教师，再到一个高科技企业的总裁，张玉峰把这种转变解释为鬼使神差。“能力很重要，但机会比能力更重要。我不承认我比别人强多少。”

淡泊名利，“五十知天命”，已经52岁的张玉峰似乎已看透了人生。他说：“如果我不上大学，我可能是一个农民，和我小时候的同龄人一样，背也驼了，牙也掉了，头发也脱了；如果我不办公司，我仍然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教员，仍然要为生计奔波发愁。鬼使神差，我有了今天的地位和待遇，但我不会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出差从来只坐经济舱，因为头等舱并不比我早到，我开一辆旧本田车，因为那只是我的交通工具。办公室主任说，‘张老师，买些书把你办公室的书架装满’，我说，‘我在办公室根本没有时间看书。’我不想用满架书来让人说我有学问，我不掩饰我在诸多方面的无知，我只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学习，我不想活得太累，而方法只能是追求真实的自我。”

“从39岁到52岁，我把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年华献给了方正，方正是我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我一生的归宿。”

因此，张玉峰认为，在人格上，公司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觉得是平民的意识，使他能够一视同仁，把很多人团结在一起。

“困难和挫折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只要努力了，成功不成功我不在乎，成功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很多条件具备才能成功；失败则有一个因素就够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我努力了，只要我奋斗了，那就可以了。”

张玉峰爱下象棋，他曾经是北大冠军。他说，他做事的方式受下棋影响很大，“关键不在于如何得势，而在于如何去赢。舍了一个子，在某一个地方有得失，都不重要。我考虑问题着眼于最终的结果，而不在于过程。”

张玉峰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的两个女儿在美国学业有成，他太太更是他十年创业的坚定支持者。公司年轻人叫她阿姨，而同事则开玩笑称她为董事长的董事长。张玉峰常说，有稳定的家庭，才能有发展的事业。他经常告诫公司的决策层：“人家称我们老师，我们在做人方面一定要为人师表。”

寄语：坦诚

张玉峰的直率和坦诚大大出乎我们的意外。对于敏感话题，很多人要么采取规避的态度，要么充分展示一下自己言词的机敏，至于可能引起争议的言行更是慎之又慎，欲言又止，让读者猜谜。但张玉峰不是这样，他对于过去的叙述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丝毫不去隐讳。

张玉峰的坦诚建立在自己问心无愧的心理之上。他觉得自己光明磊落，什么都可以和别人摆在桌面上谈；他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方正事业的地方；他觉得，为了方正的事业，他的手腕就是要硬起来，这一点没有必要掩饰，也没有必要粉饰。

张玉峰的坦诚还建立在自己实力的基础之上。他是一个真正有实力的人，他可以直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全无顾忌，就像他说的，他没有必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说。

有实力的人不仅不在意别人怎么说，而且也不在意说自己的失误和缺点。张玉峰给自己总结了十大失误；杨元庆讲自己第一次发言话都不会说，卖Sun的工作站并不成功……

经常能看到许多人像插花一样装饰着自己的形象，除了替他累不说，还为他身上不多的闪光之处被矫情所掩饰感到惋惜。谁都不是完人，干嘛吃力不讨好地去扮演一个高大全的完人呢？

惯常掩饰的人总是自以为是，他们总是要耍弄一下以观察见长的记者，但再高明的掩饰也逃不过读者聪慧雪亮的眼睛，“欲盖弥彰”。

来源：《知识英雄》

作者：刘韧、张永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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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8.1.15】据明慧网报道：二零一七年明慧网报道了中国大陆25个省、直辖市出现的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

遭恶报的人包括各级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各级610人员，各级公安局局长、副局长，各级司法局局长，监狱长、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各级检察院检察长，省、市、镇、乡、村书记、副书记，国保大队长，派出所所长、警察，各级宣传部部长，看守所所长，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教育局局长，中学、大学校长、院长等。

据对明慧报道的不完全统计，遭恶报死亡115人，伤残10人，重病、癌症45人，被查处、判刑145人，自杀14人，共有329人遭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恶报。

上面的数字仅仅是根据明慧网报道所做的统计，实际发生的恶报案例应远远超出上面的数字。

图1：2017年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分类统计

  图2：2017年大陆各地参与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人数分布

图2显示二零一七年大陆各地参与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人数最多的地区分别为：湖北39人，黑龙江36人，辽宁33人，山东32人，湖南31人，河北28人。这些地区也是法轮功学员遭受严重迫害的地区。

据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一月七日报道，二零一七年中国大陆至少97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判刑人数最多的地区为：辽宁179人，山东108人、吉林80人、四川63人、黑龙江62人、河北53人、河南52人、广东50人、湖北35人、北京34人、江苏30人。

表1：2017年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分类统计

地区 死亡 伤残 重病、癌症 被查处 自杀 人数 安徽 1 0 0 1 0 2 北京 0 0 1 1 0 2 甘肃 1 0 0 8 3 12 广东 4 0 0 14 1 19 贵州 1 0 1 0 0 2 河北 13 3 4 8 0 28 河南 1 1 0 1 1 4 黑龙江 20 3 2 9 2 36 湖北 5 0 4 30 0 39 湖南 13 1 6 11 0 31 江西 0 0 0 2 0 2 吉林 10 0 5 4 0 19 辽宁 12 1 5 14 1 33 内蒙古 7 0 3 1 0 11 宁夏 0 0 1 2 0 3 山东 18 0 2 12 32 山西 2 1 1 6 2 12 陕西 0 0 0 6 0 6 上海 0 0 0 4 0 4 四川 4 0 7 4 2 17 天津 1 0 0 1 1 3 新疆 0 0 2 0 1 3 浙江 0 0 0 1 0 1 云南 1 0 0 3 0 4 重庆 1 0 1 2 0 4 总数 115 10 45 145 14 329

一、遭恶报人群分类

  图3：二零一七年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人数按部门分布

二零一七年迫害法轮功共有329人遭恶报，各级政法委37人，各级610人员31人，各级党政干部98人，公安系统77人，检察院2人，各级法院14人，司法部门5人，教育系统13人，组织宣传3人，其他32人，殃及家人17人。

由此可见，遭恶报最多的是省、市、县、乡、镇等党委书记，省长、市长，县长、乡长等政府工作人员共98人，他们是迫害法轮功的推动者和指挥者。

其次是公安系统，包括公安局、国保、派出所、拘留所等共77人，他们是执行邪恶命令、直接参与骚扰、绑架、判刑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群。

第三是各级政法委共37人，他们是保障迫害实���的发号施令者。

第四是610人员31人，他们是实施迫害的操纵者。

以上是遭恶报比较严重的前四类人群，他们是迫害实施的主要推手。

值得一提的是，610办公室是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中共江氏集团为专门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从部门人员的数量作为基数来看，政法委、610的人员遭恶报的比例却是相对大的。

表2：遭恶报人群所在部门分类

省、市 政法委 610人员 党、政干部 公安系统 检察院 各级法院 司法局 教育系统 组织宣传 其他 殃及家人 总数 安徽 0 0 1 1 0 0 0 0 0 0 0 2 北京 0 1 0 0 0 1 0 0 0 0 0 2 甘肃 1 0 7 0 0 0 1 0 0 3 0 12 广东 3 3 6 0 0 1 0 2 1 3 0 19 贵州 0 1 0 1 0 0 0 0 0 0 0 2 河北 4 1 7 11 0 0 0 2 0 1 2 28 河南 1 0 1 2 0 0 0 0 0 0 0 4 黑龙江 2 5 10 11 0 1 0 2 0 3 2 36 湖北 2 2 13 8 1 2 2 2 1 6 0 39 湖南 9 1 7 7 0 4 1 0 1 0 1 31 江西 0 0 2 0 0 0 0 0 0 0 0 2 吉林 1 0 10 5 0 1 0 0 0 2 0 19 辽宁 2 2 12 10 0 4 1 1 0 1 0 33 内蒙古 0 0 1 8 1 0 0 1 0 0 0 11 宁夏 0 0 0 2 0 0 0 0 0 1 0 3 山东 4 6 10 3 0 0 0 2 0 5 2 32 山西 2 0 3 2 0 0 0 0 0 2 3 12 陕西 0 6 0 0 0 0 0 0 0 0 0 6 上海 1 0 0 0 0 0 0 0 0 0 3 4 四川 1 3 4 4 0 0 0 1 0 4 0 17 天津 2 0 1 0 0 0 0 0 0 0 0 3 新疆 1 0 0 1 0 0 0 0 0 0 1 3 浙江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云南 1 0 0 0 0 0 0 0 0 0 3 4 重庆 0 0 2 1 0 0 0 0 0 1 0 4 总数 37 31 98 77 2 14 5 13 3 32 17 329

二、遭恶报分类

（一）死亡

遭恶报死亡的有115人，他们是安徽1人：陈春芳，广东4人：许木泳、肖润刚、吴华彪、刘汉良。贵州1人：唐陆伦。河北13人：沈薇、张克、田秋生及儿子、石海港、韩秀文、刘汉章、胡党顺的儿子、赵建军、任宝生、任宝生、潘权、潘权的儿子。河南1人：夏日红。黑龙江20人：张海峰、黄士军、韩德刚的儿子、刘刚、姜滨生、胡长龙、刘希平、李秋元、朱某、裴晓东、于晓峰、刘洪桐、陈晓光、宋钰洲及儿子、王贵范、孟庆玺、李子赫、梅丹阳、朱宪福。湖北5人：史学东、陈晓明、徐世军、陶细福、梅光亮。湖南13人：方孝雄、陈继、扶毅平、朱德芝、扶福祥、李发松、李华、周松柏、黄小兵、丁源源、梁松林、何秀、唐成基。吉林10人：周东恒、许晓光、李彦成、王玉珍、张小辉、姓郑、刘大四、岳文军、“徐二”、魏运军。辽宁12人：柳大刚的父亲、谢洪军的父亲、汪大奎、曹洪霖、李闻启、王兆林、孙荣凡、何维天、李新、陈世明、徐胜贵、李学东。内蒙古7人：石广仁、张清宇、郭玉柱、刘先、朱学坤、李建峰、李秀丽。山东18人：张永珲、于跃进、于跃进前期、于跃进后妻、宋顷光、郭文兴、杜胜德、陈敏瑜、孙寿福、唐华、王学功、台伟华、台中林、孙启宏、孙启秀、王学宫、任国敏、杜以刚。山西2人：郝永生、郝世忠。山西2人，四川4人：王吉松、胡世然、吴天华、陈慧琴。天津1人：张金明。云南1人：杜敏的母亲。重庆1人：牟方良。

下面列举一些例子：

1、广东珠海市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安全部部长肖润刚

肖润刚，广东珠海市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安全部部长，二零一七年五月突然死亡。他曾积极配合江泽民610及当地公安部门对本单位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

2、河北省文安县赵各庄镇政法委书记沈薇

河北省文安县赵各庄镇政法委书记沈薇，女，任职期间，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本乡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二零一四年九月七日，沈薇在从县城去娘家（不足十里路）的途中追尾一大客车，当场死亡。时年四十二岁。

3、河北省保定市610协警王庆发

王庆发，原保定市博野县高中教师，一九九九年，调入610当协警。王庆发为升官发财，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法轮功学员到洗脑班，严密看管。

二零一三年年十一月初，王庆发遭恶报猝死。其妻发现时，已死在沙发上。他的妻子嫌弃他行为不正，与王庆发分居多时，王庆发埋葬在老家，他的妻子至今没登过他老家的门。

4、黑龙江富锦市国保大队长裴晓东

裴晓东，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日，因肝癌晚期各家大医院医治无效，于五十岁死于家中。

裴晓东，男，身材魁梧，表面看上去身强体壮，受邪党无神论的所谓教育毒害太深，心里根本就没有善恶有报的天理存在，昧着良知的跟着邪党走，中共邪党叫干啥就干啥，不分正邪，把自己变成了邪党的一个打手帮凶，年仅五十岁成了邪党的牺牲品。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裴晓东积极参与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盯梢、蹲坑、抄家、拘留、劳教、判刑、罚款等。

十几年来，当地法轮功学员给裴晓东讲真相、劝善，裴晓东从来不接受，他说“不信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就信共产党”等乱七八糟的话。在他生命垂危的前夕，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想让他明白真相后能自救。他还是不接受。多么可悲的一个生命呀！临死时还把自己和历史上最邪恶的恶魔绑在一起。他信邪党，疯狂地为它卖命害人，最后遭报死亡。

5、黑龙江塔河县盘古派出所所长刘刚

塔河县盘古派出所所长刘刚，男，四十多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绑架、抄家、监视居住，骚扰等迫害，刘刚遭恶报暴病死亡。

6、黑龙江大兴安岭松岭区胡长龙

胡长龙，男，家住大兴安岭松岭区。胡长龙听到别人说，法轮功学员刘丽发真相资料。胡长龙就要去恶意举报，身边的人劝说胡长龙：别去了，都是松岭家乡人。胡长龙还是去恶告了。就因为胡长龙的恶告，法轮功学员刘丽姐妹被绑架关押，受摧残折磨。胡长龙恶告好人，恶报死亡。

7、山东莱阳市610头目于跃进

于跃进，莱阳610头目，人称“于局”，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二零一一年四月，刚刚内退即突发脑溢血死亡，年仅五十四岁。三年前，他的妻子姜丽娜遭遇车祸身亡，当时血肉模糊，死相极惨。二零一零年，于跃进结识了一名女子，不料刚结婚不久，就命丧黄泉。

8、湖北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陈晓明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日，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陈晓明，遭现世现报，得脑瘤仅一个月，就命丧黄泉。

陈晓明曾作为公诉人参与冤判到黄陂农村散发真相资料的武汉法轮功学员邓庆才、朱玉兰夫妇和曹孝梅，使他们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三年半和五年。

9、山西原怀仁县老干局干部郝永生

郝永生，男，原怀仁县老干局干部，多次在老龄委员会搞污蔑法轮功的活动，还在电视上发言诽谤法轮功，煽动仇恨。因自己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诽谤佛法，祸及了家人。二零一五年冬季的一天晚上，他的大儿子突然间死亡。

10、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镇派出所所长的周东恒

现任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镇派出所所长的周东恒，原先在榆树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重案中队任中队长，为了升职，据老百姓说花了五十万元买官，在二零一六年调到榆树市五棵树镇担任所长一职。当他调到当地之后，就扬言说要迫害法轮功学员，让警察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给法轮功学员照相。

最近一个月，听警察内部人说，周东恒还要非法抓几人、关几人。虽然还没行动，可动恶念也受到天理惩罚。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六日晚，在五棵树至榆树市内五公里处，周东恒喝醉酒自己开车在回家的路上，撞到树上，导致车毁人亡。

11、辽宁营口市610办公室主任李闻启

营口市610办公室主任李闻启肝癌晚期，死亡。李闻启于迫害法轮功六周年时去北京检查肝病，医生确诊其是肝癌晚期，李当即承受不住，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夜十一时返回营口途径秦皇岛市时，口喷鲜血，当即死亡，时年五十二岁。

李闻启原任营口市政法委副书记，一九九九年七月又被任命为610办公室主任，六年来，江罗集团每一次迫害活动李都不遗余力的亲自组织，策划，部署和实施。据不完全统计，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三人，判刑十余人，劳教数十人，被洗脑数百人次。恶行终遭天谴。

12、四川省米易县610头目吴天华

吴天华是610的铁杆成员。他们紧跟江氏集团，执行江泽民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吴天华、陈忠恕、钟正明先后调往攀枝花市，分别任市粮食局局长、国土局局长、药监局副局长。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也逃不出这个天理，任何侥幸心理都是徒劳的，报应都会如期而至。行恶者必须为自己的恶行付出沉重的代价：吴天华患癌症毙命，时年五十二岁；陈忠恕头部被枪击中而亡，时年五十五岁；五十一岁的钟正明被“双规”，开始他漫长的铁窗生涯。

13、天津宁河区新任书记张金明毙命

天津市宁河区政法委书记张金明，于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夜间，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撞车死亡。至此，宁河区（原称县）三任政法委书记杨金华、张付川、张金明均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

张金明，男，五十二岁，他曾任职宁河区副区长。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份，他担任了宁河区政法委书记，在任政法委书记期间，没有被他前任的恶报惊醒引以为戒，仍积极追随江泽民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冤判、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并且于二零一七年三月份，在宁河区方舟公园及乡镇集市大搞诬蔑法轮功的宣传展板、橱窗、传单来欺骗不明真相的世人，蛊惑人心，造成极坏的影响。

14、黑龙江省密山市原610主任于晓峰

于晓峰，男，五十八岁，于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日因突发脑溢血死亡。自于晓峰担任密山市610主任一职以来，同时担任密山市洗脑班副校长，紧紧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使密山市多数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身受其害，法轮功学员慈悲规劝，也不知悔改。

610是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非法组织。多年来残酷迫害了当地许多法轮功学员。

虽然表面上，于晓峰是在同学聚会时多喝了点酒，突发脑溢血毙命，其实是他所在610职位上竭力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验证了在这个“死亡岗位”上迫害善良的必然结果。

15、内蒙古多伦县看守所所长石广仁

石广仁，男，七十多岁，退休前任多伦县看守所所长。二零一七年九月下旬，被三轮车撞倒，胫骨碰在马路牙子上折断，当场死亡。

石广仁任职期间，正是邪党迫害法轮功最残酷时期。迫害的头一年，因为进京为法轮功上访的人多，多伦县看守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从未间断。受邪党谎言的蒙蔽，石广仁经常辱骂被非法关押在囚室里的法轮功学员，有时骂得非常难听。有一次，竟然拿装牛粪的盆子（那时看守所冬天生炉子，要用牛粪引燃煤块）给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囚室盛饭。

二零零一年四月，县公安系统组织员工到城东水库旅游。石广仁的儿子下水游泳，不幸溺水死亡，另一个下水救他的警察也没上来。从此，石广仁意识到自己可能遭了恶报，对法轮功学员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同时也到了退休的年龄。

可是法轮功学员知道，凡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对自己的过往言行必须发自内心悔过，并认清邪党的面目，方可自救。

在石广仁出事前，有法轮功学员再次给他讲真相，他没有正面认识，也没有悔过，却回应说：“爱咋地咋地吧，我凡事就这样了！”结果，没能改变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而成牺牲品的命运，遭了恶报，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二）伤、残

遭伤、残恶报的有10人，河北3人：李培培及妻子、刘永太。河南1人：赵光宇。黑龙江3人：杨斌章、齐振刚、岳某。湖南1人：周虎光的孩子。辽宁1人：丁玉玲。山西1人：郝永生。

1、河北省深州市辰时乡政法委副书记李培培

二零一二年九月，河北省深州市辰时乡政法委副书记李培培伙同辰时乡派出所不法人员在辰时乡润家庄村委会人员李建俊、李登选和村民田永其的带领下，非法抄走法轮功学员王春暖、满敬羡家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的大锅。

二零一六年九月，李培培和妻子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李培培腿折了三节，大动脉也断了，为了保命，不得不截肢，妻子的小腿也折了，此乃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

2、河北廊坊文安县赵各庄镇派出所警察治安队长刘永太

文安县赵各庄镇派出所警察治安队长刘永太，男，五十岁左右，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约在二零一零年间遭恶报，遇车祸，被撞成重伤，身体多处骨折，脑部受重伤，痴呆，不能工作，丧失劳动能力。

3.山西原怀仁县老干局干部郝永生

郝永生，男，原怀仁县老干局干部，一九九九年江系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他被谎言误导，多次在老龄委员会搞污蔑法轮大法的活动，还在电视上发言诽谤法轮大法，煽动仇恨。因自己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诽谤佛法，郝永生后来被儿子打断胳膊、肋骨，还被狗咬伤。

4、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国保大队赵光宇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国保大队赵光宇（音）执意迫害法轮功学员，已遭恶报。赵光宇在国保大队负责迫害法轮功的案件，家属去公安局要人都是他出来见面，家属多次给他讲真相也不听，并执意将法轮功学员刘迎春、刘静民、闫新亮送至检察院批捕。

在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刘迎春、刘静民、闫新亮三人被非法批捕没几天，赵光宇就摔断腿，一直住院到现在，还不敢让公安局的同事知道。家属去找时，公安局接访的警察给他打电话，还谎称外出办案。知道的人都说他是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了。

5、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政法书记周虎光

周虎光，现任平江县政法书记，其在梅仙任邪党书记期间迫害法轮功学员一百二十余人，也得到应有报应，已身患癌症，殃及小孩遭车撞。

6、黑龙江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公安局齐振刚

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在加漠公路178公里处，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公安局局长李子赫、加格达奇区副区长梅丹阳、松岭区公安局大队长齐振刚、松岭区公安局司机岳某同乘坐的小车翻到道路下，李子赫、梅丹阳当场死亡，齐振刚腰椎骨折，岳某颈椎骨折。

十月某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公安局局长李子赫，男，四十九岁，松岭区公安局大队长齐振刚，松岭区公安局司机岳某，由齐振刚借了一辆私家车，司机岳某开车，李子赫、齐振刚坐车，三人前往塔河县参加同事扈某父亲的葬礼。

十月二十日早饭后，三人从塔河县返回松岭区回来时，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副区长梅丹阳，男，四十四岁，搭车一起返回。

早八点时，在加漠公路178公里处，发现该车已翻到道路下，小车严重变形，两人死，两人重伤，其中李子赫、梅丹阳已经死亡，齐振刚和岳某被送入大兴安岭地区中心医院。齐振刚腰椎骨折，岳某颈椎骨折，由于大兴安岭地区医院治疗不了，转送哈尔滨医科大学四院治疗。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今，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局多次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绑架、抄家、审讯，逼迫、监视等等迫害，加格达奇政府官员、公安局长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重病、癌症

遭到重病、癌症报应的有45人。北京1人：郑希兰。贵州1人：沈魏。河北4人：张石余、杨兴奎、杨兴国的妻子、魏永生。黑龙江2人：张兴国、察宁的丈夫。湖北4人：屈申、李祥成、王柏寿、张会龙。湖南6人：吴志强的儿子、方缘模、徐教凡、徐东海、曾平源、周虎光的孩子。吉林5人：董其明的妻子、李子木、聂长吉、李学文、韩成。辽宁5人：王广祥、谢洪军、江永才、徐守良、张庆军。内蒙古3人：刘伟民、谭景友、刘栓。宁夏1人：周亚华。山东2人：宋秀敏、王学功。山西1人：王学功母亲。四川7人：曾组洪、曾卫国、付华文、廖明聪、廖明松、龙里群、余兴贵妻子。新疆2人：马毅及妻子。重庆1人：周厚均。

1、石家庄市公安局副局长张石余

张石余，男，曾在二零零二年后担任石家庄市公安局副局长，二零零九年退休。在职期间主管迫害法轮功。

在二零零二年之后那几年，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石家庄当地一批一批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劳教、判刑。如仅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到七月半年时间，石家庄市就有六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二零零五年，又发生同时绑架十一名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将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的案例也多在那个时期发生，像赵文瑜、王宏斌等被迫害致死。每一次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抓捕，都给一个个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和伤害。

目前，张石余六十多岁，却象八十多岁，老态龙钟，极度痛苦的样子。他做过心脏二尖瓣的手术，有脂肪肝、肝脏囊肿、甲状腺结节、窦缓、大便潜血、颈动脉斑块等等病症。这就是积极参与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而遭到的恶报。

3、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张兴国

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区原政保科张兴国父子俩都双双在610工作，都遭到恶报，张兴国多次非法关押和勒索法轮功学员，最终，因贪污而开除后，又双目失明，也可能由于法轮功学员给其讲真相良心发现后，眼睛有些好转。

4、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李祥成

李祥成，原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在市国保供职多年，受命于中共610非法组织，迫害、绑架众多十堰地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迫害瞿柯政、陈立华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致使瞿柯政流离失所多年，身心遭受伤害。李祥成的迫害行为，给自己生命造下巨大罪业，现已身患严重心脏疾病，不得不提前几年退休，回家养病。

5、湖南省郴州市吴志强

吴志强，原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国保大队负责人。多次指挥、组织并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敲诈、绑架、抓捕、关押、殴打、劳教等迫害，其人个性乖张暴戾、癫狂嚣张，是郴州迫害法轮功有名的恶警。

吴志强的迫害手段主要有：威逼利诱、酷刑折磨、经济勒索、投入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他的口头禅是：“我什么都不怕，要放人，拿钱来。”所以他每次抄家必抄现金和金银首饰。

法轮功学员多次告诫他：善恶有报，别行恶！吴志强都声称：“我什么都不怕，我不干了还有我儿子干。”就是这样一个为中共出卖良知，号称“我不干了还有我儿子干”的人，如今却把自己造下的深重罪孽遗祸给了自己的独生子：吴志强四十多岁的儿子近年突然瘫痪，终日与轮椅相伴。吴志强曾经想方设法敲诈勒索的法轮功学员的钱财及参与迫害领取的各种“奖金”为了给儿子治病也全部耗光。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吴志强在退休多年之后，为维持家计，四处寻觅用工信息。

6、吉林省舒兰市国保大队长董其明

董其明，男，五十左右，曾是舒兰市乡下派出所所长，二零零九年，在公安局法制科工作，二零一四年，他开始任国保大队长，更加残酷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造成多人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

多行不义必自毙，法轮功学员多次以各种方式给董其明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自古以来迫害修行人都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恶报，但他不听不信一意孤行，今年年后，董其明的恶行殃及其妻子罹患乳腺癌晚期，现在已经无药可医。

7、辽宁大连市天津街派出所副所长王广祥

王广祥，一九七二年出生，一九九四年七月参加工作，二零一五年八月任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天津街派出所副所长。参警以来，王广祥一直在天津街派出所从事治安、巡警工作。王广祥自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积极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广祥是迫害大连法轮功学员顾群致死的直接责任人之一。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王广祥被确诊为比较罕见的小分子肺癌，不能手术只能化疗。

8、原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国保大队长刘伟民

原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元宝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刘伟民，男，五十多岁。一九九九年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后，刘伟民在赤峰元宝山区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至少有八年，从城区到乡村，刘伟民基本是亲临现场，随时毒打、谩骂、酷刑逼供法轮功学员等，他是活跃在迫害第一线上的主要打手。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劳教、判刑，有的家庭妻离子散，有的孩童成为孤儿……无辜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都成为刘伟民迫害的对象。

如今刘伟民遭恶报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现在生活不能自理。当地公安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刘伟民得有专人陪护料理，活得很惨。

9、内蒙古莫旗国保大队大队长谭景友

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莫旗）国保大队大队长谭景友，是奎勒河镇（原扎如木台乡）奋斗村人，之前任红彦镇派出所所长。二零一六年调往莫旗国保大队接替张柏明任国保大队大队长，一直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上门骚扰控告的江泽民法轮功学员。谭景友现在全身肌肉萎缩，靠做康复来缓解病痛。

10、山东威海市文登区看守所副所长宋秀敏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看守所副所长宋秀敏，任看守所主任多年，多次给法轮功学员戴手铐脚镣、野蛮灌食，并强迫绝食的法轮功学员值夜班。此人脾气暴躁，妒嫉心极强。目前，宋秀敏遭恶报，患乳腺癌。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法轮功学员田丽莎被非法关押到文登看守所，同年三月三日开始，每天下午，田丽莎都被文登看守所副所长宋秀敏带到医务室强行灌食，灌浓盐水和菜汤。田丽莎坚持要求无罪释放，不吃看守所的饭。看守所扬言：一直下去，就这样天天灌盐水。

11、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派出所警察周亚华

周亚华，女，四十多岁，原来是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派出所警察，多年参与骚扰迫害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张桂芳、张芳等人。后来调到金凤区满城北街派出所，又参与迫害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王相臣、罗新平、水雪芳等人，频繁地打电话、到家中恐吓骚扰。

多名法轮功学员都给周亚华讲过真相，希望她不要参与迫害，但她始终执迷不悟。周亚华遭恶报患乳腺癌，二零一五年冬季已不能上班，由片警王伟兵接替。二零一六年六月前后，周亚华到医院住院化疗，痛不欲生。其化疗后，脸色黢黑、弱不禁风。

12新疆和静县国保大队马毅遭恶报　夫妻患癌症

马毅，五十四岁，新疆和静县国保大队教导员，任职以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已遭恶报，得肠癌，并殃及家人，其妻五十岁，亦患癌症——乳腺癌。

据明慧网报道，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八日，新疆库尔勒和静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马毅，带领八棵树派出所、二十三团派出所、湖光糖厂派出所等多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张玉梅家中，绑架了张玉梅和娇治萍，还有六名未修炼法轮功的百姓，其中有一名是小学生。

马毅经常骚扰、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甚至暴力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劝善于他，而他却无动于衷。如今，自己遭恶报，还殃及妻子，夫妻双双患癌症。

13、山东莱阳市秘书长王学功

王学功，五十五岁，一九九九年邪党迫害法轮功时，当时任莱阳市秘书长，迫害发生后第一任莱阳驻北京办主任。为了往上爬，六亲不认，丧心病狂的迫害法轮大法修炼人，用鞋底疯狂的打到北京的法轮功学员的脸，把学员的脸打得肿的老高，脸都肿变形了，领着人强抢学员身上带的钱。二零一七年新年前后，王学功查出到了喉癌晚期，并且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到济南做了切除声带手术，生不如死。

（四）遭恶报被查处及判刑

遭查处判刑恶报的有145人安徽1人：陈树隆。北京1人：吴爱英。甘肃8人：王多仁、祝文年、秦华、张智全、王谦、秘书不知名、张向明、栾克军。广东14人：周镇宏、何树志、莫德富、陈弘平、马伟灵、陈宇铿、梁毅民、谭天柱、邓大荣、赖益成、倪俊雄、邹国源、卜海宣、朱明国。河北8人：王义芳、王文华、王俊英、孙义合、张臣良、袁余庆、朱志明、董文昌。河南1人：薛兴国。黑龙江9人：王宪魁、胡福绵、杨焕宁、庄钦义、贺彩华、宋红梅、赵光辉、贾树文、张春生。湖北30人：刘勤学、张军、荣健、高玉奇、徐和木、邓崎琳、贺家铁、张学忙、童金波、王建华、杨永旺、熊伟、冯云乔、潘高峰、朱高文、冯卫国、罗芝林、阳勇、张弦、舒春明、汪道胜、李颂银、聂利军、李仁真、周纪童、秦金建、罗芝林、邹平、金保明（音）、吴华金。湖南11人：高云祥、李菊初、聂学文、唐国栋、张湘涛、廖建华、陈建平、罗清华、张健龙、周常彩、胡志国。吉林4人：刘凤霞、李富、李伟、张德友。江西2人：尹建业、殷美根。辽宁14人：杨峰、鞠传再、苏宏章、秦世龙、朱良、乔刚、曹爱华、王恩来、李德鹏、长黄萍、刘庚、金京钊、李文科、吴野松。内蒙古1人：莫建成。宁夏 2人：贾奋强、薛海波。山东12人：林先好、胡孝华、李学海、杨鲁豫、吴俊虎、王福考、栾希海、张廷辉、许泽英、王永江、汪文耀、张敬涛。山西6人：杜善学、聂春玉、丁雪峰、李良森、王怀清、李占海。上海 4人：陈旭、陈旭妻子、陈旭儿子、陈旭弟弟。陕西6人：610办公室一把手（副厅级）、610办公室二把手、610四个成员。四川4人：钟正明、江敦杰、唐礼忠、刘超。天津1人：罗福来。云南3人：杜敏、杜敏母亲、杜敏弟弟。浙江1人：王一义。重庆2人：何挺、孙政才。

1、甘肃金昌市司法局长王多仁、宁远堡镇书记祝文年

金昌市司法局书记、局长王多仁，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金川区宁远堡镇书记祝文年（副县级）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

一直以来，司法局督导下属司法局、司法所，定期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下发文件给管辖地区律师事务所，声称“对法轮功只能做有罪辩护”，恐吓律师不敢接手为法轮功辩护的诬判案，对于外地的律师为法轮功辩护，也是设法阻拦。

王多仁和祝文年表面是因为贪腐等问题落马，实际是其迫害法轮佛法所遭的恶报。

2、原广东省统战部长周镇宏

周镇宏，男，广东普宁人，二零零二年四月，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党组书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兼任茂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二零零七年五月，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六日，周镇宏被调查，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因贪污腐败被判处死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从表面上看，周镇宏是因涉嫌职务贪污受贿犯罪被判死缓，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周镇宏在茂名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招致的恶报。

3、广东揭阳市二任市委书记陈弘平

陈弘平，男，汉族，广东揭阳人，一九五四年九月生。经审理查明：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一年，陈弘平利用担任揭阳市代市长、市长、中共揭阳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约13991.678万元。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法院对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陈弘平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至二零零四年十月任揭阳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二零零四年十月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任揭阳市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因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一路升迁，没想到如今恶报临头。

4、广东610头目马伟灵、原汕尾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宇

广东省公安厅原610办公室副主任马伟灵，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处以罚金100万元。其原来的下属汕尾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宇铿遭恶报，二零一五年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万元。

马伟灵，男，一九六三年八月生，广东汕头市潮阳人，于二零零一年四月至二零零四年二月，任广东省公安厅610办公室副主任；二零一零年五月至二零一三年六月调任汕尾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等。二零一三年至案发之时，调任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政委。

陈宇铿，男，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出生，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人，于二零零八年八月至案发任汕尾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其间于二零零九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兼任陆丰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二零一五年，佛山市中级法院经审理查明，陈宇铿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买卖官，保护毒犯等逍遥法外，受贿人民币250.4万元、港币94万元，佛山中院作出一审判决陈宇铿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万元。

马、陈两人狼狈为奸，两人手上沾满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的血债。马伟灵任广东省公安厅610办公室副主任期间，正是广东省内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高峰期。

5、湖北范家台监狱长冯卫国

湖北范家台监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黑窝，长期以来，那里的很多狱警靠迫害法轮功得到利益和升迁。二零零四年～二零一一年，冯卫国是范家台监狱的监狱长，其违反《监狱法》，违反监管规定，纵容狱警和刑事犯殴打、折磨法轮功学员，对此应负有直接责任。二零一五年，冯卫国遭恶报，在监狱系统反腐中落马。

冯卫国在范家台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其纵容、唆使狱警和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长期隐瞒监狱内迫害事实、对法轮功学员反映在监狱的迫害进行敷衍，从不处理。

冯卫国依靠在湖北省司法厅的靠山，于二零一一年升职，调往大军山少管所（湖北省少管所和少教所）任所长（副局级），然而，好景不长，二零一五年，冯卫国遭恶报落马。

6、原湖北省十堰市市政府副秘书长周纪童

周纪童，原湖北省十堰市市政府副秘书长，他在十堰电子政务领导小组任办公室主任期间，积极参与“平安中心视频监控系统”、“网格化社会管理系统”等项目建设（该系统主要用于跟踪、监控法轮功学员和社会异见人士）。十堰地区各街道路口、住宅小区、办公场所都安装了大量监控器。

二零一六年五月东汽公司设计院修炼法轮功的张女士，在张湾公园挂真相横幅，被监控器拍摄记录，后遭非法关押洗脑迫害。

周纪童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出力，为迫害者提供了便利条件，其助纣为虐行为，已遭报应，于二零一四年五月因贪腐被检察机关调查（表象是因受贿八十万，实则是遭恶报），现已被判刑十年。

7、原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法院院长秦金建

秦金建，原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法院院长，因涉嫌受贿，二零一五年十二月被调查，二零一六年一月移交司法。

秦某在该法院任职期间，该法院发生多起诬判法轮功学员事件。如陈绪云、武明金、陈立华等法轮功学员均被冤判数年。陈立华被诬判之后，二零一五年二月该区法院发生法官秦明承打人恶性事件被网上曝光，年底该法院负责人秦金建被调查，后被判刑。表面原因是受贿，深层原因是茅箭区法院冤判法轮功学员，秦金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辽宁省前政法委书记苏宏章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中共辽宁省前政法委书记苏宏章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这个迫害法轮功的头子遭受的恶报，警醒那些不同级别的官员：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恶，绝不会不了了之。

辽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苏宏章曾跟随中共前头目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苏宏章最大的所谓“政绩”就是整好人，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苏宏章任职期间，共有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任职抚顺市委副书记期间，抚顺地区法轮功学员陈素兰、邹桂荣、刘玉清等遭残忍迫害，含冤离世；任职沈阳市市委副书记期间，沈阳地区五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任职辽宁省委政法委书记期间，辽宁省六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多行不义必自毙，害人如害己。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赶快清醒吧。

9、原宁夏公安厅副厅长贾奋强等

原宁夏公安厅副厅长贾奋强因受贿、高利转贷等罪行被判刑十五年，同案的宁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的薛海波退了一千多万元赃款后，被判刑四年。贾奋强近日已被关押到宁夏入监培训中心。

这也是贾奋强多年参与迫害法轮功遭的报应。贾奋强从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被调查前，先后任石嘴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大武口区公安分局局长；石嘴山市公安局政委、党委副书记；固原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银川市政法委书记；宁夏公安厅副厅长。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几年当中，贾奋强积极推行迫害政策，甘愿充当江氏流氓集团的马前卒，泯灭良知迫害好人，不但组织操控部下实施迫害，还亲自出马刑讯逼供。他每换一地，均留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多桩罪恶，真可谓：为官一任，祸害一方。

10、山东济南市长和书记杨鲁豫等

原山东省济南市市长杨鲁豫和原市委书记王敏，两人均为道德败坏的贪腐之徒。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杨鲁豫以贪赃超过二千三百万元获刑十四年。此前，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王敏以贪赃超过一千八百万元获刑十二年。

杨鲁豫和王敏两人在任职期间，大力推行江泽民犯罪集团的邪恶政策，对法轮功学员持续实施迫害，曾经不可一世，如今锒铛入狱，这是天理在人间的显现。所有一意孤行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级官员们应该警醒了。

11、原昆明市政法委书记杜敏

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中共媒体刊登了原昆明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杜敏的“忏悔”，杜敏说：“我接受调查后，我母亲就被气死了。我父亲八十六岁了，我估计等我出去也见不到他了。我弟弟我没有管好，我们一起进了监狱，我是我们杜氏家族的耻辱！由于自己的错误，还将儿子牵连了进来，差点也将他毁了。”

杜敏落马被调查之前，任云南警官学院中共党委书记。杜敏从一九九二年起即任昆明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昆明市政法委书记，在公安、政法系统从政四十多年，是在昆明市公安局长位置上任期最长者了，其任职期间对迫害法轮功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云南省楚雄州检察院对涉嫌受贿罪的杜敏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从表面看，杜敏是因涉嫌受贿落马，其实质是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截至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八日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云南省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1105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1149人，其中被迫害致死17人。

12、重庆公安局局长何挺

何挺，一九六二年二月生于山东荣成县，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二年曾任甘肃、青海省公安厅厅长。二零一二年三月底，薄熙来落马后，何挺到重庆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据媒体报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六日，何挺被免去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公安局局长职务，他的市四届人大代表资格也被终止。

长期在中共政法系统任职的何挺，是周永康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他以重金贿赂周永康而获得破格提拔。何挺因积极跟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何挺表面上因贪腐被免职，实质上是迫害法轮功而遭到了恶报。

不听良言相劝、如今已遭恶报的何挺，如果看到此消息是何感受？其他积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打手们对此又作何感想？

我们不是幸灾乐祸，积极迫害法轮功的大陆恶警恶人，确实应了中国那句老话：“自作孽，不可活”。

13、陕西省公安厅610办多人遭恶报

陕西省公安厅610办公室一把手（副厅级）、二把手以及其他四名骨干成员，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被以贪污腐败为名抓捕，陕西省公安厅610办公室共有10名成员，已经百分之六十被抓 ，目前陷于半瘫痪状态。据说他们几个合伙瓜分了百多万公款被人举报。

过去十多年，该办公室一把手已经至少三次换人，前两任都是得了恶疾无法治愈而被迫提前下马，因为害怕被明慧网曝光，被民众议论是迫害法轮功遭了现世报应，所以一直在极力掩盖消息。

14、中国司法部部长吴爱英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通报了前司法部长吴爱英落马的消息。吴爱英同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周永康一样，都是江泽民一手提拔的。吴爱英，这个执掌司法部长达十二年的“法盲”，是江泽民、周永康的积极追随着，主管全国监狱、劳教系统的最高官员，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吴爱英对全国监狱、劳教系统对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及酷刑折磨案件，对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团体的打压与迫害，负有直接责任。

15、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孙政才，男，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二年，任吉林省委书记，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七年，任重庆市委书记。在职吉林省和重庆市期间，曾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孙政才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继任王珉后，才上任一年，二零一零年当年，吉林省内就发生至少二十九起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件，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包括曾经插播长春有线电视网向民众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梁振兴，以及高智晟律师采访过的法轮功学员孙淑香。

在任职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孙政才纵容重庆市公安局长何挺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孙政才遭恶报，被立案调查。

（五）遭恶报自杀

遭恶报自杀的14人。甘肃3人：宁远堡镇一官员、周强、罗茗。山东1人：杨春仁。河南1人：李永胜。黑龙江2人：冯洪滨、陆建明。辽宁1人：陈立刚。山西2人：金勇、王学功。四川2人：青小军、陈忠恕。天津1人：张付川。新疆1人：陈克强。

1、甘肃省发改委主任周强

周强，甘肃省渭源县人，现年五十五岁。二零零八年三月至二零一二年八月先后任庆阳市市长、市委书记。二零一二年八月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任甘南州书记。二零一五年五月任省发改委主任，二零一七年四月被纪委约谈后，自知东窗事发，前景不妙，于五月四日跳入黄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周强在任市长、市委书记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多名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劳教、判刑、开除公职等，这累累的罪恶导致纪委约谈后自杀。

2、河南省平顶山市前政法委书记李永胜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河南省平顶山市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非法劳教、判刑、洗脑等迫害，作为政法委书记的李永胜一直是主要责任人之一，在明慧网报道的迫害事实中被曝光。

李永胜是中共迫害好人法轮功学员政策的执行者，如今遭了恶报。因中共不愿叫人知道这些，一听就知道是遭恶报的事，故封锁消息。据知情人讲，是因患抑郁症于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三日从自己家中跳楼自杀死亡。

3、原任甘肃庆阳市社保中心主任兼担保公司董事长罗茗

罗茗，现年五十多岁，庆阳市人。原任庆阳市社保中心主任兼担保公司董事长，二零一七年五月下旬被纪委约谈后，自知罪业深重，即从市邮政储蓄银行十一楼跳下，当场毙命。

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罗茗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非法劳教、判刑等。

4、营口市鲅鱼圈区原区委副书记“610”头子陈立刚

陈立刚是多年策划迫害和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主谋和先锋，无数法轮功学员惨遭他的毒手，因他恶贯满盈，鬼使神差的自杀身亡。

5原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区长杨春仁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茂名市茂南区长杨春仁在全区范围内大力抓、搜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袂花、牛头、镇盛是重灾区，死伤多人。

杨春仁靠迫害法轮功后升迁为茂名市劳动局长。二零一一年因贪污被查，为免于入狱，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自驾车，撞入大卡车底下，自杀死亡，死时五十八岁。

6、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法院副院长陆建明

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原南山区法院院长陆建明昔日构陷、冤判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善良人，如今恶报临头，悬梁自尽。

二零一七年五月下旬，鹤岗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原南山区法院院长陆建明，在贪腐事件将被调查之前，通过关系借一处楼房，并在这处楼房内上吊自尽，家人对外谎称他有“忧郁症”。

陆建明自寻短见也不是偶然的，他不但贪污腐败，还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鹤岗市南山区法院非法庭审一名法轮功学员，北京的律师为这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从法律角度证明修炼法轮功无罪，这名法轮功学员应该当庭无罪放回家。可是，陆建明领导下的南山法院依然践踏法律，诬判这名法轮功学员，使这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铁窗内被迫害三年。陆建明害人如害己，当他人生的福德被他自己挥霍尽的时候，恶报如影随形，找到他的头上。

7、山西怀仁县气象局居委会主任郝世忠

郝世忠，男，怀仁县气象局居委会主任，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二日，他服毒自尽，时年五十一周岁。

在他任职的十多年期间，经常领610、国保及乡政府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中骚扰，撕毁真相不干胶，并且开价二百元雇用当地居民监控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多次给其讲真相也不听。二零零六年法轮功学员王利平从劳教所回来，郝世忠、刘兴、王志刚（现610头目）、李秀英、云东派出所薛小飞等以慰问的名义屡次骚扰王利平及家人，使家人心灵受到伤害。郝世忠做了迫害佛法的恶事，不仅自己遭到报应，还祸及了家人。

8、山西省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金勇

山西省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金勇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份因上级部门找他谈话之事，一日早上上班时在自己办公室喝老鼠药而被送往医院。金勇在其任期里主管迫害法轮功，曾对本辖区里多位法轮功学员进行关押。在当地一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时，他曾说：这是政治问题，没法办。作为执法人员，不能依法办案，盲目跟随江泽民迫害好人，最终害人害己。

9、前四川米易县610头目陈忠恕

陈忠恕，男，汉族，一九六二年生，四川自贡人。陈忠恕于二零零三年三月到二零零五年三月任米易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610头目。

在陈忠恕任610头目期间，米易法轮功学员遭受到严重迫害。其中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有六人，有刘龙云（九年半）、朱召杰（九年）、朱明春（九年半）、阙发秀（八年）、郭光秀（七年），杨顺发（五年）。被非法抄家的有十六人次。

今年一月四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陈忠恕携枪闯入攀枝花市会展中心，向正在会场开会的该市市委书记张剡和市长李建勤连开数枪。陈忠恕一度逃离会展中心大楼，但随即被数名身份不明者捉回大楼。之后，陈忠恕被发现头部中弹，死于会场二楼一小房间内，大陆媒体皆称其系自杀身亡。

10、天津市宁河区政法委书记张付川

原天津市宁河区政法委书记张付川，在宁河区官场上，可谓是能呼风唤雨无人不知的“人物”，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份，因涉嫌违规、违纪、贪腐等问题被停职调查。他终日惶恐不安，于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三日晚，在家上吊死亡。

张付川，男，五十五岁，曾担任宁河区（原是县）办公室主任多年，是区常委委员。在二零一六年二月份，担任了宁河区政法委书记，同时还任区宣传部部长、区工会主席等职务。张付川在任政法委书记期间，紧紧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操控公、检、法，绑架、关押、冤判法轮功学员，用残暴的手段迫害他们，并对社区民众和中小学生进行欺骗，利用现场会、展板、公开信、强制签名等活动，将中共对法轮功的仇恨，散布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了许多恶劣后果。

在张付川任政法委书记期间，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有五人，包括马玉敏（三年零三个月）莫伟秋（四年半）、陈元华（四年）、杨福静（三年半）、王春兰（四年）。

11、新疆石河子市政法委书记的程克强

二零零二年以来任新疆石河子市政法委书记的程克强，于二零一七年中秋节前夕，因为贪腐怕清算，在家中，用刀自杀死亡。

程克强多年来一直直接参与指挥迫害新疆石河子市法轮功学员，与当时新疆石河子市市长宋志国（已遭报应被判刑四年）联手办了多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后又升任新疆监狱负责人，在办洗脑班期间，新疆石河子东热电厂的法轮功学员周海霞被迫害得从三楼跌下，造成多处脊椎错位，—节骨折，脚踝骨折，失去正常工作能力，至今有家不能回。

二零零四年，东热电厂的牛梦玲，被逼从六楼摔下，在医院二个小时以后去世，去世后，程克强对牛梦玲的父母进行哄骗、恐吓，迫使他们同意尸体解剖后立即火化以消灭证据。

三、结语

据不完全统计，二零一七年明慧网曝光遭恶报的这329人，都是不听劝告，死心塌地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人，由此我们看到，一个愿意活在谎言中的人是多么可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及生命都不自知，当恶报临头时，你还能做什么？没有回头的路，只有悲惨的去了。

人死不能复生，假如能复生的话，再来问问这些人，还愿意这样无度的作恶吗？他们一定不会再这样了。

这些人是对步后尘者的警告，珍爱自己的生命，才能珍爱他人的生命，为了自己，请好自为之。

转载自明慧网

» 本文标题：2017年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综述 - 真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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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黄文勋精彩的自辩书:你们已失去人心

2016年9月28日，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赤壁三君子”之一的黄文勋一审宣判，以“煽动颠覆罪”对这位90后青年判处五年徒刑。           以下是他的自辩书，非常精彩！（黄子审判前写的准备好的，但是庭上没让念完脱稿讲的）     公民黄文勋之辩护词： 本人黄文勋，字光明，号黄子，广东籍人士，中共王朝四十一年生。身份，睡醒前为奴隶，睁眼看世界觉醒后为半奴隶，因一直在争取公民之身份，遂自称公民。政治面貌为，相对中共“正统”而言属异议人士，若非注册党派被禁锢，则为光明党人士。     本 人在中共王朝六十四年即公元2013年5月25日，被中共政权特务机构即国内保卫局，指挥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地区警察非法抓捕，逮捕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罪”专制王朝六十五年即2014年2月12日，接到赤壁市法院递交的检察院受权力干扰而下发的起诉书“赤检刑诉[2014]25号”，指控我、袁小华、 袁兵三人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后至2015年12月21日即中共王朝六十六年接到变更起诉书“赤检刑变诉【2015】1号”，指控我们三人犯 “寻衅滋事罪”及“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针对上述指控，本人黄文勋将对“我是如何走上犯罪之路”作出阐述，并向赤壁市人民法院作出针对所控罪名的辩 护，是为公民之辩护词。     首先，我仍要求行驶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即要求所有在场的中共党员回避，包括法官、法警、检查官、旁听席在内的所 有中共党员回避。我当然清楚中共早已控制所有的政府与司法部门，但我还是应当提醒有这项法律秩序的存在，你们决意践踏法律是你们的行为，说与不说是我的责 任。   当我今天站在这个被告席的时候，我就觉定不跟你们打哑谜，而是用直直白白堂堂正正的方式去述说，就当我用诚信表示对本应象征人类公平 与正义的法庭的敬意。我接受你们审判，同时我也在审判着你们，如果你们仍旧觉得自身经得推敲的话，我们就来一次开诚布公，在法庭中进行完这次对话。否则听 到此地，你们就可以滚蛋，然后再暗中下判决下黑手了，我这里还有一副装着“人的灵魂”的躯壳。我今天就是要挺起脊梁抬起头颅，人一样的活着。     现 在我就可以告诉你们，正是由于你们一直不肯走正确的道路，促使我由始至终，我的理想，我的使命，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中共的独裁专制，建立一个民 主自由的中国，如果提议一个名称的话，我建议为“中华民主联邦”。我本非为推翻中共而生，推翻专制实现民主才是我所愿，才是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百多年来的 追求。也就是说谁独裁我就要推翻谁。如果民主实现了，中共就失去让人推翻的资格了，我不投选举你的票就是了。别藏着掖着了，认不是傻子，你们不敢实行民主 普选，就是因为你们已失去人心，所以顽固着坚持红色传统。     继续，我出生在广东一个叫柏塘的小镇，成长在父母婚姻不圆满的家庭，即单亲式家 庭-----在母亲遇到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去世后，回到父亲身边。生活经历还算丰富，随着母亲流过浪、拾过荒，亦跟随着身为蜂农的父亲种过地、上过山。与 天下父母都有宠爱孩子的天性一样，我不算吃过多少苦，但知道生存艰辛的定义。我的童年在亲人的关爱下，我一直感觉都是幸福的，这也使我成长为乐于助人，性 格开朗，人格健全的人。没有这些因素，也许还和众多同龄人一样在沉睡，不一定那么快成为拥有独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     自上学伊始，我就 努力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未有成年人的辨识能力下，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圆而自豪过。我自小受的教育告 诉我，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一点至今哪怕到死我都不会改变。可惜，没有达成你们背后的目的：“爱党爱中共”，真是让你们失望了。     我本 就属于好思考，好求甚解的性格的人。比如中共在夺得全国政权之前宣扬“要比美国更自由民主”与之后的对比；比如建立政权后进行的“反右”与“文革”等一系 列运动的原因；还有“六四学运”为什么要选择血腥镇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从未停止。当个人崇拜被用到极致，统治者便违背了当初的承诺。是国家的发展方 向背离了人民的追求。建成一党之言、一家之言、一人之言的专制体制，个人的意志便凌驾于整过国家和民族。于是，各种性质的斗争和运动接踵而来，带给人民无 尽的苦难，饿死和整死数千万人只是序曲，他们的子孙后代仍在奴隶似的活着，所有的试图改变和呼吁改良被无情地扼杀。专制不仅使统治者丧失人性，同时它也会 使人人自危并互相冷漠。让人改变前后所学的完全相反的看法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亦在无数次的思想挣扎中，才从正统所灌输给我的“史实”和价值观的泥潭中爬出 来。告诉你们吧，纵使你们不再顾忌，狠绝一些地把史书改写得更有利于统治所需，封锁互联网，禁绝所有反抗的言论，将我等敢于为自由付诸行动的“不安份子”活埋，重现一次焚书抗儒你们也只能像前秦一样换得一时的“和谐社会”，人民往光明的心不会绝，正如人类从未停止过仰望星空，从未停止过思考。     数 十年来，带给我们国家和民族无数次苦难的问题根本症结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政治黑暗，潜规则横行，贪污腐败成风？这一切的本质根源在于中共及其建立的 独裁体制，在于国家的制度本身。当一个曾被压迫的阶层反抗压迫成功后，没有愿意卑微着身份将权力还于人民。那么，无论其提出如何冠冕堂皇的统治理论，它会 习惯性变成自己曾推翻的哪个阶层继承其所具有的特性。一切只因为所有的人有潜藏的暴力倾向都想去奴役别人的实质，但只有当权力是来自公民的日常参与与认同 的民主制度时，即权力回归权力的本源，一个向着透明、公平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民主制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拥有着最佳纠错机制的想着良性循环发展的社会制 度。     当这些思绪被捋顺的时候，我选择休学为自己的理想而奔走。2009年，按着计划工作一年多，以增进人情世故的认知与社会阅历。 2010年，在清华、北大间发起新启蒙学社，出刊物建网站，以图唤醒联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为建立一个民主中国而努力；2011年，又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起不 结缔松散性组织“暗光”，以散发和网络传播《明主宣言》，并提出“结束专制、恢复人权、实现民主、还税于民”的纲领性倡议。尽管这些探索收效甚微；人民受 愚民教育毒害至深占多数，彻底绝望有之，恐惧有之。但这些因素从未使我放弃，我深信只要为着梦想不懈的努力，心与光明的距离就会拉近。2012年初，报中 大法律自考以继续进修自身，确立“多启蒙、广唤醒、联结同仁，积聚实力，构建公民社会”的路线。并决意不再从事非公开地下活动，而是以走上街头、广场的方 式去唤醒更多的国人觉醒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我要用更多的行动，告诉人民不要恐惧，我们在争取属于我们作为人应有的权利，我们的底气在于权力源于人民，我 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于是，人们可见一个身影在奔波：2012年3月12日，我在网络上发起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八十七周年的爬山活动，在受 到干扰恐吓的前提下，仍旧与友人袁小华在广州白云山拉横幅、发传单；3月30日与欧阳荣贵等友人在广州控润街头举牌游行示威，发传单和演讲，要求胡锦涛带 头公布财产，结束专制，实现民主、自由、宪政，随后我们被非法关押数十天；2012年9月16日参加深圳保钧大游行，努力制止军人与游行民众的暴力冲突， 积累大游行经验；2013年2月1日，参与深圳王登朝警察一案的围观、旁听，被非法干扰绑架并抢走私人财产和证件；3月4日与余刚等友人在深圳市政府门口 抗议抢走公民财产，举牌要求中共“停止作恶，放弃64年来的独裁专政”，并即兴发表公民与政府、政党关系的演说；3月5日，于深圳市腾讯大厦，与赵海通对 其将公民微博禁言、销号的行为抗议并举牌：“抗议腾讯，违反宪法，被匪绑架、禁锢言论”；3月6日，于深圳市委举牌“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没有代表权；个2 月27日，与友人欧荣贵重返一年前的龙洞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牌要求解除党禁、报禁、言禁、网禁、台禁”等五禁；3月10日，在深圳市华强北街头 游行举牌“不要恐惧！打倒共产党！打倒独裁专政！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平等万岁！建立民主新中国！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告诉人们一人也能成军，随后 遭非法行政拘留十日；4月8日，与友人张茂中、梁颂基、张圣雨、赵海莲等在广州天河地下商场街头举牌四问习近平“你敢释放刘远东吗？你敢释放北京四君子 吗？你敢结束独裁专制吗？你敢即立民主宪政吗？”；4月18日起，一路高举光明中国旗与“周游华夏，践行光明中国梦”的牌子，开始全国性交流活动；4月 21日与苏美生、邹桂琴，刘萍、魏忠平等十余友人在江西新余市举牌直指习近平，要求停止经济、政治迫害，无罪释放数十位良心犯、政治犯；4月29日，在苏 州木读镇祭扫林昭墓中被绑架并抢夺纪念资料；5月16日全程高举光明旗与牌子祭拜南京中山陵。其后继续在合肥，武汉进行交流活动，直至在赤壁市遭绑架和非 法关押。     以上便是一个为自由奔走呼告的公民所做的事，至于你们所给我的指控，那本身就是个笑话。从世界范围而言，我所追求的符合人类通行 的普世价值观，而我的行为符合《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公约》的精神。从我们国家层面来讲，放下法律制定的程序正义性问题，我的行为完全是行驶宪法所赋 予公民的权利。若你们要强制性安我个罪名，我建议你们先回去立个诸如“反共罪”或是“煽颠中共政权罪”之类明示的律法，我保证身为奴隶和阶下囚身份的我将 哑口无言。倘若你们认为法律是中共主导制定出来的，当为你们的统治作灵活服务，认为不过是个玩具，想怎样就怎样的话。那么法律将不再是法律，离社会秩序的 崩坏、你们倒台的日子就不会远了。     我在此重申一个人类共通的常识：公正、公开的审判只会显示执政府的坦荡，亦会促进人民更加遵守社会秩序 的规则。一个被权力控制的审判的危害，不仅让正义失去光辉，更是让所有在秩序中的人失去遵守秩序的自发愿望和维持其秩序平衡的信心。当一切的基础，即信用 和契约被质疑与破坏的时候，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受到质问的政府，将失去源于人民信托的依靠。与专制者们讲这些，诚然就算我对牛弹琴，我仍然要表达我善意的 警醒。     我不知道一个腐化得只剩下功利的党派，是如何看待荣誉和伟大这个问题的，但我可以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为肤色斗争，种族平等奋斗的 曼德拉与马丁是伟大的；取得成功后为国家和平愿卸甲让出权力的孙中山和华盛顿是伟大的，历史永远会铭记他们。然而，那些打着为民族解放的旗号，最终却玩弄 权术，奴役人民，并自我标榜伟大的，只能让后人唾弃。愚蠢的，死后将自身做成腊肉，试图永世供人瞻仰；聪明的，死后将自己化成骨灰早早抛洒不留踪迹，以免 遭后人羞辱、唾骂。中共还有什么荣誉可言？以前的内战、外战？但战后正义性的成果在哪里？你们为这个民族带来的从来只有苦难，一个错误的意识形态仍在强加 于人们。别说今天的经济成就，人们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是你们所带来的。知道厚颜无耻怎么写吗？到我身边来，我告诉你们：那是市场经济与人类工业革命结合的 成果，更是人民自身的劳动成就使然，那是人们所应得的；相反，没有你们耽误的那数十年，人民的生活只会更好。你们还想继续让人们对你们感恩戴德吗？别再混 淆概念了，是人民在养活政府，不是独裁政府的中共在养活人民。 如今，公民社会的力量迅速增长，关乎你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又出现了。一条 唯一的出路放在你们面前，那就是停止作恶、公开承担历史过错并致歉，争取全民谅解；结束专制，改组自身诚邀各团体党派参与民主共话将权力还于人民。这才是 你们唯一能得到赞誉及值得荣誉的道路。当然还有第二选项，你们中共可以继续高压统治直到灭亡，我们保留你们抉择的权利。于此，我不得不为国家和平再次严正 警告；中共正站在通往毁灭的临界点上。自今日起，自中共全国性的将这一批爱国人士宣判有罪起，从今往后，再无人相信和平改良的方式能使国家走向自由民主道 路。人民被压抑多年的怒火终将爆发，你们将是带来战争的罪魁祸首，你们中共将是彻头彻尾的不公不义、不忠之徒。     人的一生中难免会犯错，许 多错误和面临诸多抉择，正如此时现场的诸位。各位检察官和法官，我可以谅解你们之前由于受权力干扰司法，而将我起诉即审判所犯的错误。可现在有一个可以澄 清、证明你们本色的机会，一个顶住权势压力忘记身份地位履行本职工作当庭宣布无罪释放，成为载入史册伟大人物的机会就在你们眼前，而你需付出暂时失去工作 的代价。我敢保证，全国的公民绝不会让英雄落难。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率真，如我亦不轻信一个世界的奇迹会在我面前展现，但我仍在期待，仍在为人类人性的 光辉能在此刻绽放、闪耀的稍众即逝的时机，作最后一点挽留的努力     我深知人间正道是沧桑，比如人类为探索出光明之路历尽艰辛。百余年来，我 们这个民族为自由而作的努力亦从未间断。有清末民初的先辈章太炎、林觉民、鲁迅等；有以死明志的老舍、林昭、张自新；有六四学运以来的诸多同仁，如仍在秦 城监狱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第一人刘晓波；有许多与我一样被关押或在努力中的同仁；也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同胞，如史学界的袁伟时教授写《明朝那些事儿》的学者 当年明月，文艺界作家李承鹏、韩寒，还有呼吁教育平权的商界王功权.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为着自由、尊严、人权在奋斗着，在呐喊着，在奔走着。他 们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表达了对真理、对光明的敬意与忠贞，中华民族对自由的追求用不放弃！     我不知道中共和那几家族，还能陷在自身的权 力与利益中挣扎多久。但人们已发现，若近年再无改变，中���人坐再多年的牢，也不能唤醒冷血中共的良知，也换不来南非曼德拉式的奇迹，通向自由的命运当掌握 在自己手中。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三年前的深圳深南大道，当保钧游行的人群与拦道德军人发生冲突时，站在当中的我冒着催泪烟雾，向军人们讲述何为国家 军队与公民社会时，他们点头赞成，并停止殴打人群的动作。由此可见，过去的通过洗脑教育，容易养成屠杀人民的军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们中共能想象得 到吗？当人们愿意播撒种子影响他们的孩子、亲人、朋友，当公民社会足够强大时，二十六年前的军队将调转枪口，指向独裁者。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奴役人民 的，终将走向斯大林、卡扎菲、萨达姆的诸如鞭尸、拖尸和绞刑式的下场。     从我争取个人与民族的自由和尊严起，专制带给我的仇恨有哪些？你们 让我祖母等不回孙子，让孙子失去祖母，也许连祖父母也已失去，你们还让我古稀父亲孤独留守；在被关押期间，你们还对我进行殴打、电击、强迫生产元宝纸等一 系列迫害，将我所有的人格尊严狠狠地侮辱、践踏。这些你们中共强加给我的林林总总，并未使我有一丝的意志动摇。相反，愈是黑暗，愈让我对自己所走之路与追 求光明的信念愈坚贞。我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甚至有人嘲笑我的天真与坚持，甚至连我也对自身过去的私德也有些不满意。可此刻，我告诉你们，只要国家能够实现 民主，人民能得以自由，我愿意妥协并放下我个人对中共的仇恨。但，对于带给中华民族无尽苦难的中共所建立的专制体制，我只想借用著名历史教师袁腾飞，在授 课时对篡改史书行为表达的愤怒，只想说：“操你妈！滚你妈！去你妈！”尽管粗俗直白，却对所有的冠冕堂皇的权威最好的回击！     对于这片土地 和人民的情感，我只有一个字“爱”，无须任何修饰语作为前缀---我的觉醒使国家拥抱光明的所有行动足以证实。可我绝不会爱一个专制王朝，中国数千年来， 历经夏商周秦等数十个王朝，所有的王朝来来去去最终覆灭了，如过眼云烟。但土地和人民犹在，对压迫的抗挣犹在，希望犹在！尽管哲人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 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尽管统治者对历史真相进行了种种干扰和扭曲，终究一个新的科技信息时代来临了，中国终将走向权力回 归本源的自由民主时代，一个光明的前景将实现。我相信未来，我的同仁也相信未来，我们的民族同样相信未来。     最后，我的经历与感悟，还有伴 随我对中共的审判，对国家的期待，已讲述完毕。对我审判的终结，却是世人对中共审判的开始。站在我们背后的，是无尽的已经觉醒活着终将觉醒的公民同胞，这 是我们在此质问中共的底气。来吧，习近平；来吧，中共；痛快点，别拖拖拉拉。现在你们可以判我们三五年，或是重审加罪；最重也不过死刑或报复至死，然后像 大多数的死刑犯一样被偷摘器官，交换骨灰。这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让世上多了一个装着监控探头的林昭墓。无论如何，我都无罪，也不会认罪，我和四十多年前 的林昭枪决前给中共的回答是完全一致，一样的坚决，一样的矢志不渝：“我为什么要认错？错的是你们，不是我！”     以上便是公民黄文勋之辩护词，对所有能听完或看到我辩护的人们，我仍旧要表示谢意！

[evilabandon]

目睹一场死亡之后，你可记得，刘晓波是谁？

28年前的归国决定，改变了这个文学博士的一生。他从广场上的温和派，变为「没有敌人」的国家敌人。最终，在被禁锢的死亡里，留下不朽的自由灵魂。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前的最后时间，时刻都处于中国当局的精密控制下。

官方在6月7日通报，刘晓波因“右上腹痛伴发热两周”而保外就医，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至终末期，7月13日，刘晓波确认逝世。一个多月以来，他急转直下的病情，只由该医院官网通报，而在医院附近等待的朋友、仰慕者、纪念者，都在警察与便衣的严格隔离之下，无从见到他或者刘霞，无从知晓他的病房、他逝世的具体时间，更毫无告别的机会。

这位八十年代以“黑马”姿态成名的文艺学博士、作家、著名的异议者，曾剧烈搅动并影响了一整个时代。在2010年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被广泛视为中国版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季——这些人都带领自己的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从隔离走向开放，从国家的敌人，变为国家的英雄。

然而刘晓波的处境完全不同。他后半生和国家政权正面博弈、交锋的过程，像极了一个隐喻——自刘晓波搅动的八十年代以来，他对面的执政者迅速强壮，最终碾压过一切反对的声音，最终举国无声。直到全世界人，目睹他一点一点，寂静的死亡。

不自由的死亡，永久凝固下自由的灵魂，也激发起一片肃杀之中的哀婉长鸣。他生前的一切努力与不幸遭遇，都变成了历史的神圣遗产。

刘霞为丈夫刘晓波所拍摄的一幅照片，相中刘晓波的肩头坐着丑娃娃。刘霞作品

从“文坛黑马”到“幕后黑手”

一切回到最初，1955年12月28日，刘晓波出生在吉林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在大学工作。在60年代初接受完小学教育以后，他的整个青春期都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勾连：随父母下乡，当过知青，做过工人，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了吉林大学中文系。

80年代开启的改革篇章，深刻地影响与刺激了年轻躁动的刘晓波。1982年，刘晓波大学毕业后决定离开吉林，去往那个有“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也同时有天安门和紫禁城的北京。

刘晓波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文系硕士，他在这里经历整个八十年代，亲睹民间与学界的思想解放，体会保守与改革的激烈交锋，并成为其中的弄潮儿，获得“文坛黑马”的称号，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无论是在1986年“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刘晓波那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语惊四座，还是在此后出版《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引发的剧烈争鸣，都像是1989年的前兆和预言。

刘晓波亲历了“邓胡赵（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架马车”时代，也目睹了邓小平如何拆散自己亲手打造的改革马车。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直接引发了北京大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而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人们的诉求也逐渐转变成了要求政府处理腐败、控制通胀等现实问题。

年轻时的刘晓波，获得过“文坛黑马”的称号，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摄：Will Burgess/Reuters

彼时刘晓波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离开中国没有多久的他很快作出判断：胡耀邦之死必将引发新一轮的民主诉求。

他随即联系胡平、陈军、贝岭等民运人士，发表了《改革建言》，要求重新审查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了修改宪法、废除四项基本原则（编注：其内容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五项诉求。

随后，他们又在胡耀邦追悼会当天发表了《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建议大学生巩固已有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刊物、保持与政府与校方的对话等。

这两份文件都辗转传到了北京，并被张贴在北大三角地等处，产生了轰动效应，而刘晓波等人也因此被当局视为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

无论是哪个层次上的反叛，都将或直接或间接地构成对专制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样我怎么能面对国内前所未有的学运而逍遥海外呢？既然不能不关切，既然按捺不住，就应该实实在在做点具体事。就是回国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论道要过瘾得多。 刘晓波，1989年4月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措辞极为严厉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悼念胡耀邦的心情煽动事端，“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但这篇本意想恐吓示威人士的严厉警告，却激发了更多人走上街头。北京的校园内迅速贴满了谴责社论的大字报，甚至连平时不大关心政治的市民也被这篇社论激怒。4月27日，支持学生的人群挤满了北京的街道，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面对国内学生运动的风起云涌，刘晓波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提前结束了在美国的访学计划，决定回国。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六四’是坟墓，埋葬了34岁的我”

多年之后，开车送刘晓波去机场的好友杜念中（前台湾苹果日报社社长）回忆，刘晓波当时忽而兴奋地高谈阔论，忽而沉默陷入沉思，“他直说要和学生在一起，但更具体的却说不上来。在机场和他挥别时，我隐隐觉得晓波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回到北京后，刘晓波和学生领袖的沟通并不顺利。他不主张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实现民主，认为民主的实验要“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但对于当时热情澎湃的学生来说，这些想法过于温和，因此鲜有人买账。

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苦难。唯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承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五·一三”绝食宣言

5月13日，北京13所高校300多名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同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了刘晓波、吾尔开希、周舵等人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希望在两天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学生们能够撤离广场。作为谈判条件，刘晓波等人则要求当局改正“四二六”社论论调，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当时代表政府谈判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显然不敢答应这些条件，最后谈判没有达成结果。

广场上的气氛愈来愈紧张，刘晓波多次劝说学生返回校园，从推进校园民主开始做起，但学生们却以“黑马变成绵羊了”、“胆小鬼，滚下去”的呼声回应。灰心丧气、身心俱疲的刘晓波，一度产生了放弃参与运动、回到美国的想法。但最终，他被学生的赤诚和广场的气氛留住了，誓言要与绝食的学生们，同生共死。

“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时候，晓波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绝食进行到第二天，他说，大家放心，按照国际惯��，绝食到72个小时，任何政府都会站出来和绝食者对话。大家听了，开始盼望72个小时的到来”，刘晓波的学生王小山日后写道，“终于，72个小时到了，政府方面毫无动静，晓波开始郁闷，说：连南非这样的国家也不至于这样啊。——要知道，当时的南非和现在不同，那个时候，曼德拉还在监狱里。又过了两天，晓波又乐观起来，说，北京上百万人站出来了，游行声援，这会政府该出来了吧，不然也太说不过去了。”

5月17日，最高权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要在北京实施戒严。当时的五名常委意见不一，最后由邓小平决定，实施戒严。三天之后，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戒严令，戒严军队开始陆续进入北京。

和“四二六”社论一样，戒严令非但没有阻吓住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反而将运动进一步推向了全社会。“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北京宣布戒严后成立，大量学生和市民上街截堵军车，戒严军队迟迟进不了城，城内则到处都是游行的人群。

高层领导人没有再出来讲话，也不再有警察阻拦游行，甚至连长安街的交通秩序都要靠市民和学生来维持。当年 BBC 驻北京记者麦杰斯事后分析，“中共高层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对于邓小平来说，动用军队镇压示威者，很难在领导层中统一意见。邓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那些必要的势力‘听话’。……直到六四开枪镇压前的两、三天，中共高层才终于在这一点达成一致。”

1989年6月2日，“四君子”参与绝食行动，��二为刘晓波。图片来源：��联会

与此同时，广场也陷入胶着状态，学生们为下一步的行动策略争论不休。不少人认为，这样僵持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应该主动撤离，但主张坚守广场的学生始终占上风。

既然劝不退学生，就只有让温和派主导局面，才能避免让事件进一步激化。当时的学运领袖王丹事后回忆说：“广场上秩序太乱，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广场。而广场上谁激进谁成为主导。我们计划用100个知识分子，4个人、4个人一批的上，逐渐的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绝食这种方式占据广场的主导。”

第一，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第二，我们都需要反省，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第三，我们首先是公民；第四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是寻找真的生命。 “六·二”绝食宣言

6月2日，包括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内的“四君子”来到广场，开始绝食。但还没有等到他们完成这场为期三天的绝食，最高层已经下定决心，不惜开枪杀人，也要将学生清出广场，重新控制首都。

6月4日凌晨，坦克、机枪和鲜血结束了广场上的喧嚣，也结束了整个八十年代的宽松氛围，北京城、乃至全国都弥漫着恐惧与愤恨。

刘晓波的一生也在那一晚被改写。多年之后，他在谈到“六四”时说：“它是我灵魂中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岁月不但无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鲜淋。我的生命仿佛永远停滞在这段时间中，它是坟墓，埋葬了34岁的我，诞生了不知自己为何物的我。”

“不合时宜”的忏悔者

6月6日，刘晓波在北京被捕，随后被送往以关押政治犯出名的秦城监狱，单独监禁。

相比于像李旺阳这样籍籍无名的运动参与者，中共当局对于知识精英和学运领袖的处理宽大许多。高新、周舵都在一年内相继获释，侯德健则被驱逐出境，而李旺阳当年则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入狱13年。

想获得轻判并非没有代价，重获自由的条件是向当局认罪，写下“悔过书”。虽然刘晓波在写“悔过书”之前内心非常挣扎，但他还是写了，“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违心又怎么样，在中国不是人人都在虚伪中生存吗？”

1991年1月26日，法庭在刘晓波被羁押一年多后开庭，他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成立，但因“能认罪悔罪，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组织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被免于刑事处分。当庭获释的刘晓波极为惊诧和极度狂喜，一出审判庭大门，他便旁若无人地跳起来，打了个响指，大叫道：“老子又赢了！”

然而出狱之后，刘晓波一直心事重重，“各种问号折磨着我，尽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静的，但内心深处的挣扎一刻也未停止过。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面对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负责？”

带着这种挣扎，刘晓波在1992年写下他的“忏悔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的虚荣心、自我膨胀、宗派纠纷。作家查建英写道，在所有的“六四”学运领袖中，可能只有刘晓波写下了这样的忏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灯下严厉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机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

在秦城监狱，我写了悔罪书，在出卖了个人尊严的同时，也出卖了‘六四’亡灵的血。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极大争议，一些人将它视为真诚的忏悔，是刘晓波为自己的良心和罪恶负责；但另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他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并且帮助官方“抹黑”学运领袖和知识精英。

但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向着权贵资本主义一路狂奔：自由知识分子群体被迅速边缘化，人们不再谈论哲学、美学、主体性，取而代之的是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

“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敌人’”

刘晓波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他依旧发表各种文章，又连同民运人士发起联署，或是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这些努力非但没有任何成效，还为他引来了牢狱之灾。

1996年，李登辉当选为台湾民主化后的首届总统，台海局势剑拔弩张。刘晓波联合民运人士发表《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回归民主基础解决两岸问题，被处劳教三年。

当时，刘霞是刘晓波的同居女友，但中国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有探视权。为了能与刘晓波见面，刘霞找遍各个部门申请与狱中的他结婚：“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种种辗转审批之后，公安部下达了一纸红头文件，批准两人结婚。

刘霞和刘晓波的结婚证书是在劳教所里领的。那一天，劳教所与婚姻登记处联络好，派一名摄影师来给他们拍双人证件照，然后现场办证。吊诡的是，拍照当场，相机的快门怎么也无法按下，摄影师说多年来从未遇见这样的状况。最后，刘霞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和刘晓波的单人证件照，将两张照片拼在一起，贴在结婚证上。两人结为合法夫妻。这张史无前例的结婚证，仿佛他们婚姻的谶语：终成眷属，却难在同一屋檐下。

刘晓波和妻子刘霞。网上图片

从此，刘霞开始了“有名份”的奔波。

刘晓波被关押在远离北京的大连劳教所，瘦弱的刘霞每月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和书籍，挤上九十年代闷热、缓慢的火车，奔波两千公里接近他。每一回，刘晓波都数着。

他劳教3年，刘霞来了38趟，前18趟他们都见不上面，她放下东西又孤零零地返回。

1999年10月，刘晓波劳教期满获释。此后，他依旧保持着批评政权的异议者角色，但在异议光谱中相对温和。他最常用的行动方式是撰写各种公开信和建议书，并邀请民众联署。到了互联网时代，组织联署变得十分便利，不像以前往往需要筹备一个月。他曾激情洋溢地赞美互联网给人权运动带来的好处：“民间人权运动已经超越精英化阶段，而走向平民化、普及化。”

2000年，在刘晓波的帮助下，“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张先玲等人共同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刘晓波更孜孜不倦地协助“天安门母亲”整理资料，撰写、修改声明，协调安排诸多事务，成为了她们最忠实可靠的同行者。到2004年，“天安门母亲”运动收集了126位死难母亲的名单，并在当年举行了有40名天安门母亲参加的集体悼念活动。这场运动持续至今，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显著的道德影响力。

2003年，他接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对团队成员提出“与其高调宣言，不如踏实做事”的劝诫。在他担任会长的四年里，笔会由之前的流亡作家为主，扩展到大陆境内的会员数量也大大增加。不少人曾将独立中文笔会视作异议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甚至有在野党雏形，不过刘晓波在会长就职时强调：“本笔会不是政治组织，除了维护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反对言论迫害、文字狱之外，再无任何政治性的目的与诉求。”

这段时间，刘晓波和刘霞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岁月。尽管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但他没再出入监狱。写文章、办笔会，逐渐有了一小圈愿意关照他的朋友，总请他和刘霞喝个小酒。

那大概是刘霞最幸福的时光。夫妻两人习惯性地晚睡，过了中午才起床，下午出门跟朋友们吃晚饭，尽兴而归，就差不多晚上十点了。他们一天的工作才刚开始，刘晓波在客厅兼书房里泡壶浓茶，开始写作，或是跟朋友谈点什么事情。刘霞则走进小小的画室，开一瓶红酒，就着轻音乐，看看自己的摄影新作，写诗、画画。两人都延宕到凌晨四五点才上床睡觉。

刘霞珍惜这样的时光，直到《零八宪章》的出现，像渐近的警钟，提示着这段相对安稳的日子或要走到尽头。但刘霞比谁都清楚，这不是自己应该或者能够阻止的。

刘晓波和妻子刘霞。摄 : EyePress News

《零八宪章》4024个字，平均每个字判刑1天

200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年。

3月14日，拉萨爆发激烈的汉藏民族冲突，当局随即派重兵入城维持秩序，这些举动引发国际社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普遍担忧；4月，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中国奥运圣火传递活动遭遇西藏支持者的抗议甚至抢夺，进而引发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爆发；5月12日，四川发生8.2级大地震，近9万人死亡，官方和民间的救援力量纷纷涌入灾区合作，“公民社会元年”之称由此而来；8月8日，精心筹备的北京奥运会开幕；10月，在奥运前夕因坚持曝光中国人权问题而入狱的行动者胡佳，获欧洲议会颁发的人权奖项——萨哈罗夫奖。

中国政府为奥运向国际社会作出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一边勉力履行，一边则用“不应将奥运政治化”抵挡国际社会对其人权状况的问责，显得踉踉跄跄。

刘晓波和他的同伴们希望抓住这一个“公民社会元年”，又因奥运进一步打开国门的时机，再次宣示主张。为了照顾当局在奥运期间在乎的国际形象，他们等过了奥运，警方对民间的严密维稳稍有松弛之后，开始紧锣密鼓地为一个叫做《零八宪章》的文本征集签名。

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是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受捷克斯洛伐克反体制运动的象征性文件七七宪章（Charta 77）启发，由张祖桦负责起草、刘晓波等人修改并由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内容除了提出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外，更提出以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来解决两岸问题及各民族问题。《零八宪章》分“前言”、“我们的基本理念”、“我们的基本主张”和“结语”等四部分，主要内容是阐述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等概念，主张修改宪法、实行分权制衡，实现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主张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宣言共提出6点理念与19点的主张。（资料来自维基百科，百科内容以 CC BY-SA 3.0 授权）

他们最终决定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诞生六十周年的12月10日发布《零八宪章》。

12月7日，刘晓波去看望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重病在床的丈夫蒋培坤，他兴奋地向蒋培坤讲述《零八宪章》的修订过程，还有收集签名的一波三折。离开时，刘晓波对丁子霖说，《零八宪章》的工作将告一段落，接下来要着力为天安门母亲团体申请诺贝尔和平奖。

12月8日晚上9点多，刘晓波家楼下逐渐聚集起许多警察。晚上11点左右，十多名警察敲开刘晓波的家门，在他面前举起一张涉嫌罪名栏为空白的拘留通知书。刘晓波被带走，警察在他家查抄了整整一夜。

刘晓波的海外同伴得知消息，第二天便通过互联网公布了《零八宪章》文本，以及第一批303人签署者名单，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开始了联署的公开征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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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位中国异议知识分子中的标杆人物时隔近十年第四度被捕，《零八宪章》迅速点燃舆论。不仅《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署者们积极为刘晓波呼吁，大量普通网友也在当时审查尚不十分严密的国内互联网用各种方式转帖《零八宪章》文本。联署组织者公布的邮箱在黑客攻击和假冒不断的情况下，仍在第一个月内就征集到超过八千个签名，创下八九后联署行动之最。

尽管《零八宪章》联合体制内外改革力量的本意最终没能实现，但第一批303人名单仍然涵盖当时大多数富有名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多年来涌现出的中青年民间力量。

《零八宪章》发布后，签署者纷纷受到警方施压，仅十日内就有约60人遭遇传讯和监控，但除刘晓波外无一被捕。正因如此，很多人乐观地推测，过了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的敏感日子，刘晓波兴许就会被放出来。

2009年的6月4日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20天后，新华社发出消息，称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逮捕，这是刘晓波被捕半年多来官方发布的第一条正式消息。

人们开始主要分成两种意见，一种仍认为刘晓波可能在某一天以“取保候审”的方式低调获释，这是中国官方终结小型维稳案件的常见方式；另一种则调整了预期，猜测刘晓波可能会被判刑三到五年。按照法律，煽颠罪的刑期一般为五年以下。

在所有参与预测刘晓波案结局的人中，刘霞总是最悲观的一个，她的猜测是10年。

最终的结果是11年，4015天。《零八宪章》全长4024个字，一个字差不多就是一天刑期。这在胡温上台以来的宽松氛围中，是让人瞠目结舌的重刑，官方通过这个刑期，对民间亮出的底牌给予了强硬回应，而非和解促成政治转型。

刘霞则说：那我就当作他是被判了1年吧。她再一次，独自踏上了奔波路。

在刘晓波被捕后的2009年，民间力量无论是否参与《零八宪章》，都受到一系列的打压，比如传知行、益仁平和爱知行都遭到政府部门骚扰，公盟更受税案重创；多名川震豆腐渣校舍揭露者被逮捕；李和平、江天勇等维权律师不是被吊销执照就是实际失去代理案件能力。

但抗争者们也没有因此陷入低潮，他们甚至因此相互识别，形成了松散的异议共同体。人们在网上骄傲地宣布自己刚发了邮件参加《零八宪章》联署，又分享各自因此被约谈的经历。刘晓波宣判时，推特中文圈满屏飘起象征支持他的黄丝带。

那是一种奇异的氛围，民间带有悲愤的情绪，但又对志同道合者的显现充满兴奋。这种氛围也传递到了刘霞，前来看望她、陪她谈笑的友人络绎不绝。

“一颗子弹飞了二十八年”

2010年1月，刘晓波被重判后，国际笔会美国分会提名他为当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随后，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发起人哈维尔，也与达赖喇嘛等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道，联名支持刘晓波当选。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以“表彰他为争取和维护中国基本人权所进行的长期的、非暴力的努力”。诺委会特别强调，人权与和平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人权是诺贝尔在遗嘱中所提出的“各国间友爱”的先决条件。

2010年12月10日，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向着一张空凳，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当时在囚中的刘晓波，以表彰他长期争取维护中国人权的努力。摄：Heiko Junge / pool / AFP

两天后，刘晓波与刘霞在监狱见面。得知这个消息，他失声痛哭，“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

“六四”始终是刘晓波灵魂中无法愈合的伤口。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是14年前的那个血腥黎明，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浅薄和自负，懂得了爱的柔性温暖和内在力量，并开始尝试着去体验真实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恶和对亡灵的敬畏——为自己七十年代的浅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清除灵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终生的挣扎。”

正因着这种自省和诚实，在历经多年精神打压和身体监禁后，刘晓波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在持之不停的思考中变得愈加温和和谦卑。

2009年12月23日，入狱前夕，他写下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这篇陈述，在12月10日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上，由挪威女演员、导演丽芙·乌曼（Liv Ullmann）向全世界朗读。当天，刘晓波的所有直系亲属都被禁止出国，没有人能代他领取奖章和证书，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在演讲完毕后，将奖章和证书放在了一张空椅子上，全场来宾三度起立，报以长达50秒的掌声。

然而，这张空椅子永远等不来刘晓波了。

网上流传德国和美国专家会诊刘晓波影片，两位专家向在场的刘霞解说刘晓波病情。网上截图

7月13日傍晚，即刘晓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的第51天，他在沈阳的医院里去世。遗体在警察保护下被秘密运往殡仪馆，家人继续受到严密监控。

2000年1月，刘晓波在给好友廖亦武的信中写道：“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

在他自己成为殉道者的这一晚，北京狂风骤雨、电闪雷鸣，甚至下起了冰雹。

“一颗子弹飞了二十八年”，作家翟明磊在诗句中称刘晓波是“六四死的最后一人”。伴随着这场举世目睹的死亡，同时告别的，仿佛是他身后的一整个时代。

以诗句“一颗子弹飞了二十八年”创作的电影海报。作者：柯力

2010年10月12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4天，当时中国最知名的时政论坛 1984BBS 被迫关闭，只留下一个静态首页，写着:“若干年前的好友们，我们终会再见面。”

7月13日晚，1984BBS 在首页挂上了刘晓波的相片和讣告。网页截图

七年来，这个页面都没有再更新。但现在，它挂上了刘晓波的相片和讣告：“昊天不吊，折我赤子。河山改色，日月韬光。”

注：本文部分内容来自赵思乐即将于今年10月由八旗文化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她的征途》（书名暂定），并参考了余杰先生所著的《刘晓波传》（2012年，台湾，时报出版）、刘晓波先生所著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992年，台湾，时报文化）和许知远先生所著的《抗争者》（2013年，台湾，八旗出版），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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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叶简明与周永康（视频截图）

【希望之声2020年10月24日】（希望之声记者岳文骁综合报导）围绕本次美国大选的“10月惊奇”不断爆，先是美国总统川普【相关阅读:天目所见：武汉肺炎的两种来源】感染中共病毒，然而几天后即痊愈。之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之子亨特的电脑硬盘内容被曝光，牵出中国华信集团董事长叶简明等与亨特利益勾连的惊人黑幕。颇具神秘感的叶简明，一直就被媒体深挖背景，最新说法有些令人吃惊。

综合媒体报导，拜登之子亨特．拜登与叶简明控制的华信能源签订顾问合约，华信能源最初承诺“光是引荐”就可让亨特每年赚进1000万美元。亨特在电邮中透露拜登自己与中共之间也有交易，他作为“大人物”，曾拿了中共企业华信能源10%的股份。亨特的合伙人鲍布林斯基（Tony Bobulinski）发表声明称，这个“大人物”是拜登。

另外，接受华信能源资金的华盛顿政客家庭还有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甚至疑似还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还有一长串民主党政要名单。

《纽约时报》2018年曾发表了一篇名为《叶简明如何进入华盛顿的权力走廊》的文章，概述了叶简明如何试图与拜登家族等有影响力的人建立联系。

文章称，“快速崛起的中国石油大亨叶简明敢于进入只有政治关系最硬的中国公司才敢去的地方。但他想要的是进入华盛顿的权力走廊——并着手实现这一点。”

公开资料指，叶简明于2002年创立中国华信，2009年在上海设立中国华信总部。华信据指是三大国营石油公司以外，中国大陆最大的民营能源企业。自2014年开始，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入选《财富》世界500强��业，连续4年入围。

自2015年以来，华信至少以17亿美元收购罗马尼亚、阿联酋、俄罗斯、乍得与能源有关的业务，以及以另外12亿美元收购美国和捷克的金融服务领域。

2018年9月叶简明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14.16%的股份，合同金额约91亿美元。俄油为全球最大的上市石油公司，完成收购后华信能源成为俄油第三大股东，并获得每年4200万吨和总量为26.7亿吨油气储量的石油权益。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行政性垄断特征明显的石油石化行业，用十几年时间成为仅次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而且在上中下游同时进行国际布局的油气供应商，叶简明的成功布满了奇迹。

颇为神秘低调的叶简明，曾被媒体称为“隐士一般的国王”。评论人士称，叶简明既是一个高明的“权力猎手”，同时又是一个政商勾结的“白手套”。

1977年生的叶简明，曾在2015年被《财富》杂志形容为“中国最神秘世界500强掌门人”。

叶简明本人一直被质疑有军方情报系的背景，由中国华信全资设立、叶简明出任董事长的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就被指是中共在台湾进行“政治战”的掩护单位。该委员会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办事处，其中一个位于台北101大楼的21楼。

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分析师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2015年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发表文章，曝光中共利用智库等掩护单位对台湾进行统战。其中就提到了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

据指，中共对台“政治战”主要由军中总政治部下设的联络部负责。而叶简明在2003至2005年间曾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任副秘书长，这个组织隶属于中共总政联络部。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国会研究人员称，该组织是一个中共军队单位的掩护，有“为中共搜集情报和进行宣传的双重角色”。

叶简明曾得到中国国有银行数十亿美元贷款，他的企业特殊之处还在于，他聘用了大量前军官。公开报导中，其关系网中与军方有关的重要人物，并非军方高层，但可能指向中共军方高层大佬。

据前中纪委官员、时评人王友群文章分析叶简明的关系网：

其中之一华信顾问中心秘书长、华信公益基金会常务理事王宏源，他1992年12月至1996年1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管理局副局长。从1996年1月起，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综合调研局工作，参与中央军委领导讲话的起草等。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是江泽民。在王宏源的运作下，一批将军成为华信的顾问。

其二是杨庆龙，1994年被国防科工委特招入伍，为执行国家特殊专项任务，创建珠海振戎公司，帮助中共军方从伊朗进口石油。2000年到2010年，每年进口超过1,100万吨原油。2010年前后，该公司与伊朗的贸易额，占中国与伊朗贸易总额的60%。该公司是在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太上皇”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经王宏源介绍，华信跟珠海振戎公司总经理杨庆龙建立联系。叶、杨合作后，2010年成立上海振戎石油公司。

其三是李光金，华信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2002年，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时，李光金晋升少将；2006年起任福建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2009年5月调任上海警备区政委，2010年7月退休。退休后到华信工作。据知情人介绍，华信刚到上海时，搞了很多将军书画展，都是李光金的作用。2011年9月，华信洋浦储备基地在海南举行开工仪式，包括一名上将在内的多名将军专程到海南出席。

其四是蒋春余，华信党委书记，兼任中华能源基金会理事局理事、国际中心主任。华信早期的常委张奇说：“可能蒋春余一辈子在军队拿的工资，都不如他这几年拿得多。”蒋春余曾任武警上海总队副政委、武警上海政治学院院长。时间是江泽民当“太上皇”时期。

上海是江泽民、曾庆红的老巢。叶简明是在上海发达起来的，其军中关系都是江泽民提拔重用的；其主要经营领域——金融和能源——长期由江、曾势力把持。因此王友群认为，江、曾是叶的总后台。

外界猜测叶简明具有“官二代”身份。为此叶简明在华信官网发布声明，“我并不是叶选宁少将的儿子，也不是叶剑英元帅的孙子”。但是该声明后来被删除。

翻查网络发现，《财富》杂志以及陆媒《等深线》、《新京报》等在2016年曾报导，与外界传言大相径庭，叶简明所在家族祠堂中保存的家谱显示，叶简明并没有传言中渲染的显赫家世。

维基百科上的资料记录，叶简明1977年6月5日出生于福建浦城，祖居浦城观前下坊村。持香港身分证，头衔包括新民党顾问、联合国大会主席特别顾问、捷克总统经济顾问。家庭成员中，祖父：叶柳春，船工，2013年去世；父亲：叶乃清，船工；妻子：吴丽琼。

但《财新网》、《新京报》等的起底报导触及一些迷离的细节：

1、叶简明至今一共用过叶建明、叶洪鸣、叶简明、叶油明等多个名字。叶简明曾在各个场合只言片语地透露过自己的过去。早年他曾就读于南平市的建瓯一中。跟叶接触过的人士称，那是所很好的中学，但他在其中属于差生。

2、中国华信官网显示，叶简明的国籍为中国香港。他还拥有上海、湖南吉首两个户籍，相关文件显示，他生于1977年2月23日，而非华信官方公告的1977年6月5日。

3、叶简明涉足能源行业的起源也模糊不清。叶简明曾自爆全因远华集团走私案，竞投赖昌星遗下的公司，才得以进入石油贸易产业，与国企合作，但拒绝透露详细资金来源。

《看中国》刊发的题为“解密：颠倒国际政商圈的神秘富豪叶简明”一文表示，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尽管号称白手起家，没有官场靠山，要在商界发迹几乎不可能，叶简明显然精通此道，故此在中共官场利益输送如得水之后，又将这一套应用到国际上，毕竟，经不起诱惑的大有人在。

然而近日台湾《年代向钱看》节目爆出，叶简明疑似周永康的私生子。叶简明与周永康从面相上看非常相似，不仅眼睛、嘴巴、鼻型、下颚相似，甚至眼神也非常相似。

周永康从石油行业发迹，200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叶简明与周永康真的存在某种关系，那么中共制下，以当时周永康的身份，25岁的叶简明能够收购厦门华航也就顺理成章了。

时评人黄创夏认为，正是因为叶的神秘低调，才能够在习近平的眼皮底下做大。

这一说法目前也无法证实。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2018年2月16日，叶简明被抓捕。据说是习近平亲自下的命令。2020年4月，上海法院宣告华信破产。

而在叶简明出事之前，2017年9月，与他有利益输送的中共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曾在安徽和甘肃担任省长和省委书记的王三运落马，而他被“请去说明情况”。

另一出事信号是，2017年11月，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何志平在美国纽约被逮捕。何志平被控代表一家中国能源公司向非洲高层巨额行贿。虽然美方无提及公司名，但外界认为幕后金主是中国华信董事会主席兼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主席叶简明。

2018年12月6日，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何志平涉嫌贿赂案在美国被判7项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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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与拜登利益勾连的叶简明 竟是前政治局常委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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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马晓力（网络图片）

【希望之声2020年9月7日】（希望之声记者岳文骁综合报导）中共在内蒙古强推汉语教学引发民众抗争，连日来当局加大打压力度。一群曾在内蒙古插队的当年知青也站出来声援蒙族人，领头者为红二代马晓力，事件疑与近期红二代反习动向有关。

美国华人学者韩连潮9月7日发推说：【内蒙插队知青公开反对禁蒙语】最近内蒙禁止蒙语教学事件持续发酵，中共启动社会防控网，恶警四处抓人，全面打压蒙族人民，引起反弹；一群曾在内蒙插队的知青发出公开信要求停止这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恶行，警告不要制造第二个新疆悲剧；这些知青中有许多老红二，他们此时此刻站出来发声难能可贵，大赞！

公开信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次《汉语》统编教材一事，已引起蒙古族同胞不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这种突然的强制性的作法非常不认同和十分抵触。

公开信要求相关部门收回引起混乱的文件指令；要求“那些没有全局观、大局观，缺乏政策和政治水平的个别干部，酿成事端的人”，应总结经验教训，向他们伤害的蒙古族同胞道歉。信中还说那些与蒙古族同胞为敌的极端恶劣做法，必须停止。信中批评一些地方乱抓人的横暴做法，以及有奖举报和列出拘捕百人名单做法应立即停止，等等。

公开信反对给请愿的人扣政治犯罪和“被国外反华势力挑唆”等大帽子。

信中担忧内蒙古会成为第二个新疆，令人痛心，又强调要重视“人心向背”。

公开信署名是“曾经在草原插队的老知青”，已签名的包括马晓力、刘进、李卫平、牛立、宋岩、腾平、许晓鸣、孙秋春、矫小红、魏年、杨建敏、胡冀燕、张小艾、黄光光、陈小玲、李志伟、任林、王瑛（注明可复制后接龙签名）。日期为2020年9月5日。

领头签名的马晓力是知名红二代、太子党，她是习近平发小，其父马文瑞（1912年11月4日－2004年1月3日）是陕西子洲人，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他与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关系密切。

马晓力在京城太子党中颇有影响力。她也是中共太子党中明确表明对“文革”态度的代表人士之一。

2014年9月10日，马晓力在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校庆会上发言，向在“文革”中被她有意或无意伤害过的老师深深致歉，并带领全场起立默哀。马晓力称，“文革”是“一段不堪回首丧失人性，极为荒唐恐怖的岁月”，“这份道歉实在来的太迟太晚。”

2016年，中共十九大前一年，马晓力带头，还有任小彬、崔武年、张北英、王彦君等人签名，致信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提出“四项基本要求”，要求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共十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十九大的中纪委委员的候选人、当选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公布个人和家庭的财产状况。而在十八大前，马晓力等人就曾也提出类似要求，但均未得到回应。

2016年5月5日，马晓力还写信给中办主任栗战书抗议由中共宣传部搞的“红歌会”5月2日在北京大会堂上演，直指是“文革再现”。

马晓力对港媒表示，组织“红歌会”的人制造一个“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局面，挖这么大的坑，是高级黑，黑的是习近平。她判断说，凡是这么搞的人一定有野心。马晓力当时的矛头被指针对江派常委刘云山。

中共政权目前内忧外患，因为中共病毒隐瞒以及香港、新疆和法轮功等人权议题已引发国际制裁和追责，其战狼外交导致的后果是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在国内，面临经济困局，民怨积压，包括红二代在内的反共反习公开化。

此前，红二代任志强3月曾炮轰习近平就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之后被抓捕。7月23日北京市西城区纪委监委发通告开除任志强党籍并移送起诉。

任志强好友、女企业家王瑛曾在微信朋友圈发文称，当局这是中共对任志强的“政治迫害”。这次她也参与了这次撑蒙古族人署名。

另外，作为红二代及中共党校退休教授的蔡霞，批习近平为“黑帮老大”，并称中共是“政治僵尸”。在她的讲话流出两个月之后，8月17日被中共开除党籍及被取消退休待遇。

对于马晓力带头声援内蒙古民众，推特网友点评道：

“他们难得喊出了第二个新疆，他们知道新疆发生了什么！”

“没用的！习加速师听不进任何东西！这种东西本质就被扼杀的！”

“没用的，末路狂奔，早就刹不住车了。”

“恳请党中央深入调查，有个屁用，这事就是党中央干的，明摆着的道理全都懂，就是要镇压，就是要汉化，就是搞大一统，迫害异议人士，党中央已经完蛋了，共产党已经烂透了！一句话，打倒共产党！解放全中国！”

“证实了蔡霞的说法，红二代中有很多反习开倒车的，尽管站在一些不同的立场上。”

综合媒体报导，中共当局近期在内蒙古自治区禁用蒙语授课，被指为“灭绝蒙古族文化”，由此引发当地民众抗议，家长拒让子女到学校上学，但遭遇当局强力镇压。当局据报已拘捕数百人，又采取停职甚至“连坐”等手法逼迫公职人员送子女上学，已传出多人、包括一名女官员自杀身亡。

外界观察家认为，在中共红色政权的压制下，当局强推汉语教育，实为便于意识形态洗脑，消灭少数民族文化，根本不是汉化，而是意识形态的“赤化”。

《看中国》专栏作家郑中原文章分析认为，中共似乎要不惜代价展开对少数民族地区从文化到宗教的全面清洗，加速惹怒少数民族，最高指令应是习近平。他上月底在中共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指出，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这个说法的内在意思，推到新疆和内蒙古也同样可以套用。

官方报导显示，习近平信任的公安部部长赵克志8月29日至9月2日在内蒙古和宁夏调研，要求落实习近平给公安授旗“精神”，下令毫不留情地镇压抗议活动。

政论家林保华指出这次抗争的特点之一是公务员参加抗争。其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300多位员工集体签名反对汉语教学政策，拒绝成为中共统战的工具。这是官媒，他们拒绝姓党姓习！这在西藏、新疆没见到过。据信有汉人参与，也就是打破了民族界限。这说明反共反习的思潮在中国内部逐渐发酵。

特点之二是已经有人以坠楼来抗议。内蒙古阿拉善盟政府办公室的33岁蒙古族女公务员苏日娜于9月4日早晨在住所坠楼身亡。网络流传死者遗书显示，苏日娜之死与近期蒙古族人保护蒙古族语言有关；又指她因为保护本民族语言，上书请愿无果。在她之前传说已有3人坠楼。这种抗争方式与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初期发生的事件类似，以此激发运动的扩大。

另外，当局的镇压力度持续加大，对参与游行者的大头照进行通缉。林保华认为，这明显就是当敌我矛盾来处理。那就是全盘打击，连一贯的分化政策也不搞了。这势必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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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罗宇公开喊话习近平 943

红二代蔡霞被开除党籍为何「很高兴」| 真相传媒

红二代为何反习？921

【第118期】习近平的对美政策与推行数字货币，遭到了江曾势力和红二代的围攻。而北戴河会议之後，习近平随即考察安徽，李克强视察重庆，透露了什麽政治信号？| 薇羽看世间 20200825

苏晓康：红二代与官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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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反了！红二代马晓力带头 内蒙插队知青撑蒙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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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群学君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1893-1985）

01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落下帷幕。经过两个月的无数谈判、商议和争执，人类历史上首个面向全世界的以维护国际和平为宗旨的章程《联合国宪章》正式通过。

来自全世界50个国家的153名正式代表，依次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第一个签名的国家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女士吴贻芳博士，就成为全世界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罗斯福总统深深为这位典雅端庄的女性折服，盛赞她是"东方智慧女神"。35年后，86岁的吴贻芳，真的重新回到她的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领取专为世界杰出女性设立的"智慧女神"奖。

1919年，吴贻芳毕业于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她是第一届仅有的五名毕业生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大学生之一。

这一年的冬天，早已声名远扬的女作家冰心，在北京协和女大的礼堂里，第一次聆听吴贻芳的讲演，就"惊慕于她的端凝和蔼的风度"。到了晚年，冰心说：我没有当过吴贻芳先生的学生，但在心灵深处，总把她当老师那样供奉。

1927年，还在密执安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吴贻芳，接到母校的邀请，敦聘她担任校长。在对母校的感激和"教育救国"愿望的双重促动下，吴贻芳接下了聘书。第二年11月3日，在包括宋美龄女士在内的数百位来宾和师生注目下，吴贻芳成为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的校长，那一年她35岁。

在此后的23年里，吴贻芳始终担任这所中国最好的女子大学校长。她为这所大学定下的校训只有两个字：厚生。吴贻芳解释说，"厚生"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还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

她不置私产，长年住在学校一间15平米的宿舍；她努力淡化学校的教会背景，试图让每一位考试合格的中国女孩能够接受最好的高等教育，她认识学校里的每一位学生，关心她们的学业、生活、工作；她甚至在女生宿舍一楼专门辟出"恋爱专室"（别忘了，那是整整九十年以前），供女生们与男友密谈，而她自己，却选择孑然一身走完人生之路。

她的学生说，吴贻芳先生把一辈子嫁给了教育之神。

1946年，司徒雷登向宋美龄推荐吴贻芳出任教育部长，被她婉言谢绝。三年以后，张治中旧事重提，何应钦亲自登门劝说，吴贻芳干脆选择避而不见。民国大学校长中堪称"圣人"的楷模，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

从1915年成立到1951年，金陵女子大学共培养了999位毕业生，其中包括中国早期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女性。在她们心目中，终身未婚的吴贻芳，是所有人最可敬爱的母亲。

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1884-1938）

02

1938年元旦那天，苏州盘门附近一户小院的大门，被两个日本兵强行敲开——几个月前，苏州城已经沦陷，成为日寇的天下。

开门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中国女性，其貌不扬，却有一口流利的日语。日本兵把她哄出门，经过一座小桥时，其中一个日本兵突然向她连开数枪，另一个紧接着把她抛入小河中。看到河里的人还在扑腾，他们又连发几枪，直到整个河面泛红，才扬长而去。

傍晚，一个大胆的木工师傅，偷偷下河把尸体捞上来，装进一口最便宜的薄皮棺材。

苏州城里很多人都知道这位不苟言笑的"杨菩萨"：过去几个月，她好几次跑去日军司令部，面斥指挥官松井石根麾下士兵的烧杀掳掠；她还曾收留过不少被日军追赶的"花姑娘"。但很少人知道，这个躺在一堆烂木片里被下葬的女士，是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杨荫榆。

在杨荫榆的侄女杨绛看来，她的这位"三伯伯"（无锡当地习俗，姑母叫伯伯），"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栓桔，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

192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杨荫榆，继许寿裳之后担任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不幸的是，第二年，就发生了"女师大风潮"，并引发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也就是从那以后，杨荫榆是被作为一条"落水狗"，在那篇日后被收入中学课本的《记念刘和珍君》中，被鲁迅痛骂，被国人记住的。

从那以后，对这位女性教育的先驱评价，就常极尽羞辱谩骂的能事，以至于1949年以后很长时间里，杨荫榆被盖棺论定的标签，就是"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平心而论，杨荫榆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她一生强调学生应一心治学，远离政治，就连当年带头反对她的许广平，都说"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然而，就像杨绛说的那样，"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18岁那年，杨荫榆有过一段只维持了一个月的包办婚姻。男方智力低下，杨荫榆也从未行男女之事。挣脱了封建牢笼，她再也没有婚恋。鲁迅后来讽刺说，"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

鲁迅先生下笔嬉笑怒骂，但是终究不免刻薄。不管怎么说，终其一生，杨荫榆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爱国者。

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院士林巧稚（1901-1983）

03

1949年8月，刚解放的北京百废待兴。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遍访在京的文化名人。当他来到协和医院，求见妇产科主任林巧稚的时候，吃了闭门羹。护士告诉彭真，林大夫说很抱歉，病人太多，她实在无法分身。

一个月以后，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邀请函被送到林巧稚办公桌上。典礼当天，林巧稚没有去天安门，听着咫尺之外的欢庆喧天，她在协和医院病房里安静的工作了一整天。

几年以后，这个眼里"只有病人，没有领导"的大夫，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首任学部委员（院士），在那一批254位科学家，她是唯一的女性。自1928年中国建立国家科学院制度，直到1980年，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林巧稚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女院士。

林巧稚出生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20岁那年盛夏，她与闺蜜余琼英相约报考刚刚建成的协和医学院。英语考场上，余琼英中暑晕倒，林巧稚立刻放下试卷，帮忙急救。这个举动被考官看在眼里，尽管错过了考试，林巧稚依然被破格录取。

几十年后回看，这场有惊无险的小风波，似乎正是林巧稚一生的侧影，在她心里，"爱别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几乎所有她的学生都会回忆起一个细节：当产妇因为阵痛而乱抓的时候，林巧稚总是让她们抓自己的手。一次闲聊中，她无意中说出原委：不能让她们去抓冰凉的铁床栏，那样将来会留下病根的。

五十年代，林巧稚第一次在正式场合穿长裤。那是因为一次政治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林巧稚思来想去，从前老协和规定女士公开场合必须穿着裙装，这可能是唯一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十年浩劫期间，林巧稚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发配到病房清洗痰盂，她觉得很幸运，"毕竟我没有离开协和"。

1983年4月20日，重病在身的林巧稚又接生了六个孩子，随即陷入昏迷，她断断续续地喊："快！快！拿产钳来！"一个护士随手抓一个东西塞在她手里，才让她安静下来。

两天以后，林巧稚去世。她活了82岁，终身未婚，但全中国经她亲手接生的孩子据说超过五万——我不太相信这个有点夸张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因她而获得平安与福报的家庭，何止万千？

04

1909年，吕碧城26岁了，依然待字闺中。

朋友们很着急的想为她寻一门亲事。吕碧城回了一句：全中国的男人，我能看上眼的两个，梁启超已婚，汪精卫太小。有人问，你不是还有位蓝颜知己，就是那位让无数女人倾慕的袁世凯二公子袁寒云吗？吕碧城笑了笑说，这样的公子哥，只适合在欢场上偎红依翠罢了。

如此"狷狂"的吕碧城是什么人？

1903年，因为不愿遵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妇道，吕碧城愤而离家，独闯津门，结识了《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报人。她那首盛传一时的《满江红》——"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在晚清犹如一道春雷，开启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先声。

那一年，她20岁。

1906年，袁世凯任命吕碧城担任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校长。她对女校的期许，是"开女智、兴女权，拯二万万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将来尽各自的力量"。邓颖超、许广平、刘清扬、郭隆真……"五四"运动中最重要的女性解放先驱，都是在吕碧城老师的课上接受了第一次启蒙。

那一年，她23岁。

1907年，鉴湖女侠秋瑾被杀害。高压之下，万马齐喑，诸报噤声。第一个将秋瑾革命事迹见诸报端的，是她的闺蜜吕碧城，她用英文撰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在美国发表。尽管她并不认同秋瑾诉诸暴力的革命理念。

那一年，她24岁。

……

我们看吕碧城当年的装束，惊叹她审美观念的超前，今天依然独立潮头。很难想象在一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就有这样一位先驱，理解和践行了"女性权益"的真正内涵。从某种程度上说，能被吕碧城看中，是梁启超和汪精卫的荣光。

直到去世，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走进吕碧城的情感生活，在精神世界成为与她旗鼓相当的伴侣。60岁时，她在香港去世。临死留下遗嘱，不留遗体，骨灰和面为丸，撒于中国南海。

女性教育先驱曾宝荪（1893-1978）

05

近代中国，有一个绵延两百年，被称作没有出过一个败类的家族。这就是湖南湘乡曾氏家族，这个家族的隆兴，始于"近代第一完人"曾国藩。

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到毛泽东，近代中国几乎最重要的人物，几乎都与这个家族有这样或那样的联姻或亲缘。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家族里许多不少女性，却主动选择终身独处，或者说，终身与自己的事业为伍。

1907年，曾国藩的14岁的长重孙女曾宝荪，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但身为进士的父亲曾广钧却为女儿选择了更为开阔的人生道路，要求她"穷经史之后，再去泰西学"，这种中体西用，兼采中西之长的方案，也是洋务运动以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通常的教育计划。

1911年，曾宝荪进入伦敦大学学习，成为第一位在这里获得学士学位的的中国女性。在伦敦期间，她就与同校的堂弟曾约农约定，终身不婚，"立志贡献自己为国家、为世界致用"。曾宝荪对亲友说："我如果结婚，顶多能教养十个子女；从事教育事业，我可以有几千个孩子。"

回国以后，曾宝荪姐弟在长沙创办著名的艺芳女子学校，作育英才无数，到1949年前夕，已成为湖南最负盛名的女校。

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

中国第一位女博物馆馆长

曾昭燏（1909-1964）

06

从艺芳女校走出的最知名的校友，是曾宝荪的侄女曾昭燏。

在艺芳学校，曾宝荪细心为这个堂侄女安排好了人生道路：中学毕业后，曾昭燏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继而进入伦敦大学考古系深造，她是最早的考古学女学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曾昭燏拒绝了伦敦大学聘用，毅然回国。她剪下上海《新闻日报》头版的一张照片：日军轰炸后的废墟边，一个幼儿坐在母亲遗体旁边哇哇大哭；一直保留到抗战胜利。除了留下回南京的旅费，曾昭燏把在英国结余下来的几十英镑连同自己的一枚金戒指，都委托抗敌后援会捐给了国军将士。

随后返回南京，曾昭燏出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全力投入工作。战火蔓延至南京，她与李济等人夜以继日将博物院文物登记造册，装箱编号协助文物西运，连同运出的还有来自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一万多箱珍宝。1943年，她与李济先生合著《博物馆》一书，是中国博物馆学的奠基巨著。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的溃败，蒋介石筹备将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紧急转运台湾，曾昭燏坚决反对，她说，文物若在途中或者到台湾后有任何损失，则主持者将永为民族罪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博物院改称南京博物院，这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够格称"博物院"的机构（另一所未北京故宫博物院）。曾昭燏担任院长，她吃住在馆里，克俭奉公，连一只信封都不曾占过公家便宜。自她以后，南京博物院有条不成文的院规：本院做考古工作者，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

她编写的《南唐二陵发掘报告》及《沂南古画像石墓的发掘报告》，至今仍是南京博物院存档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然而，令曾昭燏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压垮她的，是她无法改变的家庭出身。五十年代，官修《中国近代史》出版，曾国藩被盖棺论定为"汉奸刽子手"。曾昭燏怎么想也想不通，她对好友贺昌群教授说：说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我们认了，但是说曾家是汉奸，这无论如何无法令人接受——曾家自曾国藩以下数百口人，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过丝毫犹豫！

强大的政治压力让曾昭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1964年一个隆冬，她登山南京东郊灵谷塔，纵身跃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表哥，远在广州的陈寅恪先生闻讯，神色黯然的写下诗句：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

《女性的"重塑"》

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

余华林著

商务印书馆2009年

新式的婚姻现象和婚姻生活是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新式的婚姻现象固然包括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离婚自由等广为人知的内容，也包括非婚同居、恋爱悲剧、旧式妻子被新式丈夫离弃、性解放观念等容易为人所忽视的问题。而在这些为人所忽视的婚姻现象中，似乎总有一批女性要成为时代前进的牺牲品。于是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妇女解放运动究竟对当时人们的婚姻生活，尤其是女性的婚姻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女性的生活如何被塑造成当时的模样?

为此，《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将研究民国时期城市妇女的婚姻问题，重点考察了民国时期新式婚姻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书中精心选取了民国时期所出现的一些备受时论瞩目的新式婚姻观念，如恋爱自由、女性独立、一夫一妻等观念，通过对其反复论争过程的细致论述，揭示了这些新观念社会形态的具体"呈现"过程和实际"生成"状态。通过对城市妇女实际婚姻生活中所发生的复杂而微妙的变化，揭示出婚姻观念与婚姻行为变化背后的文化、价值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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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作者： 李铭

（图源：Adobe stock）

二零二零年七月九日，美国宣布对新疆公安厅和四个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这项制裁是根据川普总统签署的第13818号行政命令执行，该行政令基于惩罚人权罪犯和腐败份子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华尔街日报》报导，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时任河南省高级官员的陈全国参与了镇压行动，负责销毁法轮功图书和光盘”。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二零一一年八月，陈全国出任河北省省长。在此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包括三河市第二幼儿园教师吴志金、盐山县小营乡韩将军村小学教师胡连华，都被迫害致死。二零一六年八月，陈全国调任新疆区党委书记后，仍积极迫害法轮功，制造了无数冤案、惨案，可谓满手血腥。

在陈全国主政下，几乎所有的新疆法轮功学员或被非法关押，或被限制人身自由，或被迫流浪在外；有的遭受酷刑，甚至连老人也不放过。90岁高龄的严宜学，曾被劫持到新疆石河子戒毒所办的洗脑班关押近一年。石河子政法委书记王永康，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严宜学老人搧耳光；辅警对她群殴，把她锁在铁椅子上近半个月。今年中共两会前，严宜学被绑架，至今杳无音信。

76岁的原新疆五家渠102团妇产科医生李玉兰，曾患多种疾病，因膝关节病变，面临截肢，修炼了法轮功而重生回春。三年前，李玉兰遭冤判一年半有期徒刑。新疆环境监测总站高级工程师马超，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抓到乌鲁木齐市的“教育转化基地”（即洗脑班），后又被转到安宁渠集中营长期非法拘禁。

二零一九年五月明慧网《通告》发表以后，迄今“恶人榜”上已达十多万人。美国政府表示，只要有受迫害事实就可提交恶人名单，即便恶人或家属已经入境美国，也可吊销签证、将恶人和家属递解出境，以防堵他们妄图通往“避罪天堂”的大门。

对于迫害人权者予以制裁，是民主国家的共同趋向。美国国务院官员曾透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官员更明确告知，近年有多人因迫害人权被拒发签证，皆因参与迫害法轮功。

《通告》与“明慧网恶人榜”公布后，确实能震摄行恶者。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制裁恶人”的行动已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有效威吓很多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有些参与迫害的部门将工作人员的照片从墙上摘下以免被举报；有些警察在释放法轮功学员时说：“我没有打你吧，不要举报我，我孩子以后还要出国。”甚至有的公安局长也开始有所顾忌：“为什么要举报我们？别人孩子出国，我们孩子也要出国啊”。

《通告》与“明慧网恶人榜”将恶徒的个人信息和恶行等记录在案，目的在于制止迫害、维护善良、支持正义。所有榜上的恶人勿存侥幸心理，凡作恶者，或早或迟都将出现在这些民主国家的制裁名单上。中国大陆所有相关人员应引以为戒，对迫害政策不予配合、执行，不要堵死自己和家人日后赴西方国家定居、学习、旅游或经商之路。

一朝行恶，终生难逃法网。去年十月十七日，德国汉堡法庭审理了一桩纳粹警卫的案子，93岁的老翁布鲁诺·约翰内斯·D.（Bruno Johannes D.）被指控在五千多起谋杀案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因为他18岁时在司徒特霍夫（Stutthof）纳粹集中营担任警卫，是“杀人机器上的小齿轮”。

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必须为他七十多年前所犯下的罪行锒铛入狱，并非罕例。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决，前纳粹党武装亲卫队成员奥斯卡．格吕宁（Oskar Gröning），遭法庭以协助、伙同（aiding and abetting）谋杀二战期间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三十万犹太人的罪名判刑四年。高龄九十六岁的格吕宁以健康理由申请“暂缓监禁”，遭到宪法法院驳回，必须入狱服刑。

犯行已逾半世纪，仍须受审判刑，也非德国独有。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六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Stockholm District Court）以曾参与一九九四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为由，将原籍卢旺达的六十一岁瑞典公民贝林金蒂（Claver Berinkindi）判处终生监禁，罪名包括种族灭绝，及在卢旺达进行谋杀、谋杀未遂与绑架等国际法的严重罪行。这是瑞典第二度以这起大屠杀的罪行判刑，瑞典法院曾在二零一三年依涉及卢旺达种族灭绝案，判处另一名男子终生监禁。

尊重生命与维护人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原则。尽管许多人权之士认为，这些判决太轻、太迟。但这些“杀人机器上的小齿轮”被判刑，却给世人指引着同一结论：迫害法轮功，一辈子也逃不掉。江泽民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千古冤案，迫害之严酷惨烈，犹甚于卢旺达种族屠杀及纳粹集中营等案，更难逃法律制裁。

善恶有报、因果报应，如应斯响。近年许多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党羽，诸如薄熙来、周永康、苏荣、徐才厚、李东生、王立军、孙力军等中共高官相继入狱，也预告了首恶之徒的下场。

俗云：“狡兔死，走狗烹”，被中共利用完了自己仍要承担苦果，曾追随迫害元凶的附和之徒应深思自己的未来。“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那些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各级人员，应该赶快停止迫害、将功补过，以免它日伏法，再多悔很也难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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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中共迫害人权！福斯汽车坚持在新疆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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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通过支援新疆决议案，将制裁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

欧议会友台小组访台 主席呼吁正视中共迫害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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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站来稿

原文链接：迫害人权 难逃制裁(图)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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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作者： 一谈

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与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前中）、会办唐国安（前右）和范源濂（前左）合影。（图源：公有领域）

中共因掩盖武汉肺炎疫情而遭到全球追责，世界各国政府与民间谴责中共并要求赔偿，国内的文宣便抛出庚子赔款事件，挑动民众民族主义情绪，将国际追责诉讼比作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恶意压迫、敲诈与侮辱。然而，庚子赔款真如中共的历史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吗？

其实，中共的文宣也好、教科书也罢，都是政治宣教的翻版，是为了中共维稳和控制人思想的目的，而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阉割、扭曲、造假后出笼的“中共版”。几代中国人被反复灌输中共版，也只见过中共版的“历史”,所以难怪众多中国人因对庚子赔款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很容易被中共误导。

下面就庚子赔款的历史真相做一介绍，协助愿意知道真相的中国人走出认识误区。作为中国人，被党骗的经历谁都有，早醒一天总比一辈子被骗损失少。

一、赔付金额不是按人口计算的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举起“扶清灭洋”旗号，招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清军和义和团战败后，于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议定，清政府应付英法德美俄等14国战争赔偿款，合计约4.5亿两白银（海关银)，年息4厘，分39年偿清。

因为当时的清朝总人口约4.5亿，与战争赔款总额的4.5亿巧合，有大陆学者便声称庚子赔款是西方“列强”按人丁摊债、欺负中国人的一大罪证。关于“列强”，中共的几十年宣传，已经让“列强”二字成了西方国家“侵略”、“欺辱”、“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具足负面含义和抹黑效果。然而事实上，庚子赔款的依据与数额跟大清国总人口没有直接的关系，所谓人人都要赔付一两白银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有关《辛丑条约》庚子赔款的任何西方和清政府的档案中，都没有提及这项赔款是按照人丁一两来赔付的。

关于人口。清雍正期间，中国实施“摊丁入亩”，政府并不再征人丁税，人口得到了一定的增长，但到鸦片战争前夕也只是4亿人口。英国历史学家庄士敦曾提及1910年武昌起义时中国人口约4亿人左右。这个数字离4.5亿还差5千万人口。

回到大陆学者的断言。近年有大陆学者提出，庚子赔款总额是依据人丁一两计算出来的，抛出这种观点的目的何在呢？主要原因是中共想借文人的笔来煽动每一个中国人对自由世界的仇恨，尤其是对美国的仇恨。然而事实呢？

二、美国首提索赔不超过中国实际支付能力

今年6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演讲中说，“我们对中国人民有着深深的尊敬和钦佩，美国与中国有着悠长的友谊，但是中共不等于中国或者中国人民。”的确如此，庚子赔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通常，战争赔付有两种方式，即割地和赔钱。俄国当时有让中国割地的想法，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则表示尽最大努力维护中国的完整，并表示反对过度勒索中国而导致其经济受损。美国成为第一个在一流大国中提出一次性的、不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总赔偿原则的国家。英国、日本表示了同美国一致的立场。美、德、法、日四国组成“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实际财政情况与赔偿能力。

那么庚子赔款主要赔付的是什么呢？是赔付战争中的各国付出的军费以及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估算。庚子之乱，很多教堂、驻华使馆、在华企业、在华银行及洋人个人资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与伤害。主要是赔付这些款项，而并非中共所宣传的为了欺辱中国而狮子大开口、贪婪掠夺。

对于各国财产损失的界定，赔款委员会有具体规定，而不是中共式的造假、虚报：

1901年2月23日，美、德、荷、比四国公使组成的赔款委员会负责确定赔率原则，委员会拟订《各国索赔章程》，其中规定：“失毁物产，果系因去夏拳匪所致者，始可索赔；被毁物产，须有实证；各物理合索赔者，均须照实价开列。”章程还规定了严格的赔付审核程序。也即是说，庚子赔付不是漫天要价，也不是二次掠夺，而是依据实际损失开出的赔偿单。

三、庚子赔款的数额是如何确定的？

庚子赔款的数额大不大，得先看损失的金额，以及受损失的各国对索赔的态度。那么庚子赔款的具体数额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呢？

为了防止各国过度要求赔偿款，英国提出对各国赔偿要进行审查核实；美国于3月28日和4月10日两次建议，各国要求的赔款总数应限制在4000万英镑之内，但没有得到各国同意。5月1日，各国提出索赔数额为6500万英镑，合计4.15亿两，8月份，各国提出的总要求达4.6亿两，经各国协商，按比例消减，最终1902年6月14日，确定了各国的分配额，总数计4.5亿两，偿还期限为39年。

那么，这笔款项对当时的中国到底有多大的负担呢？据大陆学者研究，1840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3.9亿两银子，1843年是4.3亿两，1911年也有3亿两。李鸿章本来以为各国会索赔6.5亿两，在《辛丑条约》谈判时，商务大臣盛怀宣对李鸿章表示，千万不能提中国可以量力而行，那样索赔就多了去了。

战争是昂贵的，战败后赔款也是战争代价之一。相比之下，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中的小国保加利亚，除了割地外，赔偿了4.45亿美元；德国赔款113亿英镑，且须以黄金支付。这些战争赔款都高于鸦片战争战败国（中国）的庚子赔款，因为庚子赔款的一两海关银只有0.74美元，4.5亿两海关银[1]约合3.3亿美金[2]。

在中共宣传和洗脑下，很多中国人被误导，割裂的看数字，不看各国的损失，只一味地误认为，哇，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中国被欺负了，美国、“西方列强”太可恨了！这次武汉肺炎疫情也是，中共完全不提因其隐瞒给世界各国带来的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只一味的煽动中国人：你看各国索赔这么多，欺负中国人，美国太可恨了，“西方列强”太可恨了，中国人要跟他们斗！经历了那么多政治运动、遭受过多次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的中国人，这次还是有很多人轻易地就上了中共的当。被骗一次是没经验，一辈子都被骗是愚蠢的选择。愿更多的中国人成为真正的智者，不再做中共的舆论奴。

接下来我们看庚子赔款的对象，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态度和做法，以及索赔最高、还用谎言和控制手段钳制中国人的苏共（中共的老大哥）。

四、庚子赔款的对象也包含中国人

庚子赔款不仅赔偿生命和财产受损害的西方各国，也赔偿受损害的中国人。《辛丑条约》第六款提及赔款对象是“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对此，习惯于接受中共党文化洗脑的人会感到意外和惊讶。的确，中国人也享受了庚子赔款款项。这还不是指后来的退款，是指在赔款对象中就包含中国人。

由于义和团运动使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中国受到极大的损失，很多教堂被烧毁，里面的物品和财产被掠夺，甚至出现布道者生命受到威胁或被杀害。李鸿章曾奏称，直隶一省教民数万人被杀害，房屋数十万间被毁。因此赔偿的暴乱中的传教士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成了庚子赔款中的地方性赔款要求。其中，中国教徒也有权向清政府索赔。

如，山东传教士东西差会的赔偿政策中就包括如下款项：中国信徒也应该获得在义和团暴乱中，直接经济损失的赔偿；有些中国人没有受洗，但因为与基督教有联系而遭受损失的，或者是因为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遭受损失的，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索赔。

相关史料记载，山东潍县布道站共索赔4.5万两白银。北京差会应索取赔款109125美元，其清政府赔付中国教民10874两白银。因中国教民有时会夸大索赔项目与数额，所以基督差会会对他们做出审核，但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教民即华民，赔付事宜外国教士不必参与”，外国传教士们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他们有权代表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中国人索取赔偿。这从中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在赔偿问题上的慈爱胸怀与法治精神。

五、索赔金额最高的是俄国

庚子赔款索赔的14国中，索赔最高的是俄国，其次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之后才排到美国。见下列表格：

庚子赔款各国分得数目表。（图源：明慧网）

俄国因当时中国拒签关于交收东北三省的协约，一下子把赔偿款提高到1.3亿两。1917年共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世界各国政府均不承认它。北京政府因此而停止了赔付俄国赔款，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但各协约国表示不同意，北京政府只好又继续赔付旧俄政府，旧俄政府表示绝不接济共产乱党。1917年～1920年，北京政府曾三次停付庚款。

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巩固政权，为骗得中国北洋政府的信任和承认，曾于1919～1923年间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放弃庚子赔款。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苏共说的只是一个漂亮的口号和骗人的幌子而已。1924年5月，中苏建交，缔结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对于庚子赔款，苏联一方面假惺惺地说放弃，同时又规定庚款用于优先偿还债务后可用于中国教育款项，但上述款项的分配须两国共同建立的一个委员会全体同意后才能执行。

也就是说，苏共同意不要中国人的钱了，但是中国人如何用这个钱，还得听我苏共的。这是共产邪灵的“控”术耍的花招，中共对此招数学到了家，运用娴熟。

六、美国率先提出退款并全额退款

美国在索赔当初就极力主张不能过度索赔。1901年4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电令美驻华全权谈判代表柔克义，坚持总额不超过4000万的要求。1905年，中国驻华公使梁诚向海约翰提出用白银代替黄金作为赔付方式，这样就不会因汇率变动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负担。海约翰认为梁诚所言极是，并表示美国索赔“原属过多”。

1907年12月，对中国人民有着深深好感和体恤的美国人首次提出退还赔款。美国总统罗斯福国会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元（美元）之外，所余1200万元，实为浮数，受之有惭德。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中国已支付超过1165万元的部分（964万余元），分期于中国每年分付赔款内减还。”

同时美国国会咨文还表示，此笔钜款用于帮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使（中国学生）修业成器，伟然成才。”次年7月11日，柔克义照会清廷，确定退款。9月14日，清廷答书：“本国政府久感贵国邦交之笃，而无由申达谢悃，今大国如是盛举，何可不谢。”

1909年10月，中国诞生了首批47人赴美跨洋学习的留学生。到1929年，留美学生共计1279人。民国时期的很多教育界、学术界、实业界及外交领域的大家都是留美庚款生。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历任校长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浙大校长竺可桢（气象学家），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语言学家赵元任等。庚款生中还培育出了叶企荪、杨光弼、钱崇澍、郑之蕃、庄前鼎、顾毓琇等一批清华大学自然科学界的著名人物。

可悲的是，中共夺取政权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轻信了中共，留在了中国大陆，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

七、没有庚子赔款就没有两岸清华大学

1909年，清廷外务部与柔克义奏请设立“游美学务处”和“肄业管”，相当于留美预科学校，为赴美生做留学前的培训。9月，清廷将西直门外的清华园辟为学校地址，正式定名为“清华学馆”，教师由基督教青年会从美国聘请。1912年改为清华学校，唐国安为首任校长，课程设置、教材及教学方法、学生生活习惯都效仿美国，一切活动和教学都用英语。清华学校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毕业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三年级留学。

1924年2月，清华聘请范源濂、胡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五人为大学筹备顾问，1925年4月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梅贻琦等十人为委员。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清华学校更名为清华大学，梅贻琦任代理校长。梅校长完全按照美国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式来承办清华大学，主张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而百年清华之成就与盛名，亦出自于那时的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文化与科学研究之倡导。

其间，美国通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再次退款，此笔款项继续资助清华学校。另外还在1931年成立了“国立北平图书新馆”──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的前身，这是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

1949年，中共窃政后，梅贻琦随蒋介石大陆人才抢救计划行动而转赴台湾。因清华将美国退款的使用剩余部分存放在美国银行设立“清华基金”。梅贻琦校长前往美国掌控此基金，后在台湾新竹市复建国立清华大学，至今此基金利息仍每年由银行拨付给在台湾的国立清华大学。

两岸相同的清华大学，如今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台湾的国立清华大学仍然秉承当年清华园的儒雅人文气氛与独立自由的学术理念。北京清华大学，1950年，清华“罗斯福纪念体育馆”的罗斯福雕像被中共砸毁；之后的各种运动，清华都是备受冲击。当今的北京清华大学，曾经在此任教的一位台湾数学家形容，那里的学生们像一个个无信仰、无理想的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人人只想着拿学分，毕业赚钱成大款，买房买车，哪里还有什么家国情怀，报国之志。

中共的教育体制，说到底就是一个专业的洗脑系统，毁人不倦而已。

八、其他各国的庚子退款都花在了哪里

1908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布“退款”令，此为第一次退款，本息总计2892.25万美元，1924年6月，美国再次退款1254.54万美元，两次实际退还数为3493万美元。除了清华大学外，1917年～1921年，美国退款还用于建设北京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山西农学院、山西工学院也是美国庚款退款建立的。

美国的退款在各国引起巨大反响。1926年，经胡适斡旋，中英两国成立“中英庚款委员会”商讨退款事宜。英国退还总额本息合计约为1118万英镑，主要用于中英文化活动与交流，以及科技事业发展。英国退款中的50万两白银用于西式学校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的建设。

南京中央图书馆和中央博物馆也是此款支持建立的。抗战期间，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还帮助了民国政府将2万多箱的故宫国宝秘密南迁海运至台湾。如今两岸故宫有着这样的说法，北京故宫有屋无宝，台北故宫有宝无屋，台北故宫的“宝”就是依赖于庚子赔款才得以南迁运输保存下来，否则，五千年的文物即便逃离了战火，也难逃中共文革红卫兵的疯狂打砸抢。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万余元。1920年，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用此款在北京创立了中法大学。1925年10月，荷兰正式响应庚款退款行动，1926年1月1日起，荷兰政府确认退还，将65%的款项用于中国水利建设，35%用于文化建设。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瑞典等国纷纷退还庚款项目。只有日本政府没有退还。

1929年，时任铁道部长的孙中山之子孙科还以庚子退款作为担保发行“庚款筑路公债”，修建全国约2万公里的铁路。

各国的退款对当时民国政府的文教事业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民国的高等学府，不仅大师辈出，而且培养出了一代代独立敢言的莘莘学子。中共窃政后对教育系统的钳制和对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扼杀，高等学府徒有表面虚名，学术腐败、官僚习气、言论禁锢，使得这里早已不是净土与圣殿，也毫无学术与科研建树可言，只是中共把持、利用和严阵以待的一块舆论阵地而已。

九、武汉肺炎，世界追责中共而非中国人民

2020年，同为庚子年，武汉肺炎使各国遭受的生命损失已达50多万人，但在美国，死亡人数就早已超过越战。世界就病毒来源与中共掩盖疫情问题对中共发起问责。全球响应问责的国家多达100多个。中共急忙抛出中共版“庚子赔款”，想制造舆论，在中国人民面前为自己喊冤、洗白、混淆视听、脱罪。

然而中国人当明白，世界追责的是中共而非中国人民：

5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员柯林斯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制裁中共）最好的办法是抓住他们的钱袋子，掐断他们的资金，尤其是中共高官盗国贼的资产。”美国之音6月25日报导说国会正在讨论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为美国公民在武汉肺炎病毒中遭受伤害、损失和破坏打开追究中共责任的法律之门。6月30日，白宫前顾问班农在疫情战斗室表示“这一切都是中共造成的”，呼吁美国政界对中共追责。班农曾多次向全世界表示，中共释放了病毒，他们是邪恶的，不是中国人民。

近日，加拿大前司法部长欧文･考特勒在加拿大人权论坛会上说，中共是政治病毒。欧文･考特勒分享了追责中共的五个方法。

其实，最应该向中共发起追责的应该是中国人民自己，但出于对中共流氓的恐惧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所积累的负面经验，目前能想到和敢于做到向中共追责的中国人还寥寥无几，因此中共迫害起来也很得心应手。6月11日，推特消息，武汉疫情追责索赔案原告武汉人张海因起诉武汉市政府、��北省政府及中战区总医院而被警察带走。张海是武汉疫情受害者家属，一直坚持追责中共政府，其微博被屏蔽，遭到警察的多次上门威胁。中共的行为一再向这个世界证明着它自身的邪恶，但它却用谎言加暴力，钳制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让这些人宁可牺牲原则和基本人权，也要顺着中共的宣传和命令苟且偷生。在疫情中死去的李文亮就是其中之一。他明知疫情的出现是真实信息，却低下了本该高贵的头，签字画押，选择听命于中共，承认造谣，表示服从政府，结果是，他本人和问讯他的警察都做了中共的替罪羊。

6月20日，港商袁弓夷致信美国国务卿表示，“中共在其71年的历史中至少犯了14项重大反人类罪，我们必须追责到底，将中共彻底铲除。”

7月1日，中共为了转移世界罪责视线，强推港版国安法，名义上是保护国家安全，实际上是剥夺了香港的一国两制和司法独立，剥夺了香港的言论自由。中共此举遭到了各国的强烈反对。美国立即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将对支持中共损害香港自治的个人或实体实施制裁。

如今的中共，疫情、水灾、地震、追责、制裁，四面楚歌，处处遭围堵，中国人更应立即清醒过来，休与中共为伍、选择快快远离中共者，方为识天象民意、识时务之俊杰。

注：

[1]海关两，又称关平银，关银，是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属于虚银两。清朝时期，中国海关征收进出口税时无全国统一标准；各地实际流通的金属银成色、重量、名称互不一致，折算困难。为统一标准，遂以对外贸易习惯使用的“司马平”（又称��广平”，一种砝码），取其一两作为海关银的标准单位。海关在征收关税时，依据当地实际采用的虚银两与纹银的折算标准兑换。但实际计算标准并不统一，兑换率也不一致。例如：同治、光绪、宣统三朝50年间，天津海关征税，对中国商人以行化银106两5分折海关银100两的标准，对外国商人通常以行化银105两折算海关银100两的标准。

[2]庚子赔款的偿还来源和数额，是当时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提出的。4.5亿相当于当时的3.33亿美元，6750万英镑，是当时的汇率。当时的美元金本位标准是1美金=1盎司黄金。那时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以黄金为担保，并非以美元为基础的结算体系，美元成为硬通货应是二战以后的事。赫德考虑到清政府的承受能力，提出以水陆口岸的常关税即衣物、食物、用物、杂货等进出关的过境税，和盐厘做为担保。后来，赫德提出将海关盐税方法推广到境内水陆通商口岸，作为盐政收入，并将通商口岸的常关与海关合并。这样能保证清政府赔款的财源。各国都同意。这样才牵扯到海关银这个计算单位。

（编者按）导致武汉肺炎爆发的病毒是来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由于中共当局隐瞒真相致使疫情在全球扩散。武汉人、湖北人，乃至所有中国人及全世界人民都是受害者。中共不是中国，也代表不了中国，因此，中共治下出现的这种病毒应叫“中共病毒”。

「总统山」独立日庆典上 川普致辞恢复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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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不寒而栗的历史真相——长春围城与苏军的“解放”纪念碑(组图)

八二三炮战被中共故意“省略”掉的历史真相(图)

做梦都没想到 历史真相是这样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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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慧网

原文链接：怕追责抛庚子赔款 被中共扭曲的历史真相(组图)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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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歪脖子树

共产党畏惧赵桐的号召力，担心抗日挺进军成为八路军的后患。就连夜紧急调兵，将赵桐等消灭于太行山麓，这是旷世惨案、冤案。共产党至今竭力掩盖这项重大罪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口头抗日的先锋。它发表抗日宣言比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抗日宣言早了3年之久，而且不同的郑重版本先后有4种之多。

然而，认真对共产党的抗日历史做一考察，发现这里面大有说道。我就按历史顺序一一道来。并做为我本人向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献辞。

为让读者提纲携领，一览无遗。我整理出共产党抗日的几个阶段，布列于文章开端。

（一）以假乱真的抗日阶段，（1934年7月红军准备长征——1935年10月长征结束）

（二）半真半假的抗日阶段，（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告全国人民书”又称“八一宣言”——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败）

（三）一分真九分假的抗战阶段，（1938年底——1945年8月抗战胜利）

（四）清点共产党抗日“战绩”。

一、以假乱真的抗日

1934年，蒋介石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一次战事顺利，苏维埃政权如即将覆巢之危卵，岌岌乎难免壳碎黄溅焉！

当时为了吸引蒋介石主力，掩护红军主力向西南方向的撤退，苏维埃中央军委决定派一支疑兵离开江西瑞金东进，来个声东击西。这支疑兵的名字就叫“北上抗日先遣队”。

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弹药不足，而中央指定部队携带的宣传品就有160多万份。有《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传单口号。总共装了三百几十担，先遣队一路张贴散发，摇旗呐喊，宣传北上抗日。但是先遣队并没有北上，只是在民国心腹之地闽、浙、赣、皖转来转去泡蘑菇。

苏维埃中央军委还一度下令南下攻打福州，与北上抗日南辕北辙。

不到半年时间，6000人很快大部分被国军歼灭。抗日先遣军第一任军团长寻淮洲战死、第二任军团长刘畴西和地方军委主席方志敏被俘枪毙，只有军参谋长粟裕带少数人突围。

“抗日先遣队”和日本人一个照面都没有打。“北上抗日”是一次军事佯动作。粟裕当时对中央的意图不了解，对军委的瞎指挥颇有怨言。他不知道这是红军断尾求生之计，自己就是那截被折下来的尾巴尖。乱蹦乱跳没有章法只是要分散蒋介石的注意力，让蜥蜴主体逃走。

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宣告“北上抗日”。

1935年9月20日。红军走过草地，突破腊子口进驻哈达铺。此时周恩来大病刚愈，不顾仍然很虚弱的身体，安顿下来马上就和张闻天、博古一起来找毛泽东，商量下一步的去向。由于张国焘的分裂，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无法实现。8天之前在俄界会议上（甘肃迭部县），毛泽东曾提出用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境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但此时红军已损兵折将十之八九，再远征消耗下去，有灭顶之灾的危险。真是“多歧路，今安在”，“拔剑四顾心茫然”。当然，周恩来是拔枪四顾心茫然。

也就在此时，毛泽东在缴获的旧报纸《大公报》、《中央日报》上读到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在陕甘根据地活动的消息。这一发现使中央领导同志极为振奋。

22日上午，中央领导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毛泽东鼓动说：“同志们，长征快要结束了，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向陕北进军。与那里的红军会合，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全体与会人员受到极大鼓舞，情不自禁地一致高呼：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到陕北根据地去！”

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中国工农红军易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简称陕甘支队）。支队政委由毛泽东兼任，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全支队共7000余人。

这就是第二次宣告“北上抗日”。从国民党旧报纸上偶然捡到的红军突围求生之路，被毛泽东赋予“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北上逃命，变成北上抗日。

概括以上两次“北上抗日”，抗日是假，逃命是真。我称之为“以假乱真”的抗日。

二、半真半假的抗日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张浩等在莫斯科以中共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由于自从红军长征以来共产国际就与中共失去联系，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决议和“八一宣言”内容直到1935年11月才由张浩带到延安。1935年11月28日，延安才发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呼应“八一宣言”精神。号召组成反蒋抗日统一战线。

这是郑重其事地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抗日宣言了。然而国民党却只把这当做残匪的绝境求生伎俩。蒋介石继续部署围剿延安，要做“攮外必先安内”的最后一击。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张学良兵谏犯上，扣押了蒋介石。延安兴高采烈的气浪几乎掀翻了窑洞。一些人在讨论如何公审和枪毙蒋介石。

但是斯大林对中国时局有了新的认识：如果利用中国遏制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必须依靠强人蒋介石。斯氏甚至怀疑张学良受日本收买，逮捕蒋介石以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共产国际断然指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趁势推动国共合作，建立联蒋抗日统一战线，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

延安中共如当头被浇了一瓢冷水，联合张学良组成西北抗日政府的构想顿成泡沫。���恩来亲赴西安，换了一付冷面孔面对张学良，扮演不偏不倚调停人的角色。

1937年7?7卢沟桥事变，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严峻形势把国共关系挤得更紧了一些。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芦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为首的国际路线派从自莫斯科衔命而来，就是要加强联蒋抗日统一战线。王明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号召国共消除前嫌共赴国难。

王明和周恩来组成长江局。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国共合作相当紧密，真有点共赴国难的味道。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就是述说的这段历史。

但是国共互相猜疑，共产党敷衍国民政府的命令、推诿与日寇作战，此间就已经发生。有这样一个例子：1937年8月左右，蒋介石曾调一二九师到石家庄阻击日军。蒋委员长特派他的高参、刘伯承的旧识乔茂才传令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接待了乔高参，转身悄悄派人去告诉刘伯承躲起来。并对李达交代如何对付乔茂才。李达把乔茂才安排在一二九师师部，陪他好吃好喝，却绝口不提调动的事。乔茂才几次催促要见刘伯承，李达均以种种借口搪塞。乔茂才手持总裁手令，却找不到接令之将军，整天吃了睡，睡了吃，最后无可奈何自行离开了。回重庆被蒋介石狠狠训斥了一顿。

共产党声言一致抗日，实际上内部发生分化：一些中共领导人认真执行共产国际指令，联蒋抗日卫苏，其抗日的忠诚度无可怀疑；另一些领导人图谋借日灭蒋，积蓄力量，伺机做大。其抗日的忠诚度，口心不一。

我把自1935年底到武汉保卫战结束这一阶段的共产党抗战活动，归纳为半真半假的抗日阶段。

三、一分真九分假的抗战

保卫武汉战役失败，长江局最后撤销，王明铩羽而归，他在中共内部影响式微。到了1942年王明沦落为延安整风的教条主义、投降主义的靶子，这位马列呆子只有招架之功了。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力量的彼消此长，让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有了大变化。

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的抗战方针。红军可以被改编，可以穿着国民军的军装，乐意接受政府的武器装备，但是不能接受国民政府的命令。

不同来源的资料交叉印证着毛泽东的阴谋策略。

1、古屋奎二在《蒋总统密录》中记载：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第11分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P117）。

2、奥?鲍里索夫（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在《苏中关系（1945一1980）》披露：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P100）。

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公布了一份《李法卿谈话稿》，李法卿为杨成武部一个骑兵连的支部书记。谈话稿称：部队从延安出动时毛、朱等曾召集干部训话，指示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

且按下第一份和第二份资料不表，这里只把《李法卿谈话稿》做进一步考证。

考证一，记者巢父曾经采访过刚投诚的李法卿。《李法卿访问记》被收入《共产党在中国》一书。该书由“华严出版社”于1943年7月公开发行。此书第324页记录：“最近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李法卿君竟率领干部四百五十余人公开声明脱离共党。

李君是河南人，骨头脸，长身材，看上去倒像一个小商贩——参加中共已十多年。

李君说，抗战后，随十八集团军出发；在出发之前，毛泽东朱德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朱毛特别声明，中日战事实为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他们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

考证二，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当年曾破获新华社地下谍报工作站，逮捕了11名中共秘密特工人员，还意外抄获了毛泽东所撰的教材文件，内容和李法卿所言大致相符。

考证三，《蒋中正总统文物》文档记载了第十八集团军李法卿等450人向国军四十军投诚事件，

这是中统局提供委员长的情报汇编。时间为1940?09?04-1940?09?14，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528-079，入藏登录号：002000001917A。

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毛泽东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百团大战在共产党内部被认为彭德怀违背了“一、二、七”方针，帮了蒋介石的忙。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翻老账对彭德怀批判。毛泽东为了减轻日军对新四军、八路军的压力，派密使潘汉年到上海与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接触，私下达成妥协约定，出卖国军。

说这个时期共产党的抗日是一分真，九分假。这是一个很公平的评价。

四、盘点共产党的抗日“功绩”

根据八路军战报，八年抗日八路军对日本的最重要战役有28次，28次总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77859人。与之相对，日本方面的统计28次交战日军共计伤亡6703人。

其中闻名于世的百团大战，据八路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

日军战报：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华北治安战》

平型关伏击战，据八路军战报：打死打伤日本军人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被打死167人，伤94人。——《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

可见中日双方的统计数字有着巨大差距，我对此留待以后评说。我要指出的是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打得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战役，既不是平型关伏击战，也不是百团大战，而是1940年10月的黄桥战役。黄桥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军张德勤部队1万1千人，中将军官二人死在战场，旅团长数人被击毙，国民军伤亡惨重。俘虏师、旅、团军官30余，下级军官600名——讽刺的是韩德勤部队是在台儿庄血战立下战功的抗日部队，受到蒋介石的表彰。陈毅公开声明新四军向韩德勤开战的理由是，新四军要向韩德勤“借一块地方抗日”。

另一次八路军打得坚决、彻底但是惨无人道的战斗，是伏击赵侗的“北上抗日挺进军”。

赵桐

1939年12月26日晨，在太行山区灵寿县岔头附近山岭，埋伏了4000名八路军，参与埋伏的包括郑维山的特务团，蔡顺礼的骑兵队。来自延安毛泽东的指示是：“一定要清除这支隐患。”贺龙、聂荣臻的命令：“全部、干净、秘密地灭掉”，“务必全歼，不使漏网”。

抗日挺进队行军中突然遭到劫杀，尸横遍野。八路军还一个个翻尸检验，再补上一刺刀。被俘虏的几十人中有一些女干部，其中包括赵侗的20岁妹妹赵理智，一起绑了活埋。赵侗等345人全部遇难，没留一个活口。

赵侗时年28岁，“九一八”事件发生时是东北大学物理系学生。后来与苗可秀组织少年铁血队抗日，一度人员达1万2千人。后来又入关成立“华北国民抗日军”，人员发展到2万5千人。与日寇多次交锋，打过几个震动全国的漂亮仗。赵侗一家是全国闻名的抗日之家。

1937年12月25日，由杨成武等人牵线搭桥，“华北国民抗日军”宣布加入八路军，赵侗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但是很快赵侗与共产党发生分歧，遂带少数几个人离开八路军。1938年，赵侗在重庆招募和培训抗日干部，重起炉灶，组建“北上抗日挺进队”。国民政府给予支持，配备了新式冲锋枪等武器。国防部出具让沿途军队协助的公文。没想到这位著名抗日英雄和一批热血爱国青年（多为东北三省子弟），在北上途中被谋杀于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

东北抗日名将赵尚志是共产党的抗日英雄吗？

震撼无语：坐山雕原来竟是抗日英雄！！

中共“抗日英雄”吉鸿昌被国民政府枪毙的真实原因

抗日名将赵尚志是共产党的抗日英雄吗？

杀妻还是杀谍？击毙还是成仁？抗日英雄张灵甫(历史上的今天20190516第3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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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畏惧赵桐的号召力，担心抗日挺进军成为八路军的后患。就连夜紧急调兵，将赵桐等消灭于太行山麓，这是旷世惨案、冤案。共产党至今竭力掩盖这项重大罪恶。共产党并不在乎抗日救国民族大义，为了该党在争夺权力中占到上风，不惜杀害抗日英雄。

原文链接：中共四种花样抗日 最毒伏杀抗日英雄赵桐部队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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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重大涉腐未尝揭开盖子的内幕导引 位虽卑而毋敢忘忧国 ---就我2014年“9.28”反腐讲话、反腐卫“遗”三大问题 致都江堰市委书记张余松先生《规劝信》（二）

我在“保护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同张余松先生的观点及其原则立场的分歧和斗争。并以公民的权利向中国水利部、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建设厅、都江堰管理局、市委、政府特别是都江堰市规划局问责。

张余松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把致你的《规劝信》（二）（三）部分做个调整，因为许多海外的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的华人朋友，以及台湾，港、澳地区的朋友，尤其是国内特别是都江堰的各界朋友，目前都非常关心都江堰“世遗”遭破坏的问题以及事情的发展和近况、对我本人目前的处境安危，充满着担心。因此，我先谈《规劝信》所涉及的保卫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这个问题。

张余松先生：为了让我们共同再认识都江堰“世遗”的伟大历史意义开始说起，我先引用诸葛亮 《隆中对》作开场白，为了说明都江堰的重要性，不妨多引用了点此历史名篇中的一些话：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隆中对》之“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就是因为有李冰父子率领天府人民建的都江堰！刘备听了诸葛亮的话才最后实现了“诚如是，则霸业可成”。从而建立蜀国演绎了中国历史魏、蜀、吴三国鼎立的一段历史，才有了中国历史的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流传至今。

你到都江堰公园的堰功大道走走，从诸葛亮开始，历朝历代官员哪个官员不敬畏都江堰？哪个敢轻视都江堰？对那些保护爱护“遵其旧制”管理、守护好都江堰的各朝代官员从李冰父子始，“堰功大道”塑像的历代官员哪个不“流芳百世”至今被人民所尊敬和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先后到过都江堰。毛泽东同志1958年站在玉垒山上，眺望都江堰，在伏龙观俯瞰宝瓶口的伏龙观离堆，问他脚下已被千年洪水冲撞、水滴石穿形成巨大洞穴的“离堆”100万年后冲得垮吗？（大意）老人家站在历史巨人的高度，以深邃的眼光和智慧考虑了都江堰万年以后的安全，防止了万年以后如若“离堆”被冲毁，可能造成成都平原我们子孙后代的免于“人或为鱼鳖”（引自毛主席诗词《念奴娇·昆仑》），才有了后来一九七四年大规模“加固离堆”的工程。

以上我再次为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并向都江堰市“四大班子”建议，在原来毛主席站立的都江堰玉垒山地方即在后来推倒幸福台建的秦堰楼地方立个小小的花岗石纪念碑，上面只镌刻：1958年X月X日，毛泽东同志曾在此视察都江堰。望你们实事求是地尊重这段历史，以顺应民意。

张余松先生：就在《中国经营报》揭露都江堰“世遗”核心区“圣兴电站”和其背后的腐败黑幕报道出来后，我同你们发生严重的分歧和斗争激烈的时候，我的老师魏明生（现任四川省党史办副编审）同我的老朋友原四川省团委书记蔡文彬亲自来都江堰看我外，当天回成都后晚上用微信给我传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四川》，其中由陈先哮署名的一篇文章中写到：1955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后回国，返京途中在成都作短暂停留。期间在陈毅副总理、廖承志和乔冠华等同志陪同下，轻车简从，在都江堰视察。周恩来总理走下汽车，站在玉垒山腰观看都江堰渠首工程分水鱼嘴，分水鱼嘴是人工筑成的一个江心小岛，它像一柄利剑乘势把咆哮的岷江一分为二，外江排洪，内江灌溉，江水不再肆虐，而乖乖地听从使唤了。看了分水鱼嘴后，周总理看了伏龙观，都江堰之行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直关心着都江堰的发展。时隔六年后的1961年7月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越南水利访华代表团，周总理谈话中说，“治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记载有2000多年的了，最古老的有四川灌县的都江堰，秦汉时代���照水势修起的，引岷江水灌溉了很多地方农田。2000多年的历史有宝贵经验，要很好研究，不能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了就要造成损失。李冰治水“经”就谆谆告诫后人“遵旧制，毋擅变”，这个“旧制”当然不是守旧，而是说对都江堰避水害，不要轻易变动。”

1968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乌——代耶水电站代表团成员时，向客人介绍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并说治水要整体规划、综合规划。都江堰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它是人类社会的结晶。“没有都江堰就没有天府之国。”

在都江堰二王庙的临江大照壁上镶嵌上邓小平同志：“造福万代”四个红色大字鲜艳夺目。1982年9月，邓小平陪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来成都，参观了杜甫草堂、武侯祠、都江堰水利工程。邓小平同志和金日成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我的好友陈通顺时任还是灌县外事办副科长，亲自担任解说工作。关于《中国经营报》记者刘向南一段报道：通过四川社科院才找到生活在成都的82岁的向嘉贵老人（曾任四川省经委副主任、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10月20日，他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江堰上游修建紫平铺电站的两段往事：“1962年5月的一天，省委办公厅通知向嘉贵，要杨超晚上到金牛宾馆开会。向嘉贵没有参加这个会，后来他获知，原来是邓小平到了四川，那天晚上的开会重点研究了紫平铺电站问题。向嘉贵回忆，不知道之前邓小平是否已经获知电站情况，邓小平在听了杨超汇报后，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工程不能再干，必须下马。邓小平还对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省长李大章说，都江堰兴于“二李”（指李冰父子），可不要败于“二李”（指李井泉、李大章）！最后决定由杨超负责做好工作，选择时机将已经建设的大坝炸掉，索桥正位，恢复鱼嘴的分水功能。已经修建了几年的紫平铺电站由此再一次下马。”这里我要告诉并让都江堰人民了解，记者就是根据已于前年去世的原都江堰市宣传部副部长江明义提供的“材料”找到向嘉贵老人的。张余松先生：江明义副部长为什么要把他2012年抽调到地震后灾后重建的新档案馆整理档案发现的这个资料私下复印出来交我，这是因为他从他5·12大地震发生后抢拍的几百张如实反映这场灾难的残酷性的、对人类的巨大破坏和灾难，最先反思这场灾难让人类要记取的教训。就是他在出版的《我镜头下的5·12大地震都江堰市城区实录》画册的《后记》中这样写道：他出版这本画册的目的是“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大地震，从而对大自然抱敬畏态度，昭示世人，在未来的建设发展中，要尊重大自然，尊重科学，要对后代负责，要学习李冰治水精神去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因为他知道我的朋友卢跃刚（中国著名报告文学家、《中国青年报》记者）计划将来要在都江堰专门坐下来写一本关于“都江堰”的书，其中他当面听卢跃刚讲“xxx水库”就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吊在 “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的”几千万四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头上的一把剑。要鞭挞、拷问xxx水库和发电站，江部长和我曾陪同卢跃刚，来过都江堰市地震的重灾区采访，卢跃刚还赠送了他的报告文学集《向人民报告》的书给江部长，他同卢跃刚的想法一拍即合，因此江部长2014年9月27日临去成都省医院动膀胱癌手术时亲自交给我让我把这份材料转交给卢跃刚。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我同他竟成了永别，三个月零四天后，江部长因术后感染而去世。这份材料也成了他对我的临终托付。感谢老天有眼，托江部长在天之灵，终让这份材料对保卫“世遗”起了作用。（2014年9月27日，我在二王庙宾馆举行感恩会，宴请原县委谢盛跃书记遗孀王桂芳、以及包素清、陈斗南、祝邦新、谢三丁、王友官、张宗祥、徐秀华、汤婉珍、陈国权、陈忠国、万天银、胡庆龄、梅大山等老领导、老同志，还有我的老朋友都江堰著名书法家梁正辉等，江明义部长第二天要去成都动手术，离开时交了这份材料给我。）

除了以上引古文代表作《隆中对》对都江堰重大作用的论述，到讲到当代中国共产党最伟大杰出的三位领导人对都江堰重视、保护、发展起到的重大作用和成千数万篇历史学家和水利专家赞美的论文文章，我选我熟悉的人和文章摘几段供张余松先生阅读和参考。

2012年，我和东夫先生陪同中国历史学家戚本禹老先生和香港《文革历史》出版社的敖本立先生先到新都大丰乡访问了戚老先生当年在大丰乡同田家英“蹲点”并种“试验田”的地方，受到当地政府和村民热情接待后，再去新都公园田家英雕像前作祭奠后参观都江堰。戚本禹老先生除了讲了都江堰历史形成过程和高度赞美都江堰的伟大作用，并对当时宣传都江堰市流行的余秋雨的广告词不屑一顾讲：“怎么是拜水都江堰呢？都江堰的历史就是人类顺应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同时也是乘势利导，战胜自然灾害，变水害为水利的过程，是治水，怎么是拜水呢？拜水都江堰不太准确恰当！”他同时还讲了历史上西门豹治水那段故事作对“拜水都江堰”这句广告词不妥当的隐喻。

当时戚本禹老先生已81岁高龄了，他由都江堰回上海后把他写的文章《伟大的治水英雄李冰---都江堰工程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奇观》的复印件寄给我。文中这样写到：“古代传说，四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治水英雄大禹曾经到达过四川，这个传说尚未得到史实的证明。但在两千多年前，四川的确出了一位其功业不在大禹之下的治水英雄李冰，他率领人民建设了世界史上第��个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而且这个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为人民造福。”并高度评价：“都江堰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工程，不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不是埃及的金字塔，也不是希腊、罗马的古建筑。固然它们都很伟大，很辉煌。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工程，应是中国巴山蜀水间的灌溉千百万亩农田、贯通巴蜀水路运输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现在世界上有著名的人类七大奇迹、八大奇观。其实，都江堰水利工程就其历史文明和科学技术意义上说，它不比任何人类奇迹逊色。迄今为止，人们都低估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无与伦比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价值。都江堰水利工程可以毫无愧色地列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奇观”。“伟大的治水英雄李冰和他的丰碑——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已垂之两千余年而不朽，它还会继续存在，我们祝愿它垂之万年而不朽！”

后来我把戚本禹老先生的这篇文章推荐给都江堰市政协主席高润川先生，高润川先生没有因人废言，把这篇文章编进都江堰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2013年4月2日出版的《岁月的记忆》），并实事求是对本文作者作了介绍。

敖本立先生回去后，给我寄来了他根据戚本禹老先生的讲话和大家的议论于2012年5月7日写了篇文章给我，叫我转《都江堰报》社，由于当时余秋雨的这段广告词已响遍中国乃至世界，无人敢言其它，今天顺便将此建议文章交张余松先生转交《都江堰报》社。建议文章全文如下：

“乘势都江堰，闻道青城山”还是“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

——对修改都江堰宣传广告词的建议

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近年常在中央电视上播出其宣传广告词：“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我建议，将这一广告词改为“治水（或乘势）都江堰，闻道青城山”。

都江堰，这一世界古代文明第一奇迹，其构想之奇妙，工程之伟大，惠泽子孙之悠久，深含文化哲理之普适，完美体现了2268年前我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智在哪里？智在“乘势”两字。什么叫“因势利导”，什么叫“审时度势”？都江堰工程之成功，惠泽子孙两千多年而不倒，就是最好的例证。“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实为一切成功之道之精髓。反面的例证有当代的黄河之上的三门峡水利工程，逆势而动，早已为流沙之淤积所抛弃。都江堰工程不是人类对水的盲目崇拜，都江堰工程是古代智者因乘势利导治水，造福千秋万代而对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拜水都江堰”，不能体现都江堰这一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刻文化内涵：“治水都江堰”应是更能说出其伟大工程所体现的智慧所在。青城山为中国道教圣地。一切宗教，说到底都是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哲学思考。自然按其规律发展创造了人类。宗教告诉我们要始终保持对一种超人类力量的自然力量的敬畏！恐惧挑战这种自然力量会对人类带来的报复。当代中国一部分人对财富、私欲的无节制的追求，对自然环境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已经威胁到人类未来的生存。道法自然。人类要爱护自然，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之大道，我们还有疑问与问题要来青城山一问吗？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游览自然造就的青城山，感受大自然赐我人类的一切，“闻道青城山”，实为闻听大自然教我们的生动一课，更坚定我们对大自然应有的敬畏之心！

敖本立

2012-05-07

1997年香港回归那年，我去香港住在既是我亲戚又是我几十年朋友的马来西亚华侨、著名小提琴家黄来鸿先生家里（我曾在1994年出资举办的“第一届都江堰之春音乐会”邀请他来都江堰举行小提琴名曲演奏会，他曾同都江堰市著名钢琴老师赵秋铭合作，为都江堰市人民奉献了一场高雅艺术演奏会），黄先生推荐了一本刊载署名陶知章先生写的关于都江堰文章《伟大的都江堰和渺小长城》的香港杂志送我。我连夜读了文章，文章中我认为最精彩的一段论述，与1961年赵朴初先生赞美都江堰的一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处，陶知章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写到：“两千多年以来，多少的战乱和朝代的改换，中国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过去繁华的中原地带早已变得贫瘠荒芜。在太湖流域繁荣前的几百年，在珠江三角洲仍是蛮荒地带的一千多年前，成都平原已因得都江堰之利而成天府之国，直到如今，成都平原仍能和太湖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同为中国最富庶和人烟最稠密的地区。都江堰创造了连续不断地哺育着成都平原这一个中国最富饶和繁荣得最长久的地区。它的功能效益及可靠性，在人类历史中实在找不出可以与之比较的例子。可以预示，在未来的千百年中，都江堰仍会和往昔一样地继续为成都平原的人民造福。都江堰两千多年来造福万民而没有任何坏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工程技术各方面都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完善境界。反之，长城则是一个大而无当的集权图腾。歌颂长城而忽视都江堰显示了我们文化丑恶的一面。”距今十八年多过去了,我仍保存着载有这篇文章的香港杂志。

两千多年来正是有了都江堰，许多迁客骚人、文人墨客才会临于此，他们登临玉垒峰，远眺岷山峻岭，俯瞰山下从鱼嘴“四六分水”处到飞沙堰再到宝瓶口都江堰水利工程全景的满江之水，夏天从岷山出口如野马狂奔的、浊浪排空的恶水怒涛从鱼嘴“四六分水”经驯服后乖乖经飞沙堰、进宝瓶口流进“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最后犹如“春雨细无声”的涓涓细流，流淌进千家万户天府人的心田……此时此刻无不像华兹华斯（英国浪漫派诗人）所说的一样——“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一个个无不留下千古吟唱的不朽诗篇。这里略选一、二，同张余松先生学习和共赏，让你这个外来人的“父母官”，重新接受“再教育”认识都江堰的伟大历史意义。都江堰“世遗”的历史文化的真正伟大的内涵远不只是你们认为的“摇钱树”，一年两三亿门票的价值和意义。你这个外来“父母官”同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人”和成千上万热爱都江堰这个居住地的新移民对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感情完全有些不同，因此才造成了同我及广大干部群众对在“圣兴电站”引起的保护和保卫都江堰“世遗”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对立冲突甚至斗争。

石犀

唐代·岑参

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

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

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唐代·杜甫

石犀行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

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

其中还有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一杨慎歌颂都江堰，盛赞李冰父子的诗句：

疏江亭上眺芳春，千古离堆迹未陈。

矗矗楼台笼蜃气，畇畇原隰接龙鳞。

井居需养非秦政，作堰淘滩是禹神。

为喜灌坛河润远，恩波德水又更新。

代表当代赞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最高水平、被都江堰市历届“四大班子”领导用书法代为赠送的礼品，拿得出手的就是赵朴初先生1961年游都江堰《登离堆观都江堰分水处》寄呈郭沫若院长的诗。全诗如下：

离堆何岩岩，瓶口纳澎湃。

投鞭分江流，一堰如统帅。

伟哉李父子，功勋孰可盖？

是宜与长城，并耀秦始皇。

长城久失用，徒留古迹在。

不如都江堰，万世资灌溉。

溪沟长不竭，仓廪恒满载。

二千二百年，至今称遗爱。

我来瞻庙像，低首为公拜。

拭目喜新图，规画益光大。

兴会为飞举，意气凌泰岱。

险登苔径滑，秀览青城黛。

适见郭公书，未游颇致慨。

寄语重来时，交臂失勿再。

其中对都江堰最伟大评价经典句的就是：“是宜与长城，并耀秦始皇。长城久失用，徒留古迹在。不如都江堰，万世资灌溉。”我不知有谁在赵朴初老先生1961年更早些时候提出都江堰可与长城媲美，而且胜过长城的评说？

由都江堰著名诗词家孙洪寿先生修定、签注、文化界泰斗李启明老先生（二位老先生均为本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结为的挚友）作前言、目前算最接近作者董湘芹原创的《松游小唱》，由我全额资助并兼任主编出版,并请我“异父异母”兄弟（沈道鸿先生语）中国著名人物画家(沈先生)题写书名,并亲自设计绘画了董湘芹的肖像。董湘芹，灌县人也，乃番厅贡生。罗伯济（举人）所撰写的《灌县志》称其为“有翰苑之才”也谓之为“川西才子”，其所拟之《狱中联》及《悼内联》尝为儒林所称道，尤以其在赶赴松潘途中所作《松游小唱》万余字的长篇更是脍炙人口吟诵，为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毛主席的枕边书就有《松游小唱》。

橐笔往西游，灌阳郁郁闲居久，几封鱼书催促后，辞不得，三顾茅庐访诸侯。把行期约定在九月九，走！

镇夷关高踞虎头，第一程，江山雄构，大江滚滚向东流。恶滩声，从此吼。灵岩在前，圣塔在后，伏龙在左，栖凤在右。二王宫阙望中浮。好林峦，蔚然生秀，看不尽山外青山楼外楼。尽夷犹，故乡风景谁消受？

张余松先生：请你看这《松游小唱》这开篇一唱，就唱出了都江堰气势磅礴的雄伟壮景和秀美景色，你有没有作为一个非本土人士同我一样读第一唱就不由自主地油然而生的作为都江堰人的那种骄傲与自豪感?不知你这个外来“父母官”的年轻娃娃读过董湘芹这《松游小唱》没有？全诗一万多字，他从灌县经松茂古道走到松潘县城经三垴、九坪、十八关，“随游随唱，信口狂言，自鸣天籁，托性情于一时……”。

张余松先生：好了，让我们再来共同学习和看看2004年从位高权重的水利部到四川省的各级高级官员担任总顾问、主任、执行总编们编写的2004年7月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总顾问敬正书，陶武先，陈文光，主任：孙砚方，副主任：赵述明，执行编委肖凡，编委（姓氏笔画为序）孙砚方、刘道国、肖凡、李万友、徐元平、彭述明、蓝前灿、谭小平的都江堰水利发展与文化丛书《都江堰水利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你可在网上去查查上述这些高级官员和编委名单，都管局局长“圣兴电站”董事长刘道国名字也赫然其中。总序中指出：“在都江堰建堰2260周年的时候，对水利工作者们推出了《都江堰水利发展与文化丛书》，他们站在对现代水利认知的高度，用可持续的全新理解审视都江堰过去和未来。从不同方面对都江堰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和总结。本书在后记中指出是在“都江堰水利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工作基础上编著而成的。《都江堰水利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初稿完成于1998年，承担单位是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和河海大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都江堰水利的新发展，其中的部分内容已难以适应形势的要求。值此都江堰建堰2260周年之际，我们根据新的情况和研究成果，对原报告有关专题报告分别进行了改写、合并或重写，从而使本书更能适应现代水利和都江堰水利发展的需要，还增强了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更具可读性。本书编著人员有孙砚方、彭述明、肖帆、戴健康、张华松、阳本福、王世容、旷良波、王辉等同志，全书由彭述明、肖帆统稿，孙砚方审稿。值此本书出版之际，向参与“都江堰水利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全体成员谨致谢意。上述文字提到的本书编著人员中，我知道的原都管局局长后升任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的彭述明（发现刘道国的“伯乐”），就是刘道国继任他的都管局的局长。

抬头看完上面那些官比你大的人“伟大言词”，请张余松先生看看，低头再看看2006年11月，以标价68 元一本的由都江堰市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领导和文化、摄影、美术书画界、都江堰管理局各级权高位重官员总策划：刘俊林（注原都江堰市市委书记），刘道国（注都江堰管理局局长），森林（注原都江堰市市长），肖凡；策划：许兴国（注都江堰市常务市长），谭小平，高润川，杜其文，廖暾 ，赵薇，何勋以及：主编/芶子平，执行主编/邓英，王国平；副主编/王世容，李道永，谭小春，钟杰，杨开富，陶迅，黄科；编委/钩子平，王世容，谭小春，邓英，李道永，钟杰，杨开富，陶迅，黄科，杨晓玲，王庆儒，崔巍，王国平；摄影/李静成，江明义，陈锦，田捷砚，孟无，高明鑫，冯重能，吴鸿，苏裕念，王波，崔巍，刘星，黄尚军；旧照供图/周心沨；英文翻译/张维渝；封面题字/余秋雨，并由当时已达到都江堰市权力最高峰的都江堰市市委书记刘俊林策划作《序》，《序》中的信誓旦旦是这样说的，现摘录于下：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就曾卓立于岷江之畔，临水迎风，朗声吟诵他胸中的宏丽诗篇，而激发他灵感的，正是他脚下东流不尽的秦时水，灌溉万物的都江堰。

滋润天府的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建构精妙的都江堰是世界科技史上的绝版！

浩荡凝重的都江堰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华章！

有了都江堰，民不聊生的岷江两岸才升起了丰腴的炊烟；有了都江堰，绵延6300公里的长江文明才更加辉煌灿烂；有了都江堰，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才成就了“天府之国”。而每当我们的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说，都江堰是解读中华文明的钥匙，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2262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战国云烟散尽，春去秋来，李冰身影已远，风雨变迁，多少古代文明风尘于岁月之中。而都江堰----这座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生态工程仍独步千古，永续利用，长生不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向世人展示着它深邃奥妙的水利哲学，向后人演绎着它灵动悠远的璀璨文明，都江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成为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2000年11月29日，2257岁的都江堰带着不朽的文明光芒，迈着青春的时代步伐走进了《世界遗产名录》。

世人没有忘记都江堰的创建者李冰。都江堰延续至今，历久不衰，主要原因就是保持了李冰制定的严格的岁修制度。每到冬天枯水季节，在渠首用特有的“杩槎截流法”筑成临时围堰，修外江时拦水入内江，清明节内江灌区需水春灌，便在渠首举行既隆重又热闹的仪式，拆除栏河杩槎放水入灌渠，这个仪式就是都江堰同样古老的“清明放水节”。两千多年来，代代岷江儿女每逢清明，都会怀揣着丰收的五谷和一颗感恩之心，循着都江堰的水迹作着亿万次的迴游。“都江堰放水节”就这样沿着一条河的走向流淌至今，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文化史上的绝版。2006年4月5日，激昂的鼓点敲醒了古老的岁月，感恩的泪水漫过拔节的水草，在“砍杩槎-----放水”的悠长的号子声中，2262岁的都江堰波涛翻滚，青春涌动。一幅汉代清明放水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书写着一部两千年的传奇；一江春水清流千里，奔向广袤的成都平原，流淌着造福于人民的旋律，鸣奏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乐章……。捧在你手里的这本书，将是都江堰两千多年来清明放水的缩影，从这些泛着水声的册页中，你能感悟到历史的蹙音。追寻到岁月的水脉和聆听到一江水漫过成都平原时，小草萌芽，树木抽枝，禾苗拔节的生命之音。

这篇《序言》文字写得何等之好呀！对都江堰市的伟大写得何等的到位呀！特别是对都江堰的保护和继承李冰父子等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使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为所做的战略规划是何等的高瞻远瞩呀！……真可算得上英明伟大，是继续李冰父子遗志，代表千古都江堰一批承先启后的“精英人物”、“优秀种子选手子孙”。

张余松先生：认真看完上述我提供给你学习的上从水利部到四川省水利厅，下到都江堰管理局，再到你们这个都江堰市委、政府，你们的各种充满“豪言壮语”和华丽词藻充满字里行间这些表面文章，显得“他们”和“你们”对都江堰充满何等的历史责任感，但后来我确实不明白“他们”和“你们”怎么做得出破坏都江堰“世遗” 修“圣兴电站”的事情？被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严厉批评这是“丢死先人”，岂不是这样让上面他们和你们这些潇潇洒洒的文字、文章一下变成了“花拳绣腿”的作秀，岂不为天下人所耻笑？你们不仅“丢死了先人的脸”，也丢死了上从水利部官员、四川省、成都市、都管局、进而到都江堰市委、政府的脸，最后你们自己也丢死了自己的脸，这是何等的荒唐啊！

张余松先生：2015年12月7日中午，我在都江堰国堰宾馆接待了由汪永晨老师、刘树坤老师为领队的“祖国江河十年行”一行人员，恰好被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xx意外碰见，我也邀请他入席而座，饭桌上“祖国江河十年行”一行人听取了我对《中国经营报》披露的“都江堰遗产核心区建成无牌电站”的问题更进一步详细的介绍和汇报，刘树坤老师（专家。水利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对着这位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被汪永晨老师请来的两位前都江堰市遗产办主任邓崇祝和王X讲：你们这样做（指“圣兴电站”）是影响破坏了“四六分水”。当王X讲“圣兴电站”不在遗产核心区、曾XX部长讲没有影响时，我拿着《中国经营报》记者站在玉垒山顶拍照登在《中国经营报》首页的都江堰鱼嘴和圣兴电站的全景位置图，对着图给在座的人看，我对曾XX部长、王X（现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原遗产办主任）用非常平和的口气对他们二人讲：退一步就按你们刚才说的《都江堰市世界遗产办公室》重新划定的“世遗”核心位置报告，又经四川省建设厅批准的文件即便是合法的，就算是以鱼嘴分水处为界，你们知道不知道无论哪家小水电站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由引水、机房、尾水（即排水）三个部分组成。“圣兴电站”是利用成都市建的“应急水���中心”的筑坝式水源作为“圣兴电站”的发电水源，完成了10000千瓦的电站的发电供水水源，虽然“圣兴电站”的发电设备的水机部分即“机房”离鱼嘴“四六分水”处300米远，但是“圣兴电站”的尾水即排水部分已伸进了把岷江水“四六分水”处鱼嘴400多米，建在了即使你们2006年对都江堰“世遗”重新划定的区域，而且重新在经“四六分水”的外江外又重新建了排水渠（即尾水渠），把“成都市应急水资源中心”的水直接排入外江以外的“黑石河”，“圣兴电站”怎么没有建在都江堰“世遗”的核心区？又怎么没有影响都江堰的“四六分水”呢？（其实这样一搞，连“成都市应急水资源中心”也直接影响了“四六分水”）在场的汪永晨老师和刘树坤老师当即问曾XX部长：他（指我）说的是事实吗？曾XX部长当着在场的所有人讲：“我没有到过现场去看过”。这时汪永晨老师大声地问邓崇祝和王X：邓崇祝、王X（直呼其名）当年在我主持的论证杨柳湖水库该不该建的会议上，你们两个是代表都江堰市政府参加会议的，你们忘记你们在会议上慷慨激昂的发言没有？当年正是为了保护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论证会才取得一致意见推翻了建杨柳湖水库的方案。我这时对这位名字叫汪永晨曾主持论证会、为保护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推翻建杨柳湖的女同志突然肃然起敬，对这个个子不高身材也不大的女领队心里暗自赞叹！汪永晨老师，你真才算得上中国“不让须眉”，爱护，守护，保卫我们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大英雄！难怪邓崇祝、王x这两位“遗产办”主任在电话里听到你一声召唤就“磕爬跟斗”马上赶来见汪老师啊！这时在坐的杨勇先生补充说：“这其实就是建杨柳湖水库发电站的翻板”（他是指“成都市应急水资源中心”和“圣兴电站”），并讲：《中国经营报》报道了这件事以后，刘延东副总理已作了批示。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位发言的先生叫杨勇，事后我问参加此次“祖国江河十年”的徐海亮老师（水利部退休前已是教授高工、退休后返聘为客座研究员。文革《七·二0事件》的作者）他才告诉我汪永晨老师讲话接着发言的那位比较年轻的人叫杨勇，是“横断山研究会”主持人。这时我才第一次认识了他就是《中国经营报》“都江堰‘世遗’核心区建成无牌电站”这篇报道中提到的“‘圣兴电站’修建也曾引起成都环保人士的关注。知名环保人士杨勇就曾在2013年多次前去现场探访。在当年5月末的一次探访中，杨勇判断：水闸后正在进行机坑开挖，疑是发电厂房，从工程系统和技术经济指标看必然是发电厂。他们的关注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2013年5月29日，杨勇被成都水务局请去沟通情况，一位副局长接待了他，这位副局长说不知建了电站，还当面给都管局局长打电话，他承诺应急水源中心绝没有发电项目”。我听了后来问了徐海亮老师那位紧急发言的人叫杨勇后，第一次对他为保卫都江堰历史文化遗产的勇士内心表示钦佩。张余松先生：我今天仍然非常激动的告诉你，感谢你这个手握“书记”大权的强大对手，让我有机会和有幸认识这批“祖国江河十年行”的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和环保人士，仅我现在所知道名字的汪永晨老师、刘树坤、徐海亮老师以及上海传媒集团的记者谢玉娟小姐，谢玉娟在她临离开都江堰市国堰宾馆天府苑厅时给了她的名片给我，同时要了我的电话。正是她通过微信最先把一则消息告诉我：16日傍晚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收到了一条中央记者朋友的短信：“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云南省委省政府昨天决定，怒江洲25度坡耕地应退尽退，扩大国家公园保护区面积，坚决不开发怒江小水电工程，并上报国务院，停止怒江大型水电工程！”此时，汪永晨正带领十几位专家学者、环保人士和媒体记者正在西南几省考察。2006年，汪永晨发起了“江河十年行”考察活动，今年正好是第十年了，这个活动是以媒体的视角关注中国西南的几条大江大河。她收到上述短信时，正在前往餐馆吃饭的路上，看到这条消息后，她稍微顿了一下，随即呜咽起来，然后嚎啕大哭。她足足哭了有二十分钟。清冷的月光照在这个滇西北怒江大峡谷北段的小县城里，她的哭声更令这一切显得清冷。“我12年来了怒江16次，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哭罢，汪永晨说：“真的是为怒江庆幸，觉得怒江有救了。”

当读到这段，我这个堂堂大男人也禁不住哭了，今天我给张余松先生写《规劝信》写到这里时我又哭了！又为汪永晨老师12年为怒江的精神感动得哭了！为汪永晨老师当年为了保护我们不但属于灌县（后来的都江堰市）、属于四川、属于全中国、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的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以娇小孱弱之身主持全国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和环保人士、也有邓崇祝、王x两任都江堰市“世遗”办公室主任参加的论证会推翻了“杨柳湖水库和发电站”方案我哭了！2015年12月7日，她又带领着她的队伍又再次亲临都江堰市关心正受到蹂躏和破坏的都江堰“世遗”现场。我为感谢她而感恩的哭了！为上从水利部、水利厅、四川省、成都市有关部门领导“竟无一人是男儿”站出来反对和制止刘道国、刘俊林以及他们背后支持或参与他们修“圣兴电站”腐败利益集团及其腐败份子破坏这个比长城、比金字塔更重要伟大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而悲哀的哭了！同时我为你张余松来都江堰当书记，中国共产党把都江堰市交给你，把都江堰市人民交给你，把这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财产、中国和世界以及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和共同历史遗产交给你，你不但不守责，而且参与破坏，划600万款支持修“圣兴电站”。《中国经营报》报道出来后，你还充当“保护伞”对我进行打击迫害，我为你这个“父母官”感到难过、感到羞耻、感到愤怒，也为我自己感到悲愤而哭了！思潮起伏、感慨万千、热泪再次潸然而下。我又想起2015年12月7日中午我见过的汪永晨老师当领队的从头已花白的汪老师、徐海亮老师、白发苍苍的刘树坤老先生，再到杨勇、谢玉娟小姐等这批团队队员们，想起了至今尚未见过面的《中国经营报》社长金碚、总编辑李佩玉，想起了《中国经营报》记者刘向南在都江堰住了半个多月，甚至冒着巨大风险深入“虎穴”调查采访……顿时又记起了还是香港《九十年代》七月号陶知章先生《伟大的都江堰和渺小的长城》中另一段话：“前念及故人，后思及来者，感此水之悠悠，顿欣然而涕下。就在那一刹那间，忽然像悟道地觉得，从少年时代便开始思索和追求的答案及梦寐以求的理想正活生生的呈现在眼前。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把人生最宝贵的生命献给都江堰那样千秋万代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历来中国读书人的梦想是，在修身齐家之后，更能治国平天下。但历史上的将相贤臣，真的能做到治国平天下的，也只不过给人民带来数十年较为安全的生活，远不及都江堰之能创造并维持成都平原人民两千多年丰衣足食的伟绩。都江堰实在树立了中国读书人抱负的最高典范。”

汪永晨、刘树坤、徐海亮老师及你们这支团队的全体队员还有全国千百万象你们这样怀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爱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才使得我们中国的大江大河不会亡，才使得我们的都江堰、长城、故宫……等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不会亡！更像方志敏烈士就义前在文章中称的“可爱的中国”不会亡！

您们看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领导下的“好男儿”正 “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猛药止疴”的铁腕反腐斗争……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发展座谈会，听取对推动长江经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听取有关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同时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提出以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做了大量工作，在整治航道、利用水资、控制和治理沿江污染、推动通关和检验检疫���体化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一批重大工程建设顺利推进，这些工作值得肯定。习近平强调，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通观中华文明发展史，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流域人杰地灵，陶冶历代思想精英，涌现无数风流人物。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今天仍然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长江和长江经济带的地位和作用，说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习近平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新时代历史的又一最强音，我们会长期相信，只要这样坚持下去“中国梦”必将得以实现！

张余松先生，你听见习总书记的讲话了吧？我还想问你知不知道岷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

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讲话对还在苦斗中的我和在背后支持我的无数无名英雄和家人亲属以及朋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振奋和鼓励，同时更加坚定了我保卫都江堰“世遗”的决心和信心。从汪永晨、刘树坤、徐海亮、杨勇、谢玉娟等“祖国江河十年行”的15位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环保工作者的身上，我更吸收了榜样的力量！

张余松先生：我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的篇幅，熬了多少个通宵达旦，夜以继日，苦口婆心地给你讲那么多有关都江堰的历史、都江堰的崇高、都江堰的伟大、都江堰的重大意义和现实意义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意义，又把刚刚发表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印成放大黑体字提供你学习，这并不是没有原因不尊重你这个“父母官”，而是把你当成晚辈和学生来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来教育你，谆谆教导你、帮助你，来给你补历史课、补文化课、给你补政治课的。因为就在《中国经营报》发表不几天，我在广州的一个好朋友陈坚，他除了曾是早年在西政毕业的学生，曾在法院当过法官，现在是一家广州比较出名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当然他还有其他身份背景，真的属于“机密”不便与你讲，他发了一个微信给我，我也转朋友圈，他这个微信是这样讲的：

都江堰的事情闹大球了，（这样）全中国的古老文明、祖先的宝贵遗产才得以保护。各地的不孝子孙会立马停止破坏。都江堰对我们这些历史迷来说，无比重要！都江堰多少年？北京故宫多少年？都江堰成就了天府之国，所谓“益洲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我们今天民族为“汉族”，就是因为汉朝强大呀！再前点，秦始皇之所以“席卷天下，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就是因为蜀地为其充实的足够粮草……用不懂历史的人去管文物？XX呀！（指任命刘道国、张余松官职的上级领导）

张余松先生：你肯定不服我及我朋友陈坚和很多我文化界朋友对你的评价，其中还不乏包括跟你那个一道并肩与我作战的朋友刘道国。我想假设刘俊林、马汉选不进“班房”的话也许同样会成你并肩与我作战的亲密战友，其中马汉选不是在我去年“9.28”反腐讲话后也同你并肩与我战斗过吗？陈坚先生的评价代表了我们大批人的声音。你若不服，尚且看：

你们为啥在享誉全世界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都江堰，被我们尊敬的周恩来总理评价：“都江堰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它是人类社会的结晶”，在早已被论证推翻的“杨柳湖水库发电站”方案后，又借“灾后重建之名”修起了“水源应急中心”？不仅如此，都管局这个利益集团和腐败分子还利用这个“水源应急中心”修了个“圣兴电站”？

2、你张余松先生来了两年多后仍然严重失察，不但没发现这个“惊天”的大事件，而且竟于2014年7月，在由于刘俊林、马汉选执政期间造成了500—600亿惊天的巨额债务拖累得倒死不活的国企、民企、私企情况下，你一出手就是600万划到“圣兴电站”，为这个破坏都江堰“世遗”，“丢死先人”的“圣兴电站”和背后隐藏的腐败势力和腐败分子输血打气。

3、2015年10月24日《中国经营报》披露了“都江堰‘世遗’核心区建成无牌电站”破坏和影响“世遗”，揭露了“圣兴电站”背后隐藏的绝对存在的腐败黑幕后（这点我彭伟敢承担法律责任下这个结论）你看你和刘道国并肩战斗发明的东西，先看你的杰作：

都江堰市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圣兴电站”不在世界遗产地的说明

根据2006年四川省建设厅关于《青城山·都江堰世界遗产保护规划》的批复（川建遗产发［2006］201号），“圣兴电站”项目不在世界遗产地内。

特此说明

都江堰市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10月24日

看完你张先生的杰作，再看看都管局原局长（现刚刚被任命为都管局党委书记）刘道国的杰作：

关于《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报道

“圣兴电站”有关说明情况

2015年10月24日，《中国经营报》报道了都江堰市“圣兴电站”地处“世遗”核心区等相关情况，报道被国内众多网站转载。现就报道中所述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圣兴电站”实名“都江电站”。都江电站（即报道中的圣兴电站）始建于1977年，由于该工程建成时间长，建设标准低，经过多年营运后机组设备已严重老化，建筑物年久失修。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电站基础设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消除安全隐患，保证安全生产，2013年都江堰市圣兴投资有限公司对都江电站进行了技术改造。

都江堰水利工程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相关部门划定了遗产保护范围，经再次核查，本电站不在世界遗产范围。

都江堰市圣兴电站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4日

张余松先生：看完你和那个原都管局局长刘道国的杰作，你们两人如此团结、配合合作得如此巧妙默契，这正如同《红楼梦》中曹雪芹所描写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关系到都江堰“世遗”是破坏还是保护，是揭还是捂，是保卫还是反保卫的历史大舞台上，你们两人竟充当了绝对的反派人物，演了将会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这出“甚荒唐”的“双簧”闹剧，绝对遗臭万年！你们这一系列的表现作为足以证明你们确实是不懂文化的官员来管这个“世遗”都江堰！即使你们心里不服，铁的事实就摆在公众面前。

张余松先生：对于你的杰作，我也不再就你的《说明》而再去说明，其原因你比我更清楚，量你也没有胆再重复你的《说明》！这里我仅就与你并肩同我作战的刘道国先生的杰作《都江堰市圣兴电站投资有限公司说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作两点说明，请你代为转告。

第一点：刘道国先生自以为自己太聪明，总是过高的估计了你的智商，而过低估计了人民群众的智力，甚至是连我这样智商并不算是很高的人的智力。我是1968年中专毕业分配到灌县农机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恰好这个厂主要产品就是生产“水轮泵”，除了参与直接生产这个产品，还直接当过推销员宣传和推销水轮泵产品。都江电站的首任承包人徐国培原就是在与农机厂一墙相隔的都江纸厂工作的技术员，我们平时非常熟悉，好象和我还有点亲戚关系。前不久当我带记者找到重病中的77岁的徐国佩，向他了解了都江电站的来龙去脉，一下子弄清楚了你这个“圣兴电站”是“套牌”电站的全部真相。我从蛛丝马迹入手，我的这段工厂经历和对小水电的了解，加上1995年引进新加坡、香港等外资、港资、内资组建中外合资企业新都江电力有限公司，通过对小水电的了解，这些知识全部派上了用场。所以当我一到现场，一眼就识破你刘道国的把戏，你采取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法，把在原岷江旁边一条小沟沟儿的白马堰上1977年还是人民公社时期建来用于供当地生产队照明、打米最多发几百千瓦的“水轮泵”发电站，搬到他妈风马牛不相及、离球多鸡巴远，后来被称为“苏修”大坝旧址附近，不仅如此还利用当年已宣布下马的“鱼嘴”发电站旧址上废弃没有拆掉的电站引水孔，建了个由两台5000千瓦总计发电10000千瓦的属中型发电站，亏你他妈刘道国好意思说得出口，把这种“狸猫换太子”手法，不妨我进一步再打个浅显易懂的比喻，“圣兴电站”就像一台进口的宾利或劳斯莱斯走私车走私进来，利用套一台报废汽车的牌，取得“合法手续”一样，最后又利用都江堰市委、政府惹不起你都管局局长，生怕得罪你这个“水霸”，让你以当时都管局局长兼“圣兴电站”董事长刘道国的名义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圣兴电站”的“工商营业执照”。刘道国《说明》讲这个套牌“都江电站”和今天的都不敢挂牌的“圣兴电站”是经过“技改”而来，这像小娃娃过家家似的小把戏，除了自欺欺人，连我都骗不过去，甚至连瓜娃子都骗不了，我不相信你还能骗得了那些到现场评估的专家。哈哈，刘道国先生你这还倒真会“技改”呀，我倒要奉劝你“妓改”从良！另外要告诉你张余松先生和刘道国先生，当我2015年10月12日飞到深圳，15号通过深圳的朋友帮助取得了“深圳嘉兆基”公司的全部工商档案材料后，“圣兴电站”背后隐藏的严重腐败和罪恶黑幕已被我所掌握。18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刘向南在四川收到这份极其宝贵的、铁证如山的证据后，当晚就奋笔疾书，2015年10月24日《中国经营报》发表了记者刘向南的“都江堰‘世遗’核心建成无牌电站”的报道，首义拉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保卫都江堰“世遗”的斗争序幕，同时也敲响了“圣兴电站”及其背后腐败势力和腐败分子的丧钟。

第二点：我也同样不再说明了，你刘道国2015年12月8日下午虽然没有去参加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一行下午在都江堰市委召开的有张余松书记等市委、政府领导参加的会议，但是都管局副书记戴建康（就是为你去北京《中国经营报》等相关部门去“摆平”“圣兴电站”的人）参加了当天的会议，相信戴建康已向你汇报了会议内容以及童明康副局长的讲话。

这里我请张余松先生《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因为这里你们本应该“说明”却没有“说明”的问题。

1、为什么你张余松先生都到了2014年7月，已有像杨勇等这样的环保人士那么大的社会反响声音了，在都江堰财政已极端困难，甚至由成都市委、政府出面借钱给都江堰临时还银行贷款中转和发工资那么困难下，还要给“圣兴电站”去划600万元？请张余松先生说明这600万元的款是市委、政府集体讨论通过的还是你个人私自决定划到“圣兴电站”去的？或许你背后有高层或更高层的人士安排或指使你划到“圣兴电站”去的。因为我知道早在2014年7月1日就在四川省委第三巡视组刚结束巡视都江堰市才两天，在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市“规委会”讨论一家企业规划问题，你张余松先生与在场的三十多位参加“规委会”的成员几乎一致同意否决该“企业”的规划方案时，当时身为主管规划的副市长屈X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你身边，一手作喇叭形状悄悄给你耳语，一手按住你面前的麦克风，生怕他的耳语被不小心传给在座的三十多位参会人员，你听屈X的耳语后马上宣布刚刚决定的决议作废，你这样作，我想你肯定是遇到了你惹不起的“上面”大人物，迫不得已不得不违心地这样做。那么这次你又是不是象上次那样又是违心划这600万到“圣兴电站”？ 600万可是不小的一笔数字啊！

2、为什么在《中国经营报》2015年10月24日报道发表后，你不但不根据《中国经营报》报道的破坏都江堰市“世遗”的严重事件，不去调查“圣兴电站”幕后隐藏的腐败黑幕，比如都江堰市国有企业国投公司、都江堰市政府平台公司投资“圣兴电站”的合作伙伴，如“圣兴电站”股东以及他们股本结构，特别是股东“深圳嘉兆基公司”的性质和背景，以及私人刘忠、刘田凯以及宝瓶投资公司的公司企业性质和资本金结构来源及性质进行调查了解？

3、作为市委书记的你在“圣兴电站”的问题暴露后，为什么要指示都江堰市世界遗产办公室发表《说明》？（相当于声明）

4、作为市委书记包括市纪委书记李光辉的你们，不但不担起你们负责的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去调查弄清楚上述本应由你们主动去调查弄清楚问题，因为“圣兴电站”有都江堰市政府国有资产平台公司“国投公司”参与，纠正反思“圣兴电站”的问题和教训，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去纠正错误，反而充当“保护伞”进而去帮助掩盖、捂住“圣兴电站”被暴露严重问题的“盖子”，甚至勾结、联手刘道国上窜下跳上到水利部下到水利厅找人出面去“摆平”《中国经营报》等相关单位。

今天我公布上到水利部下到水利厅、都江堰市委、市政府人员名单，鉴于某些方面原因，暂不公布其中部分人员名单，只公布职务，这些人员是：

水利部舆情处处长：XXX

四川省水利厅信息中心负责人：XXX

都江堰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戴建康

都江堰市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文侨

等一行五人。

5、为什么你���为市委书记的张余松在《中国经营报》2015年10月24日报道出来后，你不但不支持协助《中国经营报》调查清了“圣兴电站”及其背后腐败黑幕的我，反而变本加厉地打击迫害企图置我于死地？这是你一个作为市委书记或者一个起码的共产党员难道该这样对我不公？如此对我一个近七十岁的退休老头、一个民主党派人士、说不自谦一点起码还是十二届成都市政协委员，十二届都江堰市政协副主席、都江堰两届拔尖人才、成都市劳动模范应该采取的违反党纪国法的手段吗？

6、张余松先生你属于都江堰市的市委书记，而且已经在保护都江堰“世遗”的重大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甚至已犯了我认为的严重错误，至今已是2016年元月11日你仍没有向都江堰市的干部群众传达2015年12月8日下午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国家文物局随同来川的唐炜、刘洋、邓超、还有叶思茂处长，由成都市政府秘书长张秀华、干部付祺、成都市文物局副局长陈立志、成都市文广新集团处长颜劲松陪同，上午一行去“圣兴电站”现场去进行了视察、调研，下午召集有都江堰市市委书记张余松、常务市长罗开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聪、主管副市长王敏、都江堰管理局副书记戴建康参加的会议，童明康副局长的讲话至今不传达？（假设童明康副局长有这方面的指示除外，不知者不为罪，算我怪罪你张余松书记先生，我可以向你赔礼道歉）由于你的上述做法，导致了担任都江堰市遗产办主任xxx直到2015年12月24日还在圈内微信群里对《中国经营报》报道后从2015年12月7日后开始就陆陆续续从各方面传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已有指示，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在都江堰市的讲话精神，就是你指示和指派的这个跟着水利部舆情司xxx和四川省水利厅xxx都管局xxx由领导组成的五人团成员之一这个现任的都江堰市遗产办主任赵xx还胆敢发这样内容的微信：

“电站在世‘世遗’范围外。不信谣、不传谣。”

张余松先生呀，2015年12月8日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最后还向你们参会人员讲，他们回去还要向中央领导汇报，而且你已派接替落马的马汉选市长职位何维楷新任市长，文广局王小红局长根据童副局长指示进行的整改报告，已亲自坐飞机报送国家文物总局，负责其接待何、王的国家文物局的有关同志已对何、王讲叫他们“回去等下一步专家进行现场评估后再说”的指示很快就又坐飞机返回的情况下，你张余松先生的“遗产办主任”还竟敢在朋友微信圈发这样的微信，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其身份目前又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重要敏感人物，《中国经营报》报道出来后，他除了发《说明》，而且又参加“六人”团充当过“圣兴电站”的“保护伞”之一，直到现在啥子时候了，还跳出来讲这种话，其影响、严重程度不同于一般人和一般共产党员，这不是简单认为是“开黄腔”，这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的严重政治错误。你张余松至今都不传达童明康副局长一行来都江堰市所作的讲话给他们你是要负政治责任的啊！

张余松书记先生：再请麻烦转告你并肩作战对付我的亲密战友刘道国，我对他《说明》要请他说明的是：

（一）“圣兴电站”是经过“技改”还是“套牌”来的？修建一个10000千瓦的中型水电站特别是在都江堰“世遗”核心的水电站，按正常合法途径应该经过哪些部门批准？应按照哪些合法程序、办完哪些合法手续才能修建？

“圣兴电站”由哪几家股东组成，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1、为什么要给刘忠、刘田凯私人那些天下难以找到的优惠政策？

2、是谁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千里迢迢之外把广东省深圳市刚刚同“圣兴公司”同步成立、投资500万入股“圣兴电站”的“深圳嘉兆基公司”引进到“圣兴电站”作股东？

3、为什么即便是直流式10000千瓦的中型水电站都需要1—1.5亿才能修好的“圣兴电站”，作为投资业主“圣兴公司”注册资本才4000万，实到资本才2600多万就建成了这样10000千瓦的水电站，其余资金是哪里来的？其排水渠修建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是哪家公司哪家人出的？

4、都管局“宝瓶投资有限公司”是否是全资的国有资产公司？资本结构是怎样构成的？如果是职工出资集资的股份制公司，请公布你们都管局局、处级两级官员所持的股份或找人代持的股份是多少？并《说明》有没有水利厅、水利部或其他部门官员在“宝瓶投资公司”的或找人代持的股份。这次“宝瓶投资公司”作为 “圣兴公司” 的最大股东，然后又以“圣兴公司”作为“圣兴电站” 的最大股东投资“圣兴电站”，即都管局“宝瓶投资公司”先投资在“圣兴公司”股份，随之又经“圣兴公司”投入到“圣兴电站”的这个可以管成千上万年、经济效益如滚滚岷江流水一样惠及万代子孙可以坐享其成无忧无虑，坐吃山不空的金山圣水之上的电站股本分红收入中，请公布都管局各级官员所占股份多少，并公布有没有水利部、水利厅、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相关部门官员的股份或代持人股份？

5、“圣兴电站”是堤坝式水库蓄水水源电站，由成都市政府、都江堰市政府、都江堰管理局花6.5亿巨额国有资金建成 “成都应急水源中心”（现姑且不谈它该不该修）纯属国有资产，被你们“圣兴公司”（由非公有（国有）资本占主导）投资的“圣兴电站”的业主非法占用和占有，试问这属于什么性质？又该当何罪？

利用《规劝信》平台，请帮助转告上从水利部、四川省水利厅，据说还有成都某大人物（只是据悉，尚未完全证实，我事先发表不担责声明），都江堰管理局，都江堰市委、政府，特别是都江堰市那个原主管规划的副市长现带病调到成都建委的副主任屈X以及刘俊林、徐XX以及你马汉选等衮衮诸公：

百分之百修建在都江堰“世遗”核心区，并百分之百影响了鱼嘴“四六分水”的“圣兴电站”从修建到发电已经两三年了，而且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你们居然视而不见、见而不管，说轻点你们是尸位素餐，说严重点你们算得上是严重的失职和渎职，（当然其中如有人共谋那是另一回事）。

上述衮衮诸公：

你们爱护、保护都江堰“世遗”的声明、宣言写得何等的动人好听，何等级的信誓旦旦。怎么你们会为一个小小的“私人和非公资本占主体”的“圣兴电站”这样如此渺小的芝麻大利益，竟然会丢了“世遗”这个全中国、全世界、全人类的西瓜？难道“圣兴电站”的“伟大”竟盖过了“世遗”都江堰的伟大？盖过了都江堰主要核心鱼嘴“四六分水”的伟大？你们是被铜板迷住了眼睛，还是被铜臭味熏昏了头脑，而使你们变成了鲁迅笔下所痛斥的：“满口的人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的鸡鸣狗盗之徒！

尊敬的张余松先生：2015年10月24日《中国经营报》报道出来后在网上引起巨大的关注。北京的《新京报》、深圳的《晶报》、《兰州晚报》等媒体先后发表了评论。尤以《晶报》评论《都江堰水电站功利压倒了敬畏》尤为尖锐，一针见血指出：“都江堰不用多说，是使用了两千多年而且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水利工程、世界遗产”，“老祖宗留下的这一水利设施”这样一个著名的工程设施，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究竟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答案让人大跌眼镜，距离都江堰鱼嘴分水300米远建起的这座名为“圣兴电站”（又被称为“紫坪铺”都江水电站）其投资圣兴公司第一大股东赫然是都江堰管理局，第二大股东赫然是都江堰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其注册地址赫然就在都管局机关所在地，其首任董事长，总经理赫然是仍然在任的都管局局长。这都江堰管理局，果然什么“都管啊！”我接着这篇《评论》继续评论下去。这“都管”局它不但“都管”“圣兴电站”从筹划到组织的整个实施过程，解决调配“圣兴电站”修建需要的资金，连“圣兴”的“工商营业执照”、“发电许可证”它也“都管”；甚至连办公地址它也“都管”。除了它的主业收入水费为主，凡岷江流淌过的地方，它都要“都管”收水费，它还要“都管”全都江堰景区门票收入，每年要从景区门票收费中分3000万元。它还“都管”都江堰景区电瓶车投资，短短一条从金刚堤到鱼嘴看“四六分水”，单边每人收10元，双边15元，独家经营，别无分店。它还要“都管”房地产开发，它从刘俊林手里低价拿地XX亩， 开发8万多平方的“安澜骏景”楼盘，对承担800户职工灾后重建每平方2900---3100元的房它可以一夜之间背信弃义，凭空给职工每平方米涨300元，弄得都管局职工怨声载道，但又敢怒不敢言。它还“都管”从鱼嘴“四六分水”内外江以及下游沿江两岸30米地盘，它可以在这30米以内违规甚至违法，可以乱修乱建。它可以在防洪通道上勾结都江堰市刘俊林、屈X、马汉选这些人，可以借“灾后重建”、亮河边工程名义，驱赶老住户和商家抢占人家上述地盘建违法违规永久性建筑物，连建设部都拿这个“都管”无奈何。今天柏条河边那一长串非法的破坏生态环境、侵占防洪通道，侵占老百姓休闲空间的那一大排“霸道”建筑物就是例证！从南桥到仰天窝再到夜啤酒长廊，往上远一点到黄家河心和外江鲤鱼沱河边一带30米内土地都是这个“都管”的管辖范围，都是“都管”的 “领地”，它想出租给谁就出租谁，出租多少钱全凭“都管”一句话。据说“都管”最多时属下有19家左右企业，各种成份都有，而集资入股的职工，每年才3%的分红，他们讲：他们 “都管” 都整肥了，我们分这点算个球呀！啊！都管局 “都管”的事还多，这里不一一列举。“都管”，地位特殊，它属于四川省水利厅直属局，办公地址离水利厅几十公里，由于它比都江堰又大半截，因此形成了水利厅有时“够不着手长”来管这个“都管”。都江堰市委、政府不但管不了这个“都管”，还真的惧怕“都管”三分，因为很多事情本地政府还要求它。因此这个“都管”就成了“山高皇帝远，猴子当大王”的“独立王国”，用都江堰干部、老百姓话讲，都管局在我们都江堰市硬是没得哪个惹得起，它“歪浑了”。所以发展到最后，这个“都管”就成了“都不管”。 这样，“都管”就敢在老祖宗这个太岁头上动土，甚至拉屎拉尿，修了个“丢死先人”的“圣兴电站”。我今天公开讲“都管”是个反腐败的“死角”，请四川省纪委王雁飞书记管下“都管”。都管局由于什么“都管”，因此被外界称为“肥得流油”的“金包卵”、“肥沱沱”单位，“都管”的局长就公开讲：“……我们都管局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真是牛逼极了！被我市一位部级干部骂他是“无耻之尤”！但这个“都管”的局很出人才，从这里走出省水利厅厅长、水利部部长……，我从报纸和网上看这次反腐斗争中，广东水利厅、山西省水利厅都抓出腐败厅长，我不信我们的水利厅是清水衙门，只从这次充当“圣兴电站”的“保护伞”并派出人往水利部跑，我就质疑这些人屁股到底干不干净？希望四川省纪委第九巡视组只要从“圣兴电站”入手调查，保证揪出一串腐败份子！

张余松先生，值得我为你庆辛的是，在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2015年12月8日来都江堰“世遗”现场调研并于当日下午召开会议对都管局和都江堰市委以及你本人严厉批评后，你的态度和错误立场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收到你亲自委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聪转告的话，让我相信：你会听国家文物局派来的专家现场评估后，坚决按照国家文物局最后对这件事情（指“圣兴电站”）的处理意见办。

张余松先生：一开始我就讲过，这一年多来我们之间在反腐败和保“世遗”问题上的斗争绝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斗争，而是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和立场问题的斗争，前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后者关系到保卫都江堰“世遗”祖先人脸面和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的斗争，是重大原则斗争，在原则问题上我仍然坚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绝没有调和余地！

从10月有24日至今，从听说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2015年10月24日《中国经营报》报道出来后有指示，到目前仅我所知还有国务院一些相关部门陆续到都江堰“世遗”地进行调查、正式证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同志带队的国家文物局一行已于2015年12月8日上午到现场调查，下午召集都江堰市委、政府和都江堰管理局，有你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会议，并对你们作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一直到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5日讲话的发表，你我之间的是非之争随着习总书记的话和童明康副局长的讲话而落下了帷幕，这就叫做历史已作出公断，你作为你张余松书记开始对这一“丢死先人”（ 童明康副局长的严厉批评语��的错误有了初步的认识，我��内心表示欢迎你这种知错的态度，但知错必须改错。老百姓讲：头上三尺有神明，你若不相，你看周永康、李春城、刘俊林、马汉选等人，他们先后在都江堰“世遗”这个老祖宗头上动土，甚至拉屎拉尿，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最终先后都进了“班房”。你看刘道国等人也在老祖宗头上动土，为谋一己之私，建了个“圣兴电站”同样会没有好下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讲道：“何谓‘神明’？在今天来讲，自然不是天上的神仙和玉帝，而是指社会舆论、社会公理，指国人心中的是非曲直。进一步而言，又是指党纪国法，指各级干部应遵循的职业操守，指束缚我们的各种制度规矩。古言‘头上三尺有神明’。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如果我们的干部都有一颗敬畏之心，自我约束，我们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官场政治也一定会清明许多。”张余松先生：以候雄飞同志为书记，张宁生同志为市长的那届市委和政府带领都江堰市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勤劳和吃苦耐劳的都江堰人民忍辱负重承担了7——10亿的负债，才取得都江堰、青城山“申遗”的成功。���俊林、马汉选、刘道国这些数典忘宗的不孝子孙破坏了都江堰“世遗”，你不要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再继续走下去，尽快改正错误，老百姓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和人民一道把保护都江堰“世遗”、建设都江堰“世遗”、发展都江堰“世遗”的伟大事业发扬光大下去！只要你能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我们之间将会“相互一笑泯恩仇”，如《三国演义》开篇词所讲一样：“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余松先生：以上《规劝信》“第二”部分就此搁笔，望余松先生三思！三思！三思！

致

礼

第十二届成都市政协委员、第十二届都江堰市政协副主席、原都江堰市商会会长、成都市劳动模范、都江堰市两届拔尖人才、退休干部

彭伟 死谏

2016年元月13日零点位虽卑而毋敢忘忧国

---就我2014年“9.28”反腐讲话、反腐卫“遗”三大问题

致都江堰市委书记张余松先生《规劝信》

（二）

我在“保护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同张余松先生的观点及其原则立场的分歧和斗争。并以公民的权利向中国水利部、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建设厅、都江堰管理局、市委、政府特别是都江堰市规划局问责。

张余松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把致你的《规劝信》（二）（三）部分做个调整，因为许多海外的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的华人朋友，以及台湾，港、澳地区的朋友，尤其是国内特别是都江堰的各界朋友，目前都非常关心都江堰“世遗”遭破坏的问题以及事情的发展和近况、对我本人目前的处境安危，充满着担心。因此，我先谈《规劝信》所涉及的保卫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这个问题。

张余松先生：为了让我们共同再认识都江堰“世遗”的伟大历史意义开始说起，我先引用诸葛亮 《隆中对》作开场白，为了说明都江堰的重要性，不妨多引用了点此历史名篇中的一些话：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隆中对》之“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就是因为有李冰父子率领天府人民建的都江堰！刘备听了诸葛亮的话才最后实现了“诚如是，则霸业可成”。从而建立蜀国演绎了中国历史魏、蜀、吴三国鼎立的一段历史，才有了中国历史的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流传至今。

你到都江堰公园的堰功大道走走，从诸葛亮开始，历朝历代官员哪个官员不敬畏都江堰？哪个敢轻视都江堰？对那些保护爱护“遵其旧制”管理、守护好都江堰的各朝代官员从李冰父子始，“堰功大道”塑像的历代官员哪个不“流芳百世”至今被人民所尊敬和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先后到过都江堰。毛泽东同志1958年站在玉垒山上，眺望都江堰，在伏龙观俯瞰宝瓶口的伏龙观离堆，问他脚下已被千年洪水冲撞、水滴石穿形成巨大洞穴的“离堆”100万年后冲得垮吗？（大意）老人家站在历史巨人的高度，以深邃的眼光和智慧考虑了都江堰万年以后的安全，防止了万年以后如若“离堆”被冲毁，可能造成成都平原我们子孙后代的免于“人或为鱼鳖”（引自毛主席诗词《念奴娇·昆仑》），才有了后来一九七四年大规模“加固离堆”的工程。

以上我再次为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并向都江堰市“四大班子”建议，在原来毛主席站立的都江堰玉垒山地方即在后来推倒幸福台建的秦堰楼地方立个小小的花岗石纪念碑，上面只镌刻：1958年X月X日，毛泽东同志曾在此视察都江堰。望你们实事求是地尊重这段历史，以顺应民意。

张余松先生：就在《中国经营报》揭露都江堰“世遗”核心区“圣兴电站”和其背后的腐败黑幕报道出来后，我同你们发生严重的分歧和斗争激烈的时候，我的老师魏明生（现任四川省党史办副编审）同我的老朋友原四川省团委书记蔡文彬亲自来都江堰看我外，当天回成都后晚上用微信给我传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四川》，其中由陈先哮署名的一篇文章中写到：1955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后回国，返京途中在成都作短暂停留。期间在陈毅副总理、廖承志和乔冠华等同志陪同下，轻车简从，在都江堰视察。周恩来总理走下汽车，站在玉垒山腰观看都江堰渠首工程分水鱼嘴，分水鱼嘴是人工筑成的一个江心小岛，它像一柄利剑乘势把咆哮的岷江一分为二，外江排洪，内江灌溉，江水不再肆虐，而乖乖地听从使唤了。看了分水鱼嘴后，周总理看了伏龙观，都江堰之行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直关心着都江堰的发展。时隔六年后的1961年7月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越南水利访华代表团，周总理谈话中说，“治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记载有2000多年的了，最古老的有四川灌县的都江堰，秦汉时代依照水势修起的，引岷江水灌溉了很多地方农田。2000多年的历史有宝贵经验，要很好研究，不能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了就要造成损失。李冰治水“经”就谆谆告诫后人“遵旧制，毋擅变”，这个“旧制”当然不是守旧，而是说对都江堰避水害，不要轻易变动。”

1968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乌——代耶水电站代表团成员时，向客人介绍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并说治水要整体规划、综合规划。都江堰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它是人类社会的结晶。“没有都江堰就没有天府之国。”

在都江堰二王庙的临江大照壁上镶嵌上邓小平同志：“造福万代”四个红色大字鲜艳夺目。1982年9月，邓小平陪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来成都，参观了杜甫草堂、武侯祠、都江堰水利工程。邓小平同志和金日成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我的好友陈通顺时任还是灌县外事办副科长，亲自担任解说工作。关于《中国经营报》记者刘向南一段报道：通过四川社科院才找到生活在成都的82岁的向嘉贵老人（曾任四川省经委副主任、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10月20日，他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江堰上游修建紫平铺电站的两段往事：“1962年5月的一天，省委办公厅通知向嘉贵，要杨超晚上到金牛宾馆开会。向嘉贵没有参加这个会，后来他获知，原来是邓小平到了四川，那天晚上的开会重点研究了紫平铺电站问题。向嘉贵回忆，不知道之前邓小平是否已经获知电站情况，邓小平在听了杨超汇报后，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工程不能再干，必须下马。邓小平还对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省长李大章说，都江堰兴于“二李”（指李冰父子），可不要败于“二李”（指李井泉、李大章）！最后决定由杨超负责做好工作，选择时机将已经建设的大坝炸掉，索桥正位，恢复鱼嘴的分水功能。已经修建了几年的紫平铺电站由此再一次下马。”这里我要告诉并让都江堰人民了解，记者就是根据已于前年去世的原都江堰市宣传部副部长江明义提供的“材料”找到向嘉贵老人的。张余松先生：江明义副部长为什么要把他2012年抽调到地震后灾后重建的新档案馆整理档案发现的这个资料私下复印出来交我，这是因为他从他5·12大地震发生后抢拍的几百张如实反映这场灾难的残酷性的、对人类的巨大破坏和灾难，最先反思这场灾难让人类要记取的教训。就是他在出版的《我镜头下的5·12大地震都江堰市城区实录》画册的《后记》中这样写道：他出版这本画册的目的是“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大地震，从而对大自然抱敬畏态度，昭示世人，在未来的建设发展中，要尊重大自然，尊重科学，要对后代负责，要学习李冰治水精神去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因为他知道我的朋友卢跃刚（中国著名报告文学家、《中国青年报》记者）计划将来要在都江堰专门坐下来写一本关于“都江堰”的书，其中他当面听卢跃刚讲“xxx水库”就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吊在 “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的”几千万四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头上的一把剑。要鞭挞、拷问xxx水库和发电站，江部长和我曾陪同卢跃刚，来过都江堰市地震的重灾区采访，卢跃刚还赠送了他的报告文学集《向人民报告》的书给江部长，他同卢跃刚的想法一拍即合，因此江部长2014年9月27日临去成都省医院动膀胱癌手术时亲自交给我让我把这份材料转交给卢跃刚。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我同他竟成了永别，三个月零四天后，江部长因术后感染而去世。这份材料也成了他对我的临终托付。感谢老天有眼，托江部长在天之灵，终让这份材料对保卫“世遗”起了作用。（2014年9月27日，我在二王庙宾馆举行感恩会，宴请原县委谢盛跃书记遗孀王桂芳、以及包素清、陈斗南、祝邦新、谢三丁、王友官、张宗祥、徐秀华、汤婉珍、陈国权、陈忠国、万天银、胡庆龄、梅大山等老领导、老同志，还有我的老朋友都江堰著名书法家梁正辉等，江明义部长第二天要去成都动手术，离开时交了这份材料给我。）

除了以上引古文代表作《隆中对》对都江堰重大作用的论述，到讲到当代中国共产党最伟大杰出的三位领导人对都江堰重视、保护、发展起到的重大作用和成千数万篇历史学家和水利专家赞美的论文文章，我选我熟悉的人和文章摘几段供张余松先生阅读和参考。

2012年，我和东夫先生陪同中国历史学家戚本禹老先生和香港《文革历史》出版社的敖本立先生先到新都大丰乡访问了戚老先生当年在大丰乡同田家英“蹲点”并种“试验田”的地方，受到当地政府和村民热情接待后，再去新都公园田家英雕像前作祭奠后参观都江堰。戚本禹老先生除了讲了都江堰历史形成过程和高度赞美都江堰的伟大作用，并对当时宣传都江堰市流行的余秋雨的广告词不屑一顾讲：“怎么是拜水都江堰呢？都江堰的历史就是人类顺应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同时也是乘势利导，战胜自然灾害，变水害为水利的过程，是治水，怎么是拜水呢？拜水都江堰不太准确恰当！”他同时还讲了历史上西门豹治水那段故事作对“拜水都江堰”这句广告词不妥当的隐喻。

当时戚本禹老先生已81岁高龄了，他由都江堰回上海后把他写的文章《伟大的治水英雄李冰---都江堰工程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奇观》的复印件寄给我。文中这样写到：“古代传说，四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治水英雄大禹曾经到达过四川，这个传说尚未得到史实的证明。但在两千多年前，四川的确出了一位其功业不在大禹之下的治水英雄李冰，他率领人民建设了世界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而且这个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为人民造福。”并高度评价：“都江堰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工程，不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不是埃及的金字塔，也不是希腊、罗马的古建筑。固然它们都很伟大，很辉煌。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工程，应是中国巴山蜀水间的灌溉千百万亩农田、贯通巴蜀水路运输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现在世界上有著名的人类七大奇迹、八大奇观。其实，都江堰水利工程就其历史文明和科学技术意义上说，它不比任何人类奇迹逊色。迄今为止，人们都低估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无与伦比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价值。都江堰水利工程可以毫无愧色地列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奇观”。“伟大的治水英雄李冰和他的丰碑——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已垂之两千余年而不朽，它还会继续存在，我们祝愿它垂之万年而不朽！”

后来我把戚本禹老先生的这篇文章推荐给都江堰市政协主席高润川先生，高润川先生没有因人废言，把这篇文章编进都江堰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2013年4月2日出版的《岁月的记忆》），并实事求是对本文作者作了介绍。

敖本立先生回去后，给我寄来了他根据戚本禹老先生的讲话和大家的议论于2012年5月7日写了篇文章给我，叫我转《都江堰报》社，由于当时余秋雨的这段广告词已响遍中国乃至世界，无人敢言其它，今天顺便将此建议文章交张余松先生转交《都江堰报》社。建议文章全文如下：

“乘势都江堰，闻道青城山”还是“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

——对修改都江堰宣传广告词的建议

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近年常在中央电视上播出其宣传广告词：“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我建议，将这一广告词改为“治水（或乘势）都江堰，闻道青城山”。

都江堰，这一世界古代文明第一奇迹，其构想之奇妙，工程之伟大，惠泽子孙之悠久，深含文化哲理之普适，完美体现了2268年前我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智在哪里？智在“乘势”两字。什么叫“因势利导”，什么叫“审时度势”？都江堰工程之成功，惠泽子孙两千多年而不倒，就是最好的例证。“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实为一切成功之道之精髓。反面的例证有当代的黄河之上的三门峡水利工程，逆势而动，早已为流沙之淤积所抛弃。都江堰工程不是人类对水的盲目崇拜，都江堰工程是古代智者因乘势利导治水，造福千秋万代而对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拜水都江堰”，不能体现都江堰这一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刻文化内涵：“治水都江堰”应是更能说出其伟大工程所体现的智慧所在。青城山为中国道教圣地。一切宗教，说到底都是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哲学思考。自然按其规律发展创造了人类。宗教告诉我们要始终保持对一种超人类力量的自然力量的敬畏！恐惧挑战这种自然力量会对人类带来的报复。当代中国一部分人对财富、私欲的无节制的追求，对自然环境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已经威胁到人类未来的生存。道法自然。人类要爱护自然，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之大道，我们还有疑问与问题要来青城山一问吗？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游览自然造就的青城山，感受大自然赐我人类的一切，“闻道青城山”，实为闻听大自然教我们的生动一课，更坚定我们对大自然应有的敬畏之心！

敖本立

2012-05-07

1997年香港回归那年，我去香港住在既是我亲戚又是我几十年朋友的马来西亚华侨、著名小提琴家黄来鸿先生家里（我曾在1994年出资举办的“第一届都江堰之春音乐会”邀请他来都江堰举行小提琴名曲演奏会，他曾同都江堰市著名钢琴老师赵秋铭合作，为都江堰市人民奉献了一场高雅艺术演奏会），黄先生推荐了一本刊载署名陶知章先生写的关于都江堰文章《伟大的都江堰和渺小长城》的香港杂志送我。我连夜读了文章，文章中我认为最精彩的一段论述，与1961年赵朴初先生赞美都江堰的一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处，陶知章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写到：“两千多年以来，多少的战乱和朝代的改换，中国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过去繁华的中原地带早已变得贫瘠荒芜。在太湖流域繁荣前的几百年，在珠江三角洲仍是蛮荒地带的一千多年前，成都平原已因得都江堰之利而成天府之国，直到如今，成都平原仍能和太湖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同为中国最富庶和人烟最稠密的地区。都江堰创造了连续不断地哺育着成都平原这一个中国最富饶和繁荣得最长久的地区。它的功能效益及可靠性，在人类历史中实在找不出可以与之比较的例子。可以预示，在未来的千百年中，都江堰仍会和往昔一样地继续为成都平原的人民造福。都江堰两千多年来造福万民而没有任何坏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工程技术各方面都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完善境界。反之，长城则是一个大而无当的集权图腾。歌颂长城而忽视都江堰显示了我们文化丑恶的一面。”距今十八年多过去了,我仍保存着载有这篇文章的香港杂志。

两千多年来正是有了都江堰，许多迁客骚人、文人墨客才会临于此，他们登临玉垒峰，远眺岷山峻岭，俯瞰山下从鱼嘴“四六分水”处到飞沙堰再到宝瓶口都江堰水利工程全景的满江之水，夏天从岷山出口如野马狂奔的、浊浪排空的恶水怒涛从鱼嘴“四六分水”经驯服后乖乖经飞沙堰、进宝瓶口流进“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最后犹如“春雨细无声”的涓涓细流，流淌进千家万户天府人的心田……此时此刻无不像华兹华斯（英国浪漫派诗人）所说的一样——“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一个个无不留下千古吟唱的不朽诗篇。这里略选一、二，同张余松先生学习和共赏，让你这个外来人的“父母官”，重新接受“再教育”认识都江堰的伟大历史意义。都江堰“世遗”的历史文化的真正伟大的内涵远不只是你们认为的“摇钱树”，一年两三亿门票的价值和意义。你这个外来“父母官”同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人”和成千上万热爱都江堰这个居住地的新移民对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感情完全有些不同，因此才造成了同我及广大干部群众对在“圣兴电站”引起的保护和保卫都江堰“世遗”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对立冲突甚至斗争。

石犀

唐代·岑参

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

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

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唐代·杜甫

石犀行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

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

其中还有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一杨慎歌颂都江堰，盛赞李冰父子的诗句：

疏江亭上眺芳春，千古离堆迹未陈。

矗矗楼台笼蜃气，畇畇原隰接龙鳞。

井居需养非秦政，作堰淘滩是禹神。

为喜灌坛河润远，恩波德水又更新。

代表当代赞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最高水平、被都江堰市历届“四大班子”领导用书法代为赠送的礼品，拿得出手的就是赵朴初先生1961年游都江堰《登离堆观都江堰分水处》寄呈郭沫若院长的诗。全诗如下：

离堆何岩岩，瓶口纳澎湃。

投鞭分江流，一堰如统帅。

伟哉李父子，功勋孰可盖？

是宜与长城，并耀秦始皇。

长城久失用，徒留古迹在。

不如都江堰，万世资灌溉。

溪沟长不竭，仓廪恒满载。

二千二百年，至今称遗爱。

我来瞻庙像，低首为公拜。

拭目喜新图，规画益光大。

兴会为飞举，意气凌泰岱。

险登苔径滑，秀览青城黛。

适见郭公书，未游颇致慨。

寄语重来时，交臂失勿再。

其中对都江堰最伟大评价经典句的就是：“是宜与长城，并耀秦始皇。长城久失用，徒留古迹在。不如都江堰，万世资灌溉。”我不知有谁在赵朴初老先生1961年更早些时候提出都江堰可与长城媲美，而且胜过长城的评说？

由都江堰著名诗词家孙洪寿先生修定、签注、文化界泰斗李启明老先生（二位老先生均为本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结为的挚友）作前言、目前算最接近作者董湘芹原创的《松游小唱》，由我全额资助并兼任主编出版,并请我“异父异母”兄弟（沈道鸿先生语）中国著名人物画家(沈先生)题写书名,并亲自设计绘画了董湘芹的肖像。董湘芹，灌县人也，乃番厅贡生。罗伯济（举人）所撰写的《灌县志》称其为“有翰苑之才”也谓之为“川西才子”，其所拟之《狱中联》及《悼内联》尝为儒林所称道，尤以其在赶赴松潘途中所作《松游小唱》万余字的长篇更是脍炙人口吟诵，为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毛主席的枕边书就有《松游小唱》。

橐笔往西游，灌阳郁郁闲居久，几封鱼书催促后，辞不得，三顾茅庐访诸侯。把行期约定在九月九，走！

镇夷关高踞虎头，第一程，江山雄构，大江滚滚向东流。恶滩声，从此吼。灵岩在前，圣塔在后，伏龙在左，栖凤在右。二王宫阙望中浮。好林峦，蔚然生秀，看不尽山外青山楼外楼。尽夷犹，故乡风景谁消受？

张余松先生：请你看这《松游小唱》这开篇一唱，就唱出了都江堰气势磅礴的雄伟壮景和秀美景色，你有没有作为一个非本土人士同我一样读第一唱就不由自主地油然而生的作为都江堰人的那种骄傲与自豪感?不知你这个外来“父母官”的年轻娃娃读过董湘芹这《松游小唱》没有？全诗一万多字，他从灌县经松茂古道走到松潘县城经三垴、九坪、十八关，“随游随唱，信口狂言，自鸣天籁，托性情于一时……”。

张余松先生：好了，让我们再来共同学习和看看2004年从位高权重的水利部到四川省的各级高级官员担任总顾问、主任、执行总编们编写的2004年7月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总顾问敬正书，陶武先，陈文光，主任：孙砚方，副主任：赵述明，执行编委肖凡，编委（姓氏笔画为序）孙砚方、刘道国、肖凡、李万友、徐元平、彭述明、蓝前灿、谭小平的都江堰水利发展与文化丛书《都江堰水利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你可在网上去查查上述这些高级官员和编委名单，都管局局长“圣兴电站”董事长刘道国名字也赫然其中。总序中指出：“在都江堰建堰2260周年的时候，对水利工作者们推出了《都江堰水利发展与文化丛书》，他们站在对现代水利认知的高度，用可持续的全新理解审视都江堰过去和未来。从不同方面对都江堰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和总结。本书在后记中指出是在“都江堰水利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工作基础上编著而成的。《都江堰水利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初稿完成于1998年，承担单位是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和河海大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都江堰水利的新发展，其中的部分内容已难以适应形势的要求。值此都江堰建堰2260周年之际，我们根据新的情况和研究成果，对原报告有关专题报告分别进行了改写、合并或重写，从而使本书更能适应现代水利和都江堰水利发展的需要，还增强了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更具可读性。本书编著人员有孙砚方、彭述明、肖帆、戴健康、张华松、阳本福、王世容、旷良波、王辉等同志，全书由彭述明、肖帆统稿，孙砚方审稿。值此本书出版之际，向参与“都江堰水利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全体成员谨致谢意。上述文字提到的本书编著人员中，我知道的原都管局局长后升任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的彭述明（发现刘道国的“伯乐”），就是刘道国继任他的都管局的局长。

抬头看完上面那些官比你大的人“伟大言词”，请张余松先生看看，低头再看看2006年11月，以标价68 元一本的由都江堰市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领导和文化、摄影、美术书画界、都江堰管理局各级权高位重官员总策划：刘俊林（注原都江堰市市委书记），刘道国（注都江堰管理局局长），森林（注原都江堰市市长），肖凡；策划：许兴国（注都江堰市常务市长），谭小平，高润川，杜其文，廖暾 ，赵薇，何勋以及：主编/芶子平，执行主编/邓英，王国平；副主编/王世容，李道永，谭小春，钟杰，杨开富，陶迅，黄科；编委/钩子平，王世容，谭小春，邓英，李道永，钟杰，杨开富，陶迅，黄科，杨晓玲，王庆儒，崔巍，王国平；摄影/李静成，江明义，陈锦，田捷砚，孟无，高明鑫，冯重能，吴鸿，苏裕念，王波，崔巍，刘星，黄尚军；旧照供图/周心沨；英文翻译/张维渝；封面题字/余秋雨，并由当时已达到都江堰市权力最高峰的都江堰市市委书记刘俊林策划作《序》，《序》中的信誓旦旦是这样说的，现摘录于下：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就曾卓立于岷江之畔，临水迎风，朗声吟诵他胸中的宏丽诗篇，而激发他灵感的，正是他脚下东流不尽的秦时水，灌溉万物的都江堰。

滋润天府的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建构精妙的都江堰是世界科技史上的绝版！

浩荡凝重的都江堰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华章！

有了都江堰，民不聊生的岷江两岸才升起了丰腴的炊烟；有了都江堰，绵延6300公里的长江文明才更加辉煌灿烂；有了都江堰，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才成就了“天府之国”。而每当我们的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说，都江堰是解读中华文明的钥匙，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2262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战国云烟散尽，春去秋来，李冰身影已远，风雨变迁，多少古代文明风尘于岁月之中。而都江堰----这座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生态工程仍独步千古，永续利用，长生不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向世人展示着它深邃奥妙的水利哲学，向后人演绎着它灵动悠远的璀璨文明，都江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成为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2000年11月29日，2257岁的都江堰带着不朽的文明光芒，迈着青春的时代步伐走进了《世界遗产名录》。

世人没有忘记都江堰的创建者李冰。都江堰延续至今，历久不衰，主要原因就是保持了李冰制定的严格的岁修制度。每到冬天枯水季节，在渠首用特有的“杩槎截流法”筑成临时围堰，修外江时拦水入内江，清明节内江灌区需水春灌，便在渠首举行既隆重又热闹的仪式，拆除栏河杩槎放水入灌渠，这个仪式就是都江堰同样古老的“清明放水节”。两千多年来，代代岷江儿女每逢清明，都会怀揣着丰收的五谷和一颗感恩之心，循着都江堰的水迹作着亿万次的迴游。“都江堰放水节”就这样沿着一条河的走向流淌至今，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文化史上的绝版。2006年4月5日，激昂的鼓点敲醒了古老的岁月，感恩的泪水漫过拔节的水草，在“砍杩槎-----放水”的悠长的号子声中，2262岁的都江堰波涛翻滚，青春涌动。一幅汉代清明放水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书写着一部两千年的传奇；一江春水清流千里，奔向广袤的成都平原，流淌着造福于人民的旋律，鸣奏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乐章……。捧在你手里的这本书，将是都江堰两千多年来清明放水的缩影，从这些泛着水声的册页中，你能感悟到历史的蹙音。追寻到岁月的水脉和聆听到一江水漫过成都平原时，小草萌芽，树木抽枝，禾苗拔节的生命之音。

这篇《序言》文字写得何等之好呀！对都江堰市的伟大写得何等的到位呀！特别是对都江堰的保护和继承李冰父子等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使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为所做的战略规划是何等的高瞻远瞩呀！……真可算得上英明伟大，是继续李冰父子遗志，代表千古都江堰一批承先启后的“精英人物”、“优秀种子选手子孙”。

张余松先生：认真看完上述我提供给你学习的��从水利部到四川省水利厅，下到都江堰管理局，再到你们这个都江堰市委、政府，你们的各种充满“豪言壮语”和华丽词藻充满字里行间这些表面文章，显得“他们”和“你们”对都江堰充满何等的历史责任感，但后来我确实不明白“他们”和“你们”怎么做得出破坏都江堰“世遗” 修“圣兴电站”的事情？被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严厉批评这是“丢死先人”，岂不是这样让上面他们和你们这些潇潇洒洒的文字、文章一下变成了“花拳绣腿”的作秀，岂不为天下人所耻笑？你们不仅“丢死了先人的脸”，也丢死了上从水利部官员、四川省、成都市、都管局、进而到都江堰市委、政府的脸，最后你们自己也丢死了自己的脸，这是何等的荒唐啊！

张余松先生：2015年12月7日中午，我在都江堰国堰宾馆接待了由汪永晨老师、刘树坤老师为领队的“祖国江河十年行”一行人员，恰好被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xx意外碰见，我也邀请他入席而座，饭桌上“祖国江河十年行”一行人听取了我对《中国经营报》披露的“都江堰遗产核心区建成无牌电站”的问题更进一步详细的介绍和汇报，刘树坤老师（专家。水利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对着这位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被汪永晨老师请来的两位前都江堰市遗产办主任邓崇祝和王X讲：你们这样做（指“圣兴电站”）是影响破坏了“四六分水”。当王X讲“圣兴电站”不在遗产核心区、曾XX部长讲没有影响时，我拿着《中国经营报》记者站在玉垒山顶拍照登在《中国经营报》首页的都江堰鱼嘴和圣兴电站的全景位置图，对着图给在座的人看，我对曾XX部长、王X（现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原遗产办主任）用非常平和的口气对他们二人讲：退一步就按你们刚才说的《都江堰市世界遗产办公室》重新划定的“世遗”核心位置报告，又经四川省建设厅批准的文件即便是合法的，就算是以鱼嘴分水处为界，你们知道不知道无论哪家小水电站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由引水、机房、尾水（即排水）三个部分组成。“圣兴电站”是利用成都市建的“应急水源中心”的筑坝式水源作为“圣兴电站”的发电水源，完成了10000千瓦的电站的发电供水水源，虽然“圣兴电站”的发电设备的水机部分即“机房”离鱼嘴“四六分水”处300米远，但是“圣兴电站”的尾水即排水部分已伸进了把岷江水“四六分水”处鱼嘴400多米，建在了即使你们2006年对都江堰“世遗”重新划定的区域，而且重新在经“四六分水”的外江外又重新建了排水渠（即尾水渠），把“成都市应急水资源中心”的水直接排入外江以外的“黑石河”，“圣兴电站”怎么没有建在都江堰“世遗”的核心区？又怎么没有影响都江堰的“四六分水”呢？（其实这样一搞，连“成都市应急水资源中心”也直接影响了“四六分水”）在场的汪永晨老师和刘树坤老师当即问曾XX部长：他（指我）说的是事实吗？曾XX部长当着在场的所有人讲：“我没有到过现场去看过”。这时汪永晨老师大声地问邓崇祝和王X：邓崇祝、王X（直呼其名）当年在我主持的论证杨柳湖水库该不该建的会议上，你们两个是代表都江堰市政府参加会议的，你们忘记你们在会议上慷慨激昂的发言没有？当年正是为了保护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论证会才取得一致意见推翻了建杨柳湖水库的方案。我这时对这位名字叫汪永晨曾主持论证会、为保护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推翻建杨柳湖的��同志突然肃然起敬，对这个个子不高身材也不大的女领队心里暗自赞叹！汪永晨老师，你真才算得上中国“不让须眉”，爱护，守护，保卫我们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大英雄！难怪邓崇祝、王x这两位“遗产办”主任在电话里听到你一声召唤就“磕爬跟斗”马上赶来见汪老师啊！这时在坐的杨勇先生补充说：“这其实就是建杨柳湖水库发电站的翻板”（他是指“成都市应急水资源中心”和“圣兴电站”），并讲：《中国经营报》报道了这件事以后，刘延东副总理已作了批示。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位发言的先生叫杨勇，事后我问参加此次“祖国江河十年”的徐海亮老师（水利部退休前已是教授高工、退休后返聘为客座研究员。文革《七·二0事件》的作者）他才告诉我汪永晨老师讲话接着发言的那位比较年轻的人叫杨勇，是“横断山研究会”主持人。这时我才第一次认识了他就是《中国经营报》“都江堰‘世遗’核心区建成无牌电站”这篇报道中提到的“‘圣兴电站’修建也曾引起成都环保人士的关注。知名环保人士杨勇就曾在2013年多次前去现场探访。在当年5月末的一次探访中，杨勇判断：水闸后正在进行机坑开挖，疑是发电厂房，从工程系统和技术经济指标看必然是发电厂。他们的关注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2013年5月29日，杨勇被成都水务局请去沟通情况，一位副局长接待了他，这位副局长说不知建了电站，还当面给都管局局长打电话，他承诺应急水源中心绝没有发电项目”。我听了后来问了徐海亮老师那位紧急发言的人叫杨勇后，第一次对他为保卫都江堰历史文化遗产的勇士内心表示钦佩。张余松先生：我今天仍然非常激动的告诉你，感谢你这个手握“书记”大权的强大对手，让我有机会和有幸认识这批“祖国江河十年行”的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和环保人士，仅我现在所知道名字的汪永晨老师、刘树坤、徐海亮老师以及上海传媒集团的记者谢玉娟小姐，谢玉娟在她临离开都江堰市国堰宾馆天府苑厅时给了她的名片给我，同时要了我的电话。正是她通过微信最先把一则消息告诉我：16日傍晚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收到了一条中央记者朋友的短信：“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云南省委省政府昨天决定，怒江洲25度坡耕地应退尽退，扩大国家公园保护区面积，坚决不开发怒江小水电工程，并上报国务院，停止怒江大型水电工程！”此时，汪永晨正带领十几位专家学者、环保人士和媒体记者正在西南几省考察。2006年，汪永晨发起了“江河十年行”考察活动，今年正好是第十年了，这个活动是以媒体的视角关注中国西南的几条大江大河。她收到上述短信时，正在前往餐馆吃饭的路上，看到这条消息后，她稍微顿了一下，随即呜咽起来，然后嚎啕大哭。她足足哭了有二十分钟。清冷的月光照在这个滇西北怒江大峡谷北段的小县城里，她的哭声更令这一切显得清冷。“我12年来了怒江16次，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哭罢，汪永晨说：“真的是为怒江庆幸，觉得怒江有救了。”

当读到这段，我这个堂堂大男人也禁不住哭了，今天我给张余松先生写《规劝信》写到这里时我又哭了！又为汪永晨老师12年为怒江的精神感动得哭了！为汪永晨老师当年为了保护我们不但属于灌县（后来的都江堰市）、属于四川、属于全中国、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的都江堰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以娇小孱弱之身主持全国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和环保人士、也有邓崇祝、王x两任都江堰市“世遗”办公室主任参加的论证会推翻了“杨柳湖水库和发电站”方案我哭了！2015年12月7日，她又带领着她的队伍又再次亲临都江堰市关心正受到蹂躏和破坏的都江堰“世遗”现场。我为感谢她而感恩的哭了！为上从水利部、水利厅、四川省、成都市有关部门领导“竟无一人是男儿”站出来反对和制止刘道国、刘俊林以及他们背后支持或参与他们修“圣兴电站”腐败利益集团及其腐败份子破坏这个比长城、比金字塔更重要伟大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而悲哀的哭了！同时我为你张余松来都江堰当书记，中国共产党把都江堰市交给你，把都江堰市人民交给你，把这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财产、中国和世界以及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和共同历史遗产交给你，你不但不守责，而且参与破坏，划600万款支持修“圣兴电站”。《中国经营报》报道出来后，你还充当“保护伞”对我进行打击迫害，我为你这个“父母官”感到难过、感到羞耻、感到愤怒，也为我自己感到悲愤而哭了！思潮起伏、感慨万千、热泪再次潸然而下。我又想起2015年12月7日中午我见过的汪永晨老师当领队的从头已花白的汪老师、徐海亮老师、白发苍苍的刘树坤老先生，再到杨勇、谢玉娟小姐等这批团队队员们，想起了至今尚未见过面的《中国经营报》社长金碚、总编辑李佩玉，想起了《中国经营报》记者刘向南在都江堰住了半个多月，甚至冒着巨大风险深入“虎穴”调查采访……顿时又记起了还是香港《九十年代》七月号陶知章先生《伟大的都江堰和渺小的长城》中另一段话：“前念及故人，后思及来者，感此水之悠悠，顿欣然而涕下。就在那一刹那间，忽然像悟道地觉得，从少年时代便开始思索和追求的答案及梦寐以求的理想正活生生的呈现在眼前。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把人生最宝贵的生命献给都江堰那样千秋万代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历来中国读书人的梦想是，在修身齐家之后，更能治国平天下。但历史上的将相贤臣，真的能做到治国平天下的，也只不过给人民带来数十年较为安全的生活，远不及都江堰之能创造并维持成都平原人民两千多年丰衣足食的伟绩。都江堰实在树立了中国读书人抱负的最高典范。”

汪永晨、刘树坤、徐海亮老师及你们这支团队的全体队员还有全国千百万象你们这样怀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爱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才使得我们中国的大江大河不会亡，才使得我们的都江堰、长城、故宫……等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不会亡！更像方志敏烈士就义前在文章中称的“可爱的中国”不会亡！

您们看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领导下的“好男儿”正 “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猛药止疴”的铁腕反腐斗争……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发展座谈会，听取对推动长江经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听取有关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同时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提出以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做了大量工作，在整治航道、利用水资、控制和治理沿江污染、推动通关和检验检疫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一批重大工程建设顺利推进，这些工作值得肯定。习近平强调，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通观中华文明发展史，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流域人杰地灵，陶冶历代思想精英，涌现无数风流人物。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今天仍然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长江和长江经济带的地位和作用，说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习近平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新时代历史的又一最强音，我们会长期相信，只要这样坚持下去“中国梦”必将得以实现！

张余松先生，你听见习总书记的讲话了吧？我还想问你知不知道岷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

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讲话对还在苦斗中的我和在背后支持我的无数无名英雄和家人亲属以及朋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振奋和鼓励，同时更加坚定了我保卫都江堰“世遗”的决心和信心。从汪永晨、刘树坤、徐海亮、杨勇、谢玉娟等“祖国江河十年行”的15位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环保工作者的身上，我更吸收了榜样的力量！

张余松先生：我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的篇幅，熬了多少个通宵达旦，夜以继日，苦口婆心地给你讲那么多有关都江堰的历史、都江堰的崇高、都江堰的伟大、都江堰的重大意义和现实意义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意义，又把刚刚发表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印成放大黑体字提供你学习，这并不是没有原因不尊重你这个“父母官”，而是把你当成晚辈和学生来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来教育你，谆谆教导你、帮助你，来给你补历史课、补文化课、给你补政治课的。因为就在《中国经营报》发表不几天，我在广州的一个好朋友陈坚，他除了曾是早年在西政毕业的学生，曾在法院当过法官，现在是一家广州比较出名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当然他还有其他身份背景，真的属于“机密”不便与你讲，他发了一个微信给我，我也转朋友圈，他这个微信是这样讲的：

都江堰的事情闹大球了，（这样）全中国的古老文明、祖先的宝贵遗产才得以保护。各地的不孝子孙会立马停止破坏。都江堰对我们这些历史迷来说，无比重要！都江堰多少年？北京故宫多少年？都江堰成就了天府之国，所谓“益洲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我们今天民族为“汉族”，就是因为汉朝强大呀！再前点，秦始皇之所以“席卷天下，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就是因为蜀地为其充实的足够粮草……用不懂历史的人去管文物？XX呀！（指任命刘道国、张余松官职的上级领导）

张余松先生：你肯定不服我及我朋友陈坚和很多我文化界朋友对你的评价，其中还不乏包括跟你那个一道并肩与我作战的朋友刘道国。我想假设刘俊林、马汉选不进“班房”的话也许同样会成你并肩与我作战的亲密战友，其中马汉选不是在我去年“9.28”反腐讲话后也同你并肩与我战斗过吗？陈坚先生的评价代表了我们大批人的声音。你若不服，尚且看：

你们为啥在享誉全世界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都江堰，被我们尊敬的周恩来总理评价：“都江堰不仅是���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它是人类社会的结晶”，在早已被论证推翻的“杨柳湖水库发电站”方案后，又借“灾后重建之名”修起了“水源应急中心”？不仅如此，都管局这个利益集团和腐败分子还利用这个“水源应急中心”修了个“圣兴电站”？

2、你张余松先生来了两年多后仍然严重失察，不但没发现这个“惊天”的大事件，而且竟于2014年7月，在由于刘俊林、马汉选执政期间造成了500—600亿惊天的巨额债务拖累得倒死不活的国企、民企、私企情况下，你一出手就是600万划到“圣兴电站”，为这个破坏都江堰“世遗”，“丢死先人”的“圣兴电站”和背后隐藏的腐败势力和腐败分子输血打气。

3、2015年10月24日《中国经营报》披露了“都江堰‘世遗’核心区建成无牌电站”破坏和影响“世遗”，揭露了“圣兴电站”背后隐藏的绝对存在的腐败黑幕后（这点我彭伟敢承担法律责任下这个结论）你看你和刘道国并肩战斗发明的东西，先看你的杰作：

都江堰市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圣兴电站”不在世界遗产地的说明

根据2006年四川省建设厅关于《青城山·都江堰世界遗产保护规划》的批复（川建遗产发［2006］201号），“圣兴电站”项目不在世界遗产地内。

特此说明

都江堰市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10月24日

看完你张先生的杰作，再看看都管局原局长（现刚刚被任命为都管局党委书记）刘道国的杰作：

关于《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报道

“圣兴电站”有关说明情况

2015年10月24日，《中国经营报》报道了都江堰市“圣兴电站”地处“世遗”核心区等相关情况，报道被国内众多网站转载。现就报道中所述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圣兴电站”实名“都江电站”。都江电站（即报道中的圣兴电站）始建于1977年，由于该工程建成时间长，建设标准低，经过多年营运后机组设备已严重老化，建筑物年久失修。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电站基础设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消除安全隐患，保证安全生产，2013年都江堰市圣兴投资有限公司对都江电站进行了技术改造。

都江堰水利工程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相关部门划定了遗产保护范围，经再次核查，本电站不在世界遗产范围。

都江堰市圣兴电站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4日

张余松先生：看完你和那个原都管局局长刘道国的杰作，你们两人如此团结、配合合作得如此巧妙默契，这正如同《红楼梦》中曹雪芹所描写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关系到都江堰“世遗”是破坏还是保护，是揭还是捂，是保卫还是反保卫的历史大舞台上，你们两人竟充当了绝对的反派人物，演了将会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这出“甚荒唐”的“双簧”闹剧，绝对遗臭万年！你们这一系列的表现作为足以证明你们确实是不懂文化的官员来管这个“世遗”都江堰！即使你们心里不服，铁的事实就摆在公众面前。

张余松先生：对于你的杰作，我也不再就你的《说明》而再去说明，其原因你比我更清楚，量你也没有胆再重复你的《说明》！这里我仅就与你并肩同我作战的刘道国先生的杰作《都江堰市圣兴电站投资有限公司说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作两点说明，请你代为转告。

第一点：刘道国先生自以为自己太聪明，总是过高的估计了你的智商，而过低估计了人民群众的智力，甚至是连我这样智商并不算是很高的人的智力。我是1968年中专毕业分配到灌县农机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恰好这个厂主要产品就是生产“水轮泵”，除了参与直接生产这个产品，还直接当过推销员宣传和推销水轮泵产品。都江电站的首任承包人徐国培原就是在与农机厂一墙相隔的都江纸厂工作的技术员，我们平时非常熟悉，好象和我还有点亲戚关系。前不久当我带记者找到重病中的77岁的徐国佩，向他了解了都江电站的来龙去脉，一下子弄清楚了你这个“圣兴电站”是“套牌”电站的全部真相。我从蛛丝马迹入手，我的这段工厂经历和对小水电的了解，加上1995年引进新加坡、香港等外资、港资、内资组建中外合资企业新都江电力有限公司，通过对小水电的了解，这些知识全部派上了用场。所以当我一到现场，一眼就识破你刘道国的把戏，你采取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手法，把在原岷江旁边一条小沟沟儿的白马堰上1977年还是人民公社时期建来用于供当地生产队照明、打米最多发几百千瓦的“水轮泵”发电站，搬到他妈风马牛不相及、离球多鸡巴远，后来被称为“苏修”大坝旧址附近，不仅如此还利用当年已宣布下马的“鱼嘴”发电站旧址上废弃没有拆掉的电站引水孔，建了个由两台5000千瓦总计发电10000千瓦的属中型发电站，亏你他妈刘道国好意思说得出口，把这种“狸猫换太子”手法，不妨我进一步再打个浅显易懂的比喻，“圣兴电站”就像一台进口的宾利或劳斯莱斯走私车走私进来，利用套一台报废汽车的牌，取得“合法手续”一样，最后又利用都江堰市委、政府惹不起你都管局局长，生怕得罪你这个“水霸”，让你以当时都管局局长兼“圣兴电站”董事长刘道国的名义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圣兴电站”的“工商营业执照”。刘道国《说明》讲这个套牌“都江电站”和今天的都不敢挂牌的“圣兴电站”是经过“技改”而来，这像小娃娃过家家似的小把戏，除了自欺欺人，连我都骗不过去，甚至连瓜娃子都骗不了，我不相信你还能骗得了那些到现场评估的专家。哈哈，刘道国先生你这还倒真会“技改”呀，我倒要奉劝你“妓改”从良！另外要告诉你张余松先生和刘道国先生，当我2015年10月12日飞到深圳，15号通过深圳的朋友帮助取得了“深圳嘉兆基”公司的全部工商档案材料后，“圣兴电站”背后隐藏的严重腐败和罪恶黑幕已被我所掌握。18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刘向南在四川收到这份极其宝贵的、铁证如山的证据后，当晚就奋笔疾书，2015年10月24日《中国经营报》发表了记者刘向南的“都江堰‘世遗’核心建成无牌电站”的报道，首义拉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保卫都江堰“世遗”的斗争序幕，同时也敲响了“圣兴电站”及其背后腐败势力和腐败分子的丧钟。

第二点：我也同样不再说明了，你刘道国2015年12月8日下午虽然没有去参加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一行下午在都江堰市委召开的有张余松书记等市委、政府领导参加的会议，但是都管局副书记戴建康（就是为你去北京《中国经营报》等相关部门去“摆平”“圣兴电站”的人）参加了当天的会议，相信戴建康已向你汇报了会议内容以及童明康副局长的讲话。

这里我请张余松先生《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因为这里你们本应该“说明”却没有“说明”的问题。

1、为什么你张余松先生都到了2014年7月，已有像杨勇等这样的环保人士那么大的社会反响声音了，在都江堰财政已极端困难，甚至由成都市委、政府出面借钱给都江堰临时还银行贷款中转和发工资那么困难下，还要给“圣兴电站”去划600万元？请张余松先生说明这600万元的款是市委、政府集体讨论通过的还是你个人私自决定划到“圣兴电站”去的？或许你背后有高层或更高层的人士安排或指使你划到“圣兴电站”去的。因为我知道早在2014年7月1日就在四川省委第三巡视组刚结束巡视都江堰市才两天，在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市“规委会”讨论一家企业规划问题，你张余松先生与在场的三十多位参加“规委会”的成员几乎一致同意否决该“企业”的规划方案时，当时身为主管规划的副市长屈X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你身边，一手作喇叭形状悄悄给你耳语，一手按住你面前的麦克风，生怕他的耳语被不小心传给在座的三十多位参会人员，你听屈X的耳语后马上宣布刚刚决定的决议作废，你这样作，我想你肯定是遇到了你惹不起的“上面”大人物，迫不得已不得不违心地这样做。那么这次你又是不是象上次那样又是违心划这600万到“圣兴电站”？ 600万可是不小的一笔数字啊！

2、为什么在《中国经营报》2015年10月24日报道发表后，你不但不根据《中国经营报》报道的破坏都江堰市“世遗”的严重事件，不去调查“圣兴电站”幕后隐藏的腐败黑幕，比如都江堰市国有企业国投公司、都江堰市政府平台公司投资“圣兴电站”的合作伙伴，如“圣兴电站”股东以及他们股本结构，特别是股东“深圳嘉兆基公司”的性质和背景，以及私人刘忠、刘田凯以及宝瓶投资公司的公司企业性质和资本金结构来源及性质进行调查了解？

3、作为市委书记的你在“圣兴电站”的问题暴露后，为什么要指示都江堰市世界遗产办公室发表《说明》？（相当于声明）

4、作为市委书记包括市纪委书记李光辉的你们，不但不担起你们负责的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去调查弄清楚上述本应由你们主动去调查弄清楚问题，因为“圣兴电站”有都江堰市政府国有资产平台公司“国投公司”参与，纠正反思“圣兴电站”的问题和教训，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去纠正错误，反而充当“保护伞”进而去帮助掩盖、捂住“圣兴电站”被暴露严重问题的“盖子”，甚至勾结、联手刘道国上窜下跳上到水利部下到水利厅找人出面去“摆平”《中国经营报》等相关单位。

今天我公布上到水利部下到水利厅、都江堰市委、市政府人员名单，鉴于某些方面原因，暂不公布其中部分人员名单，只公布职务，这些人员是：

水利部舆情处处长：XXX

四川省水利厅信息中心负责人：XXX

都江堰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戴建康

都江堰市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文侨

等一行五人。

5、为什么你身为市委书记的张余松在《中国经营报》2015年10月24日报道出来后，你不但不支持协助《中国经营报》调查清了“圣兴电站”及其背后腐败黑幕的我，反而变本加厉地打击迫害企图置我于死地？这是你一个作为市委书记或者一个起码的共产党员难道该这样对我不公？如此对我一个近七十岁的退休老头、一个民主党派人士、说不自谦一点起码还是十二届成都市政协委员，十二届都江堰市政协副主席、都江堰两届拔尖人才、成都市劳动模范应该采取的违反党纪国法的手段吗？

6、张余松先生你属于都江堰市的市委书记，而且已经在保护都江堰“世遗”的重大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甚至已犯了我认为的严重错误，至今已是2016年元月11日你仍没有向都江堰市的干部群众传达2015年12月8日下午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国家文物局随同来川的唐炜、刘洋、邓超、还有叶思茂处长，由成都市政府秘书长张秀华、干部付祺、成都市文物局副局长陈立志、成都市文广新集团处长颜劲松陪同，上午一行去“圣兴电站”现场去进行了视察、调研，下午召集有都江堰市市委书记张余松、常务市长罗开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聪、主管副市长王敏、都江堰管理局副书记戴建康参加的会议，童明康副局长的讲话至今不传达？（假设童明康副局长有这方面的指示除外，不知者不为罪，算我怪罪你张余松书记先生，我可以向你赔礼道歉）由于你的上述做法，导致了担任都江堰市遗产办主任xxx直到2015年12月24日还在圈内微信群里对《中国经营报》报道后从2015年12月7日后开始就陆陆续续从各方面传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已有指示，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在都江堰市的讲话精神，就是你指示和指派的这个跟着水利部舆情司xxx和四川省水利厅xxx都管局xxx由领导组成的五人团成员之一这个现任的都江堰市遗产办主任赵xx还胆敢发这样内容的微信：

“电站在世‘世遗’范围外。不信谣、不传谣。”

张余松先生呀，2015年12月8日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最后还向你们参会人员讲，他们回去还要向中央领导汇报，而且你已派接替落马的马汉选市长职位何维楷新任市长，文广局王小红局长根据童副局长指示进行的整改报告，已亲自坐飞机报送国家文物总局，负责其接待何、王的国家文物局的有关同志已对何、王讲叫他们“回去等下一步专家进行现场评估后再说”的指示很快就又坐飞机返回的情况下，你张余松先生的“遗产办主任”还竟敢在朋友微信圈发这样的微信，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其身份目前又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重要敏感人物，《中国经营报》报道出来后，他除了发《说明》，而且又参加“六人”团充当过“圣兴电站”的“保护伞”之一，直到现在啥子时候了，还跳出来讲这种话，其影响、严重程度不同于一般人和一般共产党员，这不是简单认为是“开黄腔”，这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的严重政治错误。你张余松至今都不传达童明康副局长一行来都江堰市所作的讲话给他们你是要负政治责任的啊！

张余松书记先生：再请麻烦转告你并肩作战对付我的亲密战友刘道国，我对他《说明》要请他说明的是：

（一）“圣兴电站”是经过“技改”还是“套牌”来的？修建一个10000千瓦的中型水电站特别是在都江堰“世遗”核心的水电站，按正常合法途径应该经过哪些部门批准？应按照哪些合法程序、办完哪些合法手续才能修建？

“圣兴电站”由哪几家股东组成，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1、为什么要给刘忠、刘田凯私人那些天下难以找到的优惠政策？

2、是谁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千里迢迢之外把广东省深圳市刚刚同“圣兴公司”同步成立、投资500万入股“圣兴电站”的“深圳嘉兆基公司”引进到“圣兴电站”作股东？

3、为什么即便是直流式10000千瓦的中型水电站都需要1—1.5亿才能修好的“圣兴电站”，作为投资业主“圣兴公司”注册资本才4000万，实到资本才2600多万就建���了这样10000千瓦的水电站，其余资金是哪里来的？其排水渠修建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是哪家公司哪家人出的？

4、都管局“宝瓶投资有限公司”是否是全资的国有资产公司？资本结构是怎样构成的？如果是职工出资集资的股份制公司，请公布你们都管局局、处级两级官员所持的股份或找人代持的股份是多少？并《说明》有没有水利厅、水利部或其他部门官员在“宝瓶投资公司”的或找人代持的股份。这次“宝瓶投资公司”作为 “圣兴公司” 的最大股东，然后又以“圣兴公司”作为“圣兴电站” 的最大股东投资“圣兴电站”，即都管局“宝瓶投资公司”先投资在“圣兴公司”股份，随之又经“圣兴公司”投入到“圣兴电站”的这个可以管成千上万年、经济效益如滚滚岷江流水一样惠及万代子孙可以坐享其成无忧无虑，坐吃山不空的金山圣水之上的电站股本分红收入中，请公布都管局各级官员所占股份多少，并公布有没有水利部、水利厅、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相关部门官员的股份或代持人股份？

5、“圣兴电站”是堤坝式水库蓄水水源电站，由成都市政府、都江堰市政府、都江堰管理局花6.5亿巨额国有资金建成 “成都应急水源中心”（现姑且不谈它该不该修）纯属国有资产，被你们“圣兴公司”（由非公有（国有）资本占主导）投资的“圣兴电站”的业主非法占用和占有，试问这属于什么性质？又该当何罪？

利用《规劝信》平台，请帮助转告上从水利部、四川省水利厅，据说还有成都某大人物（只是据悉，尚未完全证实，我事先发表不担责声明），都江堰管理局，都江堰市委、政府，特别是都江堰市那个原主管规划的副市长现带病调到成都建委的副主任屈X以及刘俊林、徐XX以及你马汉选等衮衮诸公：

百分之百修建在都江堰“世遗”核心区，并百分之百影响了鱼嘴“四六分水”的“圣兴电站”从修建到发电已经两三年了，而且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你们居然视而不见、见而不管，说轻点你们是尸位素餐，说严重点你们算得上是严重的失职和渎职，（当然其中如有人共谋那是另一回事）。

上述衮衮诸公：

你们爱护、保护都江堰“世遗”的声明、宣言写得何等的动人好听，何等级的信誓旦旦。怎么你们会为一个小小的“私人和非公资本占主体”的“圣兴电站”这样如此渺小的芝麻大利益，竟然会丢了“世遗”这个全中国、全世界、全人类的西瓜？难道“圣兴电站”的“伟大”竟盖过了“世遗”都江堰的伟大？盖过了都江堰主要核心鱼嘴“四六分水”的伟大？你们是被铜板迷住了眼睛，还是被铜臭味熏昏了头脑，而使你们变成了鲁迅笔下所痛斥的：“满口的人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的鸡鸣狗盗之徒！

尊敬的张余松先生：2015年10月24日《中国经营报》报道出来后在网上引起巨大的关注。北京的《新京报》、深圳的《晶报》、《兰州晚报》等媒体先后发表了评论。尤以《晶报》评论《都江堰水电站功利压倒了敬畏》尤为尖锐，一针见血指出：“都江堰不用多说，是使用了两千多年而且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水利工程、世界遗产”，“老祖宗留下的这一水利设施”这样一个著名的工程设施，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究竟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答案让人大跌眼镜，距离都江堰鱼嘴分水300米远建起的这座名为“圣兴电站”（又被称为“紫坪铺”都江水电站）其投资圣兴公司第一大股东赫然是都江堰管理局，第二大股东赫然是都江堰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其注册地址赫然就在都管局机关所在地，其首任董事长，总经理赫然是仍然在任的都管局局长。这都江堰管理局，果然什么“都管啊！”我接着这篇《评论》继续评论下去。这“都管”局它不但“都管”“圣兴电站”从筹划到组织的整个实施过程，解决调配“圣兴电站”修建需要的资金，连“圣兴”的“工商营业执照”、“发电许可证”它也“都管”；甚至连办公地址它也“都管”。除了它的主业收入水费为主，凡岷江流淌过的地方，它都要“都管”收水费，它还要“都管”全都江堰景区门票收入，每年要从景区门票收费中分3000万元。它还“都管”都江堰景区电瓶车投资，短短一条从金刚堤到鱼嘴看“四六分水”，单边每人收10元，双边15元，独家经营，别无分店。它还要“都管”房地产开发，它从刘俊林手里低价拿地XX亩， 开发8万多平方的“安澜骏景”楼盘，对承担800户职工灾后重建每平方2900---3100元的房它可以一夜之间背信弃义，凭空给职工每平方米涨300元，弄得都管局职工怨声载道，但又敢怒不敢言。它还“都管”从鱼嘴“四六分水”内外江以及下游沿江两岸30米地盘，它可以在这30米以内违规甚至违法，可以乱修乱建。它可以在防洪通道上勾结都江堰市刘俊林、屈X、马汉选这些人，可以借“灾后重建”、亮河边工程名义，驱赶老住户和商家抢占人家上述地盘建违法违规永久性建筑物，连建设部都拿这个“都管”无奈何。今天柏条河边那一长串非法的破坏生态环境、侵占防洪通道，侵占老百姓休闲空间的那一大排“霸道”建筑物就是例证！从南桥到仰天窝再到夜啤酒长廊，往上远一点到黄家河心和外江鲤鱼沱河边一带30米内土地都是这个“都管”的管辖范围，都是“都管”的 “领地”，它想出租给谁就出租谁，出租多少钱全凭“都管”一句话。据说“都管”最多时属下有19家左右企业，各种成份都有，而集资入股的职工，每年才3%的分红，他们讲：他们 “都管” 都整肥了，我们分这点算个球呀！啊！都管局 “都管”的事还多，这里不一一列举。“都管”，地位特殊，它属于四川省水利厅直属局，办公地址离水利厅几十公里，由于它比都江堰又大半截，因此形成了水利厅有时“够不着手长”来管这个“都管”。都江堰市委、政府不但管不了这个“都管”，还真的惧怕“都管”三分，因为很多事情本地政府还要求它。因此这个“都管”就成了“山高皇帝远，猴子当大王”的“独立王国”，用都江堰干部、老百姓话讲，都管局在我们都江堰市硬是没得哪个惹得起，它“歪浑了”。所以发展到最后，这个“都管”就成了“都不管”。 这样，“都管”就敢在老祖宗这个太岁头上动土，甚至拉屎拉尿，修了个“丢死先人”的“圣兴电站”。我今天公开讲“都管”是个反腐败的“死角”，请四川省纪委王雁飞书记管下“都管”。都管局由于什么“都管”，因此被外界称为“肥得流油”的“金包卵”、“肥沱沱”单位，“都管”的局长就公开讲：“……我们都管局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真是牛逼极了！被我市一位部级干部骂他是“无耻之尤”！但这个“都管”的局很出人才，从这里走出省水利厅厅长、水利部部长……，我从报纸和网上看这次反腐斗争中，广东水利厅、山西省水利厅都抓出腐败厅长，我不信我们的水利厅是清水衙门，只从这次充当“圣兴电站”的“保护伞”并派出人往水利部跑，我就质疑这些人屁股到底干不干净？希望四川省纪委第九巡视组只要从“圣兴电站”入手调查，保证揪出一串腐败份子！

张余松先生，值得我为你庆辛的是，在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2015年12月8日来都江堰“世遗”现场调研并于当日下午召开会议对都管局和都江堰市委以及你本人严厉批评后，你的态度和错误立场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收到你亲自委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聪转告的话，让我相信：你会听国家文物局派来的专家现场评估后，坚决按照国家文物局最后对这件事情（指“圣兴电站”）的处理意见办。

张余松先生：一开始我就讲过，这一年多来我们之间在反腐败和保“世遗”问题上的斗争绝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斗争，而是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和立场问题的斗争，前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后者关系到保卫都江堰“世遗”祖先人脸面和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的斗争，是重大原则斗争，在原则问题上我仍然坚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绝没有调和余地！

从10月有24日至今，从听说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2015年10月24日《中国经营报》报道出来后有指示，到目前仅我所知还有国务院一些相关部门陆续到都江堰“世遗”地进行调查、正式证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同志带队的国家文物局一行已于2015年12月8日上午到现场调查，下午召集都江堰市委、政府和都江堰管理局，有你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会议，并对你们作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一直到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5日讲话的发表，你我之间的是非之争随着习总书记的话和童明康副局长的讲话而落下了帷幕，这就叫做历史已作出公断，你作为你张余松书记开始对这一“丢死先人”（ 童明康副局长的严厉批评语）的错误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从内心表示欢迎你这种知错的态度，但知错必须改错。老百姓讲：头上三尺有神明，你若不相，你看周永康、李春城、刘俊林、马汉选等人，他们先后在都江堰“世遗”这个老祖宗头上动土，甚至拉屎拉尿，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最终先后都进了“班房”。你看刘道国等人也在老祖宗头上动土，为谋一己之私，建了个“圣兴电站”同样会没有好下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讲道：“何谓‘神明’？在今天来讲，自然不是天上的神仙和玉帝，而是指社会舆论、社会公理，指国人心中的是非曲直。进一步而言，又是指党纪国法，指各级干部应遵循的职业操守，指束缚我们的各种制度规矩。古言‘头上三尺有神明’。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如果我们的干部都有一颗敬畏之心，自我约束，我们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官场政治也一定会清明许多。”张余松先生：以候雄飞同志为书记，张宁生同志为市长的那届市委和政府带领都江堰市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勤劳和吃苦耐劳的都江堰人民忍辱负重承担了7——10亿的负债，才取得都江堰、青城山“申遗”的成功。刘俊林、马汉选、刘道国这些数典忘宗的不孝子孙破坏了都江堰“世遗”，你不要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再继续走下去，尽快改正错误，老百姓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和人民一道把保护都江堰“世遗”、建设都江堰“世遗”、发展都江堰“世遗”的伟大事业发扬光大下去！只要你能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我们之间将会“相互一笑泯恩仇”，如《三国演义》开篇词所讲一样：“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余松先生：以上《规劝信》“第二”部分就此搁笔，望余松先生三思！三思！三思！ 致礼 第十二届成都市政协委员、第十二届都江堰市政协副主席、原都江堰市商会会长、成都市劳动模范、都江堰市两届拔尖人才、退休干部 彭伟 死谏 2016年元月13日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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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府公布了2，800份与肯尼迪暗杀案相关的秘密文件

原文链接：致都江堰市委书记张余松先生《规劝信》（二）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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