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基础教育应该多教点科学，尤其是科学的核心，也就是如何证伪

[niteshade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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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基础教育应该多教点科学，尤其是科学的核心，也就是如何证伪 #但事实证明我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 #基础教育永远不可能讲到那些，因为基础教育就是保证人能进工厂打螺丝的 #大多数人已经也将会成为所谓的“市场”，也就是被忽悠的对象 #而他们还乐在其中 #:) #虽然一切很荒谬很灰暗但又是那样的合理 #呵呵。 #估计会在恶之书里添上一笔了 #恶无处不在

[gravitysworm]

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修订发言稿）

这是7月4日在湾区文化沙龙做的分享的修订文字版本，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调整了口语化的表达，因为没有影像，所以还新加了一些讲座中没有的图片。澎湃版本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75114 因本人疏忽澎湃版本为最后第二稿而非本博客版本，但除漏了两个参考文献外，两者内部差别不大不影响阅读。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为什么特定的社会抗争和国家暴力的历史被淡化甚至抹除，以及民权运动衰落后黑人权力运动对民权运动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超越。其次会梳理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移民所激化的种族与阶级矛盾如何在过去一百多年不断撕裂美国的激进主义传统。最后我会分享针对这一波BLM的公众舆论和运动的三个主要特征，然后从这些特征里我们也可以瞥见历史上黑人运动的遗产。 

社会运动与黑人解放的公众记忆

今天人们谈论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在谈论运动本身，而更是在塑造一种历史视角，一种事后理解和记忆运动的方式。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同时是被传媒体系和学术研究过滤的，过滤过的事实会被印刻成历史成为一种公众记忆和政治论证的文本被不断唤起。 

比如1960年代中期出现的黑人权力运动，直到现在都没有很多影像记录和学术研究。唯一较为完整的纪录片是瑞典电视台记者拍的The Black Power MixTape, 记录了1967到1975年间和黑人权力运动相关的一些零碎的影像，十年前整理成片在美国上映，但因为有很多素材遗漏，一些年份甚至完全没有素材，所以整个视角不是很全面。但60，70年代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愿意去深入采访黑人权力运动，所以连纪录片都是外国人完成的。而且当时瑞典的拍摄团队还受到了多方阻拦，被美国政府和媒体机构批评传播负能量，看不到美国社会进步的一面。 

美国社会对社会运动的记忆僵化而存在极强的种族偏见。首先社会运动历史有很强的白人中心主义。大量研究都聚焦在白人主导的运动，比如新左派运动。同理，有中文翻译版的书籍也基本都局限在新左派运动。还有大量研究是关注民权运动期间的一些运动，比如静坐抗议Sit-in如何影响南方白人的态度。这个不言自明的假设在于黑人运动的成功要由白人来定夺。此外，白人男性也主导着历史叙事。新左派的回忆和论述被白人核心参与者所垄断。社会运动研究作为一个跨社会学、政治学的子学科，内部的种族和性别分化也极为严重。且不说理论研究三大家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都是白人男性，几乎没有有色人种女性活跃在这个领域，她们一旦从事类似的研究，也会被学界的本质主义思维看作仅仅是研究种族、女性，而不是研究广义社会运动的学者。一般的社运研究者，也绝少有自己亲身参与运动组织工作的，研究和社运实践间常有巨大的脱节。 

前面这两个因素当然也受制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即社会运动历史档案上的偏见。白人运动和比较温和的黑人运动参与者的记录更完备。Doug McAdam有本代表作叫《自由之夏》，这本书讲述参与1964年自由之夏项目对志愿者人生的长期影响，他们参与以后怎么开始思考改变社会，在今后的人生中更多参与政治。但麦克亚当之所以可以写这本对社运研究几乎是奠基性的书，正是因为自由之夏九成志愿者都是白人，然后档案资料非常齐全完整。黑人组织，特别是激进黑人运动的资料一个非常零散，二来很多掌握在FBI和CIA手里，即使资料解密也要等好多年。新曝光的故事也会颠覆人们的认知，比如当年黑豹党唯一做到高层的日裔美国人Richard Aoki，也是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那张著名图片中的东亚男性，2012年才被曝光其实是长期的FBI线人，他成功打入多个组织内部，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 

图右为Richard Aoki，他生前拒不承认和FBI有关

具体到50年代开始的黑人解放运动上，它历史呈现的问题就更为集中。我这里总结了五点。首先是以领袖为中心的记忆和分析，特别是在阐述黑人运动分歧的时候会调出MLK和马尔科姆X，似乎其他人的运动都是这两个人的注脚。即使谈论别的组织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一说到黑豹党就联想到Huey Newton，而不太关注其他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镇压被大量淡化。最典型的例子是50-70年代FBI在胡佛任下违法的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简称COINTELPRO。这个项目跟踪民权运动、新左派、黑人权力运动和激进左翼里大大小小的组织。FBI也直接策划了黑豹党非常有潜力的新星Fred Hampton和他保镖Mark Clark的刺杀。当时Hampton只有21岁，组织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跨族裔联盟Rainbow Coalition，邀请了各个族裔的激进组织加入。这场官方拒不承认的谋杀也是黑豹党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暴力镇压外，官方还通过伪造通讯等方式来对黑人运动各个击破，比如他们会伪装成其他组织的成员写信辱骂黑豹党，挑起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或者大肆宣扬某人是FBI或者CIA线人，这种策略也被叫做Bad-jacketing。FBI的COINTELPRO项目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1971年有八个行动者潜入了宾州FBI的地区办公室偷走了一千多个文档，这些行动者后来把文档全部公布给了主要媒体和国会，否则相关信息要晚几十年才会解禁。如今虽然FBI的监控和镇压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它们旗下依然有专门的针对黑人激进派的监控项目，比如2017年泄漏的文价显示FBI把BLM看作“Black Identity Extremism” Movement的一部分，但这个运动完全是他们杜撰出来的。 

在主流的论述中，黑人激进主义一直被认为是暴力的，分离主义的，引发社会撕裂的。即使是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也往往持有这样的立场。比如Todd Gitlin等白人新左派一直以来都声称黑人激进派毁掉了民权运动族裔团结的改革成果。他们还认为黑人激进派背叛了民权运动，从而导致70年后代保守主义和文化战争的兴起。但其实真的去看60，70年代历史，会发现60年代的运动在当时未必弥合了社会分歧，那些黑人白人并肩作战的图景本就有很多浪漫化的成分，而反而被认为是分离主义的黑人激进派在70年代后做了很多族裔团结的工作。 

黑人运动历史里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参与一直是被淡化的。比如知道Claudette Colvin 的人远远少于 Rosa Parks的，尽管前者才是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人。因为相比Colvin，Parks更符合抗争者的刻板形象，她是一个已婚的制衣女工，又在当地的NAACP任职，所以当时NAACP有意把她塑造成领袖。但Colvin是一个让座后不久就怀孕了的15岁单身黑人女性，她的身体是被社会污名化的，当时哪怕在黑人社区也没有一个行动家愿意宣传她的事迹。另外，Angela Davis在很多不同场合也提到过无数普通黑人女性的抗争造就了MLK，比如当时蒙哥马利公车抵制一开始是黑人女性组织发起的，而且搭乘公车的也大量是需要通勤的服务业黑人女工，但后来的历史叙述更多强调的是MLK等人事后介入的组织工作，MLK也因此成为了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社会学家Belinda Robnett的研究还揭示，民权运动时期绝大部分黑人组织和黑人教堂普遍排斥女性的核心领导位置，黑人女性最多只能提拔到中层。所以组织内的排斥反向刺激她们去做更多协调、联络、教育的工作，成为了链接不同社区的节点。当时SNCC就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创办者Ella Bake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做了很多运动的幕后工作，包括挖掘和培养下一代行动者。由于非常反感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气质，她更亲草根行动的风格也让她在民权运动的记忆中处在更边缘的位置。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任何话题上都非常擅长的美国中心主义。除了越战外，历史叙述很少把美国置于全球运动和冷战的框架下看。进入21世纪后这方面的论述多了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十分不够，而且既有的论述很多都比较第三世界浪漫主义，没有太多分析60，70年代国际主义面向下更复杂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博弈。 美国对六十年代的论述经常被置于一种简化的“Good Sixties/Bad Sixties”的二分，大概就是说六十年代的前半段是好的，运动都很非暴力，在体制框架内进行，也获得了一些民权上的进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黑人权力运动兴起，一切都划向了暴动和骚乱。关于60年代这种二分法记忆如何被固化的著作也很多。第一本叫做Framing the Sixties, 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两党政治人物怎么唤起60年代的记忆来为自己政党的议程服务。第二本书The Bad Sixties对80、90年代的影像作品做了分析，发现主流文化界通过突出好的60年代和各种白人亚文化产品，来有效消解黑人运动的政治性。大家可能会一边欣赏黑豹党的着装，认为他们开创了一种时尚潮流，一边反对他们背后黑人自决的意识形态。第三本书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则反思了美国社会如何通过纪念民权运动来推卸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负担。民权运动被描述成一种美国社会的自我净化和救赎，为之后的色盲政治 (Colorbindness)铺路。 

黑人权力运动的崛起和遗产

尽管民权运动时期就有了黑人权力的思潮，但是整个运动崛起还是在1960年代末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对主流民权运动和SNCC在选举政治上努力的失望，从马尔科姆·X到MLK和肯尼迪的被刺杀所引发的普遍绝望情绪是很直接的诱因。越战也为黑人激进思潮的传播创立了机遇，因为第一次黑人，尤其是参战黑人直观感受到自己作为被压迫者，和被屠杀的越南人命运是相连同构的。前SDS成员Max Elbaum在Revolution in the Air里引用过一个60年代末的调查，显示30.6%参军的黑人希望回到美国以后加入一个类似黑豹党的激进黑人组织。 

人们事后回望60年代的时候往往忽略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即使是早期MLK这样的温和立场，美国社会上支持他的人也是极少数。1966年其实只有28%的美国人对金有好感，说明民权运动在当年是绝对不具备舆论基础的。1961年五月底盖洛普针对刚开始的跨州Freedom Riders运动的调查，六成被访者都持反对态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前后的舆论对比，黑人非暴力游行后，社会反而对黑人运动更抵触了，认为非暴力抗争伤害种族平等的比例从60%飙升到了74%。1966年的数据呈现同样的趋势，85%的白人都觉得民权运动伤害了黑人追求平等。所以很多白人新左派宣称的美国社会舆论因为黑人权力才走向保守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种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会因为一个社会运动和理非而对它寄予更多的同情。所以是一直以来都十分坚固的白人至上思潮推动了黑人权力的崛起，而不是反过来的。

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之前和半年后的舆论对比

一般认为最早的黑人权力组织是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RAM），虽然当时并没有Black Power这个概念，但这个组织在黑人高校发展开始就一直强调全世界黑人的解放，它也比黑豹党更早接触到毛主义和列宁主义。因为RAM活跃的时期还在民权运动鼎盛时期，所以他们为了避免国家镇压一直是半地下工作，也导致这个组织虽然实际规模很大，旗下很多分部，但资料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很多都来源于CIA和FBI的档案。比如后来根据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60年代CIA资料就显示他们被官方认为是当时最危险的组织。RAM也激励了马尔科姆x和黑豹党的创办，前者在伊斯兰国度之前是RAM的成员。 

提出黑人权力这个概念的是Stokely Carmichael，他是在1966年March Against Fear中一场密西西比的集会上喊出这个口号的。早年他也是支持民权运动的温和派，参与过Freedom Riders运动，受到前述提到的Ella Baker影响，也领导过SNCC，但60年代中期他基本已经对民权运动的路线不再抱有幻想。Stokely喊出黑人权力的口号后，大部分民权运动领袖十分恐慌。当时的NAACP主席Roy Wilkins直接说这是”the father of hate and the mother of violence”，MLK也认为这个口号“unfortunate”，让Stokely收回，后者严词拒绝了。这种路线分歧除了时代变迁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代际问题。Stokely是1941年出生的，MLK是1929年，差了十几岁，所以Stokely回应的时候说我很尊重金博士，但是我们年轻人可没有他的耐心。在金被刺杀前Stokely和他还是有一些策略上的合作，但Stokely在立场表达上从未妥协过。 

CIA解密档案中提到的1967年的Stokely发言，来源于：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3B00823R000800050002-3.pdf

MLK与马尔科姆·X的不同，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分歧经常被简化成是否接受暴力。但更本质的不同在于看待黑人解放的途径，究竟是要求白人国家给自己赋权和法律地位，还是自己夺取和定义自由。Malcolm X最著名的话之一就是“Nobody can give you freedom”。同时，黑人权力运动应该被看作一种网状的弥散式的结构，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有些组织支持黑人分离主义和独立建国，还有一些组织会信仰革命社会主义，一些组织，像伊斯兰国度有宗教色彩也不排斥资本主义，比如他们会支持黑人企业家创业。但黑人权力运动在整体的脉络上还是偏左翼，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将之和民权运动区别开来。 

首先，黑人权力大大拓宽了民权运动的范畴。因为民权是相对自由较为狭窄的概念，后者还包括在经济、教育、医保、住房等一系列面向上的平等。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黑豹党1966年起草的纲领性文件ten-point program，涉及免费医疗、教育、廉价住房和黑人免服兵役等问题，他们资金充裕的时候也一直在实践各种社区医疗教育治安项目。这种激进社区实践不只是内部试点，也激励了其他族裔的激进组织，比如另外一个纽约的亚裔激进组织I Wor Kuen (IWK，义和拳) 就有12-point program，而且它们的纲领相对黑豹党的有更强的性别意识，可能是美国所有激进组织里面最明确提出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 

IWK的12点项目全文，来源于：https://asianamericanactivism.tumblr.com/post/68946140266/i-wor-kuen-12-point-platform-and-program-i-wor

民权和黑人权力第二个根本性分歧和很多对于移民的争议是类似的，即美国的移民需不需要逐步融入白人社会，还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而黑人权力在保留自己族裔文化政治的情况下，进一步讨论了自决和独立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支持黑人自决的激进组织是1968年在底特律成立的新非洲共和国（RNA），RNA希望五个黑人人口占比高的南方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和南卡独立建国，向美国索取每名黑人一万美金的奴隶制赔偿，等价于美国重建时期对黑人未兑现的许诺，同时请黑人投票自行决定是否加入新的国家。RNA计划定都亚特兰大，还选了当时在中国流亡的黑人运动家Robert F. Williams当临时总统，国旗则模仿美国的设计但是采用泛非主义的红、黑、绿三色。这些纲领现在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当时这样的思潮绝对不是毫无社会根基的。RNA成立初期全国媒体关注度很高，这个组织在政治打压下也一直存活到了90年代。针对RNA的研究非常少，唯一一本著作是政治学者Christian Davenport的How Social Movements Die，分析RNA在国家镇压和内部派系分裂前逐渐衰落的过程。 

RNA计划的国土范围，来源于：https://christiandavenportphd.weebly.com/republic-of-new-africa.html 

第三类分歧在于国际主义的程度。MLK自己当然也会说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是重要的，但只有黑人权力运动真正建立了事实上的组织联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黑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故事，这段历史目前最完整的叙述来源于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这本书。黑豹党的信息部部长Eldridge Cleaver 60年代末逃避审判流亡到阿尔及利亚，一开始受到新政府的欢迎成立了支部，对方还提供了办公场所。虽然BPP在海外只有这么一个分部，他们通过阿尔及利亚做了很多国际联络的工作，他还长期受到北越政府的资助。但随着时间发展黑豹党的分部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就产生了很多理念和资金上的冲突，后者一直希望把前者纳入自己自上而下管理的体系，还两次收缴了海外给黑豹党的大量资助。所以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一方面黑人权力运动的国际视角比民权运动要宽广许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国际连结内嵌在当时全世界的民族解放结构和美国国内对黑人运动的镇压里，这个外部条件的涨落还是很关键的。 

黑豹党党报对���尔及利亚分部的报道，来源于：https://twitter.com/SanaSaeed/status/1279926765150928896

为黑人权力运动提供国际背景的泛非主义存在三个重要的时间点。从宽泛的意义上说，18世纪末的海地革命就有了泛非洲主义的色彩。当时海地起义军甚至和大革命中的法国普通市民有了跨大西洋的团结。这在CLR James早年的著作《黑色雅各宾》里面有很细致的描述。现代泛非运动大概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候全世界激进思潮的传播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同一时期黑人激进派建立了很多跨国组织，都致力于全世界非洲裔的解放。当时虽然交通没有现在便利，但现代签证制���还没有建立，像美国是1924年随着颁布限制亚洲移民的Johnson–Reed Act才有了签证，所以运动家跨国迁徙和流亡某种程度上更为容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时代》还提到那时候具备的所谓早期全球化特征，电报、万国邮政联盟、蒸汽船和铁路建设都有利于跨国人口流动。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伴随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已有的泛非思潮正好和黑人权力运动对接起来，所以黑人权力运动里面不少人物后来也都参与了泛非运动，包括Stokely自己，他甚至为纪念泛非运动改名为Kwame Ture。 

牙买加人Marcus Garvey是早年泛非运动非常重要的人物，他1914年创办了最早的泛非运动组织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League (UNIA-ACL)，当他移民到美国以后又在纽约哈勒姆建立了分部。加州奥克兰有个非常著名的黑人激进主义书店叫Marcus Book就是以Marcus Garvey命名，这次BLM抗议他们书店也收到了很多捐款。另一个重要组织是1968年由加纳流亡运动家恩克鲁玛成立的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后来1972年也有了美国分部，Stokely1969年逃亡非洲以后就长期负责这个组织。所以社运的国际联系并不一定是从欧美开始辐射向全球的，很多都是在其他地区先发起然后通过国际移民传到了美国，这种边缘到中心的模式关注的人较少。 

很多泛非运动的人其实都出生在加勒比地区，Stokely也是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行动者和美国社会运动的互动远远早于民权运动年代。比如20世纪初，就有很多加勒比的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在纽约建立和参与了激进劳工和族裔解放组织，他们在哈勒姆文艺复兴中也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之前提到的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历史学者Winston James这本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里面分析到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勒比、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相对美国本土的黑人平均教育程度更高，阶级意识更强，同时他们在移民到美国前对种族隔离的感受不深。这些人到美国以后接触到白人才开始有了黑人的意识，但同时他们相对本土的黑人激进主义者更愿意和白人激进劳工运动家合作。也就是说加勒比的黑人激进派从Marcus Garvey到CLR James成为了美国白人激进派和黑人激进派间的桥梁，可以把种族和阶级的议题一起融合到解放性政治里头。这点非常关键，我在后面谈到左翼运动的种族问题时候还会进一步解释。 

虽然上述提到的很多黑人权力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以往的成员和后代现在往往还活跃在社运一线，或是就现在的运动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人创办了非政府组织。所以如今各个城市的运动经常还能带上当年运动的特色。我这次讲座封面图片作者Emory Douglas前几年拜访墨西哥萨民解驻地，和行动者对谈艺术和政治行动的关系，他们的对话成果还出版了书籍Zapantera Negra。 

黑人权力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多元而庞杂。黑豹党、伊斯兰国度、新非洲共和国等组织获得了大部分媒体关注，但其实还有很多小的组织。因为我住在费城，所以分享下本地一个很著名的黑人激进组织MOVE。MOVE1972年成立，除了黑人自决解放的纲领外，还有很强的绿色无政府主义色彩，比较反对工业化，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他们受牙买加拉斯塔法里运动的影响。这个组织本来是很低调的，就在费城西边买了一排楼，组织成员过自治公社式的生活。但是78年的时候和费城警方对峙的时候，一名警察后颈被子弹击中身亡。为此费城警方坚称是MOVE方面开的枪，MOVE说他们的枪都是坏的不可能走火，是其他警察扫射到死者。官方没有给MOVE太多辩护机会，重判了九个人谋杀，大部分人刑期判了40多年，媒体把他们叫做MOVE9。目前这些人要么在监狱去世了，要么2018年以后才被释放，最新的情况是一位被判42年的成员Delbert Africa今年一月才被释放，六月就癌症去世了。 

1985年的时候MOVE和警方再次发生冲突，由于警察没法让成员离开住所，他们就索性出动了直升机向MOVE的住所扔了炸弹，炸弹当时引发了现场大火，造成6名主要MOVE成员和5个未成年人死亡，60多栋房屋受损。2013年的纪录片Let The Fire Burn是关于MOVE和警方的冲突，片名就暗示说当时警方意识到房屋着火后，故意让消防车不要实施救援，等着火把MOVE成员吞噬。最后这场屠杀没有一个警官被审判。这场悲剧一方面导致MOVE基本被摧毁，另一方面也反向刺激了黑人权力思潮在费城的延续。这次费城BLM游行中，也可以看到关于MOVE的标语。 

1985年MOVE爆炸现场的浓烟，来源于：https://thephiladelphiacitizen.org/the-lingering-trauma-of-move/ 

60，70年代任何社会运动都沾染了性别主义的色彩。黑人女权艺术家Michele Wallace写过一本当年争议极大的书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因为这是第一本揭露黑人权力运动内部性别压迫的书。她认为黑人权力运动的厌女情节体现在运动强化了noble warriors 或者是 elderly statesman形象，要么是高贵的战士要么是年长的发言人，都是非常强调男性气概的。而且很多运动组织本身一直在强调要恢复黑人男性在社会的主导地位。这其实是对1965年一份著名的调查Moynihan’s The Negro Family的反击，当时这份报告认为黑人群体内部占四分之一的单亲母亲家庭导致了黑人过多依赖福利制度，经济文化上陷入落后的恶性循环。这份报告撰写人Moynihan本人其实写到了奴隶制以降的系统性歧视才是导致黑人家庭瓦解的原因，但后来这份报告完全被曲解逆练成为了保守派宣扬黑人“贫穷的文化”的证据。黑人权力运动针对这种污名化，等于是用一种同样扭曲的，牺牲黑人女性自主性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黑豹党内部的性别歧视就很能反映问题。Elaine Brown写过一本回忆录叫A Taste of Power，她是1974-1977年黑豹党陷入危机时候的负责人，因为领导人Huey P. Newton为了逃避审判流亡了古巴所以指定她接任。当时黑豹党的影响力已经消退，创办者之一Bob Seale已经因为内部分歧退党，组织成员各奔东西，剩下不到100人。Elaine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下其实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包括拓展已有项目，增强和其他组织和政客的合作，极大延长了黑豹党的寿命。但后来大家在回顾黑豹党历史的时候，也倾向于完全忽略女性成员的贡献。Brown在回忆录里直接指出黑人女性在黑人权力运动中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即使女性作为领导人，也被认为伤害了black manhood甚至黑人这个种族本身。 

除了Elaine的回忆录外，The Revolution Has Come是黑豹党历史书里比较有性别意识的一本。尽管鼎盛期黑豹党成员六成是女性，总部和绝大部分分部的性别分化和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后勤联络、教师和办报纸几乎都由女性操办，主要领导层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是女性，而且都是因为和男性成员有亲密关系才被提拔。早期女性和男性的职位晋升渠道是完全分开的。组织内部集权也很严重，不同意Newton的人会被开除。这本书里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组织发展后期，由于女性成员的贡献长期被忽视，她们不被上门来搜捕的警察认为是关键人物，于是长此以往组织里的男性都被抓走，女性终于得以填补空白进入管理层。这个和之前提到的黑人教堂排斥女性，催生她们成为社区层面的召集人的例子异曲同工，都是社会结构性歧视如何塑造女性运动家独特的政治抗争模式。 

当然并非黑人权力运动就格外排斥女性，事实上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里性别歧视是更常见和直白的。自由之夏项目招募学生的时候，筛选女性参与者一条很重要的标准是外貌。后来McAdam做研究时候意外翻出当年的档案，发现负责人在审查申请者资料时候一直在评论女申请者的长相，很多人因为外貌被拒绝参与。这些都构成了后来女权运动和黑人女权主义崛起的大背景。  

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

美国左翼运动种的种族问题是最近很多人聊到的话题，似乎BLM这类黑人运动更多关注种族，更少关注阶级的问题。前几天刚被清场的西雅图CHAZ占领区也出现了这个矛盾，白人抗议者想把更宏大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议程嫁接进来，但一些黑人会觉得这些议题会妨碍BLM和黑人解放这个更紧迫的焦点，尽管TA们一般都承认新自由主义是个更本质的底色。这个争论其实一直存在，比如2018年末新共和发了一篇文章“Do American Socialists Have a Race Problem”，以美国目前最大的左翼激进组织美国社会民主主义DSA为例子，讲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内部对有色人种的排斥。这篇文章当时引发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左翼内部的白人很少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的问题。确实，种族和阶级在美国政治里面一直是非常缠绕，很多情况下甚至互斥的议题，这也是导致和很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总体政治光谱相对保守的一个原因。 

杜博依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黑人问题是对美国社会主义者最大的考验。”他在自己的很多著作里都细致地刻画了劳工政治的种族主义倾向，白人劳工往往认为自己的劳权受损都是因为黑人的存在。Viewpoint杂志的Asad Haider在2018年出版的Mistaken Identity里，也总结到白人之间的族裔团结一直以来高于美国有色人种之间的阶级团结。 

对黑人的种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其他移民融入美国的粘合剂，黑人是所有新移民共同的敌人，通过歧视黑人来融入主流白人社会的逻辑一百年来都没有变过。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分析过爱尔兰移民对黑人的仇视，他说爱尔兰人在自己祖国愿意和全世界无产者站在一起，但一到美国就被教育要仇视黑人，才可以成为白人。在《美国黑人的重建》一书中，杜博依斯一开始就提到了美国从19世纪初欧洲移民涌入，到内战再到20世纪初一直并行的两类劳工运动：一是黑人劳工获取法律承认，后来也成为民权运动的由头，二就是白人移民劳工争取土地和更高的工资，后来就演化成了很多早年种族隔离的工会比如AFL。这两个运动偶尔会有一些联合，但是总得来说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在不同时期，白人移民劳工，包括还有很多底层的白人都认为黑人压低了工资，抢了他们的工作。 

现在关于欧洲移民怎么变成白人的著作已经非常多，最早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91年出版的The Wages of Whiteness，之后依据这个思路就有很多类似的文献。这些后来的文献，比如Working Toward Whiteness会更细致地描摹美国的欧洲移民除了心理上觉得自己总是比黑人高一等外，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美国白人化的，包括如何通过加入排斥黑人、墨西哥人和亚洲人的工会试图让自己和本地白人劳工平起平坐，通过购买房产来和买不起房的黑人的区隔开来。另一方面，美国的各种移民法律，比如1924年的移民法案限制了很多国家的移民进入，导致北部需要更多的黑人劳工来代替之前移民的工作。这也使得美国社会，特别很多商家开始比较黑人和移民劳工的优劣，从而觉得“有些移民比别的移民和黑人更平等“。 

游天龙老师在之前的讲座提过由于在正规就业市场被歧视，亚裔经常被雇佣来当白人罢工的工会打手。其实当时黑人被雇佣是更普遍的现象，因为黑人男性除了和亚裔一样工资很低外，也一直被认为更强壮暴力，同时身体更能忍受痛苦。20世纪早年这些走投无路的工会打手都是由专业公司跨州雇佣，通过铁路统一运输的，所以雇佣的成本也进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受到绝大部分工会的排斥，黑人劳工对白人工会存在怨恨，这也使得他们参与反罢工的时候带上了一些报复的心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9年席卷全美的钢铁行业大罢工中，绝大部分罢工打手都是黑人，而组织者一方AFL正巧拒绝黑人会员。所以最后这场罢工变成了资方雇佣的黑人和白人劳工的对战，非常有效瓦解了劳工的团结。这场罢工之后整个钢铁行业劳工运动一蹶不振，15年后才有新的罢工。 

关于美国工会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还可以参考Mike Davis的经典作品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历史上工会的种族主义让美国劳工运动一直都比其他欧陆国家保守和官僚主义，这是所有左翼思想家都没有预料到的。美国工会的官僚化具体包括疏于培训草根运动家，排斥其他左翼组织，不愿意纳入女性主导的文书职位和有色人种占多数的南方农业工种，不与民权运动合作等。 

一个例外是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一直是跨种族、性别和国界做动员的，这也是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工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全世界劳工不分职业应当隶属于同一个工会，所以它们的信条叫”One Big Union”。但这绝对不是劳工运动的主流，IWW哪怕在鼎盛时期也只有15万劳工会员，而同时期AFL旗下一个大行业分会，比如钢铁行业的人数都可以有30到40万。IWW的组织现在还有，在一些中大型城市集会和罢工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组织的身影。但60年代开始，IWW开始直接介入民权运动，后来就更像一个社会运动组织而不是典型的工会。而且IWW是允许劳工隶属于别的工会的，所以其对旗下劳工的管理也更松散。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做过一个IWW的数据库，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和可视化，推荐给大家。 

早期的美国共产党在族裔团结上构成了另一个特例。20世纪早期美国共产党曾经积极动员过黑人激进派。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20年前后有个黑人秘密会社叫做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是当时一个记者和出版人Cyril Briggs创办的（这个人也是加勒比的移民），Claude McKay, 和Harry Haywood也是成员。这个组织内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后来和美共有很多合作，最终甚至直接成为了CP的一个分部。Harry Haywoo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去苏联学习过，见过包括胡志明在内的很多人。根据美共三十年代初的组织宣传材料，可以看到TA们有鲜明的种族立场，支持南方黑人的自决，和RNA立场接近。但很遗憾的是，从30年代后期开始美共就已经逐步弱化对种族主义的讨论，当时也以散布黑人分离和民族主义为理由驱赶了很多黑人激进派。直到1959年CPUSA正式放弃了美国黑人民族自决的口号。他们觉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深化，黑人白人自动会团结起来。那个时候民权运动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共不但没有有利介入黑人解放运动，白人负责人反而开除了Harry Haywood等一系列黑人成员。基本上从这个节点开始，美国的左翼激进主义运动，至少从组织成员来看形成了种族分化的格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1930年代美共的黑人自决宣传材料，来源于：https://wolfsonianfiulibrary.wordpress.com/2018/01/15/civil-rights-and-the-cpusa/

美国主流的民权运动历史经常把70年代说的非常不堪，好像除了尼克松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反击外社会抗争全面停滞，但这个完全不符合事实，其实70年代中期美国的劳工运动才达到顶峰，而这个高峰的到来和黑人解放运动密不可分。60年代以后，随着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黑人激进派就开始自立门户。1968年底特律道奇工厂发育出来的劳工组织the Dodge Revolutionary Union Movement (DRUM)领导旗下工人罢工，是民权运动以后第一次彻底关停了工厂的罢工。由DRUM发展起来的the 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是70年代最重要的黑人激进组织，卷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罢工，也动员了很多白人劳工。但从组织层面，出于对白人的绝望，这些组织都只允许有色人种加入。The League也是最早提出并为reparations募集到款项的组织，动员白人宗教组织拿到了至少20万美金的捐款，所以不该预设所有白人都本能排斥黑人权力运动的理念。到80年代纽约还成立了The National Black United Front，到现在这个组织还比较活跃。90年代末Black Radical Congress在芝加哥成立，曾经聚集起了很多黑人运动家、泛非主义者和学者，包括Angela Davis，这些人也试图和其他族裔的激进派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所以其实60年代末民权运动消退以后，黑人运动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关键问题是当黑人发展自己的运动组织后，因为社运历史的记录者往往是白人，所以这些努力就不太容易被人看见。Michael Dawson在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里就很详细解释了黑人如何和白人左翼思潮渐行渐远，白人新左派也一直都不愿意承认黑人权力运动对族裔解放的作用，然后久而久之黑人激进派就被边缘化了。 

那总结下，一系列原因共同导致了美国的种族和阶级撕裂了激进主义运动。首先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遗产导致很多左翼认为阶级斗争优先，种族只是阶级的反映。很多左翼组织内部也无人读杜博依斯、法农等黑人思想家的作品。从美共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核心组织在分化中逐步远离黑人运动。再者，黑人激进派受到普遍的国家暴力，被迫转入地下。战后兴起的郊区化和居住隔离也很可能对左翼政治不利，因为左翼是非常依赖面对面社区动员的，但居住隔离导致左翼动员不到底层黑人，也难以建立跨族裔联盟。这些因素带来白人黑人互不信任的长期影响，不同族裔建立单独的激进左翼组织，这也导致黑���激进派愈发被孤立，在主流政治里处于边缘的地位。 

所以如今至少从选票的层面，自由主义的思潮基本上主导了美国的黑人政治，奥巴马之年也一度巩固了很多人的幻觉，目前为止黑人对民主党的依附性还是很强。同时因为长期的打压，黑人激进派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和半地下的状态，一般没法像白人组织一样会公开招募成员，很多社区也没有登记为社会组织。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BLM运动让黑人运动有重新激进化的可能性，参与运动的黑人运动家一般都不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下思考种族解放，核心运动家绝大部分都在其他左翼、劳工和LGBTQ组织任职。比如提出BLM口号的三位黑人女性Alicia Garza, Opal Tometi和Patrice Cullors都同时活跃在各类劳工和移民运动中，她们也在不同场合强调BLM是跨越国界的。 

目前，美国当代左翼组织的事实性种族隔离还是非常严重。很多大众也已经有了左派都是白人的刻板印象，而不愿意多和他们来往。这里列举四个比较主要，立场又不太一样的白人左翼组织。说白人组织不是说这些组织就没有有色人种成员，而是非白人的比例非常低，组织内部有色人种成员也往往经历明显的歧视。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是目前全美最大的左翼组织，有七万多付费会员。它曾经是相对保守的组织，是借着80年代很多更激进组织解体时候趁乱成立的。它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很久了，80年代的时候DSA没有支持民主党激进派黑人候选人Jesse Jackson的总统竞选，史学家一般认为是组织内部种族主义导致。这两年随着组织内部有更多新的成员，有一些分部有了更多内部种族主义的反思。Socialist Alternative (SA)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它在美国的知名度基本是靠当选西雅图市议员的Kshama Sawant提升的，目前Sawant还在市议会任职，也积极支持参与了当地的占领运动。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基本是个白人斯大林主义组织，经常持比较教条的立场，但他们对拉美政治的关注可能是所有组织里最强的。Redneck Revolt (RR)是个很有意思的左翼拥枪组织。所以这也有助于打破白人拥枪的都是红州保守主义者的刻板印象。 

当前以黑人为主的左翼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也很多元。Black Socialists in America (BSA)是2018年才成立的黑人社会主义组织，很大程度是为了回应DSA的种族问题，当然相比DSA，BSA的公开活动要少很多，成员都是匿名出镜。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Movement (RAM)是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它们也有仿照黑豹党的十点纲领，包括废除警察军队和监狱。所以现在Defund the Police运动中确实是有希望彻底废除警察的一派的，也没必要否认和切割。Cooperation Jackson是一个2014年密西西比杰克逊成立的合作社网络。Huey P Newton Gun Club顾名思义是以黑豹党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拥枪组织。总的来说在美国的左翼政治版图里，黑人左翼会更偏无政府主义一些。因为一来在践行民主集中制的混合族裔组织里，黑人肯定是被压迫的；二来无政府主义组织更去中心化，可以更有效地规避国家的监视和镇压。 

黑人解放运动与BLM2020

最后谈一下对目前BLM的一些观察，以及和之前提到的黑人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多月的BLM虽然由反警察暴力开始，但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议题。虽然在中文网络上可能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在美国本土，BLM从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大部分人口的支持。 

从民意调查上来看，BLM口号在2012年奥巴马任下刚提出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这和历史上所有黑人运动，甚至社会运动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公众对社会运动的高支持度，往往是参与者不断动员、说服、制造领导权的结果。对比2016年和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到2016年的时候，YouGov调研的美国被访者只有27%明确支持运动，这个比例到今年翻了一倍不止。当然这里有个问题是今年没有中立这个选项了，所以很多人态度可能向支持方向位移，但明确反对运动的人也减少了不少。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中间派独立选民的意见变化幅度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其实运动动员起来了大部分中间选民，但基本没有让共和党选民改变看法。 

党派与BLM支持，来源于：https://news.yahoo.com/new-yahoo-news-you-gov-poll-support-for-black-lives-matter-doubles-as-most-americans-reject-trumps-protest-response-144241692.html  

从皮尤归纳的分族裔的支持度来看，除了各族裔总体更支持BLM外，拉丁裔的观念变化是最剧烈的，直接从2016年的比白人更不支持到目前77%的高支持度。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研究出来论证具体的机制，但个人总体感觉是这次全国范围的BLM通过把黑人的处境置于其他少数族裔和移民面前，从而极大促进了少数族裔之间的自我教育和团结。这里没有亚裔的对比数据，但之前有个单独的调查发现抗议下亚裔对警察的观感下降是最明显的。最近针对亚裔为何不支持黑人运动有很多辩论，我想说其实对拉丁裔来说，除了无证移民，很多人同样很难共情黑人的处境。这次抗议期间拉丁裔内部，特别是白人拉丁裔同样有反省自身的anti-Blackness，甚至也有如何和父母和老一辈有效对话这种讨论。所以其实亚裔也可以通过和拉丁裔的连结，来互相指认和创造性地面对社群内部种族主义的问题。

2016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08/how-americans-view-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2020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最后这张图表是皮尤同一个调查里不同人口变量与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可以看到拉丁裔、亚裔的参与比例和黑人十分接近。甚至在给组织捐款上，亚裔的比例要远远超过其他族裔。按照右图给出的过去一个月的抗议参与比例，也是只有白人在拖后腿，且亚裔的参与度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我们觉得亚裔参与度低还是因为亚裔总人数真的太少了，很难在抗议中彼此看见。当然这类调查经常只访问会说英语的亚裔，所以实际比例会低一些，但至少说明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是非常高的。 

Pew不同人口变量与BLM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psdt_06-12-20_protests-00-10/

BLM运动跨种族的高支持度伴随的是其去中心化的特征。在我看来去中心化具体是和三个子特征结合起来的，商业化、城市社区化和大规模监控。但凡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商业化的色彩，或者说更多企业看到民意愿意去支持BLM的诉求。早期可能是耐克这样的运动企业会支持，因为顾客里就有很多黑人，但现在亚马逊、Spotify、Netflix这类互联网公司也加入了挺BLM的阵线。讽刺的是，亚马逊恰恰是造成黑人持续贫困和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的士绅化，对旗下服务业劳工的压榨、Covid19下对仓储和WholeFoods罢工的镇压都很能说明它支持BLM的虚伪性。亚马逊2018年的时候还被爆出将旗下一个面部识别软件Rekognition卖给警方。在这样的背景下，BLM运动内部肯定会有策略性支持商业公司的，也有反对被资本主义收编的激进派。这种运动内部的立场如何在一个去中心的结构下做协调配合，而不是拉锯内耗，对未来的运动是一个挑战。 

这次各地上街的人数很多，口号也很齐整统一，但每个地方的运动势能和诉求差异其实很大。因为像Defund the Police这种诉求落实肯定是要运动参与者和当地的市长、市议会、警察部门斗争和斡旋。警局的预算一般都是市议会批准的，比如不久前白思豪批准市议会砍掉了NYPD下一个财年7%的预算。还有拆种族主义雕像和壁画的话各地的情况也非常不同，还有一些历史雕像可能在其他少数族裔社区和大学，还需要抗议者和社区负责人、各类社会机构进行协调。 

另一个去中心的因素，则在于不同城市社会运动的历史遗产不同，我这里举西雅图和我居住的费城的例子。这次西雅图抗议最特殊的地方就是CHAZ/CHOP占领区。这个区域几天前已经被清空了，但还是留下不少宝贵的运动经验和教训。之所以西雅图可以成功实现占领而非简单的游行，和本地有几十年历史的占领文化和无政府主义社区的兴盛是很有关系的。最晚从70年代开始原住民和拉丁裔社群就组织过不少占领荒地和学校的行动。CHOP占领区有各个不同社运组织的力量，除了BLM的人外也有大量当年参与Occupy的社群，还有一些这次疫情下涌现出的互助组织。因为Occupy的白人占大多数，所以运动内部一直都有种族和运动路线的矛盾，比如自治和占领的议程是否会干扰更紧迫的警察改革，这些争议直到占领结束也没有缓解。但总的来说，西雅图之前各个族裔联合抗争的历史对这次的运动有非常大的���助。 

相比之下费城的政治生态就非常不同。这里有非常强的黑人权力运动的历史，美国第一个黑人权力运动组织RAM当年总部就是在费城，其他黑人权力组织在费城也都有分部，当然还有MOVE。今次BLM运动里，西费城的行动者纪念MOVE爆炸三十五周年还特别制作了短片，可以看到现在费城的社运还是受到当年历史很强的影响，诉求要比其他地方激进很多，比如这里的运动家是反对"Hands up, don't shoot”这种自我矮化的口号。虽然很多这类抗议吸引不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但是对本地政治是有很大影响的。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大规模监控。美国的黑人运动受到的国家监控是最严密的。这次各地的BLM示威，各城市和州警察、国民警卫队、FBI和军方都派出了无人侦察机和巡逻机，监控达到了军事级别。仅仅国土安全部和海关执法局就直播和录制了至少270小时的抗议人群画面，这还不包括其他地方部门的档案。面对这种监控，我认为美国运动者做得还是很不够，很多消息发布和沟通都靠公开的脸书、推特和Instagram，反而是Boogaloo等右翼运动更多用加密软件。目前电报上最大的BLM频道只有不到一万关注者，完全不成体系，这可能对未来的运动协调造成伤害。 

谢谢大家。 

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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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nport, Christian. 2014. How Social Movements Die: Repression and Demobil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New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Angela Y. 2016. Freedom Is a Constant Struggle: Ferguson, Palestin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 Movement. 4TH PRINTING edition. edited by F. Barat. Chicago, Illinois: Haymarket Books. 

Davis, Mike. 1999.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Verso. 

Dawson, Michael C. 2013. 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u Bois, W. E. Burghardt. 1998.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12.2.1997 edition. New York, NY: Free Press. 

Elbaum, Max. 2018. Revolution in the Air: Sixties Radicals Turn to Lenin, Mao and Che. New edition. London: Verso. 

Haider, Asad. 2018. Mistaken Identity: Race and Class in the Age of Trump. London ; Brooklyn, NY: Verso. 

Hoerl, Kristen. 2018. The Bad Sixties: Hollywood Memories of the Counterculture, Antiwar, and Black Power Movements.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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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ley, Warren C. 1993. “African-American Strikebreaking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4):525–58.

#社会运动 #种族

[cnbnews]

作者：横河

习近平在12月18日北京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引外界关注。图为哈尔滨街头。

（按语：本文是美国时事评论员横河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访谈。以下为节目实录）

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主持人：最近有两个是讲话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一个是人大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的讲话，传的人很多；另一个是习近平在改革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批评的人很多。

这两个讲话也确实是有一定的联系，比如说向松祚列举了一堆中国现在发展遇到的问题，说如果不能深化改革，真正有突破性的进展，中国的经济将陷于长期困境之中。习近平则总结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成果，宣布该改的改，不该改坚决不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也被解读成中共高层不同派系的声音。

横河先生，最近向松祚的讲话，‘40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的评论是说他言词大胆犀利，传的人很多，但是封的也很厉害，几乎是一到网上就被遮罩了。您能不能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他演讲的内容？

横河：好的，大概主要是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说，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经济下行，他提到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有一个研究小组做出来的结论，和官方所说的6.5%的增长率完全不一样。这个小组出了两个资料，一个资料是增长率是1.67%，还有一个资料是负增长。而且他特别提到了在金融、房地产和私企经济等等各方面全面出问题了。

第二个，他谈到有三个严重误判，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排第一位的是贸易战的严重误判。这个贸易战对中国冲击是巨大的，而且他谈到实质已经不是贸易，而是价值观的冲突了。

第三个，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他说以往中国的经济扩张模式、增长方式和发展思维都出了问题，重点是叫做‘脱实向虚”，所以他讲贸易战造成重大冲突对国内经济，但是实际是它的实质仍然是国内的增长模式出了问题。

然后他又谈到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危机。他说目前中共当局出台的解决方案都不是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所以这些解决办法都不会有效的。最后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说是三个改，‘税改”、‘政改”，政改他指的是政府体制改革，还有一个‘国改”，就是国家治理方式要改革。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内容。

主持人：我们下面就针对他的讲话，这几个内容我们分别来讨论一下，听听您的观点。他一开始的时候认为2018年非比寻常，最大的事件是经济下行。那您认为2018年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

横河：对，经济下行是可预测的，在这之前很多人都预测到了这个经济要下行，实际上很多人观察也观察到了。我觉得国内和国外，国内的问题是中共从40年前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矛盾在2018年大爆发，经济下行实际上只是所有矛盾总爆发所出现的诸多现象之一，这点是无法避免的。

在国际上，我认为更早，国际上的问题是从1972年以来，就是中美改善关系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从贸易战开始到中共的‘一带一路”连续受挫折，到一系列的间谍案被西方国家揭露出来，到‘千人计划”受挫；美国最近又通过《入藏互惠（对等）法案》，而且昨天川普总统签名，已经成为法律了；另外还有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部长和这个部被制裁，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然后就是中兴和华为被制裁。就这一系列的问题是2018年从国内到国外似乎是所有的矛盾积累这么多年了，都爆发了。

主持人：他在演讲中强调了两个字是‘反思”，比如说中国经济为什么会持续下滑，美中关系的恶化，4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他主要认为都是自己的问题，就是国内的问题。他这样的态度我自己认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他没有把原因推给各种阴谋论，或者反华势力什么的。但是他讲话里没有特别明确的点出那个问题，他只是说我讲了这么多，你们应该知道问题是什么了。您认为发生这些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横河：我想向松祚的演讲已经谈到了一些，他就差最后一步点破的问题了。从他演讲所谈到的那些，我觉得他是认清了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只是说出于在体制内他不便说。

我举几个例子，不能全部都去讲，一个就是讲民营企业的核心难题，他谈到第一是政策不确定，政府无信用，而且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讲话就能够安定人心的。在这里他特别谈到的原因之一是今年年初的时候高调的宣传，宣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民企退场论”，但更重要的他是谈到了这是媒体或者不管是什么机构，他把它叫作甚嚣尘上的声音，对于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有一种说法，说现在不消灭，将来也要消灭。

另外一个，他谈到高调宣传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什么？他特别提到消灭私有制，他只能讲到这里了。我们前一次节目谈到，就是跟中共的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也和中共的理论混乱有关系。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再讨论一下，就是说中共的理论从革命、继续革命、白猫黑猫、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然后到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些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的理论，它不仅是迷惑了民营企业家、迷惑了全国人民，它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危害，我们以前没有着重谈的，就是在中国，我们大家知道是没有法治的，所有的事情全看政策。

那么政策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一系列理论都是写到党章里面去的，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理论虽然互相矛盾，但都是合法的，就是说这个政策需要变化的时候，或者是当权者中共想收拾什么人的时候、收拾哪个群体的时候、收拾哪个阶层的时候，这么多理论当中总有一个理论是适合于你的，因为解释权永远在中共当局手里，这是牵涉到中国没有法治这个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他谈到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来自于扩张模式、增长方式和发展思维。我们以前曾经谈过多次了，实际上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前几年叫得很凶，这两年不叫了。这个发展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光讲这个模式本身不对，但是它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或者说它是以什么为代价来进行这样发展的？那么在国内的发展是基于，原来我们讲三个代价，实际是上四个代价，就是人权代价、环境代价、资源代价、道德代价，这是国内的。

国外呢，我们最近谈的比较多，它主要是利用和改变原有的、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美国人就把它称为‘重商主义”，在智慧财产权上面他们采用最近的，就是美国现在说它是一个3R，就是盗窃、复制、替代，当然这方面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是对西方的发达国家。

对世界上其他的不发达的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它就是所谓的债务外交，你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国家负上债务，欠了你的他就得还，这样的话中共就可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也就是说在内部和外部，它都是靠占便宜和强取豪夺，这个是别人学不来的，就是别人也不可能学，因为国际规则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中共输出到哪个国家就在哪个国家制造混乱、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中国模式”它是不可能被世界接受的，这不是一个共赢的模式。我就举这两个例子。

主持人：他讲话里还提到一点，他就说中国的上市公司普遍不挣钱，所以股票下跌他觉得是正常的，政府不应该救市。这个问题的确是大家一直都有困惑，因为从理论上应该确实就像他讲的那样，那就是说中共为什么要救市呢？

横河：我不做经济分析的，所以在经济学家这个层面上我没办法分析，但我从一般常识来看，中国的股市它不是这个股东投资分红利的概念，正常股市的话呢，投资股市是为了，就是对这些企业或者是这些你投资的项目，它每年会盈利，盈利了后你就分红利。你像美国的社会福利很多基金都是投资在股票市场，或者是债券市场上，他是靠分红来生活的。但是中国这个股市它是中共和中共的利益集团圈钱的手段，所以说真正的这个股市里面绝大部分的企业是不赚钱的。

我觉得政府救市他有几个目的，一个是增加股民的信心，因为中共把股市当作是经济指标之一，而经济指标又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不能让股票市场整个跌掉；另外一个就是保证上市企业的利益，就是让大家股民来支持这个上市企业，因为上市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有中共利益集团的利益在里面的。反正怎么说呢，中国的股市它不是市场经济的反映。

主持人：他的讲话最后他是期待北京能在改革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因为几天以后，他讲话两天以后就应该是习近平的发表讲话，但是习近平那个讲话似乎让这些改革的支持者非常失望，那您觉得习近平他讲话的看点主要是什么？

横河：我倒是先讲一下所谓别人的期待落空了，这个期待，向松祚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一种期待，他提出来税改、政改和国改。这三个改意味着什么？刚才我们没讲，先讲税改。中共这个税应该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当中最高的之一，但是中国的福利是最低的，跟西方国家比的话，那在财政支出当中那个比例是最小的，也就是说它的财政分配和世界各国差非常大。

主要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些钱既然不给福利，你像美国这个福利实际上是最高的，在财政预算当中比例是最高的，那么它这个钱到哪儿去了？我觉得一个是特权阶层的消费，你比如说医保的话，你到了什么级别以上就百分之百报销，但老百姓是没有的。特权阶层这个消费，这是合法消费喔，我们还不考虑贪污腐败的部分。

还有就是维稳经费，这个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它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了。另外就是还要大批的对外撒钱，去买朋友、买影响力，这些部分都是没法减的。所以你说要税改，第一就是要减税，你减了税，这些钱哪里出？因为这里政府没有选票的压力，所以它可以任意扩张，这是税改。

政改呢，讲的是政府改革，其实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政治体制改革，80年代的时候只是叫了一阵子，83年、84年的时候叫了一阵子，后来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当时中共就意识到了，如果政改的话，就意味着中共会最终失去权力，所以它不会改。

再一个就是国改，所谓国改讲的是国家治理的改革，这个怎么改？那实际上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嘛，就是说它要改什么呢？改这个治理的思维方式。现在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是一切维护党的利益、一切维护党的政权。那要改改什么？改成就是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这就是国家治理的方向要改。这一系列如果要实现，怎么可能实现呢？因为这每个改指向的都是中共，所以只有一条路，这些改才能够成功，就是中共下台，才能够改成。

希望中共改革，这个期待本来就是空的，因为能改的话无非是两种嘛，一种就是中共整体改，还有一个就是某个派系来改，只要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无论哪一个派系，我相信都没有解决方案，问题出在中共身上，而不是出在哪个派系的身上、哪个人身上。

改革，所谓这个提出希望中共改革，改革的支持者的话，要就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就是这种改总是对自己有好处，要就是建立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对现实的虚幻的认识上。

对于习近平的讲话看点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两点：一个是强化党的领导；一个是他说了，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就这两点。

主持人：现在网友有几个问题提出来，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答，一位是说：从这位向教授的讲话看，中国经济状况已经非常非常的恶化了，那么这么下去呢，中共还能撑多久？以前我们也看到过也有一直唱衰中国经济的，中国不也撑了这么久吗？

横河：唱衰中国经济，其实所谓唱衰的话讲的都是实际情况，你比如说最著名的章家敦，章家敦最早的时候他就唱衰，但是他所说的是，他是2001年的时候写的那本书，但是他预测的是10年以后，就是2011年他认为中国经济要崩溃了，但是那时候没有崩溃，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谁也没想到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共充分利用了世贸的规则当中的缺陷和不足，然后充分利用了国际资本使自己维持下去的。

它的内在矛盾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说由于它的某些经济政策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使得它能够拖延一段时间，并不是说别人要唱衰，而是这些事实由于特殊的外界因素而延迟爆发了。

主持人：好，那我们现在再回来讨论习近平。习近平他在讲话中列举了很多改革开放的成就，那您认为中国的改革到现在为止算是成功的吗？

横河：讲到改革了，我这里想多讲一些。首先到目前为止，就是在性质上，不是在技术和数量上、规模上，是在性质上，我觉得和晚清的‘洋务运动”没有什么差别，就中国的改革。

第二个是在政治上，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前改革开放，而是说中共从1949年执政开始，政治体制从来没有达到过满清末年宪政改革所宣布的程度。晚清宪政改革，它是从1901年开始准备，到1908年8月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还有一些附录啊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时间表，计划9年时间筹备宪法。就是说它实际上从1901年到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只花了7年时间。而这7年时间，其实它宣布出来的这个东西已经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要先进了。

整个宪法大纲，当然它是君主立宪，但是它已经基本上确立了三权分立，而且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所有的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还有就是私有财产，选举、被选举议员的权利，也放宽了报刊和政党的限制，当然现在很多人批评清末宪政改革是为了维护皇权啦，那是当然的，但是它至少在形式上，宣布的形式上要比中共好的很多。

中共的一党专政其实比这个君主立宪要落后很多，就是在具体实施上面，在清末的时候，清朝垮台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言论自由包括报刊已经很多了，民间报刊已经有很多了；中国现在是民间没有报刊、没有出版物。所以就言论出版和选举权来说的话也比中共好太多。

现在有个说法说改革已死，当然这个说法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大家都同意是改革已死，这个没有争议。不同的意见是什么时候死的��一种说是1989年，一种说是2009年。这个向松祚就倾向于2009年的说法。前一种说法说1989年以后，所有的改革都是以改革的名义为权贵掠夺而进行的。

其实不是1989年以后，这一开始就是。你想一想，89年学运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权贵阶级的腐败和特权，当时的民怨已经很高了，只是说它以纪念胡耀邦的形式爆发出来而已。大概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这个腐败和特权已经非常严重了。

当时我曾经和我那时候的一个英文老师有过一个对话，我对那时候政策的有意倾斜很不满意，比如说这个价格双轨制。那我就认为那个价格双轨制就是为了权贵集团准备的；但他认为那是必要的。他认为改革开放一定要让权力集团先得到好处，只有当他们得到好处以后他们才会同意改革，民间才可能在这个改革当中生存下来，才得到一点好处，也分到一杯羹。尽管说他们得到的利益要比权力集团少很多，但是总比没有好；如果权力集团得不到好处的话，那么民间一点好处也得不到。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改革就是这样的。

再一个就是改革有没有成功之处？实际上这个要看你怎么定义改革了，就人们认为最好的时期，不管是1989年派、还是2009年派，他都不否认最好的时期是80年代，特别是前半部。但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两个政策嘛，‘松绑”和‘摸石头过河”，也就是说在经济上，共产党不需要什么政策，就是减少祸害就可以了。

大家记得当时农村的改革吗？开始的时候是安徽那个凤阳小岗村，小岗村的干部是冒死改革的，他们签了生死状的，说是判刑死了全村养他的孩子。那需要冒死，谁会让他死呢？他的威胁来自什么地方呢？是来自中共。改革是什么呢？改革是集体化，还没有全改，它没有能力解决产权问题，它只解决了使用权的问题，也就说他需要面对的整个障碍是中共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

我看过一个美国人写的一个文章，不记得作者是谁了，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看的，印象非常深。他说：中共的改革开放就像一个人为了生存，从一条要沉的船上往下跳，他说不仅不需要勇气，连会游泳都不需要。这个还真是非常形象。

至于后来的各种改革，它实际上都是权贵集团掠夺的借口，大家都有体会了。加入世贸之前，为了完成世贸的要求进行了国企改革，这使大量的工人下岗，国企以低价转为所谓私企，国家资产流失；后来又有什么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房改，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掠夺，对民众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刚才讲的是经济，政治改革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开始过。最早的时候，政治体制所谓改革叫做‘拨乱反正”，那个不是改革，因为它是拨乱嘛，拨谁的乱呢？还是中共的乱。所以转来转去都是中共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所谓改革开放就是部分纠正了中共革命和继续革命的错误，也就是说没有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的话，所有的改革开放都不需要，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说我认为改革就是个伪命题。

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收到听众朋友们很多的问题，我给总结一下，大概就是说习近平的不能改或者坚决不会改，会不会影响到那个中美贸易战的结果？还有您能不能对90天以后中美贸易的走向做一个预测？

横河：我一般不预设走向。当然他说的一个可以改、能改的坚决改，这部分我觉得指的就是对中美贸易战可以让步的部分；不能改、坚决不改的，那就是贸易战当中不能让步的部分。所谓不能让步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结构性的改革，尤其是牵涉到中共统治的结构性的改革。

90天，如果说中共非常想达成这个协议的话，那么可能会做出一些举动来，但是说在多大程度上这个能够兑现？一个是90天之后能不能签署一个最终美国川普总统满意的协议？我是表示怀疑的。即使能签成的话，能不能实现，我也非常怀疑。所以对贸易战前景我并不看好，至于90天能不能签成，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前景我不看好。

主持人：那么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向松祚的讲话，他最后下的结论是说如果不能深化改革，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的困境。那这个论点被很多人解读说是反习势力的叫板，那您认为这个学者后面，就是这些期待改革的学者后面有没有政治势力？

横河：我倒觉得有没有政治势力并不是那么重要。就中共内部现在它只有方法上的争论，没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所有的利益集团，无论是支持、还是潜在反对习近平的，其实都是中共利益的同路人。

今天的情况实际上是中共改革的政策方向造成的。如果说每一次它们宣称的改革都是成功的话，按照老的说法，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话，怎么会出现今天的困境？就是中共的改革政策所造成的，不是一天造成这样的情况的。

什么叫深化改革？难道这么多年不是一直在叫深化改革吗？深化改革可以有两种意思，一个就是改革一直在进行，最近停了，所以需要重新开机，这个前提是错的。迄今为止，所有被称为改革的东西没有一项是从制度上、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的经济能健康发展的，往往改革制造出来的矛盾、问题比解决的多得多。

第二种可能就是回到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是从一无所有的文革结束开始改的，任何稍微恢复一点1949年前的东西，和稍微引进一点西方的东西，不管是技术也好、管理也好，它都能使经济突飞猛进。邓小平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能够被后人所用。

每一代中共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他只操心自己的名字能不能写到党章和宪法里面去。当然了，他就是操心，在中共这个系统里面他也做不了什么。40年改革开放把所有的资源包括国际环境全都消耗完了，就是连邓的时代都回不去了，而且就是回去了也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

所谓他所说的中国经济可能将陷入长期的困境，这只是一个根据目前政策和形势做出来的必然判断，不需要背后政治势力。当然最后能够说出来，那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还是那句话，权力和派系斗争是肯定有的，但是路线斗争是没有的。不抛弃中共，谁也收拾不了局面。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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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横河：改革开放40年论成败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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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萨黑手党

作者：Preston James，博士

注意：可 萨人的历史，特别是可萨黑手党 (KM)，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萨寡头政治因部署巴比伦金钱魔法而演变成可萨黑手党 (KM)，几乎完全从历史书中删除。

今天的KM知道它不能在没有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运作或存在，因此花了很多钱将它的历史从历史书中摘除，以防止世界公民了解它的“超乎想象的邪恶”，即授权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这篇文章的作者已尽最大努力让可萨人及其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最好称为可萨黑手党 (KM)）的这段失传的秘密历史复活，并通过互联网向世界公布这段历史，是新的古腾堡出版社。

重建 KM 这段隐藏的秘密历史非常困难，因此请原谅任何无意的小错误或错误，这些错误是由于难以挖掘可萨利亚及其黑手党的真实历史。我们已尽最大努力重建它。

是迈克哈里斯把点点滴滴联系起来，并真正发现了可萨黑手党的秘密历史和血誓的存在，以报复俄罗斯帮助美国人赢得革命战争和内战，以及他们对美国复仇的血誓和美国人赢得这些战争并维持联盟。

在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会议上，2014 年 12 月 1 日——在他的 主旨演讲中，《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主任戈登·达夫 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于一个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与以色列。这一 披露 在会议上和几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冲击波，因为几乎所有世界领导人都在同一天收到了戈登·达夫历史披露的报告，有些人在几分钟内就收到了。

直到今天，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仍在世界各地回荡。 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 ，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我们现在知道，可萨黑手党 (KM) 正在通过使用假旗斗士式恐怖主义，并通过非法和违宪的联邦储备系统、美国国税局、联邦调查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国土安全部，对美国和美国人发动秘密战争。安全和 TSA。我们肯定知道，KM 负责在 9 月 11 日对美国部署内部工作的角斗士式假旗攻击，以及 1995 年 4 月 19 日的默拉大楼爆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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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可萨黑手党的隐藏历史

今日普雷斯顿·詹姆斯和迈克·哈里斯退伍军人

公元 100-800 年——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社会出现在可萨利亚：

可萨人发展成为一个由邪恶国王统治的国家，他拥有古老的巴比伦黑魔法，神秘的寡头作为他的宫廷。在这段时间里，可萨人被周边国家称为小偷、杀人犯、公路强盗，并以他们所谋杀的旅行者的身份作为正常的职业实践和生活方式。

公元 800 年 – 最后通牒由俄罗斯和其他周边国家发出：

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受到其公民的抱怨，以至于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向可萨国王发出最后通牒。他们向可萨国王发出公报，要求他为他的人民选择三种亚伯拉罕宗教中的一种，并将其作为官方国教，并要求所有可萨公民信奉它，并使所有可萨儿童都信奉这种信仰。

可萨国王不得不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做出选择。可萨国王选择了犹太教，并承诺遵守由俄罗斯沙皇领导的周边国家联盟制定的要求。尽管他同意并承诺，可萨国王和他的寡头核心圈子继续练习古老的巴比伦黑魔法，也被称为秘密撒旦教。这种秘密的撒旦教涉及以儿童为特色的神秘仪式，在“放血”、喝他们的血和吃他们的心之后。

神秘仪式的深层秘密在于，它们都基于古老的巴尔崇拜，也称为猫头鹰崇拜。为了愚弄正在监视可萨的由俄罗斯领导的国家联盟，可萨国王将这些路西法黑魔法的做法与犹太教融合在一起，并创建了一种秘密的撒旦混合宗教，称为巴比伦塔木德教。这被定为可萨利亚的国教，并孕育了可萨利亚以前众所周知的邪恶。

可悲的是，可萨人继续他们的邪恶行径，抢劫和杀害那些穿越可萨的周边国家的人。可萨劫匪在杀害这些访客后经常试图伪装自己的身份，并成为伪装和虚假身份的大师——他们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他们的儿童献祭神秘仪式，这实际上是古代的巴尔崇拜。

公元 1,200 年——俄罗斯和周边国家已经受够了并采取了行动：

大约在公元 1,200 年，俄罗斯人率领一群围绕可萨利亚的国家并入侵它，以阻止可萨人对他们人民的罪行，其中包括绑架他们的幼儿和婴儿，以便他们向巴尔献血。可萨国王及其内部的罪犯和杀人犯被邻国称为可萨黑手党（KM）。

可萨领导人有一个完善的间谍网络，通过它他们获得事先警告并从可萨逃到西方的欧洲国家，带着他们的巨额财富金银。他们保持低调并重新集结，同时承担了新的身份。秘密地，他们继续他们的撒旦之子血和祭祀仪式，并相信巴尔将整个世界和所有财富都给他们，正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只要他们继续为他流血并为他牺牲儿童和婴儿。

可萨国王和他的宫廷黑手党密谋对入侵可萨并将他们赶下台的俄罗斯人和周边国家进行永恒的报复。

可萨黑手党在被驱逐数百年后入侵英格兰：

为了完成他们的入侵，他们聘请奥利弗·克伦威尔谋杀国王查理一世，让英格兰再次安全地进行银行业。这开始了持续近十年的英国内战，导致王室和数百名真正的英国贵族被杀。这就是伦敦金融城成为欧洲银行业之都并开启了大​​英帝国的开端。

*大卫艾克是第一个在数百人面前勇敢地公开揭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这当然使他成为国际英雄，我们需要更多以他的勇气来揭开隐藏可萨黑手党的掩盖并结束他们在全球的非法权力。

可萨黑手党 (KM) 决定使用巴比伦黑魔法（也称为巴比伦金钱魔法）或利用恶性高利贷的力量积累利息的从无到有赚钱的秘密艺术渗透和劫持所有世界银行：

KM 使用他们的巨额财富进入了一个新的银行系统，该系统基于秘密的巴比伦黑魔法金钱魔法，他们声称是从巴尔的恶灵那里学到的，以换取他们向他献祭的许多孩子。

这个巴比伦的货币魔术涉及用纸质信用凭证代替金银存款，这使得旅行者可以带着他们的钱旅行，如果他们丢失了证书或被盗，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更换。

有趣的是，由可萨人发起的问题也有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最终，可萨国王和他周围的小宫廷带着一个团体渗透到德国，他们选择了德国的“鲍尔人”这个名字来代表他们，并继续他们的巴尔动力邪恶系统。代表他们以鲜血为基础的秘密儿童献祭的红盾鲍尔斯将他们的名字改为罗斯柴尔德（又名“岩石之子，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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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可萨黑手党 (KM) 的前线人员渗透并劫持了英国银行业，然后劫持了整个英格兰：

鲍尔/罗斯柴尔德有五个儿子，他们通过各种狡猾的秘密行动渗透并接管欧洲银行业和伦敦金融城中央银行系统，包括虚假报告拿破仑战胜英国，而实际上他输了。这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利用欺诈和欺骗手段窃取与伦敦金融城银行机构进行商业投资的英国贵族和地主的财富。

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一个私人的菲亚特银行系统，专门从无到有制造假币——向英国人民收取高利贷，使用本应是他们自己的钱。

这是巴比伦金钱魔法的黑魔法；他们向内部人士声称，这些技术和秘密金钱权力是由巴尔提供给他们的，因为他们经常让孩子流血，并向巴尔祭祀。

一旦他们渗透并劫持了英国的银行系统，他们就与英国皇室混血，渗透并完全劫持了整个英格兰及其所有主要机构。一些专家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与他们自己的可萨人进行秘密管理的非法和通奸育种对皇室成员进行了种族灭绝，以便用他们自己的王位觊觎者取代皇室成员。

可萨黑手党 (KM) 发起了一项国际努力，以铲除受全能上帝的神圣权利统治的国王：

因为 KM 声称与巴尔（又名魔鬼、路西法、撒旦）有私人伙伴关系，因为他们向他做出了牺牲。他们憎恶任何在全能上帝的权威下统治的国王，因为大多数人感到有责任确保自己的人民免受渗透者和叛国者的侵害。

在 1600 年代，KM 谋杀了英国皇室并用他们自己的假货代替。在 1700 年代，他们谋杀了法国皇室。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谋杀了奥地利大公斐迪南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 年，他们集结了他们的 KM 军队，布尔什维克，渗透并劫持了俄罗斯，冷酷地谋杀了沙皇和他的家人，用刺刀刺穿了他最喜欢的女儿的胸膛，窃取了俄罗斯所有的金银和艺术珍品。就在二战前夕，他们谋杀了奥地利和德国皇室。然后他们摆脱了中国皇室并剥夺了日本统治者的权力。

可萨黑手党对任何自称信仰任何神明但他们的神巴力的人的强烈仇恨促使他们谋杀国王和皇室成员，并确保他们永远无法统治。他们对美国总统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通过复杂的秘密行动来剥夺他们的权力。

如果这不起作用，KM 就会暗杀他们，就像他们对麦金莱、林肯和肯尼迪所做的那样。KM 想要消灭任何敢于抵制巴比伦金钱魔法力量或通过部署人类妥协网络而获得的秘密权力的强大统治者或民选官员。

罗斯柴尔德家族代表 KM 创建了国际毒品交易：

罗斯柴尔德家族随后秘密管理大英帝国，并制定了一个邪恶的计划，以收回英国人为购买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的优质丝绸和香料而支付给中国的大量金银。

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他们的国际间谍网络听说了土耳其鸦片及其形成习惯的特征。他们部署了一项秘密行动，购买土耳其鸦片并在中国出售，使数百万人染上了鸦片的不良习惯，将黄金和白银带回了罗斯柴尔德的金库，而不是英国人民。

罗斯柴尔德向中国出售鸦片造成的鸦片成瘾对中国的伤害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两次开战以阻止它。这些战争被称为义和团叛乱或鸦片战争。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鸦片销售中获得的钱如此之多，以至于与鸦片成瘾者对鸦片的瘾相比，他们对轻松赚钱的瘾更大。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美国殖民地建立背后的资金来源，通过合并哈德逊湾公司和其他贸易公司来开发美洲新世界。罗斯柴尔德家族下令对北美土著人民进行大规模灭绝和种族灭绝，以便开发该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加勒比地区和印度的亚洲次大陆也遵循相同的商业模式，导致数百万无辜者被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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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了国际奴隶贸易，该企业将这些被绑架的人类视为纯粹的动物——这种观点认为可萨人会将这种观点强加给世界上所有不属于他们邪恶圈子的人，有人称之为“老黑贵族” ”：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下一个大项目是开始全球奴隶贸易，从非洲的邪恶部落酋长那里购买奴隶，他们与他们合作绑架竞争部落的成员作为奴隶出售。

罗斯柴尔德奴隶贩子随后将这些被绑架的奴隶带到船上狭小的牢房，运往美洲和加勒比海，在那里被出售。由于恶劣的条件，许多人在海上死亡。

罗斯柴尔德银行家们很早就了解到，战争是通过向交战双方借钱而在短时间内将资金翻倍的好方法。但为了保证收款，他们必须通过税法，这可以用来强制付款。

KM Rothschild 私人菲亚特假冒银行家密谋对美国殖民者和帮助他们输掉革命战争的俄罗斯进行永远的报复：

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革命失败时，他们指责俄罗斯沙皇和俄罗斯人通过封锁英国船只来协助殖民者。

他们发誓永远向美国殖民者复仇，就像他们在公元 1000 年俄罗斯人和他们的盟友摧毁可萨利亚时所做的那样。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周围的英国寡头集团密谋重新夺回美国，这成为他们的主要痴迷。

他们赞成的计划是建立一个美国中央银行，以巴比伦货币魔法和秘密伪造为特色。

1812 年，罗斯柴尔德 KM 试图代表可萨黑手党重新夺回美国，但由于俄罗斯的干预再次失败：

这次失败激怒了罗斯柴尔德 KM，他们再次策划对俄罗斯人和美国殖民者的永恒报复，并计划渗透和劫持这两个国家和资产，对这两个国家和他们的民众进行暴政和屠杀。

KM 建立私人美国中央银行的尝试被总统安德鲁杰克逊阻止，他称他们为撒旦，并发誓要靠全能上帝的恩典和力量将他们赶出去。

罗斯柴尔德银行家重组并继续秘密尝试在美国境内安装他们自己的巴比伦货币魔法银行。

最终在 1913 年，罗斯柴尔德 KM 成功地在美国境内建立了一个主要的滩头阵地——一个全美国人的邪恶敌人进入了美国的大门：

1913 年，罗斯柴尔德 KM 通过贿赂奸诈、叛国的国会议员，在没有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在平安夜通过了非法、违宪的联邦储备法案，从而建立了滩头阵地。该法案随后由一位被收买的歪曲总统签署，他是美国的叛徒，就像投票支持该法案的国会议员一样。

Rothschild KM 然后在美国创建了一个非法税收系统：

KM 实施了一个非法的、违宪的税收制度，以确保美国人必须为高级别的 USG 支出买单，这些支出是由腐败的 KM 竞选活动实施的被收买的、歪曲的国会和总统傀儡批准的金融。

KM 很容易获得足够的钱来选举他们想要的任何人，因为当你控制一家秘密的主要造假者的银行时，你就拥有了你想要的所有钱。大约在他们在美国建立非法税收制度的同时，他们还贿赂国会议员以批准国税局，这是他们在波多黎各注册的私人收款机构。

不久之后，他们成立了联邦调查局来保护他们的银行家，满足他们的掩盖需求，并防止他们因儿童祭祀仪式和恋童癖网络而被起诉；并代表他们充当英特尔的秘密行动。

请注意，根据国会图书馆的说法，联邦调查局没有正式章程，也无权存在或发放薪水。

罗斯柴尔德 KM 在俄罗斯部署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对无辜的俄罗斯人进行极其野蛮、血腥的报复，自可萨利亚被摧毁以来，他们已经策划了多年：

罗斯柴尔德 KM 通过使用其中央银行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为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的渗透及其革命付出代价，从而预先策划并策划了俄罗斯革命。

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由可萨黑手党 (KM) 创建和部署的，作为他们长期计划报复俄罗斯沙皇和无辜的俄罗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在公元 1000 年左右分裂了可萨人，因为可萨人一再抢劫、谋杀和身份盗窃。来自可萨利亚周边国家的旅客。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解释了对俄罗斯采取的极端暴力行为是罗斯柴尔德控制的可萨黑手党（KM）长期以来的报复。

在一场震惊世界的精心策划的野蛮和不人道的放血中，布尔什维克代表 KM 释放了对俄罗斯人的报复。这是自可萨利亚毁灭以来就计划好的。

布尔什维克在罗斯柴尔德 KM 的指挥下，强奸、折磨和屠杀了大约 1 亿俄罗斯人，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婴儿。有些酷刑和流血太极端了，我们不会在本文中提及。

但想要了解的读者可以对“红色恐怖”或“布尔什维克契卡”进行一些深入的互联网研究，或者观看 www.youtube.com 上提供的经典电影“检查员”。

罗斯柴尔德可萨黑手党 (KM) 再次决定自取其辱，渗透和劫持所有犹太教：

罗斯柴尔德 KM 制定了一个总体计划来控制所有犹太教和精神控制犹太教。罗斯柴尔德 KM 劫持了犹太教，将其模仿了巴比伦的塔木德教（路西法教或撒旦教），并控制了银行和华尔街行业、国会和主要大众媒体；以及大多数财富和成功的经济手段。

因此，罗斯柴尔德 KM 可以将财富和成功传递给那些喝了他们的 Kool-aide 并将其用作切口、资产和 Sayanims 的犹太教徒。通过这种方式，罗斯柴尔德家族劫持了犹太教。

他们资助以色列议会并使用共济会神秘建筑建造它，表明他们对神秘主义和巴比伦塔木德教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邪恶的承诺，包括向他们的秘密神巴力献祭的儿童。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 NWO 系统，该系统教导和灌输易受感染的犹太教种族优越性的偏执群体妄想，假设所有外邦人都打算大规模谋杀所有犹太教。

📷共济会建筑被用于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建筑

他们将这种种族偏执的大规模犹太人征服世界的妄想称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巴比伦塔木德主义或路西法主义，主流犹太教并不知道这种形式。该系统旨在使用犹太教作为掩护，但也用巴比伦的金钱权力涂抹他们，以便将他们用作切口，然后分两个阶段将其献祭给路西法。

根据受人尊敬的红十字会的说法，第一阶段将是他们计划在纳粹工作营中进行的二战，切断供应，导致大约 200,000 名犹太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还有大约 90,000 名非犹太人囚犯因相同原因死亡官方数字。这个数字是可萨黑手党（又名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的数字的 5%。

第二个伟大的牺牲将是最后的牺牲，届时他们的新世界秩序路西法国王将掌权，当所有三个亚伯拉罕宗教都将被根除时——尤其是犹太教，它将被指责为所有战争和世界毁灭的罪魁祸首。

届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再次将自己变成一个全新的身份，与任何形式的犹太教无关，甚至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无关。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斯柴尔德 KM 使德国一无所有，为法西斯主义创造了真空，然后重建了它，创造了纳粹主义，并将希特勒作为对抗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力量。

当希特勒挣脱并开始为德国人民和世界自由人民的利益行事，并发展自己的银行系统而不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时，希特勒就成了 KM 的问题。

希特勒引入了一个没有高利贷且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金融体系。这要求彻底摧毁德国和德国人民，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可萨人永远不会允许不依赖高利贷的经济体系存在。

我们今天在反对伊斯兰教的可萨战争中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因为伊斯兰教禁止高利贷。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对摧毁世界上的伊斯兰人民如此直言不讳和咄咄逼人。

KM 预计这将是一场大规模的二战，当他们支持双方时，这可以用来实现整个世界的工业化并最大化他们的银行家的货币权力。

Rothschild KM 然后贿赂并诱导国会议员将美国士兵派往他们的前期和策划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作为他们在任何战争中为双方提供资金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获得更多联邦税收和增强国际权力的行之有效的模式的延续，罗斯柴尔德可萨人再次贿赂、勒索并诱使国会议员对德国宣战1917 年。

这得益于卢西塔尼亚号沉没的 KM 假旗攻击。

自那以后，罗斯柴尔德 KM 开发了秘密发动假旗攻击的通常模式，作为诱使美国人为可萨黑手党作战的标准操作程序。

二战结束后，罗斯柴尔德王国部署了冷战，并以此为借口将纳粹科学家和精神控制专家带到美国进行回形针行动。

这使他们能够建立一个远远超过他们之前任何努力的全球间谍和间谍系统。

在这个新系统下，他们继续渗透和劫持所有美国机构，包括各种美国教会系统、共济会（尤其是苏格兰仪式和约克仪式）、美国军方、美国英特尔以及大多数私人国防承包商、司法机构和大多数USG 的机构，包括大多数州政府，以及两个主要政党。

罗斯柴尔德 KM 设立纳粹工作营作为借口，后来操纵盟军使用从巴勒斯坦人那里偷来的土地，授予他们在巴勒斯坦的私人殖民地：

罗斯柴尔德 KM 能够利用他们自我错误标记的所谓“大屠杀”作为思想控制触发器来阻止和抵制对其犹太复国主义方式的任何批评。

事情的真相是，罗斯柴尔德 KM 建立纳粹工作营是为了为他们经营工作营和提供纳粹战争机器的公司赚取巨额利润。

1947 年，罗斯柴尔德 KM 通过他们秘密的政治操纵在以色列获得了自己的私人家园，他们开始秘密地将整个巴勒斯坦视为他们的新可萨利亚，并开始策划如何对所有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并为自己窃取整个巴勒斯坦。他们的计划包括他们幻想通过接管整个中东并操纵愚蠢的美国戈伊姆为他们战斗和死亡，为以色列和可萨黑手党（KM）夺取所有阿拉伯土地来建立一个“更大的以色列”，这样他们就可以资产剥夺了他们的财富和自然资源，尤其是他们的原油。

最近由一位受人尊敬的犹太医学博士进行的同行评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基因研究表明，生活在以色列的 97.5% 的犹太人完全没有古希伯来语 DNA，因此不是闪米特人，并且与巴勒斯坦土地完全没有古老的血缘关系。相比之下，80% 的巴勒斯坦人携带古老的希伯来语 DNA，因此是真正的闪米特人，与巴勒斯坦土地有着古老的血缘关系。这意味着真正的反犹分子是为了建立以色列定居点而窃取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人，而正是以色列人残暴和大规模屠杀无辜的巴勒斯坦人。

📷罗斯柴尔德王朝传至第 7 代，标志着银行家家族统治 200 年

Rothschild KM 决定再次变形并扩大他们的队伍：

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 KM 意识到，除非他们再次变形并扩大他们的秘密领导层，否则他们无法在公众面前隐藏更长的时间。

因此，他们努力进一步渗透和劫持共济会及其秘密分支，并将高级成员引入他们的恋童癖网络和儿童祭祀仪式。

此外，国会的主要成员通过赋予他们特殊的权力、高级 USG、军事和英特尔职位，以及丰厚的金钱奖励和高地位，被引入他们的秘密撒旦网络。Massive KM espionage fronts using Israeli-American “Israeli-first” dual citizens as cutouts were set up inside America to funnel the Khazarian banksters' counterfeit money to politicians for their election campaigns, in order to own and control them when elected.

罗斯柴尔德 KM 决定对美国群众进行思想控制，以便更容易地操纵他们批准他们非法的、违宪的、无端的、未宣布的、无法获胜的、永久的战争，这些战争需要赚取巨额利润并获得更多的世界权力：

Rothschild KM 决定通过设立教育部并创建基于政治正确性、多样性和“变态是正常”教义的全球主义和社会主义课程，来完全控制所有公共教育。氟化物被添加到公共水和牙��中，牙医被控制认为氟化物可以防止蛀牙，并且对大脑功能或甲状腺功能无害，而事实正是如此。

在公共供水和牙膏中添加氟化物会降低美国人的平均操作智商，并使人们比平时更加​​温顺。启动了为愚蠢的儿童开发和部署疫苗并在未来制造大量慢性健康问题的计划。

医生们被精心挑选的有偏见的研究控制和误导，忽略了任何负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大多数。所有疫苗细胞系都被 SV-40 污染，SV-40 是一种已知的致癌慢作用病毒。

KM利用其货币权力控制了 所有对抗疗法医学院，并建立并控制了美国医学会和其他医学协会，以确保他们基于谎言和欺骗的议程得以继续。

这项旨在压制和控制美国大众的大规模计划的一部分是 KM 收购所有美国大众媒体并将其整合为六个受控制的主要大众媒体 (CMMM)，由他们代表他们拥有和控制。CMMM 是一个非法新闻卡特尔，它应该根据反托拉斯法进行粉碎，并将其作为对美国人民的战争武器进行间谍活动和非法宣传。

罗斯柴尔德 KM 酋长决定是时候利用美国来完成他们对整个世界的最终摧毁和占领：

因此，KM Chieftains 使用他们居住在美国的顶级以色列裔美国人“以色列优先”双重公民（又​​名 PNACers 和顶级 NeoCon Cutouts）计划在 9 月 11 日对美国进行重大核攻击。

KM 的行动负责人 Bibi Netanyahu 部署了摩萨德和这些双重公民，以建立和实施对美国的这次袭击， 而 CMMM 将其归咎于穆斯林。

他们通知他们的顶级拉比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之友”当天不要飞行并远离纽约，参与行动的主要人物之一“拉里·西尔弗斯坦”也是如此。

他们使用国防部的主要切口将 Able Danger 调查员引诱到五角大楼海军情报会议室，在那里他们将被从德国购买的以色列海豚级柴油潜艇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暗杀。

正在调查和追踪以色列从德克萨斯州 Pantex 后门偷走 350 个退役的 W-54 Davy Crockett 核坑的 Able Danger 调查员中的 35 名被这次战斧袭击杀害了- 种植在海军情报翼，新强化无济于事。

以色列摩萨德的前线公司 Urban Moving Systems 被用来运输从 Pantex 偷来的 W-54 核弹坑制造的微型核武器（最初是在汉福德加工厂制造的），它们被存放在纽约的以色列大使馆并于 9-11-01 运送到双子塔进行引爆。

巴尔又名摩洛克，路西法，撒旦。随意选择它是想要大规模谋杀所有人类的同一个邪恶的灵魂。作为做他的“肮脏工作”的回报，他奖励那些允许他通过给予他们难以置信的财富、名望和权力来夺走他们灵魂的人。这就是名为“出卖灵魂”的秘血契约。

可萨黑手党 (KM) 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秘密议程现在由《今日退伍军人》的戈登·达夫 (Gordon Duff) 首次公开披露。我们现在知道，比比·内塔尼亚胡在 2001 年 1 月 11 日对美国发动了核攻击，并将其作为可萨黑手党 (KM) 的整体议程进行。

握住你的椅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秘密，它解释了美国内部发生的很多事情，所有这些都是由以色列和可萨黑手党（KM）造成的，它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美国政府和社会机构。

现在，由于迈克·哈里斯在他的脱口秀节目“The棍子的短端”在 3-10-15。

这些年来，我听到了很多令人震惊的内部人士的秘密，但这个秘密真的很重要，并准确地解释了以色列及其在美国的爪牙代表罗斯柴尔德可萨黑手党 (KM) 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把每个方面都搞砸了我们的生活造成经济不景气，大量失业和就业不足，大规模犯罪，酗酒和吸毒，搞砸了让孩子们哑口无言的学校，各种优生学计划，如公共水和牙膏中的氟化物，以及疫苗中的汞欺诈和猖獗的政治腐败。

此次采访正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当您考虑戈登·达夫（Gordon Duff）在任何地方首次公开披露的内容时，您会感到震惊。你会明白，比比·内塔尼亚胡是可萨黑手党 (KM) 的行动负责人，是 9 月 11 日下令和监督以色列对美国进行核攻击的人。

在这次采访中，戈登·达夫从比比·内塔尼亚胡与美国叛徒和其他一些间谍于 1990 年会面时的书面记录中披露了内容。戈登·达夫透露，内塔尼亚胡是与乔纳森·波拉德一样的克格勃间谍。我们现在知道，以色列最初是作为布尔什维克俄罗斯的卫星国而开始���，当苏联解体时，它非常不高兴。

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的芬克斯酒吧会面，这是一个著名的摩萨德酒吧。以下是他 直接从目击者目击并已 100% 完全验证的录音笔录中摘录的内容：

“如果我们被抓住了，他们只会用同样的人代替我们。所以不管你做什么，美国是一头金牛犊，我们会把它吸干，切碎，一块一块地卖掉，直到除了我们将创造和控制的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外一无所有. 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而且美国足够大，可以承受打击，所以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对我们讨厌的国家所做的。我们非常缓慢地摧毁他们，让他们因拒绝成为我们的奴隶而受苦。”

这正是罗斯柴尔德可萨黑手党 (KM) 自 1913 年成功渗透和劫持美国以来一直对美国所做的事情。 了解比比代表罗斯柴尔德可萨黑手党 (KM) 所说的话应该会让我们都感到愤怒并有动力去把这些邪恶的生物赶出美国，夺回我们伟大的共和国。

当 Bibi Netanyahu 提到神的旨意时，他所指的神是巴尔（也称为大猫头鹰或摩洛克），这些可萨人相信这个神要求他们通过不断的流血、痛苦的活人祭祀和大屠杀来崇拜他，如果他们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巴尔（又名路西法或撒旦），这样做他们将获得难以置信的财富、名声和强大的权力。当他们“出卖灵魂”时，实际发生的是他们的灵魂被夺走，变得没有人性或没有灵魂，并具有巴尔的特征，即他们变得越来越精神变态和邪恶。

比比·内塔尼亚胡正在讨论的是 01 年 11 月 9 日即将对美国进行的核袭击，当他提到“他们将取代我们”时，他指的是最重要的十二人圈，他回答了今天退伍军人自己的专栏作家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斯图·韦伯（Stew Webb）通过确定 12 名自称为“光明会”或“撒旦的门徒”的人中的 11 名向世界披露。这些人每半年在丹佛做一次儿童祭祀，在他们恋童癖后吃掉孩子的心脏，喝他们的血。

伙计们，我们必须将这些信息尽可能地传达给每个人，然后团结起来，将这些没有灵魂的巴力崇拜渣滓赶出美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将他们所有人绳之以法，并为他们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做出最终判决。

任何了解内塔尼亚胡认为美国人是资产剥离和屠杀的金牛犊的人都应该被激怒并推动社区组织，并通过联邦储备系统、AIPAC、JINSA、国防政策委员会对以色列在美国境内的间谍活动采取政治行动， CFR 等。

*

罗斯柴尔德 KM 在美国主要城市和欧洲其他主要城市植入了 25 枚核武器，以勒索相关政府。这被称为他们的 Samson Option，由 Seymour Hersh 首次发现和披露：

Rothschild KM 还从一名腐败的国会议员那里获得了一些 S-19 和 S-20 弹头，该议员被指派代表美国政府购买乌克兰 Mirv 以使它们退役。相反，他将它们卖给了以色列人，并与其他重要的国会议员分摊了这笔钱。

这是叛国罪，是可处以死刑的死罪。就在他们袭击美国之后，罗斯柴尔德 KM 告诉美国政府，如果政府拒绝允许以色列在美国境内建立自己的大型警察国家占领部队，他们将在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一些美国城市引爆城市破坏性大小的核武器，基于在以色列中央控制下整合所有美国执法部门和字母。

这支名为国土安全部 (DHS) 的新以色列占领军最初由双重公民和变态者经营。前国土安全部主任珍妮特·纳波利塔诺因对在国土安全部工作的男性进行性骚扰而被起诉，她命令将他们的办公室搬到男厕所。

双重公民叛徒迈克尔·切尔托夫（这个名字从俄语翻译为“魔鬼之子”）是建立国土安全部的犯罪策划者，与前东德斯塔西负责人马库斯·沃尔夫一起被聘为特别顾问并在他的任务完成后神秘地死去。

Rothschild KM 从未想过他们会因为 9-11-11 对美国的核攻击而暴露，但他们犯下了历史上最大的战术错误之一，并且由于过度的傲慢而夸大了他们的手，因为他们太容易成功了。过去的极端金钱权力。

很快主流美国就会知道，比比·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利库德党代表罗斯柴尔德 KM 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发动了攻击：

他们认为他们对 CMMM 拥有完全控制权，可以防止任何 IAEA 和桑迪亚实验室的秘密调查被公开给美国公众。

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因为现在 关于他们在 9-11-01 袭击美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真相正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布，即世界新的古腾堡出版社。罗斯柴尔德 KM 不明白的是互联网的力量，以及在互联网上发布和传播的真相如何与世界人民产生共鸣，并像野火一样以光速传播。真理正在向各地的群众传播。

KM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术错误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实际上注定了他们应得的完全暴露和最终完全毁灭。比比·内塔尼亚胡 (Bibi Netanyahu) 于 01 年 9 月 11 日下令继续对美国发动核攻击，这将作为 KM 最大的错误之一载入历史，并将被现在正在联合起来的世界指责为他们的暴露和破坏反对他们。

俄罗斯人现在泄露了爱德华·斯诺登给他们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桑迪亚实验室以及 Able Danger 文件。很快，所有这些文件都将通过互联网提供给所有美国人和全世界，这是无法阻止的。

俄罗斯高级军事指挥部和俄罗斯政府最高领导层的一些俄罗斯人意识到，正是同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阴谋集团将可萨人组织成布尔什维克，以大规模谋杀 1 亿无辜的俄罗斯人——而这些人想要回报。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确保罗斯柴尔德银行家将倒闭，这将使可萨黑手党从其无穷无尽的、有弹性的假币供应中斩首。这就是创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原因——取代美国石油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但与美国石油美元不同，该银行由黄金、白银和真实商品支持，不允许伪造。

CMMM 正在失败，大多数美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黄金时段的全国性故事，尤其是 30 岁以下的人群，他们从互联网上挑选事实并构建自己的信仰。

如此多的互联网用户现在拒绝 CMMM，以至于以色列人在 9 月 11 日袭击美国的真相每天都变得更容易相信。很快所有主流美国都会知道比比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摩萨德和双重公民对美国进行了 9-11-01 袭击。

📷

美国军事最高司令部知道，比比·内塔尼亚胡 (Bibi Netanyahu) 代表罗斯柴尔德可萨黑手党 (KM) 在 01 年 9 月 11 日命令他的摩萨德和美国双重公民使用核武器攻击美国：

现在正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各种深层秘密行动，以揭露罗斯柴尔德 KM 的无限弹性货币供应并将其斩首。

他们反人类力量的日子现在是有限的。秘密的、训练有素的美国小组被称为“核食蛇者”，现在正在努力搜索所有进入的以色列外交邮袋和货物；驾驶和飞越装有高科技伽马射线和氦 3 中子探测器的犹太教堂、以色列大使馆和摩萨德安全屋；并使用超高科技定制调谐和聚焦卫星来搜索任何储存的核坑，并努力恢复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以外世界任何地方被盗的所有核坑。

Michael Shrimpton 给 MI-6 的电话通知了这支超级精英团队，通知他们在奥林匹克体育场附近安置了以色列“城市克星”。这个电话错误地使他入狱。城市克星被“核食蛇者”回收，他们进入英格兰并回收并解除了一个大型城市克星的武装。可悲的是，军情六处想要引爆这枚核弹，以便为英国的可萨黑手党——他们在伦敦金融城金融区的大本营——获得更多权力，因为它一直在快速失去权力。

这些 KM 酋长的秘密名称是 Gog 和 Magog，尽管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俄罗斯的秘密名称，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是顶级 KM 的秘密名称，显然代表了他们最初的来源。

超级精英“食核蛇”的秘密团队随时准备部署到以色列，以防在大多数欧洲公司从以色列撤资后以色列崩溃，美国切断所有援助，以遵守美国法律。向拥有核武器且未签署《核不扩散协定》的国家提供援助是违法的。以色列拥有可从基于卫星的 Helium-3 传感器探测到的核武器，但从未承认过，也未签署《核不扩散协议》。我们都必须要求我们的国会和行政部门遵守法律，立即切断对以色列的所有援助货币和军事援助，并逮捕所有以色列情报委员会、JINSA、国防政策委员会、纽约“联合”的以色列间谍前线负责人，以及ADL 等

未知但怀疑大量这些被盗的核武器已经被追回。据知情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利库德主义者，以及所有以色列在美间谍战线的高级成员，如AIPAC、JINSA、国防政策委员会、ADL等，都传达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信息。

这是什么严重警告？如果内幕消息准确，这些人被告知，如果再发生一次以以色列为基础的假旗袭击，下令或参与袭击的人将被美国国家安全局追捕并消灭，与此类相关的以色列国防结构将化为尘土。

罗斯柴尔德 KM 历史的其余部分可能由您决定：

Rothschild KM 的未来很可能由 Veterans Today 的读者和 We The People 决定如果知道就接受。

因此，与您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分享这个故事，并将其传播开来。清楚这一点——除非 KM 能够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运作，否则它将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并被永远摧毁。因此，通过向所有美国人公开他们隐藏的历史来消除他们的秘密。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地收买和控制 CMMM 和包括学院和大学在内的公共大众教育，以确保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发现他们的秘密邪恶，它是如此不人道，如此杀人以致于整个世界都会联手对付他们，从他们所在的各个层面从四面八方攻击他们。

最大的问题仍然存在：可萨黑手党领导人对人类采取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和野蛮行为的真正原因是副产品还是先天或后天养成的？一些人认为，这种严重的寄生和大规模谋杀、恋童癖、儿童放血和儿童祭祀是由于有毒文化，最好被描述为恶性部落主义，其特征是偏执的群体种族优越感妄想。其他人认为KM的领袖是该隐的血统，即“该隐的孩子”，他们是魔鬼自己的，绝对没有灵魂或人类良知，而是像野兽一样的纯粹掠夺者——同时而 令人难以置信的两面派，就是能够把在 一个良好的骗子和一个漂亮的脸 在外面。也许这可能是两个因素。无论如何，现在是揭露这个邪恶的时候了，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恶。现在是全世界共同努力以任何必要的手段从现在和永远根除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

迈克哈里斯 是《今日退伍军人》的财经编辑、电台主持人、前共和党财务主席、亚利桑那州州长候选人，以及瑞士亚当斯国防集团的高级副总裁。迈克是全接触式混合武术的专家。他在这方面的长期专业知识为他赢得了很多尊重，并获得了“铁麦克”的绰号。 迈克是参加大马士革反恐会议的今日退伍军人小组的 成员 和宗教极端主义。迈克接受了大约 25 次电视采访，这些采访向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伊朗的数百万观众播放。在这些采访中，迈克强调并支持主旨发言人、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主席戈登达夫的历史性声明，即世界恐怖主义背后的真正问题是一个大型有组织犯罪集团。

https://youtu.be/J1WqQi1bEtg

https://youtu.be/YaxGNQE5ZLA

https://youtu.be/zze32ZEjt30

https://youtu.be/X_RSDqBn0bA

[independence-of-mind]

“逻辑课”被中国教育无视数十年，实在太不应该了！|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7-02-13

导语：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这种缺席也必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

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大、中学阶段，将逻辑作为一种必修的通识教育。但在中国，作为通识教育的逻辑课，已经缺席了数十年之久。

晚清民国，大、中学校多开设有逻辑必修课，很重视普及逻辑常识

“逻辑”一词，始于严复对“Logic”的音译。在近代史上，“Logic”还有过“辩学”、“名学”、“论理学”等意思更直白的译名。

略言之，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

科学研究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生随时随地之言（与人沟通交流）与行（思考、处理问题），都离不开逻辑。

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尤其容易沦为被他人愚弄的对象。

故此，自20世纪初，传统逻辑系统传入中国后，教育界即将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

晚清之际：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政科”三年须开设逻辑课（名学），每周两学时。1904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将逻辑课（辨学大意）列为“经学科”、“文学科”、“商科”的必修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逻辑学列为公共课程，共一学年，每周3学时。

进入民国后：逻辑学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或通习课目。讲授的内容，也超出了传统逻辑，如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开课讲现代逻辑（数理逻辑）。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熊十力、胡适等学术名家，亦将逻辑学深入应用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①

1930年代，苏联开启了对逻辑学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学校取消逻辑课。

受其波及，一批受苏联影响极深的知识分子，也于1920年代末开始掀起对逻辑学的批判。

艾思奇等人宣称要用“辩证法”来打倒逻辑学，甚至公开“宣布了形式论理学的死刑”。这场批判，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末。

这场“辩证法”针对逻辑学的大批判，虽然声势浩大，但因参与批判者的在野身份，结果并未能撼动逻辑学在大、中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张东荪、金岳霖等人，也尚有空间与叶青、艾思奇进行论战。②

1939年，蒋介石甚至还曾下达指示，欲聘请专家来讲授逻辑学，以改良公文的批示。③

五、六十年代，大、中学校的逻辑教学，两次遭受重创

苏联于1946年11月作出《关于在中学校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的决议，结论认为：每一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与自已相适应的逻辑，苏联必须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逻辑。④

1950年代中国大、中学校所教授的逻辑课内容，深受苏联影响。

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宋文坚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逻辑，则是在我国已有逻辑研究和教学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我国大学的逻辑课程。这种课程是给非理工学科开设的，叫作普通逻辑课。最先引进的苏联逻辑教材是曹葆华翻译的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195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苏联1945年以前有段时期曾取消了大学的逻辑课程，理由为逻辑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产物。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是1946年开禁后出版的，仍带有对逻辑的高压态势，……其批判多是无中生有或者根本错误。在逻辑内容上则是讲授传统形式逻辑和培根、穆勒的古典归纳，大致是延续19世纪的逻辑教学体系，因而这是一本内容落后、观念陈旧的逻辑课本。1951年出版的维诺哥拉道夫和库兹明合著的《逻辑学》的译本，为苏联高级中学所用，比较简明、讲述清楚、废话不多，但内容仍是陈旧落后的传统形式逻辑。很显然，逻辑教研室的老师们对这样的逻辑课本是不欣赏的。但即使不欣赏、瞧不上，也仍得以苏联这两本教材为范本。……苏联不改，我们也不能改。……以苏联范本为模式在我国培养的一代逻辑教师，逻辑视野不宽，长期不知有数理逻辑。其中部分人刻板地固守着这类模式不放。影响较为深远。”⑤

进入60年代，“十年动乱”中，逻辑学再遭重创。

据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倪鼎夫回忆：

“逻辑科学是重灾区之一。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组)被撤销了，学校里逻辑课取消了，专业队伍解散了。在各门基础课中，‘四人帮’不准老师讲理论推导和论证，污蔑这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是‘脱离实际’、‘故弄玄虚’，是‘回潮’、‘复旧’。

结果使学生只知道些现成的结论，不知道这些结论是从哪些前提推导出来的，只知道一些零散的感性的知识，不知道理论的论证。

所有这些极大地影响了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他们把逻辑工作者看作专政对象，给有研究成果的老专家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强迫他们去打扫厕所……”⑥

80年代至今，大、中学校的逻辑课经短暂复苏后，再度形同虚设

70年代末，逻辑课开始在大、中学校复苏。

1978年，第一次全国逻辑学讨论会召开；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1981年，教育学家张志公撰文，呼吁“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认为“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一些比较重视教学的高中和师范学校，专门开设过逻辑课，大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四十年代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普通中等学校以及中等师范学校，不再专门开设逻辑课，就连一般的高等学校和高等师范院校也没有普遍地设置逻辑学课程。这样，使得一般受教育的人，渐渐对于逻辑愈来愈生疏。这是不妥当的。”鉴于教材、师资匮乏的现实，张志公建议：“在中学普遍开设逻辑课显然是不可能的，……由语文学科明确地把逻辑训练和简要的逻辑知识的教学任务承担起来，是可取的。”⑦

类似的呼吁很多。也有一些效果。比如，高中语文课本确实一度增入了一些与语言运用、思维表达相关的逻辑基础知识。

但1988年，中学语文教材再次删除了有关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一些“专家学者”进而又提议取消师范院校课程中的逻辑学。

进入9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恶劣。

在很多大学，逻辑从必修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 —— 最典型者，莫过于从1998年起，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文件，逻辑被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程踢了出去。⑧

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吴家国如此总结：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逻辑教学走入困境。……主要表现是：第一，部分学校、专业的逻辑课被别的课程取代，开课面大为减少；第二，保留逻辑课程的学校、专业，有的减少了教学时间，有的把必修改为选修；……第四，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应考面相当大的几个专业（如中文、法律、行政管理等），把原已考了多年的‘普通逻辑’给取消了……”⑨

这种状况，时至今日，也未见改观。

逻辑课在大、中学校的这种命运，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场化仅是其中之一。

正如曾昭式所总结的那般：“目前，许多学校的逻辑课被取消，或者逻辑的课时量被压缩。这既有一些高校领导的责任，也与一些高校没有逻辑教师有关，甚至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支持逻辑的教学与普及。”⑩

数十年来，逻辑常识教育的缺席，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

艰深的数理逻辑，自然不必人人修学。

但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

这种缺席也必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

诉诸情感、诉诸传统、诉诸暴力……等背离逻辑的交流方式，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

很多公共话题的讨论，因参与者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常沦为无意义的互撕口水战，乃至发展成“用U型锁说话”。

较典型者，如讨论“中西医话题”时，大多数人浑然不觉“中医”与“西医”这两个概念的对立，在逻辑上并不成立 ——

以“阴阳五行”和《黄帝内经》为核心标签的“中医”，实际上应该命名为“传统医学”（西方“传统医��”里也有类似“阴阳五行”，如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土、气、火、水相生相灭之说）。

“西医”实际上指的是建立在多种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不存在任何的国家、民族属性。

也就是说：“中医”与“西医”的概念对立，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讨论时诉诸民族情感，在逻辑上更是错上加错。

在普及逻辑常识方面，殷海光的努力尤其值得一提。

殷早年师从金岳霖，去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

自1950年代起，即致力于向民间播撒“逻辑种子”、用逻辑揭破两蒋当局“用一切光明的字眼”包装起来的政场言论。

据林毓生回忆：

“殷先生在他的（逻辑）课上，常常拿生活上的具体实例来说明逻辑的规则，有时也拿官方的政策、文告来说明其不通（不合逻辑）之处。这样的方式，使他的课程变成让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殷先生讲课时，非常有条理，庄严而小拘谨，隽语如珠，灵光闪闪，……生活在威权体制之下，大家都深感压抑。在这样的环境中，殷先生的课程，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深具魅力，非常吸引人。”⑪

1957年，殷海光出版了一本以对话体写成的逻辑常识普及著作《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

这本六十年前的小册子，对数十年未曾受过正规逻辑常识教育的国人而言，相信仍会极有助益。

注释：

本文所谈“逻辑”，除非特别强调，均系指作为常识的普通逻辑，而非供科研之用的数理逻辑。

①曾昭式，《包容与拒斥：逻辑学东渐命运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P42-43； ②具体批判情形，可参见：《中国逻辑史 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P92-119； ③（台）“国史馆”藏：蒋中正电贺耀组日呈情报以十件为限并聘专家讲授逻辑学以利公文批阅，1939/01/13。数位典藏号：002-010300-00019-021； ④《国内外哲学问题讨论综述 1983-1986》，复旦大学哲学系资料室、上海第二教育学院政教系/编，1987，P110； ⑤宋文坚：《为学简叙》，收录于：《文化集思》，人民出版社，2013，P568-569。 宋认为：“列宁所说的逻辑，以及我国学者由而滋生出的另一类别的辩证逻辑根本不是逻辑，而是哲学或者就是思维的非逻辑研究”； ⑥倪鼎夫，《努力发展逻辑科学，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 在一九七八年全国逻辑讨论会上的发言》，收录于：《哲学研究丛刊 逻辑学文集》，《哲学研究》编辑部/，1979； ⑦张志公，《承担逻辑训练的任务是可取的》，原载《语文战线》1981年第7期； ⑧曾昭式，《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科学出版社，2009，P188； ⑨吴家国，《从传统逻辑到普通逻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P224； ⑩同注释⑧； ⑪黄晓峰，《林毓生谈殷海光》。

（题图：殷海光。在殷看来，普及逻辑常识，对造就一个良性社会至关重要。比如，尊重并培护言论自由，必须做到“就是论事”。意即：“只问是非，不问是谁说的。…无论赞成或反对，应该完完全全以论题为范围，而不旁生枝节。这是言论自由必需的态度和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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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想象力，曾在人们头脑中创造出层出不穷的自由幻象，激起一阵阵意欲改变世界历史的热情，如今却在利己主义的冰水里冻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平庸智慧。人们以更大的生活欲望和更小的政治激起，重新热爱平庸并容忍这个到处是缺陷的世界。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某种理念的对象化，当制度通过历史运动一步步接近其理念，逐渐穷尽理你那的全部可能性后，这种制度在理念的意义上才算臻于完美。 当一个人觉察到内心的矛盾时，他试图去掉这种他性。但更多时候，他性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在外部，附着在另一个人身上，这时，他者就变成了敌人。 社会主义者和左派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述为普遍真理，并以人类名义不断对资产阶级雷鸣般发出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指控，而资产阶级居然接受了这些指控——原因很简单，早在它成为资产阶级前，就一直处在非资产阶级文化的领导下，非资产阶级情感早已进入资产阶级的人格构成，而且在后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非资产阶级文化和情感通过教化在一代代资产阶级那里不断被再生产。 所谓文化领导权，实是一种给人洗脑的权力，它使别的阶级或阶层在政治意识上处于自我遗忘状态。 就历史运动而言，不管群体显得如何狂热和非理性，总受制于历史理性。这与群体的性质有关：所谓群体，是一个不受个人意志、没有个人面孔的庞大惰性存在，它几乎是从本能来感受历史进程的，其准确性，恰如千里迁徙而不失方向的候鸟群。而个体不管显得如何理性与冷静，通常是非理性的，受一己的情绪、偏见和喜好的支配。 对社会运动的分析，若拘泥于运动中的某些个人，而不将运动作为历史整体的一个环节，就等于吧历史阐述停留在个人品质或德行的层次上。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哪怕声称其历史目标是“中断历史连续性”的激进革命，都不得不从本国或世界历史上某些类似运动借取灵感和形式，仿佛其意图是要趁自己这代人还活着时，实现以前的社会运动所一再许诺却被一代代延宕下来的为大计划。对历史的借尸还魂，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有过一番讽刺性评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这也显出激进运动自身在历史合法性上的内在匮乏。 那架势，看起来到像是公社控制下的巴黎，可临了却证明自己和巴黎公社一样脆弱。 这说明老左派对60年代运动及其性质缺乏应有的敏感，拘泥于左派以前的群众基础和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为核心的革命理论。这导致老左派阐释1968年运动时难以自圆其说：一方面认为下层阶级已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体制，因而不再可能出现一场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另一方面，当1968年中产阶级大学生进行一场大规模造反运动时，又把它归于古典革命范畴，并据此判断成败。 如果说大学生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那么他们同样也是是理想主义的。总的来说，尽管受了很好的教育，大学生尚未建立起与成人机构的密切联系，他们的人生阅历上没有严酷到认可不完美的状况。他们的力比多还没有着落；他们与人类、被压迫者、穷人和不幸的人的认同能力比他们进入大学前和离开大学后要强得多。他们与所在社会的既定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接触是抽象的，将它们视为上代人灌输的条条框框，是权威施加的东西，而不是融合在他们自身经历之中并被这种经历所浸染的行为准则。 把一场大规模运动归因于几个“蛊惑者”的兴风作浪，似乎是在回避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此外，对一场历史运动仅进行心理学阐释，就等于把它心理化、非历史化了，仿佛是任性尚为。 人通过想象力来创造历史。单个人的想象力能塑造他个人的命运，但一个群体共同拥有的想象力则能塑造历史。一个人在街上喊口号，即便喊破嗓子，也只是一个事件，但当成千上万的人结队走上街道示威时，就不仅是事件，而且是历史。 就艺术而言，没有那个阶级对待艺术相资产阶级那样谦卑。它认为自己外行，不仅对“伟大传统”顶礼膜拜，而且对现代主义或先锋派艺术也诚惶诚恐，在妄自菲薄的自卑感中，把从印象派的画作一直到伪艺术家的信笔涂鸦统统算作艺术，高价收购，挂在客厅或艺术收藏室。 从这里可以看出禁酒的道德依据，其实是一种道德意识形态，支付和新教徒和农业州的利益。 “天主教徒不守安息日，他们跳舞狂欢，作为欧洲人，他们中多数人都饮酒，而且往往十分贫穷，因而普遍地被视为这个国家的稳定与道德健康的一种威胁。”对酒的反感，于是从一种宗教反感，变成一种道德反感，进而变成一种政治压迫。 因此，禁酒，就不是禁止一种饮料，而是在以道德的名义打击天主教、犹太教和新移民及其代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一场夺取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领导权的斗争。 盖茨比就是一个极其文雅、寡言少语、不爱抛头露面的私酒贩子，似乎对谁都无害。 如果说守旧派获得了胜利，那也只是立法上的胜利，而不是执法上的胜利。它在立法上目标过高，高得使它无力去实现。 这个社会想要相安无事除了两者择一别无他路：要么大家都对自己感到有危害的东西作些容忍退让，以换取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伙食生活在那种只允许没有人感到有危害的东西存在单一的社会之中。 这预示着大城市的消费经济学、多元文化、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在大城市取得了领导权，并开始向保守主义的腹地（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推进。 道德成了资产阶级评判艺术和生活的惟一立足点，而这样又使它成了艺术家最危险的敌人。 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能力，须以巨大的消费能力为前提。因此，必须有一种激励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一种不断提供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想象的文化，一种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来消除笼罩在消费欲望的内疚感。 上代人的期待，往往成了下代人的心理压力：他们从小养尊处优，既没有下层阶级孩子那种改变自身社会处境的冲动，也缺乏上代人坚韧不拔的意志。 他以身体语言告诉他那代人加缪以多少有些晦涩的哲学语言告诉他们的东西，而身体语言更适合十几岁孩子有限的理解力和无限的想象力。 在街头革命还没开始之前，他们早已在床上开始这场革命。 换言之，生活方式的革命成了文化革命的私人的和心理的准备，而文化革命将是生活方式的革命获得正当性。 这是资产阶级的隐私权、私有制、社会礼仪和文化自卑感的一种变相表达。 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一个热情的群体中，不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 在我的成长岁月，我一直是一个好男孩，但现在已很难确切定义什么是“好”。杀人好吗？吸毒好吗？群交好吗？或者，如海明威所说，凡是只要感觉好就好呢，还是只要它导向终极的善就好？60年代更热衷于群体犯禁，热衷于群体精神和群体团结，而不是群体违法。 革命意味着以一种规范取代另一种规范，而不是取消所有的规范。作为一场运动，60年代的狡黠之处（事后看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在于它以一种群体的方式肆无忌惮地侵犯社会规范，但又谨慎地停留在法律这一边，从而免受法律的严重惩罚，可以说是在规则与法律之间的模糊地带的群体冒险。 大概只有极权主义的法律才把群体作为法律主体，而以个人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仅仅在紧急状态下才偶尔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对群体进行制裁。 这就使它与社会的“法律和秩序”发生了冲突，但同时又恰恰因为它采取的是狂欢节形式，即口号、标语、粗话、讽刺、静坐、示威、象征性占领和象征性街垒站这些不致造成真正肉体伤害和痛苦的戏谑方式，法律和秩序对它也无可奈何。 具有狂欢节的一切特征：首先，它以一个群体的形象出现；其次，这个群体是陶醉的；再次，这种群体陶醉表现为对���会规范的放肆，而社会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如果说不是鼓励了这种放肆，至少也容忍了这种放肆。 一方面，“正当程序法”以一种严格而又繁琐的形式主义，限制、迟滞了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实质性宪法权利（自由权、平等权等）在文字上又显得过于笼统和简约，留下了宽泛的阐释空间。 涉及的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因素：对最高法院本身的支持，对言论自由本身的支持，以及这些支持模式的动态互动。 那可以说，造反大学生也具有文化领域和生活方式方面的新边疆精神，致力于在文化和生活方式开拓新的空间和可能性。 这些统计数字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参加示威次数越多，越不担心被捕和被学校开除。每一次参加示威，都是对法律的模糊地带的一次试探，若试探成功，则下一次参加者会更多，于是又进一步。 如果示威者因自身的厌倦感而使示威难以为继，那对政府再好不过。合法性危机反倒抛回了示威者一方。 法律的这种进退维谷，使政府只能处于无所作为的等待状态。在等待中，大众舆论和大众同情心可能会发生”偏移”，使公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和怨恨。但长时间的抗议活动又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是公众可能暗中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恢复秩序。政府与抗议者像两个非常有耐心的对弈者，都在等待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 这种干净、被隔开的美学方式处决一个人，会使行刑者的犯罪感得到缓解。我们甚至可以从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看到这种美学原则的影子。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往往是从枪响开始的，枪声使革命者对议会式道路失去了信心，转而求助于武装革命。可60年代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意识革命。他们在巴黎和芝加哥的街道上构筑一些军事价值的街垒，不是为了以其依托来对付政府的武装力量，而是为了营造一种浪漫的革命分为，满足对革命的大场面的想象。 传统文化价值依托于传统社会的基本感知方式，并被教堂、学校以及其他文化机构所强化。

不仅因为它局限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也不因为它固有的浪漫成分，他因为他的优秀作品表现出一种同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计算性、秩序性相疏离的意识和风格。 当文化领导权控制在统治阶级手中时，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构成一种相互支撑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合法性，而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保护伞。 他对天上地下什么都不尊重，却严守诗歌的韵律。 由于贵族实际已不可能恢复往日的统治霸权，那它的政治反动只具有象征色彩，但其文化反动无疑成功了，没费大劲儿就夺回了文化领导权。 原因很简单：首先，对大革命的失望引发的普遍的怀旧情感，为贵族夺取文化领导权创造了群众心理基础；其次，贵族人控制着大部分文化资源和文化机构；最后，正忙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资产阶级还没来得及考虑文化领导权问题。 金斯堡的朗诵会是一次象征性的弑父行为。把朗诵会安排在哥伦比亚大学，而不是格林威治村（那样的话就失去了“入侵”的仪式意义），是想对高级文化来一场出其不意的偷袭。 同时他们会对申请进入这些机构的人制定严格的标准，只接受与他们认同的人。罪名是他缺乏起码的文学鉴赏力（即权威文化机构定义的那种鉴赏力，它不承认此外还存在别的具有同等合法性的鉴赏力），以致危及传统的文学排序。 因此，“noble”不仅是一个身份名词（“贵族”），还是一个显示价值评判的形容词（“高贵的）”。当它被用作形容词时，就把贵族的一切高贵化了，因而就不可能出现“the noble noble”(“高贵的贵族”）这种表述。这会被看作同义反复。贵族于是成了“高贵”的隐喻。 尽管没有任何人类学或生理学证据证明贵族的头型比普通人更好，面孔比普通人长得更标准，身材比普通人更修长，体型也比普通人更瘦些，但“贵族”一词已隐喻化，也就和贵族的实际状况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在舞台上扮演王子哈姆雷特的演员一定头型好、长相英俊、身材修长、体型瘦削，要不就使观众对贵族的形象的期待落空，尽管莎士比亚暗示：哈姆雷特是个体型矮小，略胖的年轻人。 他来自无钱、无权亦无文化教养却也乐天之命的下层社会，但因手头有了钱，就开始不安于政治上的无权。它他的财产也没有使它跻身于有教养者之列，反倒使它失去了下层阶级的淳朴，显得更粗俗了。 菲德勒过于乐观的认为人们从此可以“摆脱高低之分及其隐蔽的阶级偏见来评判艺术的优劣” 但是当我们说到“评判”一词时，通常意味着我们暗中拥有一个参照系，因为没有参照系就无从评判，而参照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建构，它同样渗透了意识形态偏见。 文化史其实是一部选择史 60年代的造反者把反文化运动从校园引向街头，是要瓦解文化等级制得以维护的社会基础。 在马尔库塞给“高级文化"下的定义中,转高级文化是与技术、商业、工业、计算性和获利性对立的,即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也因而是浪漫的。从“是”,到“即是",再到“也因而是”,这一连串等式,以一种貌似连环递进的逻辑出现,但这种逻辑关系经不起推敲,实际是由阶级情感和阶级偏见勉强粘合在一起的:它预先把前技术时代的贵族文化定义为浪漫。 但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运动改变了这一点，使本来作为一种职业或者手艺的东西，最终成了社会优越感的来源，一种可以品评一切职业和人的道德—美学标准。 当贵族文化成为全民文化时，就会发生一种“意识操控”现象，全民都按照贵族制定的文化标准来看待和他人和自身，在潜移默化中将这种文化内在化。换言之，全民在想象力和判断力上都贵族化了。 由于移民来自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将某一特定文化传统作为普遍的文化标准据以评判别的文化，因此就形成了一种以个人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为特征的民主文化。 失去政治霸权的贵族，为了维护失而复得的文化领导权，其他如今唯一能积极行使的权利，将其作为看家本领的高雅之术，发挥到了病态地步，甚至不惜走向常识的反面，以致“高雅”之术最后竟被等同于“苍白”、“柔弱”、“消极”。反正，一切被视为资产阶级特征的东西，如心广体胖、精力充沛、脸色红润、积极进取等，都是庸俗的，而其反面则是高雅的，是贵族的标志。显然“高雅”在这里被当作了一种有效的政治斗争手段，拿来对付资产阶级。正是这种强烈的政治意图，才导致“贵族气质”、“绅士作风”蔚然成风于资产阶级统治时代，而不是贵族自己的统治时代。 这种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于1833年断送了伦敦的顽固子弟作风，于30年代掀起了大学教育论战，于1845年终结了天主教牛津运动，试图进一步夺取把持在贵族手中的文化领导权。 在戴维斯·基迪的一次反对《教区学校法案》的演讲中被陈列出来： 不管向劳动阶级穷人提供教育这个计划在理论上有多么冠冕堂皇，在实际中它对于他们的道德观和幸福可能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将教会他们瞧不起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教会他们成为农业生产或其他注定要从事的行业的好手。教育非但不能教会他们服从，反而会让他们变得偏激和难以驯服，就像在其他的制造业国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教育将教会他们去读一些煽动性的传单、邪恶的书籍以及那些反对基督教义的读物；会让他们对上级不恭，并且用不了几年立法者就有可能发现，必须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对付他们，并派驻更多的军队去协助地方的治安。不仅如此，如果该法案或者通过，它将会给国家带来大到无法计算的一笔支出，并且会使产业界负担更重的赋税。 不管基迪如何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贵族地主这一角色，因为国民教育运动只会损害地主的庄园乌托邦，而要维护这一乌托邦，就必须使下等人继续愚昧下去，保持那种乐天知命的幸福状态——这样才能保持贵族地主的幸福。 “文化”不一定以启发国民的心智为己任，因为他暗中执行的是一项愚民政策。 是徒劳的，它无法逆转知识的这种民主化倾向，因为越来越现代化和规模化的英国工厂需要大量受过基本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男女工人，因此保守派在反对中产阶级的工业和下层阶级的骚乱时，也反对机器，如阿诺德所说，“对机器的信仰乃是困扰我们的一大危险。” 在资产阶级教育家眼中，牛津和剑桥并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学，而是贵族文化机构。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内心对贵族文化仍有挥之不去的崇拜感，因为他当初就被教导成这样，受文化和心理上的惯性的左右。 在文化上他把英国社会划分成三个阶级，是为了分别在道德和文化上贬低他们，而这样做就是在坚持某种并非不带偏见的道德和文化价值标准。 阿诺德的这种厚古薄今的态度的基础非常脆弱，因为当他说到“希腊文化”时，往往把他它等同于希腊。换言之，他是通过希腊的艺术来理解希腊的，因此就暗中对希腊进行了美学上的净化。在这里，历史被美学取代了，这正如早先的浪漫派和后来的唯美派的一贯风格。他们缺乏一种严肃的历史兴趣，或者说这种对历史的兴趣往往对被美学和政治的兴趣所取代。 真正的古希腊可能并不那么优雅和宁静，至少，战争、权力、争斗、饥饿和奴隶制是其日常状态。这就像古罗马，当后来的艺术史家流连忘返于已成古迹的大大小小的环形斗兽场时，他们一定会被某种美学情感所震撼。然而，从历史角度看，斗兽场无非是野蛮的标志。对每某些人是美学的东西，对于一些人来说却可能是另一种东西。 阿诺德对英国文学的学科建设的作用就显得非常奇特：他对文学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英国大学对文学教育的重新认识，但另一方面，他对古典语文学的注重又妨碍了“英国文学”的研究。挟着古代和外国的巨大名声，“文化”赢得了一场领导权的斗争。“英国文学”，尤其是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和下层阶级读物的当代英国小说，仍无缘进入牛桥的大门。阿诺德先生死死地把守着大门。 阿诺德的“文化”曾试图承担这一角色，但由于它是古代的和外语的不仅要求历史知识还要求外语知识，因而是下层阶级够不着的东西。换言之文化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其目标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但与语文学上的美学现在开始服务于道德常识即通过磨练人的美学敏感性来获得道德敏感性。 学术 = 脱离实际 英国文学研究进入牛桥并成为一门学科科学学科的历史，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开始进入牛桥的历史，这种从边缘向中心的突入会构会对构成中心的那些脚定通常是被弥合得似乎天衣无缝的阶级偏见提出挑战，然而不能夸大这种挑战的能量，实际上当英国文学进入牛桥后，他向外的能量就耗尽了，很快转向自身内部，并越来越以一种高深的莫测高深的冷淡的学科外衣来保护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学科阵地因此当小资产阶级英国文学学者进入牛桥后，就以反抗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劳动大众的形象出现，从而分享了牛桥由来已久的排外主义。 基于前面几章的论述，现在可以勾勒一下这场革命的复杂的政治地层图，最表层是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阶级冲突，第2层是中产阶级孩子反叛中产阶级父亲（代际冲突，第3层是60年代反叛，50年代（时代冲突，第4层是东西海岸地区，大城市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叛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小城镇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地区冲突第5层是资产阶级清除自身人格构成中的非资产阶级因素的革命（心理冲突，最深层是资产阶级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首，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阶级冲突。 贝茨说60年代以后，青年一代在政治上变得冷漠和50年代不相上下了，他将其归因于右派势力卷土重来导致的政治高压，不过与50年代不同，70年代后的政治冷淡，更多的源自60年代反文化运动，本身当这场运动，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利器，瓦解传统文化等机制和生活方式时实际也从源头瓦解了自身的政治热情 任何一种政治热情，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都发端于绝对的主义的政治理念，一旦绝对主义本身遭到怀疑，热情的源头也就枯竭了 资本主义体制并没有在60年代的运动中瓦解，恰恰相反，60年代拓宽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空间和容忍空间，使体制本身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把一切异己力量容纳进去 后现代文化之所以难产生归属感，是因为它确立了一种不同于前现代的感知方式，归属感是一个心理-历史概念，它隐含的意思无非是归属于某种古老传统信仰或土地的感觉，有归属感的人内心有一种稳固的身份认同，时刻感到自己与一个固定的文化群体息息相通，是共同体的一份子。 柏林说：我们之所以应该遵循这些教育学说原则，并非因为他们产生美德，幸福，正义，自由或他们是由上帝教会国王议会或某一普遍认可的权威所决定，也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好的正确的，并且因其正确性而对所有人是有效的，相反，他们之所以被遵循，是因为这些假体是我的群体的价值，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些价值就是我的民族的价值，这些思想感情和行为过程是好的，正确的，我通过使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服从于他们，并使他们那块与我的思想与行为而达到完满和幸福 后现代人所感到的归属感的缺失可能恰好说明后现代人在情感上的非后现代性，即传统的文化，宗教习俗和土地意识，虽在意识层面瓦解了，但悄悄移入了潜意识层面，并在那里暗中发生作用：它们仍可能无意识的成为后现代人批判后现代的一种尺度，一种视野。在这种意义上，归属感就是怀旧感。 美国黑人试图通过寻根的方式来治疗他们的种族遗忘症，获得自身的identity。艾利森写下这些话是在1952年左右，从那以后持续的十几年的黑人民权运动，以使黑人成了看得见的人，路丁路德金所说的一等公民，但代价是黑人性的部分丧失，因为一个黑人不可能既是美国公民又同时保存保持完整保持黑人同一性。 假若说传统是一个不断生成，融合和积淀的过程，不是一种业已关闭其可历史可能性的静止状态，那可以说人们时刻处在传统中，所谓无归属感其实是脱离某种静止状态后出现的，失重的晕眩是短暂的不适应。 我提出的那个轴心原则其实是三种原则的综合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原动力，民主自由合理性，把资本主义体制区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4层面，以民主自由，合理性作为4层面绕轴运转的原动力，就能提供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的一种可能的画面。在几百年间资本主义进行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以激烈的方式夺取了经济和政治大权，并以一系列不那么激烈的方式来巩固与获得的权势，在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控制领导权，他们按照非资本主义的原则运转，与别的层面也形成一种紧张的碰撞的局面，导致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内部就一直冲突不断，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彻底颠覆了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古老的等级是轴心原则，使资产阶级获得了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导权，也就是说使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两个一直与资本主义体制不合拍的层面双双归于民主自由合理性原则，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不是相逆部分，只有在这种历史前提下，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从7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向右转，它已经没有了对立面，因此古典政治学的制衡原则也就相应的失去了社会基础。 对奢侈的追求，经常是把奢侈视为一种精神和文化品位，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是个人显示其社会优越感和荣誉感的方式。 对奢侈的追求，刺激了资本主义市场，但他并不一定就是享乐主义，他有时甚至是一种为凌乱的东西，并不特别强调肉体的享受，甚至会给肉体带来不适。对奢侈的追求经常是把奢侈视为一种精神和文化品位，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是个人显示其社会优越感和荣誉感的方式。摄政时代的贵族们之所以把自己的身体弄得那么不舒服，是想以此显示对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精神优越感对身体的关注并没有导致身体的享乐主义相反他成了一种禁欲主义 不表现为使用价值，而主要表现为象征价值，以此作为地位荣誉的标志，这就导致了其交换价值高的不同寻常 我并不是说工业烟雾是美的，说一个东西美或不美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与这个东西本身无关，而与判断美或不美所依据的特定的价值参照系有关。 在一个普遍富裕的消费时代，奢侈既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就难以成为社会优越感的来源，等级制的社会基础遭到了毁坏，必然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文化领域的等级制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纷纷瓦解。 因为文学作品与其说是那个时代的现实状况的客观反应，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某个特殊群体的内在渴望的象征投射。 人类每往前走一步，在获得一些东西的时候总会失去一些东西，对资本主义来说，民主和合理性致力于形成一种中等品位的自由生活，一种普遍的参与。 搁置价值判断。 价值中立。60年代的革命并不是要废除传统价值，而是把传统价值作为可供个人选择的无数种价值之一而不是唯一，这正体现了这场革命的民主性和自由性，换言之社会不再选择一种特定的价值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的放任政策与经济层面的放任政策和政治层面的广泛参与政策以后如出一辙构成了一个同质的同心圆结构。 工业烟雾只有在美学之外的意义上说才是有害的，例如它损害了环境和健康，但这不是一个价值评判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有待技术性的解决 我并不是说对注册和编号的反感，请英语越来越不方便的通奸，它实际代表了浪漫派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共联系过的，穷于应付的社会，封建户籍制度被取消，使大量自由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而教育的民主化又几乎使每一个人都成了能写会读的识字者，不仅如此，商业的交往、异地上学或工作等等，再加上交通的便利，造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流动，实际是每个人都被植入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倾向于刻意保持价值中立，倾向于从技术层面，有效性，而不是从价值层面，原则性，来解决问题，微博把工具理性，可计算性，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 如果60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要进行一场关于价值本身的斗争，就有可能陷入于己不利的困境，因为价值是个人主观判断，因人而异，不可测定。 自由和民主是工具理性在生活世界的实现，是因为他们恰好是成本核算的表现即自由和民主能够给资本主义带来最大的利益。 这都可以在人类学上找到实力，而不不同社会实行不同的婚姻制度，与这个国家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的成本核算有关，是符合特定功利的行为方式与美德无关，美德只是强化这种制度的表征手段，或者说是使其合法化的手段。 1848年的马克思过早断言资本主义的制度空间已经变得狭窄不堪，只能靠小修小补来勉强维持下去，及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端，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借助运动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此处呢，马克思低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死回生的作用。 境遇主义和享乐主义分别成了大众和贵族的道德哲学，他们的合法性基础是社会等机制。 境遇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敬酒会的女士们以及教会人士都声称自己是爱国的，但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他们是国家的灾难，因为他们强迫公民节制消费，使商品堆积如山却不能化作利润，并因此导致工厂减产甚至停工，导致大批工人失业，如果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听人说禁欲主义是有害国家经济的，而享乐主义却能拯救国家，并使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是一种爱国主义，那他肯定会困惑不解。 理性的革命力图将成本压低在最低程度，因为革命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日后的重建。 一旦思考，就会危及革命的正当性问题。 专治政体，建立在权力高度集中而不是权力相对分散的原则基础上，强制性的剥夺了一部分人，通常也是大部分人的基本权利。而他拥有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利，特定的专制政体的建立总有其历史合法性，但当专制政体的合法性当初所依赖的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已不存在时，他的历史合法性就随之失去了。此时他必须面对一些抽象的被普遍认可的正义原则的质问，而他却再也找不到为自己的存在的合法性辩护的人，这个时候专制政体会成为一个被大部分人所深恶痛绝，必弃之而后快的制度，他的群众基础不复存在。 苏联之所以在70年代后开始面临合法性上的危机，是因为西方60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的造反运动比文化和道德领域带来了一种相对主义气氛，也就间接的瓦解了左派乌托邦道德绝对主义的基础，使人们不再相信左派的神话。 西方中产阶级重新获得了曾经狂妄与左派之手的文化领导权，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再现自己，并将这种世俗利益穿上普遍道义的外衣。 建立和推广：领导权控制在知识分子手里，而知识分子不是以说服而是以重复来影响普通人，这通常不是理论，而是宗教发生作用的方式，理论依靠理智，而宗教依靠信仰换言之宗教，通过反复出现的隐喻，形象、象征和布道来感动。 它是一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革命，从形式上看它与既定的政治和经济层面的通货膨胀，例如大量的选票和大量的纸币非常相似，不止一个批评家使用通货膨胀这个经济术语来描绘这场革命的特征，即大量的口号，标语，脏话小册子，滥交，庞大的人群和无数次的游行等等。 一个层面是他不断把业绩因素无害化并要求更多的一端，结果逼得反体制分子向订单不断的供货商那样忙于制作反体制商品。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把一切道德词语换成了价值中立词语，而压剥削和压迫的现象在后现代社会被转移了。 实际上贵族和无产阶级分别控制着资产阶级时代美的美学领导权和道德领导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从语义把全球化还原成了西方化。所谓的全球化，无非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全球化，是西方资产阶级向全球的扩展，但全球化的理论家却再一次以全球化这个虚假概念来替换西方化，掩盖了其中的权力关系，这样西方话就成了一个无罪的过程，因为他以整体的名义全球来掩盖局部的西方的利益，从而获得了整体概念，通常会有的那种合法性。 西方民主社会。显然这个西方法治社会的称呼不具备多大的召唤力，民主就不同，很难说民主它具体指什么，因为它主要是一种理念，是一个政治乌托邦，能够立即唤起政治革命的热情。 东德人把越过柏林墙逃向西方看作逃向自由世界，当他们进入西方自由社会并获得了自由后，却发现这还是一个市场社会，这就如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黑人从奴隶制的南方逃到自由的北方，发现自由了，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自由劳动力。 词语替换是为了去掉以前的词语中所包含的历史痕迹，只有当资产阶级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才可能对词语进行大规模的替换。但中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似乎并不十分稳固，他在历史中处处发现于己不利的东西，因此他才以新词汇来取代旧词汇，试图以新词汇把自己从历史中拯救出来。 他们在现实之外构成了一个与现实无关的假想事情，一个看似客观科学价值中立的世界。 下岗下课等同于失业。 诸如教育模式上存在很大问题的话，比如说知识的意志性和抽象性，还有知识的死板性，这些是我们可以改变并且应该改变的，但是我们不能取消我们对竞争的强调，因为这是他们对制度的依托感的来源。

#想法不错

[jekyll-hong]

摘自《五四运动史》

辛亥革命后，虽然皇权的倒塌提高了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都还离传统的方式不太远。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且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地服从权威，服从武装势力，服从传统的伦理和政治教条。

在这段期间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习俗和制度的最大挑战，就是以自由主义、民主、科学等观念出现的西方思想。

美国是近代中国正式派遣留学生的第一个国家。1909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帮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到1915年，在美国专科学校及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已超过1200人。留美的中国学生比较注重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胡适就认为教育才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础。

1901到1906年间，留日的中国学生人数急剧增加。1906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已经有13000人。

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和汪精卫在北京组织了留法俭学会，还在北京、上海、天津和保定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1914年，鉴于留学生中有些是工人出身，俭学会将计划扩展为“工读”运动。1915年，勤工俭学会在巴黎成立，目的是帮助穷苦学生找工作来维持他们的留学生活。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和领导人物，不少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

1916年，寺内正毅出任首相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有了转变。当时日本的经济正面临空前的战时繁荣，资本过剩。财务大臣胜田主计提出了所谓的“菊分根”政策，即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的支根。该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1917年至1918年间给段祺瑞的“西原借款”。

因有日本的经济支援，北洋政府越来越“亲日”。1918年，双方秘密协商“中日军事共同防御协定”；5月，留日学生开始集体回国；20日，2000多名学生游行请愿，抗议政府签订这项协定。学生们到总统府前，要求公布协定内容，并加以废除。总统冯国彰亲自出面，保证“政府不曾做过、也不会做违反国家利益的事”。

学生运动影响了为数不少的商人，他们也随后举行了许多公共集会，拍电报给政府，指摘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势力）休战。这标明新知识分子开始与其他社会势力（新兴的工商业者）合作。

1919年“五四事件”的近因是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理。1月27日，日本代表在全体会议上宣布：英、法、意三国曾在1917年2月和日本签订秘密协定，保证战争结束后“协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28日，日本代表更透露了北洋政府先前和日本的一些秘密协议：济（南）顺（德）和高（密）徐（州）铁路的借款抵押和关于处理山东问题的换文。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形之下，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失败了。德国在山东所有的利益都转让给了日本。

4月，消息传到北京，学生组织包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社和共学会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最后通碟的四周年纪念那天）举行民众示威大游行，由北大、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和法政专门学校领头。

5月1日，北京《中国时报》刊载了中国代表的报告：“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2、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民众开始怀疑北洋政府的官员多在出卖国家利益。3日，北京商会发电到其他各城市的商会，请求他们的支持；国民外交协会更派代表谒见总统徐世昌，请求他下令给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拒绝签字。留日学生救国团也给总统发电：“宁可公开决绝，亦不愿屈辱求生。”

面对民众压力，北洋政府却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镇压骚动。有鉴于此，3日下午1时，国立北京大学张贴了一张通告，召集所有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举行临时会议。当晚7时，有1000多名学生参加会议，11时，会议决定在4日下午13时半召集所有北京的大专学生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问题的民意和决心。

应该指出的是，大多数的学生和学生代表都无意在预定的游行示威中发生暴力行为。这次临时会议是由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人主持，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

4日下午1时左右，3000多名学生纷纷齐聚在天安门前广场，参加游行示威。他们代表北京13所大专院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文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

游行队伍前是两个举着五色旗的学生，后面接着是一副富于讽刺意味的挽联：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與、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泪挽” 在游行中，学生们分发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由罗家伦起稿），上面说明了本次游行示威的目的：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  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除了传单之外，还有用布或纸作的白旗子，旗上用中文、英文或是法文写着标语。游行队伍很有秩序，没有任何蓄意使用暴力的征兆。

游行队伍经中华门到棋盘街，再东转到东交民巷（西口），受到了警察（巡捕）的阻拦。东交民巷的捕房说除非得大总统的同意，才能准许游行队伍入内。通过数次电话以后，四个学生代表进入美使馆去见公使，发现公使不在。随后，学生又派出代表六人到英、法、意三个公使馆，因为是礼拜天，各公使也都不在，只有馆员接见。此时，军警已围住东交民巷的入口，企图强迫学生退后。在失望和压力之下，学生变得懊恼和愤怒。队伍中忽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于是游行队伍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

约是下午4点半，游行队伍到了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曹宅，曹宅大门紧闭，有四、五十名军警守卫。直到此时，游行还未真正的失去控制。学生们要求曹汝霖出面解释与日本订结密约的原因，但警卫置之不闻，进而迫使游行队伍退后。这使得学生们异常愤怒，他们大喊“卖国贼！卖国贼！”，不少人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旗子。突然，有五个学生爬上围墙，打破窗口玻璃，跳进了曹宅。曹宅内的警卫被学生们吓住了，没有抵抗，任凭他们打开了前门。就这样，大批学生涌进了曹宅。学生们在曹宅内未能找到曹汝霖，有些激进的学生因失望而愤怒地放火烧屋。躲在地下锅炉室内的章宗祥听到有人放火，急跑出来向后门奔走。混乱中，学生误认章是曹汝霖，把他围住撕打。

在当时那种情形下，警察的态度相当温和，保持着一种“宽厚的中立”。直到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带着人来镇压骚乱时，才在现场附近逮捕了几个，又沿街逮捕了一些，最终有32个学生被押到警察厅。

最初，总统徐世昌本不坚持要严惩学生，教育部在傅增湘总长的领导下，也想要妥协和安抚学生。然而，这种态度不为安福系及其他亲日分子所接受，他们要求封闭北京大学、撤换校长并严厉处置被捕学生。

5日9时，所有有关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派代表请求各大专校长和教育总长向总统请愿释放被捕学生；且不达目的，绝不上课。当日，学生对各省督军及省长发有公函，同时也是对社会各界说明“五四事件”的真相和游行罢课的目的。

5日下午，14所有关的大专学校校长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他们应负责保证被捕学生的释放，事后他们应当辞职。除劝告学生保持冷静外，他们还通电各省教育会，请求他们联合一致反对政府逮捕和惩罚学生。

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单位联合所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永久组织。同日，北京总商会开会决定会员拒绝购买日货，主张断绝中日间一切工商业关系。

在抗议日本侵略和亲日官僚的旗帜下，学生运动受到不同社会团体的支持而发展成为一种无形的联盟。在内外压力之下，7日上午，被捕学生全部保释出狱。8日，北京学生停止罢课。

8日晚11时，蔡元培收到解职通知；9日上午，蔡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学生和教授们看来，蔡元培被迫辞职是政府对他们的公开打击。10日，保释出狱的32名学生被地方法院提讯。11日，两名在街头演讲的学生在清华被捕。 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同时上辞呈。15日，总统下令免除傅增湘教育总长之职。

18日，北京18所大专学校的学生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在19日进行全体学生大罢课。并用“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的名义发给“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公团、各报馆”一个“罢课宣言”。同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上书大总统徐世昌，作六点要求： （一）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的交涉和约决不可签字 （二）惩办卖国贼曹、章、陆 （三）挽留傅总长、蔡校长 （四）政府撤去对学生作猛烈压力的措施 （五）向日本抗议5月7日的留日学生被捕事 （六）在上海重开自5月15日暂停的南北和议 罢课活动从19日开始，所有北京18所大专学校的学生都拒绝上课。20日，全市所有的中学也加入罢课。

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于5月18日、20日及21日三次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镇压所有学生的反日活动。接着，日本集合战舰，沿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及其他港口巡弋。

在这种威胁之下，北京政府开始使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21日，步兵统领李长泰被撤职，由王怀庆接替。2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出版的《五七日刊》被查禁。25日，教育部下令限学生三日内回校复课。

北京政府计划采用三种政策对付学生：派遣武装军警进入学校，干涉学校的行政；强制解散学生团体；派遣警察到各学校，强迫学生签名复课，凡拒绝签名的学生会被开除。北京的教员向政府抗议：如果政府采用如此高压的手段，他们将集体辞职。政府答应暂时取消武装军警干涉的计划，改为要求教员劝导学生回去上课。同时教育部也派员去和学生谈判。

为了避免引起与日本的外交摩擦，学生的反日宣传由大队讲演的方式变成个人或小组行动，而且推动国人购买国货。他们义务为中国工业家及卖国货的商人担任推销员。他们把城里的市场及生产情形作了一次仔细的调查，列举了80多家本国工厂和公司，可以制造代替通常从日本输入的商品。

6月1日，总统徐世昌颁布两道命令。一是称赞曹汝霖、陆宗與和章宗祥，说他们为民国立下不少的功劳；二是归罪学生纠众滋事，扰乱公安，告诫他们要立刻回校上课。命令下还宣布，学生团体如学生联合会、学生义勇队，一概封禁。

6月2日，七名在东安市场贩卖国货的学生被捕。北京学生联合会当晚集会，决定展开更大规模的活动。3日，900多学生上街演讲；下午，有400人被捕。至4日晚，政府逮捕了约1150名学生。5日早上，有5000多学生在街头演讲。北京当局已无法再拘捕更多的学生，只好驱散听众。

6月4日下午，上海学生联合会收到从天津拍来的有关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的电报，开始积极地争取工商界的支持。他们在街头激昂地演讲；他们访问每家商店，请求他们签字，答应罢市。6月5日，全上海大罢市！同日，上海市区的工人也开始罢工。

受上海罢市、罢工的消息所影响，北京政府在6月5日下午撤走了校园的所有军警。6月6日，来自商界、学生、工人、报界及其他社会团体的代表，共1473人，在上海县商会会馆举行了集会。代表们要求北京政府严惩卖国贼，否则罢市、罢工会继续进行；另外，为了表示抗议，商人会拒绝纳税。

罢工罢市火速地展开到其他城市。从6月6日到9日，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相继参与罢市。10日，沪宁杭甬铁路工人和轮船水手全体罢工。更严重的打击是来自天津的罢市、罢工消息，北京开始出现经济恐慌。

面临着这种危机，内阁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與的辞职。罢免的命令在10日对外公布。

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6月24日，政府训令代表团说，如果他们的抗议最后完全失败，就在合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很多社会团体，包括工商界、劳工界的人都一致谴责政府的行动。北京学生联合会要求总统更改训令；几百个来自不同社会团体的代表向总统请愿，在总统府前站了两日夜。在这种情势下，徐世昌总统于25日电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改变之前的决定，可是这通电报未能及时送达中国代表团。

6月28日，和约签字当天，在巴黎的留学生、工人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官邸和陆徵祥的住宅，阻止他们去签字。中国代表团最终一致决定，虽未经北京批准，但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同时，代表们向总统提交全体辞职书。

7月22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宣布所有的学潮停止。

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20日重任旧职。

在“五四事件”之前，中国期刊多是文言文的，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中最公式化的刊物是政府每月或每周出版的各种官方公报，内容充满了官僚气息。第二类是中小学校、大专学校出版的期刊，内容多是课堂作业或是陈旧古板的议论，谈论一些早已是陈词滥调的题目，如《汉高祖封项伯斩丁公论》。第三类是适合大众口味的杂志，什么问题都谈，毫无立场，也没有什么价值。最后是评论性的期刊，经常有发表的论文支持传统、提倡“国粹”。只有极少数的评论性期刊会注意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如《太平洋月刊》、《新青年》、《每周评论》和《科学》。可是在“五四事件”发生之后的半年内，中国约有四百种白话文的新刊物出现，这些新出版物几乎包括了新知识、新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期刊热”，在发展中国群众舆论和培养新知识分子方面，是划时代的现象。

除了新刊物的诞生，“五四事件”还刺激了旧杂志和报纸的改革。原有的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纷纷改用白话文，而且开始介绍现代西方思想和知识。在大城市，很多日报开始增加专栏或副刊来刊登新文学作品和讨论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

与出版事业同时快速发展的，是越来越多的新思想。在“五四事件”之后的一个时期里，怀疑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纷纷被介绍进来且加以讨论，传统的思想和制度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

“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是在“五四事件”以后的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把新文化运动看成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可以照亮一条救国的希望大道。很多有抱负的海外留学生纷纷回国参加这个运动。

1919年7月25日，列奥·P·加拉罕——莫斯科的工农苏维埃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一项中提议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所有秘密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无偿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和利益。这个电报直至1920年3月才到北京，延误了8个月之久。因为怀疑该电报可能是伪造的，北京政府拒绝就之谈判。但当中国知识分子得知这一宣言的存在后，新闻界及学生、教师、商人、实业家、工人、妇女等各种团体，都回应以强烈的感激。自1920年春后，中国知识分子比以往更关注苏维埃联邦。

“五四事件”之后的新知识分子分为四个主要集团：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国民党部分党员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左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学习及���传热忱日增，而自由主义者则关心对实际问题的适当处理方法。另外，自由主义者偏于避免牵涉入政治纠纷，主张应该由教育和文化运动来达成改革。相反，社会主义者和国民党则更倾向于政治活动，而进步党的立场则在两者之间。

新知识分子的分裂始于思想领域。左派分子认为可以根据某种西方理论，把中国的各种问题一下子都全部解决。而自由主义者却感到只有用各个击破的方式，逐一地解决问题。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而引发了新知识分子领导人之间的论战。这次辩论使思想开明，甚至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更加认识到他们应该避免空喊口号。

杜威认为：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在外表上看虽然非常具有政治性，但并不是政治运动。那是一种新觉悟的表现，是男女青年在受教育启发后的一种思想上的觉醒，以为必须有新的信仰和新的思维方法。

左派分子则大加强调此运动的政治性。陈独秀的看法是学生在“五四事件”中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采取有组织的行动，并且煽起了一个从开端就有强烈政治意义的群众运动。于是，陈主张知识分子应该采取各种行动，已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

国民党和进步党的领导人物也认识到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

梁启超认为政治运动在中国已万不容缓，因为第一，在人民没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的黑暗政治之下，根本不可能推行改革运动，就是文化运动的推行也不可能。第二，中国人民对政治太被动、太麻痹，要是没有政治运动来刺激，我们的社会改良就不可能有成果。第三，人民没有政治常识和政治兴味，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运动。反过来看，要是人民没有机会参与政治运动，他们的政治常识和兴味也就不会增进。第四，政治运动会增进中国国民协同动作的习惯、自觉心和自治力。同时，梁也认识到：一个没有言论集会自由，人民大多数都智识幼稚的国家里，扶植政治运动会产生下列危机：运动可能会被政客或政党所操纵，作为利己的工具；大多数人民的兴趣不够大，不会普遍参加运动；或即使他们参加了，也多是感情冲动，而非是理性了解。

孙中山得悉“五四事件”的消息后，马上就对学生运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觉得这是思想转折的一个契机，认为这个运动的成就将成会为完成中国革命打下基础，并将加强他反对北洋政府的力量。“五四事件”以后，孙在回信给上海、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学生时，就勉励他们投身于革命。因此，一大批曾经参与“五四事件”的青年，自1919年底起，被吸收进国民党。

“五四运动”的另一个硕果是将妇女从传统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五四事件”以后，女子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出席社会和政治活动。男女合校开始实行，妇女被允许在男校教书。妇女的就业机会开始增加，自由婚姻更为普遍。1921年2月，湖南女界联合会成立，提出实现妇女的五种权利，即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利、选举和被选举权利、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工作的权利及婚姻自主的权利。

“五四”后期，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中盛行。旧文明开始动摇，青年人梦想一个新的、光明的未来，但是社会、政府、学校却与理想中的相去甚远。这是一个充满挫折、苦闷、幻想和彷徨的时期。1921年夏，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创造社，他们的口号是“创作”。创造社的作品很快在青年中广泛流传。

“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抛弃旧传统并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五四”初期，个别解放是主流意识之一，新知识分子攻击保守的儒家学说，冲击经典的语言文学、暴露民族性格的阴暗面和旧习俗的缺陷，反抗旧式包办婚姻和家庭生活。

吴虞批判儒学的主要论点是，儒学主张传统的家庭制度，这是君主专制的基础；其伦理原则以“孝”为核心，这成了要人们无条件地对君主尽“忠”的基础。在他看来，儒家思想就是要消除民众的一切反抗或反叛的思想。这种忠孝一体、家国一体的思想，理所当然就受到了统治者、尤其是专制统治者的欢迎，被他们贯彻到了制度、法律、风俗习惯中去了。对旧家庭伦理的批判得到了青年学生的热烈相应，他们积极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

继吴虞之后，鲁迅对儒学的批判更加尖锐也更加有力。他将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发展到了整个传统社会与传统生活，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主张，中国人应当为自己而活着，而不是为祖先而活着。学习现代科学和西方知识比背诵儒家经典更重要。

“五四”末期，在中国历史编撰和古籍研究领域，出现了以顾颉刚、钱玄同、胡适、梁启超为首的疑古派。疑古派打破了对古史的不切实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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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化腾说：腾讯不发币，但错过新零售，就会失去竞争力

马化腾说：腾讯不发币，但错过新零售，就会失去竞争力 http://ift.tt/2oQ1oI2

3 月 3 日晚 19：30，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走入现场，接受了几百家记者的现场提问。

这是马化腾第六年参加两会。六年，共 30 份书面建议，马化腾坦言，在过去五年，他从原来只懂自己行业的知识，包括提的建议也都在自己熟悉的行业和领域，现在要到民生、社会各个方面去，要更加打开视野，去关注、关心，以及写成书面建议。“我觉得，人大代表的资格也是倒逼我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去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锻炼。”

马化腾今日表示，今年他向全国两会提交了八份书面建议。议题涉及数字中国、工业互联网、数字文化、金融安全、医疗健康、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他把这八份书面建议分为“一带五”，数字中国可以囊括工业互联网、数字文化、金融安全、医疗健康和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而另外两个则是继续建议他去年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概念和今年新加入的生态环境保护。可以说，数字中国就是现今腾讯着力宣传的新概念。

在接近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马化腾回答了共 17 个问题，涉及到工业、文化、金融、技术以及教育等领域。这次接受记者采访的问题比去年要少上一些，去年回答了有 30 个问题。

从去年，马化腾就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概念，今年他也继续在这个概念上建议，“现在各方还没有一个很好的顶层决策协商机制，我建议在中央层面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领导小组，各方负责人组成，最好是有更高级的人能够去领衔，促进大湾区发展。”

他提到此前和香港特首的一次沟通，“在出入境、人才流动方面，他们有时候会抱怨，港澳同胞到内地，看你们用微信支付很羡慕，很方便，他们用不了。”

马化腾会在一个问题上讲得非常有“产品逻辑”。他提到香港地区也有香港地区的问题，他们如今还没有 Fast Payment System（按照读音听打），所以用移动支付消费也是没有办法。

马化腾自己在很多问题上都琢磨过其内在逻辑——“港澳同胞，在国内的金融机构，以及网络服务方面，它的身份证没有办法像国内一样，你填完之后，我们后台有一个跟公安部的接口，可以核实你的身份证真伪，照片是不是符合等等。但是港澳地区没有这个系统，所以这是一个缺陷。没有这样的条件，很多服务是用不了的。”

他建议建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E 证通”，或者“E ID”这样的试点，让很多出入海关的人可以更方便一点。“事实上我们也在推动，希望能够去做，我们想这个是一小步，至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在很多建议上都遵循这样的逻辑——提出问题，解释其内在逻辑和阻碍，给出可行的解答方案。

腾讯曾经提到关于未来战略的两个关键词——科技和文化。马化腾在现场对于这个关键词进一步阐述，他说文化要跟科技结合，科技和文化是关联的，用很多新技术其实可以促进文化发展，例如 AR、VR、AI 等技术都是可以跟文化结合的，数字文化是未来的方向。

对外，腾讯的定位是“科技+文化”。马化腾提到，“从全球来看，很少有我们这样的公司定位，要么是纯科技公司，不做内容，不做文化产品；要么纯内容公司，可能与互联网科技不沾边。对于腾讯来讲，我们刚好两方面都比较强，这是我们新的定位。”

在采访环节，马化腾也回答了关于如今火热的“区块链”、“移动支付国际化”、“人工智能”、“新零售”等问题。

关于近期火爆的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马化腾也调侃起了“古典互联网”的梗。“区块链技术是好的，但在于怎么用，做 ICO 和数字货币这些会有很多风险，如果家家都在发币，会引发监管的问题。腾讯不会发币，并没有考虑参与其中。”

最近，腾讯和阿里在新零售领域动作非常大。马化腾则认为除了利用数字技术助力线下传统零售外，重要的是能够抓住数字化的机遇，能够把人、货、场景几方面全部打通，“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可能就失去竞争力。”

马化腾还在回答贵州一名记者的提问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腾讯现在正在贵州的两座山里挖洞，要打造一个全国最安全的数据中心。

腾讯大规模进攻新零售——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可能就失去竞争力

马化腾：大家知道在零售方面，腾讯把电商业务卖给京东之后，我们基本上不碰电商领域，完全靠投资。

为什么线下的零售最近动作这么大，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利用数字技术助力线下传统零售，能够抓住数字化的机遇，能够把人、货、场景几方面全部打通，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可能就失去竞争力。

但这里面有几个担忧，很多零售的企业也主动找我们，谈到这方面的担忧。原来零售企业和线上的电商是对立的，他觉得你抢他饭碗，是一个此消彼长、互斥的业态，所以过去这十几年他们就很悲观，基本上被线上的电商侵蚀他原有的份额。

但现在我们发现，传统零售和线上电商彼此间的融合开始了，已经不是互斥了，用户的体验真的是要线上线下整合，而且传统线下的体验是你没法简单用线上替代的，毕竟人作为一个实体，你总要生活在周边。

这里面就带来了很多的变革，包括现在的便利店、或者周边社区店的演化，我也发现很多人开始做创新了，也是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利用移动支付、移动终端做改造，包括后台货物的供应也是用 IT 手段改变原来大卖场的方式。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在变化，大家就发现，这应该做融合创新。

所以，很多企业希望我们提供一套智慧零售的解决方案。最近这一个月，我们内部成立了一个智慧零售战略合作部，能调动和主导我们各个 BG、事业部门的一些资源，能够打造一套为智慧零售和商业地产等整套的数字解决方案。

我觉得目前进展还比较顺利，需求非常旺盛，而且也看到了它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其实很多的零售企业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的定位是我们不做零售，甚至都不做商业，我们更多的方案是助力、赋能，我们提供一层很薄的能力，包括用户的连接能力、小程序、公众号、云、AI 等等都是为你们服务的，而且还跟周边的生态合作伙伴、开发商一起为你们服务，对我们来说没有利益冲突。

也就是为什么说去中心化，零售商包括商业地产他们所有数据是自己拥有的，他不会依托其他家，说那很危险，以后数据丢失的话他会非常担心。我想对于零售商来说可以理解，他愿意把他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是提供“水电”而已，就是这样。

区块链技术的看法：腾讯不会发币，并没有考虑参与其中

马化腾：最近区块链这个话题非常热，甚至有人调侃区块链之前的互联网都是古典互联网。

的确这是一个蛮创新的技术，但是怎么应用，大家注意，技术是好的，但是怎么用好这是另一个方面。如果做数字货币 ICO，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风险的，不是技术不成熟，如果大家都可以用区块链技术随便发行数字币，那会引发很多监管的问题。

现在数字货币虽然很热，但是我们并没有参与其中，我们不考虑说发个币等等，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比如说一些票据的认证，它实际上就是可以把实物，比如说现实中一个文件、一个票据，变成只有这独此一份，你抵押出去了和还回来，这个过程中怎么用数字化认证它的唯一性，其实区块链解决这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票据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文档、文件认证的东西是可以用区块链化来达到这个效果的。也就是说，一份文件是不可被复制、不可被篡改，而且是转移了就过去了，原来那个不会变成两份，过去传统 IT 是真的可以复制两份的，用区块链就可以真正模拟现实社会中的这种单据、票据的唯一性，所以它具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所以腾讯也在积极地探索区块链在各个场景中的应用，但是目前还是发展的早期，现在大家所有人都在盯着数字货币，我觉得先解决这个问题区块链才能继续发展。

移动支付出海：出去探索了一轮才发现，中国移动支付这么先进

马化腾：在海外，微信支付的发展还是比较广的，让很多国人在出境游的时候能比较方便地消费。但其实能拓展这么多的消费场景、实现这些便捷的支付体验也不容易，我们通过和世界各地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合作、业务整合，共同来拓展各地的市场。

微信支付最近也在加大海外拓展的力度。法国巴黎几个大的商场都已经可以支持了，包括春节的时候，如果有朋友去日本北海道，可以看到那个机场全部是绿色的，都覆盖微信支付了。

在中国人出境消费越来越方便的同时，海外也看中了中国人越来越强劲的旅游和消费需求。真正要做跨境支付的企业，包括在当地要申请类似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牌照的话，其实进度还很慢，难度也比较高。我们出去探索了一轮才知道，原来中国的第三方支付这么先进，境外是没有这样的优势的。

比如在中国香港地区，他们有一个新的金融支付系统在开发，本来说今年年中可以开发完，但又说年底，它落地后才能实现快速的在各银行之间转帐，而且可以实现比眼下更低的的转账成本。我们正在等待这些系统开发完毕后，加快在当地的支付布局。

比如在境外市场，我们在马来西亚申请了第三方的支付牌照，这其实是很难申请的。但拿到牌照之后，我们也发现当地很多基础设施还有待建设，有些银行无法提供接口。如果实现不了互联互通的话，很多进展无法进一步推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也在推动各个银行间的技术改造。这个工作并不那么容易，但已经越来越快了。

人工智能：AI 的通用还很好，先从垂直领域入手

马化腾：自从 AI、尤其是 AlphaGo 起来以后，大家才意识到深度学习威力如此厉害。的确，深度学习现在在很多的场合是完全可以落地的。

我们后台很多技术，比如说广告的精准匹配、个性化内容推荐，都采用了 AI 技术，可能大家感知还不太清楚。在未来的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在某些特定场景，就可以用 AI 技术，以低成本的方式来模拟一个大脑在后面进行管理，从海量的大数据里找出它的规律。通过 AI 技术，就像一直有一个永远不累的大脑思考、处置一些信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向。

当然，这个路还很远，现在 AI 都应用于一些专用的场景，而且要把这个场景划的足够窄、足够清晰，然后通过深度学习把它的特征、数据了解之后，开发成算法。我觉得先从垂直领域入手，AI 的通用或许还远，垂直方面我觉得已经有很多机会可以做了。

网络金融风险：平台自身的鞭策压力很大

马化腾：这个有很多的缘由，刚才讲的为什么网上出现很多违法营销、违法集资，其实大量地在微信的公众号平台，我们没想到原来是用这种形式出现的，所以当时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我们明明看到有的公号关注的粉丝很多，你看它业务怀疑是有问题，但是你没有证据，最后有些出事了，卷款逃走了，就有受害者他找不到人了，受害者说是不是你们平台也有责任，甚至到腾讯去问责，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虽然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但是毕竟在我们的平台这边出现，还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所以这方面给我们自身鞭策的压力就很大，这个事情不是跟我们无关，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不找出一个好的方法，平台的监管的责任是得不到落实的。

所以说我们关注这个事情是有道理的，因为真的是会被牵连的，所以说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初衷。 第二，我们自己在做正规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同时，如果像我刚才讲的，”你能贷到多少钱，我也来贷”，其实我们微粒贷是很安全的，但如果外部很多公司这样做，我们也是可能被牵连的，我们的正常业务也可能会被影响。 所以你想想，这方面我们怎么能不关心呢！谢谢。

游戏：不能一味的妖魔化

马化腾：我们推出了成长守护平台有一年时间了，最近刚刚过了一周年，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目前已经有很多家长在利用这个平台，和孩子们一起，在数字娱乐和网络游戏（包括手游）的过程中，探索如何更科学、有序、正面的去引导游戏，防止过度沉迷等。

任何东西过度沉迷都是不好的，一定要有一个把控，特别是未成年人的自控力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分层的、根据年龄管理的机制，也要有家长和平台的介入。

除了成长守护平台，我们还在在去年暑假之前，在我们最火的游戏《王者荣耀》上推出了一个健康系统，12 岁以下的孩子，一天只能玩一个小时，晚上 9 点以后就不能玩了。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新的措施，包括利用成长守护平台怎么识别孩子用小号玩游戏的问题，通过找出一些疑似小号给到提醒，让家长有更多的管理手段。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腾讯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张志东也非常关注这一点，他提过需求说，你们能不能聪明一点，不是一键禁玩了事，还要看到游戏的正面性，能够让父母和孩子用互动更好的方式来去管理这个事情，而不是一味用很粗暴的方式不给玩等等。

我们最近就做了一些尝试，前不久我还在朋友圈跟同事反馈，这个体验还需要改进。他的意思是说，家长和孩子定一个所谓的数字契约，我做到这样的事情，带去户外互动、做家务、学习等等，和你的游戏时长挂钩，履约了之后你应该怎么鼓励，而且还有好友，或者请几个同学、家长见证，任务完成后会有鼓励，这些就可以做的很有趣，把这个过程变的很生动，都可以用技术手段来实现。这样的话，比原来简单、粗暴的方式相比要柔和很多，因为从孩子的天性需说，还是要有互动。

现在腾讯也在开发功能游戏，在很多方面，其实是可以进一步发挥游戏的正向价值。比如说微信最近的跳一跳，也很多老年人反馈说觉得很好，防止大脑痴呆，他们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又简单。这类也属于很类似功能游戏的一种，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探索的，而不是简单的、一味的妖魔化。当然，不管理肯定也是不行的。

另外你讲到，越来越多互联网企业加入两会，参政议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现在的互联网企业已经不像十年、二十年前的门户网站、电商、通信这么简单，已经是生活化了，有很多 O2O 的场景。大量现实生活中的传统行业都已经纷纷触网，用互联网来做了，所谓的互联网企业范畴已经很大的扩大了，所以他们的参与大大地加大，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数字经济、数字中国方面的推动，很多政策、法规、建议都是跟这些息息相关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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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于中宁 赵瑜：中国是怎样落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

原文 本文写于去年5月，经过半年的犹豫，投给了《经济导刊》。经删节后，登于该刊今年第二期的“学术论坛”栏中，题目改为“从‘新欧美’影响看中国公平发展与社会主义方向”。 这里登出的是原文。原文1万4千多字，因为字数限制，登出稿为1万字，除一些政治性或刺激性删改外，一些过渡性段落和深入性段落被删掉了。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此稿经过许多经济学家审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完整保留了。感谢参与本文初审和终审的同志。 中国是怎样落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 于中宁 赵瑜 2015.05.15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在国内打击腐败，国际战略拓展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经济转型和社会治理的改革上却令人迷茫。改革的具体政策出台了不少，但缺少一个总纲，或者说，改革缺少一个目标明确，言简意赅的“大旗”，以调动和凝聚经济社会资源。 在我们看来，要提出新的愿景，总纲或旗帜，首先要对过去35年的改革进行总结，这个总结应该实事求是，符合大多数群众的感受和认识。 过去35年的改革，只能说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成功在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国际地位的大大提高；失败则在于，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得到了一个在改革之初我们并不想要的经济社会结构。 这个改革过程与结果，改革的收益与成本，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的资本主义发展有极大的相似性。100多年前的欧美社会，被当时的與论和历史学家认为是“强盗资本主义”，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则被广泛认同为“权贵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和欧美100多年前的发展落入了同样或相似的“陷阱”，如果欧美落入的可以称为“强盗资本主义陷阱”，我们落入的，经过委婉化后，可以称为“权贵资本主义陷阱”。欧美是付出了大萧条和世界大战这样沉重的代价后，认识到了“强盗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顺应民意，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才爬出了陷阱，我们是否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 近一两年，国际上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转而对中国持悲观态度，因为他们嗅到了社会上大量的不平不满在经济下滑甚至陷入萧条的推动下发生动乱的味道，这样的预期会变为���实吗？我们的路在何方？ 一、从两个共识谈起 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最好起点就是从社会共识开始，所有人都认同的“病情”是进行判断，追根溯源和找出解决办法的基础。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对所有事情都存在争论，但在一点上出奇的一致，存在共识，那就是无论左中右，上中下，都认为我们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我们得到了一个原本我们并不想要的社会，这个社会贪污腐败广泛而且巨大，贫富差距巨大，资源环境破坏巨大，人民生活基本保障差距巨大，道德沦丧巨大，人民的不满不平巨大，党和政府遭遇到空前巨大的信任危机，发展的“红利”被一个以腐败和掠夺为特征的新阶级所攫取。上述8个方面，我们将其统称为“巨大的社会成本”。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这个“新”社会，是以快速发展，社会成本巨大和形成掠夺新阶级为主要特征的。 这个社会被委婉地称为“权贵资本主义”，其实历史上对这样的社会早就有了一个为人所熟悉的称呼：强盗资本主义。对这个新阶级也有个人们熟悉的名称：强盗资本家。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有过一个大体上的共识，那就是，我们都羡慕20世纪末欧美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富足。以谷牧为首的访欧团的调查报告引起了领导层的震动，尽管对欧美的政治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其经济社会结构，无论是上层领导还是普通群众，在我们的内心是赞许的，改革开放就是以此为模板的，大量的干部去考察，大量的留学生去学习，结果怎么样，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们没有达到欧美今天的“此岸”，却到达了欧美100年前或200年前的“彼岸”。 为什么我们以欧美今天的经济社会制度为目标，经过30多年的努力，却得到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或强盗资本主义社会呢？我们两个广泛共识之间的巨大落差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怎么会走着走着在无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跌入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强盗资本主义”陷阱的呢？或者说，在指导我们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对此，我们的社会没有形成共识，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争论。 二、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坏习惯就是，把任何经济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并且不进行任何深入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仅凭一些简单的教条就下结论。 左派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坚持毛泽东的路线。这种观点的荒谬是不言而愈，不需要驳斥的。坚持过去的路线，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巨大的发展，我们就还停留在一穷二白甚至更糟的境地。 右派认为，问题在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建立民主和宪政，这种观点同样荒谬但需要驳斥。 在200年前，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我们称之为“双革命”后欧洲的发展，以及100年前，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的发展，我们今天的发展和那两次久远的发展有什么不同吗？ 答案是极其接近。我们都有一个快速的增长，但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都得到了一个强盗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个强盗资本家阶级。 在当时的欧美，这些巨大的社会成本带来了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动荡，带来的是欧洲从拿破仑战争直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连续150年的战争与革命，以及美国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美在发展之初早就实现了民主和宪政，但它们没有逃过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命运，而且他们的成本比我们高的多，因为它们都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萧条，动荡和战争，也没有逃过巨大的环境问题。 一个现实的实例就是印度，它也早就建立了民主和宪政，但它不但发展程度远低于我们，而且社会成本远高于我们，看看它的种性制度，贫民窟，妇女问题，土匪问题，农民起义，以及爬满人的火车，破败不堪的城市和街道。印度两面是海，风多雨多，气候条件远好于中国，但根据国际组织的数据，印度的污染程度高于中国。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民主宪政对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不是必要条件，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相反，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实例，证明在威权体制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东亚、东南亚和拉美。 迄今为止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在何种政体下，只要引入资本主义因素，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而所有这些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都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期望的良序社会。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独立后一直是威权政体，但较好地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和让大多数人滿意的良序社会。 我们在新加坡曾听一个出租车司机讲了他的故事。他的收入属于最低层之一，但他养活了4个孩子，两个老人以及他和他老婆共八口人，并供4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认为，关键是政府提供的低价和低息贷款的“组屋”，使他一家虽然拥挤但可以安居，并腾出钱来提供虽然紧张但可以应付的开支，因此，他和他这样的人都是政府的拥护者，每次选举都投执政党的票。 在某种程度上，战后的日本也与新加坡相似。 自民党在日本长期执政，其政治架构也具有威权性质。但正像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在其回忆录中指出的，由于美国在战后塞给日本一个在其本国都没有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以及日本自己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传统，日本的社会矛盾被大大消解，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公民福利的基本满足得以同时实现。 为什么我们如此愚蠢，重犯别人在百年前犯过的错误？我们的思考能力哪里去了？我们的结果能比他们好吗？ 三、社会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差别 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从来没有而且至今没有认识到，今天的欧美与100或200年前的欧美有本质的差别。 付出了巨大社会成本，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社会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形成了社会共识，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结构，逐步降低了社会成本。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对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的适当而严格的监管，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制度性倾斜和救助。 这种结构或制度，在经济学上称为混合经济，在政治学上称为福利社会，它们都迴避了一个敏感的词：社会主义。 有一个人不想迴避，这个人叫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将以下的这些经济政策都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医疗保障，职工健康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和弱势群体的补贴制度，小企业扶助制度，教育补贴，低收入住房等公共政策，产业监管，为保障上述政策而实施的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稅，以及专门的社会保险税，工会集体谈判权等，以及重要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国有化等等。 总体上说，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了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弱势群体社会化及国有企业制度这8大方面。这些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半社会主义的股份制规模化大企业实施的企业福利制度，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剥夺富人用以补贴穷人和公众，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主要哲学诉求是“公平”，这正是自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掘地派”以来历代社会主义派别的主要政策诉求，也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主要政策诉求，美国民主党在大萧条之后也转向了这种政策，弗里德曼称其为社会主义政策并没有错。 弗里德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也就是我们立为模板的那种经济状态，都实行了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因此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他甚至认为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过自由经济，欧美只有19世纪末一小段时间接近自由经济，而那段时间被欧美知识界称为“强盗资本主义”。 弗里德曼认为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自由经济也是符合历史的。英国君宪制断断续续出台过许多倾斜性和限制性政策；陆洲大陸在1848年后，各国政府普遍采取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尤以德国法国为甚，这是他们经济追上英国的基本因素。美国在建国初期，在财政部长汉弥尔顿的强烈主张下，政府也采取了强势态度，包括土地政策、银行政策等，美国共和党原本是继承汉弥尔顿政策的，只是在强势大企业出现后，才与民主党換了政治角色。 纵观整个资本主义史，从现实说，自由资本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从意识形态上说，只是英美的一种学术传统。 我们将弗里德曼所反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称为“新欧美”，而将弗里德曼比较赞赏的19世纪末的欧美称为“旧欧美”。 显然，弗里德曼的所谓“自由经济”，是企图改变“新欧美”的发展方向，将其拉回到“旧欧美”，他的所谓“自由”是强盗的自由，他的所谓“自由经济”就是强盗资本主义。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被严重误导了，我们被告知，“新欧美”和“旧欧美”是一回事，都是“自由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它们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 被误导的原因之一是，上世纪末，撒切尔和里根认同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监管政策和国有企业做了一些改动，税率降了一些，我们误以为它们回到了“旧欧美”，但实际上，变化只在局部，而且程度微小，而总的格局没有变。所以2000年弗里德曼回顾这段历程悲哀地说，今天的世界离社会主义更近了。 今天欧美的左右派，它们的区别仅在于程度上，而不在本质上。在西方现代社会，没有一个政治派别能够将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完全排除在自己的政策主张之外。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已成为所有现代经济的基本制度，对现代社会的公平公正起到了基本保障作用。而弗里德曼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不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出现了。 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当美国部分撤销监管后，金融危机来了，至今没能恢复，而这次如此大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完全在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新政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被倾覆。危机之后，欧美认识到弗里德曼主义的错误，正在建立新的监管，例如新的巴塞尔协议等等。 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的两个主要政策，就是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和气候变化协议，这是美国与欧洲社会主义政策的两个主要差距，民主党历来主张补足这些差距，以使美国赶上欧洲的社会政策。 也就是说，被弗里德曼称为社会主义举措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环境保护政策的一整套新政及其后续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和21世纪两次救了美国的命。更准确地说，它是用改变资本主义救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命。 社会主义的8大政策仅是现代经济结构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组成之一，如果加上全部政府开支和股份制社会化规模化企业创造的产值，以及或多（欧洲）或少（美国）的国有企业，那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已经占据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半以上。显然，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准确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了，正像马克思曾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长进”了社会主义，也可以说，社会主义“长进”了资本主义，虽然这个“长进”并非是和平的。 “新欧美”的这个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我们将其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它不同于强盗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在这个组合中，资本主义因素承担发展的效率，而社会主义因素则承担发展的公平问题，包括社会和环境的公平。 或者我们用比较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说，资本主义因素保障了“自由”，社会主义因素保障了“公平”。“新欧美”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和公平相对比较平衡的“新”社会。 社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平衡了公平和效率这两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从而有可能创造稳定的良序社会，并创造条件使社会在稳定良序的状况下，用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变化和进步。 显然，世界历史的发展冲破了过往的那些教条，它证明对于建立一个良序社会，降低发展成本来说，经济社会制度是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是大众所迫切需要的，而政治制度则是发展的因素，因为它是在精英中进行权力配置的，它只能随着大众知识和财富的增长而提高需求度。 四、弗里德曼主义带来的世界性危机 弗里德曼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破坏社会资本主义的体制架构，但它向资本主义偏转的这一点点，就足以给欧美带来重大危机。 在经济上，它使欧美重新步入两极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已扩大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强。两极分化的后果，就是经济危机不断，从80年代开始，欧美经济虽然摆脱了滞胀，经过垃圾债券泡沫，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后，终于引发了重大经济危机，至今尚未恢复。 弗里德曼主义不但引发了危机，而且误导延误了危机治理。 弗里德曼主义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的政策主张，这种主张的货币流向，是把货币政策超发的货币通过政府工程发到失业人员手中，再通过乘数效应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实体经济发展，它的本质是通过降低贫富差距创造有效需求，作用于实体经济。 在弗里德曼主义影响下，本���危机后，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的3万亿美元，绝大部分流入企业手中。由于失业和恐慌，中下层人民缩减了消费，降低了有效需求，致使企业虽有钱却不能投入生产性投资。于是量化宽松转化为流动性过剩，不断推高本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从而继续影响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则使虚拟经济始终处于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之下，一旦退出量化宽松，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财富将再次毁灭，经济危机将再度降临。 在政治上，弗里德曼主义近乎歇斯底里式的对政府行为的攻击，破坏了二次大战前后欧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共识，政治意识形态化，纷争不断，政府效率低下。 2007年暴发的经济危机，欧美经济学和政治学界都没有预见到，而且危机暴发至今已有八年了，阴影尚未退去。欧美知识界正在反思，有两本著作代表了这��反思的初步成果，一本是福山的“秩序与衰落”，一本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前者部分放弃了普世价值说，后者用数据推翻基本的经济学教条。 两者虽然无法动摇几百年形成的教条大厦，但他们受到西方知识界的热捧说明，怀疑的力量正在生成。怀疑的产生是因为过去的思想解释不了今天的现实，也无法指出未来的道路。这些怀疑虽然还只是一些分散的点，但它必将浸漫开来。这些怀疑再次证明：凡为人所创造，必为人所冲破。世界没有永恒真理，人类探索永无止境。 中国的改革开放恰与欧美弗里德曼主义甚嚣尘上同期，欧美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之后，受弗里德曼主义影响而发生偏离，中国则是在转型过程中，抛弃了大部分全世界都在实行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显然，弗里德曼主义对中国的危害远甚于欧美。 特别是，中国的那些弗里德曼主义信徒，他们那些极端的言论，就连弗里德曼都不可能说出口，例如：“富人养活了穷人”，“原罪不应被追究”，“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改革损失最大的是公务员”，“房地产商就是为富人盖房子的”，“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不够”等等。 一方面他们混淆假市场和真市场的界限，例如认为国有铁路定价和与权力密切勾结，基本上是腐败产物的房地产定价都是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则赤裸裸地站在权貴一边，为他们发声，并迫不及待地自称为“上流社会”，这种公开明确地蔑视中下层社会的言论，在“旧欧美”很流行，在“新欧美”早已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受到社会的广泛谴责而收敛了。 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说明，他们正是他们所指责的那种“无知又无耻的家伙”，而且他们的猖狂说明，他们已经沦为社会公敌。 但是，弗里德曼主义和弗里德曼信徒并不是简单的阶级现象，他们植根于深厚的理论背景中，这就是经济学。经济学是一种总结性知识，它不能提供预测和指引，而且经济学总结的是“旧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由于这个总结已经自成体系，因此它顽固地排斥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20世纪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已严重脱节。 实践已经对经济学提出了重大质疑。根据新的经济实践剖析经济学的谬误，是摆在全世界知识界面前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中国摆脱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思想前提。 五、经济学错在那里 历史证明，经济学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社会成本问题上，在道德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假设，例如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增等问题上都是不全面，部分错误甚至基本错误的。这些错误，大部分都来源于经济学的第一假设。 经济学的第一假设就是“看不见的手”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每个人都从利己的私心出发，就会产生竞争，而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摆平各方利益，从而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 这个理论至少存在5个严重不足。 首先，有许多先天或后天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人，例如残疾人、老年人、单亲家庭等，以及许多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人，如不具备资本能力的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边远地区的人等，竞争使他们的境况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变得更糟。对他们来说，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兽道”而不是“人道”。 另一方面，自由经济主张“优胜劣汰”，其本质是一种“优势经济”，价格自由配置资源会导致资源向优势一方集中，无论这种优势来源于经济的自然过程还是政治特权。经济优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会迅速扩大优势，在一代人之内就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正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和中国现今的社会现实。 巨大的贫富差距必然造成社会普遍的不平与不满，必然带来社会剧烈的动荡，甚至革命和战争。所以，自由竞争必然付出巨大社会成本。 其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励大量不法行为，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 有些破坏，例如伪劣产品，个人的辩识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健康和生命。经济学诡辩说，长期看，市场能够识别，但是正像凱恩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有些破坏，例如空气、水体、土壤的污染，以及对安全的忽视等，不但会造成巨大的公共灾难，而且治理难度很大，时间很长，成本很高。 还有些破坏，例如矿产和生物资源的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 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同样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第三，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产生大量所谓“道德陷阱”，这些“道德陷阱”在规模化、系统化、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中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效应，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 金融危机的源头是流动性过剩，我们以后再分析流动性过剩是如何产生的。过剩的流动性在网络泡沫上栽了跟头，然后涌入房地产市场，不断推高房价。在这种形势下，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犯了两个关键性“道德”错误，从而触发危机。 首先，贷款机构放弃了对还款能力的审查并实施零首付政策，放贷无条件。其次，投资银行对这些债务进行证券化处理，通过分割、打包再转卖或持有。这种分割、打包的实质是多次抵押，在实体经济中是违法的，但在虚拟经济中却成了“创新”。 金融机构的这两个错误建立在一个低能的常识性错误之上，这就是房价会长涨不衰。华尔街集中了美国最聪明的一批“精英”，他们的收入几倍几十倍于他们的工业同行，为什么顶尖精英会犯低能错误？ 一个解释来源于凯恩斯：因为他们也是“动物”，他们的“动物精神”使他们轻易跟从潮流。另一个解释来源于心理学：因为他们自认为足够聪明，可以在最后一刻将危机转嫁出去。第三个解释是制度性的：企业的激励制度只在乎短期个人收益。不管何种解释，都证明自利竞争与公众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可靠的扭带，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认定是不一样的，甚至南辕北辙。例如，有的人认为生命最可贵，所以面对侵略应不抵抗，当亡国奴比死了强，国家不应为军队花钱征税，也应该放弃那些有争议的土地和小岛；而其他人则认为，自由价更高，宁死不当亡国奴，因此需征税养兵。这样的竞争不可能达到平衡，满足每个人的利益，只能通过多数决策机制，满足多数利益，损害少数利益。 政府职能的本质，就是满足多数，并根据对多数利益的损害情况，分别采取倾听、压制或剥夺少数的政策。社会资本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收政策，就是公然的对少数的剥夺，虽然受到富人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却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永久的剥夺”。 第五，个人利益的总和并不一定涵盖公共利益，有些公共利益，例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航天工程、基础研究等，并不一定获益于当下，甚至一代人都不能获益。当下人的多数可能并不愿意为这样的价值支出，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能够认识到其价值，竞争甚至多数决策都不能支持这类价值，只能靠所谓“威权决策”实施。 还有一些利益，例如货币发行，通过竞争的办法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由一个威权机构，由个别人做出决策。这一点，连弗里德曼都承认，并驳斥了哈耶克货币自由的观点。因此，政府不但要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当下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并善于聚集睿智精英，来处理这些关系。 以上5个方面，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或不能很好解决的，必需由政府通过税收筹集资源，然后建立专职机构进行保障，补贴，监管，并做出决策。 这5个方面构成了经济运行的社会性成本。传统经济学没有社会成本这个概念，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科斯提出这个概念，用它涵盖传统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一直到“公共产品”这整个领域。但是，经济学始终没有将上述5个方面纳入社会成本范畴，展开像样的研究。 科斯分析了“外部性”中加害方和受害方的成本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而不是行政限制解决其中的利益得失。科斯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认清，有些“外部性”属“经济”领域，可以界定成本—价格，通过交易或法律辅助的交易解决，例如“牛进花园”；而更多的“外部性”不属于或不全属于“经济”领域，不能界定成本—价格，不能用市场交易解决，特别是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和环保问题，例如毒气、毒水、毒食品，紧急救治，救灾等等，以及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公平感所带来的社会动荡。 科斯对“社会成本”的扭曲，原因就在于他忘了他在30年代就提出的具有突破性的“交易成本”。例如烟囱排烟，并不仅仅是不舒服和补偿，很可能潜藏下危害生命的因素，而双方对此根本不知情，这里存在寻价缺失，也就是交易成本，因而达成交易的补偿不可能是公平合理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自斯密至今，经济学最重大的理论突破，因为它部分推翻了经济学的根基——“看不见的手”，或称为“市场有效”理论。其实斯密自己一手“缔造”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内在矛盾。 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了经济学的两个基础，一个是分工组织带来的高效率，一个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高效率。斯密对这两个部分都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尤其是没有勾勒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部分存在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竞争能带来效率与公正，为什么还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有领导的，按计划生产的分工组织？ 或者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既然市场是有效的，为什么这种有效性（假设它真的有效），从来而且只能建立在官僚的，有计划的，分工合作的企业组织之上？或者用带有哲学意味的话说，为什么市场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市场的无效性基础之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只能建立在“看得见的手”的基础之上？ 科斯认为，寻价和讨价还价是主要的交易成本，当这个成本超过了参与者的承受能力，他们就会寻找替代物，以有效节约这些成本。而“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也就是说，企业是市场竞争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替代物，就是因为企业能够有效地降低寻价和讨价还价的成本，在科斯看来，这就是企业的本质。 显然，科斯架起了斯密论述的两个经济学基本假设之间的桥梁，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市场都是有效的，肯定了有领导有计划，分工合作的制度架构的效率性。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成本就会内化为一个等级机构，这个机构可能是企业，为什么就不可能是一级政府呢？ 有些交易成本是通过市场寻价可以解决的；有些交易成本需要企业家的寻价能力解决，就形成了企业；而一定有些交易成本是市场和企业都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政府产生的原因。政府和企业一样，也必定有其合理边界。 政府的合理边界在于而且仅在于，它的职责是消除那些无法定价的社会成本，提供公平良序环境的，其中包括安全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在正常情况下，它不应扩大合理边界，干预它不应干预的事物。 显然，科斯的“社会成本”与“交易成本”有深刻的内在矛盾，科斯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而科斯主张的交易方式，除了“碳交易”这个非市场的政府间交易外，世界各国政府都敬而远之，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研究出能被接受的操作方法，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太高，太难于操作。 如果说斯密“看不见的手”悖论为经济学奠定的哲学基础是有重大缺陷的，那么，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为经济学奠定的技术基础也是不可靠的。 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了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 但是，马歇尔已经注意到他总结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差异。因为19世纪末，最早的一批规模化企业已经出现，这些企业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倾向。马歇尔研究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固形化，与新的经济现实无法相容，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希望后人在掌握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可惜，马歇尔的经济学后人出息不大。 其实今天我们被告知的经济学，并不是它创立时的样子。斯密在名著《国富论》中阐述了通过分工合作，计划生产的企业所具有的高效率，在“看不见的手”规则下运行的市场所具有的高效率，以及政府对提供公共产品所具有的职责，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他又阐述了同情心这类的道德对利己心的约束。 完整地看，斯密为经济学安了4条“腿”，这就是企业、市场、政府和道德。实际上斯密为市场规定了“边界”，市场只是构成“经济”的部分之一。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相互交叉融合而成为“经济”，显然，这才是经济学更坚实的基础。 但是，经济学后来的发展抛弃了3条“腿”，成了独腿怪兽。市场无边化取代了“经济”。交易成本理论的出现，本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使经济学回到斯密，但是，很可惜，这种可能被经济学利益集团扭曲了，阉割了，人们今天看到的经济学，仍然是200年前的陈糠烂芝麻。 此外，经济学框架主要反映和总结的是农业和小企业占主导地位时期的经济，20世纪的大企业，其命令性、计划性、合作性、福利性，以及其股权的社会化，与经济学基本理念相悖，面对大企业已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经济学理应与时俱进。 但是，很可惜，经济学的发展不像是一门科学，倒像是一门宗教，它的发展不是越来越复杂，而是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就剩一句话甚至两个字。这种简化就是为了易于宣讲及煽动起无知的膜拜，并使“教士”们获得权威地位，就像基督教曾经的发展那样。你能想象物理学的所有发展都为了证明牛顿的一句话吗？你能想象物理学家凭一句话就可以走遍天下吗？而这正是经济学和某些经济学家的现实。 六、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意义 在所有这些经济学的偏执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中国的误导最大。我们被告知，效率第一，经济快速增长了，公平问题自然解决了。这个误导被中国领���人普遍认可采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失误。 邓小平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胡耀邦关于矿业发展的思路和赵紫阳关于房地产改革完全市场化的决策，都是这个失误最显著的实例，今天，我们已经清楚看到这些失误造成的严重恶果：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而是成为骄奢淫逸并企图获得更大权力的蟊贼；矿业矿难频发，死人无数，不得不将其国有化，这个过程，英国在70年代就已经历过；而房地产，早已成了中国强盗资本家聚集的产业，它所引发的巨大不公平感成了政府的噩梦，并将像香港一样撕裂社会，使中国走向“失败的社会”。 为什么效率不能自动转化或提升公平呢？ 法国经济学家皮凱蒂在他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中用大量数据证明了资本的短期和长期回报率都远高于劳动回报，投资家巴菲特用亲身经历证明，资本的稅收优惠进一步扩大了资本对劳动的优势，这一优势的不断叠加并非如经济学所假设的，是一种合作博弈，即效率促进公平，而是一种零和博弈，即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其后果不单是不公平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而且是效率的自我毁灭，即巨大的经济成本。 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穷人的钱太少，不能产生不断较快增长的有效需求，转化为同样较快增长的生产性投资。结果，经济不得不靠别人的需求（出口），暂时不需要的需求（基础建设）和浪费的需求（政府开支）来支撑。另一方面，富人，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的钱太多，这些钱的大部分就会转为过剩的“流动性”投入虚拟经济。 过剩流动性投资的特点是，靠后来的支撑先来的，等到一个节点产生流动性毁灭，通常这种投资被称为投机。投机的结果是财富的毁灭——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得到好处。而之所以会毁灭，是因为这些过剩流动性本来就是多余的。 所以，财富的分配对于财富的生产具有决定意义，就像财富的生产对于财富的分配具有决定意义一样。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决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绘的，是一个单向过程。也就是说，效率与公平不可偏废，过分��调效率不但会损害公平，而且会损害效率本身。 经济学用简单的一组数字表达经济增长，叫GDP，中国的GDP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贫富差距转化为凡勃伦笔下的“闲钱”而成为过剩流动性，这些过剩流动性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转化为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从大蒜到房产到股票等各种物资和资产的“虚拟价格”上游荡。这些“有闲”资产对经济没有实际意义。 这个GDP只有正没有负，巨大的贫富差距被“平均”，所有的污染破坏，所有的社会成本都被看成是正发展。更荒谬的是，把纠正巨大社会成本的努力再一次作为正项计入。我们的国民经济没有损耗，没有折旧，相反，损耗和折旧被再次计入利润。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企业中就是造假，发生在国家就叫繁荣。 如果把巨大的社会成本计算进去，如果把流动性中的零作用和负作用计算进去，那么假如贫富差距能够降低，中国经济很可能用6%的增长率，就能达到10%增长率的效果，那种GDP要达到8%以上才能保证就业的说法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经济的效率性将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大大改善。这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经济不公平问题的经济意义。 GDP崇拜是所有经济学流派的共同特点，它的荒谬从来没有被纠正。也就是说，我们10%的增长率，如果计入社会成本的话，大约只有5%到6%，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发展质量计入，慢一点但好一点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6月15日发布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和后果的报告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将贫富差距称为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决定性的挑战。 报告发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本身具有相关性：如果提高收入最高端20%的富裕人群的收入，将令今后5年的GDP增幅下降0.8%；而增加最贫穷的20%人口的收入反之会在同期推动GDP增长0.38%。报告作者之一该机构亚太项目副主任卡尔帕纳·科克哈尔（Kalpana Kochhar）说： “尽管有多个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经济渠道，但从根本上讲，我们的研究发现将重心放在贫困和中产阶级实际上对增长是有利的。这就意味着终止贫困将推动整体繁荣。我们将是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这是一个有如此重要性的国际组织头一次用研究报告推翻经济学的现成结论，其意义的重大将在以后的历史中逐渐展现出来。 七、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 发展与公平是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结构或者说是良序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两翼或两个驱动“轮子”，任何偏废都可能发生坍塌而落入陷阱。 建国后中国的经济实践，前30年忽视了发展，后30年忽视了公平。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发展源于自己的经验，共产党就是靠高举公平大旗打下的天下；忽视公平则在于，当我们力图纠正忽视发展的错误时，由于没有经验，轻信了教条，使我们再次走了弯路。 邓小平对发展与公平的表述是一个发展性的思维，一开始他说“发展是硬道理”，完全没有提公平。后来他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为开始实施公平目标规定了一个时间表，就是20世纪末。他还认为，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没有实现公平，改革就失败了。 后一个表述把发展与公平作为先后实施的步骤，并把在富裕基础上的公平确立为最终目标。邓小平的这一表述与斯密是相通的。仔细分析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表述，他也是以是否能达到公平目标而赋予竞争，也就是“看不见的手”以合理性的。也就是说，如果达不到公平，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失灵”了。 资本主义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都证明，先发展后公平，或者说，靠市场力量通过发展“自然”达到公平，这个路径不靠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被忽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而且是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少走弯路，才能建立良序社会。 邓小平和斯密的思想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们都是在发展受到长期压抑的情况下，侧重于强调发展对发展与公平的关系进行表述的，这些表述具有突破性，对历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却未必是科学的、平衡的，科学的理论和决策应该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修正和发展理论。 中国经济面临转型，这个转型本质上是需要一次大刀阔斧的，小罗斯福新政式的改革，这个改革要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通过消除巨大的社会成本来获得发展动力和红利，反腐败就是这个转型、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步，这也正是反腐败具有巨大价值的真正意义所在。 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还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具体目标，也需要政治的，社会的和价值观的重塑。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改革。小罗斯福建立社会资本主义的新政改革历经两党历届政府历时半个世纪，被里根政府“反动”了一把，在小布什后期和奥巴马时期重拾势头，至今尚未完成。中国学习欧美的经验教训，应能更快更好地完成这个改革。

[cnbnews]

11月6日，北京保安（图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墙内各种监控高压政策下，知乎微博稍微传播点墙外资讯就要封号禁言删帖，连私人聊天敏感字都要被网警监控，中共的克格勃最近拉清单抓人抓的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也只是普通人也不敢印传单街上发肉身冲塔之类的行为，毕竟还有家人还要正常生活。

在网络上和小粉红的无止境的骂战也对反共没有什么用处，我说说一个墙内普通韭菜力所能及能作的一些微小的工作把，欢迎大家补充一些方法。

消费时尽量不要给中共吸血抽税，他要爱国买国货，我偏要买洋牌子，这些中国大企业哪个不是背后和红色家族利益勾结吸血？中国企业的工人加班时薪和社保交金大多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除以小时数来算的，工资线也很低，都在压榨中国人的劳动力，他们才是血汗工厂，相对外国企业来说人权和劳工保护薪资各方面总算还能过得去。

其他请各位补充

Onearticle

我们最需要的是人。越多中国人相信人权，相信公民权利，相信监督的重要性，越好。

我们不断被删帖。很多人被消失。中国最怕就是这些思想的广泛传播，他们最怕这些被大多数人知道。

我觉得现在最有用的，就是唤醒大众，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这要求我们：

1.创造有说服力的文章，视频，语音。能从各个问题反驳国内的宣传和教条。我们制作的东西，必须对一般老百姓有用，必须能说服五毛，让红粉难以辩驳。这就要求我们抛弃极端主义，向平和的政治光谱，向耐心的讨论，和深入的讨论靠拢。而不是浮于表面。我们有足够多的异议者。但是却没有很好的公民教育性质的项目。

我希望海内外网友能在这方面更加努力一些。少些无所谓的发泄和谩骂，尤其是自由派内部的互相谩骂。沉下心来做一些唤醒五毛的基础工作。这种关于公民教育的项目，工作最好是有组织的，有分工的。这样才能保证讨论的广度，内容的专业性，以及说服力。

2.我们需要保全自己。保全自己才能让他人被我们启发。我们都被消失，就意味着我们少了一个传播源。

3.中国共产党的垮台或者改变，单凭外力很难的。我们的声音必须触动系统内，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有反共倾向的人可以加入中共和官僚系统，甚至应该鼓励他们进入。为以后的时机做准备。这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在共产党内形成隐秘的改革派。在体制内，在军队里缺少改革派，如果不加以改变，将会成为最大的障碍之一。

中国民主派，目前在宣传能力上，和在体制渗透上都还远远不足。如果想要改变中国，大家要向这两个方向努力。

真支拙贱

楼主有这样的想法好好，我很支持。

你可以和身边的朋友聊天时候，多点给他们说一些普世价值，说一些中共媒体没有提及过的新闻事件，抛出这个话题给大家讨论。就算他们各执己见，顽固不化，但长期下来也会慢慢地接收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中共媒体宣传那样的。不过也请楼主要注意自己的言论，我上次参加朋友的聚会，由于我是支持黄之锋的，在餐厅的雅座公开说我对他的钦佩。一个粉红开始质问我是不是港独，我只不过是支持香港人争取自己的权益，以及同情黄之锋面对整个中共体制，他就报警了。警察局的警员来到，询问了一些情况，我说先表明我的身份，和我的爱国（大中华）立场。警员说这种事情没必要伤和气，还对着那个朋友的粉红朋友警告，不要闹事。

以上经历请楼主注意，总之我已经影响了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逐渐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他们的国家、执政党和社会了。思想上影响，是长久之计。

坂田英机

不在中国生孩子，不给共匪政权增添韭菜。

fb_china_today

去除极权是个系统工程，每个人都可以贡献。过有良心的生活，语言上可以闭嘴，但是绝不说谎。文化上坚持“去魅”（Disenchantment）用苏联政治笑话，大护法，哪咤那样的各种文化作品去除共产党的政治谎言。行动上拒绝配合，消极抵制一切共产党有关的活动（例如CSSA，千人计划）。

Rosakara

别自己也跟着一起去参与批斗那些还有勇气在墙内发声的人比如罗翔、方方等，做人的底线还是要守住的。

普通人最简单的就是不结婚不生育不买房，不给中共当韭菜也不给他们增加韭菜，还有锻炼身体，哪天真的跟粉蛆真人对线了就把他们揍趴下，反正这就是群欺软怕硬的垃圾。

中共青瓜供应商

最安全最好的做法就是影响更多的人去翻墙，甚至介绍他品葱这个网站。

不需要特别要求他反共，不要提过分的要求。国内人被洗脑太严重，很难通过“说服”而反共。

可以从youtube油管、P站等开始介绍他们说这些地方有好东西。慢慢地，他们自己就能发现更多的东西。

以下做法都没什么效果：

与粉红、水军、五毛等论战。他们要么拿钱办事，要么没有自己的观点，为了反驳而反驳，而且水平层次低，战胜他们毫无意义，何况你没办法跟他们一样流氓无耻；

当着同事、朋友的面说中共的坏话。通过说教的方式说服别人的效果很差，基本没有效果。

反驳朋友的亲共观点。这除了得罪朋友外收不到什么效果。

所以，请不要过分明显表现出你的政治倾向，在国内，你需要隐藏自己。隐藏自己也是保护自己的重要方法。

中共很强大，但我们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中共喜欢严打有组织的反对它们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要组织。我们既不闹事，也不生事，安分守己，好好做小老百姓。可是，我们悄悄地影响着周围的人——更多人翻墙，更多人知道真相，更多的人反对中共。一切都很平静，一切都很太平——量变会导致质变。中共喜欢打击英雄，可是我们不一定要当英雄。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这就是波兰模式，伟大的波兰模式，向波兰人致敬。

pinkman01

消极抵抗，具体如下：

结婚无所谓，不生孩子，不买房子和父母住，不买车子。

工作一段时间攒点钱辞职，一半工资换美元。

在家打打电子游戏，看看美剧，吃吃喝喝，经常性出国穷游兼度假，经常去东南亚，南亚国家逍遥，没钱再去工作赚钱。

家里不装有线电视，买国外VPN看看视频，献血捐款绝对不去。劝父母把一部分钱换成美元，不投资高风险金融产品和股票。

这些做法无风险，自己生活还轻松，而且很有效。不建议大家在墙内发帖传播，都是实名制太危险，没有可操作性，也要为父母家人着想啊。

当然有钱的话就两个字，移民。

hemene?

你为什么不趁着这翻墙的机会查一下709案件的来龙去脉呢？

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维基百科

你想指望这个国家有人替弱势群体说话，你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民生而不是指望着共匪倒台

可是现实是，关注民生的人，替弱势群体说话的人全部共匪被关进去了啊

所以不反共，还是人吗？

我是赵紫阳你也配姓赵？

传播如何翻墙

muhammad

不工作，不买房，不结婚，不生仔，不消费，全部出国消费和换成外币

荣誉非国民

偷税漏税，积极薅社会主义羊毛。有条件的话偷偷破坏公共设施制造财政压力。

kasbullana

我能想到的普通人对打击共匪能做的有这么些实事：

1、不生孩子，不给土匪新的人质

2、不买房子，不为土匪滥印钞票和土地财政买单

3、不交社保，不参加土匪的旁氏骗局

4、抵制国产软件、国产手机和电子设备，打击土匪经济同时，不为土匪的大数据监控系统提供新的数据

5、上街尽量蒙面戴口罩，买东西尽量现金交易，理由同上

6、尽量少持有人民币，钱尽量转外资银行，不行的话宁可持比特币，防止死后被土匪充公

7、坚持锻炼身体，家里适当存一定粮食武器，注意要用现金买

8、查明附近土匪政府机关及其附属幼儿园位置，实在走投无路我死也要多换它们几条狗命

Dragonegg7

对恶最大的打击，就是心里永远都坚守着善

嘿_习特勒

移民

呆呆加速师

在购物软件(如：淘宝、京东、拼多多)分享的图片中隐含六四信息。

aggie?

反抗很难，还是不配合吧。政府说什么就说什么，别被煽动跟风就行。例如朋友圈我也不敢出头主持正义，但至少可以不去转那些官宣帖。

Soleste

说实话，你买洋牌子中共照样吸得到你的血，进口税了解一下。而且中国资本已经无孔不入。

坚定信念，过好自己。

d6bb3e7a295

有机会的话开海外银行账户，然后给香港抗争组织捐钱，或者订阅罗冠聪和黄之锋的Patreon

ON5Y8emIb

当然是劝人移民，

有钱的劝去欧洲美国

中产的劝去澳大利亚加拿大

低产的劝去越南泰国

无产的劝去北非南非

只要你离开邪恶的支那国，你就迈出了反共第一步

congpinpin

给别人推荐没被审核过的国外影视作品，其实很多作品的价值观与国内都有矛盾的，包括迪士尼的作品。

增加政府工作量，政府要求做的尽量不去做，比如最近人口普查可以手机提交的，不要提交，等普查人员上门，假装不在家。

匿名用户3

不买房，不用毛票交易，不生孩子在赢国就是新时代的三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克己求同

非暴力，不合作。

lemontea

不入团，不入党。

mahjongatom

名牌大学毕业，读海外文凭，在海外工作移民。

逃离党国

我建议积极应对，学好英语，该赚的钱赚到手，该逃得税全部逃掉，不改逃的也逃掉，毕竟这些人手段你也看到了，你对付不了他们，就抓紧离开这个狗日的国家吧

kdxbt无所谓

不承认这个政权的一切，不使用其发行的“伪币”，用美元或中华民国正统货币。拒绝其颁发的各种证件，如身份证、户口薄、驾驶证等。绝不履行其强加的各种所谓的“公民应尽的义务”。对其组织开展的各种社会普查、调查、走访等活动采取不配合态度。

自由快乐

不要去当兵

时政高见

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你不想做革命先烈，肉身脱支是最好的反共方法。

王德成

最安全的消极不配合：

不婚不育，不买房。

不给党交税。

就算没办法肉身移民，也要靠签证长期留在外国。

赚的钱也不放到中国，钱也不在中国花，在当地国家花。

mtw1994ja五毛乱华

个人来讲要先抛弃共产党洗脑工程里刻到你灵魂中的思想

Dune98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施陶芬贝格说，当此乱世，唯有在上帝面前过有良心的生活。

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里，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做个自己心目里的好人吧。对小商小贩小保安打个招呼、开车遵守交规、少出恶语……不伤害自己的前提下，善待他人。

多看书。拓展自己的视野，善用大师们的头脑来帮助自己认识善恶和世界，清除共产主义对我们头脑和心灵的毒害。

Skyskysky

量力而为。

我觉得可以减少购买的中国货，看看有没有别国的替代品。

不要炒房。

发声支持敢在中国发出不一样声音的人，即使你不完全同意他们观点，比如方方和岳昕。——在安全的前提下

MrDemocracy

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启蒙身边的人减少无脑粉红的数量

Scandinavian Hellium

学习一点专业知识，自己改装大功率激光头，远距离破坏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

反组引力球去大一统

无论如何都跑不了那只能等变革，在此之前消极抵抗，不生育是最大的消极抵抗，有人说不用微信支付宝什么的那在墙内不现实，除非你真跑山沟沟里避世隐居，什么叫绑架，你想不用就能不用那就不叫绑架了

记者直击：纽约华人撑川普“因为他反共”

2020.11.08｜民主党的反共大将—南希裴洛西｜早安，快乐迎向每一天

川普打反共牌贴社会主义标签 拜登流失拉美裔选票

奥布莱恩将反共演讲整理成书 强调川普抗共政策

精彩片段》Miula:这些人非常反共...【年代向钱看】20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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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来源:品葱

原文链接：不想再键盘反共 在墙内可以怎么办？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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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闻

[cnbnews]

作者：燕铭时评

腾讯七千党员名单曝光 网曝上海190万党员信息 川普政府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赴美 袁弓夷倡议：把中共定为跨国犯罪集团

美国媒体报导川普政府考虑对所有中共党员和家属进行制裁后，腾讯七千党员名单曝光，有爆料人在网上披露了上海市190万中共党员登记名册。分析认为，此事显示中共内部有人在配合美国对中共党员进行制裁，希望从中共内部瓦解中共。

*上海195万中共党员名单外泄  

7月21日，网名为“总裁判”的爆料人在海外中文网贴出《上海市全体党员登记名册外泄》的文章。披露了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党产以及内含195万党员名单的机密档案材料。

爆料者称，这批庞大而定为机密（秘级为二级）的党内文件，详细记录上海当前所有党员的组织编号、姓名、性别、民族、籍贯、文化程度、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及通讯方式。

海外媒体大纪元根据相关连结，下载了两份EXCEl文件，其中包含上海市各级政府、机构，以及企业单位的共计1,957,239名党员信息。

记者通过上海市民核实了其中数人的党员身份和地址，证实文件中的信息属实，但有些据知是党员的上海市民名字并未出现在名单中，显示这一名单并不完整。

海外阿波罗网记者也曾拨打文件中所列部分人员电话，确认文件披露信息属实，因此判断泄露的文件内容可信度较高。

爆料中还引述了有关人士就所披露信息作出的5点问答：

1）问：这批材料真实的还是伪造的？

答：容量为150MB Excel的显示图文材料，字数达1.3亿之多，若蓄意编造、恶搞，其耗费的精力成本，不亚于撰写上中下三大本托氏的《战争与和平》。任何一个原籍上海的读者，或在沪有党员亲友的外省市网民，于查找的同时即能辨其真假：190万个条目信息，无一相同。

2）问：机密文件何以外泄，黑客所为？

答：中共机关内部的信息来往及文件资料的电脑管理，皆为有线相接，自成终端，与互联网根本隔绝；即使黑客高手作祟，也必须亲身进入上海徐汇区高安路19号市委组织部办公楼为前提，而中共内部的政治保卫严密程度为世界一流，例如组织部这一省部级机关的内部电讯监督，包括对部长办公室在内，只要办公大楼里有任何一台电脑运作，哪怕只插个U盘，中心控制室便记录在案，即时或随时可给予该机操作内容甄别。

3）问：既然材料上了互联网，我们怎么看得到？

答：https://mega.nz/folder/hJIGhCra#EUmGEZ7RDbcvTncWCPb03w

这是中国境外网站，可直接点入。

4）问：有没有病毒啊，不会是恶搞吧？

答：如果讲到现在您仍不放心，或许您本身是电脑行家，那可以不要enable edit模式，这不讲你也懂，即使文件含有病毒也不会被激活。其实，已经被网民普遍接受过的信息，就是没病毒的信息，毕竟那些认为中了毒便是中了奖的网民，为数不多。

5）问：下载后打开是否顺利？

答：该文件尺寸较大，用EXCEL打开比较困难，可搜索微软公司免费的 Power BI便毫无问题。有网民下载了zip文件，解压后得到两个xlsx文件（名册的第一、第二部分），并且用offic365成功打开了，不需要第三方软件。里面的信息很详细，确实是数据库文件转换而来的。

*上海公安局长龚道安落马 文旅部官员陈通调任上海副市长

8月18日，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落马。龚道安曾长期在湖北省政法公安系统任职。上海帮要员孟建柱任公安部长期间，2010年11月，龚道安被提拔为公安部十二局副局长，2012年10月升任局长。孟建柱卸任政法委书记前夕，郭声琨任公安部长期间，2017年6月，龚道安调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上海公安学院院长，随后在2018年1月兼任上海副市长。

龚道安是今年继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重庆公安局长邓辉林之后第三个落马公安高官，也是中共十九大以来第一个落马的上海副部级官员。

8月18日当天，文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陈通升任上海市副市长。

公开简历显示，陈通，1972年10月生，四川平昌人，是北大历史学系研究生；长期任职原文化部。曾任文化部文化市场司音像电影处处长、稽查指导处处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办公室（文化市场执法指导监督处）主任（处长）、文化市场司副司长，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副厅长（援青），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司长、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等职。

上海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政治老巢。中共十九大前后，习阵营人马先后出任上海官场要职。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强也是习近平的浙江旧部、前大秘。现任上海市长龚正曾在浙江任职，与习近平的旧部陈敏尔、黄坤明、蔡奇等人曾共事多年；有消息说，龚正是习近平亲信刘鹤的妹夫。

现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廖国勋是习近平亲信栗战书的贵州旧部。廖国勋出任上海政法委书记，打破江泽民上台以来，上海政法委书记一直由江泽民上海帮把控的惯例。江泽民侄吴志明曾任上海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前后长达十多年，被成为“上海政法王”。

习阵营人马廖国勋出任上海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旧部、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落马，成为习阵营清洗江泽民老巢尤其上海政法系统的最新标志性动作。

上海官场被新一轮清洗之际，上海195万中共党员名单外泄；背后是否有中共高层内斗因素，令人猜测。

*腾讯党支部超七千党员名单曝光

8月17日，大纪元报道，获得内部人士提供的腾讯公司部分党支部的党员名单，共七千多人。

��名单可见，腾讯党委对党员实行垂直管理，这些党员组织关系都在公司党委，分属12个党总支、116个支部，分布在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八大事业部。

按照部门功能划分的党支部有：社交网络运营党支部、云行业产品党支部、增值产品党支部、腾讯音乐党支部、QQ支付联合产品党支部、即通产品党支部、社交网络质量党支部、社交平台党支部、云产品党支部、在线教育党支部、互动视频产品党支部、即通用户体验设计党支部、音视频实验室（包括优图实验室）党支部、总裁办与市场投资购党支部等等。

有的部门存在多个党支部，如OMG有八个党支部，社交平台、数据平台部、微信支付有三个党支部，腾讯音乐、云产品、广州WXG开放平台基础部分别有二个党支部。

还有的党支部是按照地域命名的：杭州、北京、深圳部、天津、成都、武汉、合肥、西安等党支部。还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委员会临时支部。

大纪元记者从这19份名单文件中，统计出7723名党员。但是这些名单并不完整，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及其他一众高管都不在其中。

腾讯是中国大陆规模最大互联网企业。陆媒报导，截至2019年3月31日，腾讯有5.46万名雇员。

在意识形态上，腾讯一直紧跟中共。《南方日报》2018年引述腾讯党办负责人指，腾讯至今已成立226个党组织，共有10,962 党员。“我们工作的目标是确保业务发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这名负责人称。

马化腾也积极向中共示好。2018年6月初，马化腾与京东的刘强东身穿当年红军服，头戴八角帽参拜访延安照片在网络流传。

腾讯党委共有委员11名，腾讯党委书记郭凯天，身兼公司高级副总裁，主管公司法务、行政、安全管理等工作；三名副书记是分管公司信息安全管理、网络媒体、政府事务等关键业务的副总裁和总经理。

陆媒2017年透露，当时，该公司员工中有七千多名是中共党员，即23%的员工是党员。

腾讯党委还创办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第一本党刊——《腾翔》。2016年，腾讯公司党委还成为互联网企业中唯一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习近平与川普内外夹击江泽民家族“钱袋子”

7月31日，路透社英文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导，中共监管机构正在研究是否对（马云阿里巴巴）支付宝、（马化腾腾讯）微信支付展开“反垄断调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最近一个月多来一直在收集相关信息，但尚未做出决定。

消息说，调查这两家数字支付巨头的“建议”，是由中共央行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提出，而且央行的态度“非常��真”。央行称，支付宝、微信支付这两家非银行支付公司正在“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压制行业竞争”。报导说，蚂蚁金服、腾讯方面也已经获悉相关动向，正在积极游说，努力阻止调查。已有陆媒报导此事，并就此询问蚂蚁金服和腾讯，得到的答复是“不清楚此事”。

消息传到网上后，众网友对北京当局的动作表示疑惑，纷纷询问“这是几个意思”。根据网民们的讨论，共有几个可能的答案，包括：1、演双簧让外国对微信和支付宝放松警惕；2、中共杀肥猪抢钱；3、当局为推出央行数字货币清障；4、习近平收拾江家的支付宝等等。

8月6日晚间，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两道行政命令，将在45天后禁止美国企业和民众与腾讯、字节跳动进行有关微信、TikTok的交易。

在声明中，川普指责腾讯旗下的微信和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为中共提供渠道，获取美国人专有信息、掌握海外中国公民的情况，并为中共利益展开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并进行商业间谍活动。

川普政府官员担忧，微信不仅为中共政府提供了在美国境内收集数据和信息的途径，还会成为传播另类叙事和虚假信息的有力渠道。

*川普政府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赴美 袁弓夷倡议：把中共定为跨国犯罪集团

7月17日，有外媒引述知情人士称，“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赴美旅行。”

随后上海195万中共党员名单与腾讯党支部超七千党员名单相继曝光。外界观察，在中共内部似乎有力量在配合美国对中共党员进行制裁，并希望从中共内部瓦解中共。

美国对中共新疆官员及破坏香港自由的中港官员实施制裁后，多位评论人士都曾指出，美国的制裁会加速中共内部的分化瓦解。

香港实业家袁弓夷在当地时间8月16日于旧金山进行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共盗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中共50权贵家族借政权敛财，拥有高达10万亿美元财富。这些权贵通过高盛、华尔街之流再赚取高额利润，红二代、红三代到美国读书，受最好的教育，毕业后又到华尔街工作，而中国百姓就一直被压榨：

“这10万亿美金中，江泽民家族就有1万亿。”“整个架构就是，50个家族在最顶，操控下面的9,000万党员，最底层的就是被剥削的中国人民”“这不是国家，‘共和国’的意思是老百姓可以做主；在中国，百姓何时投过票？何时看到过国家预算？”

袁弓夷指，中共奉行马列主义、苏俄文化，盗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他在演讲中明言，面对这样一个政权，自己的立场不是反共，而是灭共，“反共反到我孙子那一代，都未必有成果，我要灭共！”

袁弓夷倡议：把中共定为跨国犯罪集团，并审判9,000万党员，不想和中共同流合污的人“可以退党，有退党机制，这不是问题”，但一天是犯罪集团的成员，都会被全世界通缉。

目前国际间有人提出“以共灭共”的口号，但袁弓夷并不认同。他在演讲中也提到这一点，并以邓小平为例解释说，邓打倒了四人帮，但又制造了六四惨案，“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一派打倒另一派，到最后还是共产党”，中共作为一个独裁政权，“没有法治，权力不受制衡，能不贪污吗？”

*全球退党中心推出在线办理“退党证书”服务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于8月18日宣布，即日起该中心推出“在线办理退党证书”的服务，方便广大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少先队的民众在线办理退党（团队）证书。

据大纪元报道，全球华人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大潮汹涌澎湃，越来越多中国及世界各地的华人认清中共本质，加速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同时，进入2020年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重拳出击抗击中共、制裁中共，中共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求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办理退党（团队）证书以证明自己与共产党切割的华人也明显增多。为因应这一变化，“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从即日起推出在线办理“退党（团队）证书”的服务，满足越来越多的华人民众办理退党证书的需求。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蓉8月18日表示，在这个全球声讨中共罪行的时代，华人朋友拿到一个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和中共罪恶政权划清界限的证书，这是一件令人心里非常踏实的事情。不仅对得起自己良心，也可以在申请移民或入境等时候，提供给相关政府机构，作为重要的参考文件。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退党（团队）证书”上登记的是退党（团队）人士的真实姓名，有其出生年月日及出生地，有唯一的退党证书编号，并有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落款、标志及退党中心主席的签名。

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全面深刻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恶、流氓本质，指出共产党是邪教、是反宇宙的力量，它的根本目的是毁灭人类，由此掀起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大潮。2005年1月12日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这个魔教在历史上对众生、对神佛犯下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并且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呼吁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中国人赶快公开声明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在退党中心或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2005年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成立，致力于推动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曾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可到退党中心网站或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退出，办理退党证书。

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的《退党（团队）证书》获官方认可。美国《移民与国籍法》（INA）把共产党视同极权主义政党、恐怖组织。该法第212条规定，共产党员不能移民美国及归化美国；在办理绿卡和入籍时，需要调查申请人是否曾加入过共产党，与共产党是否有联系。尤其是在上月传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入境美国，并撤销已发出的美国签证、驱逐身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这在中国人及海外华人中产生巨大反响。

（编辑：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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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江家为首50中共权贵拥十万亿美元资产 习近平与川普夹击江泽民老巢与江家钱袋子 机密文件外泄 攸关近两百万人命运 中共内部有力量在配合美国制裁行动从内部瓦解中共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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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闻

[cnbnews]

作者： 颜昌海

蒋介石（摄影：yi-hsin Lu /看中国）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国总投降的签字仪式于停泊在东京湾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各国代表登密苏里号战舰时，公推中国代表第一个登舰。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一登上密苏里号战舰，雄壮的军乐立即奏起，青天白日国旗冉冉升起。各国无数人群一齐肃立致敬。早9时整，签字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身份在受降书上签了名。其后就是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签字。以后才是苏联、英国等国的代表。签字的顺序也代表了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与重要地位。

领导中国人民坚持了14年之久的抗战，让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真正地扬眉吐气。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全世界值得骄傲和炫耀的大事，它结束了百年来中国受列强欺侮的尴尬局面，让中国在世界有了强有力的发言权，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所有列强强加在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均遭废除，而且《开罗宣言》谈判过程中蒋介石也一揽子地提出了解决香港、澳门等问题。蒋介石真正洗清了中国蒙受百年之久的奇耻大辱，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真正地站立起来了。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湾人民至今怀念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首先，清朝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是蒋介石光复的；其次，建设方面除了土地改革、9年国民义务教育及发展经济外，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政府刚迁台、韩战方酣的动荡之际，毅然推动地方自治，对台湾民主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蒋介石还支持妇女解放、废除养女制，对台湾的人权进步有很大贡献。当初若没有蒋介石保卫台湾，台湾可能已沦入铁幕，也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发达与教育普及。也许是冥冥中有所安排，台湾孤岛远离大陆，中间以台湾海峡为天然屏障，对台湾主岛构成了天然的护卫，使蒋介石得以努力以台湾为中华民族复兴基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精华得以在台湾保存，未受毛泽东发起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恢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军事及经济援助，并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自此，中华民国转危为安。蒋介石也加紧着手构建台湾的军事防御体系及政经体系。7月，蒋介石首先进行国民党的党务改造，确立国民党属性为“革命民主政党”，并在农林工商文教等机关团体建立党组织，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主掌军队、政工、情报及指挥对大陆游击战；宪政方面，维持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体制，并开始实施地方自治。1952年4月28日，中华民国与日本签订中日和约，12月2日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台湾建立了军事安全保障，为其后的一系列建设台湾措施奠定了稳定基础。随后正式全面展开了各项改革、建设台湾的措施，包括：

土地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改善租佃制度，“公地放领”将公有土地移转为现耕农民所有，“耕者有其田”征收放领私有耕地，创设自耕农���，促使台湾农村复兴，并实施“平均地权”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所得用来扩大社会福利建设，促使农村的人力和资本向城市中的工商业移动，实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

地方自治：制定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使各县市以下各级政府首长与民意代表均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台湾的民主是以选举为滥觞，1946年即台湾回归中华民国的第二年，就办了台湾第一次选举，民众直接选出乡、镇、区代表，再由代表选县、市议员，再选省议员，再选国政参议员。俟后政府迁台，陆续举办选举，包括里长、乡镇市长、代表、县市长、议员、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最后1996年完成总统直选。

普及国民教育：教育预算依照宪法规定，从不低于总预算15%，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国家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礼义廉耻更是教育重点；扩展高等教育，建立完整职技教育体系，使台湾人力素质得以提升，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因此而造就了日后的台湾经济奇迹。

发展各项经济建设，扩大社会福利建设：兴建国民住宅，办理低利贷款，鼓励外资、私人投资。蒋介石从解放农民、农业自给自足开始，沿着“以农养工”，然后重点由农转工，“加工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经济腾飞。1963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1968年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1975年蒋介石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维护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整理保存文化遗产，矢言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作为反共复国的自由基地。比如1966年大陆开始大革文化的命时，破四旧、立四新，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毁坏殆尽；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则相反地积极推动恢复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中华民国以复兴文化为名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为了保护中华文化，并与大陆文革运动分庭抗礼，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人联名发起，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次年（1967年）7月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发起大会，蒋介石中正亲自任会长，运动即在台湾和海外推行。

196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55周年国庆暨辛亥革命纪念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他说：“今年元旦中正曾经郑重警告，奸匪正以其‘毛择东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义和团拳匪式的人民战争，横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大家都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如今日毛贼之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行动。”蒋介石在文告的最后强调：“只有我们实现三民主义，维护历史文化、保卫人权自由、反共复国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而后方得相与世界各国、共同卫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我们军民一体不可摇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继承辛亥革命、保卫民族文化正史于不坠的责任！”

台湾的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则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1970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学校教育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蒋介石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中小学校国文、历史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介石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即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同时，蒋介石还通过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学校教材读的很多是文言文，要考《古文观止》、《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学生们由此知道了如何为人、为学，知道了什么是士，什么是君子；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教学、伦理、礼乐文化等内容，一步步的进入心中，形成灵魂，形成生活思考模式，普遍都存有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什么是好坏善恶，如何分是非曲直，都有来自于传统的基本依准。

在1960年代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政策下，台湾在当时从小学教育到大学的入学考试，以及政府的公务人员的考试，都大量强化了学习古典中华文化的相关科目。尤其是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受到特别的推崇。原因也是因为大陆当时为了政治上的斗争，进行所谓“批林批孔”的运动，把孔子的儒家学说，打成“反动派的文化”。蒋介石为了反抗大陆对孔子学说的打压，在台湾成立了以维护孔子学说为使命的“孔孟学会”，也以复兴中华文化为教育的目的，成立了“中国文化大学”，以进行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研究之任务。

对于民众受义务基本教育的权利，俱在宪法中予以规定，且皆已落实：宪法除了在第二章人民权利部分规定人民有受教育权之外，在第十三章第五节以整节内容专门规定了国家有兴办扶助教育事业之义务。对于公民受基本教育权，宪法规定“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府供给书籍。已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其书籍亦由政府供给。”宪法还额外限定国家教育经费不得低于预算15%，省则不得低于预算25%，市县则不得低于预算35%之规定，并要求对从事教育卓有成绩的人士提供奖励，对学行俱优无力升学的学生予以补助。而反观大陆教育，多年教育预算不到3%，低于非洲最穷国家乌干达，教育成了百姓背负的多座大山中的一座。

蒋介石以“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国土”为口号，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使得台湾成为今日全球华人居住地区，最能承继中华传统文化的地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民风淳朴，道德自律，社会和谐，是台湾区别于大陆的最明显的特色。

蒋介石一生致力维护中华民国法统，不论是刚迁台的危机期或是之后的安定期，坚决反对台独和国际讬管台湾，重视中华民国利益及台湾人民意愿，是真正的爱国者。二战末期，特别是1940年后美国曾一度准备军事占领时由日本控制的台湾，后来情势改变。在国共内战期间，又倾向推动台湾讬管。台湾本土的廖文毅、廖文奎兄弟与美国当时驻台副领事葛超智，于1947年7月向美国特使魏德迈提出“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其中就有应准台湾人先脱离中国，而暂由联合国托治理事会管理之意。1948年9月1日，廖姓兄弟又与黄纪男等人以七百万台湾人的名义，向联合国提出第一号请愿书，再度要求台湾应暂由联合国讬管，再由全体台湾公民投票决定台湾的前途是隶属于中国或独立自主。对此分裂中国之行径，蒋介石予以坚决之反对。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一直念念不忘光复大陆，解救大陆民众免于共产主义荼毒。但是，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对中国大陆使用原子弹的建议，他一直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1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方面在积极地考虑对抗美援朝的中国军队使用原子弹。第二天即1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大陆官方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到了1954年10月20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表示说，美国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台湾方面可以向美国申请借用“原子武器”，他自己的态度是对反攻在国内战场，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1968年12月，美国国务卿鲁斯克第二次到台湾访问，蒋介石希望美国方面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鲁斯克表示，美国人不想在一场反对中国的常规战争中流血。蒋介石立即愤怒地表示说：“你们永远不应设想以核武器对付中国。”

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最大的愿望是“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国土。”他一度认为韩战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在美苏交战的大局面下就可以反攻大陆，但韩战迅速结束，美苏关系亦得到相当缓和，美国并不支持他的反攻计划。国民党军队虽不断尝试小规模对大陆反攻，但败多胜少。在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后，发生共产党自行停战的金门炮战。1958年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华民国政府在公报中宣布放弃军事反攻大陆口号，称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的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在196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研发出原子弹后，国府军事反攻大陆的可能不复存在，但蒋介石中正仍坚称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拥有主权。在冷战的背景下，大部分西方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及其他组织内的中国席次亦是由中华民国代表。

1949年3月，蒋介石在日记《上月反省录》中，列出了检讨失败的13条原因。其中的最后一条，是没有能够“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并且认为这是自己的“唯一之致命伤”。在此之前的2月3日，蒋介石回到奉化家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痛感自己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因此，他在日记中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实施方案。但由于国民党方面败局已定，蒋介石想“造福于农民”的民生主义设想，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得到落实，而只能在台湾岛上开花结果。1950年1月3日，蒋介石决定在台湾开展“社会经济运动”，限期耕者有田，台湾全岛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复兴由此启动。

蒋介石在致力于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的同时，痛定思痛，深感共产红祸对人类的危害至深至重，故为使世界各国免受荼毒，亲自总结了在大陆的与“共匪”斗争史，披肝沥血，倾尽心血，着成皇皇24万字《苏俄在中国》一书于1956年发表，以当事人的身份，以大量的事例为证，对共产党进行了极为深刻精到的分析研究，是二十世纪中不可多得的国际共运史特别是大陆官方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他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所以他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透过本党的机关来组织其工农群众，并假借本党的名义来隐蔽其阶级斗争，而其目的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制造其在亚洲第一个典型的附庸国。”

“第二个论点是‘共产党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不能消灭’。苏俄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党认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是他的思想武器。他这一思想武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要证明共产主义自原始社会已经存在，更要证明现代社会必然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共党依据这个论点，在他溃灭的时期，就发出‘共产党可以消灭，而共产主义不会消灭’的‘理论’。当然，在马克斯列宁主义之前，人类社会中已有均产和共产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分辨，那种思想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一种社会理想。而今日马克斯的共产主义与此完全不同，可说他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并且是国际共产党制造仇恨和制造斗争的行动方针。而自俄国苏维埃政府实行其所谓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后，这种共产主义又是什么？他是残忍惨酷的暴君极权主义，他是大斯拉夫主义诈骗人类，征服世界的魔术圈套。这种共产主义是与马克斯列宁以前的均产和共产思想完全相反的，而且他并不是单纯的社会思想，而为苏俄帝国集团侵略政治的一种武器。因此，只要苏俄共产帝国主义集团存在一天，人类社会就不应该容许这冒用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实行其侵略世界奴役人类的共产主义存在。”

“共产党虽具备一个党的形式，而在其本质上不是一个普通政党。他的党之核心乃是一个阴谋暴动的组织。他的党之周围，乃有多数外围与群众组织。他从群众组织中训练干部、吸收党员，更以其干部和党员组织群众，来制造其武装暴动。所以无论他怎样高唱‘和平共存’的口号，宣传其‘和平合作’的政策，而实际上，他不仅随时准备武装暴动，并且随时可作武装叛乱。共党的外卫团体和外卫分子，有各种组织方式，亦有其各种的用途。最显著的就是共党没有合法地位而无法公开活动的时候，他指使左派份子或其同路人代理他来活动。即令共党有其合法地位而可公开活动时，他仍然利用左派份子或同路人对他敌人的后方或侧面，迂回袭击。所谓中立主义的活动，也不过是这种外卫团体的各个分子，在其自由和民主的伪装之下，煽惑一些是非不明和敌友不分的政客们，替他共党间接作战而已。”

1971年，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内代表中国席位议题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台北不出，北京不入”，“驱逐蒋帮”。蒋介石中正则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坚决反对接受美国的“两个中国”提议，于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前夕，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中国人巴黎抢购 摔倒在地仍匍匐前进

蓬佩奥重磅宣布斩首适用于中俄 警告硅谷巨头 点名习近平 中国人欢呼"让领导先走"

史上对中华民族贡献极大的九位中国人

那年月，有多少中国人吃过人？

〖微历史〗真是一点也不考虑中国人民的感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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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原文链接：蒋介石曾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图)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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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我需要孔子，但不需要孔子的思想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8-03-10

与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雍正也是一个极其喜欢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皇帝。

但二人发动群众运动的最终目的则截然相反：朱元璋用群众运动整顿胥吏，试图重振儒家士大夫的尊严；雍正的群众运动，却直奔彻底摧毁儒家士大夫之尊严而去。

全民学习翟世有运动

雍正六年四月初三，陕西三原县棉花贩子秦泰骑马路过河南府孟津县。在宋家山地界，装有170余两白银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风尘，满身疲惫，许是在马背上打了个盹儿，居然没有觉察。

刘姥姥进大观园，曾对贾府耗费20多两银子办就的“螃蟹宴”感叹道：“这顿饭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如此自不难理解秦泰在170两银子丢失之后的惊慌失措。他找到当地地保备了案，忍痛出了一张承诺“均分银两”的告示，并在第二天贴满了附近乡镇的大小角落。

秦泰并不知道，就在他满大街贴告示的同时，孟津县一个叫做翟世有的老贫农，正抱着他那170两银子的包裹，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会想到，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就在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翟世有那张带着些许木讷的脸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银子塞回到他手中，而且拒绝接受任何酬谢。

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秦泰跪下给翟世有叩了几个响头，说：“今后您就是我干爹。”

两个多月以后，木讷的翟世有在他逼仄的破房子里接受了朝廷的采访。

谈及拾金不昧的动力，受惊不小的翟世有战战兢兢说：“我只是想到我家老婆子，当初丢了300文钱就差点儿急死。”

朝廷的采访缘于河东总督田文镜的一道折子。

当雍正皇帝借着摇曳飘忽的烛光在田折里读到关于翟世有的汇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溢胸间。

在那道长达1200余字的《世宗宪皇帝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中，雍正皇帝将这场乡野间的拾金不昧上升到了最极端的理论高度。

他大发感慨地说，孟津翟世有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决定性、战略性的胜利，“乃风俗转移之明证，国家实在之祥瑞”，并大力称赞田文镜这些年在河南“奖劝”民风功不可没。

皇帝明确要求把这道谕旨发到京里、京外所有地方官员们手里，组织官员们认真学习，领会圣谕精神，并畅谈心得体会。

皇帝说，像翟世有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戒贪知足、拾金不昧，你们这些官员们个个饱读诗书，却居然还营私舞弊、贪污腐败，难道不觉得羞愧吗？

最后，皇帝决定恩赐翟世有七品顶戴，赏白银100两。责成河南府将翟世有的事迹刻成石碑，立在拾金之处。

一场“向翟世有同志学习”的全国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这年七月，田文镜再次上奏雍正说，河南地方有卖面贫人陈怀金，捡到江南羊客王盛银二十四两八钱，全数送还，而且分文酬谢不取。

皇帝御批表彰说：“细民美行叠见豫省，诚所谓瑞事也。另旨谕部。”

雍正七年九月，署理直隶天津总兵官管承泽上奏说，当地文安县居民卢尚义的妻子梁氏，也拾得银子六两五钱，主动无偿交还给了失主。

雍正特地谕旨内阁，命赏赐梁氏大米、布帛，还额外为其题写匾额，以表彰她的“良淑”。

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麟有折子上奏，报告说山西朔平府百姓赵亨清拾银九两一钱，主动交还。

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的折子上奏。李卫说，当地万全县军站的马夫刘金贵、天津守城门的大兵萧同泰，还有鸡泽县妇女王高氏全都拾金不昧，无偿送还原主。

雍正也仍然兴致盎然，继续批示：“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

—这些没文化、愚蠢的匹夫、匹妇们都懂得轻财尚义，慕善乐施了，可见朕登基以来整顿天下风俗的成就很不一般，看到这样的奏折，朕非常高兴。

全民批判钱名世运动

作为历史上不多见的极乐衷于发动全民运动的皇帝，雍正一向很明白破立之道 —— 树立正面形象的同时，更要集中力量树立典型的反面形象。

钱名世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形象”。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谕里说：钱名世这样的读书人，毫无廉耻，写诗谄媚奸臣逆贼年羹尧，所以朕之前特地为其书写“名教罪人”的匾额，勒令悬挂在钱家，并下旨要求在京科甲出身的大小臣工都必须赋诗一首讽刺钱名世。

朕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惩罚钱名世这样一个宵小之辈，而是想让天下臣工们都知道，这种“名教罪人”“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

钱名世招致皇帝发动全国所有在京科甲出身官员集体赋诗讽刺，直接原因是牵涉年羹尧一案。

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如日中天之际，钱名世赋诗八首相赠，当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一句。

这本是用了周成王年幼，周公与召伯辅佐成王分陕而治的典故，然而雍正读了却怒不可遏。

其后，雍正又在钱名世诗文中发现颂扬年羹尧的句子：“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

这当中也有典故：番藏“第一碑”是当年康熙皇帝为表彰十四皇子胤禵平定藏乱的功绩而立，雍正与胤禵素来不睦，即位后借口碑文没有将康熙的功绩凸现出来，对碑文内容做了许多篡改。钱名世揄扬年羹尧平定青海之功，足够再立一块“第二碑”，雍正自然不会高兴。

不过呢，文人作诗文颂扬名臣，也只是寻常事。

何况钱名世颂扬年羹尧之时，雍正也尚在给年的密折里说着“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这样的肉麻之语。何况，当日颂扬年羹尧者甚众，肉麻超过钱名世者大有人在。

然而遭殃的却只是钱名世一人。

这种特别“待遇”，当然不会没有原因。真正让雍正震怒的，并不是钱名世写诗颂扬年羹尧，而是钱名世在诗中以周公、召伯颂扬年羹尧。

周公、召伯之典，所蕴含的儒家“王道政治”理想，雍正是很清楚的。这种政治理想，让雍正非常地不高兴。

钱名世很快成为举国皆知的反面典型。

皇帝令在京所有科甲出身的官员，集体赋诗讽刺科甲出身官员的代表人物钱名世，本有着让儒家士大夫自抽嘴巴的恶毒用心。

随后，雍正又把这些讽刺诗汇集起来，交给钱名世，勒令他将其整理刊刻、出版成书，分发到全国各地公立学校，供全国知识分子学习，引以为戒。末了，皇帝还不忘指示常州知府和武进县知县（钱名世乃常州府武进县人氏），每逢初一、十五，须亲自去钱府查看，看看那面“名教罪人”的御赐匾额是否还稳稳当当挂在钱家大堂之上。

无论是“全民学习翟世有运动”，还是“全民批判钱名世运动”，其实质并没有区别。

前者借褒奖翟世有，间接斥责儒家士大夫道德沦丧；后者借打击钱名世，直接羞辱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李绂罢官

雍正三年六月，一个叫莽鹄的巡盐御史给皇帝提了一个建议。

莽鹄说，天下钻营附势之徒，互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举者藉此在考场上通融关节，已出仕者则藉此互相荐举。以往素来不睦之人，一旦拜了师生，立刻如胶似漆，彼此荐引说情，每每徇私舞弊，无视法纪。最后，莽鹄建议，朝廷应该颁布明诏，严厉禁止科举官员们之间搞门生、座主关系。

莽鹄这道奏折的出炉，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雍正二年五月，河南发生学子罢考事件。事件起因，是新任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因修复黄河河堤的劳役、资金不足，故要求当地绅衿也“一例当差”，和普通百姓一样出钱、服劳役。

儒户、宦户们享有豁免劳役的特权，本是帝国对知识分子们的一种优待。这项特权关系到知识分子们对皇室的向心力，同时也是他们的尊严所在。

所以，即使皇帝本人，也很少去轻易触犯。雍正很明白这一点，田文镜将自己的做法报告上来时，皇帝曾在御笔回批里谆谆告诫他要慎重；若只能这样办，必须提前做好当地士绅们的思想工作。

皇帝的告诫还在路上，河南已经出了事。

五月二十二日，开封府当地的绅衿、武生们聚集到巡抚衙门投诉，激烈反对一例当差，要求维护儒户、宦户们的特权和尊严。巡抚衙门处理不及，人群又涌往学臣衙门。最后矛盾激化，出现了文、童生集体罢考事件 —— 至此，事件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

是否参加朝廷科举，自清代开国以来，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是否认可和拥护现政权的重要标志。故而，闻知出现罢考事件的雍正暴跳如��。

事件本身并不难平息。按常规措施抓、杀几个带头者，组织一场补考，地方又很快安定下来。朝廷很谨慎，惩戒措施没有搞株连、没有搞扩大化。

但雍正心中却有了一道巨大的阴影 —— 他惊讶地发现，在处置罢考事件的过程中，只有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忙前忙后异常积极；而他那些科举出身的河南同僚，几乎全部反应冷漠。

譬如，当地主管教育的儒臣张廷璐平素里碰到儒户们“抗粮生事”多有庇护，此次儒生罢考，他自始至终没有半句申饬之言；开归道陈时夏，本指定由他负责审讯闹事儒生，但这位科举出身的道台大人非但不坐堂审案，反把闹事儒生请到内衙，彼此以年兄、年弟相称；另一位科举出身的按察使张保，则拒绝掺和到罢考事件中来，声称自己“只管人命盗案”；甚至连朝廷派去处理此事的钦差大臣，根据雍正接到的密报，也“初有沽名袒护之意”。

雍正二年的罢考事件虽小，但背后儒家士大夫们的“彼此为援”，却给雍正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所以，当田文镜在河南站稳脚跟，开始大肆弹劾科举出身的官员时，他得到了皇帝热烈的褒奖。

雍正三年十一月，田文镜弹劾信阳州知州黄振国，皇帝立即回批鼓励：“照此秉公执法，一无避忌，放胆为去，保尔永永平安。”

有了皇帝“永永平安”的承诺做底牌，田文镜弹劾河南境内科举出身官员更加卖力。到雍正四年二月，河南境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人心���惶，田文镜容不下士大夫的传言愈传愈烈。

恰逢此时，原广西巡抚李绂因升任直隶总督，赴任路过河南。

李绂幼称神童，康熙四十八年进士，精擅方志史学。作为理学名臣，李绂在帝国士大夫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在河南暂停期间，李绂曾找到田文镜，劝其不要刻意蹂躏读书之人，田文镜矢口否认自己有这样的用心。李绂进京之后，便上了弹劾田文镜的奏折，说他“性情僻暗，信用奸邪，贤否倒置”，并举了几个田文镜一手提拔的市井无赖为官后危害百姓的例子为证。

李绂此刻正受雍正青睐。这道弹劾折子立刻引起了他的重视 —— 雍正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是“用人适当”。李绂所举无赖官吏害民例证，经调查完全属实，田文镜随即受到皇帝的严厉责备。就事论事，田文镜此次被弹劾，本没有什么辩解余地。

但田文镜另有反击思路。

田很明白，李绂弹劾自己，其根源在于对自己蹂躏河南读书人的政策有所不满；而对科甲出身的官员，皇帝素来缺乏好感。在这二者之间，田文镜觉得大有文章可做。

所以，老谋深算的田文镜在给皇帝的密折里，非常干脆地承认了自己提拔害民官吏属于失职，接着转而大谈特谈李绂此次之所以弹劾自己，完全是科举出身官员互相党援庇护的弊俗所致 —— 李绂自然也明白皇帝对读书人素无好感，故弹劾田文镜时，折子里绝口不涉其对读书人的折辱。

为“证实”自己的指控，田文镜“考据”出了李绂与几个被折辱过的河南科举出身官员属于同科进士，以此为基础推论，指责李绂对自己的弹劾，其实质是在为这些受辱的科举出身官员鸣不平，乃是科举朋党徇私为奸。

田文镜果然抓住了雍正心思的要害。

很快他就接到了自己期望中的御批指示：“今览尔此奏，（李绂的弹劾）乃无稽之谗言也……具折奏来，朕自有道理！”

“朕自有道理”的结果，是皇帝重新表态：

田文镜确实用人失职，提拔了一批害民官吏，但他一心尽忠，只是被下属一时蒙蔽。皇帝非但不再追究，还派人给田文镜送去了风羊和荔枝，以资鼓励。

至于李绂，他的弹劾虽然被证明是准确的，但皇帝却扣了他一顶“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的大帽子，严厉申饬并摘掉了其直隶总督的顶戴。这样是非颠倒的处置，很自然地引起了“通省臣民惊为异数”的耸动效果。

事情没有就此结束。皇帝还在酝酿一场更大的运动。

到了这年十二月，李绂与田文镜的这段纠葛又被雍正翻出来大做文章。

这一次，皇帝明确表态，要彻底整治科举出身的官员。理由是：但凡科举出身官员，必存在徇私结党、互相排挤的恶习。

皇帝“沉痛”地说道：“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在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一道谕旨里，皇帝又说，哪怕因此而废掉千年沿袭的科举，他也在所不惜！

杨名时在劫难逃

对科甲官员有计划的打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运动从打击科甲官员领袖开始。雍正力求从一开始，就能够对科甲官员们形成巨大的震慑。

已经被打倒了的李绂算是领袖之一；接下来，皇帝又看中了云贵总督杨名时。

杨名时在劫难逃。

雍正在一封给宠臣鄂尔泰的谕旨里早就说过：“今海内李光地辈已逝，如杨名时者少矣。”李光地已死，接下来数得着的便是杨名时，自然要拿他开刀。

况且，在雍正看来，自打击科甲官员运动开展后，杨名时非但不配合朝廷，连韬光养晦的觉悟都没有，反“挺身乐为领袖”；且凭着个人的声望，搞得连雍正的亲信如大学士张廷玉等人，面对杨名时居然也很“慑服尊重”。

诸多离奇的打击，狂风暴雨般砸向杨名时。

撤职降级自不必说。雍正五年，杨名时奏请疏浚洱海河道，放在平常，本只是一件准或不准的事情，结果却被皇帝无限上纲上线。

雍正说：杨名时这个混蛋，在自己即将离任的时候，才提出这样的奏请，很显然是想为自己在地方上留下好名声；奏请不用秘密的折本，而非要用公开的题本，显然也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以便博取美誉；再者，这样的好事居然不留给后任去做，如此过分无非也是沽名钓誉。这样的人“尚得觍颜自命为读书人乎”？

这些指控，无一不是诛心之论。

雍正尚不“解恨”，接着又下了一道刻薄到了极致的旨意。

皇帝说：既然杨名时想要为地方造福，那不如就命他拿自己的资产来疏浚洱海河道吧。他死了之后，让他的儿孙们继续承办，洱海河道的疏浚工程就永远承包给杨名时他们家了。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知道“沽名邀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墙倒众人推。

接替杨名时的云南巡抚朱纲，迅速用实际行动 —— 弹劾杨名时任内粮仓钱库存在亏空 —— 与杨名时划清了界限。

雍正又批示：朕知道，这些亏空是布政使常德寿的杰作，与杨名时无关，但他在任时没有弹劾常德寿，显然是表示他很乐意为这些亏空负责。

所以，这些亏空必须勒令他来进行赔偿，常德寿免罪，不予追究。

雍正六年，皇帝又决定让杨名时进京当面接受训斥。

沿途各地官员都接到了圣旨：杨名时进京的路上，不许任何人以礼接待，不许任何人为他鸣冤，不许出现任何不“协调”的声音。必须让杨名时感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孤立无援的。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

打击杨名时只是一个凶猛的开端。

自雍正四年开始，每个上任的地方官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打压科甲官员。譬如，雍正五年，王国栋升任湖南巡抚，皇帝明确给他下达了弹劾“科甲出身的庸员”的指标。而凡有科甲官员蒙冤申诉，皇帝几乎无一例外，给他们冠以“结党怨望上司”的罪名。

需要孔子，但不需要孔子的思想

雍正如此大张旗鼓打压科甲官员，虽对外宣称是要彻底消灭徇私包庇、朋党勾结之恶习，但究其根源，却在于皇帝对儒家政治理念的彻底排斥。

清代早在皇太极时已有科举。其开设目的，范文程当年说得很清楚：“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此乃现实的功利主义目的，而非服膺于儒家政治观。

经顺治、康熙两朝近百年的发展，科举在清代渐成制度。知识分子慢慢接受爱新觉罗政权的过程，实也是传统儒家政治理念—“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 慢慢复苏的过程。至康熙晚年，士大夫要求在国家事务上取得更大发言权的呼声已经很高。

然而，爱新觉罗政权毕竟不同于宋、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政权安全性方面的警惕被刻意拔高，是很自然的事情；根深蒂固的八旗制度，也是宋、明两代从未有过的现象。故而，在宋、明两代曾部分实践了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儒家政治理念，在清代却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雍正是这阻力中，最决绝的一环。

儒家政治理念的核心，在于以道德教化天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这套由各级官员组成的统治体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上下有序的道德体系 —— 里老是所在村镇的道德楷模，知县（令）是所在县百姓的道德楷模……依此往上类推，内阁宰臣是整个朝廷的道德楷模，而居于最顶端的皇帝，则被定义为整个帝国的道德楷模。

是否合格地扮演了这个全帝国的道德楷模，是士大夫日后评价皇帝在位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在雍正看来，这种道德体系对巩固他的统治，作用是不大的。他对“能吏”的渴求，远远高出了对道德君子的渴求。

他所宠信的田文镜、李卫之辈，道德品行都很不堪。

至于如宋、明那般，容忍士大夫将皇权与士权等量齐观，在雍正的立场更是绝难允许之事。

比较而言，在清代皇帝当中，雍正的尊孔力度可算最大。

祭拜孔庙，为孔子加官晋爵，册封孔子后裔，对赴考的士子们嘘寒问暖，……这些方面雍正都远胜于他的前任与后任。这种高度尊孔，与对科甲官员的严厉打压，看似相悖，实则一体。

雍正自述，毕生政治信条乃是“综核名实”，即区分事物、人情的虚与实。尊儒弃儒，对雍正而言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尊儒，乃是为了将天下知识分子网罗到统治秩序当中来；而弃儒，乃是为了击碎儒家知识分子对“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这一政治理想的幻想，发动旷日持久的折辱科甲官员运动，也是为了扼杀掉这一儒家政治理想的复苏。

雍正需要孔子，但不需要孔子的思想。

他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是无处不在的密折制度。

人人是监视者，人人也是被监视者

密折制度，即皇帝赋予特定官员秘密奏事的特权。

该制度出现于康熙年间，如江宁织造曹寅就拥有这种特权。康熙认为明代的厂卫容易尾大不掉，也看不起明太祖微服私访的手段，故创造了密折制度。康熙对自己的判断力极为自负，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别真伪方面经验极为丰富，自信“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

雍正对自己的判断力的自信，远甚于康熙。

自其登基之后，密折制度即上升为治国的主要手段。

康熙晚年虽一再鼓励臣下密折奏事，但规模一般，参与密奏者不过百余人；雍正朝短短13年，参与密奏活动的官员多达1100多名。康熙朝61年，现存密折不过3000多件；雍正朝13年却多达22000余件。如此，不难看出雍正对密折制度的情有独钟。

获准密折奏事，是一种荣耀，说明得到了皇帝的垂青。但也有苦恼，因为雍正经常会催问最近为何没有密折上报。这样的责备屡见不鲜：

“地方事务，譬如民情、吏治、年岁的丰歉，为何没有一个字密奏上来？”

“自抵达广东以后，没有一本有实际内容的密折，难道全省就找不出一件可以跟朕说一说的事情？”

皇帝如此施压，地方官员自不敢怠慢。为了交差，许多鸡毛蒜皮之事混杂在密折里源源不断送往京城，搞得雍正不胜其烦。于是又反过来责备上密折的人。

如批评南天培“不可无事频来”；批评田文镜“太觉频数，未免虚耗盘费。朕万几在御，日不暇给，亦苦纷烦”；批评葛森“无紧要应奏事件，何必徒劳往返为塞责之举”……。

责备完了，雍正往往还不忘补上一句漂亮话：遇有必须密奏之事，何妨一月数次；若真无事可奏，何妨几年没有折子，朕绝不怪罪。

密折最要紧的是保密。雍正屡次警告获准密折奏事之人“臣不密则失身”，“稍有疏漏，传播于外，经朕闻知，则贻害于汝匪浅，追悔亦莫及矣”。

皇帝要求，密折和密折里的皇帝朱批，必须只有写密折的臣子和皇帝两个人知晓，还威吓说，对于那些同在一省而互相传看、两省相邻而互相通知、路过别人驻地而互相探问之人，一旦被发现，将严惩不贷。

密折的内容无所不包。上至军国大事，下至市井奇谈，都可写入密折。康熙的指示是：“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雍正相信自己具备从日常琐事中发现潜伏的异动征兆的能力，故特别关心市井奇谈。

整个密折制度，如同一张巨大的间谍网，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直接联系。

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所有的间谍，等于全部处于其他间谍的监控之下。除了皇帝以外，全国所有官僚，都被这张巨大的间谍网笼罩在内。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身边必有皇帝的间谍，所有人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到底谁才是那个间谍。

简言之，雍正时代的中高层官场，人人都是监视者，人人也都是被监视者。

比如。雍正元年，皇帝想要擢升贵州布政使毛文铨为贵州巡抚，为此咨询云贵总督高其倬。高密折回奏说毛文铨“老成谨饬”，在边境省份工作多年，处理少数民族关系很有经验，贵州苗民多，适合毛去做巡抚。毛因此受到提升。

但雍正还不放心，又向其他人打听毛到任后的表现。

贵州威宁镇总兵官石哈礼和毛文铨关系不和，于是在密折里大肆诋毁毛，说他“悖理之事甚多”；年羹尧的密折里也说毛“居官甚巧，操守平常”；隆科多也密折评价毛“才情平常”。最有趣的是，在贵州大定总兵官丁大杰评价毛文铨没有知人之明的密折后面，雍正留下一段显示自己早有先见之明的朱笔御批：“朕早鉴毛文铨徇隐、欺饰、卑鄙、巧诈。”已经准备罢免毛文铨了。

但结果却很快峰回路转。毛文铨得到一个机会入京面圣。一番面谈之后，雍正忽然发现此人办事非常干练，完全不像密折里那些恶评所说。于是，当石礼哈再来密折诋毁毛文铨时，雍正在折子后面留下朱笔御批：“毛文铨人甚妥当历练，因未见朕，观望苍滑，不实任事则有之；今见朕知朕，受朕教训，你看他新任就是了，朕保他一个好巡抚。”

当然，自己之前的先见之明也没有了。

这番肯定—否定—肯定的曲折过程，当事人毛文铨一直蒙在鼓里。

这张间谍网的具体运作，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可见一斑：

广州提督王绍绪是雍正宠臣鄂尔泰所推荐之人。雍正一方面觉得此人“明敏稳妥”，另一方面又觉得还有些“偏于善柔”，尤其是很可能还有些残余的士大夫沽名钓誉的坏毛病。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查，将结果写成密折报上来。石礼哈密折报告说王绍绪“志洁行清，勤于办事”，皇帝还不放心，又先后秘密咨询了两广总督孔毓珣和署理广东巡抚傅泰。

石礼哈、孔毓珣、傅泰都是皇帝在广州的眼线，共同监视王绍绪，但彼此独立，互相没有交流。

傅泰等人还监视其他许多官员，譬如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楼俨等人。但傅泰本人也受到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的监视，王也是皇帝安插在广东的秘密眼线。所以就出现了傅泰评价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于藩司之职，颇称胜任”，而王士俊却评价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亦属平平”这样的现象。

此外，两广总督郝玉麟也负责监视傅泰、王士俊；但王士俊反过来也有监视郝玉麟并打他小报告的特权。

总之，整个广东的官场，没有一人不在雍正眼线的监视之中，而且是多重监视，许多人本身既是眼线，同时也被别人监视。

雍正自诩平生治理天下的心得，无非“用人适当”四字。

其做到“用人适当”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这张无比庞大的间谍网，去一一甄别所任用的官员。

雍正一朝的密折政治，可谓空前绝后。

康熙时代，密折制度浅尝辄止，不成气候；乾隆登基之后，密折制度虽未废除，但新皇帝任其荒芜。史书无一例外描述雍正是极为勤政的皇帝，每日里批阅如山的奏本，睡眠极少。

其中年早亡，显然有劳累过度的缘故。

然回顾其执政手段，自借学习翟世有运动批判科甲官僚起，到打击钱名世、李绂、杨名时，直至打击整个科甲官僚集体，最终选择以密折制度治国，其劳累致死，岂非自寻死路？

那案头如山的密折，对雍正的自诩之言 ——“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伊自取疑。赏罚亦然，总与朕无涉。”—— 无疑是一种深深的嘲讽。

（题图：雍正行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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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遒真言实

【导语】：

共产党与自由民主世界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共产党集团攻击抹黑普世价值观与自由民主制度乃普遍现象。这种攻击与抹黑始于马克思恩格斯，疯狂于斯大林毛泽东。苏东剧变以后，激烈的较量基本上水落石出是非分明。然而，共产党依然存在，共产党国家依然存在，两大意识形态体系的斗争自然尚未尘埃落定。

由于是非善恶基本分明，世人看得真真切切：马列主义共产党是抗拒历史潮流的反动邪恶势力。其之所以兴风作浪长达一百多年，主要依靠的是欺骗。时至今日——21世纪，一些跳梁小丑仍在攻击抹黑普世价值观与自由民主制度，毫无疑问，更是无视人类的智商挑战真理招摇撞骗。

前些年，中共党国不少人嘲笑台湾所谓的“民主乱象”，2015—2016美国大选，又有一些人跳将出来嘲笑全球自由民主圣地美国所谓的“民主乱象”，说什么“民主一团糟”。其中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觉哉的文章《西方世界的民主“乱象”》（发表于2014年初）两年多来在中共党国网坛上广泛流传，被中共官媒捧为宝贝。为正视听，不能不辩一辩。

【正文】

一个雄心勃勃的红色帝国正在崛起！它要重振共产主义雄风！目标就是，最终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因此，必先制造舆论。这场舆论战的意义不可小觑。

**

近几年，中共党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发起了攻击：攻击普世价值观，攻击自由民主制度。一个集中的火力点是，攻击自由民主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民主乱象”。

美国的民主乱吗？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觉哉的《西方世界的民主“乱象”》认为很乱。他所谈的第一个论题是“违法行贿拉票成为常态”。

徐觉哉论道：

考察西方选举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不难发现近六、七十年来，虽然普选权日益扩大，但投票率一直不高。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这么多年平均投票率大约是55%，当选总统一般得到大约50%多一点的选票，奥巴马上次当选得了53%左右的选票。55%的选民投票，当选者只得到50%的选票，这意味着当选者只获得了27%左右选民的支持。也就是说，美国总统就是在这27%左右的选民支持下选出来的。一位英国观察者曾质疑，一个仅仅得到这些选票的政党却拥有政府的全部权力，这一体制的合法性何在？现今，按照选票多少来排定座次的西方民主规则已发展到极致，政党政治完全成了选举政治，由议会形式来支撑的民主也就成了选票民主。各个政党奉行“选票至上”，由此被选票绑架，选票成为政客们“登基坐殿”的敲门砖。为了多拉选票，他们会在每次大选中使尽浑身解数来迎合选民，使违法行贿拉票成为常态。

**

可笑！你有什么根据断言“违法行贿拉票成为常态？你的上述论证支持这一结论吗？岂有此理！哪有这样讲道理的？

把逻辑荒谬暂放一边，讨论一下徐大研究员这一段论证——

“投票率一直不高”说明什么？难道是美国人民反对民主共和制度吗？中国网坛上有人提出：“现在美国人民已经厌倦这种选举制度”。请问：在一个能够充分自由表达个人意志的国度里，如果此说当真，岂不要出现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像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那样——要求改变或者废止现行的选举制度？可是，美国人民却安之若素。那么，选举执政者和民意代表，关系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那么多的美国人为什么不踊跃投票？只有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全国性大党必以大多数民意为宗旨，又经过一年多的演说辩论表白施政方针和初选预选，公民们放心，最后当选的执政者和民意代表绝不会太出乎意料,绝不会违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一些人就自动放弃了最后投票。也就是说，表面上看，美国这么多年平均投票率大约是55%，而实际上确实代表了多元社会广大民众的意愿。反观共产党国的伪选举——在暴力威胁下毫无自由装模作样的选举，即或投票率非常高，它表达的难道是人民的真实思想吗？领袖的得票率都是100%，难道真是全国人民100%地拥护吗？

徐觉哉发问：这一（自由民主）体制的合法性何在？

无论如何，美国的执政者和民意代表都是美国人民完全自由自主选举出来的，表达的完全是人民意志。不能不反问一句：中共党国连自由自主选举制度都没有，它的体制它的政府执政合法性何在？

共和制度——自由民主选举，被中国共产党以及徐觉哉之流嘲笑为“选举政治”“选票民主”，实际上，恰恰正是这”一人一票”，是最基本的人权；恰恰正是这”一人一票”，使得以前的“黔首”、草民、屁民变成了选民变成了国家的主人，任何政治家都不能不敬重，不敢不敬重。

这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美对比。

徐觉哉，你是一个大陆中国学者，现在，全球70%的国家国民都有自由选举制度，“选举政治”“选票至上”有什么不对？其实质难道不是人民至上吗？可是，你的祖国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吗？你的同胞们有真正的选票吗？能自由参选吗？中共党国人民有做人的正当权利吗？不替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呼喊正义，却妄图抹黑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制度，你的良知何在？你有什么资格嘲笑美国的自由选举？

试问：如果中国有一人一票的共和民主制度，杀人恶魔毛泽东能肆意妄为发动血腥土改、镇压反革命、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残害一亿多残杀几千万中国人吗？

**

徐觉哉谈的第二个论题是“代议制度发生结构性失衡”。

徐觉哉论道：

去年，为了不给奥巴马医改法案出资并推迟实施这一法案，众议院内的共和党人不惜让政府关门。美国是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统计，截至2010年美国人中的16.3%（约499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这些人如果去医院接受治疗，将自己支付全部费用，而他们大多是穷人。奥巴马的医改对象就包括这些群体。然而，医改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将由保险公司、雇主等强势利益团体承担，使地方财政负担加重，从而引发26个州告到最高法院，并要求全盘废除医改方案。

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这场交锋中针尖对麦芒，导致预算案迟迟得不到通过，联邦政府的非核心部门只能重蹈17年前关门的覆辙。这是1977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因国会不给拨款第18次关门。从中可以看到，当前美国政治文化三个结构性特征都出了问题：第一，强调通过司法和立法机构包括两大政党去制约政府，造成由立法部门去解决行政事务而政府运作缺乏连贯性和效率低下的局面；第二，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在增加，不仅扭曲了民主的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第三，立法机构分成了势均力敌的参众两院，每一院又被不同的政党掌控，为在国家层面上按照多数派的意愿行事设置了进一步的障碍。即使美国的车轮已经走到“财政悬崖”边上，两党议员和总统还在打口水战，这种劣质化的政党竞争和三权制衡最后导致的结果，便是形成了“否决政体”的格局。

**

福利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伟大进步，是自由民主制度产生的伟大成果。

诚如思想家徐文立先生在《正常社会论》中所言“人人有差异”，先天禀赋不同，后天能力不同，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同，所以，在分配上应该采取收入“按劳分配”“按贡献大小有所区别”的社会经济政策，这也是维护竞争机制保持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以，财产占有有所差别。同时，为了维护社会道义和社会稳定，必须利用社会公权力（财税手段）强制进行二次分配，劫富济贫，建立福利制度，以确保低收入者能够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文明社会必须兼顾的两大方面。但是，任何事情都有限度，美好的福利制度亦然。自由民主制度的大敌是平民主义。平民居总人口的多数，而民主选举的原则是多数决定（没有比之更好的原则），缺乏理性的平民主义自然容易产生，于是福利容易过度，财税亦随之而过度。因而，劳动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大受挫伤，进而产生不劳而获坐吃福利以至于全社会负重而行发展迟滞的不正常现象，此乃自由民主国家必须高度关注的政治偏差。

必须指出，徐觉哉的评论是片面的。“奥巴马医改法案”事件的另一面是：

美国企业因不堪医保费用负担而破产或亏损的比例多年来一直在急剧增大。早在2007年，导致美国申请破产的企业，有62.1%的财务危机源于“医疗费用过高”，而不是外界所说的“房价下跌”或“投资资产缩水”。由于美国的企业雇主必须为其雇员提供医疗保险，因此，雇员的医疗保险支出给不少经营规模较小、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财务压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使这种状况变得更为严峻。近七八年来，美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小企业先后发生过因为医疗费用过高而出现经营亏损的情况。

社会本身是多元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不兼顾各个方面的利益。这就是美国相当大一部分理智的人们反对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原因。实在有道理。欧洲高福利民主国家也应该考虑。福利制度必须控制。否则，必然走向道义的反面，产生新的不道义，同时阻碍社会健康发展。

奥巴马医改——联邦政府关门风波，被中国共产党以及徐觉哉之流嘲笑为“劣质化的政党竞争、三权制衡”与“否决政体”，实际上，恰恰正是“多党竞争、三权制衡”与“否决政体”有效地预防和制止了行政权独大造成严重的政治偏差。一些政治偏差，在专制体制下，常常酿成重大的社会灾难。

这第二个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中美对比。

试问：如果中国有“多党竞争、三权制衡”与“否决政体”，会出现劳民伤财全国吹牛皮全民大练废品的大跃退运动吗？会发生饿死4000万人的五年大饥荒吗？会造成无耻吹捧祸国贼大屠夫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吗？会形成天下大乱毁灭文化自相残杀的文化大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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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觉哉谈的第三个论题是“金钱是‘游戏民主’的母乳”。

徐觉哉论道：

西方一直宣扬资本主义民主是神圣的、平等的，程序是公正的。实际上，西式民主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和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并演变成了一种“富人的游戏”和“钱袋的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政治献金、拼选举谋略、拼造势作秀。

在美国，谁要想在大选中获胜，他就需要有大量的金钱作为支撑，说这种选举实际是一场金融寡头之间的拼搏一点不假，美国总统也几乎成了富豪们的“专利”。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及其政策，同时也可以抵制有损其商业利益的政策和候选人，2010年最高法院又判定企业的选举献金可不设上限。这就为“权钱政治”开了方便之门，选举成了比候选人背后利益集团实力的政治游戏，竞选经费也因此不断创造新的纪录。美国大选1980年花费1.62亿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达到3.24亿美元；2000年又猛增到5.29亿美元；2004年再创新高，达到8.81亿美元；而2008年美国大选又足足花掉了24亿美元；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称，2012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总花费达70亿美元，创选举史之最。美联社曾做过一次数据分析，表明1999年竞选获胜当选的81%的参议员和96%的众议员，他们的花费均超过了竞争对手。这就表明，美国民主是靠资本的“母乳”喂养的，金钱是驾驭竞选的“润滑剂”，而权力已被献金最高的资本集团所掌控。有专家指出，“只要在联邦大选委员会那里查一下筹集资金的账户，就可以在大选之前就知道大选的最终结果”，真是一语中的！历史学家作过统计，从1860年到2008年历次大选中，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几乎都获得了胜利，例如2008年奥巴马和麦凯恩对决时，民主党筹得6.41亿美元，而共和党只筹得3亿美元，结果自然是奥巴马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就是说，谁的资本雄厚，谁当选的几率就高，这已成为一条铁律。

对于捐款的大财团来说，选举过程就是投资过程，而投资是需要回报的，最直接的就是按政治献金多少，把大小官位分配给各大财团。当然，西方政客与资本寡头之间的交易有时需要显得公正，于是便通过一种特殊的利益输出通道来实现，即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制定出偏向利益集团的公共政策，最终谋求各自利益的实现。同时，议会运作机制也是为方便议员报恩设计的，有关法案要进入议会程序，首先要经过议院的常设委员会，而那批人不是经过选举而是根据各政党及其背后大财团的实力推荐的，自然有利于寡头、精英特殊利益偏好的法案会优先得到审议和通过，而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法案往往会被无限期地推延。

可见，被夸得天花乱坠的美国总统大选，其背后隐藏的却是政治献金和回馈资助人的“政治分赃”和权钱交易。这种“金钱选举”的常态化，无疑消磨着美国民主的理性，从而给政府运作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爱因斯坦曾经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写道：“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样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就把立法机构和选民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能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电视广播、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2页）实践证明，这位大物理学家对“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的揭示是深刻而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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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觉哉所举的一些名人言论都非常荒诞。

如所谓的“有专家指出，‘只要在联邦大选委员会那里查一下筹集资金的账户，就可以在大选之前就知道大选的最终结果’，真是一语中的！历史学家作过统计······这就是说，谁的资本雄厚，谁当选的几率就高，这已成为一条铁律。”——这是断章取义恶意歪曲。美国有“选举经费募捐制度”，谁获得捐赠经费多，无疑标志着支持者人数多。能表明“美国民主是靠资本的‘母乳’喂养的”吗？满嘴胡扯八道。

再如爱因斯坦之言。爱因斯坦的生卒年月是（1879.3.14-1955.4.18），1955至今61年，半个多世纪，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进步，能用61年前的故事证明当今美国吗？十足的荒谬！

尤其令人愤慨和鄙视的是，徐觉哉大睁两眼欺骗中国人民！

首先，徐觉哉说“美国总统也几乎成了富豪们的‘专利’”，纯粹是信口胡诌。请看史实——安德鲁.杰克逊、马丁.范布伦、米勒德.菲尔莫尔、亚伯拉罕·林肯、安德鲁.约翰逊、詹姆斯.加菲尔德、格洛佛.克利夫兰、赫伯特.胡佛、哈里.杜鲁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林登.约翰逊、罗纳德.里根、比尔.克林顿、贝拉克·奥巴马，这些美国总统，都出身于寒门。

自由民主选举，不在乎竞选者贫富，重在施政理念和能力。

再者，徐觉哉说，“西式民主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和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金钱是驾驭竞选的‘润滑剂’，而权力已被献金最高的资本集团所掌控。”等，完全是歪曲！请问，美国大选，选情常常出人意料，常常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脱颖而出，难道不是生动地说明谁也操纵不了大选吗？

还有一点，徐觉哉说，“议院的常设委员会，而那批人不是经过选举而是根据各政党及其背后大财团的实力推荐的”，也是信口雌黄，请问，美国国会哪一个常设委员会的成员不是国会议员？不是选举出来的？而且，哪一个议案表决前不经过公开辩论？谁操控得了？

从上述可见，徐觉哉这个所谓的中共学者，既缺乏逻辑知识，更缺乏为人道德。

下面，重点谈一个问题——徐觉哉欺骗中国民众，蓄意隐瞒了美国的“选举经费募捐制度”。在此基础上，说什么“政治分赃”说什么“金钱选举常态化”，说什么“消磨着美国民主的理性”，说什么“给政府运作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全是造谣诬蔑。为了剥下这个骗子的外衣，兹介绍美国相关竞选法律如下：

【《竞选筹款法》】

基本结构是候选人向选民筹款，有一定数额限制。

1907年通过的蒂尔曼法，禁止银行和公司在联邦选举中进行政治捐款。

1947年开始实施的塔夫特-哈特利法永久禁止工会、公司和跨州银行进行政治捐款，这个规定既适用于总统大选的政治捐款，也适用于大选初选的政治捐款。

【联邦腐败行为法】

1925年经过修改的联邦腐败行为法，对竞选联邦公职的候选人的竞选开销做出限制，同时建立了申报制度。

【联邦竞选法】

美国国会在1972年和1974年修改了联邦竞选法，对筹款数额实施进一步限制。比方说，每位捐款人最多只能向每位候选人捐款一千美元。候选人向自己捐款也是如此。

*独立开销限制在一千美元*

联邦竞选法还把每次选举中的独立开销限制在一千美元。独立开销是指个人或组织在没有与任何候选人商议或合作的情况下向选民传达自己观点时的开销。这个法律还设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负责条款的实施。

总的来说，这些法律禁止公司、联盟及其他组织从他们自己的财产中捐款给联邦候选人或动用政党账户来支持联邦选举的竞选运动，对个人给候选人和政党的捐款数额设置了上限，并要求公开选举中所花费的金钱。

1976年的《联邦竞选法》解决了体制内竞选筹款的问题，此后，有些人绕过它，找到了体制外的筹款途径，因此出现了所谓的“硬钱”（hard money）和“软钱”（soft money）之分。“硬钱”指来自个人或是来自在联邦选举委员会注册的政治委员会有限额的捐款，来源必须对外公开，而且不能是来自公司或工会的捐款，“硬钱”可以捐给候选人本人或是政党，受到《联邦竞选法》的严格限制和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监督。“软钱”指不在《联邦竞选法》限制内的支持竞选的财政支出，即体制外的筹款，在2002年之前，它可以来自公司和工会，数额没有任何限制，不能用于联邦选举，但是可以用在政党的组建和行政开支上，包括选民登记、出门投票运动等活动以及“事务广告”（Issue Ads）（按照美国法律规定，“事务广告”指不明确使用比如说“投票支持”或“反对”等字眼来表明其倾向，也不能有“竞选人”这样的字眼）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软钱在大选及国会竞选中越来越受到政党的重视。

【《跨党派竞选筹款改革法》】

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跨党派竞选筹款改革法》〔又称《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由现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拉塞尔·法因戈尔德（Russell Feingold）联合提出〕并由布什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的最大功效就是从法律上堵住了软钱漏洞。该法有两个关键条款：一是禁止全国性的政党委员会筹集和使用任何联邦法律限制之外的资金。具体说，即禁止公司、工会或者富有的个人向政党无限制地捐款，即便这些捐款只用于州和地方选举或是政党建设，如帮助进行选民登记、帮助进行出门投票运动以及宣传政党观点等活动也不可以（这一条款遭到很多反对，于是在该法出台过程中，经过莱文修正案的修改，允许部分资金用于州和地方政党进行帮助选民登记、帮助进行出门投票运动，这一部分资金被称为“莱文资金”）。二是禁止“事务广告”。此前很大一部分软钱不捐给竞选人，而是用于做“事务广告”，广告上不说选谁，也不说不选谁，只是对某位候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或者赞扬某位候选人的立场和观点。新竞选筹款法规定，大选前60天或是初选前30天之内做这样的广告，并且提到候选人的名字并附有他的照片。那么，这样的广告就算是竞选广告，是被禁止的。

但在《跨党派竞选筹款改革法》通过之后的2004年大选中，一些527组织则成为了筹集和使用软钱并进行“事务广告”的主要承担者（527组织指的是根据美国税法第26条第527款下的免税组织，527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影响竞选提名、选举、任命或者是击败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它不受联邦选举委员会或者州选举委员会管制，也不像政治行动委员会一样有捐款额的限制）。这种动向又引起了美国人民新的关注。联邦选举委员会于是要求它们登记为“政治委员会”从而受《联邦竞选法》的限制，并且在2006年对三个在2004年大选中违反《联邦竞选法》拒绝登记为“政治委员会”的527组织进行了大额罚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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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美国联邦法律都是对徐觉哉所谓“美国民主是靠资本的‘母乳’喂养”无耻谎言的无情揭露和批驳。

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乃国家大事。竞选，少不了活动经费。因而募捐（私人自愿捐赠）是必要的。必要的合理的合法的公开的募捐，怎么能歪着嘴说成是“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金钱选举”呢？

美国选举有问题没有？有。——毋庸违言。症结在于，民主美国的共和选举制度本质是不是钱权交易？从上述可见，恰恰相反，美国人民在千方百计堵塞漏洞，严禁权钱交易。

这第三个问题的关键也在于，中美对比。

美国，人民当家做主，民主选举执政者和民意代表，人民决定政治经济外交方针；中共党国，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许国民过问国家事务。

美国，千方百计堵塞漏洞，严禁权钱交易；中共党国，权钱交易比比皆是，不许国民监督。

美国大选，私人捐赠受限制受监督，花费捐款也受限制受监督（富翁参选用自己的钱也受限制受监督）；中共党国，财政收支（纳税人的钱）暗箱操作，大量用于少数人身上。对这一点，略举几例：

例一，中共党国举世闻名的三公消费，数额庞大——一年居然高达4万亿！大多都用于私人消费，而且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例二，中共党国大兴土木为权贵们营建楼堂馆所、逍遥宫，为毛泽东营建大量现代行宫，都用于私人消费，而且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例三，中共党国只有少数人享有公费医疗（广大农民无缘），而公费医疗经费的80%都被厅局级以上高官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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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论，自由民主制度与共产极权制度，孰优孰劣？孰善孰恶？明明白白，泾渭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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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乱不乱？

诚如徐文立先生在“正常社会论”中所言“人人都不完美”，推而广之，世上根本没有完美的东西，只有比较好，没有最好。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有或大或小的漏洞。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政府都有缺点都会犯错误——从另一个角度讲，矛盾无处不在，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优秀的制度，贵在防错纠错——具有强有力的防错纠错机制。

自由民主制度，正是具有强有力纠错机制的优秀制度。

其诀窍何在？一是三权分立，相互制约；二是定期自由选举；三是言论出版自由；四是司法独立，依法治国；五是重大国是全民公决。

共产极权制度与之相反。是以，政治不得妄议不敢妄议，一错到底。——像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运动，不顾人民疾苦不顾国家危难，撞到南墙上也不回头。一个治国白痴恶魔，竟然独霸国权直至下地狱！

让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再看美国的民主乱不乱？

自由民主制度最根本的特征是：言论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选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多元社会，高度自由，“乱”乃必然现象——共产极权制度与之相反：万籁俱寂——国民是哑巴，是草木——如此平静寂静，好吗？其实是人间地狱！

如果说，“美国民主一片乱象”，一切良知尚存的人们都不能不大声呼喊：

这种乱象好得很！正是制度优越性的靓丽展现！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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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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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出现了不少荒诞的事。

首先是五四青年节，一位大叔声情并茂朗诵《后浪》，在满屏都是404中告诉年轻人有选择的自由，最后激情祝福：“那么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有网民为他补充完整说：”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搁浅。”

五月另一件荒诞的事是：68岁的浑元形意太极掌门马保国对决50岁搏击爱好者王庆民，开场30秒马保国被3次KO。事后，马保国对自己之前的一次失利“嘴硬”，坚称“功夫点到为止，本可以把对方鼻子打骨折。”为此，网友有一句精彩的评论：把这老小子调外交部，真是奇才啊。

马保国笑话三天后，5月21日，两会开始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审议有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议案：“一国两制”似乎成为笑话。网友调侃：一晃就50年，感觉像20多年。而被宪法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几乎沦为荒诞展，今年也不例外：中医药文化融入中小学基础教育、一生喝奶计划、因疫情归国留学生可入学高职高专、可借鉴手机卡经验推广交通卡实名制等等人大提案，都成为网民尽情取笑的话题。

如何与荒诞对抗？如何与极权之下的大规模的“完美之罪”对抗？法国作家加缪在《反抗者》中指出，此时，人的唯一出路便是“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只有这样，才可以在荒诞与绝望中活下去。这正是中国民众正在努力的。从香港街头成千上万的游行民众，到中国网络流传的倡议书公开信，再到网络上每天层出不穷的政治笑话和讽刺，每一篇被删除的文章、被封的公号，再到每一句真话每一个笑声，都可视为是与极权主义的荒诞的一次格斗。

对于马保国的民间比武，学者赵士林认为：“格斗狂人”的重要意义远远不仅是打扒了几个江湖骗子，格斗狂人是在和虚伪格斗，和欺诈格斗，和流传久远、贻害无穷的骗子文化格斗。这对净化传统文化、净化社会风气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同样地，每一次与极权主义的荒诞的格斗，都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不反抗的成为反抗的”

五月依然有不少人因言获罪。

据网友统计，自2013年到今年5月，因言获罪的“文字狱”已多大909起，因新冠病毒相关言论而获罪的事件多达493起。

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记者江雪说：“人自由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会期望有一种更自由的表达。”显然，江雪的期待落空。5月的一天，江雪突然被警察带走问话，原因是她4月5日发表在端传媒的一篇文章《江雪：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四个小时后，江雪平安回家。她说，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学者张雪忠身上。因发表近万字致中国全国人大公开信,呼吁国民制宪、和平转型之后，于5月11日被上海警方带走，约二十四小时后获释回家。

对于前媒体人张贾龙、山东诗人鲁扬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前者因“寻衅滋事”后者因“颠覆国家政权”遭到起诉与刑拘，实际上都是典型的“因言获罪”。更引人注意的是已经被三次刑拘的前律师张展，最近两个月她住在汉口火车站汉广宾馆，每天播报武汉百姓在疫情期间的众生相。5月15日，她因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在疫情期间，端点星项目用来保存被官方删除的新闻，4月底的时候，三名90后志愿者失联，一个星期后其中两人证实被当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五月消失的还有独立媒体NGOCN。“世界在沉默，我们有话说”，这一句闪亮的口号，独立媒体NGOCN坚持了十五年，像微弱的光，曾照亮很多孤独前行的人。虽然N记不在，但它留下的理想主义光芒，就像那落地的麦子，不死。（影子经纪人| NGOCN理想主义十五年）

“为了抗击新冠疫情，我们让渡了很多隐私，但这暂时的，不是永久的。要当心权力得寸进尺，把暂时的权宜之计变成长久的方便之门。”（人间思想笔记|我可以恐惧吗？）5月23日，新华网官方报道《“国标”规范各地“健康码”建设运行标准》提到，《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于近期正式发布，会对现有的健康码实行统一的“国家标准”规范，未来“健康码”将接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并可能在其他领域展开更广泛的应用。这种健康码将有可能长期化和永久化。在杭州，已经准备推出“渐变色”健康码，这种万能“健康码跟新冠病毒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它把你的病历、运动轨迹、作息时间统统集中在一起，综合评分判断你够不够绿。然后再通过排行、评比这些外部约束倒逼你不断提高自己的绿值。”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不正是《我，机器人》《银翼杀手》《西部世界》《黑镜》等一系列描绘未来社会的科幻作品中的荒诞世界吗？你难道不恐惧吗？（人间思想笔记|我可以恐惧吗？）

极权主义的这种荒诞与恐惧不只是停留在国家层面上，更是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武汉50万人曾感染的新闻迅速“被消失”；比如只因太像习近平？歌唱家刘克清“形象违规”遭封号；比如，B站第一个视频《河蟹你全家》已遭和谐；再比如，近日，有推特网友发现，在百度检索关键词“武汉肺炎”时，会出现一段“温馨提示”，内容为：“病毒无关地域和种族。“新冠肺炎”的英文名为“COVID-19”，中文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这样的提示内容，却并没有在类似的“非洲猪瘟”、“西班牙流感”等病名搜索结果中出现。再比如“DADA”“锦拼”因同音“大大”“近平”而被列为敏感词。再比如南京先锋书店因发布李志的“我爱南京”盲盒，公众号被永封。

这种荒诞与恐惧还辐射到香港台湾和澳门。在香港，一名13岁学生记者在采访时被押走；在台湾，一名教授因提武肺及中华民国被陆生举报遭校方强迫道歉；在澳门，三十年来头一遭禁了天安门。

在荒诞中奋起反抗，不敏感的成为敏感的，不反抗的也就成为反抗的。这也是中国民众所选择对抗极权之路。端点星的遭遇，让同时做疫情相关新闻和记录的收集者Blockflote感到短暂的恐慌而关闭了自己的项目，但随后更多是愤怒与反思，反思之后，ta决定用书写来反抗：关闭项目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意义。如前所述，我参与的项目其实并不如端点星那样“敏感”，但正是在寒蝉效应下，我们开始丧失这种信心。自认敏感，才会关闭。而关闭又迫使我反思自我审查，最终决定不能这样，必须透过书写来反抗它。如此，关闭和书写都构成我对于自身“敏感性”的确认，书写更确认了我的“反抗”性质。讽刺的是，这种身份的成立，都是我在得知端点星的遭遇后才发生的。也就是说，审查的寒蝉效应，以及反抗这一效应的欲望，逼迫我重新解释了自己所参与的存档工作，重新建构了自己的身份。不敏感的成为敏感的，不反抗的成为反抗的。（MATTERS|记录、联结与反抗：我所知道的端点星）

二“请给中国人自由“与”你们拥有选择的权利“

五月四日青年节，两个给中国青年的演讲刷屏。

五四青年节，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用中文发表演讲，请给中国人以自由。搏明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不放松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让人民更多的参与治理，就有可能激发平民主义。他赞扬了具有“公民意识”、敢于反抗压制的中国人，被他点名的有李文亮、艾芬、方方、许章润、任志强、许志勇、伊力哈木、20位天主教神父和香港的示威者。（华人学者、媒体人评价美国鹰派对华高官博明“五四青年节”中文演讲）

虽然博明的演讲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今年最值得阅读的五四纪念文章，但它在中国遭到严格的删除，真理部命令，严格删除各平台，网站和互动环节任何和美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中文演讲的转发，评论以及相关内容，不留死角。如被网管办部门检查发现或者遭网评员举报，将严肃处理。（【真理部】美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中文演讲）不过，博明的演讲依然以各种方式刷屏。

与此同时，更是引起轰动的演讲是B站推出的朗诵《后浪》。在这篇“爹味十足”的演讲中，中年演员何冰声情并茂对年轻人说：“你们拥有选择的权利。”

这句话的恶心之处在于，它透露出一个逻辑：肤浅的乌合之众拥有选择的权利，真正关于严肃知识的探讨和表达却不配拥有那样的权利。（严肃旅行｜我不喜欢B站的《后浪》视频）

网友MoreLess犀利指出了前浪与后浪、镰刀和韭菜之间的关系：前浪讨好后浪，只是为了告诉后浪，你们是最好的一届韭菜，不需要独立思考，只需要玩微信抖音娱乐至死，共青团号召帝吧出征，网络红卫兵就可以指哪儿打哪儿。所以韭菜们，请按前浪指定的正确姿势生长。

对此，时评人长平评论到：“这则登上了央视的朗诵，绝非只是一则简单的广告，而是针对年轻人的政治宣传。”“大凡民主国家，代际政治都很紧张，年轻人对老一代充满愤怒；大凡专制国家，年轻人都被鼓励要懂得感恩与赞美。”（德国之声|长平观察：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洗脑）

十几天后，网上流传，据说近期北京市委巡视组指出，北京电影学院人才培养有严重问题，学生作业灰暗，与社会主义文艺要求相距甚远，必须整改。对领导班子办学方向根本否定。“随着我们肉眼可见的北影学生正在失去创作自由，我们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只怕也很难乐观起来。”（电影学院的“后浪”们正在失去创作自由）

三“这是赵安法，不是国安法”

5月9日，学者张雪忠发表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体代表的一封信。在公开信中，张雪忠指明：“我不认为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正当代表，也不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正当的代议机构。”其理由有二：第一，人大代表不是中国人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缺乏国民的授予和委托，以及定期的、自由的和有竞争的选举；第二，现行“宪法”也根本不是一部真正的宪法，并不体现全体国民的政治意志，其制定和修改也不包含国民参与。

虽然宪法学者张雪忠已经指出了全国人大以及宪法的不正当性，但两会依然是年年开，这可以说是极权国家最为荒诞的事情了。而每年两会代表，更像是荒诞展。今年也不例外。中医药文化融入中小学基础教育、一生喝奶计划、单身女性禁止冻卵、因疫情归国留学生可入学高职高专、可借鉴手机卡经验推广交通卡实名制、将个人电脑作为战略必需品、建立全国统一的婚恋登记信息查询平台、建议取消我国境内新闻发布会外文翻译等等五花八门的两会提案，都成为网民尽情取笑的话题，但荒诞的是，这些笑话却能够真真切切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荒诞无比。

对香港热爱自由的人来说，两会的荒诞更是毁灭性的。在两会第一天，全国人大5月21日晚召开记者会，宣布会议的一项议程将针对制定香港国安法进行讨论。5月27日，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大会通过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并以2039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决议内容提到了全国政协一致认可从国家宪法建立“港版国安法”，支持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5月28日，全国人大举行最后一日会议，与会代表以2,878票，6票弃权，1票反对通过被称为「港版国安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中国人大政协揭幕，最震撼港人的消息，应该不是北京下午「遍地黑暗」的奇异天象，而是人大即将审议在香港落实《港版国安法》的宣布。尽管过去北京对香港的滔天恶行已达罄竹难书级别，但《国安法》恐怕仍然在众多罪行中稳佔头三位：基本上，这是对《基本法》十八条中对什么全国性法律才能列于《附件三》最直接和粗暴的违反：《基本法》十八条清楚列明，只有「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才能列于《附件三》。《国安法》此等明确规定由香港政府自行立法（廿三条）的法律，按《基本法》当然不能列于《附件三》。（MATTERS|端木皑：《港版国安法》：请国际手足出手相助！）

消息传出的那个周日5月24日，“有网民星期日发起港岛区‘反恶法游行’，警方派出2千警力严阵以待，数以万计市民突破警方封锁游击式游行，警方多次施放催泪弹并出动水炮车驱散，约180人被拘捕。有人高举港独旗帜及高呼口号，有高中生表示，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后高呼港独口号肯定犯法但现在不站出来抗争，恐怕将来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美国之音|香港数以万计市民游击式游行反对北京引入港版中国国安法）

而在中国网络上，充满了质疑的声音：绕过立法会修改基本法，算是一国一制了吧？还有网友直呼：这是赵安法，不是国安法！

在网络上，2002年11月19日，时任中共总理的朱镕基出席香港特区政府在礼宾府举行的欢迎晚宴时的一段演讲，也被网友不断转发。在这次演讲中，朱镕基说：“我就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港府官员有责任，北京中央政府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不过，这段视频不久因违规被删除。（【旧闻重温】朱镕基香港讲话视频违规：假如香港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四“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和“连说真话都要敢于了”

母亲节的第二天，5月11日，一名武汉妇女举着“政府隐瞒疫情真相还我女儿”的牌子到武汉市政府上访，其核心诉求为：追究责任、赔偿损失。该妇女的24岁女儿2020年2月死于武汉新冠肺炎，而这位妇女则是感染“幸存者”。这名妇女的新浪微博账号为@哭泣的亡魂，在微博上，她在为自己的女儿喊冤。她的女儿虽然去世前早已新冠肺炎确诊阳性，但“病亡原因”一栏却仍写为病毒性肺炎。在母亲节这一天，她写到：“没有你的母亲节妈妈还给谁当母亲”。这位妇女最终遭到了警察和保安的暴力驱赶，并被夺取了抗议纸牌，并限制了出门，没有人知道她现在如何。她的女儿的去世最终连一个数字都不算。犹如12年前，汶川地震中那些逝去的孩子，一如李承鹏所追问的：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而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旧文重温】李承鹏：写在5.12的爱国帖）

5月25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前所未有的报道。大标题：美国近10万人死亡，无法计算的损失。然后，以朴实到极点的方式，逐一列出了1000名新冠死者的名字、籍贯，和一句话的生平介绍。

这份名单，承载的绝不仅仅是悲伤、眼泪和死亡。

更有梦想的烙印，生活的余温。

他们曾是我们，一个个平凡的人类。（8字路口｜他们曾是我们：登上纽约时报头版的1000名新冠逝者全名单）

更让人感到荒诞的是，在中国，死难者不仅留不下一个名字，甚至是数字，网络上对作家方方以及支持者的攻击却是热闹非凡，无知的小蝌蚪们，骂完方方骂王小妮，骂完王小妮又骂郝海东，举报批斗隐约成风。

为此，作家六神磊磊敏锐的感觉到”有一股潮流，正在袭来”：有一股潮流，正在袭来。

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前一阵，张文宏说早餐不要喝粥，遭到了大批吃瓜群众的阻击。而就在最近，papi酱晒娃，遭到了许多喷子的棒喝。

张文宏和papi酱，一个是医学专家一个是网红。两个公众人物，原本没什么共同点，从性别到脸型都正好相反。但他们遇到的却是同一件事，就是莫名其妙地激怒了一大批围观群众，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踏入了粪坑，给溅了一身。（六神磊磊|从张文宏的粥到PAPI酱的娃）

5月28日，国务��总理李克强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李克强表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这段话如果不是总理说的，估计会被网上的战狼、小粉红疯狂举报。

即便知道是总理说的，很多人还是“我不信我不信”，一个个像被鲁豫附体了一样。(人间思想笔记｜总理都叫不醒的人)

在微博上，凡是方方的支持者几乎都掉入这样的粪坑，无法表达一句真话：只因被方方转发了一个微博的北京大学教授罗新，立即被扒出反毛、支持港毒、攻击中国等（【立此存照】方方又带货：这次是北大教授罗新，反毛/支持港毒/攻击中国）；

方方转发了新华社关于梁小霞的新闻，跳水奥运冠军劳丽诗再转发方方的微博，为此便陷入了围攻；（人格志｜将爷：奥运冠军劳丽诗炸出了一个粪坑）

在微博上，因为支持方方，中国前知名职业足球运动员郝海东，从晒豪宅、晒名画到对五毛极左小红粉们频频开火。在微博上，这位曾经的国足感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连说真话都要敢于了，是这个民族的悲哀是这个国家的悲哀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悲哀！（天狐观察|郝海东挺方方连续怒怼五毛小红粉，引爆舆论！）

这到底是一群什么人？为什么会如此荒诞?沉思的托克维尔|都市中的中产青年：小粉红构成与动机分析试图分析：小粉红在网络空间的壮大堪称互联网时代最大的民族主义运动，他的崛起代表了新一代年轻人对过去政治话语的反叛，尤其是对对外隐忍，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父辈的反叛。经过各方学者调查，小粉红的群体图像是都市青年，其中主力军是一二线城市的中产学生群体，他们出身优越，很多是高学历群体，还有一部分有海外留学经历。

对于小粉红来说，爱国并不是严肃的政治行为，而是带有娱乐性质的饭圈行为，对他们来说，国家和偶像、动漫并无本质区别，这只是一场当代年轻人的追星运动。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拥有了成就感，找到了存在的价值。这与昭和青年和特朗普的红脖子有本质不同。

五对荒诞说“不”

1946年，加缪在美国做了一场演讲《人类的危机》，在这场演讲中，加缪再次强调了反抗的意义：在一个价值被剥离了的世界，在我们栖息着的心灵沙漠中，反抗可以昭示什么呢？反抗使我们成为说「不」的人，然而同时，我们也是一些说「是」的人。我们对这个世界、对它根本的荒诞性、对威胁我们的抽象、对在我们四周建立起来的死亡文明说「不」。

五月，请一起对所有威胁我们的荒诞和死亡文明一起说“不”！

CDS档案 | 2020年5月中国言论审查纪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

川普签行政令 防推特等社媒言论审查

CDS档案 | 2020年4月中国言论审查纪要：再次被纵容放大的时代的丑陋

YouTube现黄标风暴 8万人联署抗议言论审查

言论审查纪要：为明辨是非真假的自由而战

安卓翻墙APP、Windows翻墙:ChromeGo AD：搬瓦工官方翻墙服务Just My Socks，不怕被墙

来源：CDT

原文链接：2020年5月中国言论审查纪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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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惠林

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为邦先生，因为自己的惨痛经验，乃登高一呼成立协会希望结合受害者来“团结力量大”，期能压逼中国励行“法治”。（大纪元）

(四)台商投资中国的陷阱

上文已提过，外国对中国的投资热已退潮，在2003年上半年，中国的外人直接投资（FDI）还继续成长，但2003年下半年，连续五个月，FDI却呈现成长下滑，该年的七、八、九、十这四个月，与上年同期相比，FDI分别减少18.8％、28.3％、28.8％，以及36％。SARS疫情固然是重要因素，尚有诸如中国已呈现“后发劣势”、加入WTO效应已接近尾声、贫富不均、社会动荡、金融体系脆弱、能源危机、过度投资供需失衡、基础设施不足及诸项优惠外资政策转变等等其他重要因素之存在。

外资退烧、2006年11月中国外汇存底已突破一兆美元，有识者早已示警，若人民币升值政策及各种政策处理不当，很可能会扮演引爆中国投机泡沫的“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而章家敦等人的中国崩溃论是否会成真，确实值得世人、特别是台湾人民关切！而马政府执政八年，一再“鼓励”加速两岸三通，早已造成雪上加霜效应，对于此刻仍在中国投资的众多台商，更是切身的严重课题。2016年5月2日，IMF公布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展望报告，特别分析中国经济“再平衡”对亚太地区经济体的溢出效应。报告提到，由于台湾过去过于依赖对中国固定设备的投资，而非软性的商品及服务，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际，将受到相当大的负面冲击。

早在2004年2月16日，数名台商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控诉在中国投资被坑，并希望讨回公道。那是“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在立委偕同下举办的记者会，该协会理事长高为邦博士本人就是受害当事人，他在2002年9月出版《大陆司法迫害台商实录》一书，详尽道出自己投资中国毕生投资被劫掠的始末，读之令人鼻酸。最值得注意的是，高先生明指“司法迫害”，等于是说被“光明公开的抢劫”，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白道比黑道更可怕”这句话，亦即司法成为坑人的“工具”，直让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苦说不出。

就是因为自己的惨痛经验，高先生乃登高一呼成立协会希望结合受害者来“团结力量大”，期能压逼中国励行“法治”。那次记者会就是希望中国新领导人胡锦涛可以彻底执行2003年3月所发表的“四点意见”和“三个凡是”，前者之一是“要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后者之一是“凡是有利于台湾人民的利益，我们都要全力推动”。

虽然高理事长欢迎并认同这些善意对台政策，但他怀疑这只是花言巧语的骗术，并无执行的诚意。除了他自己的冤曲至当时仍无半点平反迹象外（时至2018年也仍没能平反），他还列举六项其他实例作为佐证：一是银行吃掉百万美金存款，被害者却受到活埋的威吓，这是彭姓、曹姓台商的例子；二是遭官方侵占二亿房地产，十六大期间被禁止入境，这是现任“受害台商协会”副会长鲍扬波的亲身经历；三是遭中方合资人陷害，甫下飞机遭捕至今眼瞎体衰，这是投资河北林姓台商的境遇；四是书记无理收回工地，并扬言：有本事，你告我好了。此是廖姓台商在江西龙南投资被坑实例；五是蔡姓台商受李岚清亲自邀请，江泽民设宴款待，但厂房完工不发执照、三亿投资泡汤的经验；六是山东张姓台商经营人工草皮，遭中方合资人陷害，打官司反被抓，至今还在谈判未能获释中。

我们相信，这六个案例只是冰山之一角，此由2004年初的“台谍案”，以及时不时地传出在中国的台商被抢、被杀事件可见一斑。必须提醒的是，中国人治威权体制，对新闻媒体的百般封锁，却还都流出诸多消息来，不见天日的案子之不计其数应是合理怀疑。其实，由商人私下聊天中，我们也得知台商投资中国的诸多辛酸血泪，而由“台流”这个流行名词也可证诸一二了。

在2016年4月掀起台人在海外诈骗中国人民而让台湾被冠上“诈骗王国”之际，高为邦在4月16日投书报纸，以“何不从受害台商角度想想”为题，再控诉台商在中国被坑的惨事，全文如下：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以台籍为主干的电信诈骗案，每年从中国汇至台湾的赃款高达百亿人民币，被追缴回来仅廿万人民币，许多被害人倾家荡产，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甚至上吊或跳楼自杀，受害人对这些诈骗行为深恶痛绝，因此，希望台湾方面在看待此事时，多从受害人角度想想。

我想举台商在中国的遭遇做一个比较。一九九六年七十岁的台商栾有廷与湖南省常德市临沣县的供销联谊社合资，成立一家纺纱厂，栾老投资价值一九一五万元人民币最先进的捷克纺纱机，占百分之七十的股权；中方以三十亩土地、一万坪厂房及六百万人民币现金作为投资，占百分之三十股权。栾老任董事长，负责经营。

开工后中方的现金六百万元人民币始终没有到位，要台商先垫钱以维持运转，后来连薪水都发不出来，栾老只好到处张罗。有一天回到寝室突然发现他的衣服箱子寝具全部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法院趁他不在，把他工厂的生产设备、原物料成品及私人衣物用品，全部以一百七十七万人民币卖给一个司机，该司机只付了廿万人民币头期款就得到了二千万人民币的资产，可怜的栾老被扫地出门。从此除每年两次去中国讨公道外，他向海基会及台商联合服务中心投诉，最后中方只愿付五十万人民币补偿，他在去年过世，连五十万人民币都没有拿到！

一九九三年台商林胜俊在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的安排下，与河北省胜利客车合作生产七到十二人座的厢型车，八年间投资三千多万美元增添设备与购买新厂房用地。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他从台湾经香港飞抵石家庄，一下飞机就被公安直接关进监狱，罪名是‘虚假投资’。关了一年四个月后林先生全身发黑四肢瘫痪送医急救，两个月后逐渐康复，中方代表告诉林先生，他可叫法院判刑一年六个月，如果同意收到判决书后立刻回台湾，事情就可做了断。如果不同意，只好送他再进监狱，林先生只得接受。出狱后与律师及朋友商量，决定继续上诉，两年后无罪定谳，回到台湾已癌症末期而往生。他的全部投资泡汤，家人拿不到任何补偿。

这样的案子有多少？依据国台办过去公布的数字推估，向国台办投诉案件应在七万件以上，损失金额远超过新台币一兆元，极恐怖且悲惨呀！请习近平主席及国台办张志军主任也从受害台商的角度想想吧！”

十多年来持续不断传出台商“西进悲歌”，而中国的游戏规则不明，甚至司法公然迫害事件历历在目，但台商却还是前仆后继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应不是“杀头生意有人做”就可形容的。我们也不宜一味地指责台商们“利字摆中间”，而让他们自作自受。我们是否应广泛的搜集正确的讯息并有效地广为传布给台商呢？尤其有必要让台商清楚投资中国的陷阱。不过，由于中国现今力量的强大，以及阴谋手段的可怕，愿意现身说法的受害者依然不多，幸好高为邦先生在2005年9月出版了《投资中国—你必须知道的陷阱》一书，他整理出投资中国的十二大陷阱，台商投资前不能不知，十三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效。

这十二大陷阱都是以台商实际受害的实例归纳而来，分别是：

陷阱一“不履行承诺、套牢台商”：做生意靠的是信用，所谓一诺千金，宁可吃亏也要履行语言。为政者重的是诚信，所谓君无戏言，言出必行。可是在中国，承诺只是勾引台商的甜言蜜语。

陷阱二“不履行合约、侵占台商权益”：合约只是绑住台商的工具，对中方毫无约束力，台商如诉诸法律，就会掉入司法陷阱，不死也成残废。

陷阱三“不遵守法律、掠夺台商资产”：〈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名存实亡，因为中共中央及地方政府都不遵守这部法律，条文如同虚设，根本不能保护台商的权益，应改名为〈台湾同胞投资诱骗法〉，因为名符其实。

陷阱四“假合资、真诈财”：台商千万不要以为政府出面或政府的文件就代表有公信力，歹徒与地方政府联手骗台商的案例太多了，真正的藏镜人是地方政府的高干，出面的打手只是演员而已。

陷阱五“假借据、真要钱”：借据是真是假？法官说了算！合不合情理没有关系，合不合法律不重要。法院不是伸张正义的地方，法院讲的是实力，台商必须要有这种认知。

陷阱六“强取利益、不从囚禁”：当中方强取豪夺时，你不肯轻易就范，还要到处投诉，那就把你关起来，折磨你，威胁你，瓦解你的斗志，最后你不得不屈服。

陷阱七“先囚禁、再掠夺”：在毫无预警之下，将人先关起来，因为你是台商，自然孤独无援，中华民国政府因敌对关系，即使海基会出面，国台办也只是敷衍。坐穿牢底，冤死牢中，大有人在。就算侥幸逃过一劫，最后也是一无所有。

陷阱八“白道撑腰、黑道威胁”：中国黑道的特色在于它与政府官员挂勾，为了共同的利益，狼狈为奸，所以中国的黑道远比外国黑道可怕！因为黑白挂勾，黑道的另一面就是白道，一旦你被黑道威胁、勒索，就别想有地方投诉。

陷阱九“勾结银行贷款、债务套牢台商”：台商公司的中国职员能够与银行主管勾结，用伪造的文件贷款，将贷款所得侵占，而将债务牢牢套住台商，任凭贷款的过程是多么荒谬，贷款的文件是多么不合法，台商必须负责还钱。

陷阱十“银行掠夺台商存款”：抢银行，古今中外时有所闻，没什么了不起。银行抢客户，大概没有听过吧！应该算是奇闻，但不要怀疑，确实发生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而且不是偶发事件。更奇特的是，中共当局不处理！

陷阱十一“台商不履约严惩”：在合资的情况下，中方不履约，没事，因而产生的损失，台商索赔无门。在同样合资的情况下，台商不履约，那事情就大了，轻则赔偿，倾家荡产，重则坐牢。

陷阱十二“假执法、真抢劫”：打家劫舍、抢银行、绑票勒索，钱到手后，逃之夭夭，古今中外都一样。抢工厂设备、抢模具、抢原料，东西到手后另立工厂，生产同样产品，销给同样客户，这是世界奇谈，却发生在当今的中国！

(五)台商的因应之道

经由上文对台湾外贸、投资的发展演化及未来的趋势，以及两岸经贸投资的变化过程，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中国经济早已走到一个关键转捩时期，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沦、甚至于崩溃，再加上全球化潮流的持续加温，所谓“新兴经济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笼。面临此种机会增多，风险也升高的瞬息万变局面，台商如何妥善因应呢？谨提出以下七点建议供参考：

一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久远以前，《孙子兵法》中指示的“知己知彼”，虽然当初是用于战争，但在商场“竞争”上也同样适用，当然不是要将对方消灭掉，而是藉由讯息的较充分致在市场上获得先机。如此，台商必须了解国际情势的演化，市场上商品的需求情况。对于两岸经贸，特别应注意中国还是极权、不自由的专制国度，不能以民主社会的观点去看待，必须对报导中国黑幕的书籍杂志特别留意，例如上文所引述的《投资中国你必须知道的陷阱》，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著作的《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和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以及被中共视为反动份子的专家们所写的书，例如何清涟著作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等，而章家敦和大前研一之论辩也应该去了解。此外，台商可敦促政府在提供“中国发展的真相和台商投资中国的实例（成功与失败）”上戮力。例如提供正确充分的中国讯息：台湾到底投资多少中国去了？这些投资中，成功多少？失败几成？有多少台商的财产都被并吞了？如果中国金融发生问题（这是中国崩溃必然引发的问题），台商财产会有多少损失？台湾与中国的生产链会受到多大影响？这些都有赖平常的调查累积。政府不能做，不方便做的，可以委托民间来做。如果美国国会有资料，台湾应有更多便利条件可以做。正确的决策须有正确的资讯为基础，包括政府与民间都一样。这不仅因为资料是共用财，经济学严格定义的“共用财”，值得政府投资，而且也因为台湾媒体报导的中国资讯不仅量少，甚至十分偏颇，过度美化。真正了解中共还有一个好处：你会知道中共崩溃的危机，因此不再惧怕中共。马政府非但没有这样做，还一味强调两岸经贸整合的好处，并宣扬签订的ECFA对台湾利大于弊等等让台湾更依赖中国，如今中国经济大泡沫濒临破灭，小英新政府必须赶紧亡羊补牢，建立停损点，并唤醒迷失的台商及台湾人民，及早跳脱火坑，向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地区发展或返台打拼。

二是戒急用忍行稳致远：这里���说的“戒急用忍”，指的并非政府的管制政策，而是台商自己的经营心态。其实，“戒急用忍，行稳致远”对每一个人都适用，只是肩负较大资产成败重任的商人更不可或忘，且应谨记在心并化为行动。毕竟“下一刻”都是未知的，古人不是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一般人平时都需要“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了，遑论面临更大风险的商人！切忌见猎心喜而冲动，凡事多做理性思考，“保守些”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尤其在当今人心沈沦的世界，虚伪、诈骗无处无之，更要小心、三思而后行。

三是时刻准备因应环境变化：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再成功的企业总有面临危机的一天，尤其21世纪的今天，科学技术创新研究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国防、教育、人口、文化等等方面的影响，使人类必须面对诸多大环境变化趋势的挑战，随之也为企业带来了很多经营困难及发展机会。不论是大型企业或中小企业，不论是外销型或内销型企业，不论是单国籍或多国籍企业，不论是独资型或大众型企业，都必须严肃面对这些挑战，悉心审时度势，经权致用，以利趋吉避凶。

四是台商续留中国经商因应危机之道：中国执业律师夏卫整理出台商在面对规范不明、不稳定的中国市场时，有四大危机需因应可供参考：

第一个危机是行政性壁垒。这是台商产品融入中国市场的最大障碍。所谓“行政性壁垒”并非指必须由政府控制的垄断行业，如水、电、煤等，而是指应该市场化而没有市场化的行业，主要分为“行业壁垒”和“地方壁垒”。前者是指在纵向行业内，行业主管部门透过行政力量设置行业的进入壁垒，排斥、限制或者妨碍市场竞争（亦称为“条条壁垒”）。只有这样，才能让行业里的国有或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可共享行业壁垒带来的利润，保证其共存，确保大家基本上能和平共处。后者是指横向的行政区域内，由地方政府设置的、用以保护本地产品免遭受外来产品冲击的一道屏障，当今的行政壁垒有两个特征。

特征之一是由显性向隐性方向发展，以及行政力量透过幕后操纵，制造看似市场垄断的行政壁垒，例如，虽然官方三令五申禁止政党机关办企业，但以政党机关为企业的实际发起人或幕后靠山的“嫡系企业”多得是，已超出了法律领域。特征之二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的许多行政性壁垒，大多以加强宏观调控的名义取得合法性，实际上行干预市场竞争之实。此外，还有一种典型表现是由政府牵头搞企业并购，即在以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口号下，由政府出面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不公平地兼并中小企业，实质是排除竞争以维持国有企业经营的主导地位，以“大公司”战略，迎接外贸经营权开放后，外来企业及产品的竞争。对行政性壁垒的障碍，夏卫认为台商的应对措施是，入乡随俗，作为权宜之计，走“合作双赢”之路。

第二个危机是假冒伪劣。这是进口品牌在中国市场遇到的最棘手问题。台商的应对措施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自保能力，多方寻求国际制衡。

第三个危机是政策不透明。这对经营成本和利润的影响日益显现。所谓政策不透明是指政策筹画、制定、实施等缺乏清晰、准确和国际市场普遍认可的作法。台商应对措施是做好对中国市场的可行性分析，避免盲目西进。要想在中国市场“掘金”路上少花“买路钱”，可行性分析非常重要，应认真、诚恳向中国当地同行业中小民营业者了解实情。

第四个危机是价格竞争。这是中国共通性问题。价格竞争不单出现在中国传统强项如纺织品和家用电器行业，其他行业也普遍存在，有中��产品参与的国际市场也同样存在。在中国市场，与台湾商品相比，不排除某些中国产品有本地品牌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但最具杀伤力的仍是价格优势。

台商对价格竞争的应对措施是，择业开发与产业对接（合作）。毕竟中国相关行业的财务收益，既有明显低于国外的，如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产品，也有高于或与国外基本持平的，如通讯业、汽车业、电脑业等。此外，中国的贸易结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变化，贸易模式以对外加工为主，进、出口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五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企业必须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根据《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作者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的观察，“与任何时代相较，现在有了电脑、电子邮件、视讯会议，以及不断推陈出新的软体，就有更多人可以在更平等的立足点上，同时与别处更多的人，就更多种类的工作进行合作及竞逐。”

面对这股不断席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企业该把握3大致胜法则：一是与网路共生，利用网路建构本身优势；二是全球运筹，发展新的合作关系；三是专注于创新，将非核心业务外包。

六是中小企业主尽早寻回早期胼手胝足、讲信用、刻苦耐劳、打拼、弹性灵活的特性：不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即便世界大同无国界的时代来到，中小企业都是社会的中坚，以任何定义指标来看，也都占绝大多数。长期而言，小至个人，大至整体产业结构变化，都逃脱不了“比较利益法则”的制约，其中虽有外部力量的拉扯，但业者本身终究是主角，在起起落落、浮浮沈沈中扮演适当角色，不要忘记“自助、人助、互助、天助”的优先顺序，也就是说“自立自强”最重要，自己是主力，外力是助力。在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那一段“台湾经济奇迹”年代，中小企业扮演着中流砥柱的主角，以弹性、灵活、压不扁、打不死的特性著称，讲求信用，与国际大商社进行着“产销分工”，在只赚取微利下蓬勃发展起来。

自1980年之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台湾中小企业因循故例继续发展，相对的缺乏自行研发转型，再因经受1985～90年台湾泡沫经济的冲击，原本的纯朴、打拼、讲信用伦理美德遭受侵蚀。当中国经济开放近10年，已不再欢迎台湾中小企业且劳工成本提升，加上中国本土企业的抬头，台湾中小企业逐渐感受到生存威胁，或者向中国西部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移动重施故技，或者回台升级转型。如果要可长可久，回归本土与时转换体质，迎合比较利益法则动态变化，是最稳当方式。不论选择何种路线，找回早年的那股特质才是根本正道，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和其微型贷款银行，让具诚信笃实的穷人自立更生、摆脱贫穷、找回尊严的做法，正可作为借镜，他们所显露出的情境正是早年台湾中小企业在地下经济中存活的翻版呢！

七是同心协助民主中国、自由市场经济早日落实：愈来愈多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已愈见明显，症结所在就是“经济体制”转型的不顺利，三十多年的发展也到了瓶颈和危机爆发的最后关键时刻，除非尽早实现“民主、自由”体制，让市场机能充分运作，否则全球大灾难就会不断且密集的降临，全人类都无法幸免。因此，有必要促使“民主、自由、市场”皆备的新中国早日来到，这是每位世人的责任，企业主也不例外，而台商在中国从事经贸投资即可利用各种机会，在有形、无形中将台湾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经验传播在中国各个角落！

最后，有必要谈谈中华民国政府面对中国经济泡沫和两岸经贸演化，以及中资来台并购和红色供应链、陆客来台缩减等冲击下，应如何因应。

(六)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向前行

蔡英文在1月16日赢得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后，包括她自己在内，大家都同意，她的担子非常非常的沉重，不但要收拾烂摊子，还要面对台湾人民的高度期待和内外环境的严酷挑战，尤其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刁难和冲击，不说没有蜜月期，连一刻都不得松懈。新政府到底要如何因应，进而开创新局，让台湾在全球发光发亮、台湾人民绽放笑容过着幸福快乐生活？经过两年的执政，在中共掣肘、内部纷扰及各项改革并不顺遂下，成效不彰。个人认为还是要做到以下三件事：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重建台湾人民的信心。俗话说：人者心之器。除了自己有信心外，人与人间的互信也很重要，尤其对政府的信任更要赶紧拾回。毕竟“民无信不立”。可悲的是，长年以来，台湾社会充斥虚假、欺骗，在“政治是高明骗术”的洗脑下，高层政治人或政客虚假的表演早已司空见惯，上行下效，终致假、骗被认为正常，真诚被奚落，被认为呆瓜。

在自私自利催化下，无所不用其极的假、恶、斗也悄悄上演，“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早已成为座右铭。黑心食品泛滥是此种现象的真实反映，而投机炒作、金融风暴的常相左右，更是人心贪婪、腐化、衍生性金融剧毒商品遍布的具体呈现。如何消弭此种不良习性，让诚信重见天日，让“人‘若’为己，天诛地灭”回归，是新总统的第一要务。除了以身作则真诚为人并带动全民效尤外，破除“黑箱”、公开透明，让“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充分发挥。“做真人、办真事、说真话”是个人对蔡英文的第一项要求和期许。

其次，认清政府的适当角色，让政府“做对的事”，进而“把对的事做好”。到底政府应做什么事呢？简单的说，“创造并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安全和谐的生活及投资环境”就是对的事。政府是凡人组成的，没有超凡的能力，自身又没有资源，其资源都来自民间，应是人民自愿甘心提供资源给政府，请政府做好人民交付的任务。

当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已经本末倒置，政府甚至反客为主，自行规划并强迫或以各种方式半强迫或迷惑人民接受。于是“功能性财政”挂帅，政府举债、赤字预算被认为理所当然，如今的“寅吃卯粮”、“债留子孙”、大债时代的现象就是鲜活的结果，而官商勾结、贪污舞弊、行政立法部门权责不分也是写照。说得明确些，政府是做服务人民的事务，由人民支付服务费，一切“营利”的事务都是民间事，充其量政府只配合行政事务，让交易成本降低。再说的清楚点，国防、警察治安、法治才是政府应为之务，经济事务还给民间，拼经济不应该是政府带头，也并非政府的责任。所谓的“庶民经济”是对的，可惜的是这已成为口号，挂羊头卖狗肉玷污了它，期待新政府予以落实。由蔡英文近几年深入民间，亲身参与百工百业实际事务，相信新政府不会蹈马政府的覆辙，而会是“小而有能”、贴近人民的！

第三，跳脱“一意追求GDP、高经济成长率”的迷思。GDP和薪资、人民生活幸福之间没有绝对关系。GDP只是一种资讯，它是社会中“个人”生产加总的概念，重点不在“总量”，而是各个行为“个人”，何况总量是“估计值”，且“加总”是困难的事，不可能是“真相”。英国经济学家黛安．柯尔(Diane Coyle)在2014年出版的《GDP的多情简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中说的好：“过去，我们用GDP评估经济。现在，我们用GDP来骗取选票”。

毕竟“GDP从一开始就不是被设计来衡量国民福祉，它是衡量一国财政收支的工具，是一种会计帐，但其账目复杂，资料又难精确，很容易被乔来乔去，人民也很容易受唬弄。”所以，新政府应将GDP作为一种资讯参考指标，且认真去调查、编制，让它尽量反映现实，供研究者及全民参考应用，绝不可作为施政的唯一目标。

当然，要改变既有观念很不容易，但只要有心且愿意认真去做，没有不可能的事。不过，国家社会是属于全民的，没有人能置身度外，有待全民“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向正确的路努力前进。有必要再强调，当政者及官员们有必要以身作则，带动全民真诚互信俾事半功倍。

吴惠林：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崩坏(五)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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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吴惠林：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崩坏(五)下篇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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