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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苹果转移云存储所在地说起
苹果近来的麻烦连续不断，先是iphonex销量不如预期，削减了不少产品订单。然后是因为推送电池管理程序导致手机速度变慢，惹上了众多消费者的訴訟。上述事件都發生在全球區域，雖然“電池們”也涉及中國用戶，但因為訴訟的成本問題估摸著只能不了了之。不過有一件事情卻切實影響到了所有蘋果的中國用戶，蘋果將把中國用戶的數據轉移到貴州的蘋果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貴州數據中心並不是蘋果公司獨立控制，而是中方與蘋果公司合資建立的。中方公司也不是什麼著名的民企，而是貴州政府出資的雲上貴州公司，可謂實至名歸的國有企業。蘋果和雲上貴州公司的合作，表面上是一次企業間的合作，其實無異於一次雲端國有化。對於黨文化領導一切的政府，這意味著所有人的數據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政府隨時可以找一個理由把群眾扒個精光，還能做到出師有名。記得在去年的紅黃藍幼兒園事件中，一位母親曾經描述過老師對孩子的恫嚇。為了不讓孩子說出實情，他們發明了個比喻。老師有著長長的望遠鏡，可以跨越所有障礙，伸進每個家庭的窗戶。孩子們的一言一行根本沒有秘密，自然也不會對家長講出實情。這個比喻很形象，讓人不由得刮目相看。看來幼兒園老師很有文學修養，只是這份修養用錯了地方。
如今icloud的數據轉存到了國內，就像政府握緊了無處不在的望遠鏡，讓所有公民都成了無助的嬰兒。幼兒園事件之所以讓人義憤填膺，源於孩子們的弱小與天真無邪。相較于幼兒園管理者和工作者們，孩子們是不折不扣的弱者，乃至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其實我們每個人又何嘗不是弱者，在和集權政府面對面的過程中，就像一隻隻軟綿綿的螞蟻。
讓人無奈的是，這已經不是蘋果公司第一次妥協。在去年的封鎖vpn事件中，蘋果公司把app store中國區中的所有vpn軟件下架，以符合所謂的當地法律。雖然庫克對此做法振振有詞，但對於那些喜歡而且渴望翻牆的人來說，無疑是一記猛拳。試想如果蘋果公司拒不執行這個禁令，將會引發什麼樣的後果呢。作為市場佔有率第一位的手機生產商，蘋果在中國國內的銷量自不必說。因為系統流暢度的問題，蘋果機始終比安卓機更受青睞，特別是對於女性有著很強的吸引力。另外蘋果機普遍價格較貴，所以使用者多是高端人士。一旦蘋果公司和政府發生衝突，以致延伸到手機的使用問題，必將影響到數量不菲的民眾。最極致的情形是政府用行政、技術的雙重手段迫使蘋果的原有用戶改換門廳，重新購置一部新手機，這無疑是庫克所不願看到的。當然以上的情形僅僅是對於現有的用戶而言，以後的新產品更是會遭到禁售的結局。
出於對商業利益的重視，中國大陸市場自是蘋果公司所不能不考慮的，因此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退讓。蘋果的綏靖行為不僅表現在公司的整體經營政策上，在其首席執行官庫克身上體現的更加明顯。庫克和蘋果前任執行官喬佈斯的性格與做事風格截然不同，為人溫和圓滑，善于溝通。如果說喬佈斯長於開拓與創造，那麽庫克則善於營銷和管理。庫克雖然擁有商學學位，但他依舊以工程學徒自居。不過有一個事實不容辯駁，在庫克掌舵蘋果之後，蘋果公司再難掀起技術革新。就此蘋果聯合創始人沃兹尼亚克也發表了看法，認為蘋果已經不是以創新為導向的公司。既然在技術層面陷入了瓶頸，想繼續維持乃至增加公司的業績，就必須在銷售的全球化上動腦子。正是因為這樣，蘋果才更加不能失去中國這片沃土，不能失去這片人傻錢多的市場。庫克顯然深諳此道，所以才一改前任喬佈斯的策略，頻繁出訪中國。蘋果開始有意識的擴大在中國本土的影響和規模，首當其衝的就是建立高端外交。作為威权體制下的中國，外資企業想做大做強有諸多難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集中在怎樣處理與各級政府的關係上。如果有了政府的支持，即使運作起來出現什麼問題，也很容易獲得解決。為了使蘋果公司在內地得到充足的發展空間，庫克不得不放下總裁的架子，穿梭于內地的各個省市。來到中國的庫克，工程師身份就像一塊名不副實的招牌。看著他在電視熒幕里侃侃而談，施展三寸不爛之舌的功夫，儼然成了戰國時期的蘇秦和張儀。
不僅如此，庫克還參加了一些中共舉辦的政治意味濃厚的活動。比如去年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庫克就曾亮相其中。與他同時出席的還有谷歌ceo皮查伊，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大會的權威性和知名度。中共之所以舉辦所謂的互聯網大會，目的在於推行其網絡主權的概念，主張政府有權對本國的互聯網進行控制和管理。在中共看來，施行長城防火牆也是網絡主權的一部分，自然沒有什麼不妥。實際上這種管控恰恰否定了互聯網存在的意義和基礎，連接世界與信息自由。否定了這些構築互聯網的基本因素，等於抽去了互聯網的靈魂，使其成為了某些政治勢力的傳聲筒。不僅是在中國，即使是在美國，媒體也逐漸擺脫了自由的軌道。因為公權力相比於個體太過強大，所以在一個公權力不受制約的社會中，媒體自然而然的會受其影響。川普就層幾次三番的抨擊過美國幾大主流媒體的新聞，說他們是批量製造假新聞的工廠。雖然這種說法過於主觀，卻也點出了新聞媒體所存在的問題。美國是兩黨制的國家，民主共和兩黨的執政、施政理念均有差異，這種差異自然會在民間和社群中發酵，各類媒體的觀點和立場也就不盡相同。每一家媒體找到與之相符的政治力量，結合后形成一個個的利益集團。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因為彼此理念的根本不同，自然會彼此詰難攻擊。雖然這樣或多或少影響了社會的和諧，一定程度上也撕裂了不同阶级之間的關係。但這至少保證了社會中有各種聲音的存在，保證各個階層都有代言人和發聲筩，不會用統一的意識形態來給眾人洗腦。因為新聞言論的自由和開放，也使美國的各種政治勢力相對平衡，避免向偏激和極端的方向發展。
反觀中國，所有新聞都必須經過當局的審查，互聯網亦是如此。原本聯通世界各個角落的互聯網，也因為網絡主權的緣由，被閹割成了局域網。烏鎮所舉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雖然冠上了世界的名頭，但終歸名不副實。何況世界上使用量排名前列的幾個網站，谷歌、youtube、facebook等等在中國都遭到了屏蔽，沒有了這些網站何談世界二字。究其本質這個大會是在美化中共執政，以實施統戰和遊說。庫克去參加這樣一個封閉、動機不純的會議，著實令人有些遺憾。
不過主人有主人的用意，客人也有客人的想法，在庫克、皮查伊等等聰明人面前，這些虛頭巴腦的遮蓋和掩飾根本不具有任何迷惑效果。庫克和皮查伊等西方IT大佬之所以奔赴烏鎮參加大會，明為擁護站台，實際是想在中國打開自己公司產品的銷路和市場。和掌控谷歌的皮查伊相比，庫克顯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去完成，畢竟蘋果沒有被中共一刀切的拒之門外。和谷歌、facebook等公司的營業重點不一樣，蘋果所提供的是硬件服務，涉及到的敏感內容相對較少。但其中的icloud雲服務卻涉及到了無數用戶的隱私，裏面可能有一些對當局不利的內容，這恰恰是中共所忌憚的。早先中共通過的網絡安全法，規定了外國企業存儲的中國用戶數據，必須放在中國境內。如今蘋果公司將icloud服務落戶貴州，也是在順應中國的網絡安全法。
這種舉動在一般民眾看來習以為常，但對於那些有著隱私保護意識的人來說，蘋果公司的舉措讓他們失去了無可替代的安全感。雖然蘋果公司提供了icloud存儲地變更的解決辦法，但這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相比於其他的任何因素，安全問題都是必須首先考慮的。在icloud服務移至貴州之後，雲上貴州公司所擁有的權利將和蘋果公司平起平坐，同樣可以查看用戶的數據。在中國這種國家，隱私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個人數據的買賣幾乎形成了完整的鏈條。特別是在科技領域中，很多社交與支付軟件成了數據泄露的大戶，比如阿里巴巴的支付寶以及騰訊的qq和微信。國產的電腦安全軟件更是充當了監視者和間諜的雙重角色，奇虎360公司就是一隻政治過硬的國家隊。其創始人周鴻禕談及公司的發展時，不禁流露出自豪之情，在他看來能夠為國服務無異於是一種榮譽。人們總習慣把國內的企業分為國企和民企，其實這種界線很模糊，這種劃分也很幼稚。國內的任何企業都擺脫不了和政府的瓜葛，沒有政府的支持和幫扶，企業將舉步維艱。這源於中國的體制，當文化無所不在，乃至遍佈各行各業。想讓企業遵循獨立的價值體系和從商之道，簡直是痴人說夢。當政府對企業有所約束和要求時，企業就變成了攫取數據和資源的工具。在這個數據為王的時代，數據分析不僅在成為商業發展的依託與核心，也成為了維護社會安定和政權穩固的幫手。大數據的應用是必然的也是符合社會發展潮流的，幾乎世界上的所有國家都在致力于開拓這個領域，卻也帶來了種種問題。
科技是沒有善惡的，善惡來自於掌控科技的主體。簡而言之，科技既可以服務人們，也可以成為控制民眾的望遠鏡和監視器。如果想監視民眾們的一舉一動，光靠政府的那些情報部門和安全部門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仰仗國內科技企業的協作。不僅是中國政府，就連美國政府也會搜集和獲取一些特定人群的信息。區別在於兩個政府所處的位置和性質不同，中國政府說一不二，美國政府只能行使有限的權力。
美國政府曾經以安全為由，想讓蘋果等科技公司留出後門，但這麽做無疑會冒著巨大的倫理風險。如果被用戶發現，對於任何一個企業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災難。即使是微軟、蘋果這樣的王牌企業，其商業價值也將大打折扣，關鍵是它們會失去民眾的信任。一個企業的產品再完美，失去了應有的商業道德，就會被拋棄。前不久因為恐怖襲擊，美國的情報機構要求蘋果解鎖恐怖人員的手機，以便獲取更多的相關資料。沒想到蘋果公司因為此舉涉及到個人隱私的緣由，拒絕了中央情報局的要求��並且聲稱自己也無法解鎖相關數據。兩者的對立和爭執再次把隱私安全的問題擺在了大庭廣眾之下，讓人們對公權力是否被濫用重新有了思考。
但是這類性質的對壘只會發生在美國等民主國家，一個法律健全、自由的國家，一個所有民眾都信奉個體權利的國家。當所有的民眾都聚集起來，形成一股強烈的民意後，政府就必須考慮到每個決定造成的影響和後果。在集權統治下的中國，根本就不具有自由表達乃至尊重個人權利的環境，企業也只能變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不幸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經濟硬實力的增長，政政府對外資企業的態度也在變化。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企在中國儼然成了救世主，被各個地方的領導們奉為上賓。特別是在八九運動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施行了經濟封鎖，而港澳台的企業卻嗅到了發財的機遇。想發財的心思碰到了求賢若渴的地主，二者一拍即合，也就開啟了外企在中國的黃金時代。當西方世界與內地關係緩和之後，港澳台外的西方企業也走進了內地，並且迅速的發展與壯大。外企大肆的進入中國，對於中國經濟的崛起有著莫大的幫助，也讓外企本身攫取盡了勞動力廉價的紅利。雖然從國家的角度來分析，中國整體的經濟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對於每一個獨立的勞動者來說，卻成為了馬克思筆下受剝削的無產階級。中國大量的勞動者們被迫忍受著惡劣的工作環境，領取著微薄的薪水，在為一大家子的生計而奔波。
中國政府總在宣稱，改革開放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偉大勝利，其本質是一次在國家領導下的對全體國民的剝削。不僅是那些在血汗工廠裏工作的人們，任何普通的民眾都是創造中國奇蹟的基礎。經濟的發展不是某一類人或者一個政府造就的，而是全體國民努力奮鬥的結果。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人口紅利因為計劃生育的政策消失殆盡，中國面臨著經濟轉型的問題。外企的營商環境逐漸收緊，一方面運營成本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政治尺度也愈來愈緊。外企很可能因為某種政治因素，遭到中國政府或明或暗的懲戒。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日企和韓企，當中日關係因為釣魚島事件波動時，日企就成了政府以及民眾們出氣的對象。朴槿惠政府在決定部署薩德之後，三星樂天這樣的企業又成了打壓的對象。政治債經濟還成了中國政府頻繁採用的示威手法，是對自由经济的嚴重威脅，也形成了一個非常不利的示範效應。促使任何外資在選擇投資歸屬地時，會將面臨的政治風險考慮進去。而那些試圖進入或者已經在中國的外企，想擴展或維持自己的業務，就必須接受政府提出的條件乃至放棄某些積極的商業原則。庫克所帶領的蘋果公司以及曾經的谷歌公司就是陷入兩難中的典型，二者的區別在於谷歌選擇了價值傾向，而蘋果則是選擇了商業利益。
和庫克作出同樣選擇的還有扎克伯格，facebook覬覦內地市場已經很久了，扎克伯格為此履番向中共高層示好，曾經頂著北京的霧霾跑過天安門。他的老婆普利希拉陳是一個華裔，或許這也是扎克伯克青睞中國市場的原因，他們的女兒甚至還在學習中文。和蘋果這種公司不同，facebook這類社交媒體是提供軟服務的，所謂的軟服務是以信息、內容為依託的，信息和內容是另一種形式的真實和價值觀，沒有了多元和深入一切的視角也就沒有了任何意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價值判斷聚集在一起，賦予它們一個自由表達的平台，這才是社交媒體應該去做的。國內雖然也有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但多侷限於個人的自娛自樂和政府的公開宣傳，一些略微涉及到敏感事件的內容都被屏蔽和剔除。這樣的社交媒體怎麽看都像是宣傳部和八卦小報結合的產物，消磨人的意志，使人變的愚蠢。它們就像一只只被閹割的狗，只聽主人的號令，讓它咬誰就咬誰。失去獨立性的媒體，還不如回家去買紅薯。即使facebook進入了中國，估摸著也不得不淪為微博、微信之流，服從內地苛刻的法律。雖然跳舞讓人愉悅，但身著枷鎖終究不是什麼長久之策。扎克伯格設法進入中國市場的辦法和庫克如出一轍，依舊是走上層路線，只是他試圖直接和最高領導人建立非同一般的關係。在扎克伯格的桌子上擺放著習近平的著作，又多次在不同的場合響應習的政策。令人尷尬的是，無論小扎如何示好，facebook至今仍然不能進入中國。
隨著中國市場和世界市場對接的更為緊密，國界愈發無法阻擋新生事物的傳播，推特、臉書、谷歌這樣的企業創辦之後帶來的便利和風潮立即延伸到了中國。這些企業的誕生具有重要意義，乃至富有某種象徵性。企業創造出的虛擬技術，改變了現實世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中國國內的民眾也有使用社交媒體、搜索引擎的需求，但外企提供的服務中普遍涉及到令當局敏感或著無法容忍的內容，所以中共在國內扶持創建了一些類似的克隆体。比如谷歌的複製品百度，推特的複製品微博，因為這些克隆体的根在內地，所以管控的難度和成本低的多。依靠政府所擁有的權力和資源，這些帶有戰略目的的國內企業迅速發展，市場佔有率也在不斷增加。到了最後，推特、谷歌自然無以為繼，把市場全部拱手相讓。中國所宣傳的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戰略，恰恰在國內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實施，一些外國企業沒有獲得平等競爭的機會和環境。當然在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時期，或多或少的都會有保護主義的傾向，一些行業也明確的禁止外國經濟勢力的介入。這樣造成的後果就是本土服務絲毫沒有競爭壓力，服務的質量也難以提升，更無法和整個世界形成同步的呼應。不過這種設立經濟屏障的方法也不都有效，替代品策略僅僅侷限於那些易於復制的企業，一些掌握著尖端技術的公司是不可替代的。比如微軟公司生產的電腦操作系統windows，就是遍佈世界的統治者，即使在強調國家安全的中國也必須接受windows跑在它們的電腦上。雖然中國政府也開發了一套自有系統，運用在軍事和重要部門中，但這根本不具有任何商業價值。
國內的企業無一例外都陷入了政權的嚴格控制中，現在這種管制又被強加在了外企身上，目的在於實現其政治意圖以及維護其政權統治。以前還僅僅是採用刪節的減法，像對待蘋果公司一樣，讓它們去掉普遍性和完整性，以一個殘缺的形象出現在國內。國家與國家的制度和價值觀不同，有三六九等之分，沒想到不同國家的國民待遇也有三六九等之分。同樣的產品，沒有統一的標準，更失去了統一的服務。不僅如此，現在又衍生出了另外一種類似加法的管制形式。政府去年開始在某些外企中建立黨支部，試圖讓意識形態在企業中廣泛傳播，利用黨支部來影響和綁架董事會的決策。黨支部和黨委成了中共安插在企業中的利益代言人，不知是否還扮演了竊取商業機密和專利的角色。近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和中國的矛盾不僅體現在貿易的不平衡上，技術專利被頻繁剽竊也是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把黨支部這樣的機構引入外企中，意圖相當明顯，外企肯定視之為對經營自由的侵略。作為自由經濟的信徒，西方企業肯定不會聽之任之。駐華的德國大使就曾對此發出過抗議，認為外企的經營環境日益嚴峻，也透露過撤出中國市場的企圖。德國大使不但譴責了設立黨支部的這種做法，還對中國的網絡環境表示出了不滿，很多外企無法順利的和總部溝通。企業的外籍人員更是因為vpn的封鎖，沒辦法和家人溝通對話，享受不了家庭的溫暖和天倫之樂。對於西方人來說，久而久之必然會動搖他們在中國工作的決定。耐人尋味的是相比于德國大使的直抒胸臆，美國大使很少明確的表達好惡，更多只是對于事實本身的陳述。德國人和美國人都在中國做生意，也都奉行自由和民主的信條，區別在於德國人選擇了信念而美國人選擇了生意。也許美國在華的生意太大，獲得的經濟利益太多，讓他們不願意公開和中國政府作對。前几任美國政府從克林頓開始直至奧巴馬，都在盤算著自己的錢袋子，忽略了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就像二次大戰的時候，美國羅斯福政府秉承中立，給納粹德國造坦克造飛機。美國因此大發戰爭之財，卻也為後來的珍珠港事件埋下禍根。如今戰爭的陰影雖然不在，但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終有無法調和的矛盾，就像當年美蘇的冷戰。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無論再怎麽親近，二者的利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即是所謂的根本利益之悖論。
雖然一眾外企為了商業利益，像蘋果公司那樣不得不遵從中共的條件，但也有不少外企選擇了離開中國。很多勞動密集型的企業紛紛關門，把工廠轉到了成本更低廉的東南亞，只留下空空的廠房和失業的工人。隨著人力成本和政治不確定性的增加，離開大陸的企業估計會愈來愈多。外企的逃離看似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其實對于兩方都不是一件好事，相較來還是對本地的影響更大。雖然在中國企業亦可繼續勉強維繫，但是利潤會越來越少，而且利潤很可能無法兌換成為外幣轉出。既然如此還不如及時尋找下一個生產基地，損失的不過是在內地前期投入的廠房和設施，說不定還能躲過無妄之災。反觀那些失業的工人，情形就不這麽美妙了，何況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揹負著銀行的貸款。逐漸增多的失業人口，不僅拖累了國內的消費能力，也會滋養一些社會不穩定因素。而這些不穩定因素恰恰是中國政府所不願看到的，所以中國對於外企的持續施壓並不是可以持續的，也不是佔有絕對優勢的。隨著中國與西方世界相對經濟實力的變化，中國對外企的管控程度也會不斷變化，以達到一個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平衡。
民主和專制體制之間的利弊，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所謂的中國模式被某些西方人士推崇，原因就在于过度集中的权力让政策的执行力既迅速又坚决。长期不间断的民主体制让民众们开始厌倦，不同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倾轧攻击，选举前美妙的承诺和选举后的惨淡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上的種種情形都讓他們嚮往穩定和高效的體制，事實上具有穩定和高效雙重特點的體制只有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
集舉國之力實現特定的目標，在一個低水準的社會和低發展程度的階段，可能比較有效。但這種發展必定會碰到瓶頸，在這個瓶頸之上的所有問題都包含了某種複雜性，不是一些簡單的非此即彼。在這些複雜性問題上，傳統意義上的政府意志很難再取得決定性的作用。而是必須以科學嚴謹的態度，借助民眾和某些科學專家們的建議。執政者雖然掌握著權力，但光有權力是遠遠不夠的，讓權力恰當正確的運用才是關鍵。在解決某些複雜性問題時，權力的分享和制約將比集權更穩妥和有效。讓內行人有權決定或者否定一些事情，是兩種制度截然不同之所在。在面對某項政策時，否定比肯定更為重要。肯定無非是錦上添花，否定卻可以避免錯誤衍生出的悲劇。中國雖然也有所謂的人大和政協，但僅僅是一個起裝飾作用的橡皮圖章。人大政協審議某些議案時，經常看到全票通過的情形，在民主國家這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參政、議政權卻沒有決定權，是集权国家表面民主化的本質。何況兩會只是一年一次，不是一個有效的長期機制。在面對一些突發事件時，根本無法做到合法合理。另外集權國家有一個無法丟棄的包袱，即是它自己的政權安全，所謂的根本利益。任何利益和政權安全相比，都是可以捨棄的，包括所有國民的幸福。因為這個基本的矛盾，集權政府政策的靈活性會有掣肘之嫌。
如今中國的兩難困境已經翩然而至。特朗普政府為了提振美國經濟，大幅度降低稅率。此舉必然會對全球經濟形成巨大的影響，會吸引很多企業返回美國本土，減弱別國的經濟競爭力。中共素來以不干預他國內政為由敷衍了事，此次卻罕見的批評美國，認為其沒有負起大國的責任。其實應對美國的減稅政策也不難辦，可以採用同樣的減稅模式，何況國內的稅費本就沉重不堪。但中共政府卻無法仿照美國辦事，源於其有難言之隱。巨大的軍隊和維穩費用，還有地方政府高築的債臺，都必須有大量的財源支持。一旦減稅對於政府的打擊將是難以估量的，很多地方政府或許因此而破產，所以減稅在中國根本不可能實行。不過繼續維持一個較高的稅率標準，必然會減少企業的利潤，降低本土企業的競爭力。除卻那些尾大不掉的央企之外，私企在國內的運營可謂是如履薄冰，很多私企都面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近一两年來，民營企業家們紛紛在電視節目上露面，傾訴他們經商中的苦衷。曹德旺的一番話語就曾在媒體上引起渲染大波，他所經營的福耀玻璃已經嘗試在美國建廠，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國內的稅率太高。不僅僅是稅率，明目眾多的費用也讓企業不堪重負。近日亞布力滑雪場事件再次凸顯了民企的生存環境，等到企業把蛋糕做大，一些各式各樣的政府機構就開始來分羹了。這些非正式的政府機構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正常運作，變成了企業身上無法祛除的寄生蟲。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制衡，让经济始终无法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快速增长了将近二十年，如今面临着一个“l”形曲线的停滞，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假如政治仍然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经济不改变其发展方式，经济对于政治的负面反馈将会逐渐显现。
现在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过渡时期，究竟会持续多久犹未可知，是否会陷入衰退也让人存疑。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对于外企的苛刻不会是无限期的。如果想继续提升本国的经济实力，就必须对世界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而不是强迫别人接受你所谓的规则。对于外国企业来说，也不能一味的妥協和順從，應該保持基本的商業底線。特別是一些科技企業，必須把眼光放長遠，而不是狹隘的追逐眼前的蠅頭小利。在科技專利和商業利益發生衝突時，保護好凝聚無數人智慧的專利才是最重要的。加入WTO組織時，中國曾經承諾了很多很多。但在入會15週年之際歐美對中仍有微詞，認為其不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事實上中國在對待不同類別企業（國企、私企、外企）和不同行業時，確實有著很大的區別，這本身就是一個反市場經濟的行為。如果中��的政治形態不有所改變，其日後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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