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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婆婆蹬三轮十余年：我在成都有套大房子_小鲜_大成网_腾讯网 匡匡|2018/01/01 阅读：27441 76岁婆婆蹬三轮十余年：我在成都有套大房子
成都力量，腾讯大成网原创公益栏目。
线索提供，查看往期，请关注公众号：ookuang。
算起来，李自清在成都拉了16年三轮了。
16年前，李自清60岁。
本该尘埃落定的年龄，她的第二段人生却才刚开启：
恋爱、结婚、盖房、养娃…
一半是自己的选择，一半是来自命运馈赠。
几多酸甜，几多苦辣，匆匆十余年。
2017年，冬至。
冬至，我第二次来到李自清家。
类似手机的震动声，在房间某个地方嗡嗡作响。
为了找出震源，李自清站在床上到处翻找，被褥、衣服扔得到处都是。
“脑壳都吵疼了。”她气急败坏地说，小匡，你过来帮我找！
屋子不大，我很快找到震源，来自一个黑色塑料袋。
打开，除了一个震动的小玩意儿，还有皮鞭、项圈、手镣、脚镣、绳子…
紫色装备，史诗级别。
我按下开关，震动消失，空气一下安静了。
我想，这也太尴尬了。
“这是啥东西，值钱不？”李自清问。
口袋是她前几天垃圾堆捡回来的，随手丢在这里。
今天太阳好，她翻被子晒，没注意把它碰开了。
我说，“儿童玩具，不值钱，卖不掉。”
李自清很失望，那等下拿去丢了，可惜了，新崭崭的。
“她是我一根冰棍换回来的”
国际大都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广袤天地间，只隔了一个地铁站的距离。
一出升仙湖，迎接你的是电三轮汹涌的海洋。
比粉丝接机更加热情，每个人都在向你发出爱的呼唤：
帅哥！眼镜儿！！胖娃儿！！！来不及解释了！快上车！！
在这里站三分钟，可有效治愈存在感不足的症状。
穿过林中小路，眼前出现一个用树枝、木板、篷布搭起的房区。
面积不大，十来户人，挨着一条小水沟。
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棚户湾。
李自清一家，就住在这里。
棚户湾只有一条街，不长，二十来米。
街边两排木板房，门口摆着煤炉，炉上坐着铁锅，火灭了，墙壁熏得发黄。
晾衣杆穿过街道，挂着被子和衣服。
棚户湾狗不少，长短腿黑白灰，都是自由恋爱的产物，基因串得五光十色。
我一走进来，就被狗仔队包围了，成群结队，凶恶张扬。
带头大狗凑上来，把牙搭在鞋尖，说，没意见的话，我就咬你了哈。
刚要动口，被身后的女主人吼住了。
它悻悻地退后几步，说，山水有相逢，村口再见。
路过一堵断墙，走过一片菜地，我来到李自清家门口。
偶尔有人拜访，送李自清一些旧衣。
衣服来自五湖四海，李自清混搭也很随心。
格子短大衣、豹纹紧身裤、紫色羽绒帽、波点大棉鞋、白色毛线学生袜。
流行中带着古典，摇滚中带着民谣，一半花哨绿，一半夕阳红。
远远看去，像是一个走路的夹心蛋糕。
没进家门，我先跟她去了附近工地。
在这里，我见到了李自清的老公，85岁的温兴福。
他天不大亮就来了，在建渣中刨出几截废钢筋。
见到李自清，他脸一板：
“喊你不要来，你跟起来干啥子，你…”他见到我，把后半个“滚”字吞了。
“走哦，你走远点，个人回去。”
李自清没理他，把钢筋装进背篓，一起身，没站起来。
李自清说，温兴福这个老头，“年纪越老，脾气就越大。”
“觉得自己多要不完，耐心不好，还爱淘（骂）人。”
前段时间，李自清小腿被撞伤了，老头就不让她干重活了。
“今天早上出门，他就没叫我。”
温兴福是李自清的第三任老公。
他年轻时在供销社开货车，当过农民，四十多岁到成都流浪。
李自清说，流浪的原因，是他前妻带着娃，“跟人跑河北去了。”
温兴福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动物园打临时工，搞建修。
2008年，他75岁，干不动了，“地震第二天，就没去上班了。”
“七八十岁了，还在外面流浪，娃娃也不认他，所以说，他也可怜呢。”李自清说。
两人这段缘分，算不上浪漫。
十多年前，李自清在街上拾荒，口渴了，想买个冰棍吃。
“包里没揣钱，老头子在旁边喝茶，就请了我一根冰棍。”
“就这样认识了，我觉得老头子心肠好，我们就耍起了朋友。”
李自清曾有过两段婚姻，生过6个子女，“最终一个都没留住。”
“我们两个都是没有家的人。”
同是外地人，在成都没户口、没亲人，没扯证，没办酒席…
一起吃了顿好的，就算结婚了。
与其说心心相印，也许更多的是同病相怜。
温兴福话不多，唯一会讲的段子是，“老太婆是我一根冰棍换回来的。”
这让李自清很不安逸。
两个没有家的人，在这里安了家
李自清说，他们在这里住了大约十年了。
最先是租附近农民房住。“150块钱一个月，我们觉得太贵，住不起。”
温兴福当了几十年修补匠，虽然没干了，工具和手艺都还在。
在一片荒芜中，他看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干脆，自己搭个房子。”
温兴福和李自清在工地捡回废木板、树干、篷布…
拼拼凑凑，搭起了窝棚，敲敲打打，把窝棚扩成了房子。
从最开始的两间房，扩建到四五间房：客厅、卧室、厨房、杂物间…
最后，他从附近接来水电。
虽是零碎木板拼的房子，温兴福还是花了很多心思做设计。
墙上开了一排窗户，“冬天可以晒到太阳，看到外面种的菜。”
“顶子我搭得厚实，隔热，冬天不冷，夏天凉快。”
“材料大多是捡的，也就花钱买了几袋水泥，25块一袋，把泥巴地打平了。”
剩下的水泥，他修了一条路，从家门口一直铺到大路上。
进门的客厅，也是李自清夫妻的卧室。
一张桌子，常年不开的电视，没插电的电冰箱。
李自清说，这些电器和家具，是政府的人送的。
“他说他在拆迁办工作，遇到有人不要的东西，他就收了，给我带过来。”
两个洗衣机、几个柜子、椅子…家具摆上，这里也有了家的感觉。
“他们上次来，用大车拉的。”
住，解决了，然后是吃饭的问题。
附近荒地很多，两口子开荒、种菜，“够我们一家人吃，还能卖一些。”
小家虽然简陋，但风刮不穿，雨打不透。
流浪了大���辈子的两叶小船，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港湾。
“四川益路同行”公益群的弹簧，常带志愿者过来。
每次来，都给李自清送一些生活物资，给芹怡一些生活费。
走的时候，每人买一口袋菜。
温兴福从工地回来时，捡了几根水管，放在了屋顶上。
他准备给另一间屋子接上水，搭个简易浴室，方便李自清洗澡。
李自清爱干净，“早上起来，烧一锅水，把肥皂化了，洗好了再出门。”
“这个老太婆麻烦的很。”
温兴福在房后圈了一个院子，种了青菜、甘蔗、地瓜、花生、芋头…
“孙女喜欢吃啥，就种些啥。”
竹篓里放着花生和地瓜，这是给“孙女”芹怡的零食。
不过温兴福说，孙女已经很久没回来了。
“我宁愿流浪，这就是原因。”
“最近我常做梦，梦见和我的娃娃们一起在路上走。”
“他们走前面，我跟在后面，走着走着，他们一下都不见了。”
李自清半夜醒了，觉得像是个梦，又不是梦。
和温兴福结婚前，李自清有两段婚姻，生育了6个子女。
“他们很久都没给我联系过了。”
李自清不到20岁，就和刘沛远（音）结婚了。
刘沛远成分不好，在村上很受欺负。“他性格不好，不爱说话，疑心重，爱打人。”
刘沛远在外面受的委屈，最终都变成拳头和棍棒，打在李自清身上。
她和刘沛远生了4个儿女，“直到老四临产，我还在挨打，不准我进屋。”
她低下头，分开花白的头发，想给我看当年留下的伤痕。
她的手指关节变形。她说，这是以前被打折的。
“我怕他再打，就要把我打死了。”
生下老四后，李自清和刘沛远离婚了。
和第二任丈夫蒲生富（音）的婚姻，依然矛盾重重。
在蒲家生下第二个孩子后，“我被赶出了家门了。”
之后，李自清过了几年流浪的生活，“住在山上，砍柴卖柴维持生活。”
最让她难过的是，“他们不让我见娃娃，打我，赶我走。”
砍柴卖一点钱，她就存起来，“逢场时，就买点肉，偷偷托人把娃娃们叫到场上来，给他们吃。”
说起往事，李自清说，她心窝子有点痛。
再后来，李自清就流浪到了成都。
“扫地、擦窗、捡石头、种花种草、做饭…那时我勤快，手脚有劲，别人不愿做的，我都做！”
“在老家，我连个名字都没有，别人把你当过街老鼠一样。”
“虽然在成都也过得苦，但我一辈子都没那么自由、开心过。”
“我宁愿流浪，也不想回去，这就是原因。”
当年的恩怨，已被时间冲淡。老家让李自清惦记的，只有她的老母亲。
母亲90多岁了，“得了脑梗塞，快走不动路了。”
“我妈说，子女里面，就我一个人没有家，她放不下心。”
“我在外面过得苦时，日想夜想，就想回家看看我妈，挨着她睡一晚上。”
生活再困难，李自清每个月也要给妈妈打一百块钱。
“上次回家，我给她灌了两百块钱的香肠，请师傅把肉筋筋都挑了，我妈咬不动，她喜欢吃甜的，就全部灌甜的。”
三个没有血缘的人，成了一家人
李自清舍不得用电，冰箱只当储物柜用。
洗衣机也只有给孙女洗衣服时，才开一回。
算起来，芹怡今年16岁了——她的生日，从李自清捡她回来那天算起。
两个卧室，李自清夫妻一个，芹怡一个。
房间很小，一张床，收拾得也最干净。床上摊着一张半新棉被，挂了几件新衣服。
我没见到芹怡。
“去年初中毕业，到新都读职高去了，很久才回来一趟。”
李自清说，这是别人送的衣服，“娃儿不是很喜欢穿。”
李自清的铁皮盒子，存着她以为宝贵的一些东西。
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她的孙女芹怡。
2001年腊月十七，芹怡被遗弃在李自清打零工的医院，“现在也不知道她妈是谁。”
“我一看长相，眉毛眼睛都顺眼，脸蛋像个小苹果一样，可爱的很。”
李自清说，当时并没想收养她，“也没想过会巴心巴肝地对她。”
“我的命已经够苦了，不想连累她跟我一起苦。”
“那时，我老二媳妇有了一个儿子，想再养一个女儿。”
李自清说，抱走小芹怡，原本是想给老二媳妇养。
小芹怡在老家只呆了半年，“五月初七，我把她带回成都了。”
李自清说，儿子媳妇要养这个女儿的话，就要算超生，“要罚款，儿子要结扎。”
按温兴福的说法，是老二和媳妇变卦了，“不想要这小孩了。”
“我托关系，花了钱，把娃娃上到我户口，就说是我外孙女。”
“多少是条命，我过一天，她就过一天。”李自清说，“最多过造孽一点嘛。”
“想起我年轻时，偷偷去看自己的子女，别人把娃娃抢了，把门关了，赶我走，不让娃娃认我。”
“我就想，要争口气，把这个娃娃养活，供大，供到她读大学。”
“我在医院帮人栽花、种草，中午工人休息，我就在周围捡垃圾。”
“旁边是木综厂，食堂丢掉的饭菜，有人吃过的，我就吃了；没吃过的，没有传染性，就给娃娃吃。”
李自清说，这样也不是长久办法，娃娃以后还要读书，要花钱。
“后来我就没在医院打零工了，开始拉人力三轮，给她存读书钱。”
“三轮车上编了个竹篓篓，她躺里面，再盖层被子。”
“有客人，她就藏在篓篓里，没客人，就出来跟我一起耍。”
芹怡两岁，李自清在木综厂找了一家托儿所。
“托儿所的‘老师’，就是几个老婆婆，把娃娃关一个屋子，一天管两顿饭，帮忙看着。”
“有人帮带娃娃，我就可以多拉几趟客人。”
别人送的新棉被，李自清给了芹怡。
自己这床被芯用了十多年了，旧得不成样，她没舍得换。
她说，它不光保暖，它还有特别的意义。
“每年，我都要把它拆下来，用84消毒液洗了，晒得干干净净。”
这是由半截毯子、几件衣服拼成的被芯。
“那年冬天冷，我把她放在我肚皮上，我肚皮保温，就不得冷到她了。”
李自清从垃圾堆捡回布料、烂衣服。“晚上把她哄睡了，我就在床上缝，一点点缝起来的。”
这床被子，伴李自清度过了最冷的岁月。
盒子里，有几张李自清家人的照片、芹怡的证件照，还有几个红包的封皮。
“都是好心人送的，钱用了，封皮我留下了。”
“我不认识字。这是留给娃娃的，等她长大了，晓得哪些人帮助过她。”
说起孙女，李自清还是有很多不放心的地方。
“但她嘴巴甜，不管犯了啥错，叫一声奶奶，说几句好听话，我心就软了。”
去年上学，老师说，一次交够3年学费1万8千8，就返4千块，还送一个电脑。
芹怡想要这个电脑，李自清就把积蓄取了出来，给她交了学费。
我有点惊讶，电都舍不得用的李自清，还能存下钱来。
“存了好多年了，我有90块，就要再挣10块凑够100，凑够1000，就存在银行。”
“我就算捡饭吃，也把读书的钱给她存起的。”
李自清说，芹怡不是成都户口，没有“三证”，念书交了不少高价。
“为啥不让她回老家读？”
李自清说，不是没带她回去过，“儿子也说了，只要你回来帮我带娃，我就供你。”
“但我不想靠他们。”李自清说，“还有，其他小孩要欺负她。”
“他们拿玩具逗她，说，想要不，想要就喊你妈给你买噻。”
“她哭起来找我，问她妈妈在哪里？”
“我说，我是你奶奶，也是你妈妈。”李自清说，“后来，我们就回成都了。”
李自清说，孙女出去念书后，就很少回来了。
每个月一千多元生活费，她按时在存。
“放假了，她说要去打工；有时周末喊她回来，她说要到同学家耍。”
“她没有带同学回来过。”她说，我不知道她有哪些朋友。
说着说着，李自清冒了火，她埋怨老头子，“喊他给厨房接个烟囱，他就是不接。”
“芹怡不喜欢家里的烟熏气。”
它们，也是这个家庭的成员
芹怡小时候喜欢小狗，李自清花了20块钱，给她买了两只。
“最乖的那只，老爷爷叫它小胖。”
现在家里的大狗“小小”，就是小胖的女儿。
我去的时候，小小生了小崽，一窝黑白相间的小狗，还没完全睁开眼。
李自清在屋里暖和的地方，给它们做了窝。
前几天，李自清又收养了一只流浪的小奶狗。
她在外跑车，“这只小狗一路跟着我，一直跟到家里。”
她给它取名“来来福”，小名“来来”。
她相信，狗来有福，来来福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气。
天气好，李自清把几只狗崽放在外面晒太阳。
小小走开时，来来福也来帮忙看娃。
或在家门口蹲着。从小就展示出了看门狗的天赋。
家里还有两只猫，五六只鸽子。
李自清说，鸽子是老大爷养的宠物，“他说，经常看鸽子飞，脑子老得慢。”
“老大爷一开始不喜欢狗，现在也是爱得很。”
李自清说，娃娃出去读书，家里就冷清了，养一些动物，显得热闹。
中午，李自清在厨房烧水做饭，鸡围着灶啄食，鸽子在头顶飞来飞去。
“过年了，想回家去看看我妈”
李自清在火车北站、五块石、荷花池拉了十多年人力三轮，拉人，也拉货。
人力三轮不准拉后，她又开起了电三轮。
她开过两个电三轮，“都没花钱。”
第一个电三轮，以前住城里，一起租房的邻居送的。
“他得了大病，治不好了，把三轮车送给了我，电瓶是坏的，我自己换了个电瓶。”
前年，李自清出了场车祸，这辆三轮被公交撞烂了。
“后来，一起拉三轮的朋友，离开成都回老家了，又送了我这个旧车。”
她说，以前生意好，一天要挣几十块钱。
现在自行车多了（共享单车），基本上就挣不到钱了。
加上地铁站外三轮多，竞争大，排队也要排半天。
“昨天一天拉了10块钱，加上卖垃圾，一共挣了16块钱。”
李自清说，她现在的客户，多是附近的病人和老人。“都是熟人，要去医院看病，他们就给我打电话。”
“我脚没伤的话，还可以帮他们背下楼。”
偶尔，李自清也开车载老头子出去转一圈。
路上，李自清给我讲起年轻时的故事，讲起她的“前男友”：
“那时候他不珍惜噻，后来分了…他结了次婚，又离了，现在都后悔得不得了，后悔失去了我…”
李自清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有一种大仇得报的快乐。
“小匡，给你说嘛，我年轻时也算个美女，追得人还是多。”
坐后排的温兴福打断了她的话，“那么多话，你开快点嘛。”
“你没看到是红灯的嘛！”
“红的就红的嘛，你一梭就梭过去了…”
“你这个老头儿，没看到头上有录像，录像不认人嗦？”
两人说话间，绿灯了，来往车流把李自清卡在中间，进退两难。
回到家，李自清把车放在路边，自己走进了屋子。
温兴福也不吭声，接过车，在后面跟着，停进屋去。
回到家，李自清给芹怡打电话，打了两次，没人接。
李自清说，她可能在上课，等她看到了，就会回过来。
“这个老头儿，就是嘴巴讨人厌，不是孙女劝我，我早就给他分手了。”
她气冲冲地说。
新年即将到来，我问李自清，有什么新年愿望。
“我就想等不忙了，回去陪我妈，给她买套新的床上用品。”
“她自己走不动路，我想带她到外面走一下。”
“我想给她说，妈妈，你听外面树林子里，树叶儿在动没有？你听听外面田里，青蛙和雀儿在叫没的？”
我停下记录的笔，我觉得，说出这几句话的李自清，像个诗人。
“还要买新鲜的菜，给她包饺子。”李自清说：
“她神经有点不清���了，但只要看到我，她就高兴。”
李自清说，这辈子都过得苦，在外面流浪，无依无靠。
“以前我妈最担心的就是我，说我没有家，过得跟个垃圾婆一样。”
“这次回家，我想给我妈说，娃娃我也带大了，以后她有了本事，就会孝顺我。”
“妈妈，我也有个家了，别再为我担心。”
“等天气暖和了，这里的豌豆花花都开了，好看得很，都是我种的，我喜欢看。”
尾记：李自清的邻居们
和李自清告别后，我顺路走访了棚户湾另外几户人家。
67岁的龚述元，乐至县盛池乡人，也是这里的住户之一。
他的主业也是跑电三轮，另外种了一些蔬菜、玉米，养了几十只鸡。
我来时，龚述元不在家。
门没有锁，房间里有一张床，屋顶下挂着衣服。
电视开着，抗日神剧，步枪打飞机，胸口碎大石。
透过后门看过去，是一个山坡，山坡上有鸡叫声。
桌上放了半包香烟。
“五牛”这个牌子，有十多年没见过，我以为早停产了。
约3元一包，可能是市面上最便宜的香烟。
屋子后面，是个简易的厨房，一个小伙子正在炒菜，手脚很麻利。
龚大海，龚述元的侄儿。
他从老家来成都时间不长，在三圣乡附近工地做钢筋工。
工作不忙时，他乘地铁，转一次线，来这里看望幺叔龚述元。
龚述元和龚大海父亲是两兄弟。
大海说，父亲已去世多年，妈妈是一位盲人，现在乡下生活。
“我幺叔打了一辈子光棍。”龚大海笑眯眯地说，“我也差不多，40岁了还没安家。”
“没办法，我们家那条件，没人看得上。”
龚大海烧了一锅鸡肉，“这只是半夜冻死的，不然他也舍不得吃。”
大海说，幺叔到外面馆子收剩饭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龚述元养了三只猫，我们说话间，白猫悄无声息窜到案板上，眼神一盯上鸡肉就挪不开了。
我一低头，另一只猫也潜伏在附近，瞄准同一个目标。
我和龚述元只见过一面，交情不算深，但我觉得有义务帮他保护好这一盆鸡肉。
我留在这里，和它们保持对视，互相威慑。
十分钟后，龚述元提了一桶剩饭，搭拉菜的顺风车回来了。
龚述元这些年在成都拉三轮车，六七年前，搬到了这里。
和李自清一样，他也算棚户湾的老住户了。
房子原来的主人叫张长久，青白江人，比龚述元年长几岁。
龚述元为人仗义。张大爷患有肺气肿，多亏了他的照顾，几次夜里发病，都是龚述元送到医院的。
几年前，张大爷回了老家，住进了敬老院。
临走时，他400元把这个房子卖给了龚述元，就当回家的路费。
龚述元说，母亲在他13岁时去世，几年后，父亲也随之而去。
他单身了一辈子，无儿无女，四处漂泊。
几年前，老家给他办了五保户待遇，“每个月有3、4百元的补助。”
最近，副乡长带人来成都看望他，给他送了一些肉、米和油。
副乡长说，他愿意回老家的话，可以到乡上养鸡场做工，也可以住乡敬老院。
龚述元说，他暂时还不想回去。
“一是不想给政府添麻烦，二是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龚述元在屋后的坡圈了一块地，养了三十多只鸡，几只鸭子，一只山羊。
山羊和部分鸡仔，是“四川益路同行”的志愿者送的。
“我养大了，他们又上门收。”
常有好心市民来看他，买鸡、收菜。
“屋子的防水棚，也是他们帮忙搭的。”
龚述元的这堵墙，也是他的通讯录，留着志愿者的电话号码。
“我有事，就会给他们打电话。”
翻过山坡，是龚述元的菜地。
玉米已经收获了，地上留着断根。
“挂在家里的玉米，就是我今年收的，喂鸡肯长得很。”
这些地没种菜之前，是什么样子？
龚述元指着远处的荒地，说，“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
“都是自己一点点挖开，一点点种出来的。”
自己种的菜，龚述元舍不得用来喂鸡。
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骑三轮车到附近的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
装满一车，拉回来喂鸡。
三十多只鸡，每天要吃两背篓菜叶。
吃过午饭，龚大海带上工具，帮龚述元修理鸡圈。
鸡圈里堆着木板、废料，龚大海把它们腾出来，这里一下就宽敞了。
大海用这些木板搭了一堵墙，把鸡圈的面积扩了一倍。
龚述元很高兴，说，明年，他可以多养一些鸡了。
帮叔叔修好鸡圈后，龚大海接了一盆水，洗脚、换鞋、换衣服，准备回去。
谈及未来，龚大海说，如果有条件，他还是想在成都安个家。
“对方条件不限，只要看得上我，不嫌我家里穷，能安心过日子就行。”
龚大海说，过几天他要再来看幺叔。今年春节，他还要带幺叔回家一趟。
“回去敬一下老人，一起吃个饭，给先人上坟。”
“一家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家人。”
棚户湾里，有李自清、龚述元这样的常住户，也有租客。
不少原来的“房主”已经搬走了，把房屋出租给了后来者。
这里房租便宜，一间房150元左右，租客大多在附近工地打工，工程完了，人就换了。
李伦荣住龚述元隔壁，租客之一。
在和我说话之前，他换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
李伦荣今年62岁，达州人，脾气很好，随时都是笑嘻嘻的。
他来成都有十多年了，“早些时候在工地上干活，背水泥、河沙，打墙。”
五年前，他把右脚伤了，“现在里面还带着钢板。”
养了两年伤，他在升仙湖附近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做了快三年了。”
他说，今年12月，他被“辞职”了，“年龄大了，人家不要了。”
和他一起“辞职”的，还有另外两个年龄差不多的老人。
“以前我一个月工资1780元，每年多发一个月工资当年终奖金。”
李伦荣说，为了这一千多块钱，“辞职”后，他找过几次领导了。
“他们最后说，钱会给，但要等到3月份。”
“我把东西都交回去了，除了这个出入证不敢交。”李伦荣说，他怕对方不认账：
“到时候就进不去了。”
李伦荣说，他也想早点回老家养老。
2003年时，妻子司忠琼做心中手术，花了7万3千块钱，大多是借的。
“我一个月挣一千多，嘴巴紧一点，能存2百块钱。”
他也在附近种了一些菜，“早上5点多就拉去卖，也能卖点钱。”
妻子手术留下的债务，还到现在，只剩几千块钱了。
“欠债还钱，总不能给拖着别人。”他说，他还想继续工作。
这几天，李伦荣去荷花池附近找了几份工作：商场、电影院保洁，绿化工人…
“都喊我过去面试了，见了面之后，又说人都招满了，不用了。”
李伦荣说，多半还是嫌他老了。
李伦荣锯开一段废木料，给炉子加了一把火。
他说，他的脚收过伤，“重活我的确干不了，但做保洁是完全没问题的。”
他非常希望能在升仙湖附近找一份工作。
“最好不要离这里太远，这里房租便宜些，其他地方我给不起房租。”
如果你有合适的工作岗位，请和李伦荣联系：187 0815 0689
住李伦荣对面吴师傅，可能是这里租期最短的住户。
年近60，泸州人，在老家是一名木匠，给人做门窗。
“年龄大了，跟不上时代，生意不好做了。”吴师傅说，这是他第一次出门打工。
听说地铁7号线在招工，他就来了成都，在这里租了下来。
“我以为是招保安，结果是做保洁。”
吴师傅说，这份工作不适合他。
吴师傅租住的小屋，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木板搭的桌子。
今天出太阳了，他把屋顶掀开了，把床晒一晒。
“准备过几天就回家。”
吴师傅说，这里不适合我。
晚上，我离开了棚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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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代接班人选
22/10/2016中共第六代接班人选: 陈敏尔脱颖而出? 作者 索菲 为何在十八大确定的原有接班人胡春华和孙政才之外，又多出一个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且知名度并不算高的中央委员陈敏尔？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内幕》第58期《陈敏尔：接班人“三驾马车”之一？》 法广：不断有报导出来的消息说，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会推迟选定接班人，甚至考虑其第三任任期，但最新出版的《内幕》第58期推出了一个接班人“三驾马车”之说，这“三驾马车”具体指的是哪三个人？ 陈小平：这个“三驾马车”是指现任全国省区市党委书记中三位“60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 法广：胡春华和孙政才已是“久仰大名”，十八大时，胡春华和孙政才已经被确定为第六代接班人进行培养，但新鲜的是，如何在原有的接班人之外，又多出一个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且知名度并不算高的中央委员陈敏尔？ 陈小平：这是十八后中共政坛大洗牌的结果。《经济学人》认为，胡春华和孙政才是二十大上可能的接班人人选，但是他们缺乏同习近平的紧密联系，这对他们不利。 旅美学者高新先生的看法是，虽然十八大时，确立了胡春华和孙政才成为第六代接班人培养对象，但那个时候习近平的说话分量明显不够，这两人不是习近平心仪的接班人选。为此，习近平要选择自己的人来当接班人。 法广：这么说来，习近平选的自己的接班人就是这个陈敏尔了？ 陈小平：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习近平目前看重的接班人候选人中，陈敏尔最抢眼。按照中共惯例，总书记人选要从地方省市诸侯中选拔，如果要成为第六代接班人选，在年龄上还必须是60年之后。陈敏尔1960年9月出生，在十八大后，从浙江常务副省长任上到贵州当省长，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进京掌中办后留下的缺，也由陈敏尔补位成功。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为此刻意强调陈敏尔为十八大后仅有的三名“60后省委书记”之一，将仅是中央委员的陈敏尔与政治局委员胡春华、孙政才相提并论。 《朝日新闻》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最贫困省党委书记陈敏尔深得习近平信赖，是一颗“政治新星”。2014年北京“两会”时，习近平特意参加贵州团审议，挺爱将之意明显。当天陪同习近平出场的还有习近平的顶尖智囊王沪宁，大内总管栗战书，中办副主任丁薛祥。2015年5月，习近平又亲赴贵州调研。这说明陈敏尔在习和其大内总管栗战书心目中的地位非常不一般。 法广：习近平人事政治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他偏好提拔使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浙江、上海这些地方的人，是不是这个陈敏尔也来自这些地方？ 陈小平：对。他是正宗的大牌“之江新军”成员。祖籍浙江的陈敏尔在去贵州前，在浙江工作了31年，当过县委书记，宁波市委副书记、《浙江日报》党委书记，在浙江最高官至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习近平2002年调浙江接任省委书记，而此时的陈敏尔是他手下的宣传部长。2003年2月至07年3月期间，习近平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短论232篇，时任宣传部长陈敏尔在幕后功不可没。这些短篇结集在2007年出书，2014年突然举国火爆。有另一种说法是，《之江新语》的幕后策划者和捉刀手就是陈敏尔，他也因此获得了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宣传口“吹鼓手”的称号。 法广：外界对这颗“政治新星”似乎褒贬不一。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是，为了自己的仕途，陈敏尔甚至逼女儿离婚换来政治红包，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 陈小平：这是2016年上半年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一个说法，是一位网络匿名人士撰写的《访浙琐记》中谈到的一则故事，说是浙省官场几乎无人不晓，但《内幕》目前无法证实。 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的令计划家族余党、浙江首虎斯鑫良是陈敏尔的政坛恩人，陈敏尔的女儿也嫁给了斯鑫良儿子斯力。 斯鑫良2016年初被抓后，为了与斯鑫良和令计划集团切割，陈敏尔不顾斯鑫良儿子反对，强行让女儿堕胎，导致斯鑫良在囚禁中痛失唯一孙子，老泪纵横，如今女儿失夫又失子、陷入严重抑郁症中，而陈敏尔则因此由贵州省长顺利晋升为贵州书记。  15/10/2016 明指陈光标 暗射李源潮 继续阅读  08/10/2016 仍然不许追究的“反革命集团案” 继续阅读  01/10/2016 王珉不屑警告，王岐山出场收拾 继续阅读  24/09/2016 泛亚诈骗：国家导演的庞氏骗局 继续阅读  17/09/2016 中国经济滑坡 王健林海外狂购不止 继续阅读  10/09/2016 《新史记》杂志推出“文革50年珍藏本” 继续阅读  03/09/2016 十九大前，还有一批高官被清查 继续阅读  27/08/2016 六中全会清党：清洗什么人？ 继续阅读  20/08/2016 许家屯留下的秘密 继续阅读  13/08/2016 中国良心犯的女孩们在欧美行动 继续阅读  06/08/2016 聂树斌案重审扯上清洗国安部 继续阅读  30/07/2016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被煎熬 继续阅读  23/07/2016 明镜新书披露十九大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 继续阅读  16/07/2016 中共：比经济更大的危机是人心丧尽 继续阅读  09/07/2016 许家屯要求去世之后才发表的专访 继续阅读  02/07/2016 十九大尚未定局 中南海清洗不止 继续阅读  25/06/2016 习近平政改纸牌屋：中国新加坡化 继续阅读  18/06/2016 从日谍回忆和档案挖出《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 继续阅读  11/06/2016 《林彪传》：完整记录更显毛林关系诡异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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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编者按：年关将至，在外漂泊、打拼的朋友们又纷纷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当代文化研究网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黄灯老师在这几年返乡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在作者的叙述中，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并不全然是学界平日里辩论的大词，也不是新闻记者笔下夺人眼球的故事。以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种种努力，是黄灯老师这篇文章弥足珍贵之处。面对愈发严峻的社会现实，当“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几乎成为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无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作者：黄灯，系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 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 ，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 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2015年11月3日 相关文章 * 水木社区：农村养老 一个沉重的话题 * 农村后代之殇：从留守儿童到乡村“混混” * 傅桓：禁烧秸秆 一种邪恶的政治正确 * 对杜润生的最好悼念是完成其未竟之愿 * 草榴社区：今年收秋在家，关于收秋和秸秆禁烧 * 陈兴杰：禁烧秸秆是打着环保名义欺负农民 * 姚遥：不要老拿烧秸秆来为难农民 * 《南方周末》贾平凹：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没有人了 * 台湾和大陆一样乡愁两样表达 * 法律读库:凋敝的乡村 犹如上了年纪的老人 下载墙外楼独立安装包分享给朋友吧!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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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阳某县官场脉络图 河南南阳某县官场脉络图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三国时期，刘备屯兵新野，曹操派兵清剿，诸葛亮在这里放了一把著名的火，史称“火烧新野”。 这个偏处一隅的农业县再度出名，是因为最近一个北大博士的学术论文披露的——161个政治家族把持了该县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一个叫冯军旗的社会学博士。他在新野挂职县长助理，深度访谈了数百名官员，最终写下一部长达20万字的学术论文，名为《中县干部》，对中国县乡干部任用升迁体制进行细致研究，被认为触及了政治领域最��心的地带，但最终引起关注的，却是政治家族。 作为中国县域政治的缩影，新野政坛的161个政治家族，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形成了怎样的生态和控制模式？作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冯军旗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今年9月，冯军旗的《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篇只有5000余字见报文章，只是其20余万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的一个章节。 尽管该文隐匿了具体的人名和地名。但好奇的网友很快就搜索到，文章作者冯军旗在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曾在河南新野挂职锻炼，担任过上港乡副乡长和新野县县长助理。 新野隶属南阳，与湖北襄樊接壤，拥有98万亩土地和78万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县，棉纺织业是其经济支柱。 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 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公众开始聚焦的情况下，新野县委宣传部长潘自钦紧急赴京面见冯军旗，希望冯暂时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员给冯打电话，称压力很大，希望冯能体谅苦衷。 35岁的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2008年3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 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谈。 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61个党政一把手。 2010年8月，冯军旗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将近30万字的论文初稿给了《南方周末》，该报最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政治家族的章节。但冯并不想让这篇论文尽快见报。 直到今年，地方政府进行换届，新野县委书记方显中上调南阳市任职，另有干部交流到其他市县，冯才同意发表该文。冯军旗说，网友对号入座后，学术论文变成了变相曝光，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我很纠结，新野养了我两年，有感情在。”冯回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姻亲葡萄藤 冯军旗能搞清楚161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1949—2000》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 新野21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现任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现在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新野张家出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22人，其中一半在南阳市，一半在新野。另一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现任的南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野县政法委副书记，人大农工委主任，航运局局长等。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今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王随后被提拔上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队转业和工农出身为主，由于子女和姻亲形成了政治家族。对于“政治元老”来说，帮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来是通过关系网不断介绍子女情况，以提拔重用，冯军旗同组织部长座谈时，就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仕途说情”。 南阳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野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 一，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 二，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 三，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有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也就是说，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几十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 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 据传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即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调为组织委员。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8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畅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N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的晋升实例：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文凭，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化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入干部圈子，后借调南杨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 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语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 日薄西山 近期的河南肃贪风暴中，新野一批科级干部落马，官场地震一触即发。 冯军旗的论文见报之前，新野副县长高志科，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程文和曾当过六年财政局长的纺织集团副董事长高照阳先后因违纪被“双规”。 坊间相传，程文的落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关，该工程预算3000余万元，完工时实际花费达到870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程文通过弟弟程雷和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进行合作，并从中牟利，程文被“双规”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 一个官员的倒台，往往伴随的是其家族势力的瓦解。几乎同一时间，原新野县组织部长，已经调任内乡常务副县长的李玉芬被“双规”，她涉入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案。冯军旗曾经访谈过新野的10个女性正科级实职干部中，几乎每一个都出身政治家族。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女性政治家族成员的佼佼者，李玉芬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曾说出惊人之语：“我跟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 一个趋势是，政治家族在新野县呈现逐渐衰落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 在《中县干部》的扉页上，冯军旗为中县（新野）的干部写了一首小诗，题为《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 飘满了蒲公英 飘着的，是命运 落下的，是人生 新野的政治家族也像一朵蒲公英，在眼下大陆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体制变迁的天空中飘动。落在地上的，则是那些没有关系的平民公务员。近期，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引起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冯军旗为完成博士论文，于2008年深入中原腹地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他借“职务之便”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以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论文“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有评论称：这份基层政治研究论文，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基层官场到底有多真实、多残酷？ 1. 吃喝，官员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冯军旗首先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曾兵以为，接风宴肯定不用个人买单，而如此的热情宽待背后，说明了吃喝已经成为官场的常态，否则，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怎么能成为官员保护自己身体的“必备良药”呢？茅台等高档酒轮番涨价，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其中的原由大概就不说自明了。 2. 形象，官员绝不能混同于老百姓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冯军旗特意买了两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在澡堂子里，都脱得光光，分不出哪个是官，而穿上衣服就不一样了。过去的军官是四个口袋，现在官兵就更加分明。冯军旗短暂的为官经历告诉我们，官员绝不会混同于老百姓，官的样子是衣服装扮起来的，是车子、房子等待遇抬举起来的，是前呼后拥捧起来的，像杨善洲没有样子的“傻”官真是太另类了。整天想着样子、待遇，还有精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吗？ 3. 成熟，上下有人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某乡党委副书记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竞争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政协主席那里。落败后的她说道“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官员职务晋升历来都是个变数，在没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发生令人无法想像的N种变化。曾兵以为，“上拉、下推”不乏抱怨的成分，但其形象比喻说明，官员的选拔任用与百姓无关，百姓喜欢没有用，基层推举也起不了多大用，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看上面有没有人。有些人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上”后，才进步很大、很快，上面的集中打压了下面的民主。 4. 年龄，官员越活越年轻 有一次，冯军旗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年龄与岗位挂钩的硬性标准之下，官员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从与坦荡的一问一答中可以发现，更改年龄已经成为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在为官即有特权的现实情况下，只要官员在其位，无论是否谋其政，但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一个也不能少”。难怪了，很多官员都挖空心思让自己年轻，再活上五百年，原来是想为党和人民多工作几年。 5. 入党，上升通道中必备的敲门砖 相 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的官场中，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而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不但没有车子待遇，还受排挤。曾兵在想，当面对党旗，信誓旦旦的宣誓时，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你究竟是为了谁！曾兵不禁怀疑有些官员，入党到底是终生的信仰，还是以求上位特权的敲门砖？如果把入党当成晋升的台阶、上升的通道，这样的官员还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6. 学历，党校是官员“文凭批发基地”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当学历成为官员晋升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后，党校作为官员培训基地，有的公然制造批发“假的真文凭”，无论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混到一张本科、研究生甚至更高的文凭，为此，政府部门里��然变得“人才济济”。奇怪的是，拥有一大批高水平官员政府部门，在有些地区却连群众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7. 实力，有财权的官员提升快 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发现，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曾兵以为，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说明乡镇经济迅速崛起为建立维护上下层关系提供了财力支撑，使当政官员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而官员宁可不进步也要死守在“富衙门”，说明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在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不规范的条件下，管钱管物的位子，总是拥有着比别人更为优越的地位。 8. 追逐，对皇权的顶礼崇拜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中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乡里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在中县，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从古至今，对皇权的追逐与崇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去迎接皇帝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如今是列队欢迎，夹道相庆。时代虽不同，方法虽有异，但追逐与崇拜皇权的心态没有变。在如此的百般献媚县委书记之下，说明权力的诱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员在组织内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9. 霸道，悖逆“一把手”是死路一条 中县有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老人家曾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如今却是不同，小民胆敢说个不字，官员大有“斩立决”的霸道。闲时莫谈国事，背后莫论人非。上学老师告诫说：“人言似箭，岂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曾兵一直牢记于心。陈书记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在当地一定为权力的霸道拿分不少。 10. 送礼，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这些“常规动作”之后，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曾兵身边圈外人，这一次算是窥见了官场送礼的几点门道。一是要有寓意，祝贺前程远大，步步高升。二是逐级向上送，一直送到北京城。三是要把握好关键时期。曾兵想像着这一送来送去的景象，真是好不热闹。 11. 政治，一张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族网 冯军旗在深入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门当户对，如此的龙生龙、凤生凤，除了阻断草根百姓的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恐怕会使官场生态更恶劣。 12. 反腐，“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冯军旗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曾兵从已经曝光的冯军旗论文点滴内容看，纪委办案别有门道，也要遵守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进行有选择、有区别的规避。一是，封锁“上贡”通道，在本级查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不予认定。二是，对于已曝光且影响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查处，但官员都在“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取舍成了一门技术。三是，领导保或不保成为办案的大前提。一位纪委领导还透露，真正被“摘帽”官员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对关系“生死存亡”的反腐败这一重大问题，怎么成了讲究拿捏精准的技术活呢？反腐败或许真验证了那句戏言：“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13. 女人，官员玩女人算个屁事 冯军旗在调查中发现，中县1950~1978年查处的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种现象在诸多腐败案中也可以看到，贪官被纪委请去“喝茶”之后，供出情人是他们最为爽快的事。重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文强被“双规”后，就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也是首先自己供认，与其有染的女干部、女公务员多达两位数。曾兵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官员把玩女人看成是屁事呢？ 14. “圣人蛋”，抨击腐败者为官场所不屑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 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 至善之人，是“才德全尽”之人。在圣人后面加个蛋是什么意思呢？曾兵百度了一下，原来“圣人蛋”是河南的特产词汇，用于形容那些脑子里缺根筋、行为上欠火 候、装模作样拿腔拿调、不按规矩出牌、无法以常理度之的人物及行为。反腐败者成了“少根筋”的异类，这就是带领百姓奔小康的官员吗？ 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曾兵知道最底层的草根百姓怎么想，曾兵想不明白的是，我们尊称的父母官咋变成了这副德行？ 回到学校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 10平方米 的集体宿舍，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冯军旗称，他“确实失落过好一阵。”然后不好意思说：“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曾兵在想，假如官员没有特权，还会有人为此打得头破血流吗？ 相关文章 * 彭博社：中国考虑延长财长楼继伟任期 * 孙立平：权贵集团使社会固化了 * 孙立平：实现从反腐败到破权贵除恶政的转变 * 图穷匕首见：对反腐斗争的另类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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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知识分子和政客喜欢妖魔化资本主义 为何知识分子和政客喜欢妖魔化资本主义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作者: 童大焕 改善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对于人口的增加，加速地累积资本，充分发扬资本主义服务大众的精神——要想赚钱，就必须千方百计满足大众需求，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不仅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有赖于资本家的这种创造精神，陈志武团队的量化历史研究还表明，世界人口的增长都是有赖于生产水平的提升才得以实现： “按照Nathan Nunn和Nancy Qian两教授的估算，仅土豆一项就使欧洲人口在1700-1900年两百年间增长25%，使欧洲城市化率增加27%到35%，并帮助催化工业革命的发生。香港科技大学宫启圣教授等人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红薯。而且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玉米、红薯、土豆这三种新作物。” 没有以自利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大众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越来越充足、越来越便宜的各种粮食、服务以及高科技产品。但是短视的知识分子和政客总是一再把注意力集中在煽情的“贫富差距加大”上，不断掀起社会的仇恨心理与平均主义思想。它甚至成为20世纪席卷三分之一人类社会的思潮，并且带来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但事实上，这种平均主义与浪漫理想主义思想忽视了两个问题：其一，从数字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的确是越来越大了，但从整体上，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尤其是穷人的生存状况的确得到越来越大的改善。而这个改善首先来自于富人创造的财富和机会。其二，社会财富的绝对差距是在不断拉大，但却也是在不断变迁不居之中，要想保有或增加这些财富，只有通过企业或资产服务的形式，不断创造满足足够多数人的物质和精神服务才行，否则这些财富很容易缩水或者亏本，迅速转移到更能服务大众的资本家和企业家手里——这个过程，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资本家的财富，除去个人消费的极小部分，绝大部分事实上始终处于“社会共有”或曰“社会共享”的过程中。而相对穷的人的财富，却绝大部分比例只是个人消费所有。财富越多，事实公有的成分越大。反之亦然。 但政客和知识分子完全不必理会这一财富的本质，他们只需要抓住数字上的贫富差距拉大这一个“事实”，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做“民众利益的代言人”！但事实上，米塞斯早已在《反资本主义的心境》一文中把他们的嘴脸揭了个鲜血淋漓体无完肤，他说： “在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面，倒霉的人可以把环境归咎于命运。他之所以为奴隶，是因为有一种决定一切的超人力量，指派了他的阶级。资本主义使每个人有发展的机会，但是，成功的只有少数。这一事实，使得许多人感觉不快。就大多数讲，一个人努力的收获，无论它是什么，若与他的野心所希望的相比较，总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他又经常看到别人成功的地方，正是自己失败的地方。由于下意识里自卑感的滋长，于是对于那些胜过他的人，他就心怀憎恨了。 “德国有一大群著作家，对于'西方'启蒙运动的若干观念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自由放任等哲学，以及来自这些思想的若干政策，一概采取强烈的反对态度。这一群著作家，是由摩梭尔（Justus Moser）领导的。新的学说当中，最使摩梭尔愤怒的，是主张文武官吏的升迁，须以个人的功绩与能力为标准，而不依据在职者的门面、血统、年龄和服务的时间。摩梭尔以为，在一个'成功专靠个人功绩'的社会中，有许多人是很难堪的。 “因为人性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把自己估价过高。如果一个人的身份高低，不是决定于他自己的天生才干，而是被另外的一些因素决定，那么，那些停留在低级地位而爬不上去的人们，就可甘心忍受，而也无损于他们的自信与自尊。但如果专靠功绩来决定的话，情形就不同了。失败的人就会自觉羞辱，由自觉羞辱而生怨恨，对于所有胜过他的人都怀怨恨。 “为着自安自慰并为自己辩护，这样失败的人总要找一个替罪的羔羊。他要使自己相信，失败的原因不在自己。他觉得，他的聪明才智与努力至少不会比那些成功的人差。不幸，这个万恶的社会制度不奖励最可敬佩的人，而是把光荣给那些非法横行的恶棍、骗子、剥削者、鲁莽汉。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的诚实。他不屑于采用卑鄙污浊的手段，而那些手段正是成功者所赖以成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富而不仁，一是仁而不富。他，他自己，谢谢上帝，作了正确的选择，没有走上富而不仁的途径！ “这就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自己的失败找寻替罪羔羊的心理状态。愚蠢一点的，就以恶言恶语任意诽谤，发泄肚皮里的怨气。有点修养而惯于矫饰的，则把他们的怨气升华为一种哲学——反资本主义的哲学。” 妒嫉与不服，无疑是反资本主义的强大“社会心理”或曰“群众基础”。当然，后期乃至今天的反资本主义者中的知识分子和政客，多数并非出于米塞斯所说的妒嫉心理，而是一方面出于对“经典”的食古不化，对平均主义幼稚理想的盲目追求。另一方面，则是现实的利益考量——既然根据市场自由竞争的发展规律，80%的智慧和财富为20%的人所拥有，那么，你只需迎合另外那80%的人，你就一定能够得到最多的选票和拥戴，成为“人民头上的大救星”和“群众利益的代言人”——尽管牛刀、易宪容、谢国忠、时寒冰们在房价问题的判断上90%以上都是错的，听他们话的都成了穷人，但丝毫不妨碍他们继续顶戴光芒，因为总有那80%的人前仆后继地涌上来。意见领袖们可以借此收获自己的荣誉与财富，卖书，演讲，鲜花，掌声，甚至无知少女，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至于他们的判断失败，没关系，一句“利益集团太强大”足以一招抵千年！所以，最笨的知识分子可以完全无知，只需永远做“始终站在鸡蛋（即大多数）一边”的姿势分子和姿态分子，就能收获掌声和顶戴！ 至于政客，攻击资本主义和贫富差距，除了名声更有实利！因为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那就只有政府出手，进行再分配。哈哈，把钱都拿到政府手里，既做救世主又能伸手从财富分配获取好处，何乐而不为哉？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甚至更确切地说，是理想越伟大现实越悲惨。政府主导财富分配的结果，不仅不会缩小贫富差距，反而比自由市场更扩大贫富差距的同时，把整个社会变得贫穷，把人变成失去财产和精神自由的奴隶，甚至失去生命！ 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时代，资本主义精神丧失殆尽，��产力大幅度萎缩的同时，分配更加不公，这才有杜润生先生说的：大跃进农民损失惨重，饿死4000多万人。 现在呢？前前任总理朱先生上任时带着一百口棺材打贪官、不怕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豪言壮语让国人热血沸腾“正能量”爆棚，但他最终以制造资源型垄断为结果的国企改革，却以腐败低效、质次高价，把百姓打进了地狱，从潘多拉魔盒里放出了无数的贪官，同时这些国企只创造了8%的就业机会，却支配着全社会55%以上的社会资源，拿走了全社会55%以上的工资总额。乃至于今天的习李反腐，成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而当年的神话将军，如今早已成了笑话。 前任温总理一边循循善诱要开发商流一点道德的血液，一边雷厉风行层层下任务大建保障房，如今，多少保障房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城和鬼城一分子？ 在人类发展一波三折的艰辛道路上，对民粹的警惕是一永恒的话题。因为民粹符合大多数人的人性，所以总会时不时幽灵一般地冒出来给自己和他人制造灾难与麻烦。我们惟有时时警醒一个真理性的东西： 自由永远比公平更重要，市场永远比权力更公平。 相关文章 * 郑永年：TPP带给世界的是一个全新的资本帝国统治 * 罗剑锋：维基解密爆出TPP的惊天秘密 * 张维迎：国有制下不可能有创新型企业家 * 《纽约时报》西贡：社会主义的外壳资本主义的灵魂 * 郑永年：TPP、资本帝国和世界政治的未来 * MRandson：金融危机还缺一根稻草 * 《华盛顿邮报》在中国的朝鲜“资本家”：对中国人要强硬 * 哪儿来的这么多混球 * 程惕洁：剩余价值论新探(1-3) * 被台灣低薪嚇一跳 皮凱提：GDP跑哪去了？ 下载墙外楼独立安装包分享给朋友吧! 评论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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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2015-05-31 精英的文史哲 山东兄弟
逻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逻辑学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7门基础学科中的第二门，仅次于数学，《大英百科全书》把它列为5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逻辑学的重要性。
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适。
遗憾的是，逻辑学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中学时，涉及极少。在高校中，也主要是文科的学生在学。很多人感觉逻辑学不过是文科中的一个科目罢了，没有必要大家都学。这是错误的认识，逻辑学应该从高中就开始学，而逻辑思维则应该从小学就开始训练。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就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几个人讨论马。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000斤重的马。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长的马。第三个人说，你们是开玩笑��，哪里有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厘米长的马！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海马和河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马，此处只是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我国的灯谜，大多也是靠着偷换概念来实现。
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用了“屁精”一词，引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质疑，因为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善于拍马屁，二是指同性恋。理解不同，对小品的评价也就有了不同。
再如，我们讨论美女的时候，一个人说这个女孩好漂亮，另一个人说一般情况，又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是个恐龙嘛！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因为在他们心中，美女的标准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讨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些争论，往往各说各理，谁都不服气，虽然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语，但是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即这同一个词语，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个话题，怎么会有结果呢？当然，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我们应该按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讨论。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源严重浪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
在中国的很多法律法规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地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不断出台立法解释，就是为了填补法律的漏洞，对某些概念和条文做出更为清晰明确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释这样的严重损害法律严肃性的情形并不少见。
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就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上，像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制度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而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
二、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差别，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由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批评某个集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批评个人。对群体的批评常会造成中国人之间窝里斗，地域之间、贫富之间、职业之间，互相攻击，这就是因为没有分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实际上，当我们说某个集合概念有某种特征时，并不能得出这个集合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这种特征的结论。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比如说，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如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大，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再如“中国人老是窝里斗”、“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样的命题，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丑陋的结论。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别。有不少人认为谈论中国人的缺点时应该说成是“有的中国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其实这种人主要是心胸问题，心胸狭碍，他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只喜欢听别人的表扬，当别人夸奖中国人的时候，他不会要求在“中国人”前面加上“有的”。
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国人很不满，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就是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没有分清，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
同样，笔者在本书中大谈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及劣根性，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集合概念是与非集合概念相对的，反映由同类分子有机构成的集合体的概念。如：“中国共产党”、“森林”。在某一思维对象领域，思维对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种是同类分子有机结合构成的集合体，另一种是具有相同属性对象组成的类。对象集合体与对象类的根本区别是：集合体的性质，构成集合体的个别对象不必然具有；对象类具有的性质，组成类的个别对象必然具有。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分别是对思维对象集合体、对象类的反映。集合体的根本特征，决定集合概念只反映集合体，不反映构成集合体的个体。如中国共产党是由千万个中共党员构成的集体，概念“中国共产党”只反映党的整体，不能说个别党员是中国共产党。
在不同场合，同一语词可以表达集合概念，也可以不表达集合概念。如：“人”，在“人是由猿转化而来的”这一判断中，“人”是集合概念，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由猿转化的性质；在“张三是人”这一判断中，“人”是非集合概念，表示人这一类动物或其中一分子。区别某个语词是否表达集合概念，须结合语言环境而定，即需要把某一领域的每一个对象与概念反映的性质联系起来考察。准确区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有助于避免犯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
三、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开始，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肉贩将狗打跑，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两银子；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人咬了宾少爷，被宾少爷打跑，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两银子。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商之子辩护，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他当堂踢打凶手，凶手没有死，如果几年后死��与此无关；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这个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唐的。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言：“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简单地以老黄瓜类比国家，不仅是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且语意模糊。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四、二元思维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比如，对于体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显分成两个阵营，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网上骂来骂去。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
在国家政策上，我们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也是一种二元思维。它把全国人民简单地分成了农民、市民两个部分，用户籍制度加以区别。但实际上，不论是通过历史纵向来看，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农民与市民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农民与市民的截然不同，农民随时可以进城做生意成为市民，中了科举还可以到城里做官；同样，城市人也随时可以到农村买块地过田园生活，即使是贵为宰相，下了台也可能去做农民。国外也是如此，一个人，他可以自由选择去务农还是务工，即使美国总统华盛顿，下台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农场。正是由于当前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民工成为了一个夹缝中的群体，他们户口是农民，工作却在城市，即非农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
五、错误推理
在生活中，人们即使不经过专门地学习，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逻辑，但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确定的结论。如果再按照这些或然性的结论做其它推理，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我们前面谈的以偏概全、类比推理等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显然，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攻击的其实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
对于这种行为，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同性恋不宜提倡。”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这位教授对李银河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他的逻辑就是：你替同性恋说话，你就是提倡同性恋。这是没有道理的。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李银河的观点，这不是乱放炮嘛！并且，此人还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确，显示了其无知与自大，格调更低一等。而攻击李银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逻辑都是和这位“医学院的教授”差不多的。
在反驳论证中，像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一样思维的人非常多，他们经常会对别人的观点做出片面的或是错误的理解，得出一个与别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当成别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攻击。
这种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从别人的论述中推不出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比如，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从李银河的论述中推出“李银河提倡同性恋”的结论，这是推不出的，是这位“教授”逻辑思维能力太差造成的。
而按照一些愤青的逻辑，一个中国人，你夸日本好，那你就是汉奸；你夸美国好，你就是“鹦鹉”；你说中国不好，那你就是卖国贼。毫无疑问，这些论断是有问题的，是没有道理的，夸不夸中国，夸不夸日美，和是不是汉奸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前提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经常有人谈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谈美国的优势，这时就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个反驳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夸奖美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认为美国完美，这个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性。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一个观点：“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这个推论同样是过于简单化，由一次金融危机并不能得出这个国家全面腐朽的结论。该书把金融危机的缘由归结于美国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思维，简单得可笑。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谁会不愿意呢？绝不是只有美国人会这样想。
来源：《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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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会思维吗？
黎鸣
就像是孩子发现了“皇帝的新衣”，突然间，我发现了中国（文）人的“旧衣”。这件“旧衣”，就是“中国（文）人原来根本就不会思维”。这再一次证明了我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的痛苦的结论。
我们中国今后（包括今天），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政治，是经济，是文化，是教育，是道德，是生存，是温饱，是发展，是公平，是民主，是自由……，是所有这一切？
我的回答，我认为更根本、更深入、更普遍，也更一针见血，是中国人的大脑不会思维，尤其是中国文人的大脑不会思维的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上述的所有一切问题。
看过当前大量世界各国的全方位的比较资料以及中国本身的调查资料之后，我不能不向我亲爱的同胞们，尤其是我的年轻的同胞们直告我的忧虑。我们的经济发展了，GDP增长了，可是我们的科技水平，我们的文明指数却倒退了。我们中国人反倒更迷信了，更盲目了，更丧失了主体的自信、更相信命运了。

看过我的书的朋友知道我的观点，因为我的一本书的书名就叫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用一本书来阐明这样一个观点，绝对不是仅仅发发感慨，表表情绪，而是经过了全方位理性分析之后的痛苦之声，因为这个观点与我的希望实在太背道而驰了。令我更恐慌的是，统计资料还告诉我，如果仅按目前的态势而不作任何实质的改进，中国人今后只会更愚蠢，更难以自拔。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只能是：中国（文）人不会思维，或者说中国人的平均思维能力普遍低于西方人，乃至日本人、韩国人，甚至低于同为中国人的香港人、台湾人，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同胞的华人。中国（文）人不仅不会思维，而且还反思维，倒退思维，这种趋势更突现在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大学教育，以及所有文化媒体的传播之中。
究其原因，最深的根依然在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几乎从来就无视思维能力和思维工具提高的问题，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直到今天，连中国最有文化的人——专家、学者、博导、教授、作家、记者等等天天在思考、在写作的人们，也并不知道什么叫作真思维。他们知道吗？我深表怀疑。
古人曾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非常正确。可是古人却不明白，人的大脑也是器，而且是更重要的器，而大脑思维的理论则更是器中之大器。20世纪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根本差别：“19世纪西方人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工具。”他指的其实就是思维的理论工具（器），一切工具中的最伟大的工具，器中之大器。长期以来，中国不仅缺乏一切工具中最伟大的工具，没有器中之大器，而且连大脑思维这个器本身，在中国的历史中，也遭到了最严重的无视甚至最恶意的扭曲。正是因此，而造成了在漫长的历史中，直至今天，中国人不得不承认的严重的历史性的愚蠢的后果。
为了进一步分析的需要，下面把这三类思维类型再解释得更详尽一些。
思辨型思维是从最基本的可作为公理的原理出发，严格按照逻辑原理、程序进行概念的定义、判断、推理，更进行一丝不苟的因果分析、类比归纳和直观综合的思维。这样的思维者基本上是一群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的思辨的真理的探索者。
怀疑型思维是只承认实践经验为真实，并因而直接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真理的思维。这种思维者主张怀疑一切，惟一不怀疑自己的存在与经验，他们质疑一切既存的理论、观念，尤其质疑一切他人的自白，穷究人世间的真实的善。
独断型思维是崇尚感性直观的顿悟和灵感的思维。如果能在思辨型思维和怀疑型思维同在的基础上思维的话，这种独断型思维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先验直观综合的富有发现、发明和创造性的思维，但如果缺乏思辩性和怀疑型思维的参与，而仅仅孤立的独断型思维的话，则只能是简单的黑白型思维，即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思维。这种思维在中国是标准的党同伐异的武断型思维，乃至非理性的无思维；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紧步“大人”、“圣人”之后的无主体型思维，实际上是无思维；到了近现代，又加上紧步“洋人”之后的无主体思维，同样是无思维。
实际上，上述的三种思维类型，也应是融合于一切人思维之中的三个不可分割的阶段，应是一切人的全思维过程。人类只有在全思维的过程中，才可能真正作出有实效的新发现、新发明和新创造的成就。西方人类近代在全思维领域首先做出了“发明”，乃至“发明”的“发明”。所以，西方人在近代就明显比东方人，比我们中国人聪明。这是明白的事实，中国人没有必要学做“鸵鸟”而羞于承认。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基本上都属于独断论型。或许，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可能有例外，例如老子的思维中就兼有思辨，墨子的思维中不仅有思辨，还有怀疑，但孔子的思维，基本上只有独断。
上述的三个人，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三个可称得上是全人类级的世界大思想家。老子是全人类中最伟大的本体论思想家，他的“道”将可以在今后的世纪中把希伯来人的“上帝”和希腊人的“逻各斯”全部融合在一起成为全人类的“大道”。关于这一点，我曾发表过一个“宣言”，在“宣言”中我指出，在思维领域中，西方最高的是康德，东方最高的是老子，所以，我要借康德来改造老子，同样也借老子来改造康德。因此，我要在东方发起一场人类全新的思维革命、逻辑革命，这是后话。孔子是全人类中最伟大的目的论思想家，他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的伟大观念为全人类的生命航船立下了永远为之导航的灯塔。墨子是中国的“亚里斯多德”，但实际上，他的经验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比亚里斯多德还更早一百多年，可惜，中国人自己把他几乎永远地遗忘了。
上述的三个人，其实很早就共同地为中国人创造了人类全思维过程的萌芽，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老子涝了、墨子没了，孔子空了。老子的思想首先被庄子，后来更被其他的道家之徒扭曲、遮蔽，失去了光彩，所以涝了；墨子索性被中国人几乎彻底遗忘了，所以没了；孔子空了，是因为他的思想被历代极权者及其御用文人改造成了最华丽的遮羞布。秦汉之后，中国人便基本上进入了一个不允许思维，从而也越来越变得不会思维的极其可悲的漫长的中世纪时代了。
汉武帝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汉代儒家文人首先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以及“三纲五常”的伪神学，宋代明代的儒家文人又进一步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兴天理，灭人欲”的伪哲学，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终究只是毫无思辨、毫无怀疑的独断论型。秦汉之后的法家、道家之徒，基本上也都是清一色的独断论者。一直到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均可悲地成为完全的独断论型，不知逻辑为何物，更不敢怀疑天命、大人、圣人。从此，中国的文人，基本上都成了只会博闻强记、食古不化、鹦鹉学舌，根本不知真思维为何物的文化奴才，就连原先孔子曾具有的心灵直观的起码的自我主体人格也丧失殆尽。这基本上就是近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状态。正是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除了术，不可能有学（除中医学之外），除了术的发明，如所谓的四大发明，根本就不可能有“学”的发现和创造。一句话，中国人的愚蠢，其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中国人，已经成了一个只会独断，不会思辨、不会怀疑的不会全思维的民族，这种劣根性更是特别表现在中国文人的卑鄙和无能。卑鄙是指其缺乏起码的主体人格，永远只服从天命、大人、圣人的威，无能是指其丧失了一个人应有的全思维的能力。除了独断，还是独断，不知逻辑为何物，更不敢有怀疑一切的勇气。
与中国文人不同，西方文人自古希腊以来，就已经奠定了逻辑思维的基础，也即奠定了概念的确定性、判断的规定性和推论的合理性的基础，具有了为学术而学术、穷究事理的思维类型；而基督教思想家不仅继承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思辨，而且也继承了希伯来人的圣经的纯应然的直觉顿悟的独断论思维，更自十七世纪以来，出现了笛卡尔、休谟、康德这样怀疑一切的切入问题深层的逻辑思想大家，从而全面地建构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人的全思维过程的能力，这才是西方人近代之所以比一切其他人更聪明的最根本的原因。
更遗憾的是，即令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思维方法教育，也即哲学教育中也产生了不应有的全方位全过程的大失策，以至又更加深了中国人，特别中国文人不会思维的传统痼疾。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哲学教育中，完全只教辩证唯物主义，只教辩证逻辑，而极不重视，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逻辑，然而事实上，真正的逻辑思维是更根本的形式逻辑，是同一律、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的形式逻辑思维，而不是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律的辩证逻辑思维。更重要的是，前者是主干，是基础，后者是枝叶，是花朵。丧失了主干，枝叶、花朵不可能存在，同样，没有了形式逻辑思维的基础，辩证逻辑便完全变成了诡辩逻辑、骗人逻辑、说谎逻辑。长期以来，中国学生被告之，形式逻辑是“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是错误的思维理论。殊不知，丧失了“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起点、深度、高度，何来联系、运动、全面的思维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独一无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育，事实上是完全迎合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独断论思维的传统需要。到头来，中国文人的思维依然是惟一的独断论思维。不说远，就拿今天中国文人们的作品来看，百分之90以上是不懂思辨思维和怀疑思维的独断论产品。靠这样的文人和这样的作品，为了中华文明的和平崛起，中国人怎么去从事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和新的创造的伟大的工作呢？须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必须借助于全方位全过程的全面的思维才是可能的，仅仅靠独断的吹牛、说大话、讲梦话、喊口号、情绪大爆发等等，是不可能会有任何作为的。
我对中国文人的这种只会独断论思维的批评由来已久，我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书中对中国文人的批评，也显然是符合事实的。远的不说，就拿目前中国的“思想界”来说吧，我认为，基本上分两大类四大派。两大类是指接近官方类和接近民间类。每一类又分色彩浓淡的两派。完全属于官方的文人还暂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我认为他们显然只会独断思维，包括完全官方的媒体，这是喉舌，将不得不如此，也不能不如此。
接近官方类的浓派，我认为是新左派，反映这一派思想的媒体远比其他派多，当然不包括完全的官方派。这一派文学人士居多，也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另一些杂家。这派出名的刊物有《读书》、《天涯》等，他们崇尚的主要理论，是从西方舶来的“后现代主义”，或许再加上一点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色彩。汪晖是这一派中理论色彩最浓的人物，因为他有厚厚的思想专著，他也是《读书》杂志的主编。然而我认为，此君有点食洋不化，在中国歪用洋理论，除了会玩用一些舶来的理论词汇之外，实际上不过是个“山间竹笋”和“墙头芦苇”式的浮滑的文学人物而已。汪晖先生虽有博士头衔，还被人们目为著名的“思想家”，其实，他的思维方式惟一只有独断论，根本不懂什么叫作思辨和怀疑。在其著作中也看不到这两种思维的痕迹。且不论这一派人的某些观点何其错误，例如诋毁民主、自由，歌颂旧政治——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吹捧武侠文化等等，只其思维方法便不足取，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大可质疑，读者慎记。
接近官方类的淡派是现在正“浮上水面”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其主要人物有所谓“南蒋（庆）北陈（明），又有原属自由主义者的盛洪、秋风、王怡等人出来助阵。秋风称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为“浮上水面”，我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刊物是《原道》（陈明为其主编）。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主张是，开展读儒经的运动，以“复兴中华文明”，而南蒋北陈，也被人们称（或他们自称）为“大儒”。恕我直言，这是两位食古不化的人物。虽然我也赞美孔子的“目的论”思想，然而，我却诅咒汉儒和宋明儒利用孔子的伟大的思想为极权专制者织造华丽的遮羞布的卑鄙行径。在我的批判中，汉儒不过是打着孔子儒家旗号的伪神学家，宋明儒则不过是打着孔子儒家旗号的伪哲学家，而从根本的思维的意义上看，他们没有丝毫创新，依旧是孤零零的独断思维。在他们的著述中，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如天、地、道、器、理、气、心、性等等，全都是不可能获得准确性定义的混沌观念，因此，根本无从思辨，即无从准确判断，无从准确推理，更由于“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传统，同样也无从怀疑，也不敢怀疑。而且，他们的独断论比之孔子的独断论，还更缺乏主体性，更卑鄙，在孔子，尚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自由人格，而在汉儒和宋明儒，则完全变成了极权专制者的文化奴才。我不反对今天的青少年适当阅读一点孔子原著中的少数维护仁爱道德的精彩的句子，但坚决反对在青少年中恢复对历史上鸩毒中国人主体人格的传统“儒经”的诵读，更反对使之成为“运动”。这显然是要把中国青少年的大脑重又推进历史上的蒙昧黑暗的死泥潭。这是犯罪，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精神的犯罪。我在前面已指出，不要说汉儒、宋明儒，即使孔子本人的思维类型也只是单一的独断论型。文化保守主义者们难道要我们的子孙永远只成为读死章句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再加上今天“畏洋人”的不懂思维为何物的可怜虫么？我敢说蒋庆、陈明两位先生本人就是食古不化的愚人，他们同样缺乏人类全思维的能力，不懂思辨、怀疑为何物。蒋庆、陈明二位先生如果不服，欢迎在中央电视台或互联网上面对面展开辩论，让全国的青年朋友参与评判。蒋庆先生自称“大儒”，有人称其“欺世盗名”（见《书屋》杂志，2005年第七期），我认为一语中的。
秋风先生，我很遗憾，这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青年，却思维混乱。翻译了一本《哈耶克传》，便成了以哈耶克为偶像的信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却有偶像崇拜，这本身即是观念糊涂；今天又成了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要开展信奉儒家的“读经”运动，思维就更混乱了。
其实，哈耶克并不值得中国人去崇拜，他的思想的错误和正确一样多。在西方的思想家中，他最多也只能算是二、三流。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他对自由、制度的辨析，有不少结论是相当有害的。人们对他的“伟大”的崇拜，多半是情感独断的误解。当生活在东方专制主义之下的人们把他视为歌颂自由的圣徒之时，其实他心里真正骂的并不是东方的专制主义，而是凯恩斯和罗斯福；而当他把自由从精神、文化的领域扩散到经济乃至政治领域之时，实际上，他是在把人类的未来愈来愈推向无穷无尽的灾难，今天全球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劣的态势，即与此理论密切相关。当人们把哈耶克的理论用来作为东方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向导之时，人们会发现，事实却是背道而驰。他要求人们在“自发”中等待，而不要去“建构”，他要求人们维护“传统”，而不要去反对传统。秋风先生的从自由主义滑向维护传统的“读经”的文化保守主义，其中的奥秘即在于此。这叫什么？这叫不折不扣的食洋不化。在东方，人们可以在“自发”的传统中等待自由、民主制度和实践的到来么？这不是梦呓是什么？秋风先生的思维完全被中国传统的“独断”套牢了，连起码的一点思辨精神和怀疑精神都没有。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我为秋风先生惋惜。
接近民间类的浓派，为势所迫，后来都几乎成了公开的反体制派。他们热情地疾呼民间疾苦，抨击时弊，言词直接诉诸政治，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实施宪政。由于现实的原因，这派人士显然缺乏自己的媒体阵地，甚至连自己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他们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国外的互联网上，偶尔也见于国内的互联网上。这派人士的思维独断论的色彩固然仍旧深厚，倒也常见怀疑论型，但却难见思辨论型。也难怪，这派人士是斗士，甚至是烈士，惟独不是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的思辨之士。此外，这派人士的观点，或许因为立场和独断思维的惯性，易于过度袒护美国当局的政见而显得偏颇。
接近民间类的淡派即通常人们称谓的自由主义者。这派人士最杂，也最良莠不齐。既有真正的学者和思想者，但也不乏文化掮客，甚至学术骗子：或靠拉帮结派而显示学力，或靠吃一个“洋人”而成“大家”，或靠当“主编”便成了学术权威，等等。虽然这种情况在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原本就是通例，但在自我标榜自由主义者的人士中，则更带欺骗性，也更误导青年。
在真正具有自由主义素养的人士中，的确显示了一定的思辨思维的能力，也有怀疑的道义勇气，但总的来看，大多数的人们仍旧只有独断论思维。这没有办法，两千多年独断思维的传统，加上近现代五十多年所受的独断论哲学的教育，以及媒体中几乎百分之百的独断论文献的宏涛巨浪，能不被独断论的洪水裹挟而去，甚至完全吞没，也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中国的“思想界”尚且如此，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如何呢？现在网上常可以看到反映和揭露各界腐败的文章，腐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可以肯定，其中必有一条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不会思维，乃至根本无思维，只由感性的情感、欲望引领着胡作非为。
我的结论：除纯粹的自然科学界还可能有一点思辨思维和怀疑思维之外，其余各界，都几乎处于独断论思维的意见的王国。无论是专家、学者、博导、教授、作家、记者，大学里的博士、硕士、大学生，总之，绝大多数的中国文化人，都被独断的意见笼罩着，不会怀疑提问题，更不会思辨求真理。在中国，根本就极少有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真而真、为善而善、为美而美，总之，为真理而真理的纯粹的思辨论者；也根本找不到怀疑一切，而只惟一以实践经验为准绳的真正的怀疑论者。缺乏严格的形式逻辑思维基本训练的人们，装着满脑袋的辩证法，只会变成最讲眼前功利、目光短浅的诡辩论者，以及毫无主体信念的机会主义者。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人是纯粹的独断论者，想不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变迁，中国现代文人依然只是改头换面的独断论者。过去是食古不化，把先秦伟大的老子、孔子、墨子的伟大的文明精神，几乎完整的全思维成分的萌芽丧失、扭曲得只剩下了惟一的独断，而且还是丧失了主体性思维的独断。现今又加上了食洋不化，没有学来西方人的思辨精神、怀疑精神，却偏偏学来打着唯物辩证法招牌的新独断论。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水平，不仅没有在传统的独断论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还又更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枷锁之上添上了“畏洋人”的新的枷锁，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悲哀。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广大的青少年中，还又增加了“食今不化”。何为“食今不化”？即面对现实，一切均以回归本能，即回归原欲和原恶，回归本能的物欲、本能的好奇欲、本能的性欲、本能的任性、本能的懒惰、本能的嫉妒，处于几乎完全无思维的状态。今天的年轻人，所关心、所倾心、所迷恋的，都只有“欲”，而没有“思”，即使有，也只能是独断的思，而毫无思辨和怀疑的思。只有浮躁愤怒的意见，而没有静观求实的问题，更没有思辨追求的真理。正是因此，在广大的青少年中，他们的偶像，只能是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武打之星、漂亮之星、躁动之星（如木子美、芙蓉姐姐等），这里依然反映了中国人的无主体、无自我思问的传统。中国人永远都只是从权、从钱、从众、从潮。诚如鲁迅先生文中曾描述过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在路上吐下一泡痰，然后蹲下来死死盯着它瞧，立即会引来一大堆人，里三层外三层，一起跟着瞧。至于瞧什么？为什么瞧？不知道，也不问。结果，路被堵死了。事后，人们最多也不过哈哈一笑。中国人就这么活得无聊。今天的木子美、芙蓉姐姐，与此有多大不同呢？
无论学者、文人们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还是广大青少年的食今不化，全都在于不会思维。常言道，“三思而后行”，可惜，中国人从来就不曾深究“三思”是什么意思，却被秦汉以来顽固的传统导向了只有惟一的独断的思。正是这惟一独断的思，使得中国永远都只知道独断出意见，而不知道怀疑出问题，更不知道思辨出真理。中国成了意见之国，并且最后永远都只剩下代表专制权力的“圣王”的意见。所谓汉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宋明儒的“兴天理，灭人欲”等等，他们的宗旨，也都在最后只能剩下“圣王”的意见，也即圣王的意气之见。
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从不知真理为何物，也不知问题如何出，永远都只有意气、意见，而且最后绝对都只服从“圣王”的意气之见。这正是西方哲人对中国人的批评：在中国，永远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惟一的自由人，即圣王，也就是皇帝及其专制。这既是中国人惟一只有独断思维的根源，也是中国一切历史的最后可悲的愚昧无思的结果。惟一的独断思维是永远笼罩在中国人头顶上的禁锢的“套”，中国人就是永远的套中人。中国人要在新的世纪“崛起”，必须首先解除这个套。这个套也即我在前面所发现的中国（文）人身上永远的“旧衣”。新的时代将要求每一个中国（文）人自己给自己解套，从此脱下那件禁锢你的“旧衣”：冲决惟一的独断，增加思辨和怀疑，让自己的大脑真正具有“人”的全思维，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可以称之为人的人。
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成就全都必须在上述三种思维共同合作之下才能成功，尤其西方近代三百年的文明史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中国人过去两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停滞，其中最深层的原因，即在此。即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完全偏枯在惟一的独断论思维的方法之中，而且这种方法还远不如最早的圣人（老子、孔子、墨子）那样具有主体性的能动的力量。
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思考乃至作文均有如下明显不变的模式：
一，某某大人、某某圣人、（以及后来的）某某洋人说：……；
二，现象的描述，证明大人、圣人、洋人之说；
三，再述某某大人、某某圣人、某某洋人的解决困难之方；
四，深感大人、圣人、洋人的高明、伟大，于是，诚表心悦臣服。
上述行文的次序或可变化，但要素是不敢变的。
如唯不信，不妨查证一番，看看今天的中国文人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运用自己的理论、自己的质疑，去自己思辨、怀疑、独断，并最后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更希望今天所有的青年，都能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思维，立即给自己解套，真正从此解放自己，壮大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会思维的人。
思辨力不足对个体的影响：①影响交流：对别人的观点常常做出错误的理解和判断，在同辈、上下级之间会产生误会，影响生活和工作；不能在对别人个性的认识上，准确的了解和评价别人;影响表达，在表达观点时，往往缺乏逻辑性、条理性、不能清除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分析问题不合逻辑，让别人难以理解。②影响决策：错误决策影响人的一生。
思辨力不足对群体的影响：国民的思维决定了国民的性格，中国人的许多劣根性就是因为思辨力不足造成的，它影响了科技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科技发达，现在却很失败，林语堂在《中国人》中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造成了中国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莱布尼兹在《中国近事》中说：看来中国��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清政府老打败仗，不是因为装备太差，是自己的脑子不行，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武器装备比日本差很多，但是战略战术用的好，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为什么还是有不少制度的问题（这个问题恐怕不单单是时间和思维能解决的），中国的许多法规政策逻辑不严密，表达不清晰，漏洞百出，用语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现在的中国，除了资源危机，人口危机，道德危机，传统文化危机，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思维危机。（有些是思维问题，有些可能是背后的利益驱使）。思维能力的提高需要我们在教育上做功夫。
丁韪良认为中国人不善思辨是因为受到儒家思维的不良影响。中国教育厚古薄今。明恩溥说中国人不喜欢去思辨“为什么”，缺乏对事物深层的探索精神，思维只停留在表面的“是什么”，并且连“是什么”也经常是含混不清的。德里达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顿悟式的天才想法很多，但是缺乏深入和论证），中国思维的这种特点是中国统治者们最愿意看到的（到现在也没有看到有太大的变化）。
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命运。
中国人的“四化”思维：表面化：容易产生错误认识，它会使人爱慕虚荣，死要面子（我们的讲面子是很厉害的，上至政府机构，下至平民个人，做了很多不明智又浪费的事情，还导致心情不好，人际关系出问题）。使人只注意把自己表面打扮漂亮，不注重内心的修养，以貌取人等等。迎宾小姐风气之盛让老外觉得是种浪费。片面化：就像盲人摸祥的故事，看事情和问题的时候只看到一面，认识不到事物的多面性和多边性，片面的就下结论。这样也会导致极端化，看问题偏激，形成二元化的思维。有人反对茅于轼质疑的18亿亩的耕地红线的说法并说“不保护耕地，耕地就会被占用，被浪费，没有了耕地，中国人吃饭怎么办？”我想问的是：不设红线难道耕地一下子就没啦？（而后甚至有人还大骂，这就是后面说的情绪化）。简单化：就是推理能力不强，轻率地下结论。（想当然地就发表意见，我个人认为是大家说话、做决定之前缺乏严密地思考、推理和这种意识）。简单化的推理常常是预先立场、先入为主造成的。情绪化：就是缺乏理性，带着情绪看问题。容易冲动，偏激，盲目，敏感，易怒，变化无常、、、林语堂说中国人的思维女性化，情绪化就是女性化的一个表现。相比西方人，中国男人的思维也偏向女人，缺乏理性，过于敏感，认识世界常依赖直觉（恩恩），西方人和中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一步小心就会弄伤了中国人脆弱的自尊心。（欧美的父亲在他们儿子的小时候就有意识的锻炼这些男孩的勇气，坚持，独立，和理性分析，这是我们中国父亲可以学习的。）敏感往往来源与自卑，有些被认为是辱华的电影可能并不是。“四化思维”的典型应该就是愤青了，他们一般有这几个方面：思维的情绪化和非理性；思想偏激，主张采取极端措施；标榜爱国，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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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掉進黑洞時？你死了但同時你活著
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報導，你有沒有偶爾出現過這樣的念頭：如果你掉進一個黑洞會發生什麼？
你可能會認為自己大概會被壓碎，或者撕成碎片。但現實可能比你設想的更加詭異。在你落入黑洞的一瞬間，現實將會被一分為二。在其中一種場景中，你將瞬間化為灰燼，而在另一種場景下，你幾乎毫髮無損，並且這兩種情形可能都是真實的。
黑洞是什麼？
黑洞是一類詭異之地，在這裡我們所熟知的物理定律不再有效。愛因斯坦指出，黑洞的引力會彎曲時空，造成時空本身發生扭曲。因此如果有一個密度足夠高的物體， 時空將發生嚴重扭曲，以至於在這個物體周圍的現實時空之中形成一個類似凹陷的區域，這就是黑洞。當一顆大質量恆星耗盡其燃料之後發生爆炸塌縮，這一過程將 足以產生這樣奇異的超級緻密天體。當超大質量恆星的死亡核心在自身質量作用下不斷收縮，它周圍的時空隨之扭曲。它的引力開始變得如此之強，以至於光線也無法逃離它的掌控：在這顆恆星原先所在的位置上，一個新的黑洞出現了。
黑洞最外層的是它的事件邊界，也就是光線恰好開始無法逃離的引力範圍邊界。在這一區域之外，光線還可以逃離，而一旦越過這一邊界，任何逃離的努力都將是徒勞 的。事件邊界蘊含著巨大的能量。此處的量子效應會產生強大的高溫粒子流並向外輻射，這就是所謂的「霍金輻射」。這是以英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霍金教授的名字 命名的，因為是他最先預言了這種輻射效應的存在。只要給予足夠的時間，這種霍金輻射將最終耗盡黑洞的所有質量並導致黑洞的最終消亡。
隨著你逐漸深入黑洞，時空變得更加扭曲，直到抵達黑洞的核心——在這裡，時空的扭曲達到無限程度，這就是「奇點」。在這裡空間和時間不再有意義，我們所熟知的，基於時間與空間概念的物理學定律也將全部失效。
那麼在這裡究竟將發生什麼？另一個宇宙？混沌？或是通往小時候書架的後面？沒有人知道答案。
落入黑洞時會發生什麼——你死了，但同時你活著
那麼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不幸落入其中一個黑洞之中，將會發生什麼？首先我們假想你擁有一個名叫「安妮」（Anne）的同伴。你正朝著黑洞落去，而她仍然處於安全的距離外驚恐萬分地觀察著眼前的景象。從此刻開始，她將目睹一系列奇異現象。
隨著你朝著黑洞的事件邊界不斷加速下落。安妮將會看到你的身體逐漸被拉長並扭曲，就像透過一個放大鏡觀察你的感覺。並且隨著你越來越接近事件邊界，安妮會發現你的移動速度似乎變得越來越慢，就像在看慢動作鏡頭。
你沒有辦法向她呼喊，因為空間裡沒有空氣，但你想到用自己的iphone手機，利用閃光的方式向安妮發送一段摩爾斯電碼（真的有一個這樣的app）。然而你發出的信號向外傳遞的速度同樣非常緩慢，光線的波長已經在強大的引力場中被嚴重拉伸，頻率變得很低：「我很好。。。我 很 好。。。 我。。。。。。。很。。。。。。。好。。。」
當你最終抵達事件邊界，安妮會發生你靜止了，彷彿某人按下了暫停按鈕。她會看到你還在那裡，一動不動，拉伸的身體開始被烈焰吞噬。
在安妮看來，你已經因為空間的拉伸，時間的靜止和霍金輻射產生的高熱，在甚至還未跨越事件邊界的時候變已經化為灰燼了。
然而，在我們為你準備葬禮之前，先讓我們忘掉安妮的報告，轉而從你自己的視角來看一看這段時間裡你究竟經歷了什麼？好吧，現在更加詭異的事情出現了：你覺得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在你的下落過程中，你將感受不到拉伸，減速或是可怕的輻射。這是因為你正處於自由落體狀態下，因此你感受不到重力的存在——愛因斯坦將這稱之為自己「最令人愉悅的想法」。
畢竟，事件邊界並不是一堵磚牆，而只是一種空間上的無形邊界。一名位於外部的觀測者無法目睹這一邊界內部的事件，但這對於你而言不是問題——對你而言，這裡並不存在什麼邊界。
當然，如果你正落入的是一個較小型的黑洞，那麼你的確會有大問題。你將感受到強大的引力作用：你的腿部感受到的引力要比頭部強大的多，你將會像一根意大利麵 條那樣被拉長。但幸運的是你現在落入的是一個大型黑洞，其質量是太陽的數百萬倍，在這種情況下，那種會將人撕碎的引力差將變得非常小，幾乎可以忽略。
理論上說，在一個足夠大的黑洞中你可以正常的度過餘生，直到最終落到黑洞中央的奇點上迎來死亡。
「正常」——有多正常？你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因為此時的你正墜入時空連續體中的裂隙，完全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沒有辦法回頭——一定沒有人能夠體會你的感受。
但奇怪的是，實際上從某種角度來看，我們是能夠體會你的感受的——你是從空間上，而是從時間上——時間之河永恆地向前流淌，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我們只能隨著時間向前走，沒有辦法回頭。
這並不僅僅是一個比方。黑洞將空間和時間扭曲到了一個極端的程度，以至於在黑洞內部，時間和空間已經互換了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時間將你推向最後的奇點。你無法回頭逃離黑洞，一如我們無法回頭，回到過去。
「黑洞信息悖論」
到了這一步，你大概會想：等一下，那個安妮到底是怎麼回事？明明我什麼都沒發生，周圍什麼都沒有，只有空曠的空間，為什麼她一口咬定親眼看到我在事件邊界外就已經被燒成灰了？難道她產生幻覺了嗎？
事實是，安妮並沒有產生幻覺。從她的視角看，你的確是在事件邊界附近就被燒成灰燼了。這不是幻覺。如果可以的話，她甚至還可以收集你的骨灰並帶回地球給你的家人安葬。
實際上，自然界的定律要求從安妮的視角觀察，你必須永遠都無法進入到黑洞的內部。這是因為量子物理學原理要求信息不可丟失——任何描述你的存在的信息必須留在黑洞外部，否則安妮所在空間的物理學定律將會崩潰。
而在另一方面，物理學定律也要求你必須能夠穿越事件邊界，而不會遭遇到超熱粒子流或其他任何異常的東西。否則你將違背愛因斯坦的那個「最令人愉悅的想法」和廣義相對論原理。
因此，簡單來說，物理學定律要求你同時存在兩種狀態——在黑洞外成為一堆灰燼，以及在黑洞內，完好地活著。然而還有第三項物理學定律，它指出信息是不允許被克隆的——你必須同時存在於兩個地點，但同時你只能有一個。
不知怎的，物理學定律將我們帶向了一個似乎違背常識的結論。物理學家們將這一矛盾性結論稱為「黑洞信息悖論」（Black Hole Information Paradox）。幸運的是，在1990年代，他們終於找到了一種調和這對矛盾的方法。
物理學家萊納德·蘇斯坎德（Leonard Susskind） 意識到這一悖論實際上並不存在，因為並沒有人能夠看到另一個你。安妮只能看到已經化為灰燼的你，而你只能看到活著的你自己。你和安妮之間永遠無法將這兩個 「你」進行對比，並且也不存在第三名觀察者能夠同時看到黑洞內部和外部的情況。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物理定律將不會被突破。
除非你非要深究，這兩個你究竟哪一個才是真的你。你想知道：我究竟是活著還是死了？
黑洞的研究所揭示的一項重要事實便是：根本就沒有現實。所謂現實僅僅取決於你所詢問的對象是誰。在這個故事中有對於安妮而言的現實，也有對於你而言的現實。大概就是這樣。
「鬼魅般的遠距作用」
在2012年的夏天，一個物理學家小組（包括4名成員：Ahmed Almheiri，Donald Marolf，Joe Polchinski 以及James Sully，簡稱AMPS）設計出一項思想實驗，它可能將會徹底顛覆我們對黑洞的認識。
AMPS小組意識到，蘇斯坎德的解決方案完全基於一個前提，那就是黑洞的事件邊界將可以調和你和安妮所見的不同事實。你安全的漂浮在空間裡，而安妮看到你化為了一團灰燼，這不要緊，因為安妮看不到位於事件邊界另一側的那個你。但是，假如安妮找到了一種方法，可以在並不需要親自穿越事件邊界而得知這一邊界另一側情況的方法，那將會怎樣？
簡單的應用相對論，那麼這個問題將不能成立，但量子物理學原理讓這個問題變得比我們設想的更加複雜。安妮或許可以窺見事件邊界後的一絲隱情，她採用的方法就是被愛因斯坦稱作「鬼魅般的遠距作用」（"spooky action-at-a-distance"）的一種現象。
這就是量子糾纏效應——兩個粒子儘管在空間上分離，但卻詭異地相互聯繫（「糾纏」）。它們同屬於一個單一而不可分的整體，因此對其進行描述的信息無法在它們其中的任何一個粒子身上找到，而在於如鬼魅般將它們兩者聯繫在一起的那種「糾纏」之中。
AMPS小組的思想實驗正是基於此——設想安妮掌握有靠近事件邊界的一組信息，稱之為A。如果她的故事是正確的，你已經在黑洞邊界附近化為灰燼，那麼信息A必定與另外一組信息B之間存在糾纏，信息B應當與那團高溫粒子流有關。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你的故事是正確的，你在事件邊界的另一側安全地存活著。那麼信息A則必須與另一個不同的信息C相互糾纏，這個信息C應當與黑洞內部的某種東西有關。
這裡就出現了矛盾：每一組信息都只能被關聯一次。也就是說信息A只能在B和C之間關聯一次——要麼與B糾纏，要麼與C糾纏，不能兩者同時。
因此安妮手裡握有信息A，並將它放入她的手持式糾纏解譯機，此時這台機器將會顯示答案：要麼B，要麼C，而不會是兩者同時顯示。
如果顯示的答案是C，那麼你的故事勝出，但量子物理學原理將會崩潰。如果信息A與深入黑洞內部的信息C相互糾纏，那麼對於安妮而言，她所掌握的信息A從此將永遠消失，這就違背了量子物理學所規定的信息不可丟失的原則。
那麼如果顯示的結果是B呢？如果解譯機器顯示的答案是B，那麼安妮的故事勝出，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將會崩潰。如果信息A與信息B相互糾纏，那麼安妮的故事就是真實的版本，也就是說你真的已經化為灰燼，而不是安然無恙地通過事件邊界，就像廣義相對論所要求的那樣——你遭遇到一堵真實存在的「火牆」。
這樣一來，我們就被迫回到我們最初開始的地方：當你墜向一個黑洞時究竟會發生什麼？你會安然無恙地通過事件邊界？還是會在下落過程中一頭撞上「火牆」而化為灰燼？沒有人知道答案，這已經成為基礎物理學領域最持久的難題之一。
事實上，物理學家們已經花費超過100年時間試圖調和廣義相對論與量子原理之間的矛盾，他們知道最終這兩者之間必定將會有一個做出讓步。黑洞帶給我們的這一悖論或許將幫助我們判斷究竟哪一種理論將做出讓步，並指引我們找出掌管宇宙運行的更深層次上的基本理論。
回到起點
其中的線索之一或許就在安妮的解譯機器上。要想解譯出與信息A糾纏的另一個信息是極其困難而複雜的。因此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的物理學家丹尼爾·哈囉（Daniel Harlow）以及加州斯坦福大學的物理學家帕特里克·海登（Patrick Hayden）想要知道這樣的解譯過程將需要花費多長時間才能完成。
在2013年，他們計算的結果發現，即便借助物理學原理極限所允許的最強大的計算機，安妮要想解譯出所需的信息也將耗費極其漫長的時間。到她最終解譯出結果時，那個黑洞早就已經完全蒸發，從宇宙中消失了。
如果這一結果是正確的，那麼解譯過程本身的極端複雜性將阻止安妮找出兩個版本故事之間哪個是真實的努力。這樣就只能假設這兩個故事都是真實的，何為現實僅僅 取決於不同的觀測者，所有的物理學定律都將不會被違背——你已經死亡，化為了灰燼，但同時也安全地通過了事件邊界，沒有遭遇到可怕的「火牆」，安然無恙地 活著。
這一結果也啟發物理學家們去思考一些新的問題：那就是極端複雜的計算（如安妮所遭遇的那樣）與時空之間的聯繫。這其中似乎隱藏著某種更加深層的秘密。
這就是有關黑洞的故事，並不僅僅關乎空間旅行者們的命運，它們也是理論物理學的天然實驗室，將物理系定律中的一些極細微缺陷無限放大，到我們完全不能忽略它們的地步。
如果現實的真正本質仍然隱藏在某處，那麼找出它們最好的地方就是黑洞。當然，在物理學家們真正有把握地搞清楚黑洞「火牆」的問題之前，我們最好還是站在事件邊界的外部觀察會比較好一點。或者我們就把安妮送進去，這次該輪到她上了。
http://www.aomiwang.com/articles/201506/%E5%A6%82%E6%9E%9C%E4%BD%A0%E6%8E%89%E9%80%B2%E9%BB%91%E6%B4%9E%E6%99%82%EF%BC%9F%E4%BD%A0%E6%AD%BB%E4%BA%86%E4%BD%86%E5%90%8C%E6%99%82%E4%BD%A0%E6%B4%BB%E8%91%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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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 丁学良：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上：经斯大林毛泽东理解现代中国 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有一些人被称作“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他们以自己非同小可的作为改变了本国、进而有力地影响了本区域乃至世界事务，这些人中大概就数毛泽东的优质个人传记最为罕见。 所以，当西方学术界2007年报告有一位原籍俄国的学者即将出版一本资料丰富的毛泽东传时，从欧美到亚太，多数读者都期盼着能早日享受开卷有益的快意。可是，该书原版是俄文的，非俄语世界又等了五年才读到编译的英文版。现在中译本在台北出版了：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为何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多位世界历史性个人，以毛泽东的优质传记相对最稀缺？这显然不能归咎于本时代缺乏既有学术功力、也有兴趣为毛作传的人；实际上，无论是健在的还是过世不久的华人洋人学者里，我们都能列出数位充分够格的执笔人。 过往一直缺乏毛优质传记的原因一串，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中国缺乏一套以法治为准则、有明确时间界限的官方档案解密程序，以及严格照此办事的负责部门。研究者在中国内地一旦遇到这类问题，只能在“有关部门”的雾霾中迷失。 那么如今这个中译本（为避免与其它雷同的书名混淆，本文单称这本书为《毛传》）为什么是一本全球汉语读者期盼已久的那种性质的毛传记？ 一本目前最有史料价值的毛泽东传记 最特别之处，在于它大量依据以前从未被学者公开使用过的位于莫斯科的档案资料：前苏共的中央档案库（十月革命后不久组建）、前“第三共产国际”（Comintern 1919-1943年）及其后续组织“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 1947-1956年）的档案卷宗、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档案卷宗；现在合成一体，统称为“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史国家档案馆”（俄文缩写RGASPI，英文RSASPH）。其中有来自中共的多种内部文件、报告、领导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资料、医院病历存根（比如毛泽东在苏联出生的最小的儿子，子女排行第十，但夭折了），等等。还有从20世纪初直到1950年代中期，中共常规性地向莫斯科递送的重要党务政务资料文档。 这是全球最大、也是最集中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多国共产党历史的文献汇集。当然，它的真实和完整的程度不应该被绝对化，须知，莫斯科的档案文献从一开始就被其拥有机构做了限制性处理。 拉津斯基（Edvard Radzinsky）那本脍炙人口的斯大林传记同样大量依据莫斯科绝密档案而写成的，他特别提醒读者，苏共政治局的绝密档案有其不可靠之处：“请看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保存的苏共政治局会议绝密纪要的几段摘录：‘1920年：政治局有关极其重要问题的决定不写入正式记要。’‘1923年：重申政治局原先的决定，除了决议外，任何内容均不得写入政治局纪要。’‘1924年：党中央书记处职员的工作，应该被看作是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采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的措施。’……着手写有关斯大林生平的书时，我们就进入了这一片昏暗” （《斯大林秘闻》第4页）。 苏共开创的这套有损党内文献真实完整程度的体制，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共。中共内部草就文件时怎么删改、把何种资料发送莫斯科、莫斯科收到资料后如何处置等，所有环节都会影响到莫斯科档案库里文献的可靠程度。然而，即便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迄今为止唯一被允许利用这些档案而写出的《毛传》，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当然，潘佐夫的学术和家庭背景令其得此机缘。 正因为此，本书的合作者在前言里把本书区别于此前西方最广为人知、多次重印的三部毛传记：斯诺的《西行漫记》（首版1938年）、施拉姆的《毛泽东：政治传记》（首版1966年），和张戎妇夫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首版2005年)。他俩认为，这三部传记，第一部过于依赖毛本人的陈述，宣传性强，第二部过于依赖中共官方公布的文献，第三部用了很多不可靠的资讯（本书多处驳斥其细节），三者都缺乏《毛传》所依赖的档案，历史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得益于这样的档案来描述毛，因此本书英文版一问世，就得到众多知名英文媒体的书评推介，书评作者也均为西方著名的教授或曾多年驻华的资深记者，虽然他们未必完全赞同该书观点。同时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原作者的俄国背景，他在描述评论苏中双方的矛盾时，并没有一边倒，有时是站在中方立场作持平的判断。 谁刺激毛泽东成为“领袖加导师”？ 毛传》覆盖的时代近百年，内容庞杂；我仅选可能是中国内地读者兴趣的聚焦之点做些评介。第一个焦点是：毛为何那么用功费力，要大树特树自己“不仅是领袖而且是导师”？ 《毛传》第22章强调，毛在党内加速推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在1938年秋斯大林通过长期观察、决定把毛作为中共领袖团队的核心之后。此前即便毛有雄心，也不敢太放肆。他本人及中共在极其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生存发展都离不开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物资和政治支持。“大老板”（毛对斯大林的恭称，《毛传》第23章）不首肯，毛就不敢把自己大树特树成中共的领袖（最高的组织权力）加导师（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力）。 从具体操作看，毛泽东在1943-1945年在延安全力塑造自己为党内“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也是以斯大林在1924年后塑造自己为“列宁唯一忠实的继承人”的方式为蓝本的。斯大林早期十多年里每日在教会学校受训，特别注重以神学正统的方式改写苏共党史，以确立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唯一解释权包括不言自明的篡改权：“历史有时候需要被纠正。”于是他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1938年起成为苏共的“可兰经”，凡不符合它的理论解说和党史细节，皆为异端邪说，做到了意识形态定于一尊。其它共产党也必须随之起舞，此教程马上在延安发行中译本。读它仿它，毛终于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中共的斯大林。 有必要说明，斯大林的故乡深受伊斯兰传统的侵染，这一点常被忽视，绝大部分人只记得他的东正教背景（ Robert Service, Stalin:ＡBiography MacMillan Publishers, 2004, Part1）。他此后在党内斗争和统治方式中，伊斯兰国教的特色很浓厚。 此前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是梁漱溟访问延安时，建议毛要把自己树立成“亦君亦师”，而不仅是“为君”，才能绝对统治党员和民众，于是毛狠下工夫争当意识形态之王（基于与高华等学者的交流）。我倒是更倾向于接受《毛传》的解释，斯大林才是毛确立党内意识形态霸权的主要启示和楷模。即使是到了毛终于“君临天下”的1950年，他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在国际共产党范围内扛意识形态大旗，自称只是一家“分店”，因为斯大林还健在（《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260-261页）。 既然是“分店”，就得由“总店”发放和验证“正宗配方”，于是毛请斯大林派来一位跟外交事务没啥渊源、却是苏联意识形态系统得力成员的尤金（Pavel Yudin）到北京出任大使。“尤金的任务是对不久即将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选集》进行正确、技术性更正的编辑工作……尤金在中国住了两年，这段期间就毛泽东的作品提出500个批注，不过全都是私下”里做的（《毛传》第24章）。毛作为“分店”店长，对此必定是口服却不太心服。多年后，毛“最好的学生”林彪就此反击一记回马枪：“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1966年9月18日指示”，《林副主席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第67页；无出版机构名）。 读客观的斯大林、毛泽东传记及共产党历史越多，就越看得出，斯大林是唯一能让毛感到畏惧的活人。斯大林也确实值得毛真诚地畏惧，《毛传》处处显示前者始终从世界战略的大棋局来布置中共的棋位，直到朝鲜战争。毛若是知道1938年苏联大清洗时整肃共产国际官员，斯大林“一度把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云、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邓发、吴玉章、董必武等，都列入黑名单”，计划对他们“发动大规模政治审判”（《毛传》第29章），毛一定会更加畏惧斯大林。 人人皆知，斯大林那时期先从政治上、接着从肉体上消灭了苏共数千名高干，都是这么操作的。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毛才能在国际共产党圈内扬眉吐气。这以后，毛在大跃进时实施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大三线军工建设、一波波党内高层清洗等，也都学了斯大林的政策和手法。不了解这两位绝顶领袖，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毛传》里的诸多焦点提供了作这种透视的难得窗口。 下：反思“按比例搞斗争”的当代意义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里另一个值得评论的焦点，是关于毛泽东的“按比例搞斗争”的革命方法论之渊源。这一政治斗争指导方针堪称是毛对政治极端主义的特别贡献，连斯大林都没有那么一以贯之地推行。“按比例搞斗争”在社会科学里通常被归纳进“政治工程学”（political engineering）的范畴，它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死存亡，同时对目前中国艰难推进的法治进程和曲折迂回的改革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法论始于农民运动动员 按照毛的思想路线，“搞斗争”既包括针对中共之外的民间社会的阶级斗争，也包括针对中共自身的党内斗争。《毛传》多章节梳理了他有关这个基本方法论的源头：在1927年4月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总书记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把那时期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地主”界定为“拥有五百亩（82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毛对此激烈反对。因为他看出来，这个理性的标准对于“发展阶级斗争完全不适当”，阶级敌人太不够了。 可是毛在当时的党内领导层仅位居第32名，也不再兼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他无法可施。在同年8月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上，他提出的方案是减少一个“零”，把“大地主”界定为“拥有土地五十亩以上的，超过于此的土地通通没收”。这个门槛从500亩猛然降到50亩，巨大效果立马显示出来（《毛传》第14章）。 毛泽东的论证极富政治智谋，他说：如何对待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即小地主——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里所说的普通农户、自耕农，是农村革命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中共五大刚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民协会则要停止工作。”只要把500亩的标准缩减成50亩，就可以导致许多原本不属于“阶级敌人”的小土地所有者，马上变成阶级斗争的对象（《毛传》第13章）。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阶级斗争，激化农村里的对抗，让更多的无地游民、长工和短工抱着有地可分的期望，加入有人可斗、有利可图的农民协会，直至投身于武装造反的赤卫队。 可见，在毛的政治智谋里，阶级斗争其实与“科学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尽管他常以这一意识形态的名义来为自己的做法作论证。“阶级斗争”不是以科学考证为依据的客观事态，而是一门靠着主观意图来操纵的斗争艺术。 《毛传》一直追溯到1925年12月1日毛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一文——此文后来被当作毛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第一证据而收入《毛选》四卷列为首篇，其开场白即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早就领悟了如何发现和发明“敌人”的技巧——在发现不了敌人的情况下，得想办法“发明”敌人。俄文原作者经过对照那时的中国统计资料，发现毛泽东文章中“所有的数字都只是粗估，甚至毛说的中国全国人口四亿人也是信口开河……纵使如此，这篇文章会打动人心是因为它的政治性质”（《毛传》第12章）。 一点不错，毛泽东把500亩的标准砍掉一个“零”，本来不够激烈的斗争立刻激烈了许多倍。等到“八七会议”后不久，他上山当了部队政委，就在井冈山地区强行推动这一斗争策略，把周围农村斗得血泪横飞，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因为该地区的经济生态被毁得无从恢复，养不活他的部队了（《毛传》第15章）。 “按比例搞斗争”逻辑贯穿中共历次政治运动 纵观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生涯，他的“按比例搞斗争”都是一条基本方针。他在1960年后整肃刘少奇帮派时总结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75年批判邓小平时强调的“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并非凭空的想象，而是基于多次大规模的实践：在没有阶级敌人的地方能创造出阶级敌人，在阶级敌人不够的地方能凭空增加许多阶级敌人，因为“比例”是灵活机动的，随着领袖的斗争需要而随时调节。 毛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坏人不到百分之五”的黄金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能够有效地把数十万、数百万、直至数千万的民众，包括实事求是、以民为本的中共干部及普通党员打入政治“异类”，乃至送进牢狱和地狱，因为每一波的新斗争都能在上次幸免的人群里再挖出新的百分之几，这是一个没有句号的连续剧。 其中最著名的实例，是毛泽东在国共内战获胜后为着巩固全国范围的新政权而推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他于1951年4月20日发给各大区主要领导的“关于杀人比例的指示”，把两个月前刚刚定下的杀人比例从千分之一，翻一番上升到千分之二，导致全国正式处决了约100万人（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4年）。若是把自杀、羁押期间迫害致死、被群众打死者包括在内，死亡数目高得多；按《毛传》第26章引用的估算，被镇压的可能高达400万人。 要感谢胡耀邦的另一个理由 读了《毛传》对这些历史细节的系统考证，我们真是要感谢邓小平那一代的改革派领导，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1979年，庄重宣布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主义政治路线。若非这样，从那时到现在，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公民包括以民为本的中共党员会被“百分之几”的斗争比例送进政治地狱。 特别值得人们记住的，是中共领导层里面把这个道理讲得最明白的那一位——胡耀邦。他在1979年1月18日的一次重要会议的引言中说：“我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去年搞了组织工作（注：胡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大力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艰难事业）以来，脑子里经常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么个大国，‘打倒’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数量概念？……我们现在的脱产干部已经有一千七百万，今年年底可能要到一千九百万，同罗马尼亚的人口差不多。打倒百分之一，就是十九万，打倒百分之二，就是三十八万，不得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54页）。 胡耀邦这里说的，只是1979年之前涉及中共党政干部的“按比例搞斗争”的可怕后果。如果把同样的思路应用到今天的中国社会，13亿人口中若仅有“百分之一是阶级斗争的对象”，那就是1300万人，等于是澳大利亚全国人口的60%；再加上他们的家属，一共多少人？ 所以，“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恐怖的，“按比例搞斗争”则是顶级恐怖，因为各级权力部门必须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这些干部自己就成了斗争的对象。最低限度，他们也要把比例中的人打成“阶级敌人”，如果超额完成任务还会有升官等等的奖励。胡耀邦当年若不是大胆推翻“按比例搞斗争”的革命传统，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的良政善策，根本无从谈起。今年中国官方要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千万不可抹杀胡的这一功绩。 中国需要以“法治”告别“专政” 读了《毛传》的上述考证，我们更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两年来中国无数人都在关注推进法治的细节，为什么“法治中国”的愿景还同时吸引着全球公民社会对中国的关切。因为只有法治这把无形的“宝盖大伞”，才能令每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或她眼下的地位、财产、名���、关系、容貌如何，一旦遇到一定的麻烦（小麻烦未必要上法庭）时，可以通过一整套公开透明的正义程序，得到公平的判决，人身、家产、名誉才有得以保障的底线。 法治中国是普通公民“中国梦”的基础性安保建设，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事业特别难推进。因为把法治做到位，那些迄今依靠不受限制的权力，过着高人几等的风光日子的人士及其家属和情人，都不得不回落到普通人的地面上。 绝非巧合，就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出“法治中国”纲要的前夕，就在体制内和民间的开明人士大声疾呼“宪法高于一切”的关键时刻，2014年9月23日，《红旗文稿》刊发了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称国际领域和国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专政是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巩固、强大。 此文一发海内外哗然，因为照它的逻辑推演就是：在中国大力鼓吹以法治原则取代专政原则的人，是敌对势力在试图推翻政权，因为“专政”才是维稳的不二法宝，其运用绝不能被严明的法律程序所制约。大家都知道震撼了整个20世纪的那几句名言：“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专政是一个重大的、残酷的、血腥的字眼……你死我活的无情斗争”（《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64页；第30卷第322页）。苏共“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卷第157页）。 毛泽东是这个专政原则在中国最热忱的引进者、推广者、巩固者、扩大者，刚出版的一部专著对此有极丰富的比较分析（Andrew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虽然 “专政”这个术语近年来已不再被官方宣传每日重申，但一遇上几类“影响稳定”的事态，一些处置的方式却体现了“专政”的体制韧性。人们在维稳的操作过程中，不难看出 “专政”原则的一些要素仍然很有生命力。所以在中国，法治原则与专政原则之间的紧张摩擦，还会持续很多年。 【作者注】潘佐夫 、梁思文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Alexander Pantsov and Steven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台北，联经公司5月发行。 相关文章 * 毛泽东的晚年与“文化大革命” * 毛岸英到底参没参加过苏德战争？ * 《动向》盘点中国人为领袖梦付出的代价 * 润涛阎：老毕用粗话骂老毛时心理坦然 * 许知远：毛泽东角煮与维新的味道 * 毛泽东时代中原农民的生活状况 * 多维：毕福剑事件折射的虚假领袖崇拜 * 西西河：毕福剑和政治正确 * 枫苑梦客：毕福剑骂毛泽东没有错 * 毕福剑骂毛，应当大力表扬 下载墙外楼独立安装包分享给朋友吧!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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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虎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 桃花塢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換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開年复年。 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富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 若將富貴比貧賤，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貧賤比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閑。 別人笑我忒瘋癲，我笑別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杰墓，無花無酒鋤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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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该”和“必须”两条路中，你究竟该如何选择？
编者按：本文来自First Round Review，他们准备的文章既讲故事，又向创业者提供可操作的建议，以助力打造优秀的公司。在生活中，我们是应该按照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去生活，还是应该按照外界所期望的方式去生活？这是一个很多人为之困惑的问题。Elle Luna是一位来自旧金山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她曾参与过Mailbox和Medium的设计开发工作以及iPhone版Uber的重新设计工作。在此之前，Elle还曾在全球顶尖的设计公司IDEO工作过5年。为了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她放弃了先前的优越工作，开始投身在一项名为Bulan Project的纺织品艺术项目，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一定要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因为这么做是绝对值得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Luna是怎么说的。 生活中往往有两条路，分别是“应该”和“必须”。站在“应该”和“必须”的分叉口，我们必须一次次地做出选择。本文就是一篇关于如何在两条路间做出选择的文章。对于那些在生活中一直选择“应该”这条路的人们而言，这篇文章可能会唤起他们内心对“必须”这条道路的渴望和向往，读完这篇文章后，他们可能会觉得为何不试试“必须”这条路呢。 “应该”这条路是别人期望的我们应该拥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如何思考、如何表达、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如果我们选择了“应该”这条路，我们的生活将会非常平稳顺利，风险也会很小。 “必须”这条路则完全不同 “必须”则是真正的自己、我们所坚信的东西、以及当我们遵从自己真实想法时所做的事情。它是我们的天性和渴望，也是从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直觉。“必须”就是当我们不再遵照别人的期望而完全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去做事情。我们一旦选择了“必须”这条路，我们便无需从外部寻求灵感，反之，我们会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 “必须”就是为什么梵高一生都在绘画却没能在有生之年得到公众的认可。“必须”就是为什么外界最初会将莫扎特表演的唐.乔瓦尼歌剧批判的一塌糊涂甚至称之为丑陋。“必须”就是为什么一位已过而立之年的律师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写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却被出版商屡屡拒绝，这位律师遵从自己内心的呼唤，他的小说最终得到了认可，这位律师就是家喻户晓的法律小说家John Grisham。“必须”当然不仅是画家和作家等的专利。“必须”也是为什么Airbnb在创立初期会通过卖成盒麦片获得营收来勉强维持运营，因为那时根本没人愿意投资Airbnb。 当年在Mailbox工作时，我在TED上偶然看到过国际艺术家Stefan Sagmeister的关于“工作、事业和内心呼唤”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谈到了这三者的不同，当时我就在想，在这三者中，我拥有了哪一个。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一本Arianna Huffington撰写的毕加索传记。在这本传记中，Huffington描述了当她知道毕加索是如何选择度过自己一生的方式时的激动之情： “随着对他的人生和他的艺术了解的加深，我发现他的人生和他的艺术越来越趋于汇合。‘重要的不是艺术家做了什么，重要的艺术家是什么。’毕加索曾这么说过。然而毕加索的艺术如此真实地反映了他自己，因此他做的事就等于他自己。” 毕加索的人生和他的艺术工作就这样天衣无缝的融合在了一起。我们似乎可以通过欣赏他的油画就能探视他的灵魂。当我们的人生与我们的工作真正合二为一时就会这样。在这个时候，工作内容和头衔便无关紧要，因为此时我们不是去工作，我们就是工作本身。 这让我做出了以下假设，如果：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内心的召唤 假如我们是谁和我们做的事情融为一体会怎样？假如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自身的真实���照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工作与人分开会怎样？假如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事业和我们内心的呼唤，这又会怎样？想到这里，我的脑袋似乎马上就要爆炸了。 选择“必须”听起来很不错，对吧？它可以让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并让我们以具体的工作成果向世界展示。既然选择“必须”能够给我带来如此多的利处，那为什么每次在“应该”和“必须”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更多地选择“应该”这条道路呢？ 这的确是有原因的。因为选择了“必须”会让人胆战心惊，选择了“必须”就好比纵身跳入深不见底的悬崖，你看不到悬崖下面到底会有什么，这不得不令人生畏。 就在一年前，我纵身跳下了一生诸多悬崖的第一个悬崖，即我辞掉了在Mailbox的优越工作，开始从事工艺品制作工作。 第一章节：选择“必须”可以帮你创作出能够在宇宙间泛起涟漪的伟大作品 我的通往“必须”之路源于一个一直以来萦绕在我心怀的关于一间白色房间的梦境。我梦境里的这间白色房间是这样的：混泥土地板、纯白色的墙壁、地板上有一张床垫子。就是这样一间房间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问了我一个可以说是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问题：“你有想过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你梦境里的东西吗？”。当时我并没有这么想过，但是后来我开始思考：如果我决定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我梦境里的东西，我该去哪？ 当时我想，我应该上免费分类广告网站Craigslist去寻找我梦境里的东西。为此，我开始用电脑在Craigslist上浏览待出租房屋的照片，一开始我还觉得这挺可笑。不过后来我真的就找到了在梦境中反复出现的那间白色房间。 和上述经历类似，我的一段全新的旅程也即将开始。 虽然我对“召唤”这个词的涵义有一定的认识，但却从未亲身实践过。“跟从你的快乐吧，宇宙会在四面都是墙的密室中为你打开一扇门。”现代哲学家Joseph Campbell曾这样说道。最近，有人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没有听到内心的召唤怎么办？假如我想听到自己内心的召唤但却听不到该怎么办？那时我能做些什么呢？”这时有两个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第一个想法是：写一篇未来的新闻稿 在Mailbox时，我们从亚马逊学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实践方法，即写一篇未来的新闻稿。大意就是我们针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但我们又非常渴望有的产品写一篇新闻稿，是真正的新闻稿。在新闻稿中我们想象着自己最狂野的梦想都实现后会发生什么。我们甚至会将这样的新闻稿放印杂志里。当然，这样的新闻稿的内容仅限于产品或自己所在的公司。 第二个想法是：为自己写两个版本的讣告 Roz Savage是一位著名的女性海洋桨手和环保活动家，在2005年至2006年间，她独自用双桨划过了太平洋，成为独自划桨跨越太平洋的第一位女性。在她33岁那年，她曾为自己写下了两个版本的讣告： “第一个版本的讣告内容是我希望读到的内容，讣告里所说的人真正懂得如何去生活，因此也是我所仰慕的人。第二个版本的讣告内容正是现实中的我的真实写照：一生都过着表明上快乐但却传统且平凡的生活。这两个版本的讣告的差别显而易见。因此我发现是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就在那时，我决定独自划桨跨越太平洋。” 再回到Mailbox。在2013年2月7日上午8点，我们打开了第一瓶香槟，庆祝iPhone版Mailbox的推出。当时我们所有13个人都睁大了眼睛紧盯着监视器看着实时战果如何。当时我认为那是我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却禁不住在想这一切与我那个关于白色房间的梦境有啥关系。 第二章节：选择“必须”通常需要一次信仰的飞跃 如果你曾站在悬崖边向谷底张望过，你肯定已经心生畏惧了。选择“必须”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大到令人害怕但却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答案的问题。下面我所列举的这些就是在选择“必须”后通常会有的三大恐惧。 金钱 金钱可以为我们搭建一个让我们自由探寻那些“必须”的桥梁。通常这并不需要太多钱，但却需要决心。你可以用钱买回一天、一周或一个月的时间用在“必须”上，不过这最后可能会让你一无所获。当然，你也可以用钱买一件外套或是一辆汽车，这些东西的价值显而易见，而且不会有什么风险。 当然，赚钱的最好办法就是找到你的真正兴趣所在，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对于那些能在“应该”和“必须”两者间一直选择“必须”的人们，他们能够使兴趣和赚钱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实现信仰的飞跃并选择“必须”后，他们会发现通过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去挣钱比他们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时间 听从我们内心的召唤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放弃现有的工作，也不是说我们需要订一张到遥远的甚至没有手机信号的梦幻国度的单程票。作为过来人，我认为其中最难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每天要在“必须”和现实生活两者间做好转换，而不是要彻底选择一个而摈弃另一个。以Sheryl Sandberg为例，Lean In（中文译名：向前一步）这本书所阐述的内容就是Sandberg内心积累的那些“必须”，直到这本书出版。与此同时，她还在与扎克伯格一道运营着Facebook，自己还在养育着两个孩子，这些是现实。将“必须”与现实生活融合起来就是说我们要同团队一起协同创造一些小的机遇，就是说在日常工作之余要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有适当的独处时间，然后坚持践行自己的想法。这也意味着我们要从今天起就要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地跟从自己的内心真实的想法。 当被问及为何不进行信仰的飞跃时，金钱和时间因素常会被拿来当作借口，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恐怕比这更深也更令人恐惧。 抛弃 “必须”从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冒出来时，那是最真实美丽的自己，这时“应该”就会从外界扑面而来，而且来势汹汹。“应该”来自我们称为家的地方、我们爱着的人以及我们所创造的一切，所有这些定义了我们。 站在悬崖边上弯腰看那深不见底的谷底，听着诡异的呼啸声，我们会有一种对于未来的不祥预感，包括被抛弃、失败和羞辱。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不再飞跃，以此来避免那些未知。在未知的悬崖底部虽然一切皆有可能，但一切也都是无法保证的。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实战练习 找一张空白纸，标题写上：我到底在害怕什么？花大概10分钟的时间按1、2、3、4、5……的顺序罗列自己最害怕的东西。 开始罗列 一条一条地罗列，一条一条的审视，就自己所害怕的那些东西与自己进行一次深入对话。你真的会无家可归吗？你真的会孤独一人吗？别人真的会嘲笑你吗？你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这是一个你来用于权衡的清单，所罗列的事项也就是挡在你面前的最大障碍。 两个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你出生的那一天，你懂得你生存的意义的那一天。-马克.吐温 第三章节：选择“必须”每天都需要实践，它是一个会反复出现的选择 我们昨天选择了“应该”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会选择“必须”。我们今天选择了“必须”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明天不会重新选择“应该”。 在我到达那个经常出现在我梦境中的白色房间时，天色渐晚。我眼前的这个房间质朴、纯白而纯粹，这是一个全新开始的象征。环顾四周，我不禁在想：“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我究竟做了些什么？”接着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在说：“该绘画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在“应该”和“必须”之间，我会更频繁地选择“必须”了。我也发现，选择“必须”已经为我打开了很多扇我从未想象过的全新世界的大门。以下三个要素在我持续选择“必须”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独处 最好的思想在独处中诞生；最糟糕的思想在混乱中产生。-托马斯.爱迪生 很多时候，重新踏上通往“必须”的道路需要的是一个独处的环境。正是因为寻求独处，所以我才能独自一人在巴厘岛的一个Airbnb家庭旅馆一住就是6周，我住的地方四周都是稻田，棕榈树随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茉莉花香，那里不能打电话，不能发邮件，房屋更是三面无墙，屋里随时都有可能跳进一只青蛙或是爬进一只壁虎。我给我住的放我起了一个名字“无墙小屋”。之前我一直梦想着能在一个屋内世界和屋外世界完全融为一体的环境里居住一段时间。六周的“无墙小屋”居住生活让我整个人的思绪都慢了下来，外部世界的噪杂声也渐渐消散，让我有机会在彻底安静的环境中与内心独处。躺在倒影婆娑的棕榈树下，望着那挂着月相不停变换的月亮的夜空，我无数次的幻想。 专注 宁静生活的单纯和纯净才能激发出有创造力的心灵。-爱因斯坦 也正是在“无墙小屋”的生活经历要我彻底爱上了月亮。有一天，我的一位巴厘岛的朋友决定将我的两幅画做成纺织艺术品。就在几个月前，我回到旧金山，思考如何处理这些精致的纺织品。因为巴厘岛人用蜡染印花法手绘纺织品的过程非常精美，和我自己的绘画实践方式也非常类似，因此我想找到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大规模推广的方法。所以我决定去纽约，在那里的一个Airbnb家庭公寓里我思考了整整两周的时间。 一位朋友曾将专注比作一束光，如果这束光不集中射向一个方向，光线就会分散的到处都是，令人炫目。如果灯光集中，它就会变成一道激光，灯光专注且强烈。 让其他人参与进来 在IDEO的工作经历是我相信人本设计的重要性。我开始想，甚至是担心，我如何才能将自己内心旅程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下面是我的发现： 选择“必须”，然后跟随你所有的渴望和与之相连的欲望。 为之做大量工作，做就行，无需追求完美。 如果没做好，进行修正。如果还没做好，推倒重来。如果依旧没做好，那先这样，好好泡个热水澡，今天先这样。 如果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活动突然发生了某种联系，一定要记录下来。 如果有新的想法形成，抓住他们。如果在你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有机会出现，先将它们放在一边。然后做出模型展示给你认识的所有人。再然后真正将其做出来。 每天都要花一点时间来独自思考你的工作。 在纽约的两周里，我给所认识的所有的聪慧女性朋友都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请她们检查我的工作成果并提出反馈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让其他人参与进来。此外我还发现，只有当我大概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么做时我才会让其他人参与进来。 她们给我提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的反馈意见。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周我会重返巴厘岛。和上次去巴厘岛不同的是，这次我带去了200码胚布。和当地的蜡染印花法艺术家一道，我们手绘了100件限量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的灵感来源正是上次在巴厘岛让我深深爱上的月亮的不同月相。我们将这些艺术品作为Bulan Project项目的首批作品对外销售，两周内即销售一空。 第四章节：那些选择了“必须”的人们 当我们是谁和我们做的事合二为一时，我们就已经踏上了“必须”这条道路了。当我们选择“必须”时，我们所创造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 选择“必须”就是工业设计师David Pierce在自己的整只胳膊上纹了一个长长的尺子，因为它的技艺已经和他的身体合二为一了。 选择“必须”就是设计大师Charles和Ray Eames夫妇一生都在联合设计并将他们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设计中去。 选择“必须”就是乔布斯没有将Jony Ive视为同事或是创意合作伙伴，而是将其视为“灵魂伴侣”。 如果你相信自己内心也有特别的东西在蠢蠢欲动，感觉是时间试一试了，那么一定要听从你内心的呼唤，从今天开始，从小事开始。 如果你也因现实生活和理想之间存在的距离而深感不安，那么从今天开始就行动起来，做一件能够让你离梦想更进一步的事。 如果你站在通往“必须”的悬崖边上，但却不敢跳跃，不妨再深入探究一点，看看究竟是什么在阻挡你。从今天就开始。 生活中，我们经常需要在“应该”和“必须”两者间进行选择，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今天，你必须要做出选择。 [本文编译自：firstro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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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环王，开发。
开发
指环
1:只震动提醒事件！
2:能连接2部以上设备
3:电池坚持时间至少24小时，尽量长！
4:满足无线充电！
5:可定制的外形?
6:防水，洗手洗澡游泳！
7:手机离开蓝牙范围，震动提示！
8:低电量提示，
9:充电器低、满电提示如何设置?
10:软件推送问题
技术规格
1:不超过，宽13mm，厚4mm
2:柔性电池
3:医用级别不锈钢? 316L钢（钛钢）?
4:蓝牙4.0-nRF51822
5：解决推送APP？？？codepath网站，移动应用开发网站，codeco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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