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运河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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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运河古镇的夜景。

Night views of the Sui-Tang Dynasties Ancient Canal Town in Huai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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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难，到底难在何处？难在房产税的征税对象。主要征税对象是掌握了社会主要财富的权贵、官僚、与政权关系紧密的商人、依靠政权发财的食利者，以及这些人亲属（以下统称得利权势阶层）。在中国，离权力越近掌握的财富越多，中国的经济基本是权力经济，经过四十年发展，社会主要财富已经转移到这些人身上，这个群体自然拥有大部分代表社会财富的房子。这些执掌着政权运行、作为专制统治基石的人，自然容不得自身利益受损，集体抵制就成必然，这是全国现象。房产税的本质就是在维系政权与得利权势阶层放弃一些既得利益之间找平衡，假如得利权势阶层一毛不拔，政权只对穷人收刮，所得之税费无法维持政权运转的开支，政权运转不良甚至停摆；对得利权势阶层侵占太大，他们必然集体抵抗，搞各种破坏，政权同样无法运转。能让得利权势阶层做出让步的原因是保政权，因为政权一失，利益就有可能无法保障。房产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税制改革，有其历史的必然。

一、重大税制改革，是从古到今中国专制政权的宿命。重大税制改革，是指对得利权势阶层有重大影响的税制改革。税额高、对民间影响大的税制变革，对官方来说不叫重大税制改革。税赋是维持政权的基础，政府必须收取大致足用的税赋。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都经历过重大税制改革，都有共同的因素。每次王朝更替，都伴随着频繁的征战，一半以上人口的死亡。这对王朝建立初期头几十年的税制有根本性影响。秦晖先生在《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里写道：”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四千六百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人口大量死亡的直接后果是荒地遍布，人烟稀少,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发，荒地的开发让税源不断增加。王朝初期，地多人少，官员也少，行政成本低；大量军事人员复员回乡，军事开支也少。经过常年战乱，民生凋敝，执政者往往实行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之策。随着大量荒地开垦，税赋有保障。任何专制政权，得利权势阶层都是越来越庞大，根本原因是没有民主和制约，既得利益者可以自我繁衍，所需开支也就越来越大，税赋自然越来越高。在王朝初期几十年里，人口快速繁衍，耕地逐渐扩大，税基增大，税收也就增多。虽然只取于民，有大量豁免者不交税，还是大致能满足统治者的税赋需求。一旦荒地开垦完毕，农业产量不再增加，而人口又继续增长，流民渐多，麻烦就来了。此时税收难以增加，但得利权势阶层继续膨胀，税收需求有增无减，到了寅吃卯粮的程度，长此以往，无法维持。征税犹如从社会财富切蛋糕，蛋糕越来越大，切的也越来越大。问题就发生在蛋糕无法继续做大，而蛋糕需要越切越大的时候。当普通民众再也无法为统治阶级提供足额税赋时，为了维系统治，只能从得利权势阶层身上打主意，这就需要重大税制改革。

任何税费，只要征税对象是民，官方不会有任何犹豫，民无权，也就无权说不。官方征税不需要跟民间商量，即便民不聊生，官方征税未必会犹豫。明朝征税连坐，导致集体逃亡，集体做流寇。中共在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也不会管农民有没有粮食吃，反而认为农民私藏粮食，为此展开惨绝人寰的阶级斗争，交不够公粮各种残酷的批斗，把人往死整。在古代，每到这种时候，即便把良民都逼成暴民，也实在��不到足够的税，例如明朝一条鞭法之前，苛捐杂税已不下千种，农民不堪重负，逃亡奔命，政权失去大量纳税户，赋税随之减少。没办法，只能从以往被政权各种照顾的豁免者身上打主意，而且也必须从他们身上打主意，因为经过几十年经营，社会财富向他们集中，他们占有了庞大的财富。古代税赋主要和土地有关，不断的土地兼并，土地向得利权势阶层集中。由于享有税赋豁免，很多人将地挂靠在他们名下，能省下一些税赋，官税越重这种趋势越明显。到了这时候，统治者不向那些得利权势阶层开刀也不行了。以明代一条鞭法为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纳税田土尚有857万顷，1065余万户，6054余万口。而从洪熙元年(1425年)起，全国登记田土只有400余万顷，990余万户，5000余万口。短短几十年时间，纳税田地少了一半。经过三年清查，纳税田地竟然多出400多万顷。

中共还不同于古代王朝，不必只打土地的主意。中共处于工业化时代，经历全球化浪潮。中共执政者抓住了历史机遇，改弦易辙，抛弃了毛的那套阶级斗争，搞起了改革开放，目的就是做大中国经济蛋糕。经过四十年发展，蛋糕是越做越大，但切的也是越来越狠。八九·六四以后，中国全面步入腐败治国，官僚空前膨胀，待遇快速提高，官僚对钱的欲望也越来越大，各路人马极尽贪腐之能事。欲壑难填，到习执政时，以往那种闷声发大财的状态已经不可持续。为此开展规模和力度空前的反腐运动，五年下来，结果是政府开支不仅不减，反而继续飞速增长，结果自然是税收越来越高，但与政府实际需求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税收不足便大量借债，地方债的规模已经是糊涂账，没人说的清楚，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白重恩带领团队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做过调研，截止2017年6月，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达47万亿，加上其他债务，地方债约70万亿。这些都是保守估计，地方政府实际债务可能在百万亿以上。而且只借不还，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贺铿曾说过，地方政府的信用比企业信用还差，“现在要让他还债，他说我工资都发不出来，财政困难得很，怎么办？”2017年12月，审计署发布发布过一份公告，提到海南省海口市各级财政及国土等政府部门，在2015年1月至2017年8月，共要求61家企业和单位出资垫付征地拆迁资金55.44亿元，并承诺待相关土地出让金上缴市财政后，由财政安排资金进行偿还，截至2017年8月底，这61家企业和单位只收到2亿多元的垫付征地拆迁资金。政府花钱已全面失控，庞大的支出逼迫政府想方设法捞钱，绝大多数只能从房地产打主意，中央政府为保证地方政府不停摆，只能放纵，还得配合地方政府捞钱，尤其央行和各地银行，更得放开货币闸门。房价经过2013年和2016年以来两轮暴涨，全国房价普涨一倍甚至两倍。在中央和地方、得利权势阶层和普通人举国一致培育下，房地产彻底成了大而不能倒的宇宙第一大产业。与之相伴的，社会主要财富也都集中在房地产，而得利权势阶层又占据了大部分房产。

二、房地产的大而不能倒

1、和房地产有关的税费大到了不可替代。房地产有关的各种税费早已成为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和房地产有关的税费大约占房价的70%，主要有土地出让金，房地产项目开发需要缴纳20多种税费，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其中，主要是5.5％的营业税、25％的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此外，还征收与城市建设相关多种税费，比如，市政费、电力设施费、天然气管道费、通信设备费、自来水管道费、教育设施建设费、园林绿化费、地下管网建设费、人防设施建设费、海绵城市建设费契税。购房者需要缴纳10多种税费，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物业维修基金、有线电视初装费、天然气安装费、暖气初装费、印花税、登记抵押费、公摊费、物业费等。其实政府从中拿走的远不止70%，房屋建筑的各种材料，比如钢筋、水泥、石子这些原材料，政府也从中抽税，混凝土这样的半成品，政府也要向搅拌站抽税。各种原材和半成品要运输到施工现场，高额的运输费里包含大量政府税费，运输车辆的制造企业要交税，购买人要交税，车辆燃油成本有一半是税费，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各种罚款，运输公司本身还有各种税费。真正摊到最终房价的政府税费，至少达五六十种之多。2018年房地产销售额15万亿，政府至少拿走11万亿，占当年政府财政收入18万亿的61%。假如没有房地产，中国税收就塌了天。假如房子卖不动了，以往那些税费收不到了怎么办？数额太大，不可能转嫁给制造业，还得从房子上打主意，只能是房产税。而且从理论上分析，以往的卖房游戏确实不可持续，原先附着在新建房屋上的庞大税费只能转为对存量房屋征税。

2、房地产是居民主要投资渠道。四十年来，人们普遍感觉手里的钱贬值速度很快。1990年M2为1.53万亿人民币，而到2019年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89.12万亿元。过度印钞逼迫人们必须寻求投资机会，这是避免个人财富损失、实现增值的必然选择。在中国投资，和别的国家不同，中国实行的是国家垄断，挣大钱的机会给了权贵、央企、国企、地方政府，给民间留下的投资空间极小，前些年基本除了楼市就是股市。中国的股市，和欧美国家强监管、严法治的股市有着本质不同，完全沦为得利权势者的骗钱圣地，政府搭台，骗子唱戏，股民遭殃。这几年兴起的各种P2P，民间理财，基本沦为诈骗游戏。由于缺少法治和监管，政府鼓励的民间融资完全成了骗子的犯罪天堂。残酷的现实让人们没的选择，房地产投资基本成为民间资本的唯一出路，而历史经验也证明，投资房地产是唯一出路，投资房子都得到了异常丰厚的账面回报。

3、房价已经高到难以承受。人们买房的根本动力，源于房价不断上涨，房价上涨是炒房、卖地、印钞游戏能持续的根本。房价的上涨程度，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增长规模和印钱的规模。四十年来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为就业扩大、收入增长、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地价房价上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房价上涨已经到了尽头，首先是经济规模不再增大。从去年起，经济已经停滞，陷入衰退，向松祚2019年的一个演讲视频在海外广为流传，视频中谈到：中共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统计，中国GDP实际上已经是负增长。经济规模的不断下降无法再支撑房价上涨。那只能靠扩大印钞规模维持房价上涨，其实也行不通，实际上印钞已经沦为空转。（不能无限印钞的其他原因下文还有分析）2017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银行的钱，岂能“虚投空转”？》写道：“杠杆收购、债市违约、票据风波……一段时间以来，不少热点金融事件背后都有银行资金的影子。相比传统的信贷资金，这些钱通过在不同金融市场、不同机构之间穿梭，在金融体系内部“虚投空转”，一些风险已经显现。这种新的金融风险隐患，引起市场高度关注。”贷款不进实体经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体经济不挣钱，风险大，连上市公司也都热衷炒房。2018年8月1日新华社发表文章《乱象！超千家上市公司“炒房”近万亿，对企业投机“炒房”如何围堵？》。上市公司除了股市搞圈钱，都热衷起炒房，因为炒房最挣钱。印钞要进入房地产，不流入别的领域，需要炒房能获得比其他行业高的收益率，需要房价快速上涨。以往那些把戏持续到现在，全国相当数量的普通县城房价五六千一平米，一套房动辄七八十万，2018年国内各大媒体报道了中国超过200个县城房价超过9000元的消息，如财经头条《祝贺房价，全国200个县城房价超9000元》，腾讯《200个县城房价超9000元，你离买房还有多远》，列举了国家统计局数据，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36396元，农村居民13432元，按照这个收入水平，理论上是负担不起高房价的。县城本就产业少，工资低，而人们为结婚或投资，不得不被动接受高房价。中国男女失衡严重，五六年前媒体报道男性比女性至少多3600万，尤其农村，备受婚姻挤压效应，买房基本成了结婚标配，为了儿孙婚姻大事，农民将辛辛苦苦攒下的钱投入房地产的无底洞，高房价对农民形成致命收割，往往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十数年难以翻身。至于全国的地级市、省会城市，房价更是高的离谱，以石家庄为例，政府公布2017年石家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51元，但当地房价动辄两万一平米，稍微便宜些的也得一万五，普通人买套房少说得150万左右，假如首付50万，商贷100万，30年等额本息还清，以5.8%的利率计算，仅利息就要支付111万元，加上购房税款，至少要支付270多万，按照目前收入水平，一个人需要不吃不喝没一分钱开销至少还112年。官方的说法是两家三代六个钱包凑首付。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共这样，除了让人倾家荡产，还要让人背上一生的债，生生世世给党当牛做马。因为中共彻底垄断着土地，垄断着供应，牢牢控制着价格，普通人想获得房子，唯有高价赎买。穷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买房能力，买房的那部分穷人全靠重债支撑。房价涨到如今，早已是一业繁荣万业萧条，政府要持续以往涨价、卖地的把戏，房价每隔五六年至少得有50%以上涨幅，才有吸引全民投资的能力，要是再那么涨下去，六个钱包也凑不起首付了，况且失业快速蔓延，收入下降，即便越来越多人对房子情有独钟，也无力负担其高门槛。

来源：阿波罗网首发

4、中国房子之多，早已严重供过于求，新华社2016年发表文章《3500个新城容纳34亿人，谁来住？》，当时的房子已经严重过剩，这几年货币化棚改又新增两千多万套供应。中国房子的根本问题是分配极度不均衡，有钱人几套几十套甚至上百套，最底层的穷人没房。过去两三年全国房价普涨一倍多，有经济能力的基本都进了房地产，剩下的是真穷，他们本来就是社会最底层，能力、机遇都被限制，收入仅能维持最基本生存，再培育多年也变不成楼市韭菜。

5、印钞也救不了房地产。在印钞空转、万业衰退的情况下政府继续快速印钞，只相当于对底层收取更多铸币税，导致他们财富快速萎缩，以往存在银行用于家庭应急的财富被迅速稀释，购买力急速下降，政府用印钞没收了他们的购买力，假如没有源源不断的收入，人们的生存很快就陷入困境。失业大规模发生时，人们无法获得连续不断的收入，中国又没什么社会保障机制，到时人们的生存都成问题，怎能有能力去买房。而且大规模失业是必然发生的事，容纳就业最多的房地产、外贸出口企业、汽车业都已陷入衰退，与这些行业相关的服务业也必然一片萧条，中国经济的底不知在哪里。印钞还有一个制约，人民币汇率。货币洪水，到达普通人手里的只占极少部分，绝大多数汇聚到得利权势阶层手里，他们曾经买遍世界，世界奢侈品50%以上被中国人买走，中国买家支撑了相当多国际宜居城市的高房价。这些人天然具有将财产转移境外的愿望，致富离不开权力庇护，也深怕被共产党没收、共产。中国出口遇到瓶颈，无法再扩大出口规模，又遭遇美国关税制裁，产业链发生外移，外汇来源减少，外汇支出增多。目前依靠经济规律（抛售外汇保持本币币值）根本无法保持汇率，能祭出的唯一有效手段便是外汇管制，这说明人民币已经印的太多。再印下去，得利权势阶层手握更多钱，换汇冲动更强烈，对外储和汇率冲击更严重，外储和汇率更无法维持。2018年8月-2019年5月，外汇占款连续10个月下降，月度降幅分别为23.85亿元、1193.95亿元、915.76亿元、571.3亿元、40.41亿元、12.14亿元、3.3亿元、4.59亿元、8.61亿元、10.92亿元，共减少2784.83亿元，约403亿美元（汇率按1:6.9计算）。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89.12万亿元，同比增长8.5%，狭义货币(M1)余额54.44万亿元，而外汇占款只有21.3万亿元。外汇支出逐年快速增长，以出境旅游购物为例，2018年出境1.5亿人次，旅游和购物逆差2580亿美元，而当年中国公布的贸易顺差为3517亿美元。搜狐网文章《不改善入境旅游中国会变成贸易逆差国家》写道：“中国现在货物贸易的顺差一年差不多4000亿美金，但是却被服务贸易逆差抵消了大概3000亿美金。而这3000亿美金逆差中，旅游贸易的逆差就有2000亿。”目前的汇率下，印再多钱，带来更大财富效应，出境游便宜，只能带来更大外储流失。

房价不再上涨，便失去投机功能，库存太大，又导致未来几十年一直有充裕的供应，房地产难以东山再起，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分析，投资房子不仅无利可图，还被收税，人们自然抛弃买房增值这种传统路径。

二、普通人对房产税有限的负担能力导致房产税必然向得利权势阶层转移。中国的得利权势阶层，不同于西方的精英阶层，也不同于古代的乡绅，中国得利权势阶层属于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利之所在，趋之若鹜，义之所在，视若无睹。共产党的洗脑教化和执政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倡导的物质至上主义，人们都已经钻钱眼里，极度自私自利，只占便宜不吃亏早已成为得利权势阶层的共同价值标准。权力导致特权，特权导致贪婪，贪婪导致越来越贪婪。要让这些人交房产税，跟他们��钱，那是极难的事情。权力掌握在这些人手里，他们自然会想尽办法转嫁负担，最理想的状态是将房产税转移到普通人身上，权势者继续享受豁免权，这能否行得通呢？除了少数大城市，其余地方完全行不通。普通人能承受的税务负担是有极限的，这几届年轻人不存钱早已是社会共识，他们是高房价的承担者，仅仅为了房贷已经筋疲力尽，何况相当多的年轻人父母是农村户籍，有养老负担。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养小这些大山已经压的他们喘不过气。近两天媒体发布文章《毕业季房租开涨北上深许多白领一半工资用来交房租》5月份全国20个大中城市租金均价为44.15元/平方米/月，其中，一线城市租金均价为83.81元/平方米/月，一套两居室六千多元，即便两人合租，每人也得负担三千多元。收入的一半以上贡献给房租、房贷，剩下有限的钱，在城市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仅仅是低水平生活而已。入不敷出的情况极为常见，从信用卡发行数量可见一斑。《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蓝皮书(2019)》显示，10年来，信用卡发卡量从1.86亿张增长到9.7亿张，交易总额从3.5万亿元增长到38.2万亿元。以2018年数据为例，截止2018年6月末，有四家银行跻身累计发卡量“亿级”门槛，分别是工行、建行、招行、中行，发现张数为1.56亿张、1.15亿张、1.14亿张、1.04亿张。招行信用卡2018年上半年交易额增速41.23%，达到1.82万亿元，约占2018年前六个月的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十分之一。交行位居第二，交易额为1.47万亿元，建行和工行紧随其后，交易额分别为1.45万亿元、1.41万亿元。平安银行1.21万亿元，增速达89.9%；光大银行为1.06万亿元，增速43.51%；民生银行1.02万亿元，增速为41.01%。三大股份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的交易额分别是0.96万亿元、0.83万亿元、0.69万亿元。2018年第二季度末，银行信用卡授信总额为13.98万亿元，环比增长6.4%；半年报数据显示，目前已有3家银行的信用卡卡贷余额超过5000亿元，建行当属最高，卡贷余额为6313.05亿元；工行和招行分别为5839.69亿元和5121.91亿；交行贷款余额为4979.2亿，浦发信用卡卡贷余额4111.56亿元。政府非要将房产税强加于他们，他们只能进一步缩减本已经非常可怜的消费，维持最低生存水准。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消费急剧萎缩带来企业大量破产，破产导致失业潮，失业后无力生存，不仅导致消费进一步萎缩，带来进一步破产失业，还导致犯罪剧增，暴政逼迫人们只能靠犯罪生存。

三、房产税能收上来多少？一般人的印象里，中国房地产市值至少四百万亿以上，即便只收1%，每年就是四万亿。但这种认识，完全是幻象。搜狐网6月14日发布了一篇文章《六成县级财政困难，房地产税成“救命稻草”？》里面写道：2019年兰考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将达到48.28亿元，滑县2017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接近10.7亿元，但当年支出则达到58.34亿元。暂以这两县为例略做分析。凤凰网2017年有篇文章《中国去年有1537个县县城人口达1.55亿》里面写道：“住建部近日发布的《2016年城乡建设统计公报》，2016年年末，全国共有县1537个，目前居住在县城的人口达到了1.55亿人，相当于现有的657个城市的32.5%，平均每个县城大约10万人左右。”兰考县户籍人口80万，滑县143万，这两个县都是农业县，70%以上人口靠务农和外出打零工维生，做个乐观的假设，全县三分之一人口在县城有房，以每套房3口之家估算，兰考县27万人县城有房9万套，滑县48万人县城有房16万套，假设每套房每年征收1万元房产税，不考虑任何豁免人群（房产税必然对一些残疾人士、极度贫困者豁免），兰考县每年能收9亿元，滑县16亿元，行政支出依然缺口极大。

而普通人早已被各种看不见的税费包围。中国号称万税之国、死亡税率，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曾发布全球企业税负情况报告，该报告统计了19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这里的“总税率”指的是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其中中国 大陆总税率为68%，远高于世界平均总税率（40.6%），香港为22.9%、新加坡为19.1%、台湾为34.5%。中国广义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高达34%。这些税费负担，最终还是转移到普通人身上。房产税属于新增税种，别的税费继续存在，加在普通人身上的税费枷锁丝毫不减，房产税这种直接税意味着更重的负担。未来中国老百姓的苦难，是可以预料到的。中共的征税手段素来极为凶残，尤其基层，颇有竭泽而渔之势。前些年的农业税，对已经极度贫苦的农民下得去狠手，而且农业税不存在豁免，上至八旬老翁，下至刚出生婴儿，一律纳税，即便很多老人疾病缠身，只比死人多一口气，仍然得交税。秦晖先生在《非农领域的“黄宗羲定律”》举过另一个例子：某地曾经“正面报导”过一个102岁农妇徐老太在“负担减轻”后“高兴地将2002年176元的农业税费交到村支书手中”。而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报导说这位百岁老人交纳的税费并不是村干部乱收费，而是“合同卡上规定的”。这意味着“法律”要求她继续承担缴税义务。这种义务是“公民义务”吗？恐怕传统时代正常的臣民义务也不至于此吧。古代也还有“客户”（无地农民）“不课”、15岁以下60岁以上“不课”之说。但中共只要是人就收税。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例子，1988年河南省民权县大旱,全县夏粮减产41.9%。这个县的程庄乡减产49.1%，程庄乡征粮任务不减反增，在县里分给的509万斤任务上加码9万斤,且要求“全年任务一季完成”。为杀鸡吓猴，7月11日夜，该乡党委书记命令派出所司法所干警把一位名叫蔡发旺的农民“弄到乡里教育教育”。68岁的蔡老汉先是在屋里被干警们用皮带鞋底打，又被拖拽到院里铐在树上打，头部、背部、胳膊、腿、睾丸等皮开肉绽18处后倒地。下半夜趁打手入睡,他用一根塑料编织带把自己吊死在派出所门前宣传栏的铁架子上。当时的说法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1年，全国农业各税总计481.70亿元，相当于国家税收总额的1.87%，连征税人员工资、行政开支还不够，就为那么些钱，搞的鸡飞狗跳，交不齐就拿东西顶账，抢劫抄家，动辄把人抓起来。还有随意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农村一片凋敝。有人形如中共比土匪还狠的多，土匪也有原则，不会轻易去欺负孤寡弱小。这些年不是共产党变好了，只是不需要那些残酷手段来折腾农村了，用房地产让人自动入彀，乖乖交钱，被卖了还替人数钱，还感谢党用房地产让他们发财。中共何曾变好，假如真放弃野蛮的暴力手段，如何征地拆迁？对待上访户何曾变好？假如真变好了，还用得着全国大搞扫黑除恶运动吗？被万税包围、重债压身的底层人，其实榨不出多少钱，只是让人多遭几番罪罢了。

既然普通人无法全部负担房产税重任，得利权势阶层自然就得负担一部分。目前人大正在制定的房产税草案，主要内容就是确定合理的得利权势阶层要负担的比例，制定出一些主要原则。这是个相当艰难的过程，需要进行反复的拉锯战，比例过小无法满足税收需求，比例过大又被群起抵制，到目前为止始终难达成平衡，房产税也只好一拖再拖。其实中共高层只盯着房产税本身，想取得突破进展是极其困难的，即便强制推行，也会因先天的设计不足而举步维艰。纵观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税制变革，要想成功，非多管齐下不可。

来源：阿波罗网首发

四、房产税需要配套措施。执政者只考虑开源不进行节流是不行的，仅仅靠税制改革，用加税的方式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政府开支。增税的根本原因是官僚集团过于庞大，开源节流并举才行，不做一些根本变革不行。比如现在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政府投资稳经济，不仅造成极大浪费，而且由于黑箱操作，给了官员贪腐的机会。全国大建各种白象工程，做什么都是一哄而上，钱花了，事也没办好，钱都白白浪费了。比如这几年流行的特色小镇。新华网2018年11月发表文章《一些假大空的“特色小镇”该消停了》，里面写道：“截至2016年，全国入库特色小镇项目共计11260个，投资额13.5万亿元，在西部某地，一部热播影视剧就“催生”5家风格类似的小镇；号称总投资2亿元的一个民俗小镇，街道空无一人，倒是几只羊在主干道旁悠闲踱步。”得用政府预算约束政府乱花钱，建立严厉的追责机制。要管住政府那双手，必须得有监察机制，目前担任监察的主要是承担反腐大业的各级纪委、监察机构，都是党的机构。自己监督自己，终究行不通。习王五年反腐大业，既没能提高政府效率，也没能减少政府开支，只是用一批庸官、懒官、贪官代替另一批贪官，可以说是失败了。政府到底能不能节流？也能，实在没钱了自然就没法像过去那么花，但官员都不做事了。那些被征房产税的官员自然心理不平衡，想方设法得找补回来，少不了许多犯罪活动。很多官员变卖房产，把钱往国外转，少不了又得加强控制资本流出。

不大力整顿吏治，重建官场，不约束政府的花钱行为，再多的税都不够花。

五、目前推出房产税面临的几大困境

1、巨大的库存。目前的库存，远比三四年前大，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中共自认为高明席卷全国的货币化棚改运动，通过房价涨一倍去库存，结果是去了旧库存，又迎来新的更加庞大的库存。这场运动，是决策者闭门造车的空想运动，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巨大灾难。货币化棚改，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荒唐游戏。决策者的本意是将库存转移到居民手中，这样就能向他们征房产税，而且可以将风险从开发商、银行转嫁给居民。留在开发商手里的库存是没法征税的，房子本来卖不掉，一开征房产税，意味着房屋将有持有成本，人们努力把多余房子卖掉，怎会再买开发商的房子，房子烂在开发商手里，银行贷款无法偿还，将危及金融安全。但决策者显然忽视了人性之恶，去库存让开发商发了大财，地方政府发了大财，贪官、奸商盆满钵满，他们怎么可能收手，必然是来一场更大的赌局。2018年12月25日澎湃新闻发表一篇文章《菏泽棚改引发百万人搬迁：满城都是售楼处，房价已逼近万元》，文章写道：“菏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几年菏泽相当于有100万人口被“就地搬迁”，而菏泽市区的常住人口不过才70多万人。”货币化棚改导致全国超过两千万套住宅被拆，失去住所的人们自然要买房自住或投资，产生了极其庞大的买房需求，手握大量现金的暴发户犹如买白菜一样买房，各地抢购风盛行，甚至还得托关系、花费几万至几十万不等的茶水费才能买到房，卖完库存的开发商自然赶紧买地再建，地方政府更是趁机将地价推至新高，大量卖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发了大财，居民看着不断上涨的房价，似乎也发了财，表面皆大欢喜，棚改让各方都获益，都盼着这种游戏多来几轮。但这不符合经济规律，当一批人享受似乎是从天而降的成果时，必然有另一批人为之负重。货币化棚改的钱来自政策性银行，银行的钱来自印钞，相当于对全民收铸币税。棚改那些暴发户拿着钱到处买，房价暴涨诱导全民炒房，别的群体用的是自己的钱和负债借来的钱，他们已经堵上将来的人生，在还债中度过。

货币化棚改不可能是房地产的永动机，终究不可持续，再继续下去的结果就是鹤岗，几万块钱一套房。因为房子实在太多，先是在老城外建了个规模更大的新城，又趁着棚改将旧城拆完，到处盖满的房子，家家手里数套房，卖不掉、租不出去，仅仅物业费、供暖费就让人们无法承受。当货币化棚改停下来，马上就出现大量问题。此时房价不再涨，失去投机的价值，人们又手握多套房，实在没有购房自住的需求，大批在建楼烂尾。烂尾导致一些问题，完工无期，买房者不知何时才能住进去，买房款血本无归；房地产涉及五六十个行业，对这些行业的拉动力丧失，这些行业马上萧条，甚至破产，大批从业人员失业；承包商的工程款无法回收，材料商货款、工人工资无法要到；房地产相当一部分融资依赖庞大的民间借贷，也是众多理财投资对象，民间借贷将无法收回，众多投资人又是血本无归的局面，今后可能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这些问题又导致无休止的政府维稳。当初涨价去库存的主要意图之一是引诱年轻人和具有经济实力的入彀，锁死在楼市，这些年轻人和有经济实力者，正好是政府的长期饭票。他们真是把年轻人当成了有无限挣钱能力的摇钱树。这几年新创造出的更大库存，怎么在房产税开征前转嫁到居民手中，这是个问题。

2、房产税的时机不好。赶上破产潮、失业潮、外资转移潮，正是民生艰难之时。古代遇到这种民不聊生的时候，往往轻徭薄赋，与民生息，恢复元气，实在不宜横征暴敛，搞的天怒人怨，匪患四起。失业之下，大部分底层沦为赤贫，资产无法变卖，债务仍需偿还，他们成了净负债者，生存尚且困难，何来交税的钱？人们都知道中共惩罚手段厉害，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征信系统。欠税者将被纳入失信名单，寸步难行。但这些手段是否真有用？有一定效果，却不一定完全行得通。人的生存往往是第一位，假如仅有一点钱，肯定是用来生存，不会舍弃生存而去交税。古代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生存的根���，要么饿死，要么为匪为盗，做盗匪的风险也是极大，官府抓住要杀头。但苛政猛于虎，无法忍受的高税赋逼的人没活路，只能铤而走险。房子是现代人的命根，轻易不会舍弃，但假如房产税超过了负担能力，要么弃房远走他乡，要么抗税不交。假如政府用各种现代化监控和惩罚手段，逼的人活不下去，有些人只能去犯罪。这样很可能税收没收到多少，维稳经费反而急剧增加，收来的钱用去维稳了，越维越不稳。

3、所有人想方设法逃税避税。中国的税收，是最典型的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官民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群体，矛盾激烈，只让人交税，却不提供政府服务，反而竭力镇压民众，民众具有天然的抗税本能。得利权势阶层也不愿多交税，用尽手段逃税避税。由于要对一部分人群豁免房产税，例如城市低保家庭、仅靠养老金生存的老人、无业贫困家庭、残障人员，得利权势阶层自然尽力将自己划入房产税的豁免行列。但对普通人尽量不豁免，也就是官方现在说的宽税基，尽量让每个人担税。以前流传一些说法，比如按套征税，或给一定的免税面积，这些说法似乎不怎么不靠谱。假如房产税按套征收，每人一套，会引发全国范围的离婚潮，离婚避税。执政者怎么可能允许如此轻易就避税。假如按人均面积征收，以前媒体的说法是给每人四十平米免税面积，相当于只对多套房的人群征税，但这和官方说的宽税基不符，也不符合政府应收则收、能多收即多收的本性。假如真对仅有一套房的家庭免税，那房产税倒真成了仁政，取有余而补不足，但中共从来是取不足而补有余。

如何保证顺利征税？严刑峻法是各级政府喜用的手段。这些严刑峻法都掌握在官员手里，无法无天，对民极严而对官极宽，有本事的人受到权力庇护，作恶成本太低，官方完全是纵容犯罪，如P2P、民间集资，犯罪成本极低而收益极高。有关系的人往往免于处罚或处罚甚轻，例如孙小果，死刑变无罪。官员坐牢一般能假释，能保外就医，能减刑。这与普通人有天壤之别，严刑峻法下的房产税，对普通人又是一场大灾难。得利权势阶层各种避税，但普通人很难避税。税赋本来该加在富裕人身上，给穷人喘息空间，但现实往往是税收向最弱势群体转移。至于如何逃税避税，得等具体征税细则出来后才能知道。

4、房产税会导致城市分化进一步加剧。虽然都是在党领导下，但全国并非一盘棋。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对房产税依赖相对小得多，但越是经济差的地方，对房产税依赖越严重，越要严厉征收。人口南流本就早成趋势，尤其东北人口流出严重，在那种官僚化异常严重的地方，不逃离没有任何出路。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对中国南北方发展差距进行了研究，2012年，北方经济总量在全国占45.8%，2013年起北方经济占比开始大幅下降，至2018年跌至近20年最低点38.5%。与经济规模变化相对应的就是附着在经济活动的就业人口迁移。2018年人口净流入排名前五广东、浙江、安徽、重庆和陕西，4个均为南方地区，而陕西流入人口仅3.3万，还是极力推动户籍运动的结果。房产税给了地方征税大权，税收又与官员的待遇挂钩，这给了他们绝对的动力来大肆收刮，尤其官僚化严重的地方，比如东北、内蒙古、山西，经济本来就不好，一有新的来钱途径，怎能不充分利用。他们肆无忌惮欺负的人，就是普通民众，很多原本在暴政下苟延残喘的人也只能被逼离开。官僚化越严重，资本越望而止步，人口越流失，越是流失人口，经济越萧条，导致人口和资本进一步流失，形成恶性循环。北方的官僚化程度远大于南方，房产税重压之下，人口会进一步大量流向南方。

六、房产税对普通人有何影响？最倒霉的就是普通人。财富从未厚积于民，却要被敛以重财。

1、他们会遭遇资产变现难、资产严重缩水。与房产税相伴的必然是更加严厉的限售。中共维持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一招就是维持经济发展，用经济成果赎买各种不满。经济发展自有其本身规律，繁荣与衰退交替，但中共运用一切资源强行干预，将凯恩斯经济学运用到极致，将房地产发展成宇宙第一产业，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擎天一柱。但与之相伴的是极大的风险，支柱一倒，经济全完。于是祭出非常手段，限购限售，防止房价大跌。家庭主要财富配置于房产的后果之一，人们将命运完全寄托于房子，不愿怀疑也不敢怀疑房地产会垮，无法承受房地产垮掉的后果，否则破碎一地的人生不可收拾。因此短时期内还不知限购限售的强大威力。一开征房产税，高房价就成了毒药，高房价意味着高税收。限售的本质是掠夺，人们拿着真金白银投进去，想再换成真金白银时，不许换，相当于政权变相没收了居民财富。但任何骗局都经不起时间考验，当一部分人发现他们财富最主要的载体无法变现、实际价值不断缩水、并且成了政府对他们的收割神器时，最终会放弃房子，但真到那时候，连放弃自己财产的权利都没了，想放弃房产来躲避税收，弄不好还会受到政权的严厉打击。很多人注定成为供养政府的大奶牛，无休无止被掠夺。

2、房产税的转嫁。北上广深这些人口庞大、容易就业的城市，部分房产税会转移到租房者身上。由于工资水平的限制，房产税不可能完全转嫁到租房者身上，但房租普涨是必然的，很多人不得不降低居住标准，到更远的地方租房，或者找更多合租者。

3、房产税会将房地产行业由增量时代变为存量时代。高额的持有成本，加上中国房子已经太多，新建房屋会很少。房地产行业庞大的就业人群何去何从，将成为现实考验。中国建筑从业人员超过5000万，房地产占大部分，房地产上下游大小行业五六十个，例如设计、咨询、招投标、勘查、运输、建材（水泥、玻璃、钢筋、门窗、涂料、瓷砖、地板、卫浴、五金、电缆、水暖管道、电梯、保温材料）、能源、机械（挖掘机、桩基、起重机、施工升降机、重型卡车/轻卡、水泥运输车、混凝土运输车）、家具家电、装修，若再细分，涉及的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无比庞大。

最苦的还是这几届年轻人。房产税下的八零九零后，尤其是农村青年，注定一生苦命。结婚赶上高房价，有家有口正值壮年时赶上失业大潮，房贷还没还完又赶上房产税，教育、医疗、养老三座大山全压他们身上了。辛辛苦苦给政府交着养老金，却都养了别的老人，农村的父母每月不过一百元养老金，等这几届年轻人老的时候，早已延迟退休，到这批年轻人养老时，共产党政权不知还在不在，即便仍然在，养老金一定少的异常可怜。或许这就是党媒喉舌胡锡进说的：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会经历一些大风大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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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清末新政，大清皇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Jiujiuge写道：

导读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01

满清末年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02

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0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军、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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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大清皇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Jiujiuge写道：

导读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01

满清末年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02

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0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军、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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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大清皇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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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01

满清末年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02

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0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军、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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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大清皇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Jiujiuge写道：

导读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01

满清末年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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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0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军、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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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大清皇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Jiujiuge写道：

导读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01

满清末年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02

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0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军、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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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大清皇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Jiujiuge写道：

导读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01

满清末年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02

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0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军、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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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大清皇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Jiujiuge写道：

导读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01

满清末年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02

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0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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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cheshamdgue]

清末新政，大清皇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Jiujiuge写道：

导读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01

满清末年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02

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0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军、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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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大清皇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Jiujiuge写道：

导读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01

满清末年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02

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0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军、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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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有神助（图片：希望之声合成）

【希望之声2020年3月30日】（编辑：王润）翻看历史的时候，人们会感叹明君圣主的不朽功绩，他们运筹帷幄，摧枯拉朽，遇难呈祥，化险为夷，打造了一个又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伟大时代。其实奇迹，神奇本身，就透露着不平凡，而这些不平凡之中，也的确有着神灵的相助。

灭王世充菩萨显像 金龙护体收秦叔宝

唐朝初建时，仅据有关中一地，天下依然群雄并立，据地为王。正是在秦王李世民的带领下，唐朝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枭雄，其中收服王世充，费了很多周折。

据《旧唐书》记载：武德三年十月三十日，有流星坠于东都城内，殷殷有声，「此王世充灭亡之兆也。」

观音菩萨（明朝宝宁寺水陆画）

《全唐文》陆元朗《敕建广武山观音寺碣》中记载：秦王擒获王世充、窦建德后，凯旋班师回朝的途中，夜宿广武。在夜雨朦胧中，秦王看见「观音菩萨，金身毕露」，显现在光焰射天的东南云际。秦王叩首膜拜，虔诚仰望，欣喜地对诸将说：「这是因为武事告成，天授神佑，功业伟大呀！」高祖于是下令建观音寺，并树立石碑以兹纪念。

《隋唐演义》中还有一段秦王身陷南牢、秦叔宝识真命天子、群英救秦王的故事。书中讲到，秦王在对阵王世充之时，曾带十余人往北邙山狩猎。后因追一只白鹿，不觉已到了一座新城门前，匾上有「金墉城」三字，正是李密所居之城。程知节、秦叔宝获报即刻追杀而来，秦王躲入一座古庙。

二人追入庙中，秦叔宝看见秦王躲避在宝桌之下，红光罩体，紫雾腾空，烟雾之中，现出八爪金龙。程知节举起巨斧正要砍向秦王时，秦叔宝用双锏架住巨斧，救了秦王，但秦王也被押入李密府中。秦叔宝将见秦王有红光罩体、金龙现爪护身的情景告知好友徐世绩、魏征。三人遂私放秦王归国。秦王回唐后相继削平各反王，天助秦王，一统天下，而秦叔宝、魏征也成了唐太宗的股肱之臣。

玄武神助阵起兵 青骢马跃涧救主

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病逝后，建文帝「仁柔少断」，却决定削藩，最终将矛头指向了在北方镇守边疆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

朱棣装病也没能逃过劫难，被迫起兵。历时四年取得胜利，史称「靖难之役」。

玄武神助明成祖出兵（图片：维基）

据《明书?姚广孝传》载，明成祖起兵当天，「出祭纛，见披发而旌旗者蔽天。太宗（明成祖）顾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披发仗剑相应。」此事在高岱《鸿猷灵》中明确说成是发生在道衍选的日子，即明成祖「屡问」其起兵的日子，姚屡说不可，到举兵前一日才说：「明日有天兵应，可矣！」第二天举兵时，果然「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武像也。朱棣即披发仗剑应之」。

与建文帝对抗有几倍于燕王的常备军，拥有全国的经济支持等。但随着战争的推进，燕王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高素质的军队逐渐显示出来。除了最初归降燕王的北方诸将外，朱棣还得到了宁王的战斗力极强的骑兵，建文帝派出的军队节节败退。

民间传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率兵刚出北平，被建文帝派来的军队追杀，朱棣骑着一匹青骢马，被敌军追逼到一条河沟边。眼看就要没命，情急之下他问坐骑：「你能跨过这沟，让我脱险吗？」说完一抖缰绳，这马驮着朱棣噌地一下连跨三道河沟，甩脱了追兵，化险为夷。后来朱棣当皇帝后，还在此建了马神庙。

1399年十一月，燕王从山西率兵赶回北平拯救大本营，军队被河水阻挡，当天北平下起了雪，朱棣默默祷告说：「天若助予，则河冰合。」当天晚上，果然河水结冰，燕王率兵渡河击败了围城军队。

山灵引水助圣君 康熙亲征噶尔丹

清朝时，大清康熙帝率兵三次亲征噶尔丹，将其彻底全歼。在三次亲征当中，康熙帝不顾「万乘之尊」，与士兵们同甘苦、共患难，「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康熙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图片：故宫博物院藏）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中提到，康熙率兵在未安营扎寨前，一定要先命人详查水草，如果遇到缺水的地方，就凿井开泉。务必要保证人马的饮食供给。令人惊奇的是，有的本没有泉水的地方，竟然会发生有泉水突然涌出的情况，将其引出，居然可以绵延数里。士卒和军马怎样使用也不枯竭。

凭借着上天的助力，清军快速找到噶尔丹老巢，当噶尔丹看到清军犹如天降，吓得魂飞魄散，慌忙逃窜，但又遇到另一路清军，被「大破之」。

康熙对此总结道：「此皆由朕上得天心，出师有名，故而新泉涌出，山川灵应，以致数十万士卒车马个个安全。」诚如其言！

《管子》中就曾言道：「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帝王顺天而行，自然得到上天的庇护。又岂止是帝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也都要遵循这样的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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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唐太宗神龙绕体 明成祖玄武神助起兵 明君圣主有神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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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大清皇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Jiujiuge写道：

导读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01

满清末年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02

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0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军、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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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大清皇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Jiujiuge写道：

导读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01

满清末年出现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02

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0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军、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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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大清皇朝最后的回光返照

@Jiujiuge写道：

导读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01

满清末年出��过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大危机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及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建立政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攻陷帝都，火烧圆明园，咸丰都仓皇逃到热河避难，忧愤之下死在热河，留下孤儿寡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有强敌，船坚炮利无法抵挡；内有民变攻占南京建立割据政权，局势跟明末崇祯年间十分类似，而且朝廷上母壮子幼，两宫太后跟顾命大臣争权夺利，咸丰尸骨未寒即诛杀、罢黜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怎么看都是一幅亡国的气象。清末淮上枭雄苗沛霖都认为清廷是秋后的蚂蚱——时日不多了，抗拒清廷要其北上勤王的命令，倒向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

苗沛霖跟曾国藩类似，靠地方办团练起家，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不像曾国藩是科举同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跻身部堂高官，官场人脉雄厚；而苗沛霖只是秀才出身，连举人都未中，太平天国乱局未启之前，靠在乡间做塾师为生，生活贫困，对朝廷怨气很深，这点倒跟洪秀全的经历有几分相似。所以苗沛霖得志后一再跟朝廷大员冲突，明目张胆不听号令，不像曾国藩、袁甲三之类进士出身办团练的，至少明面上还是遵从朝廷命令，有啥也是私底下搞些小动作暗战。苗沛霖把自己的潦倒归结于读书，在《秋宵独坐》一诗中写道：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颇有几分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不过首鼠两端的苗沛霖错估了形势，尽管后来看到太平天国局势不妙，反叛诱捕英王陈玉成作为投名状。然而当太平天国、捻军运动相继失败后，苗沛霖也迎来了他的末日。

为何满清没有像明末一样亡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慈禧不比崇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没有政治经验，上来就一边倒诛杀魏忠贤一系，致使东林党独大；慈禧对于朝堂平衡很有一套，拉一派、打压一派，维持平衡玩得顺溜。

其次对于地方督抚也敢于放权，允许地方自办团练，不像崇祯，对孙传庭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心存猜忌，刚一消灭高闯王就将其下狱，潼关之战哪怕孙传庭已经战死，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归根结底，还是害怕地方督抚势大割据，可谓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心态，如果能放权给孙传庭等人，大明也不会在满清入关后数年内就全盘崩溃。

慈禧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团练起家的汉人督抚虽然也有猜忌，但是总体上还是放权的，形成了一种外重内轻的局面。当然，贸然放权地方还是有风险的，如东汉末年，为应对黄巾起义，朝廷放权地方，实行地方牧守负责制，结果黄巾平定后，地方上牧守割据一方。

清末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在庚子事变中，江南和山东的督抚不尊朝廷的命令，没有对英法等国宣战，而是签订了一个《东南互保》协议，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不过，在慈禧老到的政治手腕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并未对朝廷形成威胁，终结清廷的袁世凯事实上是中枢大臣，朝廷大力培养用来制衡地方督抚的人才。

放权后的地方督抚大肆开工厂、造枪炮，办洋务，引入西方先进科技，不仅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得眼看就要灭亡的清廷出现“中兴”的态势，史称“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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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事件中，慈禧对11国宣战，结果又一次被攻破帝都，慈禧跟她丈夫咸丰一般仓皇“西狩”，不过这次逃得更远，跑到西安才停下来。庚子事变的缘起，楼主有文章 庚子事变启示录 讲过，就不再复述。

义和团运动是民间结社自保，请神上身之类的做法跟白莲教、太平天国天父、天兄附身的做法无异，只是神名不同而已。义和团运动最初也是反朝廷、反官府的，只是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都被消灭，眼看局势不妙才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本来这类民间结社活动一向是清廷严厉打击的对象，不过因为朝廷政治斗争，牵涉到光绪废立，顽固派想利用义和团运动作为废光绪的棋子而玩火，最后玩火自焚收不了场。

在“西狩”西安的路上，慈禧痛定思痛，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文中说道；“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把庚子事变归于顽固派大臣误导，“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顽固派大臣被推出作为替罪羊，共有147名官员被处死，级别最高的是庄亲王载勋，就是力主义和团进京，并在家中开设拳坛的那位王爷，被赐予自尽；此外被慈禧赐令自尽的高官有：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判定为斩立决的高官有：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

当初喧嚣一时的顽固派势力如冰雪一般瓦解，帝国的掌舵人慈禧在方针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弯，清廷开启了清末新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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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上谕写道：“……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然而不久之前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害、庚子事变时期五大臣（庚子五忠）反对对西方各国宣战遇难，因言获罪的案例犹在眼前，各地督抚大臣不知老太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整整2个月，没有一人上奏。

直到4月25日，出任山东巡抚才一个多月的袁世凯开了第一炮，上奏提出变法，主张循序渐进，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具体包括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十个部分。

奏折被清廷留中不发，毕竟袁世凯此时才四十出头，担任地方督抚之类的高官不过一年，分量还不够重。之后7月份两位重量级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廷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建议为蓝本，开启了清末新政的帷幕。

袁世凯也因为率先支持新政而升任直隶总督，大力在河北、天津一带练新军、创巡警、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推行新政，成为北洋集团的领头人。

清末新政的变法力度是相当大的，是一次全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经济上改革，实现经济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清政府开始“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现代财产所有权制度。之前清朝承袭传统，不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直到新政取消了这一限制。

清末新政在法律上也进行了变革，摒弃了《大清律》的传统条款，开始跟西方国家法律接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对教育进行了改革，1905年9月份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止了科举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延续上千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1906年彻底终止。

改革官制也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编练新军，这在推行新政之前就已经开始，1895年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即在小站练兵，奠定了北洋的基础。新政将练新军向全国推广，各地督抚都开始编练新军。

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制度上根本变革。准备以日本为蓝本，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周游各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准备开议会，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国考察

清末新政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民间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热潮。如之前支持洋务运动的大臣郭嵩焘，曾经出使英国，被朝野上下骂为“假洋鬼子”、“贰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而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人人开始以送子弟留洋为荣，去做驻外公使炙手可热，是一个官员们争抢的差事，社会风气、舆论大为不同。

在经济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 在矿业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清末新政前，光绪25年（1899年），清廷的财政收入约为8000余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入首次突破亿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收入为2以3千余两，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收入2亿6千余万两，宣统三年清廷垮台前，收入将近3亿万两，使得晚清出现一幅“蒸蒸日上”的回光返照景象。

革命党人对于清末新政惊恐万分，清廷都新政改良了，革命还有出路？所以极力阻挠。革命党人吴樾9月24日以炸弹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被炸身亡，五大臣只有2人受轻伤，不过行程延后至12月出洋考察。归国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只是吴樾的牺牲也并未能阻止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04

要是按照清末新政的构思，实施君主立宪制度，革命党未必能够成功，清廷也有可能像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一般转型，不至于在1902年2月12日宣统小皇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下台，清廷覆灭。

为何清廷在施行新政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中，轰然倒塌呢？

主要还是领导人的原因，倒行逆施所致。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过去世（光绪为慈禧毒杀，为避免光绪当政后翻案清算），在选立帝国接班人的问题上，慈禧作为为高明的政客、低劣政治家的缺点暴露出来。帝国刚刚从亡国的边缘走出来，她考虑的不是选择能干的长者作为接班人，而是立只有三岁的溥仪作为小皇帝，继承他儿子同治帝的嗣统。帝国的实际掌权人为溥仪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载沣此时也不过是一位26岁，没有多少政治历验的年轻人。而且其才能平庸，连他的亲兄弟载涛都说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载沣掌握权力后，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权力从汉人地方督抚手中收回到满人亲贵手中。

在地方上，汉人督抚出缺，他大肆任命满人就职，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这些举措让大力推行新政的地方汉族官员跟朝廷离心离德，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的排满言论，倒向了革命一边。

中枢机构中，他把能臣袁世凯逐出朝廷，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则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还把大量满族宗室子弟安插到新军中任职。他认为这样就能掌控军权了。

载沣觉得军权在握，在元老大臣张之洞对他提建议，认为其要提拔的的亲贵舆情不属，物议沸腾，恐怕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名言：“不怕，有兵在”。张之洞闻此言后，退而叹之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张文襄公年谱》中还记载了张之洞与载沣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1909年张之洞病重，眼看不治，载沣前去探望。

载沣安慰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回答：“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等载沣离开后，陈宝琛进来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之洞叹息说：“国运尽矣！”元老重臣即将逝世，作为一位年轻的监国根本不请教其治国方略、询问何人可用，这大概是张之洞对载沣失望至极的原因吧。

只是载沣任命这些毫无资历和历验的宗室亲贵不过是绣花枕头，遇事宛如泥塑木雕。如武昌起义初起，载沣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准备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结果荫昌一到到信阳后就被围困在火车上，束手无策。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

另一满人大臣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则为卫队所杀，兄弟二人首级被新军传送武昌。

导致清朝的轰然倒塌还有财政赤字危机，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递增，但是由于新政开支巨大，官员中饱私囊，因而赤字大增，民众不堪重负。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起因就是清廷财政困难，把路权收归国有，与民争利所致。

在推行立宪时则载沣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裁撤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里，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大臣4名，蒙古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5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皇族参与中枢人数之最。此前的军机大臣都是满汉各半，皇族成员最多一人而已。

他任命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又调铁良为江宁将军，改荫昌为尚书。载沣的弟弟载涛掌军咨府（总参谋部），亲贵良弼掌禁卫军。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任海军部尚书。另一个亲贵辅国公载泽任度支部（财政部）尚书。

清朝从同治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在外交、军事和内政上，地方督抚中汉大臣是绝对的中坚。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都没对这个格局大调整。只是利用汉人督抚互相制衡，如用左宗棠制衡曾国藩，用李鸿章制衡左宗棠，用袁世凯压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处置了一批地方官员，等等。非不想，是不能也。可是载沣这个愣头青一上来就全面把督抚手中的兵权、财权都尽量收上来，让自己的兄弟和满洲亲贵掌管。以至于地方汉大臣都普遍意识到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也不再需要和依赖他们，需要另起炉灶了。

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令立宪改良派和地方实力派大失所望，武昌起义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地的地方督抚、咨议局、参议员是推动宣布独立的主力。

这些危机，如果应对得当都是可以避免的，载沣其实跟明末的崇祯一样，是真正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载沣的倒行逆施导致清末新政带来的蒸蒸日上的景象沦为帝国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跟崇祯不同的是，载沣在事不可为时候不像崇祯一般死硬到底，而是认清形势，交权袁世凯后就退出了权力中枢，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绝不参与复辟之事情，如张勋复辟载沣就未置可否，对于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做棋子也是极力不赞同，全家始终不愿意去东北。

载沣作为一个平庸之人在大势去后，还算有自知之明。不像崇祯，死到临头，还说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千错万错都是臣下的错、敌人的错、社会的错，他自己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好孩子。所以载沣最后比崇祯下场要好，得了善终。可见哪怕是错到了最后，回头也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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