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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维洛

除了三峡大坝，中国还有8万“定时炸弹”！（图源：OLLI GEIBEL/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6月11日在国务院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田以堂介绍说，中国9.8万多座水库大坝，6.6万多座水库大坝曾经是病险水库大坝，另外1.6万多座是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急需尽快除险加固。根据这个数据，曾经的和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一共是8.2万多座，占中国水库大坝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田以堂把中国病险水库大坝的主要原因之一归之于多数水库大坝都是50年代到70年代修建的。就是说，这些水库大坝已经使用了40多年到60多年。如果按水库大坝的正常使用年限50年计算，这些水库大坝已经来了正常使用期的末尾阶段或者已经是超期服役了。田以堂把病险水库大坝的问题归于这些水库大坝多数是50年代到70年代修建的，这种解释对于目前正在热论的三峡工程使用寿命也许有所帮助。

一、中国9.8万多座水库大坝，6.6万多座曾经是病险水库大坝，另外1.6万多座是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

2019年6月11日在国务院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兼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叶建春、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田以堂和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专员张家团出席了会议，向记s者们介绍当前了当前防汛抗旱情况。

田以堂介绍说，中国有9.8万多座水库大坝，多数都是50年代到70年代修建。“那个时候修建水库标准不高，质量也不是很好，运行了几十年，到现在多多少少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问题发现以后，水利部通过十几年连续除险加固，目前加固了6.6万座，还有1.6万座没有除险加固，就是所谓的病险水库。”

这是关于中国水库大坝总数与病险水库大坝数量的最新资料：中国9.8万多座水库大坝，6.6万多座水库大坝曾经是病险水库大坝，另外还有1.6万多座是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急需尽快除险加固。曾经的和现行的病险水库大坝一共是8.2万多座，占中国水库大坝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

其实，关于病险水库大坝的调查和统计起始于1975年发生的板桥溃坝事件，当时溃坝的一共有六十多座水库大坝，其中两座是中型水库——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造成死亡人数24万。据说这个调查报告是钱正英主持完成的，但是完成后并没有公开，只是说全国的病险水库大坝大约占三分之一。调查报告报上去以后，中央政府就紧急拨款，责成水利部迅速采取措施治理病险水库大坝。十多年过去后，大量的资金投进去了，第二个调查报告又出炉了，结果是病险水库大坝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病险水库大坝所占的比例也增加了。对于病险水库大坝的投资和实施除险加固的工程措施，中国政府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情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根本原因是只看问题表象，不究问题的本质。从此，病险水库大坝就成为一种常态了，或者称新常态了。特别是那些已经拿到投资、并实行了工程措施的所谓的得到治理的病险水库大坝，不时地又回到新的病险水库大坝行列中。比如2018年发生的山东寿光洪水，寿光弥河上游有一个大型水库冶源水库与两个中型水库，分别是黑虎山水库和嵩山水库。冶源水库大坝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产物，建成于1959年。冶源水库大坝曾两次被列入病险水库的行列，于1997年和2011年实施除险加固工程。黑虎山水库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11月9日动工，动用数万民工于1970年初建成。王庆博在硕士论文《青州市黑虎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研究与设计》中指出黑虎山水库大坝存在诸多安全问题：

首先，大坝填筑质量差，上游干砌乱石段护坡质量差、风化严重、未设反滤层，塌陷变形，坝后无排水体；主坝上游坝坡在正常工况与地震设防烈度Ⅶ度条件下，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均不满足规范要求；大坝清基不彻底，基岩透水率大，主坝齿槽与坝基卵砾石和副坝坝基黄土状壤土（具中等强烈湿陷性）与坝基卵砾石问发生接触冲刷破坏；主、副坝坝体及副坝上游铺盖发生多条裂缝，主坝裂缝未处理，副坝未作防渗工程坝段仍产生裂缝；主坝右岸山岩裂隙发育，透水率大，绕渗严重，与壤土心墙间存在渗透变形隐患。非常溢洪道下游为村庄和耕地，不具备运行条件。

其次，坝下放水洞管身与坝体填土间存在接触冲刷的可能；洞基井柱桩坐落在不同岩性土基上，不均匀沉降已引起洞身裂缝严重，内衬钢管锈蚀严重；竖井强度及地基承载力不满足要求；闸门与启闭机设施老化锈蚀、破损严重，不能安全运行。

第三，溢洪道两岸山体陡立，页岩夹层破碎，抗风化能力低，稳定性差，护砌工程不完善，挑流坎防冲齿槽不满足防冲要求，泄流回水冲刷；溢洪道无闸控制，不能充分发挥工程防洪、兴利效益。

尽管黑虎山水库大坝工程通过除险加固工程，险情有所缓缓，但是许多安全问题是通过补救工程无法消除的，比如非常溢洪道下游为村庄和耕地，根本不具备运行条件等。在2018年洪水过程中，黑虎山水库调度存在严重问题。在暴雨到来之前继续采取蓄水措施，致使暴雨来临时，水库已经没有多少库���可以容纳洪水。当黑虎山水库的水位持续上升，大坝填筑质量差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大坝有溃坝的危险。黑虎山水库就加大下泄流量，当下泄流量尚没有到达溢洪道设计最大泄量1523立方米/秒时，溢洪道就被冲坏。幸亏暴雨持续时间不长，才避免一场溃坝的灾难。寿光洪水之后，政府投入六千万元用于加固黑虎山水库大坝和改建溢洪道。

二、保证水库安全度汛是各级抗旱防汛指挥部的首要任务

在国务院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田以堂继续指出，水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水库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防洪和供水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水库如果管不好，汛期出现问题，甚至溃坝，就有可能造成灭顶之灾。田以堂说，水利部对水库安全度汛非常重视，加强水库汛限水位监管，严控超汛限水位运行。

紧接着，田以堂谈到了大家关心的三峡工程。田以堂说：“三峡水库按规定是6月10号到汛限水位145米，今年6月6号就消落到位，提前了4天，腾出221.5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为拦蓄汛期洪水做好准备。水利部要求汛前所有水库都要消落到汛限水位，腾出防洪库容拦截洪水，为下游防洪安全提供保障。”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田以堂认为三峡工程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管不好，汛期出现问题，甚至溃坝，就有可能造成灭顶之灾。但是1992年邹家华副总理向全国人大代表解释三峡工程，没有提到“双刃剑”的概念。田以堂是否要把记者引入这么一个思路，三峡工程按规定将水位降低到汛限水位145米，是为了防止在汛期出现问题，甚至溃坝，可能造成灭顶之灾。

接着，田以堂又说，对于刚才提到的病险水库，现在还增加了两条措施：有病有险、有安全隐患的要降低水位运行，汛期不得高于汛限水位，甚至更低；有重大安全隐患的，要求空库运行。

田以堂指出，技术责任人要到水库大坝去查看有没有险情，看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裂缝，有没有渗漏；巡查责任人每天都要在堤上巡查。请注意这两个词：一是裂缝，一是渗漏。2019年7月初三峡集团微信公众号承认三峡大坝有形变，同时又说是在设计的许可范围之内，但是又不公布设计许可范围是多少。至于渗漏的数据，三峡集团微信公众号没有公布。田以堂认为大坝有没有发生渗漏，对于大坝安全很重要。希望三峡集团微信公众号能够尽早公布三峡大坝渗漏数据，同时公布设计许可范围，让全国老百姓放心。如果三峡集团还不公布渗漏数据，笔者将公布三峡大坝的渗漏数据。

2019年7月4日下午，叶建春主持召开主汛期重点地区水旱灾害防御视频会商会，分析研判主汛期全国洪水干旱趋势，指出确保水库安全度汛，是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最主要任务。

紧接着7月8日，长江委召开两次会商会，滚动研判近期水雨情发展趋势，部署流域近期强降雨洪水防御工作。会商强调，受前期降雨影响，当前江河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偏饱和，要高度关注和重点防范近期强降雨和洪水所带来恶劣形势，切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防洪安全。一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水雨情。二要按照水利部要求，严格监督管理流域超汛限水位运行水库，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三要及时发布汛情通报与洪水预警，提醒两湖地区相关省市提前做好堤防防守等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四要滚动会商三峡水库来水情况，加强与国家电网等单位沟通协调，提前制定相关调度方案，做好调度安排。五要毫不松懈做好近期强降雨防范工作，严格防汛纪律，加强24小时值班制度，强化堤防巡查防守，一旦发现险情要及时上报通报、应急处置。

无论是国务院的政策例行吹风会，还是全国抗旱防汛总指挥部召开的水旱灾害防御视频会商会，还是长江委召开两次会商会，都强调一件事：要确保水库（大坝）安全度汛！要确保水库（大坝）安全度汛！要确保水库（大坝）安全度汛！

水库大坝是中国政府防汛抗旱的最主要工程措施，是当初从斯大林那里取来的“真经”。希望把洪水期的洪水拦蓄在水库里，供干旱季节使用，既能防洪又能抗旱。1992年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给全国人大代表介绍三峡工程时，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解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1998年发生长江所谓的百年不遇洪水时，三峡集团老总陆佑楣说，若有三峡工程在，岂容洪水逞凶狂。那时三峡工程尚在建设之中，无法用实践来证明三峡工程巨大的防洪效益。2019年，三峡大坝已经横立在长江上，似乎好像应该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在三峡卡住长江洪水；似乎好像应该如陆佑楣所说，长江洪水不能再逞凶狂。可惜，2019年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等省，洪水灾害十分严重，几百万灾民在洪水中等待来自上面的救灾物质、救灾资金。

现在建设水库大坝的防洪抗旱功能没有人提了，最要紧的是“确保水库（大坝）安全度汛”。建设水库大坝工程前的许诺，好像都忘在脑后了。人们不禁要问：建造这些水库大坝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制造一些病险水库大坝让人担惊受怕的？是制造一些病险水库大坝让人多花一些冤枉钱的？是制造一些水库大坝来确保它们本身的安全度汛？

三、刘崇熙教授关于胡佛大坝与三峡大坝使用寿命的论述

许多网友在讨论三峡大坝使用寿命时，都会提出胡佛大坝使用寿命为什么会比三峡大坝长？在这里摘录刘崇熙教授的论述，内容来自刘崇熙与汪在芹的《坝工混凝土耐久寿命的现状和问题》，发表在2000年2月《长江科学院院报》第17卷第一期上。

“美国的胡佛大坝建成于1935年。大坝坝高221.4米，长279米，混凝土总方量248.5万立方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体积最大的世界级混凝土高坝。胡佛大坝的兴建标志着大体积混凝土大坝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时代，标志着大型混凝土坝施工技术革命时代的开始。胡佛大坝成为建坝的新纪元。当今世界各国的筑坝技术基本上是因循胡佛大坝的技术体系。1985年国际大坝会议的各国专家云集美国，庆祝胡佛坝50寿诞。他们惊奇地看到运转已半个世纪的胡佛大坝，依然如一座刚刚落成的新坝，坝体没有渗漏痕迹，没有剥落的鳞痕。尽管大坝没有被加固维修过，但大坝混凝土岩芯所显示的强度和性能却在增长，各国坝工专家一致认定这是一座世界长寿坝。1998年，世界各国建筑大师评选20世纪十大建筑物，胡佛大坝即是其中之一。我国兴建的长江三峡大坝，其规模堪称世界第一的混凝土大坝。在创世界级长寿大坝方面，我们曾建议把胡佛大坝作为三峡大坝的“样板坝”，构想建成500年耐久寿命的长寿大坝。日本在建设长寿大坝方面是认真的。据奥田彻等的调查报告，截至1987年，日本共建有2850座水坝，其中混凝土坝962座（日本电力公司有265座，约占1/3）。大部分混凝土坝耐久性状良好。其中优秀的是大井坝（1921至1924年建造），已有85年的坝龄；还有冢原坝（1938年建成），已有60年的坝龄。这两个长寿坝的特点和秘诀是：采用波特兰水泥，若外掺火山灰时，则同时补钙（波特兰水泥1＋火山灰1/3＋C年O1/6）；选用低水灰比和较富的水泥用量（220（内部）～273（外部）kg/立方米）。运转60多年，大坝混凝土表面中性化厚度为0.19～0.36毫米，34年龄期强度增加到396 kg/平方厘米（91d为169 kg/平方厘米）。综合考察，坝工混凝土组成设计上，采用纯波特兰水泥或补钙措施，保持高钙物质组成和低水灰比，较富裕的水泥用量，强化冷混凝土浇筑和坝块冷却，以及加气-减水剂技术等，是创建长寿大坝的公开‘诀窍’。”

刘崇熙与汪在芹指出：“40余年来，我国坝工混凝土执行着‘按强度设计混凝土’的传统模式。混凝土材料设计仅是满足强度达标和坚持节约资金。混凝土超强和后期强度增长部分，被讥为浪费，都必须用大水灰比，大量外掺混合材料来冲淡强度和水化热。有时也引入某些耐久性指标（抗冻标号），但缺乏理论依据。混凝土建筑物的耐久寿命，迄今不存在评估和预报的概念。建筑物的业主仅对任期内的工程兴建硬指标负责，至于建筑物的运转问题，那是后任者的事。工程的承包商，在承包施工签约时，只满足工程部位验收的目标，不对耐久寿命即供用期承担责任，“验收”就是目的。工程设计师则重点只在结构力学计算分析传统方法上下功夫，几十年后或百年后建筑物状况如何，却从未估量。他们相信“后代的智慧将超过当代，没有必要提前研究”。这些短期行为导致我国垮坝、垮桥、垮路、垮楼、垮洞等工程质量事故的发生。我国工程界普遍认为：混凝土没有不裂缝的，裂缝是混凝土的常发病。这些错误认识，导致工程隐患丛生。在“按强度设计混凝土”的传统模式支配下，40余年来，迄今我国坝工混凝土主要参数的设计情况统计如下。

水泥：在各种硅酸盐水泥的基础上，现场大量外掺粉煤灰、煤渣、矿渣、烧粘土、天然火山灰质材料，以降低工程造价，从而冲淡了混凝土强度和水化热。实际的所谓“胶凝材料”（水泥＋混合材料）中C年O总量仅有15%～35%，混凝土严重贫钙，抗中性化能力低下。

水灰比：在现场大量外掺混合材料的坝工混凝土，使原有的“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中规定的最大“水灰比”概念，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以“水胶比”概念取代了。大坝外部混凝土的“水胶比”（W/C＋F）为0.6～0.7，实际上“水灰比”（W/C）为0.9～1.1；大坝内部混凝土的“水胶比”为0.7～0.8，实际上“水灰比”为1.4～1.6以上。导致坝工混凝土组织结构疏松，耐久性低下。而美国从60年代以来，坝工混凝土水灰比选择是：外部W/C＋F＝0.4～0.45，内部W/C＋F＝0.5～0.55。在“按强度设计混凝土”的传统模式支配下，40余年来，我国坝工混凝土建筑物的综合耐久寿命约为30～50年左右。这一估量，我国当代某些坝工权威专家是不能接受的，反思的余地也没有。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是中国坝工砼的困境。49年后的初期，根据毛泽东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战略布署，淮河流域皖西的佛子岭大坝、梅山大坝、响洪甸大坝、磨子潭大坝、龙河口大坝��5大水库于1954年以后相继建成。这5大皖西名坝，施工质量控制严格是现今任何施工中的水坝所不可媲配的。我国坝工专家也是引以为骄傲的。“……然而经过40年运行，这批超负荷运行的老坝已‘积劳成疾’，陷入危境。……”，这是著名记者张坤于1998年2月26日在《中国青年报》社会版头条版面写出“中国老坝告危”的专栏报导。报导中指出：“佛子岭大坝于1954年建成不久，即发现坝体产生多处裂缝，曾于1965～1966年、1969年两次加固修复。”“1993年10月21日，大坝观测员通过仪器发现：大坝在向下游位移，而且大大超过极限值。1995年专家‘会诊’中，佛子岭大坝被国家级特种检查组宣布为‘病坝’，主要表现为坝体裂缝加大、多处渗水，强度降低、大坝严重位移等。”“……据水电专家介绍：中国五、六十年代建成的老坝，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不少已严重变形，而这些带病运行的老坝长期得不到重视和投入，都有垮坝的隐患。”

“在长江流域，20世纪50年代初兴建的世界著名的荆江分洪闸工程，经历30多年的环境考验，这个巨型水闸在20世纪80年代，底板、翼墙、闸墩闸门槽、胸墙等部位，裂缝遍布，钢筋锈露，成了病危工程，不得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数千万元人民币，予以首次维修加固。汉江的杜家台分洪闸工程，是20世纪50年代末兴建的，经历20多年的环境考验，这个大型水闸在20世纪80年代，底板、翼墙、闸墩闸门槽、胸墙、启闭工作台基础等等，裂缝遍布，钢筋裸露锈蚀，也成病危工程，不堪负役，于20世纪80年代投资数千万元，予以首次维修加固。再如，武汉市蔡甸区的黄陵闸，是武汉市第一防洪大闸，20世纪70年代初兴建，已运转30年，1998年长江大洪水，该闸剥蚀破裂严重，已成病险工程，于1999年冬季投资进行全面整治，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我国东北地区坝工混凝土建筑物冻害严重，其寿命大致为10～40年左右。华东地区一些水工建筑物也不理想，有些工程运转7～25年，就出现严重腐蚀破坏。”

“综合评估，我国坝工混凝土建筑物的寿命，大致为30～50年。到此寿期时，需要投入巨资予以加固修复。欧美国家二战前后兴建的混凝土建筑物运转30～50年后，投入加固修复的资金总额，约占基建总投资40%～50%或更多。21世纪，我国可能进入病坝修复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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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快垮了？灾情北上…北京警告恐「山洪爆发」大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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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议报》

原文链接：除了三峡大坝 中国还有8万“定时炸弹”！(图)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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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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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游戏

2020年6月11日更新：帮香港蹲点Squatting团队写了一个更新的反思，加在这里：

时代游戏初稿完成于去年十月初，当时香港抗议在警暴泛滥下，展现出来的右翼成分逐步增多。我也在文章发布后在matters做过澄清，我致力于描述和解释的是香港抗议的公共面向，它如何被指认，代表和实践。一个对外极度去中心化的流水式抗议是否真的可以带来更平等和民主的面向，一个惧怕或者说暴露内在组织结构的运动如何逐步边缘化左翼，或至少是进步派的力量。我的判断是，在如今右翼政治占绝对上风的国际格局下，去中心化的运动发展到中后期，如果没有足够的内部反思和纠偏机制，就会被更大的政经结构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反噬和冲溃。

现在大半年过去了，世界因为新冠病毒天翻地覆，北京趁乱绕过香港推出国安法，族裔解放运动再次席卷全美，既往政治的运行模式虽未根本变更，但确实在自毁般地加速。中美两大帝国的互相比烂大赛下，留给左翼的论述空间和行动方案看似越来越狭窄。现实中，即使以劳工阶层为名义的抵抗，也常常有意无意沾染上民族主义的色彩。香港的罢工论述愈发以和大陆划清界限为基准，和早期试图给大陆游客发传单，甚至试图介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努力大相径庭。当然，即使是早期的这些努力，也只是聚焦于一种趁乱打劫的想象，离劳工团结的目标也相去甚远。环顾世界其他地区，欧美和拉美的右翼在这次疫情中再次以工人阶级为名行种族主义之实。而目前美国BLM抗议潮中，左翼组织也被迫随波逐流，无法推出独立的议程。左翼在各地殊途同归的命运，并不意味着各国民众的总体政治倾向趋于保守，而是在甚嚣尘上的病毒民族主义面前，本土主义总是更容易抓住一切政治动员机会来壮大自己。相较之下，左派往往资金不足，在动员上也需要覆盖更多元的群体从而牺牲了效率。

在欧美世界对中国不加区分的敌意已经达到半个世纪来最高峰的时候，连美国亚裔都必须选边站队才能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美国性，更别说本就一直夹缝求生的香港人。只要中美二元对立的元叙事不被破除，香港的国际主义就很难脱离结构性的依附困境。一来，海外大量支持香港的人是带着工具性的目地在关注，香港只是北京恶行的一个注脚，而没有独立的命运和价值；二来，国际左翼总体来说并不关心、也不了解香港，或者说香港完全不在ta们的知识图谱里，这也是为什么对香港问题有明确表态的国际左翼组织寥寥无几。更无奈的是，这里面把香港抗议看作资本主义渗透的斯大林主义者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困境下，依附于欧美建制保守主义成了很多人看到的唯一通路。

如果关心香港的左翼要去夺回和开辟自己的阵地，就确实要去思考怎么提供另类的图景，而不只是劝说前线抗议者放弃某种他们可能并没有深思熟虑过的意识形态。如果特朗普当局不是香港前途的解药，什么才是新的联结点和支点？如何描绘两大帝国政治精英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与香港的关系中潜藏哪些激进性的元素？

从2019年的全球抗议潮到现在美国的BLM抗议，暴露出的是各地有机连结的稀疏和脆弱。美国族裔解放的哲学和实践，黑人权力和泛非运动的历史、BLM的兴起、发展和与其他运动的联合，本可以与香港运动的斗争经验进行更深的互动。然而，现存的主导论述却完美陷入了中美博弈的圈套，将黑人解放看作对香港人所珍视的民主理想的背叛。我在时代游戏里曾经说过，要警惕将香港运动神话，从而制造出值得与不值得的抗议者之间的分化。但现实似乎恰恰在往这个方向狂奔，一个地区的抗争，被用来剥夺另一个地区抵抗的合法性。

已有的运动团结论述，也大都是通过英文媒体和会议作为中介和过滤器，欠缺有效沟通所需要的深度和持续性。运动学习不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给已经爆发的抗争点赞助威，而是一种日常抗争哲学和实践上的互相指认、切磋和贯通。世界需要更了解香港，香港也需要与世界的抗争，包括中国的运动走得更近。一些香港组织已经开始推动这个目标，这些努力的重要性会在未来越发凸显出来。

当然，身为半个学院派，我明白左翼国际主义一直有被学术体制吸纳进一种精英俱乐部的危险。那些口中不断迸出后殖民、新自由主义、劳工团结、酷儿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的人，不少受惠于和全球化剥削体系相辅相成的精英教育。受到学院薰陶的左翼熟稔于一套批判话语，却未必能体察和直面运动内部的纠缠与矛盾。因此，ta们未必就比出生于劳工阶级家庭，未有机会受到学院派教育的普通抗议者高明。抗议者身体所感受到的压迫，根据主导性的话语框架，可以转化成从国际主义到本土主义的任何一种模样。反省这种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固化过程，可以让运动的限制和潜力同时被照亮。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在不同世界体系的交汇处，凝视这个似乎会吞噬一切抗争可能性的深渊。对可以站在这个交汇点上观察世界的人，身体的流亡是困境，却也意味着论述上的特权。这就使得左翼在与运动对话的时候，必须承认和揭露知识本身暗含的阶级结构， 思考它如何阻碍了解放性政治的萌芽。左翼的失语，也许也是这个结构里的关键一环。

原文：

整理了些零散的个人笔记，写得比较随意，不想发在任何盈利非盈利媒体平台上。只希望留个记录，很久以后自己回来看看是否能对照世界格局的恶化。Matters版本链接，包含不少有用的回应。

在警权扩张、暴力蔓延、中美冲突、中港撕裂四个过程不断互相激化的当下，讨论香港城市运动（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这场史无前例的，带上准革命色彩的反抗运动，又实实在在经历着明确的右翼转向。 

香港街头的右翼转向，并不是抽象的香港光复和独立口号，不是具体的临时政府宣言，也不是暴力手段的迅速日常化和激进化。口号、宣言、勇武和暴力行为都只是运动中的剧码，可以有左翼，自由主义，右翼等不同表述和实践方式。刺杀金和刺杀希特勒当然是不一样的，地下气象员策划的爆炸和俄克拉荷马城爆炸背后尽管都是针对美国国家机构，却反映了对立的意识形态。 

香港抗议的右翼化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通过种族化一般中国人而非权贵的方式来实现民族构建，延续运动的动力；二是通过欧美政治精英，而非其他途径来创建国际联系，强化而非挑战已有的世界霸权体系。仅以香港作为功利主义单元来看，这个过程未必是坏事。依附于现有权力格局的民族建构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本能，能够在有限时间内花费最少的资源。前线的义士，也并没有义务知晓、考虑香港以外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但如果把时间线和焦点拉大，香港的革命遗产又确确实实会在全球抗争史上拍下血淋淋的掌印。它会成为范本，被剪裁成有权和无权者们所需要的形貌。 

匿名运动下的去中心与不平等

对于一个参与群体广泛，组织上去中心的运动来说，期间涌现出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再正常不过。早大半年开始的法国黄背心，一直都是各类意识形态团体，包括反犹群体争取曝光度的舞台。运动中出现反犹涂鸦并不意味着整场运动都导向纳粹了。只要社运的舆论场给各个势力相对合理的政治竞逐空间，这就还是个可以朝不同方向良性进化的场域。在反送中的启动期，去中心和匿名大大降低了个体被政治检控的概率，也使得多元的社会联盟可以更快地组建起来。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不涉及运动大方向的决策传递上，去中心传播的优势也异常明显。比如八月份电报可能泄漏电话号码的漏洞被曝光后，工程师、抗议者和传媒人士马上介入合作，很快就促使电报官方推出了安全更新。 

但随着运动渡过了初始的规模动员期，深入到未来发展方案，去中心和匿名的优势迅速萎缩，弊端开始逐步暴露。当运动开始出现不可弥合的路线分歧，并没有内部协调机制来初步整合各方的意见，也没有任何办法保证一小群人的选择不会僭越和代表整个集体的决策。早在围堵机场后的公开致歉上，各个电报群就没有达成过一致，之所以后来似乎有一个统一道歉结果，是因为媒体信息将之“共识化”了。最近的例子，则是围绕是否用纳粹类比中国上。尽管公民发布会宣布集会并不会使用支纳粹的口号，这并未阻止现场依然出现了大量旗帜和符号。再往后的中大国旗、围堵银行职员和烧商务印书馆等事件，只是去中心弊端在传播上的自然延伸而已。 

整个香港的民意，慢慢坍缩进一个类似于4Chan的匿名平台。右翼本土本并不代表每个香港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却通过占据舆论场的核心位置，而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集体预言。文化社会学家Ann Swidler曾用Unsettled Time的概念来描述这种不确定的社会竞争性状态，新的公民、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就在这种混乱的缠斗中诞生。而一旦一种新的身份浴火重生，就会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框架来形塑本来不稳定的舆论场。显然，偏右翼的思路逐步占据了上风，即使有再多可爱的香港左派也无法扭转态势。 

目前��典的社会运动理论，一来完全植根于欧美中心城市的运动和工业化历史（甚至都没有欧美农村），二来基于传统社会运动团体的参与，比如民权运动中黑人教会、NAACP和SNCC的作用，学者只要研究具体的组织动员过程就可以对大致的因果机制一瞥究竟。过去十年所谓的去中心运动转向挑战了主流的学界方法论，超越了很多人对运动该如何开展的预期，而受惠于伞运的香港，又进一步将去中心的思路推到了极致。浏览欧美各大报头就不难看到运动伊始，各方对香港抗议云协调的各种浪漫主义描写。媒体的神话行为折射的恰恰是一种解释的无力，智识的偷懒，那种后阿拉伯之春年代被假新闻和极端主义耗尽的技术乐观主义和诸众崇拜，似乎又慢慢被捡拾起来，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社运城市昙花一现。去中心和中心，匿名和实名本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当后者被拔高成面对威权镇压的万能利器，它在运动后期媒体关注退潮的时候，就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性。 

匿名下的去中心不一定带来观念的多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概是本次运动里最误导人的核心口号之一。它通过创造一个和理非和勇武的二元对立，来强调去中心的优势，回避而非直面运动的意识形态争议。是否勇武的衡量标准取决于运动剧码和对官方镇压的预期，并不反映深层次的理念哲学之争。哪怕运动对毛语录的挪用，也是纯粹工具导向的，类似于右翼学习葛兰西。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虽说动员模式会从各种面向解放、束缚、推动、挤压运动的不同潜能，抗争的哲学理念和街头的鹰鸽博弈可以是完全脱离的，保守原教旨运动可以和左翼民族自决采用相同的激进暴力手段，进步主义运动也可以采用传统宗教运动的动员模式。被剧码之争置换掉的意识形态问题成了隐形的禁忌，反中的共识之下几乎空无一物。 

匿名和多中心更不等于各社会群体更平等的参与机会。相比半实名的推特脸书，连登、电报等匿名平台极大鼓舞了普通人的参与和创造热情，但匿名数据缺乏可观测的人口变量，使得普通人更难关注到运动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一旦出现结构性的压迫，运动内部也更难实现有效问责。匿名的动员也给研究者带来诸多挑战。是否有特定的社会群体主导了运动的讨论（有研究团队目前的初步分析显示连登上女性用户的发言比例只有两成）？相对于其他非政治话题以及之前的政治抗议事件，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是否在今次运动中更严重了？种种关于运动走向的调查是否有代表性？一般来说，由于更宽松的审查，对仇恨言论更少的监督，大众匿名社区的马太效应和右翼色彩都要高于实名和半实名社区。这个一般趋势在香港的动员中是否存在？ 

去中心制造出的是一种我暂且称为“不团结的联盟”的阵线，与其说解决了运动的协调审议问题，不如说它只是拖延了这个问题造成负面影响的时间。运动需要的是不联盟的团结，是一种超越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并不会在没有意识形态交锋的情况下产生。 

右翼联盟与跨国想象的贫困

从G20峰会媒体刷版开始，这一切毋庸置疑已经成为一场高度国际化的跨国争议与奇观（至少从媒体视觉上看）。但“国际”，“跨国”依然是去政治的用语，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政治语境，产生迥异的连锁反应。 

记得旺角骚乱那年曾和朋友开玩笑说，大概只有在香港，人们能够目睹不是左翼的黑块。近来，从主流左到无政府主义者（本篇值得背诵）的各类团体也都表达了对抗议者神话欧美政府的失望。从纯策略角度，挥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旗帜一定不会和挥舞英美国旗有一样的跨国动员效果。但是给定当前的霸权格局，当事人也并非毫无能动性可言。世界并不是只由发达国家和白人组成的大议会，哪怕没有Antifa和BLM焚烧美国国旗的勇气，至少可以给别的国家和群体多一些象征性的代表。即使没有勇气直接和中国的行动者联合起来，至少还有大量亚非拉的斗争正在上演。如果做不了进步政治的排头兵，至少可以不给保守主义添砖加瓦。 

当黑块举起英美国旗和MAGA标语，英文媒体蜂拥报道的时候，这场运动的右转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一种纯粹的种族化动员，通过暗示自己才是那些更亲近欧美人的东亚人，主动钻入了种族霸权的诡计。这是两个帝国夹击下的两种右翼民族主义的格斗，它们表面上的红蓝对立并不妨碍其内里的交融。国旗的出现，又进一步给了欧美激进保守派直接的正反馈。不论抗议者如何和怀着不良意图的支持者撇清关系，这类街头行动最终都只会吸引特定意识形态的国际支持者。 

爱国者祷告负责人七月在香港

占领赤鱲角那会儿，有西方游客抱怨堵路的抗议者：You have a problem with your government, not mine。这确实代表了欧美一般公众对香港的真实看法，尽管大部分人并不会直白地将个人冷漠表露在镜头前。那又是谁在积极介入支持香港？欧美保守派和极端右翼对香港的关注，是远远超过中间派和其他进步社会群体的。这两年活跃在美国西海岸街头的爱国者祷告负责人Joel Gibson早在六月初就和同事Carmen飞到香港直播他们眼中的反共游行，并借此给自己的组织筹款（有保守派媒体甚至声称香港人用美国国旗是受到爱国者祷告启发）。Alt-lite推手Paul Joseph Watson已经坚持在推特直播香港局势三个多月。一些新成立的组织，比如8月由美利坚大学毕业生Morgan Zegers组建的Young Americans Against Socialism，也抓住契机以香港为例教育年轻人守护民主，反对Antifa的暴力，它们的香港推文也确实获得了比其他内容更高的点赞和转发。欧美各大社交平台中最关注香港局势的，也是偏右的Reddit，很多香港用户也积极在上面发帖寻求国际援助。翻阅流行帖文，不难找到典型的另类右翼暗号（见图）。哪怕在看似超越左右的南方公园被封杀事件中，旗下留言的支持者也是一边倒的川粉。 

Reddit香港板块某帖截图

自顾不暇的香港人不需要为这种似乎从天而降的右翼联系背锅。但这种联系得以在香港问题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上生根发芽，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香港冷战前哨的历史地位当然是故事的一方面，同时值得关注的因素，还有本地的动漫游戏宅男文化，和欧美右翼之间存在天然的接壤性。欧美的游戏社群从来都是反政治正确和主流媒体的，纵观各类文化社区，香港抗议也只有在国际游戏玩家社群得到了最多的关注。八月底Dota2世界锦标赛在上海开赛前以及赛程中，Twitch直播完全被解放香港的口号、针对亚洲人/中国玩家的种族歧视段子和佩佩青蛙刷屏。这些刷屏除了在频道中造成信息污染，污名化中国玩家和选手外，并未增进国际社区对香港问题的认知。 

美国保守派智库把香港年轻人和MAGA支持者归为同一类人

此外，六月开始浮现的香港抗议舆论，酝酿出一种看似褒扬，实则有害的香港例外论，即认为香港的青年人在品德、勇气和策略上都优于国际上其他的抗议者。这种例外论在波罗地海人链时候到达了顶峰，似乎仅此一役，香港年轻人证明了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抗议者，其他人都只能乖乖在屏幕前见证和转发奇迹。这种对抗议者的等级划分，剥离了每场抗议所承载的现实语境（仅仅从移动设备持有量和网宽带覆盖，公共交通和路网密集度等上看，香港的政治动员条件就大大好于其他全球都市，更不用说种族构成等其他人口因素，顺便推荐Jen Schradie的书），进一步给了右翼可乘之机。世界范围内的抗议被强行划分成了值得（deserving）和不值得（undeserving）两大类（这像极了值得救助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移民的二分），前者是守卫民主反抗暴政的香港人，后者是破坏民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白左。 

时代游戏、世界革命与反抗的悖论

去中心，匿名，浓郁的宅男文化加总下，这场运动的游戏元素已经多到难以计数，观察家们也早就注意到了流水示威的游戏化。连登上不时有人号召大家把运动视为完成每日和每周任务，电报群中则人有提议将参与者划分成输出和辅助两大块（电竞战队标准配置），而不是和理非和勇武。这是一场被叫做时代革命的城市沙盒游戏，不论是黑块人链，砸车烧店还是游击战运动方式，都只是游戏底层代码上面的技能呈现方式而已。游戏化是去中心的症候之一，也在不断反噬着运动中更有建设性和未来导向的思考。当一个运动回避意识形态争论，这个世界已有的保守结构就会入侵到运动最深层的肌理中。当去中心成为无法被质疑和撼动的准则，它本身就成为了压迫新力量的宗教。

某电报公海消息

香港的时代革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有激励意义吗？当然。一个延续了四个月的运动持续到今天还可以有新的能量和手法，其能够梳理出的有益资源是极为丰富的。运动的右转是匿名和去中心带来的投射效果，需要变更的是灯光投影的方向。一场运动如何被归类、论述和运动本身同样重要（这个问题上，Theoharis的书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并不能强迫所有抵抗都戴上国际主义的面具，团结并不会空降在一个缺乏历史基础的运动里，在很多语境下，蒙面的群众会比精英更加保守，因为前者需要考虑更短期、紧急和日常的任务。强求香港成为东亚的罗贾瓦，说轻了是自不量力，说重了是左翼阵营登高望远的自私。但关心世界，而不仅仅是香港的人有义务去揭示革命的内在矛盾，基于单一族群和向度的时代革命，不可避免会给更广泛的国际运动带来消极的影响，不管这种革命的发端是在这个腐败系统哪一级上被率先启动。香港时代革命的经验需要被自我批判，重构，才可以给埃及、印尼、伊拉克的抗争前线带来启发。否则，它就只是当前世界体系制造出的一个怪胎Mod，一个热闹的直播间罢了。真正的团结是大家一起在游戏里升级打怪，而不是只有发达国家的精英在屏幕外打赏。

更吊诡的事实又在于，只要中国的威权法西斯主义继续，香港问题就会继续困在反中认同上，其他正义层面的讨论就都不能正常展开。如果运动内部一开始没有系统性的组织和高度的内醒，面对残酷的镇压，逐渐流失的信心，它对外呈现出的导向也就会一路往右狂奔。中国给全世界投下的阴影不只是直接的暴力和恐惧，它最可怕的间接后果是让其反对者的正义，都变得幼稚，单薄和前现代。这条不断运转着的法西斯链条里，并不存在从内部加以和解的空间，甚至保有正义感的人们内心的荒芜和无力，也成了共犯结构的一环。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南方公园、NBA和暴雪？当两个帝国都从骨子里溃败的时候，要找的不是一串二元回答，也不是一个让双方握手言和的中点，而是另一个维度。而寻找这个维度，也许并不如大部分人想象得那么遥不可及。 

[independence-of-mind]

林语堂：罗斯福是“臭狗屎现实主义” | 短史记

作者：钱锁桥 2019-01-20

林语堂的生活轨迹似乎有一个定律：在美国碰到财务危机，便去欧洲。

他在一战后在哈佛读研时碰到困难，便去了欧洲，现在二战结束后又在美国陷入经济窘境，于1948年又赴欧洲。这次是赴巴黎，担任新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部主任（1）。

林语堂于1948年7月21日乘毛里塔尼亚号邮轮离开纽约前往巴黎，从此以后，法国（特别是海滨小城戛纳）将成为林语堂另一个常住之地。他在巴黎安顿下来后，马上发现生活消费比纽约便宜多了，他告诉华尔希，每月花五百多美元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了（2）。

但他马上又发现，教科文组织是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要想真干点事太难了。许多人来到这个新机构，满怀理想，结果碰一鼻子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约瑟，林语堂到巴黎后和他结交上了（3）。李约瑟来时带了一个很好的计划，最终发现什么也干不了，只好撤了。

用林语堂的话说，教科文组织是这样运行的：船怎么走、朝哪个方向走，不是船长说了算，而是由（管财务的）事务长说了算。那这些“事务长”是谁呢？——“教科文组织有一帮刚退伍的美国小年轻，由他们来为专家评分管理，真是太滑稽可笑了。”（4）

林语堂开头尽量想干好本职工作，但干了一两个月，他已���肯定他得离开，最终在联合国仅做了一年。

林语堂做决定离开时，正好华尔希写信商讨下一本书的写作计划。1948年12月，他告诉华尔希他已经决定赌一下：他在教科文组织拿的年薪还不到一万美元，他觉得他可以靠写作来挣够这笔钱，所以决定尽早辞职。

他写的下一本书叫《美国的智慧》（5）。

1948年下半年，正当林语堂在踯躅考虑是否从教科文组织脱身重获个人自由之时，中国的内战打得正凶，而且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林语堂离开纽约，他和华尔希之间的来往通信增加不少，但信中基本上避谈政治。华尔希还在考虑编一本他和林语堂的通信集。

林语堂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说要编这样一本书，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他对政治、对美国对华政策之愚蠢时不时地爆发”（6）。

林语堂在给华尔希的信中没提，这时他又公开露面谈政治 —— 他在巴黎接受《纽约世界》电报的专访，猛批所谓的“客厅自由主义者”，误导美国公众舆论以及美国政府决策。

他对美国不应该干预的说法嗤之以鼻，因为美国早就插手了，正如当年美国在最后一分钟“拯救”了英国，也可以同样“拯救”中国。不然，“总有一天，战争来时，美国人民便要付出代价”（7）。

策划《美国的智慧》一书本来没有政治考量。相反，它就是要让林语堂远离中美时局政治议题。

林语堂在兰登书屋的“智慧”系列很成功，华尔希和林语堂已经谈了好长时间，打算请林语堂写“西方的智慧”。林语堂现居巴黎，华尔希又重提旧事。

林语堂还是想重回写作，并提议写一本《美国的智慧》可能更合适。华尔希问了一下朋友和同事，看有没有市场，反应非常积极。林语堂很受鼓舞，1949年2月开始做系统准备，借了好多书来读，于5月15日正式辞了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并于1949年底完稿。

《美国的智慧》是林语堂眼中的美国文化名著精选，选有杰弗逊、富兰克林、林肯、爱默生、梭罗、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大卫·格雷森（David Grayson）、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法官以及爱因斯坦的作品，并附有林语堂的评注，而且评注占了整个文本的五分之二。

在所有美国作家中，林语堂最为看重的是杰弗逊和霍尔姆斯法官，华尔希做营销时也是这么说的。

林语堂构思该书时，从结构、语调乃至整个趣味上欲使其成为《生活的艺术》的美国版。

他发现“美国梦”曾经是很有活力的愿景，到了现代却逐渐式微了。

“现代人太繁复了。我要做的是从美国智圣的作品中找到平和中庸的思想，为人类的内在与外在生活点明秩序与轮廓、希望与和谐……要做成真正的探讨生活问题的美国思想精髓选。”（8）

华尔希和赛珍珠都非常赞同，认为《美国的智慧》写得越接近《生活的艺术》，成功的可能性便越大。他们只是再次提醒林语堂在文中尽早表明其“中国人”的身份。

对于这一点，林语堂这次婉拒了。反而他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现代人”：

“在游览美国和中国的思想之旅程中，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现代人，深明现代人的问题，共享发现的喜悦。文中但凡说‘我们’，我指的是‘我们现代人’。”（9）

然而，林语堂在写《美国的智慧》的同时，看着中国变成红色。如果该书里没有任何林语堂对政治的看法，那就奇怪了。

事实上，这正是林语堂和他的出版商朋友间主要的争执点。

华尔希收到林语堂写完的书稿后，十分吃惊。“赛珍珠和我都强烈质疑你对美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攻击，”他告诉林语堂。

他提醒林语堂《枕戈待旦》一书的遭遇：“我早就预料到，假如你不删掉那些有关美国政策和美国作家的段落，肯定给你带来很多损害。但你不听，一定要坚持保留。”

他再次警告林语堂，如果美国读者觉得“只要不是百分之百拥护蒋介石，你就要贬损人家，他们就会掉头不再理睬你，说你已经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位盲目维护一党之私的党棍”（10）。

这引来林语堂满满一页的爆发：“美国的自由主义！好吧，我把整个问题重新组织了一下，这样该问题读起来是绝对相关的了。美国那么多‘自由派思想家’，他们为了意念中的好社会可以牺牲个人自由，因而稀里糊涂成为真正的杰弗逊式自由的叛徒 —— 你真的确定没这回事？”

林语堂当然没有忘记《枕戈待旦》的遭遇，但他丝毫没有让步：“我现在仍然感到很自豪，我没有为了取悦于大众而写一句违心的话。”（11）

另外，赛珍珠和林语堂之间的往来书信言辞更为激烈。赛珍珠读完书稿后给庄台公司写了一份备忘录，然后转寄给了林语堂。

赛珍珠认为，林语堂在此重提美国自由派人士的问题完全不合适，多半会遭到无情攻击，对书的销量危害甚大，林语堂和庄台公司都会遭受损失。

接着赛珍珠就美国人到底对中国一事怎么想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是国民政府的普遍腐败夺走了美国人的同情心，是蒋政权让美国人伤透了心。“许多中国人（他们不是……！）曾跟我们讲，要是美国出面帮蒋，中国人自己也会反对我们。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中国人，除了国民党官员，持有语堂的观点。”

至于编辑方针，赛珍珠说：“我们施压有个极限，必须给作家写作自由，风暴来临时做好防范措施。好心的评论者会不理这一段。可悲的是，现在没有多少美国人会对中国人展现善意了。”（12）

林语堂给赛珍珠的回复也表露出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

他谢过赛珍珠的评语，并称“谁要为塌方负责，这话可能说不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双方都有责任”。

林语堂说，现在好多事实还没有曝光，并打赌说即使很多年以后，美国人看到的这段历史肯定还会是雾里看花。

“国民政府的坍塌对我来讲意味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溃败；蒋的失败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败，包括像王云五、张嘉璈、翁文灏，以及一大批受西式教育训练的，差不多到了五十岁，而要是换在日本，应该可以让中国复兴起来，就像伊藤博文手下的人使日本走向维新之路一样。我以为我们也走上了历史舞台，我们有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人，五十岁以上的工业家，诸如此类。蒋是失败了，没错，但是，难道这不也是我们的失败吗？那些腐败的官员，从上至下，包括最高层的（宋子文和孔家），这意味着整个民族的传统在和蒋作对，蒋自己当然也有局限。”（13）

林语堂坚持称，该章讲的是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当下的思想是相关的，“它不会冒犯谁……（要���一位哲学家就不能对政治充满激情，西人这种观念真是很奇怪）”。

华尔希和林语堂来往信函中一个主要争执点，围绕林语堂把美国总统罗斯福名字的缩写F. D. R.，谑称为“Foul Dog Realism”（臭狗屎现实主义）。

其实书稿写完前，华尔希应该已经得到警告了。

当林语堂决定不写“西方的智慧”而写《美国的智慧》时，他曾告诉华尔希：“我们可以忘掉F. D. R.，正是这个奸商带给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世界，这个超级自私鬼梦想长生不老，和丘吉尔、斯大林把世界瓜分后想永远统治下去。”（14）

一年以后，林语堂把写完的书稿寄给华尔希，又有另一次警告：“我觉得整本书还可以。我对F. D. R.没有吝啬我的笔。论世界政府一章有一段，我写得挺狠的，但我觉得写得挺好，读者要到书的收尾处才读到这一段。”（15）

读完书稿后，华尔希的回复很简洁：“严重质疑F. D. R.被谑称为Foul Dog Realism（臭狗屎现实主义），这会被认为带有严重的侮辱性。请让我删掉。”（16）

林语堂做了一点让步，同时又有一次爆发：“难道你们的自由派总统没有和斯大林把国家当作买卖一样做交易，就像盗贼交易马匹一样？可就这样还是受到人们的拥戴。为什么？因为他把成千上万的蒙古人卖作奴隶，从而确保了几千名美国士兵的生命？这算什么角度？……不要动Foul Dog Realism，删掉F. D. R.，行了吧？哎哟，哎哟，多么了不起的美国英雄！”（17）

读完最后校样后，华尔希还是觉得很受冒犯：“我仍然觉得Foul Dog Realism很具侮辱意味，即使没有直接和F. D. R.联系起来。”（18）但书中保留了“foul dog realism”，虽然改成了小写，也没有用F. D. R.：

“威尔逊宣布一战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当时多么鼓舞人心；而臭狗屎现实主义则宣布二战的目的是胜利，而不是和平，而且是不打折扣的胜利，无条件的胜利 —— 这种胜利为人类的福祉吹响了汉尼拔或成吉思汗式的杀戮声，而不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19）

《美国的智慧》出版后获得了一些好评（销售量最终达到一万册），但和林语堂的期望（重回《生活的艺术》那种火爆场景）相差甚远。

他很灰心，特别对“纽约知识分子”越发感到隔膜：“纽约对我来说太高贵了，我在纽约眼里就是个乡巴佬。美国思想和情感的中坚地域在内陆。”

他希望书的销量可以从西部多起来，再反馈到东部，就像《生活的艺术》那样（20）。

在纽约，那些自认为是美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者，“你一讲到美、祥和之类的东西，他们一概嗤之以鼻，认为幼稚、乏味”，但林语堂说，“我很高兴我还没有得这种现代病，和‘现代脾气’不沾边，也没有同情。”

无论如何，他尽力写了，其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21）。

正当《美国的智慧》出版、在各地书店上架之时，麦卡锡议员指责国务院遭间谍渗透，国会开始举行听证会，而对拉铁摩尔的聆讯更是成为焦点新闻。

现在看来，听证会并没有澄清“隐秘的事实”，反而强化了美国政治的对峙，其遗产留传至今。

林语堂当时居住在法国，当然十分留意事态的进程。他1950年4月6日写信给华尔希称：“你们的麦卡锡只是在清账，看谁要对错误负责；但遭罪的是我们。”

对林语堂来说，美国国务院的问题不是能挖出几个“非美国人”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帝国主义，尤其体现于对待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的态度上 —— 用林语堂的话说，是一种“催眠术”（22）。

“对蒋介石一直都是用一种催眠术。有人安排胡适去见艾奇逊，艾奇逊说，‘胡适已经卖给蒋介石了’。这就够了。一种催眠。可是，有成千上万名中国人在上半世纪崇尚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算什么？他们去哪里？迪克，珍珠，你们认识的留学美国的中国人中，……举一个名字出来。张伯苓，陈光甫，等等。他们都卖给蒋了 —— 起码都是蒋政权的合伙人。把这些人都列出来，质疑他们、怀疑他们？再把反蒋的人列一边，比如罗隆基，马歇尔在中国时把他当作英雄。可现在罗隆基在哪儿？真是可悲，就是不愿意信任留美的中国人，对他们玩催眠术。”

林语堂曾给华尔希的儿子阿尔伯特（也是庄台公司的员工）写过一封信，不经意间又一次爆发：

“国务院的政策明显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一种思想状态，把所有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当成是事实上的卫星国，可以被任意拿捏、把玩。我想美国官员和军队不可能摆脱这种思想状态，因而他们在远东的政策必定失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讲这些，只知道一讲到这些，我就停不下来。”（23）

1950年底，华尔希给在法国戛纳居住的林语堂寄了一个圣诞礼物：牛皮精装本《美国的智慧》。

林语堂回信致谢—附带政治酷评：“非常感谢你寄来《美国的智慧》牛皮精装本，写于美国愚蠢至极之时，其总统如果是一位作家肯定会威胁不喜欢他作品的书评家，要把他们统统揍一顿。想想看，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介石、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混蛋合作？这真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24）

林语堂这些政治酷评和爆发，华尔希和赛珍珠都没有回应（除了上文列出的对书稿的反馈意见）。

那是一段��既满怀激情，又充满孤寂的政治独白。

注释：

（1） 据林太乙披露，给林语堂推荐这份工作的是陈源，他于1946年获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首任代表，常驻巴黎。参见林太乙《林语堂传》，第204页。二十年代陈源和林语堂是北大英文系的同事，他和鲁迅笔战时，林语堂可是站在鲁迅一边，写了好几篇攻击陈源的文章；

（2）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ugust 6, 1948)；

（3） 假如要为《苏东坡传》物色忠实的读者，李约瑟可算一个。他给林语堂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询问书中提到的宋代的科学发明。参见Joseph Needham, “Letter to Lin Yutang” (April 10, 1953)；

（4）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October 31, 1948)；

（5）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December 12, 1948). 林语堂的“智慧”系列（《孔子的智慧》《中国印度之智慧》《老子的智慧》）是由兰登书屋出版的。兰登书屋得知庄台公司要出版林语堂的《美国的智慧》后非常不悦，因为林语堂的“智慧”系列非常成功，于是他们约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着手撰写一本《美国的智慧》。林语堂建议将书名改为“On the Wisdom of America”（《论美国的智慧》）作为妥协办法；

（6）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September 27, 1948)；

（7） William H. Newton, “Lin Yutang Blasts Parlor Liberals, Calls for All-Out China Aid Now, New York World-Telegram, November 9, 1948”. 林语堂的预言不幸言中，美国接着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8）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September 2, 1949)；

（9）Lin Yutang, “Preface” to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0), p. xv；

（10） Richard Walsh, “Letter to Lin Yutang” (January 4, 1950)；

（11）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anuary 14, 1950). 1950年1月至3月，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林语堂信件上方打出的年份是1949，很奇怪；

（12） Pearl S. Buck, Memorandum on Y. T.’s manuscript, 23 January 1950；

（13）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anuary 31, 1950)；

（14）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December 12, 1948)；

（15）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December 20, 1949)；

（16） Richard Walsh, “Letter to Lin Yutang” (January 4, 1950)；

（17）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anuary 14, 1950)；

（18） Richard Walsh, “Letter to Lin Yutang” (February 10, 1950)；

（19） Lin Yutang,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 p. 428；

（20）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uly 17, 1950)；

（21）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June 29, 1950)；

（22）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June 29, 1950). 罗隆基三十年代曾是胡适领导的“平社”一员，抗战时猛烈批蒋。1949年后出任中共政府的高官；

（23）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r.” (August 19, 1950)；

（24）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December 20, 1950).“混蛋”原文用的是s. o. b.，应是英文son of bitch的缩写，意为“混蛋、杂种”。

（注：本文摘自钱锁桥所著《林语堂传》第十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已获授权，编辑时略有删节。）

（题图：1966年，林语堂夫妇返回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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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里的中国人：被遗忘的先锋——黄昉苨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2013年10月23日15:0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西班牙身着国际纵队军装的谢唯进

1939年国际纵队战士受困于法国集中营，他们身后是朱德等人赠送的锦旗。

　　12岁的谢进珍被满屋子的“老外”震撼了。那是1966年。在四川南充干休所一个外观普通的房间里，满墙都贴着奇特的照片——有些是高鼻深目的白人，有些是长相敦实的黑人，还有一位女士，英雄般地对着镜头演讲。

　　谢进珍的养父、一个西南小城里满脸沧桑的“书呆子”，站在屋里，对每张照片都能说出一段掌故来。她甚至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后来她才知道，这些照片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内战的情形。而养父谢唯进，当年在战场上亲手拍下了这一切。他是“国际纵队”的一员。

　　类似的震惊，在20年后击中了另一个背景全然不同的中国人。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台湾人邹宁远，原本正翻阅“国际纵队”美国志愿军的名单，不期然看到了3个类似中国人的名字。

　　与谢进珍不同，他知道什么是西班牙内战：“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巨幅壁画《格尔尼卡》上，可以听到德国战机轰炸下西班牙古城人马惊惶的哀嚎声……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里，可以听到异乡人在西班牙战地敲响的浪漫钟声。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篇里，可以看到钢铁般的鸽子飞渡重洋，盘旋在马德里血岩的山谷上。”

　　在1936年持续至1939年的这场战争中，为了抵抗德意法西斯，来自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者，主动奔赴战场。这些人中，有中国人熟悉的加拿大胸腔科医生白求恩、匈牙利摄影师罗伯特 ·卡帕、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拍摄《四万万人民》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当然，还有海明威。

　　只是，那里怎么会出现中国人呢？

　　“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后来那些寻找中国人的故事，源于1981年冬天的某个夜晚，纽约城里播放的一部电影。

　　那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1936年，因为反对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他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全力支持。如今了解历史的人们，会将西班牙内战总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但当年，在佛朗哥军队与得到苏联有限援助的共和政府之间，英美等国选择了保持“中立”。一时间，唯有德意两国的武器源源不断输入西班牙，该国成为法西斯实验最新武器的战场。

　　然而，这场战争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在法西斯的炮火面前，许多国家的公民作出了与他们政府不一样的选择。

　　4万多名志愿者，也许是艺术家、诗人，也许是矿工、木匠、海员，或者码头工人，在那一年纷纷奔赴西班牙战场，组成“国际纵队”，支援共和政府。美国作家海明威在那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当时则加入了民兵组织。

　　跑去西班牙的，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已经从这场内战中嗅到了世界大战的阴影：“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拦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

　　“我记得半夜醒来，心想不知体检医生知不知道他有关节脱臼的毛病。也许我该把这秘密告诉医生���他就准去不成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纠结还记忆犹新，“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会无法面对自己，他也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

　　她的丈夫，一位大学体育教师，终究在西班牙战场遇难。提起往事时，老太太咬着牙努力地控制着即将落下的泪水说：“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死，如果为了正义而死，也许不是件坏事。”

　　观众席上，从事科研的华裔夫妇邹宁远与倪慧如被这一幕震撼了。

　　成长于台湾的邹宁远与倪慧如，当时是纽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员，每天的生活就是忙着“写专利、发论文”。这部名为《正义之战》的电影，让这两位科学家第一次听说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西班牙国土上的战争：竟有这么多人自愿从这么多国家出发，为了一个陌生国度的人民而投入战争，这对他们来说，有些“难以想象”。

　　因为这份感动，他们很快与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志愿者团体熟悉了起来。事实上，老战士们依然活跃在全美的各大抗议游行活动中，中气十足地反对着那些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策。每次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标语之外，他们也会骄傲地举着“林肯兵团”的大旗，那是他们当年在西班牙的旗号。

　　直到1986年，邹宁远在“林肯兵团”的纪念册上发现了中国战士的名字。

　　如今说起这事儿，他一连用了好几个“不可思议”：“听到美国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情时，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我们没想到还会有中国人去参加——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当时中国还在进行抗日战争啊！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会千里迢迢跑去西班牙呢？”

　　他们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气氛。那时候，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叶君健常常会与他的老师、武汉大学教授朱利安·贝尔在通信中讨论西班牙内战。贝尔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最疼爱的外甥，一位擅长作“朦胧诗”的诗人。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无法再安居于中国：“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西班牙，为我们相信的理念而战，而我自己却置身度外。叫我怎么能挣脱这羞愧之感？”

　　而在《大公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当年的报刊上，西班牙内战也总是国际新闻的头条。那年头还有一首流行歌曲名叫《保卫马德里》，是一个名叫“国际研究会”的小组织里两个年轻人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不管西班牙人有没有听说过这首歌，至少在中国，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流传开来，后来连教会大学的学生都哼着“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满街跑了。

　　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高放曾撰文回忆称：“我当时在福州市上高小，记得音乐老师指教我们合唱这首雄壮激越的战歌（《保卫马德里》），还帮助我们编导演出了声援西班牙的话剧。我穿着小军服，佩戴军官的武装带，手挥军刀，在舞台上高喊‘誓死保卫马德里！’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世不忘的景象。”

　　在延安也不例外。

　　1937年夏天的一次游行中，《保卫马德里》的歌声响彻了延安。正在当地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还用西班牙文写了“不许法西斯通过！”的标语，高高举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甚至还有日本人参与了国际纵队。

　　邹宁远曾在巴塞罗那的国际纵队50周年纪念会上遇到过日本教授川成洋。这位教授带着一支纪录片拍摄队伍，就为了搜集当年唯一一位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方的日本志愿者杰克·白井的资料。很多美国老战士记得这个家伙，他是在西班牙时“林肯兵团”里最受欢迎的伙夫。

　　但杰克对自己被分到的这份工作，简直“火大得要命”：“我有一支上好的苏联步枪，我来这儿是打法西斯，我要留在前线！谁能够在厨房里打法西斯！去他妈的厨房！”

　　这番抗议起了效果，白井在机关枪连队里成了一位“持枪厨子”，他跟政战官立下约定：一旦前线有战事，就去参战。最终，在1937年7月11日，为了给前线战士送饭，白井利索地跳出战壕，再也没能回来。

　　日本人没有忘记这个出生在北海道的孤儿。近30年后，白井在东京无名战士公墓拥有了一块纪念碑，还有两位日本学者为他著书立传。

　　倪慧如猜想，对于当年正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来说，能够发现这样一位国民去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也许象征着一种救赎，因此他们分外郑重。

　　即便到现在，邹氏夫妇也没想明白，明明有更多的华人曾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为什么半个世纪后，却几乎不见任何记载。“既然我们已经肯定地知道有中国人参加，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段历史继续空白。我们要把这些中国人找出来。我们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到陌生的西班牙去打仗。”

　　回忆往事时，倪慧如说：“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只觉得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

　　这念头一起，就是历时十多年、可能出现在全球各地的寻找。为了还原这场战争中发生过的一个小小的瞬间，邹宁远与倪慧如曾经在西班牙某小镇的档案馆里把所有格子中满布灰尘的卡片一张张抽出，试图寻找到一些旧日光影的蛛丝马迹；他们走访过奥地利、东德、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与所有能找到的西班牙老兵交谈，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吃了不止一次闭门羹……

　　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充满勇气与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

　　国际纵队中并没有专门设置一队“中国纵队”，可是，巴黎华文报《救国时报》1939年的一篇通讯显示，从世界各地赶去西班牙的国人可能达到了三位数：“中国同胞在西班牙参战者，总计在国际义勇军者和共和国军中者百余人。”

　　这百余人中就包括四川人谢唯进。1937年春天，他把长子托付给友人，只身一人从瑞士来到西班牙。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西线战事》的小说中，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谢唯进如何“在欧洲组织中国人参加国际纵队”，“受命赴西班牙参战”；但对于读过谢唯进书信与日记的邹宁远与倪慧如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至少在我们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任何人是受指派走上战场的。”邹宁远正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相反，他见到了谢唯进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篇费力地劝说对方接纳自己参战：“为了要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了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不是来西班牙作短期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似乎是为了打消疑虑，谢唯进还建议西班牙向瑞士德共或巴黎法共的中国部核实自己的党员背景。

　　最终，他如愿以偿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反坦克部队。

　　上海工人陈阿根是直接从中国跑去西班牙的。因为在厂里尝试着组织工会，他被国民党追捕，情急之下，跳上一艘法国汽轮避难。而这艘轮船启程开往欧洲。旅途中，他和船上的越南厨子熟悉了起来。这位厨子一肚子学问，不光会讲法语，还会5种中国方言。他告诉阿根，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胜，又一场世界大战将近在眼前。当船驶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科鲁尼亚时，陈阿根已经决定下船参战。

　　后来美国人奥尼茨在俘虏营里和陈阿根成为好朋友。他问阿根：“那厨子鼓动你来西班牙打仗，自己为啥不来？”

　　阿根说：“他说他奉命要去苏联深造。”

　　遇上邹宁远与倪慧如的时候，奥尼茨跟他们说了自己后来的猜测：一个会讲多种中国方言、在船上当水手、还奉命去苏联深造的越南人，也许就是胡志明？无论如何，陈阿根自己看上去一点也没后悔。

　　国际纵队里的中国明星是来自法国的老工人张瑞书与刘景田，两人都大字不识几个，年轻时从山东去法国打工赚辛苦钱，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都40多岁了。法国雷诺车厂共产党党支部招募工人组成“雷诺连”去西班牙参战时，他俩一起报了名。

　　和白井一样，他们没得到上前线杀敌的机会。国际纵队费了好大的劲儿去说服他们：被分到卫生队担任担架兵一样是为打法西斯出力。

　　张瑞书知道，人家是嫌他“年纪大”。可这俩山东老乡也不说啥，就埋头苦干了起来，他们很快以不怕苦不怕累出了名。国际纵队第14旅的《联队》杂志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他们的：“国际纵队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们救的？有多少人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的？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目，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

　　第一位从美国出发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土木工程师张纪。他是长沙人，大学毕业后，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矿场里工作。37岁的张纪在1937年春天在纽约登上“巴黎”号客轮，在抵达西班牙后的报名表中，他写道：“我来此地的初衷，是想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这场战争。我不反对加入国际纵队，只要我能够为西班牙政府最后的胜利给予具体的贡献。”

　　与他同在“林肯兵团”的还有广东人陈文饶。人们无从得知25岁的他为什么会去西班牙，只能读到他负伤住院后写给唐人街华文报的信：“在这次战役中，我不幸中了开花弹，伤及我的右脚。弹从脚面入，从趾部出。医生已把这受伤的大脚趾剖割。一俟伤口痊愈，我就要再上前线去杀敌。”

　　国际纵队里的很多人都记得华人医生毕道文。他原是印尼华人，一直为印尼独立而斗争，不愿在“国籍”一栏填上殖民宗主荷兰，于是总自称是中国人。1939年春在法国的集中营里，波兰志愿军人办的小刊物邀请毕道文谈谈“有关遥远中国的事情”，这位印尼大叔（没准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为他们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汉字：中国，波兰，自由。

　　那年头国际主义精神对这些人的感召，可以从张纪的一段回忆中看出来。有天，他在战场上打听陈文饶的消息，迎面跑来一个大胖子，使劲儿握着他的手。老张定睛一看：嘿，这不是在明尼苏达州时常去的酒吧里的酒保吗？

　　几句寒暄之后，对方跟他炫耀起了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我是从巴塞罗那登陆的？我们那条船被意大利潜艇炸毁了。”船上有60多个美国人，200多个其他国家的人，全沉到了海里，胖酒保扑腾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架救生艇，放眼一看，浪头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人。

　　“可那些泡在海里的共产党人，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唱起了《国际歌》！”听着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汇成了同一曲旋律，酒保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就没有了害怕。他对张纪说：“等回了美国，我就要加入共产党！”

　　“他们不是年轻人觉得新鲜，想冒险，想去西班牙战场玩玩。他们是深深地觉得，人类——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什么种族——都应该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相互帮助。”了解了这些志愿者的故事之后，倪慧如总结说。

　　“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你们是要先听我在西班牙的事，还是在中国的事？”1991年，在东柏林的一间民居里，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医生白乐夫这样问远道而来的邹宁远、倪慧如夫妇。

　　当他们尽全力去探究这段故事的时候，被遗忘的历史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扑面而来。事实上，西班牙内战与当时同样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在香港的《天下》杂志上，张纪记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军官训练学校认识的水手查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俩在法国某站台上重遇。查理已经瞎了一只眼，但他满不在乎地冲着张纪嚷嚷道：“哎，如果他们不嫌弃我少了一个头灯，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与西班牙遭遇的是类似的命运。当年《救国时报》送给西班牙前线战士的锦旗上写道：“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

　　德国共产党员Rolf Becker地道的汉文名“白乐夫”，就来自1939年的中国。从西班牙战场撤退以后，他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一起从利物浦启程前往中国，一路行经江西修水、河南南阳、云南楚雄等多个地方，“哪里有战火，我们就到哪里设立流动医疗站”——这是从西班牙内战中得来的经验，可以就地抢救伤病员。

　　直到8年后，他才登上二战后第一班从上海回伦敦的轮船。

　　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与两位女护士。他们都是离开西班牙战场之后，自愿赶赴中国，继续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因为这段经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典雅的汉文名。这些人当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来中国后第二年在陕北因细菌感染去世的白求恩。而在中国待的时间最久的，是白乐夫。

　　许多医生都忘不了他们当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贵州图云关山区的时候，每周总有一两天，大家结伴一起，唱着西班牙战壕里的歌曲下山，浩浩荡荡去贵阳城里听京戏。

　　在中国各地兜了大半圈之后，白乐夫在山东遇到了印尼华人毕道文，因为有西班牙的共同经历，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回忆起西班牙战场，白乐夫还记得国际纵队中有一个厨子是中国人，个子高高的，30多岁的年纪，是从法国过去的。“我们嫌他菜烧得不好，他气得不得了，说‘你们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怪我煮的不好，你们不是共产党员！’”

　　“最开始，我们只是怀着好奇心去查找。”邹宁远说。可是慢慢地，见过越来越多在美国、在欧洲的西班牙战场志愿者，了解了每个人的故事之后，他觉得有义务要留住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对中国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的历史。我们想让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人参加国际志愿军，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下参加、他们参加的过程是怎样的——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是世界的一员。”说起这项研究，倪慧如变得有些激动，“这是全世界的人，为了同一个梦想，为了民主，为了反法西斯，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来做一件事。而中国人是参与其中的！”

　　在西班牙的中国参战者“最大的光荣”，当属1938年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经马赛辗转带去的一面锦旗。锦旗足有一人高，用黄色的中英文双语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其中，朱德是谢唯进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同学，周恩来也已与他认识十几年，谢唯进带去西班牙的照相机就是周赠送的，他用它拍了后来那满墙的照片。

　　巴黎中国人民阵线一位名叫“赵建生”的联络人写信告诉谢唯进说，这面锦旗是毛泽东和王明委托海员送来的礼物。“赵建生”，是饶漱石的曾用名。

　　然而此时，国际纵队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当年9月，辛苦支撑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撤除所有外国部队，希望德意两国也会因此收兵。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也随着大部队，陆续撤退到法国境内专门安置国际纵队的集中营里。

　　集中营建造在海岸边的沙漠上，四周没有草木，只有围了两层的铁丝网与网外看守的法国士兵。这样的境况下，谢唯进还带着一个西班牙语极好、名叫张树生的战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报《中国抗战情报》，向营里的国际战友们宣传中国的抗战问题。

　　在集中营里，谢唯进给远在中国的友人龚普生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俟弟等解囚，当速整戎装，趋赴祖国前线，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效命。”

　　决定回国抗日的还有碉堡工程师张纪。在西班牙一所医院里，他告诉美国人门德，自己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

　　没有人知道张纪是否曾成功抵达延安。关于他的所有线索，在1939年的香港戛然而止。门德在1986年访问中国时，还曾向相关部门询问过这位老友的下落。对方告诉他，中国姓张的人太多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连一句话也没有。”

　　“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1938年10月末，在最终撤退之前，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奉命汇集到巴塞罗那。女英雄伊巴露丽在他们与西班牙人民的告别会上上台致辞：“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请回到我们这里来。你们如果没有故国可归，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园；你们如果渴望友情，我们就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将满载全体西班牙人民的热爱与感激。”

　　广东人陈文饶没等到这天。半年前，这个不到25岁的小伙子在甘德萨战役中阵亡。叶君健的老师朱利安·贝尔，也在西班牙牺牲。他们的结局不算偶然。踏上西班牙国土的国际志愿者，仅7%毫发无伤地离开，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

　　海明威以自己的语句送别了这些人：

　　“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德意两国并未随着国际纵队的撤出鸣金收兵，共和政府一方很快溃不成军。1939年3月28日，首都马德里被占领，西班牙内战就这样以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长达40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则由此开启。

　　离开西班牙战场后，因为在法国工作多年，张瑞书与刘景田很快就被工友们搭救了出来。虽然没有进集中营，却也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去了延安。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倪慧如读到了他们被评为“劳动模范”的新闻。在邹氏夫妇开始寻访之前，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内。

　　张瑞书在1947年成为新华社的干事；他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并于1968年去世。在亲友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待自己近乎严苛的老党员；到了晚年，常常借酒浇愁。大家尊敬他，但也没什么人关注他的过去。倪慧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托人去询问，一位老干处的负责人告诉来者：张瑞书文化水平不高，在社里做些一般的行政工作，对新华社并没有突出贡献。

　　然而邹宁远与倪慧如一次次在欧洲的杂志上见到他们。张瑞书的大头像被印在1937年9月25日马德里出版的一本杂志的封面上；作为一名令人难忘的国际英雄，他的西装照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法国杂志上。在不同年代西班牙与东德的报纸上，刘景田背着伤病员的相片，被当做那场满是国际主义者的战争中经典的一幕。

　　1966年8月1日，东德医生白乐夫最后一次收到印尼老朋友毕道文寄来的信函。他猜想毕道文在其后的苏哈托政变中大概遇害了。

　　那一年，毕道文给印尼国内的老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个词：自由。这个词把对方吓了一大跳。那时候的印尼，收一张这样的明信片要冒很大的风险。当时毕道文在一处偏远小岛上的麻风病院里当医生。人们认为他已近乎发疯。

　　80年代末，在东柏林的寓所中，白乐夫找出收藏多年的毕道文相片，交给了邹宁远夫妇。照片上的中年人身着民族服饰，圆圆脸，笑得很和善。在1965年寄给老友的这封信中，毕道文写道：“我寄给你一张我的照片，你在西班牙、二战及中国的老战友。希望你能完整无缺地收到……不要忘记前进！”

　　白乐夫医生在1999年93岁生日的当天离开人世。他的讣文上写着：献金请交给Cuba Si，为古巴儿童买牛奶。

　　对于生长在台湾、上世纪60年代赴美留学的邹宁远和倪慧如而言，美国的西班牙内战志愿军是他们最熟悉的。那么多年来，在美国的各种抗议活动中——纽约反对核武竞赛的队伍里，抗议美国政府拉丁美洲政策的游行中，乃至以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群中——他们总会看到这群白头老翁，精神奕奕地走在队伍前排。

　　“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个性，碰上不公平的事情，一定会站出来抗议。游行队伍里，他们看上去那么年轻。”倪慧如回忆说，“有回我们在纽约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队伍里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个90多岁的老兵，朝我们打了个招呼，就继续往前走。他后来就是在游行时去世的。”

　　毫无疑义，西班牙战场下来的这群老战士，“不是讲讲而已，是要身体力行自己去做，他们用一辈子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

　　很难说四川人谢唯进可曾如愿践行自己的理想。

　　1978年10月，曾担任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的谢唯进顶着一“谢老修”的帽子在北京去世。去世前的13年，他一直都被安置在四川南充“养病”，直到临终前也没能说清自己的历史问题——他的苏联妻子，他在苏联读书的儿子，还有他曾经在国外多年的“国际特务”身份……

　　但他告诉养女谢进珍：“我问心无愧，你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

　　谢唯进回国后，曾在重庆从事了几年地下工作。他真正重上战场是在解放战争时，担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随着部队从平津一路下到江南。1955年，他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在空军工程部工作到1963年，他就被安排离休了，两年后，更被送往偏远的南充干休所。

　　他人生最后的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在一箱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资料上——它们陪着他从西班牙战场到法国集中营，再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在四川乡下躲过了抗日战争与历次运动的摧残。

　　获知自己罹患淋巴癌的消息后，谢唯进把医院变成了自己整理西班牙内战资料的工作室。他最终赶在去世前整理完了所有资料。

　　在南充小屋里满墙战友的凝望中，他一次次跟养女说起西班牙的故事。“我要让你知道这段历史，不然要是我突然死了，留下这么多东西，你要是不知道，还不当废品给我扔了。”有一回，谢唯进感叹说。

　　但谢进珍不开心的时候，会跟爸爸顶嘴：“我觉得你这个老党员这么多年，今天落得这个结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当老百姓自由些！”

　　不论环境如何改变，谢唯进依然对每一个他遇到的人讲述当年的故事。甚至有一回谢进珍的老师来家访，他也对人家侃侃而谈：“当年西班牙战争，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国际上几十个国家的人，黑种人、白种人，不分种族去支援西班牙内战，那种气氛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就像他不曾忘记西班牙战场一样，西班牙战场上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他。

　　邹宁远还记得一个奥地利的老战士特地来告诉他：“我在战场上遇到过‘林济时’。”“林济时”是谢唯进在参战时使用的假名。邹宁远最惊讶的是，50多年过去后，这些老人依然牢牢记得那个中文读音，这对欧洲人而言很不容易，“他们的很多记忆都清楚得不可思议”。

　　后来他逐渐明白了，“那是他们一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经历”。

　　“请务必回来”——1996年，伊巴露丽这句演讲词说出口58年后，依然在世的300多位国际纵队战士从29个不同国家步履蹒跚地回到了马德里。西班牙议会在那年年底通过决议，颁给这些“为维护自由和民主作出功绩”的国际志愿者公民证。

　　“兄弟们，你们的名字照亮了马德里。”西班牙老诗人在老兵的聚会上大声吟诵诗作，几乎同时，观众席上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声：“不许法西斯通过！”

　　谢唯进与张瑞书已去世，更多的人则从此不知所踪，重回马德里的老战士中，并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邹宁远和倪慧如的寻访进行到最后，写出的文章被集结成一本关于中国志愿军的书，2001年在台湾出版，名为《橄榄桂冠的召唤》。

　　“不管写得是好还是不好啦，只要查证之后是确切无误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弄出来。”每篇文章后都附着很长的注释，每条信息的来源都被仔细标注，“希望后人如果有兴趣、有机会，能够把这件事研究下去”。

　　2013年夏天，这本书有了简体中文版，取名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头，因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西班牙汉学教授多番奔走，西班牙语译本也出版了。在以五星红旗图案为底色的封面上，中国工人刘景田背着伤员奔跑在70多年前西班牙街头的硝烟中。

　　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邹氏夫妇刚过不惑之年，现在，两人已头发花白。

　　在书的末尾，他们附上了一篇美国作家约翰·赛尔斯在庆祝林肯兵团5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犬儒主义者认为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认为每一桩似乎是无私的行为，骨子里都潜藏着贪婪、仇恨与恐惧；犬儒主义者说，为了要使人守规矩、要使社会运作，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利用和指使人们潜藏的黑心。犬儒主义者说，这就是生活，人就是这样的。这番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不久你会说：‘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

　　“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他们根据这个信念而生活，许多人为此而牺牲性命。

　　“‘但是，他们战败了！’犬儒主义者说。犬儒主义者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战斗过，在他们不需要作战时，他们去作战；当战争并不能为他们家乡带来荣耀时，他们去作战；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它误使人们陷入黑暗。谁也无法忘记他们。”

　　去年的圣诞节，一位巴拉圭裔美国音乐教授给邹氏夫妇打来电话。他的祖父也是西班牙战场上国际纵队的一员，在祖父从法国集中营带回的诗集里，他发现了一段中文留言。“你们能帮我翻译吗？”

　　倪慧如觉得很欣慰：“70年后，孙辈还把它当宝一样地珍藏着，历史播散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泛黄的诗集上，是邹宁远与倪慧如再熟悉不过的字迹，来自1939年的对未来尚充满希望的谢唯进。在与这位巴拉圭战友告别时，他用中文写下祈愿：“特书此以作我们将来分手到地球之各方，共同为我们公共事业而奋斗之纪念。”

[hsuhwang]

秦制的两大“进化”

自秦汉而下至于明清，“百代皆行秦政制”。但秦制并非一成不变，始终停留在商鞅、韩非子所设计的模样，它也是有所“进化”的。

这种“进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完善对自身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系统）的扁平化、原子化控制——新莽以打击“土地兼并”为名整肃官僚集团，东汉以宦官主持“鸿都门学”来削弱世家大族，都是出于这种目的。

（2）寻求更有效的方法，控制更多的民众，汲取更多的人力物力——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不分家者倍其赋”，曹操以“屯田”为名对民众实施残暴的农奴制度，都是出于这种目的，而且都相当成功。

这当中，第一个方面是重点，也是难点， 新莽和东汉的做法，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第二个方面相对容易，因为与官僚系统相比，散沙化的底层民众，面对皇权花样百出的汲取手段，几乎很难有什么像样的抵抗。

比较而言，“科举取士”与“历次变法”，是秦制两千年中最成功、最重要的“进化”。

一、科举取士重塑官僚集团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创设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除科举，科举取士在中国实行了整整1300年。

它是秦制最重要的一次完善。

对普通读书人而言，这项制度给了他们一种“我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份子”的幻像。这种幻像极为坚固，以致于清廷取消科举之后，很多读书人对新的教育体制充满了抵触情绪。

山西太谷县的读书人刘大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大鹏是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1857年，逝于1942年。1894年中举，然后三次入京会试，均落榜而归，没能进入官场。为了谋生，他在太谷县某富商家中担任坐馆教师，一做就是二十年。1905年10月份，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该县，刘大鹏深受打击，在日记中写下了“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的文字。

他的“心若死灰”，既是哀叹自己自此再无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也是在哀叹自己的私塾教师的职业将要不保，往后将要生计艰难。

他在日记中说，科举废了，“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1905年10月15日），再没人要送孩子来私塾读四书五经；“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1905年10月23日），县里做私塾教师的同行都在哀叹马上就要失业；“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同行们纷纷丢了工作，可怎么办呢；“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藉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1906年3月19日），又在路上碰到因失业而无米为炊的老同行……

到了民国二年，刘大鹏仍在日记中对科举的废除耿耿于怀：

“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候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乱，无由恢复中原，不才孰甚焉，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 （1914年11月2日）

“万里封侯之志”、“不堪以肩大任”、“无机会风云”，这些词句里，饱含着未能进入清帝国官僚系统的遗憾；“国遂沦亡”、“无由恢复中原”，这些词句里，则饱含着对新时代（民国）的敌意和对旧时代（清廷）的怀念。

这种遗憾、敌意与怀念，其实都源于刘大鹏相信：只要科举这条上升通道存在，自己作为“士”，就有机会实现阶层跃升，进入统治集团。

遗憾的是，他似乎并不了解，晚清的统治基础虽仍是官僚集团和军队，但科举取士并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何炳棣的研究认为，至晚在1870年代，捐纳（用钱买）出身的地方官，已经超过了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另一项针对湖北省和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计显示，只有3%~4%的“士”（生员），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656~657页）

科举之于清帝国，其作用不在于造就一个由“士”构成的统治基础，而在于给“士”们制造一种幻像，让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种幻像没有年龄限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无论落第多少回，只要还活着，似乎就仍有成功的机会和希望。换句话说，它更像是一种安慰剂。1905年之前，包括刘大鹏在内，上百万读书人（以获得“生员”资格为准），就安安静静地活在这样的幻像里。对清廷而言，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事实上，自有科举以来，制造幻像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即是政府的核心诉求。清代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不是“科举取士”，其他朝代也不是。

齐陈骏估算过唐代的情况，他的结论是：“唐代每30年一代官僚总数是19000人，而每30年科举出身的是3100人。我们将这3100人全部都算作入仕为官的，那么，科举出身的官僚也仅占整个官僚集团16%强，另外80%多都是非科举出身的人。如果我们将胥吏包括在内，则科举出身的连占1%也不到了。”（齐陈骏，《唐代的科举与官僚入仕》）

宋代号称“与士大夫共天下”，但依据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这一统计只包括了“官”，没有将“吏”计算在内，否则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会更低。（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第3页）

元代统治者对中原王朝的秦制统治术不甚了解，虽也开科取士，但只学了个形式，未能真正制造出“永远有机会成为统治基础的一部分”的幻像。所以，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曾言：“（元代）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元代立国半个世纪，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同期文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3.88%。（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第772页。）

至于明代，据郭培贵的考证：“明朝选官来源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时期荐举一度成为选官来源的主体；……洪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宣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员中占据绝对甚至垄断优势而已。”（《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学校与科举研究》）

而晚清朝野之所以要求废科举，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读书人从“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种幻像中解放出来。只有读书人得到了解放，抛弃了八股，转而与近代制度文明、科技文明接轨，国家才有自强的希望。很可惜，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的刘大鹏，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除此之外，科举还有另一重功用，那就是重塑官僚集团。

秦制的要义，是废除封建，以官僚系统而非诸侯贵族为统治基础，以求最大程度满足皇权的独大欲望，进而最大程度实现对人力的控制和物力的汲取。所以，秦制政权在做制度设计时，最核心的诉求，是约束官僚集团，避免其向诸侯贵族的方向演进——每一个秦制官僚，都会追求从制度上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财富，并将之传承给后代。这种追求若不加以遏制，官僚集团就会变成新的诸侯贵族，就会挑战“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寻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寻求与皇权之间的契约关系，而非主仆关系。这是秦制皇权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皇权希望社会是扁平化、散沙化的，不但民众如此，官僚也应如此。

皇权欲控制官僚集团，使之成为忠实的奴仆，首要之务是控制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然而，无论是常规的察举征辟（两汉），还是非常规的唯才是举（曹魏），选拔人才的政策虽然出自皇权（或架空皇权者），但具体选拔谁，仍须受制于世家大族。士人要想获得被察举征辟的机会，首要之务就是与有组织、有影响的世家大族建构起良好的关系。汉末汝南许劭许靖兄弟的“月旦评”之所以炙手可热，正是因为它相当于一张进入仕途的门票；汝南袁氏之所以能够门生弟子遍天下，也是因为袁家四世五公（四代人里出了五位三公），其组织力和影响力可以助人进入官僚集团，袁氏也乐意这么做，这可以巩固扩张其家族在统治集团中的实力，袁绍在汉末能够成为最大的军阀，与家族门生弟子遍天下的“学阀”背景有直接关系。即便是曹操的“唯才是举”，刻意想要重用寒族士人，但发掘寒族士人这件事，仍须依赖世家大族。这种依赖无法消除，其结果就是“唯才是举”无法长久，动了曹丕时代，终究是要回到“九品中正制”，终究得由世家大族来组成官僚集团。

科举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皇权自此有了稳定可控的选拔工具，用来更新迭代官僚集团。事实上，皇权并不在乎官僚集团中究竟有多少人出自科举，它在乎的是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必须控制在皇权手里（如前所述，据南宋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不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科举也好，恩荫也罢，均由皇权控制），如此，才能防范门阀与学阀的出现，才能让官僚集团扁平化、原子化——相较于消灭血缘连结紧密的世家大族，消灭松散的所谓“科举朋党”，要容易得多。换言之， “科举取士”极大地改变了官僚集团的生态，提升了秦制政权的安全系数。

二、增收变法花样百出

秦制的另一重“进化”，是不断通过变法来提升政权的汲取能力。

中国古代历次变法，基本上是以解决财政问题为中心的财政变法。换句话说，这些变法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关心民生疾苦、实现税负公平的口号虽然喊得很响，但并不是变法的核心动力。

商鞅变法自不必说。公元前119年，为了增加对人力、物力的汲取，汉武帝刘彻的改革，至少使用了三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

第一种手段，是在现行流通的“半两钱”之外，发行一种奇怪的新货币“白金三品”。这种货币，并不是真的白金，而是用银和锡混合铸造的，因为皇家的库房里银和锡最多。“三品”，其实是三种大小与纹刻不同的钱，代表不同面值。一种上面刻着龙，一种上面刻着马，再一种上面刻着龟。

“白金三品”不是真的白金，但刘彻强行给它定出了一个比白金还离谱的面值。离谱到什么程度呢？刘彻规定：一个龙纹钱，值三千钱；一个马纹钱，值五百钱；一个龟纹钱，值三百钱。汉代银价贱，每两不过五十钱。一个龙纹钱标准重量是八两，用银价换算，等于四百钱，龙纹钱中还掺杂了大量更廉价的锡，一个龙纹钱的实际价值，其实连一百钱也不到，货币面值是货币实际价值的30倍。刘彻滥发巨额虚币，其性质相当于银行滥发纸币利用通货膨胀敛财。

不过，刘彻忽略了一点：这种“白金三品币”仿造起来不难。老百姓不是傻子，官府造我也造，结果刘彻敛财的目的没达到，国家的货币体系反倒崩溃了。刘彻不得不出台严酷的法律，凡盗铸者，不论情节轻重数额多寡，发现后一律处死。结果，“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已虑皆铸金钱矣。”（《史记·平准书》）

刘彻时代的全国人口总数，大致在3000万~4000万之间。这意味着，为了打击盗铸之风，武帝不得不把天下至少1/30的人关进监狱，多少人因此而掉了脑袋，则未可知。

第二种手段，是向全国百姓征收“财产税”。鉴于国家基层控制能力太弱，无法切实调查每户人家的资产，刘彻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算缗告缗”运动。

“缗”，指的是老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比例是6%，特殊人群可享受优惠比例3%。“告缗”，就是鼓励老百姓举报一切自己认识的人的资产。武帝规定：凡是能够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被告的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奖励给告发人。

“告缗令”传达下去之后，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就此启动。

“算缗告缗”运动到底害了多少百姓？刘彻到底从这场血腥运动中掠夺到了多少财富？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留下了答案：

“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商人、中产以上的家庭，全都破了产，老百姓从此满足于吃喝，得钱就花，不再有任何积累财富的欲望。政府的钱多得花不完。

第三种手段，是消灭民间商人，让政府成为唯一的经商者，利出一孔。

最先启动的是“盐铁官营”。为了生存，老百姓必须吃盐；为了有效率耕种，老百姓必须买铁农具。官府垄断盐、铁，实际上就等于向所有百姓变相征税。民间盐铁商并没有因该政策受到太多损失，因为官府需要他们的能力和资源，收编了他们。真正遭受了巨大损失的是普通民众，他们不但必须花高价才能购到盐铁，而且花了高价也只能买回劣质货。刘彻死后，来自基层的“贤良文学”曾如此控诉这一政策造成的恶果：

“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梗啖食。”

大意是：盐、铁卖得那么贵，质量又那么差，走半天山路进城去买还经常碰上不营业。用不起铁器，老百姓只好退化到用木头农具耕地，用手去除草；吃不上食盐，老百姓只好退化到吃那些有点咸味的土和草梗。

但刘彻对百姓的死活并无兴趣。尝到了“盐铁官营”的甜头后，他又采纳了桑弘羊的“均输法”，将整个汉帝国变成了一架赤裸裸的商业机器。

所谓“均输法”，简单说来，就是官府包揽商品的购买与销售。官府在甲地廉价买进当地土特产，然后由均输官运输到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出售。整个政策的核心，是由官府垄断了国内的一切主要商业活动。老百姓想卖这些商品、想买这些商品，都只能去官府在各地开办的收购点和销售点。

以上种种掠夺民财的举措，所造成的结果，是汉帝国百姓的大量破产与逃亡。司马迁亦因此评价武帝“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可与暴君秦始皇相提并论。

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其核心驱动力，同样是增强朝廷的人力、物力汲取能力。

自魏晋以来，战��频繁。一方面，人口大量死亡，出现了大量空荒地；另一方面，中原豪强聚族自保，人口大量依附（或被控制）到了他们手里。据《北史·李灵传》记载，最极端者，上千家百姓依附于某一豪强，居住在方圆五、六十里的范围之内。当时北魏旧的租税征收方式，是按户计算。上千家百姓依附于一户豪强，朝廷实际上只能征收到一户的租税。这自然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均田制”，就是朝廷设计的一套从豪强地主手里抢夺百姓、抢夺赋税的变法方案。

“均田制”的内容很简单：1、土地归朝廷所有。2、朝廷将土地按标准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样简单的内容，何以能够从豪强地主手里抢夺百姓，抢夺赋税呢？

事情的关键在于朝廷掌握了大量的荒地。这些荒地的总量实在太大，以至于不光是人，每头牛都可以从朝廷手里按规定分配到三十亩耕地。

当时，普通民众和豪强地主，都不缺土地。朝廷如果仅仅分配土地，对普通民众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但朝廷同时还制定了新的租税征收方式，不再按户计算，而改成按“一夫一妇”计算，且额度比豪强地主向依附农户征收的私租要轻。这样一来，依附农户很自然地会倾向于选择脱离豪强地主，投入朝廷的怀抱。

为避免豪强地主的抵制和反抗，朝廷还制定了“还授”政策。豪强地主的耕地，在名义上收归朝廷，再由朝廷“还授”给他们，实际上等于没有动。而且，朝廷还向豪强地主的私产“奴婢”分配土地，这形同增加了豪强地主的私产。

如此，国家与豪强地主之间，成功达成妥协，和平分割了百姓的地租。百姓脱离豪强，看似减轻了租税负担，实则损失巨大，不但名下土地所有权归了朝廷，自己仅保留使用权，原子化的个体面对更巨大的朝廷及其代理人，在政策层面的“议价能力”，也远不如面对豪强之时。

唐代的两税法改革，也是为了增强朝廷的人力、物力汲取能力。

当时，与均田制配套的征敛模式，是“租庸调”。租是每年固定的田租；庸是每年要替政府去服劳役；调就是户税。这三种赋税，缴纳全部以实物为主，租直接交谷，庸用绢代替；调因地制宜缴纳布、麻之类。

公元780年，唐德宗的宰相杨炎推行变法，用“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

本次变法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要增加唐朝政府的收入，官方文件宣称，变法的指导思想是“量出制入”，先确定花多少，再决定向民众征多少。

宣传层面，唐朝政府的说法是：改收“居人之税”和“田亩之税”后，之前的“租庸杂徭”就全免了。但实际上呢，以前的“租庸调”变成了“两税”，租庸调之外的那些无法律根据的苛捐杂税，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钱”、“地头钱”、“夏税”、“秋税”以及双倍“庸”、“调”，这些不在法律规定之内的苛捐杂税，也全部并入了“两税”。所谓免去“租庸杂徭”，不过是把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取消掉，但实际征敛量一点都没有减少。

对两税法的本质，王夫之的评价一针见血：“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意即：所谓的两税法，就是将那些以前缺乏正当性的苛捐杂税（暂时法外之法），全部纳入到“两税”这个大口袋之中，使之变成正规赋税。

对民众而言，更要命的是：以前的“租庸调”用实物支付；新的“两税”却必须用货币支付。在农业国家，让民众用钱缴纳赋税，等同于大幅加重民众负担——民众必须把自己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卖掉换成钱，这个过程农民是没有议价能力的；官府在制定赋税额度时，究竟参考何种物价，这个过程农民也没有任何发言权。

两税法推行之后，唐代农产品和日用品的物价，即开始呈现暴跌之势。一路跌得民众心惊胆战，家破人亡。试举例而言：两税法实施前一两年，一匹绢可以卖3000~4000文钱，到公元796年，只能卖1500多文，到公元805年，已跌到只卖800多文了；米价也是一样，公元770年前后，正常年景的米价是1000或800文每斗，到了公元785年前后，关中地区的糙米正常年景，已只能卖30多文一斗，好米最高也只卖70文一斗，到公元810年前后，若遇丰收，米价甚至跌到2文钱一斗。

物价如此暴跌，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搞了两税法，要求民众用钱缴纳赋税，导致市面上钱贵物贱。两税法的推行越得力，民众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价格就越贱，所遭受的实际盘剥就越多。白居易、韩愈都是两税法的激烈反对者，但他们的反对并没有用，因为唐朝政府喜欢两税法，它能够让国库铜钱满仓。唐亡之后，宋元明清各朝仍对两税法情有独钟，也是相同的原因。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历来争议甚多。但这场变法的本质不在“均税”而在“增税”，是无疑问的。

北宋税负不均——越穷越纳税，越富越不纳税——从开国的时候就很严重。范仲淹曾试图变法，通过“方田均税”（就是清查丈量每户人家的实际耕地，按实际耕地数量征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北宋政府只对增税感兴趣，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也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旗帜归旗帜，付诸实践又是另一码事。按理说，宋代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能力，远超过此前历代，清查土地的实际占有状况，较之前代更容易一些；而且当时设计的“方田”办法，即便在今天看来，也还算实用。但“方田均税法”1072年颁布，拖到1074年才开始实施，搞了一个月，又以天旱为由停了下来；此后干一阵停一阵，到1085年，干脆把“方田均税法”取消了。折腾十余年，可谓毫无成效。

“方田均税”搞不起来，原因其实很简单：北宋政府对“税负公平”这种问题并没有兴趣，其兴趣在于通过变法征敛到更多的财富。这也是为什么在“方田均税法”之外，变法的其他内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却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和彻底。因为后者，全部都是可以增加政府收入的新政。如此，民众因变法而受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譬如青苗法，官方文件说得很好听，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政府贷款“青苗钱”，这个贷款的利率比民间的高利贷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老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贷的盘剥。看起来似乎是很好的政策，但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抑配”——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无论缺或不缺粮食，都要向政府“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这实际上形同政府强行向民众集体放高利贷；民间高利贷利率虽然高，但民众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借的，借民间高利贷的民众，数量终究有限；青苗钱利率虽低，但受祸害的却是全民。

再譬如市易法，其实就是汉武帝当年消灭民间商人的翻版。官府贱买贵卖，“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最后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市易司”给垄断了。这类捞钱的“变法”，北宋政府执行起来，一直不遗余力。

到明朝万历年间，又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这次变法的核心驱动力，仍然是明朝政府的钱不够用了。

钱为什么不够用呢？一是朝廷的开销没有节制，一年比一年大——看看那些疯狂生儿子的皇室就不难理解，朝廷供养他们的费用按几何级数递增；二是民众不堪赋税越来越重的压迫，不断逃去依附官僚地主。朝廷能够征税的户口基数越来越少，需要开支的费用越来越大，平均必须摊派到每户百姓头上的赋税就越来越重，结果就成了恶性循环。

“一条鞭法”本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恰恰相反。

明朝百姓的“税负”，分为按田亩计算的“赋”和按人丁计算的“役”两大部分。老百姓大量跑去依附官僚地主，让明朝政府在“役”这个部分损失巨大。“一条鞭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赋”和“役”合并到一起，按田亩征收，缴纳银钞。

对明朝政府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役”的收入大增。但对百姓而言则未必。“一条鞭法”本身以增加赋税为目的，并不是一项“减税”政策，故而，被合并成“一条鞭（编）”的，不仅仅是正规的“赋”和“役”，还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苛捐杂税。这种合并，丝毫没有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相反，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很快又在“一条鞭法”之外，再度出现，被施加在百姓们头上——唐代两税法把不合法的苛捐杂税并入“两税法”之后，新的苛捐杂税，也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所以，清代的任源祥说得非常明白：

“明之一条鞭，犹唐之两税。……两税行而租庸调并合，条鞭行而税粮、银力差役并征，其义一也。”

当然，民众也有应对的“智慧”。他们会卖掉自己的田产，来摆脱朝廷的汲取。“一条鞭法”将丁税挂靠在田亩之上，有土地的人才需要纳丁税，没土地是不用纳的，换句话说，扔了田产去经商，去从事手工业，是可以免役的。比如，湖南湘乡的士绅洪懋德，当年就曾观察到，“一条鞭法”推行后，他的家乡发生了巨变：

“（民田）十年而五、六易其主，且就荒焉。民无十世之族，而散于四方，皆自此起”。“（民）视田如荼毒，去之唯恐不速。……于是而世业之田皆归于无籍之豪民。”

大意是：为了逃避负担，民众开始卖田，听任土地荒芜，选择离开土地去外乡谋生，聚族而居的风俗开始消失。土地被视为一种有害的东西，许多人将世代耕种的土地，卖给了那些拥有不必纳税特权的豪民。

洪懋德所见，并非个案。湘潭人李腾芳，在他的家乡也观察到了相似的情形，“一望数百里而尽弃之，素封大家化为逃亡”。亦有地方史料可以证实，万历四年，长沙府、茶陵州及攸县推行一条鞭法后，“土地的易手较前频繁，且多集中于志在规避赋役的豪强新地主的手里。”（《梁方仲文集》，2004，第99页）

清代所搞的“摊丁入亩”，官方也曾公开标榜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税负公平”。其内容与“一条鞭法”很相似，即：把按人丁征收的“丁银”合并到按田亩征收的“田赋”当中。其结果亦与“一条鞭法”相似：各种不合法的苛捐杂税被“摊丁入亩”正规化，然后，新的苛捐杂税，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雍正自诩该政策是大德政，但结果是什么呢？自雍正至乾隆，百姓以流亡逃避赋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三、减负改革中途夭折

虽然自秦汉至明清的绝大多数变法是奔着为朝廷增收去的，只是一种对民生的戕害，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却是一种难得的异数。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主要目的不是敛财，而是缓解民生疾苦，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奉命向宋仁宗“条陈十事”，列举了十条亟需改革的问题，其中有八条，涉及到了对官僚的整顿。

第一条叫做“明黜陟”。简单说，就是要废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论资排辈”旧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员，才能得到升迁。

第二条叫做“抑侥幸”。简单说，就是减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荫制度”，不必参加任何选拔历练就可以���接做官的比例。公元1213的统计显示，宋代靠着“恩荫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们，占到了官僚总数的56.9%（在宋真宗时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条叫做“精贡举”，简单说就是科举考试要公正、要加大选拔难度。

第四条叫做“择官长”，简单说就是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系统的监察、举荐制度。

第五条叫做“均公田”。简单说就是整顿官员名下的“职田”（用作俸禄之用，离职时交回朝廷），多的吐出来，少的补上去。

第六条“厚农桑”，是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第七条“修武备”，主张恢复府兵制，是希望加强国防力量。

第八条“减徭役”，具体的做法是合并行政区域（比如合五县为一县），来减少官吏的总量，进而减少民众负担。

第九条“覃恩信”，建议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泽（赦书中及民之事）的执行情况；第十条“重命令”，建议严格考察官僚系统对命令（宣敕条贯）的执行情况。

除了第七条，其余九条全部获得了宋仁宗的认可，“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被写入诏书之中，成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内容。

在帝制时代，要推动这样一场以整顿官僚为核心目的、严重损害官僚利益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能依赖皇权。

宋仁宗本来是愿意支持这场改革的。

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的利益，与皇权的利益并不全然一致。皇权希望官僚“尽职尽责”，替自己运作人力物力的汲取，并维持统治的稳定，但官僚往往更在意“任内不出事”和“任内捞足钱”。

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这些规则很符合官僚的利益，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这些规则，带来了“冗官”（人员严重超编）、“冗费”（财政不堪负荷）和玩忽职守（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反正有个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对宋仁宗所追求的统治稳定，显然都是不利的。

所以，宋仁宗支持范仲淹的改革。

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原因是，他发现在整顿官僚的过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者，公开肯定“朋党”，抱成了一团。

在皇帝眼里，官僚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比“坏人结党”更有害。后者为了腐败怠政，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权的喜好；前者则相反，为了所谓的“政治理想”，常常会走向要求制约皇权。

对“好人抱团”这件事，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早在宝元（1038~1040）年间，他就曾问过大臣张士逊：“君子小人各有党乎？”张士逊的回答是都有，不过“公私不同”，好人抱团为公，小人结党为私。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士逊的回答。他转而强调“法令必行，邪正有别，则朝纲举矣”——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执行朝廷的法令。

到了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当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因损害了官僚们的利益而被指责搞“朋党”时，宋仁宗对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皇帝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在提问，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他希望朝中君子个个“退无私交”，一盘散沙。皇帝只是在以提问的方式，希望范仲淹体察到他心中的答案，并希望范仲淹按照这个答案，去修正自己的言行——上个月，皇帝刚刚在迩英阁向部分官员出示了一份“御书十三轴”，里面列有“治政要目”35项，其中之一正是“辨朋比”。

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大意是：我在边境带部队的时候，好战者会结党，怯战者也会结党。朝廷中也是一样，好人会结党，坏人也会。结党做好事，对国家能有什么害处呢？

范仲淹觉得，朝中好人团结起来对国事无害；但宋仁宗觉得，臣僚们抱成一团，对自己是有害的。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又自诩为“朋党”，公开撰文《朋党论》，为“好人抱团”正名，还将文章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如此，宋仁宗就更加不高兴了。他决定终止改革。

这年六月份，改革的反对者捏造了一个流言，说范仲淹有意废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脚，毫无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愿再表达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与人抱团的范仲淹。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防秋为名，离开中央，去地方做陕西、河东宣抚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离开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抚使。

这年九月，靠着恩荫进入体制的官二代陈执中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大体相当于副宰相）。

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荫”上位，是“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皇帝如此任命宰相，等于变相宣告新政已死。

十一月，又发生了“进奏院事件”。一班官员用卖废纸的公费，举行进奏院赛神会，饮酒作诗，召妓相陪，席间的某些言辞（如“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被有心人记下，成了弹劾的罪状。

宋仁宗并不在意这些酒后狂言，但参会者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题发挥，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大谈盛世之下，只应有君明臣哲，绝不该存在“朋党”，痛斥了知识分子交游往来、赞贤荐贤的风气，命令相关部门“采察以闻”，对这些行为进行监视汇报。

诏书指向明显，仁宗的立场已然明确。心领神会的范仲淹，随即引咎辞去了参知政事一职。庆历新政，至此遂彻底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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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对伊万来说一直是种消耗极快的稀有资源，两年后阿列克谢耶芙娜就一病不起，而她为登上皇位发动的从莫斯科公国至现在的第一次宫廷政变也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陶罐，权臣缅什科夫为将对自己有利的继承人推上沙皇宝座，在阿列克谢耶芙娜逝世后再一次发动政变并逮捕、流放他的反对者。而伊万则对彼得二世失望至极，他不是第一次遇见昏庸无能且性喜游乐的统治者，只是无论遭遇多少次，他都无法适应自己——在国家和意识体人格双重意义上的自己——像一件老旧的、不再受主人喜爱的家具那样被粗鲁的使用和对待，他甚至认为彼得二世统治期间发生的唯一一件好事乃是由于彼得二世加冕前经过医生测试发现未来的沙皇尚未成长发育到能勃起的程度，故伊万得以逃过‘神圣婚姻’这一仪式。

彼得二世的继承者安娜·伊万诺夫娜同样经历了各种政治斗争才成为沙皇，伊万一面为王位更替时的动荡头疼——他总觉得这是个不好的兆头，预示着未来掌权者交换时都得出点儿问题——一面暗自庆幸在彼得之后他终于又迎来一位聪慧且有才能的、看上去至少不会短命到只有几年寿命的统治者，尽管他和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关系并不亲近，也反对安娜·伊万诺夫娜成立隐秘调查、窃听和监视贵族与官员们的秘密总理府。

三年后，为了解决波兰-立陶宛联邦因王权不稳而导致的领土接壤处层出不穷的匪患与明克斯等地境内东正教教徒被波兰人迫害的问题，也为了保证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中立立场不受法兰西王国的干涉、防止法兰西王国的势力向东扩散，俄罗斯帝国半是被卷入半是主动参与进波兰的王位继承争端中。对于此次俄罗斯的主要敌人法兰西，过去伊万只从本国外交官和驻它国大使的信件里断断续续得到过不少消息，诸如新修建的凡尔赛宫与欧洲外的殖民地等——‘气候温暖的领土！’每当伊万想到那些属于法兰西的殖民地时总是会情不自禁涌起羡慕之情和对南下扩张的渴望——当年彼得出使欧洲各国时因出使目的而没将法兰西列入访问名单中，本世纪彼得访问法兰西时伊万又留在国内辅佐近臣们处理内政，以防如上次那般作乱者趁着沙皇出行而掀起叛乱，故虽然上个世纪两国曾短暂加入过同一个联盟，但伊万从未亲自见过法兰西的意识体，对方仅在他脑中留下个被各类流言传闻以及卢卡谢维奇等人随口一提所塑造的模糊身影，且因本世纪俄罗斯与法兰西的关系日益紧张，在维也纳条约[1]签订后，法兰西开始拉拢俄罗斯周边的国家以期制造一个敌视俄罗斯的东欧政治环境，伊万很难对那个意识体报以什么美好的想象。

‘你的敌人总能反衬出你是怎样的人。’伊万想，根据他随彼得游览英格兰时那个眉毛异常有存在感的意识体的糟糕表现，伊万猜测法兰西意识体极大可能也是个令人生厌的、傲慢又自命不凡的杂种。

 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衰弱使伊万意识到这是个可趁之机，他已经和自己的姐姐分离太久了，即使奥利加和他的关系依旧算不上不亲密——例如伊万至今仍未向奥利加透露娜塔莉亚的存在，当奥利加在信中写下试探之语时，伊万总是回复以天气、新的服装流行款式和第聂伯河右岸近况等话题，他无法判断奥利加的试探是因她感知到了什么，还是说卢卡谢维奇或罗利纳提斯命令她利用自己的身份撬开伊万像蚌壳一样紧闭的嘴，自娜塔莉亚诞生以来，宫廷内联邦的使者已有意无意打探过许多消息了，他们做得足够隐蔽，每一次都冠以政务之名，可惜只要涉及到娜塔莉亚，伊万总是如只带着熊崽的母熊一样敏锐且充满攻击性，他能轻而易举看透那些间谍以及间谍背后的意识体们的真正目的——伊万也认为家人最好生活在一起，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安娜·伊万诺夫娜提出借机迎回奥利加之事，出乎他意料的是，不需他将自己准备的说服方案一一讲出，诸如奥利加对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稳定以及对小俄罗斯概念的稳固作用等，安娜·伊万诺夫娜就将他的提议纳入战争目标中。

经过战争中和法兰西的几次交锋以及法兰西推动奥斯曼帝国再次和俄罗斯帝国开战后，伊万对法兰西帝国及其意识体都报以更深的恶感，而当法兰西当局的努力反而使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上升后，伊万忍不住产生股混合了嘲讽的愉悦，这种愉悦在奥古斯特三世成为波兰国王并正式同意奥利加回归俄罗斯以感谢俄罗斯政府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后攀上顶峰，哪怕在伊万前去迎接奥利加时发现奥利加对和自己兄弟重逢以及生活在一起未显露多少兴奋喜悦也没降低，‘她毕竟在波兰待了好几个世纪，得花上一段时间才能习惯新生活。’伊万想。

接回奥利加时罗利纳提斯也在场，伊万一瞧见罗利纳提斯，那个穿着法国流行套装、带着顶扑了香粉的黑色假发的身影就戳动了伊万体内那根‘保护娜塔莉亚’神经。果不其然，罗利纳提斯找了个略远离侍从、周围的人听不清他和伊万交谈的机会以近乎笃定的语气询问伊万道：“明斯克那片土地上是不是诞生了新的意识体？”

闻言伊万脸上的微笑丝毫未变，他瞥了罗利纳提斯一眼，又移眼眺望远方似在欣赏由灌木和树林构成的、杂乱中含着丝秩序的自然风光，“您想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伊万的声调仿佛在歌唱，他的笑容扩大些，故意又轻又软地念出罗利纳提斯的名字补充说：“亲爱的托里斯·罗利纳提斯。”

罗利纳提斯的呼吸哽了一下，伊万猜对方应该完整的接收到了自己的挑衅和恶意，他永远不会忘记当年蒙古入侵时立陶宛大公国的趁乱劫掠以及其后包括伪德米特里一世事件在内的、一系列由立陶宛主导或参与的阴谋和入侵——尤其是导致奥利加的子民同他的子民敌对的那些——‘不过，现在我倒是能肯定当年签订德林斯基休战条约[2]时罗利纳提斯的确是在试探娜塔莉亚的出生。’他思索着，多年隐瞒娜塔莉亚的存在、成功保护了娜塔莉亚所带来的自矜像煮开的水一样沸腾着在心底翻出一波波浪潮，他有些想赏玩罗利纳提斯此刻的表情，又觉得摆出幅不理人的高傲姿态更能惹恼身边这名曾经强大的意识体，故他控制住自己侧头的欲望继续眺望远方。

“明斯克那块地区是否诞生了新的意识体？”罗利纳提斯再次问，“意识体作为使者出使它国的风潮已兴盛了近一个多世纪，而您几乎没离开过您的国家，也拒绝其它意识体作为使者拜访您的国家。是什么把您绑在了您的领土上，您又是为何拒绝您的同族来您家中作客呢？”罗利纳提斯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但伊万能听出罗利纳提斯声音里强压着的愤怒与几分因被轻视出现的耻辱感，这突然使伊万回想起他面对英格兰意识体时的心情，进而感到几分意兴阑珊，他终于转头看向罗利纳提斯，“我也问了，您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样答案呢？”他顿了顿，又说：“无论答案是什么，现在的您都无法做任何事。”

“……所以答案是‘是’，对吗？”罗利纳提斯直视着伊万，眼里的固执一览无遗。

伊万叹息一声，将视线移至不远处正看着仆从检查行李的奥利加身上。

“您不应该这样做，伊万·布拉金斯基，”伊万余光中的罗利纳提斯轻微颤抖着，伊万肯定这���是由于罗利纳提斯觉得冷，而是他为了避免四周的人察觉到他的愤怒以及其它激烈的情绪而竭力压抑自我的结果，“您知道，按照德林斯基休战条约，既然那块土地被划分给我——我和卢卡谢维奇，”罗利纳提斯卡了一下才补充上他盟友的名字，“那么理应由我们来照看那名新生儿！”

伊万嗤笑着说：“请别说这种荒唐又可笑的话，那是我的亲人。”——自然该和我生活在一起，因伊万改变了原本羞辱罗利纳提斯的打算，他隐去后面的话没说出口。

“您怎么能确定他是您的亲人？”罗利纳提斯猛地抬手似想推搡伊万，所幸他理智尚存，半途中别扭的改为摩挲外套上的纽扣，他沉默片刻，再次开口道：“况且，您这么说，难道奥利加不是您的亲人吗？”

伊万转头速度快到他听见自己的颈椎发出声脆响，他死死盯着罗利纳提斯，深呼吸了数次才继续挂着面具般的微笑说：“是‘她’而不是‘他’。”他微前倾身子靠近罗利纳提斯，伸手握住罗利纳提斯的手肘，指甲隔着衣袖掐进罗利纳提斯的皮肉里，“请您记住，我亲爱的罗利纳提斯，她是我的妹妹——”他压低音量，因喉咙和声带受损而一直保持稚嫩的声音如极北蝰一般蜿蜒着钻入罗利纳提斯的耳道，“——也只会是我的妹妹。”他重重吐出‘我’字，甩开了罗利纳提斯的手肘，“感谢您前来送别奥利加，不过由于回程路远，我们最好别继续耽搁了，您认为呢？”

 回程途中伊万和奥利加共乘过几次马车，如他所料，罗斯公国时期两人的地位差距和漫长的分离致使重逢后的他们时常只能尴尬无言得共处一室，伊万有想过趁此介绍娜塔莉亚，这样他和奥利加间既有话题可聊，奥利加和娜塔莉亚见面后也不会因陌生而感到无所适从，可每当他脑中闪过这个念头，对奥利加的不信任就跳窜着敲响了他耳边的警钟，告诫他奥利加直到现在也未表现出逃出敌人奴役、即将和兄弟生活在一起的如释重负与喜悦，或许在奥利加看来波兰和立陶宛并不是分裂东斯拉夫整体的敌人，更甚者，没准儿奥利加认为俄罗斯帝国才是她被以第聂伯河为线分作两块的罪魁祸首。

在聊完了诸如圣彼得堡正流行的裙装和首饰款式，宴会的流程与没明说的、通常作为判断来客是否属于已圈的礼仪等无意义的话题后，伊万左思右想，于某日下午坐进奥利加所乘坐的那辆摇晃的马车内尝试着谈论更进一步的话题，他向奥利加提起“小俄罗斯”这一概念，并带着几分邀功的心态对奥利加介绍彼得还在世时下令印刷新版的各类东正教书籍以去除波兰对东斯拉夫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彼得借此打压异神教徒的做法是正确的。”伊万补充道，“我有叮嘱当地的官员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那些拥有另一种信仰的人们别在城市里公开宣扬自己的神，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受到干扰。”

奥利加面带微笑，她微颔首，视线落在伊万的领巾上道：“您心肠真好。”

伊万想长叹一声但控制住了自己，他能感到奥利加在面对他时不止表现得极为生疏，这份生疏中还混着几分蛰人的敌意。伊万无法判断奥利加的敌意是源自罗斯公国时期两人相处模式的惯性，还是奥利加真如他胡思乱想的那样认为俄罗斯帝国是分裂她子民的作恶者之一，或更糟糕点儿两者兼有。“您不用表现得如此的——”伊万抿唇望向奥利加，“您是我的姐姐，不必让礼节成为挡在我们之间的障碍物。”

闻言奥利加连嘴角上翘的角度都没变化一下，她仍像名再普通不过的、和不熟悉的异性共处一室的贵族妇女那样挂着温顺可人的面具。

“……我记得您很擅长刀术，也喜欢和人比试，”伊万注视着奥利加那身由层层衬裙堆垒出膨胀感的、不便于行动的裙装，浮现在脑中的却是罗斯公国时期他跟随年长的兄姐们前往基辅参加迎接新一年到来的仪式时——伊万记得那时人们是把冬去春来的四月当作新一年的起点——远远望见的站在罗斯大公身边腰间挎着匕首和弯刀的、瞧上去锋利又高高在上的奥利加，“也许您早已听说过这个消息，我们家族中新增了一位成员。”

伊万用余光观察奥利加的神情，可他什么都没能看出来，“她的名字娜塔莉亚，和您一样喜欢舞刀弄枪，虽然如今只长到我腰部那么高，但已经能成功举起比她身高还长半个头的铁剑作出些挥砍戳刺的动作了。我有时会和她聊起您，尤其是您精湛的刀术，她对此很是向往，”这是句不完全的谎言，无论伊万同娜塔莉亚谈论多少次奥利加，娜塔莉亚也从未主动询问过任何有关奥利加的消息，她摆出全神贯注聆听的模样的动机不是因她对素未蒙面的姐姐感兴趣，仅仅因说话者是伊万而已——就算伊万捧着词典从字母А读到字母Я，娜塔莉亚依旧会托着腮睁着闪闪发光的双眼专注的瞧着伊万，在给娜塔莉亚上语言课时伊万已验证过这点了——不过伊万认为撒点儿有助于姐妹间建立正面印象的谎话无伤大雅，“如果您愿意，她将非常乐于向您学习刀术。”

奥利加眼睑颤了颤，她的头垂得更低些，显现出脖颈至后肩那段圆润流畅的曲线，她微张口，似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抬手将落至脸侧的鬓发撩至耳后。伊万的目光莫名被奥利加撩发的动作吸引，过了数秒他才恍然意识到他之所以盯着奥利加的手指不放，乃由于那只手上本该有陈年刀茧的地方看上去光滑又柔嫩。“——或者，”伊万有些局促地说，他觉得自己似乎不小心说错了话，“您也可以讲述些罗斯公国时期的事，娜塔莉亚对我们的历史很感兴趣，她喜欢听斯拉夫神明的传说……”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因奥利加仍低着头，他放任沮丧获得五官调控权。

在度过一段尴尬又略沉重的寂静后，伊万再次尝试着开口道：“您多年以来一直在波兰王国的首都居住，也许想要回自己的领土看看，很遗憾因时间紧迫，归程途中我们无法绕路去基辅。”伊万望了望窗外，土路边栽着一排道旁树，树与树的间隙内断断续续透出遥远的天际线，虽是晴日，远处却漂浮着几抹乌灰的云，伊万将视线移回奥利加身上，“您——”他迟疑了一瞬，“如果您无法适应圣彼得堡的生活，在拜见过安娜·伊万诺夫娜后……”伊万的食指无意识挠着椅面上的刺绣纹路，他当然希望奥利加能和自己住在一起，收到奥古斯特三世同意把奥利加移交给俄罗斯帝国的消息后他就迫不及待在自己的别庄中划分出一片区域重新装潢，然而和奥利加重逢的这几日，奥利加冷淡的反应让他从一厢情愿的家人团聚的幻梦中清醒过来，“我会劝说陛下允许您回基辅，当然，您不能一直留在基辅内，可每年住上几个月也不会招致他人闲话。”

奥利加猛然抬头，又立即垂首用角度遮掩她失态的表情，她抬手抵住鼻端，胸膛快速起伏着，呼吸也变得颤抖不稳。伊万体贴得移开视线，等耳边的呼吸声平复下来他才继续道：“您是我的家人，如我所说，礼节乃至于地位尊卑都不必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我希望我们能像普通的人类姐弟那样拥有平等的、相互信赖的关系。”

奥利加抬起头，她眼眶有些泛红，在撤下防范性的温顺面具后她的神色终于生动起来，“我不曾听说过意识体之间还能以那种方式相处。”

“是啊，这是种新的——”伊万顿住，他思索片刻说：“——新的探索，我想我们都有很多得学习的地方。”

 娜塔莉亚和奥利加的会面比伊万预想的还要客套生疏，虽说考虑到年龄差距、过去奥利加对家族的看法以及娜塔莉亚对除他以外的人持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伊万并不指望姐妹俩能一见如故，但寒暄完后只能靠伊万绞尽脑汁找出些三人能共聊的话题，另两人还只选择伊万作为对话对象显然不是个好的开始。或许是看出了伊万藏在心底的消沉，之后奥利加和娜塔莉亚主动向对方搭过几次话，至于效果，伊万只能安慰自己道至少他的姐妹正尝试着互相磨合，令他不知该感到欣慰还是担心的是，娜塔莉亚趁着奥利加游览自己将要居住的区域离开之时告诉伊万他不用担心她们的事，同时直白的告诉伊万她因伊万对奥利加前来一事表现得如此激动而生出些小小——可能也没那么小——的妒忌，话音未落她就提着裙摆跑走了，留下懵且怔愣的伊万迟疑他是否该叫住娜塔莉亚好好谈谈幼儿对亲近之人的独占欲的问题。

大约一个多月后的某日晚上，伊万洗漱完后换上了睡袍——公平来说，这件长至他脚腕的略透明的袍子有些像女士的内裙——他打着呵欠走向床，掀开棉被后却措不及防被床上一团蜷缩的人影吓得倒退几步，差点儿被地毯绊倒往后摔一跤，他没有立刻转身朝茶桌扑去、举起茶椅砸向床并高呼卫兵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在受到惊吓之余认出了躺在床上的是娜塔莉亚。已睡着的娜塔莉亚似乎被伊万的抽气声吵醒了，她揉着右眼坐起身，迷迷糊糊唤了声“哥哥”。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娜塔申卡？”伊万停在原地问，他在问娜塔莉亚是如何在避开守在两人卧室前厅内的女仆和男仆、不被走廊上的侍卫和仆从发现的前提下溜进他卧室内，又是什么时候潜入他床上、用什么方式让方才的他忽视床铺异常的，然而娜塔莉亚却回答说：“因为我想和你说会儿话。”她放下手，看上去清醒了几分。

“我们可以明早再谈——”

娜塔莉亚嘟起嘴。

“——好吧，”伊万叹息着说，他走上前坐在床沿上，“但仅此一次，知道吗？你已经不是个小姑娘了，娜塔申卡，你应该更注意我们之间的距离，尤其是在进入对方私人空间时。”以免撞上些尴尬事儿，伊万在心中补完自己的未尽之语。

“可我要垫脚才能碰到你的肩膀呐。”娜塔莉亚反驳说，她拍了拍身边，要求道：“坐过来些，哥哥。”待伊万坐到她身边后，她扭着身子朝床头坐去，双手环住膝盖突兀地问：“奥利加真的是我们的姐姐吗？”

伊万愣了一瞬，没等他问出娜塔莉亚为何会这样想，娜塔莉亚就自顾自继续说：“她很不一样。”她顿了顿，补充得更详细些，“和你相比很不一样。”

娜塔莉亚的疑问和感受并不出乎伊万意料，考虑到奥利加作为罗斯公国的象征诞生，在罗斯灭亡后经历近百年的地区内各小势力的混战后被立陶宛大公国入侵征服，又被当作利益交换条件由立陶宛大公国转移给波兰王国统治，至今奥利加的子民仍未形成股足够强大的、统一的、能使她摆脱战利品处境的力量，而曾经不被她放在眼里的、过去从属于她的伊万所象征的政权却逐渐强大不说，以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似乎永远不会再次落入被奴役或分裂成无数碎片化小地区的境地。这种身份地位的落差极可能导致她生出蚀骨的嫉妒和怨恨。尽管数个世纪没有自主权的、依附它国的生活磨尽了奥利加性格里的趾高气昂和强势，无论她内心中是否深藏着对他乃至娜塔莉亚的负面情感，至少表面上她维持着拘谨又温婉的模样，可没准儿奥利加在同娜塔莉亚相处时不自觉流露出了什么呢？

或这和情感无关，不提奥利加那些和他区别甚大的遭遇，单论娜塔莉亚对意识体的认知——尤其是意识体间那根本不存在的亲缘关系——就因他的私欲而不怎么符合主流，也许这才是娜塔莉亚口中的“不一样”，只是，真正让伊万苦恼的是他不知该怎样用简练的、概括性且同时易懂的方式将这一切解释给娜塔莉亚听。

“你觉得是哪里不一样呢？”伊万问，希望由娜塔莉亚选择他应从哪儿开始解答。

“……不知道，”娜塔莉亚颇苦恼的偏头，她埋在棉被下的脚趾动了动，一缕鬓发从肩后往前滑至她脸颊旁，“奥利加使用不同的语言，遵循不同的社交礼仪，子民们拥有不同的信仰，但我说的不是那些不同，而是——”娜塔莉亚皱起眉，“哥哥，你在离开前和我聊了不少奥利加的事，我也能感觉到她的确是在试图扮演一个姐姐……大概吧？”她的语气不怎么确定，显然直到现在也未完全理清自己的感受，“奥利加她——”娜塔莉亚泄气地垂手摩挲被面，“我真的不知道，哥哥。我不认为她在伪装什么，就是那种暗怀不好的心思与目的而故意接近我的那种，可和她在一起时，她的言辞和神态总使我觉得不对劲儿。”她忽然转头看向伊万，“虽然你从未详细解释过为什么你不仅向其它国家隐瞒我的存在，也隐瞒了沙皇，但我自己就能推测出你的动机，是为了避免在人类认为必要的时候把我像货物一样出售抵债，对吧？”

“……娜塔莉亚……”伊万讶然又欲言又止的唤道。

娜塔莉亚耸了下肩，“都不需我努力总结周边意识体的经历，奥利加的遭遇不就是最典型明显的例子吗？没有男性近臣会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哥哥，只有安娜·伊万诺夫娜和她的荣誉女仆[3]、主要是荣誉女仆肯分注意力给我，我理解人类对我们的态度以及重视程度的区别是由于我们象征的政权的重要度不同，更遑论我的领土既不处于你的统治之下，也不存在单独的政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喜欢那些人类的态度。他们因你重视我而施舍般允许我在他们的视野中获得一席之地，又时刻估量我的可利用价值以斟酌调整他们对我的方式。”娜塔莉亚说着，左倾着靠向伊万，两人的体温透过丝制睡袍交融在一起，“别露出这样的表情，哥哥，那不是你的错，你也无力改变他们的想法和做法。”

‘是的，只是我仍感到内疚。’伊万想，他不欲同娜塔莉亚争论他的自责情绪是否应该存在，故他选择无言地揽住娜塔莉亚的肩，缓缓抚摸娜塔莉亚的臂膀。

“而奥利加总是会让我想起那些人，”娜塔莉亚头枕着伊万的右肩继续说，“她也在评估我，可她是我们的亲人，亲人不应该互相评估，不是吗？”

“……家人的确不应该相互衡量利用价值，不过这仅是我俩的想法，或准确来说，是我认同的观念，而我抱着私欲使你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长大。”伊万语气平缓地说，见娜塔莉亚满脸不认同欲反驳的神��，只好又说：“先听我说完，娜塔莉亚。由于寿命、地位、象征意义的缘故，从很早开始，至少是我出生之时意识体们之间就少有‘亲人’的概念，你还记得我提起过的罗斯公国时期我们那些已消失的兄姐吗？因那时，一个统一的政权中出现地区级别的意识体被视为公国分裂灭亡的征兆，故在统治者和奥利加的主导下，人们尝试通过各种手段——”伊万原本想用‘杀掉’这个词，但鉴于意识体在肉体层面被杀掉也能自行愈合复活，他换了个用词说：“——消除他们，焚烧、溺毙、斩首……我听说过我们的某个姐姐曾被埋在土里近三年，她死而复生，活过来一两分钟后又因窒息而死，还得竭力在活着时用手挖泥土指望某日能把自己挖出去，最后靠着一场地震及其后的大雨才使她重见天日。”

娜塔莉亚睁大眼望向伊万，以她活到今日的阅历，着实无法凭空想象被活埋的痛苦，也不了解反复生死轮回的绝望和可怕，她像是在听一个离奇简短的睡前故事，比起对故事主角的可怕遭遇感同身受，情绪中产生更多的是好奇。

“她是叫阿丽娜还是阿缪娜来着……”伊万努力回想，“我不怎么记得清了，她以及另几个有类似经历的兄姐都脾气乖戾，时不时便毫无预兆做出些奇怪的事，偶尔还会攻击附近的活物，要么就如哑巴般从不说话，也从不与人对视，不饮不食，游荡在山野之间。”伊万无声叹息，他有幸错过地区意识体们生存状况最糟糕的时段，故心中没有对奥利加的恐惧，只有些微“万一她旧习难改呢”的担忧，而这担忧又轻飘飘的，浇上蜂蜜的烤鹿腿、庆贺新年、甚至是附近树上飞来只羽毛颜色鲜丽的鸟都能让他转移注意力将担忧抛之脑后，至于现在，这些微担忧早已消失不见，只残留对人类的愚昧的感叹和几分怅然，“我不责怪她，你也别去责怪她，娜塔申卡，那时的人类统治者和政权意识体都这样做，她只是做了她以为自己有权去做的、以为是正确的事罢了。”

伊万心不在焉挪动下背后的枕头好让自己靠得更舒服些，“那之后，虽然针对地区意识体的虐杀行为停止了，但我们仍被视为政权意识体的附属品，事实上，人类现在仍遵循着这条规则，就如在波兰和我们都拥有奥利加所代表的一部分土地的前提下，为感谢我们的支持，奥古斯特三世同意将奥利加移交给罗曼诺夫家族一样，在作出这个决定前，他不需考虑奥利加的意见，因为奥利加——或者说我们在某些场合中只会被当作无自主意识的财物。”他顿了顿，轻声补充道：“……我也没征求过奥利加的意愿。”

“哥哥……”娜塔莉亚唤道，她抬手回握住伊万摩挲她臂膀的那只手，欲宽慰伊万却又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如这般才是意识体们通常的相处模式，娜塔申卡，”伊万说，他语气中听不出多少对奥利加的歉意，“强大的一方掌控并使用弱小的一方，决定弱者的命运，而弱者或是被掌控，或是积蓄力量推翻强者，逆转双方的地位与立场。意识体间容不下多少温情和宽容。唯独你我不同，我故意不按照传统的方式驯养你，因我渴求的并不是你的愚忠和畏惧。”

娜塔莉亚的眉心挤出几道褶皱，她不喜欢伊万用负面的词描述自己，像大部分孩子那样，她对自己的养育者存在着种正面的偏见，认为即使伊万不是自圣典内走进人世间的模范也大约相去不远，“这有什么不好？”她问，“难道你认为驯养我才是正确的教导方式吗？”

“当然不。只是偶尔……”伊万的视线落在被面的纹路上，“我害怕你会被夺走，娜塔申卡，”他收紧右手，感知掌中娜塔莉亚的手还带着幼儿独有的柔软细嫩，‘她还那么年幼。’他想， “我虽发誓会保护你，但世事无常，俄罗斯帝国不会永远强盛下去，也许未来某日我会被入侵，或因内乱分裂成无数小国，那时你必将自己去面对一切，而他们比山盗凶狠，比窃马贼狡诈，对待弱小的意识体的方式比贵族对待农奴更残酷，你该如何保护自己呢？又该如何忍受一个自由人被打碎自尊、被当作财物用以分配的痛苦呢？”伊万情不自禁倾吐自己的烦恼，他希望自己能给娜塔莉亚创造出安稳无忧、充满爱与尊重的环境，又担心有朝一日俄罗斯帝国衰弱后娜塔莉亚会像只被抛弃在森林中的狗崽一样被猎食者绞杀得尸骨不存。

“真到那时，不就轮到我保护你了吗？”娜塔莉亚疑惑地问，她面带真诚，仿佛发自内心不明白伊万为何为未来苦恼。

伊万愣了愣，随即笑了起来，他既为娜塔莉亚孩子气的话感动，又为娜塔莉亚那股天真的自信而感到几分好笑，“唔，我们似乎偏离了原本的话题。”他避开正面回应娜塔莉亚，“总之，奥利加过去生活在一套与我们不同的规则中，短短一个月是无法去除旧规则带给她的遗留影响的，”——没准儿她永远挣脱不出强食弱的模式，伊万暗自思索这一可能性，“我们得耐心些，给她留出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我可不想像卢卡谢维奇或罗利纳提斯那样命令她变成我想让她变成的样子。至于娜塔申卡你，”他低头同自己的妹妹对视，“则尽可做你想做的，若你不喜欢被评估，在奥利加改变以前不理会她好了。”

娜塔莉亚盯着伊万看了几秒，她又嘟起嘴，一头撞进伊万怀里，“她和你描述的不一样，看起来一点儿都不擅长马术和刀术，反倒像女仆们那样喜欢拿着针线绣个不停。”

“……我也好几个世纪未和她相逢过，或许她的兴趣改变了吧。”伊万解释道，尽管他丝毫不相信自己给出的解释，毕竟回圣彼得堡途中他同奥利加提起相关话题时奥利加脸上露出的可不是自主自愿改变爱好的人会有的表情，不过鉴于娜塔莉亚在他背地里的周旋下受到的束缚比其余女性人类及意识体少，恐怕她难以对仅仅因为股间没长出某个器官就得被迫放弃穿某类服装或发展某个爱好这种因果不相连的事感同身受，故伊万不打算说得更详细。

“我觉得奥利加很多余，”娜塔莉亚声音闷闷的，“我只需要哥哥你一个亲人就够了。”

这又是句孩子气的话，伊万听说过、也偶尔见到过小孩子对自己的亲长拥有强烈的独占欲，若亲长同别的孩子表现亲密便会哭闹不休，‘该怎么办呢？’伊万犹豫是否该干涉娜塔莉亚对自己的独占欲，理智告诉他若放任娜塔莉亚，说不定未来会有糟糕的发展，可抛开理智，他只想紧紧抱住娜塔莉亚、将头埋进娜塔莉亚发间再尖叫着重复“可爱”二字，“这样想可不行，”他漫不经心地说，语气完全不能冠以‘责备’一词，“严格来说，卢卡谢维奇也是我们的亲人，”娜塔莉亚闻言垮下脸，伊万却故意视而不见，自顾自继续说：“还有曾经的塞尔维亚王国、尼特拉公国等现在分别处于奥斯曼、匈牙利诸国统治下的意识体们，以及罗斯公国的某位公主曾和法兰西王国的国王联姻，所以法兰西的意识体也能算我们的远亲，”娜塔莉亚的脸皱成一团，“不，应该说，按照斯拉夫人的联姻历史，所有欧洲意识体都和我们有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

娜塔莉亚撇着嘴沉思半晌，以讨价还价的语气说：“那就奥利加吧，我的亲人名单上再添个奥利加就够了。”

“随你喜欢。”伊万忍笑道，“不过说到欧洲意识体们……过去因你不需与同族和各国皇室接触，我一直没要求你学习纹章学和贵族姓氏史，既然现在得让你逐渐融入国际社交圈——”伊万还没说完，娜塔莉亚就像只梭子般滑进被褥中并翻过身背对伊万。

“——好吧，功课的事明日再谈。”

娜塔莉亚猛地扯过棉被遮住了自己的耳朵。

 [1]1726年，神圣罗马和俄罗斯签订了维也纳条约

[2]德林斯基休战

[3] обер-гофмейстрины 机翻咋翻我咋写，大概是俄剧《叶卡捷琳娜二世》第二季中被叶二派去检查长子是否有生育能力的那名女配那样，通常由出生高贵的贵族妇女担任，虽有‘女仆’之名但不会做太多服侍人的杂事，更类似于宫廷内臣

白俄对露不是性缘脑，而是类似于“妈妈你把注意力放我身上就够了，别给我找爹也别生二胎”的那种独占欲超强的小孩

以及露总觉得自己在用私欲干涉白俄的教育导致白俄没有成长成那时最被主流价值观认同的人，而白俄则苦恼于露总是自责自贬23333333

[captainjajajthings]

判了！90后“黑老大”获刑20年！

判了！90后“黑老大”获刑20年！

光明网 08-19 12:54

 2017年12月31日23时许，为庆祝元旦新年，市民周先生、张先生带孩子到湖北省老河口市天河佳苑小区附近江边游玩，此时从小区过来一名大约二十多岁的男子，责骂他们太吵影响自己睡觉，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十余分钟后，一辆白色轿车驶来，车上下来三名年轻人，手持工兵铲向周先生、张先生走去。两人见状不对，急忙驾车离开。三名年轻人随即驾车追赶，不一会一辆黑色轿车也急速驶来，两车同时撞击、拦截周先生车辆，直至将其撞停。随后五六名年轻人，手持工兵铲打砸周先生车玻璃，呵斥他们下车。车内两个小孩吓得大声哭喊，周先生、张先生也惊恐万分，急忙报警救助。民警赶到现场，敏锐的觉察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治安案件，而是一起有组织的寻衅滋事。随着调查的深入，王孙喆黑恶犯罪团伙开始浮出冰山一角……

以“打”成名

“90后”小混混变身“江湖大哥”

01

 出生于1992年的王孙喆，今年不过28岁。

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却在这段年轻的生命轨迹里写下了组织黑社会、开设赌场、非法拘禁、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斑斑劣迹。他的名字，一度成为“黑社会”的代名词，他也成为襄阳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被抓获的最年轻的“黑老大”。

2007年，王孙喆刚刚15岁。因家境环境影响，王孙喆很早就开始混迹社会。时年2月，王孙喆带领7名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故意伤害他人，致两人重伤，涉案人员相继被判处刑罚。刑满后，王孙喆并无收敛，仍经常与朋友结伴殴打他人。用拳头说话，成为他的处世准则。

为谋取经济利益，2012年下半年，王孙喆带领王阔、蔡震宇等人打砸雷海峰、帅勇开设的百家乐赌场。随后，在与雷海峰的协商中，王孙喆提出要让手下“兄弟”到赌场放贷赚钱。有一定经济基础后，王孙喆团伙迅速发展壮大，一个以王孙喆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初步成型。

2014年11月，王孙喆团伙的骨干成员王阔，在某赌场因放贷与韩某发生争执，为树立该组织权威地位和影响力，王阔带领张校斌等人同韩某一方，在老河口市环一路十字路口聚众斗殴，双方手持钢管、工兵铲相互砍杀，驾车冲撞，致多人受伤。此次犯罪活动让王孙喆团伙名声大震，因害怕王孙喆的凶狠，凡其涉足的赌场，无人敢与争抢“放码”业务。由此，奠定了王孙喆在老河口的“江湖大哥”地位。

同时，为便于管理，王孙喆对组织成员奖罚分明，对不听话的予以“开除”，对打架有功的实施奖励。2017年5月，因之前参与聚众斗殴被判刑的张校斌刑满释放，王孙喆立即为他购买一辆本田CRV越野车，并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多名被告人在供述中称，平日他们尊称王孙喆为老板或大哥。

为了聚敛钱财，保障集团运转，王孙喆团伙“以赌养黑、以黑护赌”，开设人工百家乐、网投百家乐、麻将、德州扑克、炸金花等多种形式赌场，同时还到他��开的赌场上占干股。据查证，王孙喆团伙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收取赌资加收益1700余万元，用非法所得保障组织运行，并向组织成员发放工资、购买车辆及房产，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

为害一方 作恶多端

该集团性质之恶令人咋舌

02

 暴力特征明显，是王孙喆团伙最突出的特点。

多年来，为维护、扩大组织势力，他们有组织地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严重破坏本地社会秩序。VigRXVigRX陰莖增大丸威樂增大丸VigRX plusVigRX效果VigRX副作用vigrx plus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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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大年初一，原老河口市某银行分行行长徐某因欠王孙喆赌债，被该组织非法拘禁在一宾馆内，期间不给吃不给喝。直到第二天，徐某打电话筹来三万元才放其离开。之后，徐某又多次被王孙喆团伙软暴力讨债，迫于王孙喆恶名，他不敢报警，在无力偿还又不堪其扰的情况下，与vigrx plus副作用vigrx plus官網妻子离婚，辞职远走他乡。

随着进一步发展壮大，王孙喆集团开始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出警队”。2016年7月，为帮助某建筑老板解决与小区居民之间的遮光补偿纠纷，他安排手下到小区以深夜放鞭、白天敲门的软暴力手段，逼迫业主签署遮光补偿协议，欺压群众。

2016年11月，赌客吴飞（化名）去王孙喆团伙开设的网投百家乐赌场赌博，仅四个小时就输了30多万，在王孙喆团伙的威慑下，他不得不将位于水岸新城小区的房子抵押还债，随后只身到外地打工。

老河口男子徐朋（化名）早年因车祸伤到了头部，经鉴定为二级精神残疾，获得了40多万元赔偿款，他的双胞胎女儿也均为一级肢体残疾。雷海峰等人获知上述信息后，蛊惑徐朋到其赌场参赌，最终将赔偿金全部输光，另欠下大量赌债。2017年6月，为讨要赌债，王孙喆手下多次上门威胁、恐吓徐朋及家人，并持球棒打砸其家门和摄像头、电动车。他们恐吓精神病人、残疾人的行为，令人发指，泯灭人性。

一朝案发 潜逃境外

集团头目终在缅甸落入法网

03

 王孙喆涉黑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并没有逃脱公安机关的制裁。过去，他们的违法行为均已在当时受到相应制裁。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号角吹响后，他们的“狐狸尾巴”再次引起了公安机关注意。美國vigrxvigrx plus香港VigRX Plusvigrx plus成分vigrx plus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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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老河口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侦办王孙喆集团涉黑案。警方多次召开案情分析会，深挖彻查该犯罪团伙所有违法犯罪事实。8月底，警方开始实施收网行动，陆续抓获该犯罪团伙成员。团伙头目王孙喆等3人闻风而逃，通过偷渡出境，藏匿于缅甸。

2018年10月20日，老河口警方组织侦查员前往云南西双版纳抵近侦查。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办案人员通过中缅警务合作机制，与缅甸警方取得了联系。随后，经过连续两周缜密侦查，终于锁定了王孙喆等3人藏匿的酒店。2018年11月6日，抓捕人员在酒店将三人成功抓获。

2020年7月29日上午，王孙喆等16人涉黑案在老河口市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涉黑集团首犯王孙喆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其余15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3年7个月到12年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每一起犯罪行为都有深层次的原因

王孙喆团伙等人自幼缺乏家庭管教，行走在社会边缘，靠打打杀杀混沌度日，以拳头开路，用暴力说话。明知自己在犯罪，但是犯罪背后的高收益，让他们无法收手。威樂副作用威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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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逃避打击，他们想尽办法去伪装、掩藏，甚至找属下“顶包”，并在案发后逃往境外，被抓后又闭口不言。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始终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在非法赌博场上，他们挣的是“不义之财”，吃的是“人肉馒头”；人生的赛场上，他们却输掉了自己的前途、家人的幸福。他们的经历也提醒着人们，尊重法律、敬畏法治。

来源 |老河口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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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警察网

[cnbnews]

作者：燕舞

我们这里的文化生活表面看很沸腾，到处是娱乐八卦、打情骂俏，网上天天在斗架和狂欢，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各种假话和笑话当中，主动和被动地回避那些真正令人疼痛、尴尬、耻辱和心虚的事情。久而久之，不仅灵魂麻木了，还有层出不穷的聪明人在假面上涂上调侃的、喜庆的油彩，扮演出一场场搞笑的或者肉麻的盛世喜剧。我们以为这是中国式的达观和幽默，但深夜扪心自问，这难道不也是我们的某种时代病？

查建英（笔名扎西多），北京人。1978年至1987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87年回国，1990年代返回美国。2003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再回中国。曾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 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在北大读书期间的查建英

洛阳纸贵的尼采和萨特，

红极一时的《一无所有》，

震撼人心的《伤痕》，

口若悬河的文艺沙龙······

所有这一切，表征着渐行渐远的20世纪80年代，但它们又不是1980年代的全部。那个以“文化热”著称的年代到底是怎样的面貌？在三联书店于2006年推出的大型人文访谈录《八十年代》中，著名旅美作家查建英女士和阿城、北岛、陈丹青、崔健、甘阳、刘索拉、李陀、栗宪庭、田壮壮等十余位成名于1980年代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批评家一一深入对话，试图立体地还原面相复杂、异彩纷呈的80年代。

年轻一代的读者可能稍微有些陌生，但查建英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开了198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刘索拉、友友、严歌苓、虹影、刘西鸿等紧随其后。追忆77级北大中文系文学班同学中后来成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和现代文学馆馆长的陈建功，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参与者、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子平，当时班上年纪最小的查建英“��不起头，他们‘老三届’都是满肚子故事”。

在当年北大的文学刊物《未名湖》上编发同学刘震云的小说《瓜田一夜》，查建英还以编辑的身份一本正经地找来刘震云谈话。《八十年代》访谈对象之一、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夫人夏晓虹教授，和查建英“同班同宿舍”。北大中文系77级的古典文献专业则“出了个葛兆光”。

而认识北岛和《今天》的诗人们是大一大二的时候，“逃课骑自行车进城，在一个四合院听他们读作品”，“北岛是我们当时的‘文学偶像’”。

1981年秋天，查建英去了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如果那时有托福考试，我就过不去了”。两年后，查建英因为喜欢纽约，就从申请成功的五所名校中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那也是胡适、罗隆基们当年留学的地方），开始师从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夏志清先生，“夏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很多人特别喜欢他，也有很多人特别不喜欢他。纽约也是这样一个城市”。查建英让夏志清“失望”的是没有读博士，说是准备回国研究“美国的‘越战’小说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小说”，但只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口试的查建英带着哥大的博士论文奖学金回到了中国。此前，黄子平就在信中告诉她，1985～1987年左右“文化热”时的中国“不知道有多好玩儿，多热闹”。临别哥大，《东方主义》作者、时任哥大比较文学系系主任的萨义德教授疑惑地问：“你是不是还会真的回到我们这儿？”

“与其做一个特别糟糕的学者，不如做一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尽管没有回到哥大读博士，查建英后来在双语写作上的成绩是无愧于夏志清先生的。1995年撰写自己“第一本比较成熟的书”《中国波普》（China Pop），查建英率先描述分析了中国市场化浪潮冲击下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以及身在其中的文艺人和知识分子的种种面相，被美国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查建英部分最新的文章也在《纽约客》陆续发表。

最近20年，查建英先后在北京、纽约、芝加哥、休斯敦、香港和佛罗里达居住，2003年秋天又回到北京定居，每年回纽约两次，“北京和纽约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定居北京也是为了收集《中国波普》续集资料的方便，而且她“希望女儿在中国的中文学校上几年学，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上不单只有美国那样一种国度��文化”。

近年的朋友聚会上常听到关于1980年代的即兴回忆，“而且永远伴随着生动的细节和风趣的评论”，“讲故事、说段子自然也是一种叙述，但茶余饭后的闲谈毕竟零散随意，哪说哪了，难有深入的追究和细致的梳理。这么多人物、事件、看法，如果能比‘说段子’再进一步，不惮反躬自省，做事后诸葛亮，进行一点时过境迁的追述分析，遇有心人记录编攒成书，一定有趣，至少可以为过来人和后来人留下些关于那段生活的回忆思考。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也该有人来做一本关于80年代的书了。”

有心追忆1980年代的查建英后来受朋友洪晃的《乐》杂志之约做阿城等文艺人物访谈，开始还是小打小闹，后来朋友们的真知灼见让查建英甚至中断了自己另外一本英文书，开始郑重其事地做《八十年代》，“真的坐下来谈话，这些80年代人，经过十几年的沉淀、积累、云游世界，人人一脑袋见识，个个一肚子干货，让我无法忍心丢掉那么多珍贵的材料，随便给读者端上一盘速成的杂碎，那样做，对不起这些老朋友，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80年代”。

查建英访谈时的兴奋和享受也传染给了随后的读者。她和陈丹青的对话在2005年11月号的《万象》杂志先期发表后就引起热切关注，资深书评人黄集伟当即在他的博客上大加赞叹，评论家刘绪源看了同一篇对话也感慨“那是我们的一个傻傻的年代，有如青涩的青春期，它也许充满着幼稚和错误，然而，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激情，一种积极向上的蓬勃的生命力”。作家张抗抗也电话催问责编吴彬：“你们的书怎么还不出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则不断地向“不常上网”的查建英介绍网上的热烈反响。在和查建英的对话中，陈丹青关于年代的精辟论断让人叫绝，“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

整个对话保留着强烈的原生态，陈丹青既会兴之所至地讲几句粗口，也会很绅士地征询“可以吸烟吗？”查建英听到陈丹青不加遮掩的精彩表达也大笑“你到底说出来了！”

访谈中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陈丹青与阿城的交往还历历在目：“不久我去美国了，一大早阿城到校门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机场······那时连拥抱都不会，就那么扶着胳膊，流他妈眼泪”，“1984年阿城忽然成名了，他给我寄了一份杂志，好像是《收获》：《棋王》《孩子王》《树王》，都发表了。他直接把杂志寄给我，为了省邮费，把其余书页撕掉——那会儿哥们儿都穷啊——我赶紧躺到床上读！”

《八十年代》中查建英和阿城的对谈原定在2006年1月号的《万象》继续发表，因故暂未上市，众多读者更是翘首以待、心急如焚。于是，2006年2月上旬，笔者首次独家专访了在纽约休假的查建英女士，请她畅谈做《八十年代》的前前后后。

燕舞：请您具体谈谈做《八十年代》的缘起，是不是也受到近年流行的口述史的影响？选择20年左右的时间间隔来回忆80年代，您觉得这个时间间隔能保证有足够的缓冲来清晰地还原80年代么？

查建英：并没有受到什么流行的囗述史影响。做此书的缘起以及为什么采用访谈录的形式，我在书的“前言”里做了一个说明。并非蓄谋已久，是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从美国回北京不久，被朋友洪晃拉到她出版的杂志《乐》去帮忙，策划会上谈选题时扯出了回顾80年代的想法，本想只找几位老朋友聊聊，弄一篇文章，结果开谈之后发现有很多东西非常值得整理、讨论，于是索性找了12个人陆续谈，成了一本书。为了这本书，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反倒把我回北京的初衷——给美国一家出版社写一本关于当下中国的书——给搁下了，至今那本书才写了一半。

至于时间间隔的问题，过了将近20年之后去回顾，这个距离我认为足够了，这恰好又是中国人的信息量、视野、阅历都在大大拓展的20年，有利于据此获得不同的角度去回顾历史。但要想做到“清晰地还原80年代”，谈何容易？关键倒不是时间不够，而是我们的言论空间和信息渠道不够自由，禁忌、管制太多，对许多问题不能真正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在这种状态下怎么可能做到“清晰地还原”？久而久之，大家习惯了回避，后来的人并不知道这是残缺记忆，那才可怕呢。这么多年下来，这个局面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燕舞：这个系列访谈的成功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您提问的对等深度，它超越了一般媒体记者的水准，比如您讲“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高人、智者，是成熟过度、自我封闭的制度、环境把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闷死、放逐、边缘化”就让我特别佩服。您和您的访谈对象在思想深度上是旗鼓相当的，访谈问题是怎样设计的，是不是先期设计了一些大致的问题，然后临时随机应变加进一些问题？针对不同访问者，您是不是也设计了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来美国”的问题都问过艾未未和陈丹青？

查建英：你过奖了。我的访谈对象的确都很强，实际上我的主要任务是提问、当话托儿，当然有些人恰好是我比较熟的朋友，他们希望有个对谈、讨论的气场，这样有利于随机碰撞、激发出更多的东西，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配合。访谈前我会备一些问题，有的是共同的，有些是根据访谈对象特别设计的。但临时随机性很大，就像平常谈话时那样，跟着感觉走，随时欢迎出人意料的转折。其实我做访谈不够职业化，往往超出原来的计划，一小时变成了三小时，一晚上变成了通宵！有时谈话兴致高起来，索性变成了神侃。之后整理起来才发现太芜杂，当然也往往有意外收获。

燕舞：访谈录音是怎样整理的？都是一次性顺利谈完的么？我看到陈丹青的访谈好像是在纽约做的，有多少是在国外做的？

查建英：都是一次性谈完。之后我先整理一遍，再交访谈对象修订一遍，然后我再过一次。丹青的访谈是2004年夏天在纽约做的，当时我们正好都在纽约度假，就约到那里谈了。其他各篇都是在北京做的。北岛那篇例外，是笔谈，因为在北京没见成，只好改为用电子邮件做问答了。

燕舞：具体的访问顺序是怎样的？

查建英：没有一定的顺序，2004年夏天定下选题之后就开始做，看各人的时间，先和谁约好就先做谁，最后是甘阳那篇，拖了很久，因为他住在香港，极少来北京，到2005年5月他才来，长谈了一夜。

燕舞：访谈对象很多是您的朋友，而且他们中大多早已是“明星”，此前接受过无数的访问也包括部分媒体的少数还算专业和精深的访问，您如何保持新鲜感和访谈的深度的？

查建英：我基本不看他们以前的采访。我知道我想要他们谈什么，我认为这个话题是有意思的。他们能谈到什么程度我也有一个大体的预期，据此给定一个适宜的长度。篇幅太短了不行，蜻蜓点水或者为吸引眼球讲几句耸人听闻的话，那不是我要做的东西。当然长并不一定就谈得深，深浅那是他们各人的水平问题了。

燕舞：从访谈对象的组成来看，这个集体回忆是否过于精英化（尽管您开门见山就提醒陈丹青“希望你能谈得个人化一些”）？

查建英：有这个问题吗？有人开玩笑说这书里净是“现象级”的人物。确实，80年代这么大一个题目，不可能面面俱到，总要有个角度，我的想法是从当时的“文化热”切入，而这些人都算是“文化热”的弄潮儿吧，有几位又恰好是我多年的老友。他们确实都是自己工作领域里的优秀个人，但他们现在被人当作“精英”，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不是“精英化”，我想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确实，讨论文学、艺术、知识思潮等等，这些话题本身就带有务虚的倾向，又不能马上解决柴米油盐的问题，在有的人看来可能属于“精英”才关注的问题，甚至干脆就属于吃饱了撑的吧。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群人持续地、乐此不疲地关注这类事情，那样的社会是很可怜的，无论它在物质上多么富有。

其实这些事情在80年代是无数中国人在热烈关注的，尤其在城市里，现在很难想象当年那种气氛：居然会有那么多人为一篇小说、一首诗、一本谈哲学的书而疯狂地、通宵达旦地讨论、争论！那种投入和激情比得上初恋中的迷狂。那时候的人，包括书里所有这些“精英”，其实照现在的标准衡量都很清贫。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长年是个体户，像阿城、崔健、栗宪庭、北岛，只不过他们做的是艺术、文化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与自食其力的农民、工人也一样。他们都是一个个生动的个人，沉醉于自己喜爱的工作中。

我的确更注重个人性。我们回首80年代，会发现当时群体的声音要大于个体的声音，但我不希望这本书变成一个所谓的精英群体在居高临下地指点江山裁判历史，我希望读者从书里能看到身在历史中的个人和生动的细节。但在访谈时我也鼓励甚至刺激对方亮出自己的观点，敢于讨论宏观的东西，敢于质疑某些大面积流行的价值观。80年代的确有过于大而化之地讨论问题的倾向，但现在是否也有人爱用“精英主义”来嘲讽那些与众不同或者敢于逆时尚而动的思索与批评呢？而躲在“大众趣味”、“平民视角”底下的并不一定总是个人的、素朴的声音，有时仅仅是懒惰、怯懦以至于对于市场和廉价利益的精明算计。总之我觉得对所谓“精英”和“平民”这类说法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内容。

再说，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已经都“实”到这种地步了，“实”得让人陡生“虚无”之感，即便出了这么一本书，满篇都在讨论一些只有所谓的“精英”们才爱讨论的“虚”问题，又怎样？前些年总听到一种流行观点，强调先要吃饱肚子，口袋里要有几个钱，不然什么尊严呀自由呀文化呀都是瞎掰。今天呢，肚子吃得饱饱的、钱包鼓鼓的中国人还少吗？成千上万，成百万上千万。但我们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高了多少？我们曾经那么深刻地害怕贫穷，我们现在就不怕肤浅的脑满肠肥吗？

燕舞：陈丹青在接受您访问时反思说“猛然发现我什么都不是”，“80年代是暴病初愈”，类似的反思应该也不少，但从整个访谈来看，您觉得你们对80年代的追忆和还原在多大程度上规避了浪漫的美化？那种“80年代是中国文艺复兴”的高调提法您能接受么？

查建英：当然不能接受。文艺的复兴要有一个漫长过程，得从复苏开始，况且也不是什么都值得复兴，对于过去得有个适当的距离才能审视。可惜这个过程才刚开始不久就遭受重挫，然后90年代的重心就转到经济上去了，英雄好汉都往那儿跑。但这笔账当然不能都算到80年代这批人的身上。我比较欣赏的正是：这本书中的大多数访谈人并没有浪漫地美化80年代。

说实话，人对自己的青春时期是很容易抱着一种浪漫情怀的，这很自然，也是不必苛求的。再说，和现在这个物质化的年代相比，80年代是“前消费时代”，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浪漫。那一代人正像崔健那首歌唱的那样“一无所有”，但普遍比较浪漫，对自己的能力、对未来的生活有着各种各样的幻想和憧憬，这其实也是孩子、大病初愈的人、久关禁闭的人的心态。也可爱，也幼稚。成熟之后自然不会再那么单纯，那样异想天开了。但倘若某些可贵的品质，比如真诚、梦想、信任、侠义和荣誉感，比如对美好事物不计功利的追求、对精神生活的珍视，就此永远地失去了，那是非常令人痛惜的。

尽管国人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精神生活今天也有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个人空间，但没有人会认为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浪漫时代。一般来讲，可以称它为消费时代、技术时代，拿实用主义与犬儒主义来概括它的精神特征恐怕也能说得通，虽然这类“主义”的帽子都是简单的归纳。但我想80年代的中国的确可以说是个浪漫时代。

这样概括并不是在美化它，其实浪漫的东西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伤害，被残杀。而中国的情形往往是，一种精神一批人，未及真正成熟就开始颓废了，就像一树的果子，昨天还很青涩呢，一夜寒霜，那些没被冻死也没被打落在地的果子今天已经开始腐烂了。作为生命过程，这是多么悲哀的蜕变。当然，哪个时代都有寻梦者，而真能一直坚持理想又心态开放还有才华的人，恐怕永远是少数，但他们最富人格魅力。今天在我周围仍能看到这样的人，年轻的年老的都有。有他们，你就不会对这个时代悲观，不会对人类这种动物悲观。

还有一种情形，人由于对当下一些现象、风气不满而怀旧，通过美化过去来批判现在。我不敢说这本书里完全没有这种情形，不能说里面所有话和观点都是理性的客观的，都是不带情绪和偏见的，但总的来说，书中这些人对80年代问题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不亚于对当下这个时代的批评。我希望看到更年轻的一代人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成长于其中的时代也有这样尖锐的反省和批判。自我批判和承受批判的能力其实是自信的表现，无论对一个人、一代人还是一个民族的成长和建设，这种能力都很重要。

燕舞：我看到出国前“在中国已经干了一番事业成了人物”的刘索拉反思自己“有民族文化代表的感觉”，那出国留学或访问对您所接触的这批人具体有怎样的影响？重读您的《留美故事》时，我还注意到这样的比较：“中国大陆来的公费生和自费生，在此地不知怎的，各奔各的，俨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阵势”，具体到您的访谈对象，他们中80年代出国的也是这样么，出国身份的差异对他们有怎样不同的影响？

查建英：这个���题比较复杂。索拉那篇访谈详细地描述了出国经历带来的心理落差、文化震荡，她对这个问题很敏锐，也勇于反省。其他几位在国外长期居住过的如阿城、丹青、甘阳、李陀、北岛等，都对西方或者在西方生活的经验有评论，但态度、角度各有不同。

总之我觉得，一个人出国后对西方的看法和他／她出国前在中国的身份、位置和心态很有关系，他／她难免有意无意地会将自己在两边的经验、别人对他／她的态度加以比较，这种比较有意无意地会影响他／她的判断。我们通常听到的一些宏观、似乎客观的看法，比如说西方人这样、西方文化那样，其实背后都有很多个人的遭遇和感受在里面，影响着他／她得出这个或者那个结论。举个简单的例子：三个中国人，一个人感觉自己是民族文化代表、精英，第二个感觉自己是个普通小百姓，第三个感觉自己是长期受压抑受排斥的异己分子，这三个人都出国了，你说这不同的身份会不会影响他们对外国的看法？当然会影响。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超越个人经验与好恶的判断了呢？我认为有，但那需要理性，更需要诚实和性格的力量。这本书里的人有没有做到这一点，读者看了自有判断。

燕舞：许多读者读完《万象》2005年11月号上您和陈丹青的对话，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它强烈的原生态，黄集伟当时就在他的博客上统计陈丹青有多少句国骂。您认为这个访谈系列都有什么样的特色，您接触到的反馈特别是您的朋友们（我看到《文汇报》的刘绪源先生在一篇近作中也大段引用您的访问）都是怎样看的？

查建英：《万象》那篇发表之后网上和朋友们有那么多反应，老实说也让我有点意外。丹青讲得的确精彩，但我听到的主要反应是大家觉得这个访谈还算讲了些真话。我的主要反应是：真话讲得还是太少。我希望读者看了《八十年代》这本书之后，不管同意不同意里面的看法，至少感觉得到书中人是在认真地讨论一些真实的问题，尽管是在受限的语境里。

我们这里的文化生活表面看很沸腾，到处是娱乐八卦、打情骂俏，网上天天在斗架和狂欢，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各种假话和笑话当中，主动和被动地回避那些真正令人疼痛、尴尬、耻辱和心虚的事情。久而久之，不仅灵魂麻木了，还有层出不穷的聪明人在假面上涂上调侃的、喜庆的油彩，扮演出一场场搞笑的或者肉麻的盛世喜剧。我们以为这是中国式的达观和幽默，但深夜扪心自问，这难道不也是我们的某种时代病？

我近年帮助一所美国大学策划一个中国、印度、美国的三方学者交流项目，工作当中有时不免把中国和印度作比较。同为亚洲古老文化，同为“受伤的文明”，我们中国人对待灾难的态度与印度人不大一样：印度教佛教传统使得他们对尘世挫折有一种宗教性的回应，就是奈保尔当年描述的那种绝望之后的倦怠和浸透宿命感的对失败和贫困的安然接受。这种态度当然有它的问题，可能成为行动的泥潭和无为的陷阱，但你至少可以看出，精神状况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物质更重要。

也许宗教在他们的生活里太重了。我们呢，宗教感又太少了。儒教文化极为入世，孔老夫子很伟大，但给我们提供的主要是一套世俗生活中的伦理道德框架，不谈灵魂的间题、超越的问题。这一套传统的伦理道德在20世纪被“社会主义新文明”当成“封建四旧”扫荡了，然后乌托邦幻梦也破灭了，那个精神支柱也倒塌了。

可是，经历了这么深重的精神灾难之后，没有一个正常的精神反省和复苏过程，总是压抑这个反省和复苏，惧怕别的精神资源，只注重经济复苏，把人们都引导到物质竞赛的轨道上，那结果就变成主要是追求事功、追求名利。

这方面我们比印度人要积极进取得多，我们嘲笑玄奥的思索，觉得讨论哲学当不了饭吃、纯属浪费时间，我们也不大会为了什么活见鬼的灵魂问题像俄国人那样酗酒、发疯。精神上的阴影似乎并不那么折磨我们：悲剧发生了，第二天早晨还不是要提着篮子上街买小菜？我们实际得很，很善于随风转舵给自己下台阶找借口，并且因为我们极为聪明，这些借口听起来还十分堂皇。

我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我们的民族文化，这个文明有它独特的魅力和活力，让人爱恨交织。但我总觉得我们的文化性格在某些方面有着深刻的欠缺，这种欠缺至今流在我们的血液里，与长期思想专制造成的软骨病合为一体，影响着我们想象和超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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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燕舞访谈查建英：八十年代的浪漫与现时代的专制 -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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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闻

[independence-of-mind]

一个民族被文明征服是幸运

作者：昆云山房   2016-09-23

一个民族被征服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被文明征服，这个民族将进入新的文明发展阶段，成为一个文明的民族，例如西德、日本、南朝鲜被美国征服以后，才摆脱野蛮的军国主义，真正进入宪政民主的发展道路。

但是一个民族一旦被野蛮征服，绝对就是这个民族的悲剧。

例如中国历史上被蒙古征服，被满清征服，以及二战后被苏俄征服的一大批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上世纪八十年代看到的东德和西德的差距，今天我们看到的北朝鲜和南朝鲜的差距，就是同一个民族被不同文明所征服以后造成的巨大差距。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宪政民主改造，是对整个人类最大的贡献，因为随着这两个专制主义国家走上宪政民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就为人类消除了两个战争策源地。 　　 我们看看二战后被英美文明征服的德国和日本的情况。

正是经过美国驻军的强行改造，军国主义的德国和日本才从此走上宪政民主之路，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成为世界主流文明中重要的成员。 　　 二战结束时德国被一分为二，盟军从西边攻入德国柏林，苏军从东边攻入德国柏林，两个不同势力都不肯将占领地交由对方管理，也无法达成协议，最后开会决定，德国由英法美及苏联四国分管，后来美国接管原英法所属占领地，组建联邦德国（又称西德），苏联组建民主德国（又称东德），一直到苏联解体后德国才重新统一（东德并入西德）。

美国对德国的征服可以用三部曲来概括，第一步是武力征服，进行军事管制。取消集会、言论自由。

第二步是进行文化改造，进行大规模的“去国家社会主义化”。这项运动是根据波茨坦协定的精神，在德国和奥地利境内进行的以清除纳粹主义在社会，文化，出版，经济，司法和政治方面的影响。

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搞“国家社会主义”，所以在德国几乎所有人都信这种专制思想。

在德国“去国家社会主义化”运动中，所有的德国人通过回答美国军政府的政治甄别问卷，上有131个问题，据此来划分不同等级的政治犯,分为：主犯，从犯 ，轻从犯，随大流者和无罪者。

划分的基础是1946年4月1日实施的《解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第104号法》（Gesetz Nr. 104 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也正是通过该法，德国当局被委托实际执行非纳粹化运动。

德国政治家巴登-符腾堡州非纳粹化部长高特乐宝·卡姆是执行该任务的负责人。

比如：前纳粹党员滑稽演员伟斯·费尔德，于1946年10月在慕尼黑在“去纳粹化”运动中被捕，他被归入随大流者，但是就是这样的“随大流者”也要进行2000帝国马克的罚款。这在当时几乎等于倾家荡产。

对主犯枪毙，从犯监禁，剥夺这些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不仅如此，还禁止一切和国家社会主义相关的书籍，报纸，标志，甚至国家社会主义的行礼方式“举手礼”，任何宣讲国家社会主义的言论都被定为非法。

经过这样的去专制思想运动后，最终改造了德国人的政治思想文化，从而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奠定了文化思想基础。

第三步就是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制定德国民主宪法并实行普选，让自由民主制度得以运行。

一个崭新的德国在美国人的改造下重新出现在世界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个以种族优越论和生存空间论为意识形态向外扩张的野蛮军国主义的国家，而是一个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的宪政民主国家。

而同文同种的东德却由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了苏俄式共产主义制度，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最后柏林墙倒塌后东德被西德统一，东德才走上和西德相同的道路。 　　 2009年11月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会议大厅向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

这是过去50年来德国总理首次在美国国会演讲，被视为历史性演说。

默克尔说，二十年前，也就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她甚至连到美国旅行都不曾奢想过，更不要说能站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她说：“对我来说，很长时间都不可能到达这片充满无限机会的土地。那座墙、铁丝网，以及向那些试图逃离的人们开枪的命令，限制我接近自由的世界。”

默克尔说，当年，像许多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她也喜欢牛仔裤，她在西德的一个姨妈经常寄给她在东德买不到的一种牌子的牛仔裤。

她说，当时只能借助于电影和书籍了解美国，其中很多都是她的亲戚从西德偷偷带回东德的。

她说：“我对美国梦充满激情，每一个人都可能成功，通过个人努力在生活中使梦想成真。”

默克尔说，她曾在东柏林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她决定进入政坛。

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二年1990年，默克尔和她的先生第一次飞往“蕴育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美国，抵达加州。”

默克尔在演说中感谢美国帮助德国实现统一。

她说，德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前以及之后的这些年当中，美国人民所给予他们的支持。

在充满情感的演说中，默克尔感谢肯尼迪、里根、老布什等几位美国总统在冷战期间与西德站在一起，共同抵抗共产主义。

她说：“我们知道我们欠你们很多，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切。” 　　 ——这就是一个被征服民族对征服者的回答，没有仇恨只有感恩。 　　 我们再看看美国征服日本的经历。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仿效了西方文化的皮毛，西方文化的精华宪政民主却并没有引进日本，例如西方民主的军队不干预政治在日本没有实行，日本投降前军方控制着政府，没有新闻自由和各类自愿组成的协会，来进行社会变革的游说话动，可以说日本虽然经过了明治维新，但是人权和公民自由等等西方民主的核心内容在日本都没有。

妇女的选举权也只是一纸空文，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阻碍着妇女们参加选举。

1945年8月30日下午2时5分，当麦克阿瑟将军走出飞机踏上日本土地的时候，在日本人的眼里，这一刻，是前所未有的恐怖，每个人都在心里念着“亡国，亡国，亡国”。

然而，当时的日本人没有想到，麦克阿瑟将军给日本带来的是和平、正义、宽容和民主而不是仇恨。 　　 在经济上，战后的日本国破家亡经济崩溃，饥饿笼罩着日本。这时麦克阿瑟挺身向美国国内施加巨大压力，迫使美国政府援助日本，350万吨粮食和20亿美圆的经济援助紧急送往日本。 　　 在政治上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立即下令释放了被日本政府长期关押的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的政治犯。

40万登陆美军也用他们的克制、善意和献身精神征服了日本人。

当在日本狭窄的城市街巷里，日本平民与美国大兵相遇而通过困难时，总是美国兵站在一旁让日本人先走。

日本人不能不扪心自问，如果他们是胜利者，他们自己能做得到吗？

麦克阿瑟要在日本实行宪政民主，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明治宪法，明治宪法是1889年通过的，它是那些主张改革与西化的人制定的，然而日本的三朝政治家与军人都利用了这部宪法固有的缺陷。

在麦克阿瑟决定依靠现有政府时，他或多或少承认明治宪法下的政府的合法性，然而数周内他意识到，至少要在两个方面对这部宪法加以修改：

政府的权力基础必须是人民权力至上论，而不是神的意志；天皇必须从天赋皇权的神转变为立宪制君。 　　 在对日本进行宪政改革前，麦克阿瑟就已经着手实行了许多实质性的宪政措施，

例如允许日本妇女建立自己的组织；给予日本妇女选举地位的法案；日本妇女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解除了对报纸的禁令，日本实现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颁布了《工会法》，工人阶级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组织。 　　 日本新宪法的制定无疑是麦克阿瑟的最大贡献。

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盟军总部起草日本宪法样本。

美国政府早前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制定宪法的准则是：日本政府必须绝对由全体选民授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5月3日盟军提交了宪法草案。10月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宪法。11月3日，天皇颁布新宪法。

这是一个由占领者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强加给被占领者的宪法，但却是给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带来福祉的宪法。

这部宪法强调了日本人的基本公民权利，把这些权利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加以保障。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集会与出版自由；没有律师的即时介入，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定罪；保障人民居住安全，禁止无端的搜查与剥夺等。

这个宪法把美国体制下的行政权力和英国议会制度结合起来，实施新宪法之后的日本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天皇变为有名无实的首脑，公民自由得到保证，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

写出一份美国人与日本人都能同意的宪法文本，是对麦克阿瑟的一个严峻考验。

诸如主权等西方的概念在日文中尚无确切的意义对等的概念。之所以能达成一致，原因就是很多基本用语固有的模糊性，因而麦克阿瑟以为一些关键性措词指的是这个，而日本人则认为指的是那个。

但是，美国宪政民主的基本理念毕竟融入到新宪法之中，日本真正走上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吉田与日本内阁多数成员都对新宪法草案很愤慨。其内容远远超出他们准备接受的范围。

然而麦克阿瑟知道怎样说服他们：他提议将这一草案直接送交人民进行全民公决。让日本数百万老百姓对诸如宪法之类重大问题拥有直接发言权是保守派无法接受的。他们立刻软了下来，国会在通过这部新宪法时，只对其内容只作了小小的修改。 　　 后来，麦克阿瑟谈到，日本这部新宪法只是对原有的明治宪法作了修改而已，麦克阿瑟一直设法使这部宪法尽量迎合日本人的口味，然而事实上他推出的宪法仍然与过去完全决裂。

这是占领的一项最重要的成就。

这部新宪法让日本走上了成为真正自由与民主国家的道路，而在世界的这一地区，以前从来没有自由与民主。

这部宪法帮助日本成了东亚地区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家，而不是东亚的灾难。 　　 1946年10月21日，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案》。日本政府购买了所有外在地主的土地和在乡地主的多余土地，再把土地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没有钱买地的农民，政府给予抵押贷款。

一夜之间，不流一滴血，不杀一个人，所有的无地农民都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1947年3月31日，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宣布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尊重个人尊严，努力培养人们热爱真理与和平。”日本的学校不再被政府所控制，而是由公众选举的教育委员会管理。选择教师、课本和设定课程完全由民间自主决定。

1947年9月1日，颁布了《劳动基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长劳动时间。 　　 1952年，美国占领军当局归政于日本政府。

这亡国的7年，彻底地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途径，把国家主权从专制者那里转移到了日本人民手里，引发了日本的根本性的进步，把日本引上了康庄大道。

十几年后，日本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国家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

顺便说一句，美国占领军当局并没有花费日本纳税人的钱，他们的花销是由美国纳税人买单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麦克阿瑟就是当代日本即宪政民主的日本的国父。

对这位新日本的国父，对征服了日本的这位征服者，日本是怎么样看待的呢？

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有无数日本人写信给麦克阿瑟要求赠送自己的田产、传家宝、房契，更有无数的日本女性大胆的在信中表示要为将军献身，那些勇敢的女子信中直接写到“请让我为您生孩子吧”。

1951年4月16日晨，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了占领军司令职务的麦克阿瑟就要回国了，对他的离去除少数日本高官外没有通知任何人。

但当麦克坐上汽车时才发现，从他下榻的官邸直到厚木机场，上百万日本人自发的站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

当车队经过时传来日本人发自内心的高呼声：大元帅！

老麦热泪盈眶。

当麦克阿瑟最后调离日本的时候，在东京街道的两旁，日本民众纷纷前来，眼含热泪地为其送行（全然忘记了麦克阿瑟是打败自己国家军队的占领者），天皇亲自到使馆为麦克阿瑟送行，此时麦克阿瑟激动地眼含热泪，双手紧紧地握住了裕仁天皇的双手。

时任日本的吉田首相在欢送词中如此说道：“是您麦克阿瑟将军大人，把我们从战败的惶恐与不安和混乱之中挽救过来，并把我们引领上了战后重建和恢复的道路，是您在我国的各个角落洒下了民主的种子是您为我们铺平了和平的道路，我们全国人民对您的惜别之情非我的言辞所能表达”。 　　 2014年4月29日，安培晋三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讲厅用英语向美国人说：

“美国真是一个非常棒的国家，没有等级和论资排辈的现象，人们全靠业绩说话，当你和别人讨论问题时，你不用在意对方资历的深浅，他们看重的是这个想法本身是否很棒，而不是这个想法由谁提出。这种文化真令我着迷。” 　　 ——这又是一个被征服民族对征服者的回答，仍然没有仇恨只有感恩，只有着迷。

原文链接

#china politics #文明 #征服 #美国 #德国 #日本

[isaiasleyeshurun]

浅谈论语一书和西方学问之分别（上）。

， 自上次把孔老二的底裤扒下之后，许多人对我所说的存疑，认为孔子之学说并非如此弱智，我们看看论语一书到底讲了什么。

上次我曾经列出6个有代表性孔子学问无价值的句子，分别代表废话，混账话，屁话三种，废话就是不需要说全地球都知道的道理，比如人有两只眼，鸡有两翅膀，母猪有四条腿，这些道理不需要哲学家论述，三岁懵童都明白的现实，用你记录下来流传千古？第二类混账话，典型的就是说的毫无道理，歪曲事实，偷换概念，或者反人类，反常识的那些教条。第三类屁话，就是没有价值，喋喋不休，重复啰嗦说一堆生活大白话，压根谈不到学问之类，当然还有第四类，叫做干话，这是台湾人网络上常用的词，给支那人解释，意思差不多就是出于嫉妒，厌恶，仇恨，说出来的带有明确负面目的性的针对言语。

上次我们也讲了一些西方哲学家，我们看看儒学和西方哲学的差距是什么。（儒学没法代表东方哲学，甚至没法代表中国哲学，我会在支那人学问中谈道墨两家再提到）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就是古希腊三巨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三个人都是希腊人，虽然三人的出身，生长环境，思想，好恶并不相同，但三个人对于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苏格拉底是在孔老二死后九年出生在Apolece ,一座希腊古城里，除了家庭贫贱，我们对其了解非常有限，只知道苏格拉底有过很多学生，柏拉图便是其中之一，他一生没有留下著作，死在一场政治阴谋里。根据苏格拉底的死可以判断，他本人在雅典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应该是一名有名的学者和哲学家，其本身对知识，矛盾律等西方哲学里最重要的命题，有最早的提出和见解，现在西方一般是通过他学生柏拉图在对话录里的记载，来猜测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关于苏格拉底的死，是非常有名的西方故事，他被雅典法院判处不虔敬，不敬神并且教唆青年人离弃神明，而被判处死刑，在他被处决前，他的学生们买通了守卫可以让他逃跑，然而苏格拉底坚定自己的哲学和自己的信仰，饮下毒汁。“苏格拉底之死”也被西方人用作愚蠢战胜智慧，劣币驱逐良币的一句谚语。

柏拉图是出生在雅典的贵族家庭，应该说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作品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晚期理想国成为其哲学巅峰之作。不过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很特殊，他和很多坚持一种思路的哲学家不同，他的人生的哲学观是一直改变的。他在对话录里，以人物对话的形式，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方法，对话录得写作风格，并不是对话的记录，也未必有多少是真实的历史，我倒认为是柏拉图借双方之口，说出自己的观点和其辩证关系，以求证何为真假，这种写作方式在古希腊十分常见。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那就是古希腊人，那些成年男子，都可以成为研究学问的哲学家，不需要有哪个大学的文凭，更不需要有什么学术论文的要求。他们集会在公共场地，或者家里，或者学院里，讨论着善、美、真实等问题，古希腊人认为，人活在世界上，就应该每天互相交互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和信息，这就让古希腊成为了孕育哲学最好的温床，之所以他们出现了这么多学派，正是因为在这种言论自由，天赋人权的概念下产生的。

亚里士多德是出生在马其顿的色雷斯，父亲是一个御医，家庭条件优良。他18岁到雅典，师从柏拉图，其著作涵盖了后世西方哲学的方方面面，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修辞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并且影响之大，前无古人，这样一个通才，并且在各个领域影响巨大的通才，人类的历史上恐怕只有他如此一人了，他的思想和学问涵盖方方面面，终成古希腊知识，学问的集大成者。

那么自此以后，拉丁人的统治，占领了西方，拉丁人对知识没什么兴趣，对美也没什么认识，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用武器把周围的邻居打个屁滚尿流，有点像今天的美国。这样一个民族，没有把哲学发展起来，也没有发展知识，尽管拉丁人的文化主导了西方，不过是他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过来的产物罢了，并不是他们自身有什么作为。而罗马帝国的堕落，扩张和放纵终于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等野蛮民族，把拉丁人从自己的土地上消灭掉，然后继承了他们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今天英法德西意等国的来源。此时的希腊三杰的著作都保存在当时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后来土耳其人消灭了拜占庭，阿拉伯人则把古希腊人的书籍翻译成阿拉伯文，波斯文和西方的一些文字，并且保存到文艺复兴时期。

这就是古希腊最著名的三位哲学家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说说孔老二，论语一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不一样，它虽然是一部语录，但不像柏拉图用对话的形式写出来，而是基本都处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种记录风格，每一句话和前面的话都没什么联系，少有几句是对话形式，也是说完那件事情就完。不过我们可以理解，孔子不是亲自著书，而是学生们凭借记忆写下，自然不能周全，但既然是收录起来的书，那么必然是老师最有学问，最有智慧的话，否则没有记载的意义。我们今天就继续看看论语的大问题，并且我简单用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做一个比较。

1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说话很有技巧，外表很和善，这种人没有几个好东西。

这句话用于形容支那人十分贴切。支那人中，确实那些说话好听，外表善良之辈，绝少有几个好东西，但这只是个人判断和经验得出的结论，孔子把这句话提升到所有人的程度，没有任何研究，调查，也没有任何提供出来的思考，就像如果我说“支那人都是连畜生不如的蛆虫”听到这话的支那人会跳起脚骂大街，殊不知他们的祖宗就是这么做判断的。

2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人在家侍奉父母，出门服从领导，做人谨慎有信用，要对周围的人保持关爱，这就离仁不远了，如果这些都做到了，才可以学知识典籍。

我又要说那句话，这是典型的脑袋长屁股上的混账话，大家都知道，现代人都是接受良好的教育，也鲜有培育出能关爱邻人的君子，孔子让人先成为君子，再去学习成为君子的知识，本末倒置，带有支那人特有的分不清前后。

3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十五岁开始立志求学，三十岁自立，四十不再迷惑，五十知道自己的命运，六十听什么都不再争强，七十岁做什么事都随心所欲，却不破坏规矩。

孔子描述自己的人生，不过这种屁话被支那人当做人生标杆，我常常听到支那人说这些话，意为人生就该如此活。孔子说自己的人生，你学个什么劲？不过是神话一个普通老人当举世楷模，虽然欧洲有耶稣，阿拉伯有穆罕默德，印度有甘地，但没见他们要让老百姓学习他们的生活经历，学习的是精神！孔子的人生十分普通，没什么可以夸耀的，十五岁有求学的志愿，三十岁能养活自己，在世界上普遍都能做到，中国人古代平均寿命40岁，我试问有几个男人40岁还迷惑的？古代的五十岁都拄拐杖上街了，还需要让别人给你算命？六十岁还争强好胜那纯属没活明白的老混蛋，最可笑的是人到七十才不坏规矩，我想问七十岁人还能坏什么规矩？是杀人还是强奸？是造反还是落草？真乃无耻屁话，还写到书里，写到书里也就算了，还被人奉为普世表率，奉为普世表率也就算了，还被奉为万世师表，混账夫子，混账国家，混账人民，2000年的糊涂账混账。

4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我天天教颜回，他从没有提出过异议和自己的看法，像个蠢货，但出去以后自己的行为，却受我的言传身教，颜回其实并不蠢。

我的天哪，这就是一位大教育家说出来的话，对于孔子，宰予，仲由这样爱刁难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好人。（仁，孔老二的终极思想，就是善，孔子说谁不仁，就是坏人的意思）除了颜回，连曾子，端木赐等等这些人虽然好学怀古，但从不至于像个傻子一样不闻不问，而颜回上课呢干啥呢？除了听啥都不干，照单全收，也不懂颜回有何长处？不过是跟孔老二一样，是个复读机罢了。孔老二复读古人，颜回复读孔老二，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不知道自己会干什么，这样的废物，在孔子眼里是最好的学生。柏拉图不喜欢亚里士多德，因为他有异议，亚里士多德也不能接受柏拉图的所有知识和哲学，改革和添加了自己的想法，但亚里士多德也没有不尊重老师。伟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像孔老二这种为人师者的心态，难怪支那人是黄鼠狼打洞，一代不如一代。

5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对于那些思想异端的人，要好好治一治他们，他们危害天下太多了。

欧洲的宗教裁判所支那版，而且持续时间之久，波及之重，到今日也没结束。啥叫异端？异端这个词在宗教里的解释就是，神学释义不准确的，会引导人陷入堕落的邪恶思想。比如天主教视胡格诺派为异端，法国国王为了讨好教宗，杀死迫害了2万多胡格诺信徒，新教刚出来不久的时候，尼德兰的奥兰治亲王到法国面见法王，法王肆无忌惮的说着如何把荷兰的新教徒都赶走。西班牙天主教双王，强迫犹太人，阿拉伯人改宗，不然滚出西班牙，并且迫害吉普赛人。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人们惊慌失措，教会赶紧烧死几个异端来为百姓解恨。所有说别人是异端的，不是蠢，就是坏，你凭什么因为别人说了想说的话就烧死别人？纵观人类历史，这不是支那人独有的劣根性，实在是世人皆有的毒瘤。然而今天西方已经解放了这种野蛮的政策，支那人，却仍在禁言，禁思想的有害环境下生活。真正美好的国家，就是古希腊柏拉图一样的时代，人们能自然的说出自己关于上帝、教会、国家、政治、文化、自然、哲学、科学的话语，一边饮茶或者喝咖啡，一边笑着和朋友和邻居甚至和陌生人一起讨论，一起聊天。并且人们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每个人都尊重别人，这样的社会，才是美好的啊！

孔老二为人十分狭窄，鲁国有个叫少正卯的学者，是个自由思想家，很多言论时人异之，把不少孔老二的学生给吸引走了，导致孔老二的收入大幅下降。对于这样的事情，一个高尚的人会怎么样？见贤思齐，对，就是孔老二自己说的，自己的本事没别人大，你的学生认准了别的老师更有学问，你就该虚心强化自己，这就是高尚的人。聪明的人会怎么样？会挑战少正卯，和少正卯来一次场辩道，让大家听听二人的言论，看看谁更有学问，这就是聪明的人。仁爱的人如何？他会包容宽宥，心里感谢上天，有如此聪明的人在自己身边。我们看孔老二如何做的，他联系鲁国官僚，动用自己手中私器，当上官员，七日诛杀少正卯。孔老二好大官威，当官七天就把自己的政敌给宰了，罪名是妖言惑众，你们听听，是不是和雅典法院杀死苏格拉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区别在于西方人赞美苏格拉底，批判雅典政府的野蛮，而支那人赞美孔老二的睿智和毒计，认为少正卯该死。就是这样一个孔老二，不高尚，不聪明也不仁爱，也就是他嘴里所谓的，不贤，不智，不仁，这么个狗东西，却被抬为万世师表。

6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没法雕刻了，用大粪垒的墙不能更脏了，我还能拿他怎么办？他又说 我以前看人都是别人说什么我信什么，现在我不仅要看他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我从宰予这改变了看人的角度。

孔子真是夫子，满嘴咒骂诡辩。人家白天睡觉，你把别人形容是大粪垒的墙，孔子还真是学问大，会用大粪垒墙，这是何等境界？我从没听说过大粪也能垒墙，不过支那人一向视粪肥为宝物，用大粪垒墙也不算稀奇。我就纳了闷了，你不是吾日三省吾身吗？你讲课学生睡觉，明显你水平不行，怎么说别人是大粪？别人如果是大粪，你又是神马东西？夫子说话可要权衡的，孔老二为什么喜欢颜回？因为颜回是个标准的支那官场里那个捧臭脚的下三滥，逢迎上级，左右逢源之徒。你观支那，看论语一书足以！

7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武这个人，国家的君主贤明的时候，他总是提建议，建设国家，君主过世，储君无能昏庸，他就天天装傻，他的智谋别人可能做到，他装傻这本领别人做不到。

我们就听这段话大概就知道宁武是个什么东西了。支那人装傻充愣的本事世界一流，你要是不信，你看看外交部发言人，顶着斗大的证据在那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胡吣，你就知道支那人寡廉鲜耻到何等地步。身为人臣，君主贤明你该尽力无可厚非，君主昏庸你该劝勉，警戒，不然老百姓养你们干什么吃的？如果你勇敢，哪怕被昏君杀了，杀身成仁，也是尽责了，如果你不勇敢，辞官回家，也不白吃民脂民膏，宁武却有个昏庸的主子就混吃等死，有失人臣之责。孔老二对这样的人，不仅不大加批判，还抬出来当棺材扛，一幅赞美宁武装傻充愣的大智慧的恶心表情让我作呕。支那人之残暴从商周而来，然而支那人的厚黑和无耻，却实实在在从孔老二这里开始。

8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你要当君子一样的儒学仕，不要当小人一样的儒学仕。

看来孔老二也承认，儒学仕并不都是君子，也蛮有小人，老二总是无意之中说出一些实话，让人感受到他并非一个十恶不赦之徒。

9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聪明的人喜欢大海大河，仁慈的人喜欢大山，聪明人好动，仁慈的人好静，聪明的人达观，仁慈的人长寿。

毫无根据的屁话，支那人说话不是从脑子里思考出来，都是从屁股里放出来的，就跟毛泽东当年抓右派一样，每个厂分配5%的指标，因为毛主席说“我们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好人，但有5%是坏蛋。”你做过调查？你凭什么这么说？孔老二也是一样，完全是自己的主观感受，说说也就说说，竟然还收录到论语里，屁话瞬间升值到圣人之言，我从没看到西方经典里说过这种屁话。

10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不像觚了，这还是觚吗？

毫无意义的屁话，不知道想表达何意，这话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桌子不像桌子了，这还是桌子吗？

11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老二见南子，子路听说很生气，孔老二对天发誓，我要是干了坏事，老天惩罚我。

南子是卫国国君的一个宠妃，这个女人很淫荡，到处传言她和不少男人关系不正常，卫国国君不仅不生气，还十分高兴，真是一个怪人。孔子到处求职，也是实在没辙了，竟然去见南子这个“淫妇”。当然，南子个人行为不检点，那是她个人的问题，她丈夫都不在乎，别人无权置喙，见了也就见了，但孔老二不行，他天天嘴上仁义道德，怎么能去见这么个女人？想必溜须拍马一通，求个官当当，子路这个人我们说过，就是仲由，侠肝义胆，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听见自己的老师去见一个淫妇，气得不得了，老二知道这件事传出去已成笑柄，老脸丢光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老脸拉到底，对天起誓自己没干坏事，为了天下苍生去见淫妇。支那人身上有个特征，就是把干坏事说的义正辞严，说的光天伟地，说的就像这件坏事是为了人类生存大计一样的去干。此等无耻，皆出自孔老二这个伪君子，无耻之徒。看到这里我恳求读者好好想想，这需要何等无耻的人才能做出来？意大利的黑手党残忍世人皆知，但他们知道杀人是坏事，他们会去教堂忏悔，孔老二以黑为白，以丑为美，以恶为善，这需要何等勇气？最可笑的是，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就知道孔老二是个什么货色了，支那人读了2000年论语，都看不懂，或者懂却装不懂，这样干坏事才能理直气壮。

12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子路不知道如何回答，孔子问他：“你怎么不说，他就是一个努力忘记吃饭，快乐忘记忧愁，也不知道老年将至的人呢？”

又是子路，但凡有子路的地方，孔老二的底裤就被脱光，我实在喜欢子路啊。当别人问子路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其实很清楚，孔子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后期子路看清孔老二的为，深感失望，甚至问出“怀石而杀”的典故来。子路夸老二吧，违背自己的良心，骂老二吧，也不是学生所为，所以子路不知道怎么回答，孔子听说这件事情，竟然问自己把自己吹嘘一番，实乃无耻，就在述而篇前几句，还赫然写着《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样的句子，孔子觉得自己衰老的连梦都没得做，可他又说出自己是个不知道老的人，真不知道该信哪句？支那人读书的时候是不是读完一句忘一句？不然难道没人有疑问吗？看来支那人的愚蠢，真是和孔子的智慧相得益彰啊。

13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问子宫，孔子真是神仙啊，他怎么会那么多事情？子贡说，因为老师是个天才，所以啥都会。孔子说“太宰不了解我啊，我年轻的时候身份卑贱，所以学会了很多生存技巧，君子都是贵族出身，他们家境优厚，怎么会那么多技巧呢？

论语里一段少有的对话，从这段话里，你能地地道道的看出支那人的马屁文化。太宰的问题目的很简单，你孔老二是从哪里学的这些技巧，但必须要吹捧一下“圣者”太宰为吹马屁者。子贡就解释了，老师天才无师自通，刚一出生就会编筐喂猪做饭，这是上天赐予的能力，天纵之才！子贡就是递马屁者。孔老二解释了他为什么会一些民间小技艺，并不是天纵英才，是因为年轻时候家里穷，生活所迫，孔子就是受马屁者。马屁马屁，学问不小，一段简单的问题，如果换做希腊人，会是这样。

第欧根尼：“苏格拉底这个人，听说会种地，还会木工，那从哪学的？”

柏拉图：“老师想必是从前在某处学过，但我也没问过。”

苏格拉底：“我年轻时家庭穷困，我给庄园当工人，也和木匠学习了木工，都是因为穷，才学会的这些技能。”

大家看看，哪段话更像正常人类说话？支那人说话明显是神经错乱，脑神经搭到了肛门上，才能有这么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马屁言论，让人观之齿寒。更有甚者，你说你怎么学的技能，也就罢了，还要贬低一下劳动人民？什么叫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明显看不起劳动人民，这样一个高高在上，满嘴仁义道德，却心中常怀鄙夷之心的老猪狗，实在让人可恨。孔老二人生其实是可悲的，他一生就梦想恢复自己的贵族阶级头衔，好能坐享淫威，可惜他父亲叔梁纥，本身虽然是个贵族，但是死的时候家道中落，他母亲是个没有文化的普通妇女，从小从没享受过贵族的待遇，以至于天天做着恢复周朝对贵族世袭罔替，永享富贵的春梦。孔子年轻时，没权势，没钱，没关系，没靠山，什么都没有，想必尝遍人世艰辛，看透支那人的冷血和残暴，故此发愤图强，立志恢复贵族头衔，再也不让那些卑劣的泥腿子欺负和打骂。我其实发现，支那人但凡从底层走上来的人，大多数都心理变态，比如朱元璋洪秀全等辈。

而上述对话，把支那人际间拍马屁，递马屁，受马屁这三者的丑态天衣无缝的展露出来，只要你够聪明，只要你有一颗正直的心，一颗明亮的眼睛，不需要我在这分析，你也可以看出来论语这部书里满篇狗屁不通的文字到底有多荒唐。

14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颜回一天对天感慨：老师的学问和道德，我抬起头来看那么高，深入的学习却那么深奥，看的时候仿佛在眼前，但研究起来觉得距离实在太大，夫子每天对我一点点的诱导学习，让我从文字中博学，让我从礼仪中学道德，实在无法停止啊。我就算耗尽我的能力和才智，但他还是如此高大，我想爬上去，却没有道路可上。”

子贡好好学学，看看孔老二首席大弟子颜回拍马屁的路数，你还在递马屁那个初级阶段，颜回的马匹都拍出山茶花的味道了。这叫什么，这叫无耻！颜回不亏是孔老二的得意门生，没说过几句话，说出来的都是臭不可闻的臭狗屎，简直比孔老二还要恶滥，如此贼子，幸而苍天有眼早死，不然活在世界上得恶心多少人？现在那些不明白为什么孔子爱颜回的想必都能懂了，就颜回这个马匹水准，谁想不爱都难。初级马屁者，天天逢迎领导上级，马匹拍的不好，不对，不是时候比比皆是，此等马屁者，在支那没有前途，领导最多让你开车下基层；中级怕屁者，拍的马匹又香又甜，入领导的耳朵舒服美好，这是马匹太过显眼，让周围的人觉得不适，此等马屁者，在支那前途不小，未来说不定就成亲信；高级马屁者，马匹拍的出神入化，嘴里没有一句赞美的语句，却处处体现出领导的伟大和了不起，每句马屁都拍在点子上，绝不拍无用之马屁，此等马屁者在支那前途好大，定能成为领导肱骨；神级马屁者，就如颜回之流，他们的马屁的水准，到了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他们不当着领导拍，甚至不当着人拍，他们好似自己一个人，坐在树下思考人生，大声对苍天喊出对领导的崇拜，且绝不媚俗，骈四俪六，文雅异常，绝无马屁嫌疑，而且不示人前，他们清楚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自己这么做，一次没人看见，难道次次无人知晓？让人知道了，领导必定深深器重自己，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一个连在没人的时候，都把你捧上天的下级，你能不信任吗？此等人在支那前途光明，甚至能接任下届领导班子。对于颜回的马屁技术，我不才，也想点评一二。

颜回者，外忠内诡，外憨内奸。似愚者状，却谋定后动，发则中之。论谄媚之态，非常人能及也，常人者，媚其媚者，或言辞过饰，或时不正。回者献媚，不及人言，常常故自吁叹，何以得见天人乎？天授其才，地堪其智，此等大智大仁，见之若近，趋之则远，时时天地，不可夺其才，悠悠日月，不可尽其辉，熊熊高山，不可比其态，汪汪大洋，不可纳其德。此等腌臜龌龊之语，常常吐露于胸，言多则流，时人晓。固媚者，是以无媚更比有媚之态，胜在其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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